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根据历史改编的电影《八佰》热映。该片取材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讲述了史称“八百壮士”的第88师524团的一个加强营，固守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阻击日军的故事。

浙江金华人章渭源是“八百壮士”之一。作为孤军战士，他在晚年留下了《跟随谢晋元团附浴血四行仓库的回忆》《八年孤军生活》等文章，诉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八年的孤军生活》手稿

此篇节选自《兰溪文史资料》，已获授权。

一九三七年十月三十日深夜，我们奉命撤出“四行仓库”，向公共租界前进。由西藏路到达南京路口，工部局的万国商团岗哨林立，强逼我们向他们交出武器，然后进入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休息，外围有商团禁戒，当即有杨慧敏等女童军分送慰问品，并由工商局供给茶饭。当天下午，即被送入所谓“孤军营”。

孤军退出四行仓库后，被载往胶州路兵营，民众上街群聚慰问

毎天上午九时进营点名一次，营内除两名清洁工外没有闲人出入，与其说是营房，还不如说是监狱比较确当。营外戒备森严。名为保护，实为看守。谢晋元团长当初也未加考虑，听了工部局一面之词，以为临时在此休养一段时期，就要离开的。谁知工部局后因日军交涉和时局变化而食言，一住就是四个整年又两个月。

看守我们的万国商团是英格兰、白俄罗斯、意大利等许多国人所组成，是工部局雇佣的武装，现在用来看守我们。每隔几月轮换一次。

入冬了，天气日渐寒冷，战地服务团及时运来了棉被和军毯。后来又发了呢制服和军大衣。这些被服都是由战地服务团募捐，民众慷慨解囊置办来的。租界同胞炽热的心意，我们将永远记在心里。

年假过后，我们开始紧张的训练。每日黎明即起，按作息时间表吹号执行。训练内容，早上先跑步后进行单双杠，跳木马跳高跳远，逬行常规的训练。饭后徒手操，复习一些基本动作，立正稍息，各种步伐前进以及各种队形变换等。限于场地，各种作战演习，不能进行。训练一段时期后，大家的健康大有起色。跟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脚气病和浮肿病，也渐渐地消减了。在春暧花开季节，大家的身体完全恢复正常，谢团长看了也很高兴。于是向工部局要求实现诺言，“护送出院”，工部局一时无从答复，说了些“你国战事节节败退，南京政府正在向西迁移，无法取得联系”等一番敷衍搪塞的胡言，把团长的要求退了回来。原来我们退入租界后，日寇即要求租界当局引渡，慑于中外人士舆论谴责，不敢同意。日寇又多方要挟和恫吓。租界当局也惧恐三分。

《大美画报》1938年第5期《四行孤军抗战一周年》

后来谢团长多次要求，皆未有结果。日寇虎视眈眈，工部局屈服于它的压力终于食了言。任我们再三抗议都没有下文。

谢团长拟孤军出沪的计划被打破后，非常着急，回想孤军全体官兵跟随自己在战场上浴血抗战，出生入死。现在又被软禁在此，自己不能没有责任，思之再三，别无良策。台儿庄大捷的消息鼓舞全国军民的心，也坚定了谢团长对抗战必胜的信心。从整个国家战局考虑，从孤军的前途考虑，于是他有了新的主张，等待良机冲出孤军营，培养孤军学文学工并锻炼身体，为孤军将来的出路打好基础。

孤军做工产品有肥皂、毛巾、袜子、藤器和编柳条等，各项产品都以孤军牌为商标。肥皂和毛巾都印有“孤军肥皂”或“孤军毛巾”等字样。当笫一批产品出厂时，即被来宾抢购一空。他们以购得孤军的产品留作纪念为荣，因此孤军产品供不应求。但也批一部分到市面上去销售，所得金额除购买原料扩大再生产，补助伙食，日常开支外，还捐献国家数千元作抗战经费。

我们刚进孤军营时，只有战地服务人员杨慧敏等进营来为我们代写家信和代为购买零星物品，其他人就没有了。后来各界民众、社会团体、机关、工厂、学校等要求进营慰问参观。经交涉，工部局只得同意，但必须登记团体名称，负责人姓名、人数，填写清楚。而且进来的人，要一齐出营，再放第二次，规定非常严格。于是拥挤在余姚路上的人群争先恐后，排队等候，交通为之阻塞。后来一再交涉才放宽了限制，只要登记清楚，先到先进，到多少进多少，但必须天黑前离营。后来附近的住民、工人、学生，随时进进出出，门卫并不过问。每逢晴天、星期天，进营的人数特别多，多至三五千人。

