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以为，上述答案都说得不错，可是都没有说得很详细。。（求勿打脸。。

我会尽量在这篇答案里，把熙宁变法说得通透易懂一点。。

每次看到评价穿越者的时候看不到王安石的名字，我都是不嗨森的。

毕竟，王安石才是史上最大的穿越者。

如果王安石活在当下，必然是央行行长的不二人选，或是金融界的翘楚，最不济也是个风投资深顾问。

既然说到王半山一手打造的熙宁变法，不妨先看看它的背景。

众所周知，北宋是搞文官政治的，这是最高指示，中央历任皇帝坚决执行不动摇。

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防止文官专权，北宋初期实施一职多官制度。当时如果想仕官，办法是很多的，有最基本的科举制（常选）；有制举（特举），允许士人自荐；还有恩荫制，以“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来笼络官员。

这其中，恩荫制的弊端最大。

所谓恩荫制，又称荫补，是一种阶级固化手段，变相地搞世袭。

具体表现为：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

这些制度虽然有利于巩固统治，且激励了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报国之心，但最终导致官员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是为“冗员”。

真宗皇帝时，各种仕官的诏令已经名目繁多，到了仁宗皇祐年间（年）时，内外官员数量达两万多人，甚至“十倍于国初”。

在这些膨胀的执政官员中，保守主义大行其道（从中也能看出王安石的一枝独秀和变法的重重压力）当时的官员倾向于与地方豪强妥协，于是导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的后果呢，又产生了大量无地可耕的饥民，只能投身军队，导致军队暴涨。是为“冗军”。

冗军正所谓“养兵之费，在天下据七八”。

而宋朝政府实行的募兵制，其中占主要的兵源就是这些饥民。当时政府对此还觉得十分满意，统治者认为“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把社会上可能的造反派都一网打尽，收编入伍。类似梁山泊好汉的大量来自民间的凶悍兵士，就是这么被收编的。

如果你要问，这么多的兵力，为啥和辽金等北方民族的对抗中，每每都处于下风呢？

这就要问宋太祖老人家一手缔造的“更戍法”了。为了避免武将专权（考虑到自己的出身），更戍法令禁军分驻京城和地方，并以一定周期轮转，回驻京师。赵匡胤认为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然而却导致将官和士兵互不熟悉，也缺乏凝聚力，大大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

“冗员”加上“冗军”，再加上大兴土木、修建寺观，导致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严重增加，是为“冗费”。支出如此之大，而收入呢？在地方大搞土地兼并的豪强们，为了少报税，故意隐瞒土地，导致中央财政收入锐减，甚至出现了立国以来少有的财政赤字。以至于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地步。为了维持财政，中央只能陷入增加苛捐杂税的恶性循环，以至于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嗯，宋公明大哥我们跟你混。。。）

以上这三冗，基本就是熙宁变法之前的内部环境。

至于外部环境，北方的辽（契丹）和西北的西夏（党项），长期骚扰北宋边境。辽更是强占了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重地“幽云十六州”。宋军因为上面提到的原因羸弱不堪，最终只能签订“澶渊之盟”，以缴纳岁贡的方式换来短暂的和平。

契丹族建立的辽国，是一个半汉化国家，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辽国比宋成立早得多，长年接受周边国家的岁贡。在国土后方，则广泛起用汉人从事各行各业。而西夏也是个是类似的半汉化的国家。因此宋朝面对的敌人比过去要强大得多。

所以在此内忧外患之下，北宋政府急需改革。范仲淹所主导的，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失败的改革。部分失败的原因和熙宁变法相似，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早在宋仁宗时，王安石就在高官欧阳修的提拔下，入京为官。他通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向最高统治者系统性地表达了改革的见解，试图彻底扭转当时的不利局面。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

改革措施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宋仁宗的拒绝。

直到宋神宗即位，年轻的皇帝带着一股冲劲，想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他想到了王安石，便起用其为江宁知府，后又做了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同学的伟大抱负，终于见到了来之不易的曙光。

