谢邀，这个问题我也觉得很难回答。而且我个人不喜欢回溯我国古人有多牛逼，发现什么什么比西方早多少多少年这种东西。还有就是，我觉得被题主一句话吊出字数过千挺亏的。。。哎我又犯蠢了。

而且一说起我国天文，恨不得都能追溯到史前一万年。。。

这个事情，有的人研究说大约八千年前，我国土地上一些文明就有二分二至日的概念了并且有一定的测量水平。西水坡45号墓号称体现了二分日及冬至甚至和太阳运动轨迹——通过墓穴形状。再晚些还有牛河梁石坛，大汶口陶器刻画……

别的几个我都没看到过图，但是大汶口这个我见过图片。

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陶片刻画（很明显，简化字的太阳在原图是没有的）

哈哈哈哈，你看出什么关于节气的信息了么？这个和节气有关是因为，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去遗址考证了一下，太阳升起时候在那三座山的中峰的日子应该是春秋分。

但是毫无疑问，以最宽泛的角度来看，到殷时代也仅有可能有四个节气，就是二分二至。

人家说的是四方和四风。你非要解成四气和四季。但是殷代是春秋两季制，周初亦然。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四季对应。但是生这样解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那么二分二至就和析，因，彝，隩四风联系起来了。

稍后的文字有尚书的尧典，还有出土的楚帛书。帛书说，大能伏羲推了实妹，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定四时。有点类似古埃及的行为，他们在二分二至也排了四个神明。

还有尧典，羲和氏四个娃儿，作为帝尧的天文官分别去了四方，这脑洞就来了，和前面四方风一互证（而且有人从文字演化的角度讲，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就是上面说的伏羲氏四子，同时就是析，因，彝，隩），在加上山海经里面一些记载简直了。。。

然后四个就显得太粗糙了，于是四个时间段各自取中，得到了四立日。共计八个了！这件事不会太早，春秋或者以前一点？就这样。

然后——山海经，里面确实把八方风和八个重要节气联系起来了！！！而且很多古书这样做。

《山海经·南山经》：“﹝ 令邱之山 ﹞其南有谷焉，曰 中谷 ，条风自是出。” 郭璞 注：“东北风为条风。”《淮南子·天文训》：“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 高诱 注：“艮卦之风，一名融。”《史记·律书》：“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剩下七个略

这个时候就不信都不行了。。。

所以你要信这个，就得认识到，二十四节气的创立，可能历时千年以上了。先是冬至和春秋分，夏至。然后四立，然后等分为24.

到二十四节气时候，大概要等到战国时候了。而作为24节气，全部罗列到一起，对不起，现在的资料下，似乎要等到西汉才可以。

对了，周髀算经里面说八节二十四气，很有意思。

另一个更加有意思的是，似乎我国不止一套节气系统，《管子·幼官》里面有一种12天一段的30节气体系。

西汉以后，节气体系基本定型，两千余年名称几乎没有变化。

北齐天文学家张子信发现了太阳运动不均匀，隋代天文学家刘焯提出一种似乎是定气法的代数算法，但是没有被采用。

到明末清初，崇祯下令徐光启领历局引进西方天文学，编纂崇祯历书，开始使用定气法。

依照现代的习惯，崇祯历书是徐主编，汤若望是编委会成员之一。

“粮食安全”的中国古策

民以食为天，基于古代社会生产力较为低下这一事实，我国历来对农业生产都高度重视，通过政策、技术等具体手段促进农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推动了小农经济的繁荣，还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在古代中国，“衣食无忧”不只是百姓们的心中向往和幸福准则，也是评判帝王们为君施政的重要标准，而衣食无忧的前提是农业的稳定与发展。

农业是人类的“母亲产业”，正是由于农业的诞生，人类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继而迈向高级文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朝廷重视农业的生产发展，并出台一系列重农、惠农的措施和政策，如：降低税收、减免赋役、兴修水利。农业政策的颁布离不开重农思想的加持，重农思想在长期历史选择中逐渐成为制定农业政策的主流思想。

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诗经》中就有许多关于农业生产的诗，如《七月》，以朴实无华的手法描写了农人们自年初至年终耕种、收获的过程。农人们在劳作中创造的生产价值使君王逐步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古代先贤们也在实际生产中总结经验、提炼思想、形成理论。春秋战国时期，正值大变革时代，社会性质由奴隶制社会逐步转变为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逐渐取代奴隶主阶级成为国家新的主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初登历史舞台，将自己的满腹才学化为推动帝国前进的实际行动。魏国的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魏国变法，变法后的魏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他从生产力的角度主张“尽地力之教”“治田勤谨”，认为农业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农事害”是“饥之本”。李悝的重农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和韩非在李悝思想的基础上，将重农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农本思想”。农本思想被各家思想吸收、借鉴，并成为君主制定政策的依据。从农业思想到重农思想再到农本思想，古代农业社会在思想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异彩纷呈之貌。