上海《中华》杂志1939年第73期

民众进营来的目的，主要是慰问、献旗、参观、赛球、义演。谢团长是上海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凡进营的人们，都怀着崇高的敬意见见这位英雄团长。有许多来宾说：整个上海乌烟瘴气。只有这块土地最干净，空气也特别新鲜。我们也深刻地领会了这两句话的含义语简情长。

上海《中华》杂志1939年第73期

一九三八年八月，谢团长为纪念“八一一”出师和“八一三”抗战双周年。向工部局再三交涉在孤军营升旗。一九八七年《大江南北》第四期上说：开始，工部局总办和万国商团团长表示同意，并送来旗杆。等旗杆竖起后租界当局派人来通知不准升旗，恐日军发现对工部局不利。经协商，同意将旗杆截去四尺，使之低于营房高度。八月十一日上午六时，举行升旗典礼,全体孤军欢欣鼓舞。当谢晋元团长在纪念仪式上训话的时候，白俄队长竟前来要求将旗帜降下。对于一再出尔反尔得寸进尺的无理干涉，谢晋元理直气壮地坚决拒绝。上午九时该人又来说：工部局限令一刻钟内除去旗帜，威胁说如不除去，将采取必要手段。谢晋元再次说明事前与租界当局协议讲妥，并问道：“我们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悬挂自己的旗帜，为什么不可以？”白俄队长理屈词穷，只得回去报告。十时派英格兰兵三百名包围孤军营房，意大利兵四百名兵散布四周警戒，白俄兵四百余人向营房冲击。谢晋元命令第一连守住瞭望台、第二连在操场散开、第三连守住营房门、第四连保卫旗帜。我赤手空拳的壮士为保卫旗帜与白俄队士兵肉搏，当即被打伤一百余人。其中刘尚才、尤长青、吴祖德、王文义等四人，头破血流，伤势最重，生命岌岌可危。当白俄冲击营门时遭到第三连抵抗，白俄不得进，竟使用催泪毒气弹一枚，使我军流泪障眼。白俄乘机窜入营中，见人就打，直奔旗杆处又遭第四连抵抗，但徒手战木棍不下。旗杆被砍断，旗帜被强行抢去，谢团长和全营战士无不切齿愤怒。当即写印传単投出营去向社会呼吁，浴堂放哨的一连士兵何玉湘（湖南人）将传单用石头包妥投到余姚路上去，以期得外界的声援和支持。白俄哨士误认为用石头砸他，被他瞄准开了一枪，当即脑门洞开脑桨四溅，死在血泊中。下午一时又将我营除团长外连排长等官员押往外滩中央银行大楼白俄队总部软禁，使谢团长陷于孤立。谢团长痛恨之极，当即下令全营绝食以示抗议，又致书工部局进行质问，要求工部局公开答复。

《大美画报》1938年第5期

谢团长义正辞严的质问，使工部局难以自圆其说。租界民众闻此消息，无不痛恨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各报纷纷谴责。工部局迫于舆论压力，又怕事态扩大引起罢工罢市罢课，只好让步。同意送排连长回营，郑重归还旗帜，优抚伤亡人员。声言因工部许多董事在外地消夏，致使发生不愉快事件，拐弯抹角地致了歉意。同时上级亦有指示，国难当头不宜多树敌。于是一场纷争，不了了之。

自此每周举行精神升旗典礼一次。由谢团长训话附讲国际形势抗战形势各处胜利消息等。同时还说来营慰问参观民众，政治背景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多数是好的，但也难免有别有用心的人混杂其中，只要是抗日的，我们都是欢迎的。大家要擦亮眼睛，当心上当。然后又指令各连士兵（比较有才能的）轮流上台演讲，以资锻炼，培育人才。

随着国际风云变化，上海已成为孤岛。环境恶劣，政治情况复杂。汪逆登台后，仗着日寇势力到处拉人下水。稍有不遂，动辄暗杀。孤军营的谢团长已成为被争取的猎物。日伪走狗前来下说词，以高官厚禄为利诱，当即受到谢团长的严词驳斥，日伪野心不死，曾多次派日本浪人和汉奸怀带手留弹、短枪、匕首等混入孤军营，阴谋劫持和暗算，终未得逞。后又潜入营中收买叛兵，威胁利诱，防不胜防。手段之卑鄙、毒辣，无以复加。