此时是熙宁元年，也便是“熙宁变法”之名的由来。

宋神宗：“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

王安石：“以择术为始”。

宋神宗：“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

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让我们来看看王安石的变法措施，理解一下为什么他是一个穿越者。

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青苗法，可称是熙宁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

所谓“青苗”，是指春天时尚未成熟的幼苗。在春天时，去年的秋粮已经殆尽，而春粮则尚处于成长期，也便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在此时，农民手中有可以预期增值的货物“青苗”，却缺乏供应种植和生活的资金。在过去，他们只能通过向地主借高利贷的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但是地主开出的利息可远远不止二三分（农民以土地为抵押），最终导致的就是农民还不起，只能变卖土地。。。

连年恶化的土地兼并就是这样产生的。

深谙金融理财之道的王安石觉得，这理应是投资抵押贷款的绝佳时机。

他主张政府在春天，以比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农民。（一般是二分，也就是20%，不要用如今的视角，在当时是绝对的低利息了。。）而农民以青苗本身为抵押，在秋收后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

这便是所谓的“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企图通过金融手段，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财政收入。因为当处于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理想化条件下， 即便税率不变，也能在高效的流通环境下刺激经济，获得增税的效果。

王安石的这些想法，在当时整个世界都是最先进的，遥遥领先于时代。因为当时人普遍认为，一切应当固定不变，什么贷款、利息、抵押、保证金都是浮云。。。

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实验了青苗法，效果不错，他在陕西推行时也大受欢迎。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那么，青苗法为什么会失败呢？

这是因为青苗法在执行时，地方政府并不说清其中缘由，只是强迫农民接受规定款额的贷款，届时再连本带利归还，丝毫不考虑其个人意愿。（我估计，那些地方官员根本也弄不懂王安石的投资策略，只能照本宣科。。。）

而政府贷款所需的准备金，很多来自地方政府的赈灾仓储。实际情况是，有些地方根本无余力贷款，也根本没有实际施行，却依然在对农民的田赋中收取了利息，以向上级政府缴纳。（这些地方官员的逻辑是，劳资虽然没钱借你，但是还钱的时候你依然要还劳资利息，上缴给赵家。。）

而且，为了保证还贷，政府强迫地方富户与普通农民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青苗法实行后，偏偏连年遭遇自然灾害，可是政府为了还贷只能逼迫农户纷纷破产，最终连富户也无法幸免。

在一个省份中，能顺利完成的改革措施，到了全国推广时，即便是皇帝敕命也无济于事。由此可以想象大国统治时，推行政令的阻力之大，各利益集团的斗争之复杂。

哪怕一个渺小的个体，都会想出各种手段获取最大利益，减少最低损失。

除了青苗法外，还有市易法。

市易法：在京城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

投资专家王安石认为，政府库存的钱物无法生利，但是借贷给民间商人（商人以金银地产抵押），实现货物流通，就可以连本带息收回红利。此外，通过市易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民商对百姓的垄断和剥削，实现降低物价。

但是王安石还是图样图森破了。

他没有料到的是，官商比民商要更加恶劣。

毕竟，民商互相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有限，对平民的剥削也有限。（人家民营企业嘛，已经是业界良心了。。）

而官商呢，打着赵家人的旗号，可以实现彻底的垄断。而且当赵家人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所有的一切时，其盘剥的对象就不仅仅是百姓了，连民商也成了受害者。（哪个说中X油的，给我站住~）

官商通过新法得利，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民间商人做生意要经过官商的层层剥削，还要上缴贿赂，经营成本大大提高。主导商务的官员们各个富得流油，可是国家物价上涨，商人破产，工商业迅速走向绝境。

和市易法相似的，还有均输法。

均输法：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所谓“徙贵就贱“，是指不再像过去那样，一成不变地向各地征收钱币和实物。而是通过在灾荒歉收导致物价高涨的地区，征收资金；再拿征收到的资金，到丰收物产充足的地区，以低价购买物资，上供中央朝廷。

而所谓“用近易远”，是指如果多个地区物价情况差不多，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

这条改革举措从纸面上看，既保证了朝廷在物资方面的需要，又节省了物质和运费，还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民间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减少盘剥。