对农业的重视不仅是汉族王朝的传统，就连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统治者也因时制宜，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的政策。5世纪中期，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政权，实行顺应历史的经济变革，推行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均田制”。“均田制”是指国家将无主的土地按人口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进行耕种的一种土地制度，从北魏实行到唐中期废止，前后历经300余年，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这一制度的推行，离不开一位汉人官员的努力，他就是李安世。李安世幼时便因聪慧而崭露头角，成年后的他容貌俊美、举止端庄、行事稳妥，深得冯太后和孝文帝的信任，而他也人如其名“安定社稷，匡扶世道”。连年的战争使得百姓贫苦无依、流离失所，豪强大族趁机侵占土地，聚堡自居。北魏统一北方后，百姓重归乡里，要求收回易主的土地，然而富庶的豪强怎会在意饥贫的百姓，他们虽然霸占着充盈的土地，却不愿将其分与百姓耕种，土地矛盾十分尖锐。李安世决心为百姓解难、为君王分忧，于是《均田疏》横空出世。李安世的《均田疏》历数了西晋以来因战乱分裂而导致贵族豪强趁机抢占良田的问题，也道出了北魏统一北方大部后，百姓重回故乡向贵族豪强索要土地未果的客观存在，针对这一现象李安世提出了“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的对策，即按照劳动力的多少，制定相应的标准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百姓耕种，并用“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八个字，勾画出百姓安居乐业、粮食丰产的美好愿景。孝文帝听后深以为然，采纳了李安世的建议。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政府颁布“均田令”，将土地授之于民。农民获得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不仅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而且稳固了北魏的统治。北魏社会封建化转型加速。北魏末年，有着“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之称的《齐民要术》诞生，综合性农书的出现是农业文明发达的标志之一，是农业思想、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等多种要素共同催化下的产物。

北宋时期推行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为春耕提供财政支持，兴修水利，不夺农时，保障农业生产。清代摊丁入亩，废除人头税，赋税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

农业思想是朝廷制定农业政策的指导和依据，农本观念决定了朝廷对农业政策的倾斜和农业发展的重视，对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历法的指导，古代中国有着领先于世界的历法体系，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订立的用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在农业的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古人在对天文的探索中，逐步掌握星际变化与自然节律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诞生和演变为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创立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尚书·尧典》中记载：上古时期，尧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赴东、南、西、北四方，各司春、夏、秋、冬四时，钦顺昊天，授民以时，指导农桑。“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书中这些优美文字的背后，已初见节气的踪影。日中，指春分。日永，指夏至。宵中，指秋分。日短，指冬至。在先秦的其他典籍如《左传》和《吕氏春秋》中节气体系在逐步完善。随着汉朝的建立，长期的战乱局面结束，天下安定，经济恢复，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二十四节气的研究才能持续推进，并最终在西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完成。淮南王将其献给朝廷，得到了汉武帝的嘉奖，二十四节气被编入当时的国家历法《太初历》中，颁行全国，并流传至今。

“立春”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承载着一年的希望与寄托。立春时节，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这一天，帝王走出庙堂，躬耕田亩，这一典礼被称为“籍田礼”，是统治者以实际行动表达重农劝耕思想的标志。“籍田礼”历史悠久，在《诗经》中就有关于周天子“籍田”的记载：“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农业是国家之本，“籍田礼”作为一种礼仪制度，不仅昭示着帝王重农劝耕的政治主张，而且与节气相结合共同书写了灿烂的农耕文化。

西汉初年，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战乱，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于是汉文帝效法古制，在汉代重建籍田之礼。文帝继位第二年春天的一天，他突然穿上了黑色粗布衣服，说要下地耕田。大臣们听后纷纷劝阻：“陛下初登大位，万一有人在陛下不在的时候发动叛乱该怎么办呢？”汉文帝不以为意，劝慰大家说：“如果我施行的政策得人心，那就不会有人叛乱，退一步讲，即便有人叛乱也会因不得人心而失败。”大臣们深以为然，跟随文帝来到了乡间，文帝亲自扶犁赶牛，和老百姓一起种田。大臣们也都换下宽袍大袖，下地耕田去了。在皇帝、大臣的以身示范下，老百姓纷纷垦荒种田，积极性更高。官员们看皇帝如此重视农业，也都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发展农业生产中。因此，汉文帝在位期间，农业发达，粮食充足，老百姓安居乐业。

文帝亲自耕种，给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作了重要表率，后代的君王也纷纷效仿文帝，立春时节，走出庙堂，来到田间，扶一把犁，赶一次牛，捧一抔土，种一畦苗。企盼风调雨顺，作物丰收，国泰民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古代社会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设施的修建。农业若想得到好收成，离不开对农田的合理灌溉，在没有综合喷淋系统的古代社会，如果单靠人工灌溉，不仅收效甚微，而且难以应对洪涝灾害的侵扰，于是勤劳智慧的古人通过修建水利工程来实现合理灌溉的目的。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到后来的京杭大运河，无一不发挥着灌溉农田、繁荣经济的作用。