《东方画刊》1939 年第11期

谢团长早已置生死于度外，自斥奸之后写下两句格言：“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贴在大门口和会客室，以明心迹。

郝精诚北平人，二十多岁，身高一米六左右，一口北平土话，身体结实，原是四十九师来的补充兵，曾犯过小错误。谢团长批评教育过他，也许还有些积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一天到晩穿着件棉大衣，常在团长门前溜达。或者坐在小树丛中的条椅上看书（团长工余饭后散步之处），有时三四人同坐，谈论着什么。这些行动，引不起大家对他们的注意。谁也不会想着他们在策划着一件罪恶的勾当。棉大衣不离身，使人们好奇。问他这样热，穿得住棉大衣吗？他却说打摆子。

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五时，谢团长按例率领全营官兵跑步早操。郝精诚仍穿大衣，跑了一圈，他掉队了。谢团长看见走来责问原因，这时队伍正好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张文清、尤躍亮（曾违反纪律被团长呵斥过）、张国顺等先后掉队，也向郝精诚处走来。郝精诚乘脱大衣之机骤出三棱尖刺，不等谢团长开口，凶器已及身，谢团长措不及防。胸部被刺两下，拨出时凶器转了百八十度弯血如喷泉。当即倒地，奄奄一息。跑步官兵见状，赶来抢救，已是太晚。一时秩序大乱，没了主张，只知恸哭。帮凶们却高喊未死。郝精诚转来又向太阳穴、喉管、对心连捅三下要害，即时死去，凶手扬长而去。

谢团长，广东蕉岭人，黄埔四期毕业，终年三十七岁。全体官兵除抚尸痛哭外，莫不怒发冲冠，纷纷向凶手们奔去。凶手们挥舞着凶器和铁镐说：我们做的事，自己会承担，与大家无关。这时白俄门卫一班人持枪进营来，勒令凶手们交出凶器，然后押出。营内暂由四连连长雷雄，一连连长上官志标两人主持。

孤军营一条惊天动地的爆炸性新闻传了出去，“谢团长被叛兵刺死”,租界民众纷纷来营探问，目击惨状，莫不痛哭流泪，久久不肯离去。真所谓“亲者痛”矣。

谢团长安葬在门口小树丛中，也就是他生前坐着看报看赛球沐日光浴的地方。

谢团长丧事过程中，先后进入孤军营的民众人次数，据白俄门卫的王翻译说约三十万人。

上海各界人士追悼谢晋元大会行礼场面

谢团长死后，他饲养的战马和鸽子似有灵性，别人喂之不食，一星期后相继死去。网球场上长出青草，人死场荒，令人凄楚和伤感。

随着上海的形势逐渐恶化而日益减少了，孤军营人心也有些涣散。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在上海的日军也同时进兵租界。孤军营处此逆境，别无良策。每天晚上夜深人静，集中本营歌咏队，在球场上大唱《国歌》《歌八百壮上》《大刀向鬼子们砍去》《热血》《义勇军进行曲》等，歌声宏亮，响彻夜空，就算是孤军营向上海同胞们表态。

一星期后的早晨，天空乌云密布，北风呼啸。像是大雪就要降临。大队日本军包围了孤军营，四周架着机枪。一支日军冲进营来，又架设了一层机枪，然后冲进宿舍。我们尚未起床，日军用刺刀对准我们，叫立即起来，携带铺盖到球场集中。我们早已有死的准备，但赤手空拳，不作无谓的牺牲。我们到了球场，看见一个秃子中国人翻译，孤军都骂他汉奸、走狗。吓得他拼命闪在日寇队长后面，面红耳赤地不敢抬头。鬼子队长说些什么我们也无心听，什么建设东亚共荣圏，希望合作等话还是听到了。说毕就叫携着铺盖包袱出营。

余姚路上持枪岗哨林立，剌刀闪闪迫住行人断绝交通。十数辆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排列着。记得四年前用汽车把我们运进营来，现在又将用汽车从这里送走，内心只有愤怒。余姚路上的住民站在门口观看，对面工厂的工人，也只好靠着窗口盼望。汽车开动了，不敢挥手相送，只以泪眼对望着我们致意，表达惜別之情。汽车上的孤军终于开口了，上海同胞们：再会了！请你们放心。此去任敌人杀头、机枪扫、活埋，我们是不会屈膝变节的。车队在细雪纷飞中离开。