但是和市易法一样，官商的介入，让市场秩序变成了彻底的垄断，最终陷入官商吃饱，百姓完蛋的境地。

再有一点，当时的社会观念也并不赞同王安石这种资本为王的理念，认为他“唯利是图”，疯狂地为官家敛财。

除了那些财政改革外，还有社会福利方面的改革，比如免役法。

免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这项变法，要求民众以交钱的方式代替差役，并且原先享受免役待遇的官户、城市居民、女户、寺观、未成丁等群体，也不例外。只有城市六等以下、乡村四等以下贫困户享受全额免纳的优惠。这颇有点当今西方福利国家的思维。

梁启超就认为，免役法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福利革命，“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然而，可以想见的是，这种举措在当时，除了一贫如洗的底层，其他各个阶层的富人和穷人，都必然会竭力反对。

此外，还有社会治安方面的改革，保甲法。

保甲法：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

保甲法可以视为现代民兵制度和警察制度的雏形。它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农村的统治，维护农村社会的治安稳定，与此同时，又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储备，还节省了大量的训练军费。

然而实际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些保甲主要的任务，是“上番”和“教阅”。

所谓上番，就是轮流执勤，实际上类似于强迫做义务劳动。

所谓教阅，就是校阅，指检阅和训练。

上番和教阅，给保丁们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既摧残了他们的身心，也影响了他们的家庭农业生产。而且保正、保长等对待保丁也毫不留情，任意欺凌勒索。史料中有载，称“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

到后来，很多保丁为了逃避保甲法，甚至不惜自残，至于中途逃跑的就更多了。这些逃跑的保丁无家可归，只能聚集起来占山为王，从执法者变成了犯法者。

此外，保甲法因为具有一定的军国主义倾向，使底层有了通过武艺加官进爵的可能性，导致士大夫阶层的严重不满和反对。

保马法则是基于保甲法之上的一项改革措施。

保马法：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

北宋时由于缺乏优良牧场，马匹数量一直低下，无法和北方民族的骑兵抗衡。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王安石想到了保马法。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由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

然而最终由于瘟疫连年，马匹死亡严重，领养马匹的人家还得倒贴赔偿，最终此法也不了了之。

熙宁变法还包括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方田均税法：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

方田均税法直到王安石变法彻底失败，都没有完成对土地的丈量。

农田水利法，则算是变法中极少数可算成功的，在颁布之后的七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王安石的变法一直能获得宋神宗支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变法令国库真的殷实起来，全国财政收入也从宋初的1600多万贯，增加到6000多万贯。到后来，宋神宗创建的三十二个大仓库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但这终究是个零和博弈。

国家虽是富了，可钱财却都来自于民间。百姓变得穷困潦倒，在各地揭竿而起。

司马光在抨击变法时就痛斥道：“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熙宁变法的结局，在元丰八年时（1085年）。

由于宋神宗的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了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

王安石的思维如此地领先于时代，他这些以金融手段管理国家财政的理念，缩小贫富差距的社会福利理念，训练乡民成为治安力量维持安保的民兵和警察理念，都是那个时代从未有过的执政思路。更是不知道比当时中世纪的西方国家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他走得太快，终于迷了路。

元祐元年（1086年），郁郁不得志的穿越者王安石病逝于南京钟山，他的故居半山园留存至今。

最后，说了这么多，来点总结性陈词吧。。

私以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的内在原因在于：

一。熙宁变法的实质，是一场应对举国危机的政治冲动，并非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二。宋代的体制没有适合新法的土壤，没有预先设立的、成熟的商业机构，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各方利益。

三。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强国而非富民，是一场社会财产的重新分配。在这场分配中，民商、地主和农民是真正的输家。因而在推行时，损害了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导致变法严重缺乏社会基础。

四。新法执行时，推行手段单一，遭遇种种阻挠，出现官僚利用其敛财、用人不当等缺陷。

而这些深层次的内在原因体现在表面上，就是无论最高统治者的初衷有多么好，在推行改革措施时，都会遇到无数的阻碍。有太多执行政令的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大肆从中寻找漏洞，以达到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