细数古代的每一个盛世，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作为基础，那帝王们的文治武功、万国来朝都会成为一句空话。以贞观之治为例，唐太宗治下的贞观盛世，“左右库藏，财物山积，不可胜数。四方丰秥，百姓殷富”，发达的农业与太宗重视水利工程的修建是分不开的。贞观年间，洪涝灾害时有发生，治水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十一年（637年）七月，洛水暴涨，淹没民户600余家，接到地方官员奏报后，唐太宗痛心不已，引咎诏曰：“暴雨为灾，大水泛溢，静思厥咎，朕甚惧焉。文武百僚，各上封事，极言朕过，无有所讳。”同时，太宗下令：调拨物资给遭遇水患的人家，做好救灾和安抚工作；各地的进贡，均悉数减少；涉及到民力征用的事项，也视情况予以停止。百姓们感恩戴德，无不称颂太宗的仁德。同年九月，黄河泛滥，村庄被毁，田地被淹，百姓们流离失所，太宗亲自到受灾区巡视。洪水肆虐下的大地千疮百孔，民不聊生，洪灾就像一块烙印，时刻提醒着太宗治水的重要性。于是，太宗朝广修水利，治理水患，最终修建成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网，此举一方面有效降低了洪灾的风险，另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修建水利工程的同时，太宗也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治水和灌溉。在当时的中央机构六部之一的“工部”中，成立专司水利的“水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除了中央行政机构外，还有具体的水利事务机构——都水监，据《旧唐书·职官三》记载，“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口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京师河渠疏浚和引水灌溉事宜皆由都水监统筹，并由其专门派出的渠堰使具体执行。在对京师水利系统高度重视的同时，太宗也没有放松对各地水务的管理，中央水部对水务责任进行细分，由各级单位具体负责，州县设置专司水务的官吏，都水监对官吏定期进行考核。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各级官员将农田水利问题视作为政之要，重视水利设施的修建与维护，关注农田之利与漕运问题，唐代的史书典籍中就有关于官员疏凿河道、引水灌溉的众多记载。贞观十一年（637年），李袭誉在扬州大都督府担任长史一职，江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河道密布、漕运便利，加之前人的开发，十分适宜农业种植，但因江南百姓多好商贾之事，而不喜农业，导致部分地区的土地并没有发挥出最大的产能。李袭誉作为都督府的幕僚，深知风俗习惯难易，但趋利之心人皆有之，于是开凿河道，修建水塘，灌溉良田八百余顷，当地百姓深获其利，农事生产再次繁盛起来，并构成了贞观盛世中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大唐盛世的本质无非是将最根本的工作做好，那就是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而农田水利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幅员辽阔，水旱灾害时有发生，这无关乎古与今，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并没有被困难打倒，而是在不断奋进的道路中，感悟出“天人合一”的真谛。我们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背后，不是穷尽资源、竭泽而渔，而是顺势而为、因时而动，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

在农业生产中，高产的良种显得尤为重要。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较多的时期，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封建王朝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然而，根据史料统计，明清时期人口高速增长，从明末的千万级人口数量猛增至清中叶的三亿人。除了政策上的红利外，高产作物的引进和种植成为推动因素。

明代中期，原产自美洲大陆的众多物种因贸易的交流而传入中国，其中玉米和番薯因高产味美、环境适应性强等特点，被迅速推广种植。明代实行“海禁”政策，虽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此举是不以营利为目标的朝贡贸易，当国力不复强盛之际，必难以为继。然而，根据史料和明代小说中关于社会风情的描述，明代中后期民间经济繁荣，私人海外贸易兴盛，美洲的高产作物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中国，这些史实似乎与“海禁”并不十分相符，究其原因，得益于明穆宗的开关之策。

明穆宗朱载垕是一个在历史上名声并不响亮的帝王，他没有开国之君的雄才大略，也没有守业之君的开疆拓土，甚至成为皇帝都是一个意外事件，但他的“隆庆开关”之举可谓明代的伟大功绩。洪武年间，明太祖为防沿海余党残孽与海盗倭寇的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严厉禁止民间私人海上贸易，并要求后世子孙严守祖训。然而这一政策具有很大的落后性，既背离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违背了广大百姓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百姓的利益，给明代社会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正常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严重阻碍了正常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因而有官员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针对这一弊病，明穆宗继位后，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这一举措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关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地位，白银大量流入、物种交流频繁、新的经济因素孕育萌芽……彼时正值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世界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隆庆开关是顺应时代之举，不仅稳定了江南的社会秩序，而且为大明帝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为其后的张居正改革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所以，明穆宗的开关之功足以彪炳史册。

无论是南方的丘陵地带还是北方的干旱之地，都能见到玉米和番薯的身影，这些原产自美洲大陆的农作物，在传入古老中国后，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更是“康雍乾盛世”的基石之一，大清帝国在农业的繁荣中享受着农耕时代最后的欢愉。

古代中国，农耕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统治者重视农业的发展，关注粮食问题，通过施行仁政解决民生问题，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实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朝廷推行的利于农业发展的各项举措，让田间地头的百姓获得了良好收成，解决了温饱问题，广大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盛世中的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古人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