车队驶进宝山县月浦镇，停下了。由前后各一车日本兵先下车，布好岗哨，再叫我们按次序下车列队，用刺刀逼我们鱼贯而进入电网围着的空地。然后以连为单位，住进用油毛毡盖的木板房。我们就将铺盖和生活用品向木板搁的统铺上一放，出来了解一下厕所和用水所在，又回到铺位上坐着。心弦绷紧，满面怒容，大家心里都在猜疑，敌人究竟将用何种毒辣手段来处置我们？

第二天早上发现四米多高的电网下有一只狗触电而死。是日本兵有意耍花招弄个榜样给我们看，还是无知饿狗进网觅食而触电致死？我们无心研究它，这是告诉我们电网是不可跨越的。这一日仍无动静。

汪逆集团乘我们陷入敌人的电网中的机会，竟不顾羞耻地派人前来大念其“合作”经。摆在雷团副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拥护和平，接受改编，可以升官，二是陷入敌手为笼中鸡，砧上肉，随时听其斩割。雷团副虽不善词令，却坚决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说客无可奈何地溜走了。

一九四一年的不知几月几日，在麦苗高长油菜盛开黄花的季节，我们被运走了。

上海西南郊区一处“游民习艺所”是我们的新居。附近住着些农户。我们无法与他们接近。所内高墙大院，泥墙土瓦，一幢幢的工房排列着，像是战时已遭到炮火的洗礼，门窗都已损坏。屋内机器已拆卸一空，只留一些草包机、打绳机等残骸，围墙已有缺口，是临时修缮起来的。靠着大门的两间平房是岗所，一个分队的兵力：四挺机枪、三四十支三八式步枪，用来监守我们。

早饭后各连领来工具。各带碗筷列队向工地出发。日军对我们防范极严，两挺机枪开路，两挺机枪随后，左右步枪都上刺刀，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不让我们靠拢。我们来到徐家汇站至新龙华站之间的铁路边，停下来了。原来是叫我们挖铁路两侧的护路沟。白担了一场虚惊，惭愧，惭愧。

西站至新龙华站铁路两侧的三米阔的护路沟，是在敌人的枪口下逼我们挖起来的。到现在是否还留有痕迹？

早就听人说，沪西游击队非常厉害。在这一带路侧活动频繁，神出鬼没，铁轨被撬，道钉被拨，导致火车出轨、颠覆。动辄十天半月不能修复。因此影响客货运不能正常行驶。虽派有路警和当地保民往返巡逻，但也无济于事。成为日本侵略军的心腹之患。他们竟利用机枪刺刀强迫我们挖深沟用来保护铁路。任敌人费尽心机吧，绝对阻止不了沪西游击队对侵略者的打击。

星期日是不出工的。看守我们的日军有少数人外出，下午返回。我看见有个日军士兵，带一个老百姓进了哨所，据说是个当地的保长。日军向他要花姑娘，保长回答说没有办法，拖延了好一会，日军恼羞成怒揍了他几个耳光还跌了跤。一定要送来，不送来就“死啦”“死啦”的。其中有个敌人抽出短枪威胁着。保长见状就软了下来，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当天晩上，两名青年妇女被这群野兽轮奸了一夜，瘫瘦了。次日早晨才被人抬出去。像这类情况，我们住在习艺所不足一个月，每个星期夜晚都有发现。

我们每日出工休工，经过一座小型铁路桥。有一天，我们发现桥下有一具已经发胀的尸体，过了几天，又增加了一具。现在叫延安西路，穿过铁路往西这地方有个盘查行人的关卡，就在我们工地附近。我们看见有个妇女牵着小孩携带一袋大米欲进市区，大约是不准进，她绕过关卡在不远处钻铁丝网，被关卡的鬼子发现就一枪被打死。鲜血染红的白米洒散一地，小孩抱着母尸嚎哭。像这种事例多不胜举，竟发生在这“和平”的区域里。这就是“中日亲善”的具体表现。

沪西游击队发觉我们的行踪了，苦于无法靠拢我们取得联系。前些日子有几个卖小菜和零食的想要靠近我们，被日军赶走。过了两日又有个卖甘蔗的想吸引我们去买，我们在沟里干活，正感到口渴，有的掏钱打算去买了，却又被日军赶走。这天我们的工作仍在延安西路附近这一段，天气晴朗。离我们工地不远的一处空地上，来了一伙耍拳脚卖狗皮膏药的人。一阵锣声之后，马上就聚拢来一群人，挑担的、骑军的、过路行人，都停住观看，人越聚越多。看守我们的日军，想要去干涉，但还有一些距离，不干涉则又怕人多了不大好办，他们的队长却不在跟前，也就不管了。我们在沟底挖泥也边干边偷看热闹。他们耍拳棒，一个节目完了之后，观众高喊“好！”接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就在这时，一封信裹着一块石子掷进了工地。可惜被日军哨兵发现，拾去交给了队长。经翻译一解说，日队长马上紧张起来。立即下令收工。这时耍拳脚的场地上早已空无一人了。

第二天清早，命令我们卷好铺盖，开饭。除饱吃一顿外，还叫我们捏一饭团捡了片大头菜用毛巾包好随身带着。我们被押解到徐家汇车站，按次序上了火车，开动前不得随意走动，不准大小便，不准打开玻璃窗。我们无法知道这是到什么地方去。除了六列客车外，还有一列货车，是装载从我们孤军营工场抢来的设备的。因到处丢弃，机器已残缺不全。到达南京车站，下车转乘城里的小火车。经过鼓楼、国府路到珠江路老虎桥，我们下车了。前面一座大院的大门敞开着，这里是我们这一天旅程的终点。我们被动地跟着领路的看守兵走着，抬眼望去，大门上端隆起的四个金字“陆路监狱”,我的脑海中立即浮现着一个问号“监狱？” 腿也不自觉地弹动了一下，但队伍不容停滞，终于随着人流走了进去。

陆军监狱，据说以前是关押政治犯的，而现在则用来关押犯了“抗日罪”的战俘。被关押的，自然还有无辜老百姓，还杂有一些由无锡查夜被捉来的地痞、流氓之类人物。

与监狱相连的是另外一所什么监狱。比我们早进来的难友说：隔壁监狱关着的是他们自己人。大部分是被我军俘虏经过教育放回的日军中下级军官。另外，还有日军的反战同盟的成员和厌战分子。他们随着部队打侵略战，却不肯卖力。不糟蹋中国妇女，不肯杀害中国百姓。日军军官佩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军刀。按照武士道精神，遇着身陷绝境时，应该用军刀切腹自杀，以效忠天皇。但这批军官，不但没有切腹自杀，而且还进入中国俘虏菅，接受教育。按照法西斯军法，他们自然要坐牢了。

监狱生活非常痛苦。有许多难友还是去年夏秋在战场上被俘的。其中，有新四军战士，也有红小鬼。他们没有棉被、布毡，甚至至今还穿着短裤，赤着脚。勉强度过了秋末冬初，但现在却是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凭几张草包垫、破麻袋片，怎能御寒！加上伙食又差，难友们纷纷病倒。饥寒交迫，疾病相侵我们进监狱后，看见每天都有三五个死人被抬出去，未断气也有被抬出去的。人死多了，大约管理人员也并不光采吧，这一天，有人来查监了。他们把所有的俘虏从牢房里赶出来列队。部分病俘披着麻袋片，哆嗦着勉强前来应点，多数病俘则卧病不起。不论卧病不起，还是面黄肌瘦，瑟瑟发抖，勉强应点者，均由査监人员一一将姓名列入一本册子。当天傍晩，凡是册子上已列有姓名者，一律被装上汽车。据说是运去医院治病的。谁也不知道俘虏兵的医院在何处。但我们从铁门望出去，汽车分明是往城外开去的。查监之后，平静了一段时问。但不久，每天又不断有死人被抬出去了。

气候渐渐热起来。牢房里白天苍蝇，晚上蚊子、臭虫、蚤虱，五毒俱全。咬得人不得安睡，越是睡不着觉，越是胡思乱想和猜疑，觉得自己睡的铺位也许是死人睡过的，这些咬人的寄生虫，或许是死人身上遗留下来的？心里立即发起毛来。皮肤上似乎起了鸡皮疙瘩。这样耽下去，总有一天也会被抬岀去的。翻来覆去吵醒了邻铺的战友。这样生活过得下去吗？战友反问我“过不下去又怎么办？难道长着翅膀飞出去？”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坐牢本是不好受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会死亡。

一九四二年初夏的一个早晨，天气晴朗，我们一百人各自收拾好一些简单的铺盖，早饭后，孤军全体官兵，都在监狱里的空地上集合，虽不整队正式欢送，但都找各自比较要好的战友话别。连排长也齐来握手道别，相聚五年，一旦分离自有一番难以割舍的情绪。相互各道珍重，希望设法取得联系。排在前面的已开始行动。走出陆军监狱大门，大家都止不住流下离散之泪。在大门外附近上了军车坐定之后，回首想与送行的官兵挥手告别。但漆黑的铁门已被拉上。只见两个荷枪的门警僵硬地站立着。这时，军车隆隆地起动，向中山门方向开去，从此我们这个战斗的团体开始瓦解。

军车经汤泉路拐弯直达营房。所谓“金陵部队”,营房与中山陵遥遥相对，日夜都有预备岗哨接替，可说警卫森严。进门就见高大的队本部，宽广的大操场，可容纳千余人出操。我们在这里羁留了三年，少数人直至抗日胜利才离开。

部队管理俘虏的人叫泽田。他负责我们的日常生活，看守班也由他调度和指挥。

当地人统称日军为鬼子。军官为“大鬼子”，士兵为“小鬼子”，伪军警为“假鬼子”。当面称当官的为“太君”，士兵为“先生”，我便于写作，也跟他们一样尊称日军吧！

分派工作时，我们集中在空地上列队，由要人的单位各自挑选，炊事房、糕点坊、修械所、土木工，修理用具工场、电工等，都由各处来要人的单位带去。下午休工又由他们送回宿舍。一连的一个副班长，皮肤黝黑与黑人牙膏的商标相似，绰号叫黑皮的和我们共十余人被指定去喂马，也由马厩的鬼子带去。其余都编入种菜队，仍由赵班长带领。

在工场后而有一间简陋的工场。有一个张师傅在干活，他是上海宝山县人，父母死于战场并毀了家。他一人流落在南京，二十八九岁，已成了家。侵略军聘请来修理铅桶的，已好几年了。因为厕所就在工场附近，我们天天见面，就逐渐地熟识起来。他知道我们“四行孤军”的事迹，而且很同情我们的处境，恨自己没能力帮助我们做点事。我信任他，确有一腔热情。于是我请他为我转寄家信，他满口答应，回信寄在他家。过了十多日，家信和朋友的信都回来了。从此我们成为知交，无话不谈。这封回信给我带来了鼓舞，也很激动。一直随身带着，想要干出点名堂来。

盛夏秋初季节，金陵部队又向南京监狱领来五十人。这批人除了有一部份是从山东方面俘虏的，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战士，年纪都在二十岁以下的小青年以外，还有极少数是从无锡捉来的地痞流氓之类人物，他们自然不是游击队员。

这些人物，我们在监狱里曾会见过。五十人来了后，我们立即打听孤军情况。他们说，孤军先后都已被派出去，现在监狱已没有人。可见自太平洋战争暴发后，日本海、空军全力以赴外，陆军也被抽调去一部分，日本在华兵力已渐紧张。

一九四三年新年早饭后，我们被背着枪的一群看守带出去，随着部队的闲杂人员出外围猎。每两人中夹一个日本人，形成一个大包围，然后缩小，最后只剩一个小圈，野兽就出现了，这是侵略军惯用的战术。这次围猎我很喜欢，因为我需要熟悉这一带的山形地貌和道路去向，这猎区正是营房的南面，是汤山和句容的三角地帯，我们一旦举事，这是必经之路。

初四日工作恢复正常。我因肠胃欠佳又因几天来吃了些不干净的肉类，经医生看过说要隔离。隔离室就在张师傅的工场隔壁一所木房里。和张师傅在一起无所不谈，都盼望游击队早点有信来。

大约在元宵左右的晚上，已将近熄灯。天黑得仲手不见五指，赵班长和另外几个班长，以洗脸洗衣的名义在一处商议。姓陆的是紧盯着赵班长的，见他洗衣已久尚未回宿舍，故意走来小便。班长们认为他已听见他们的话。“走力！一时起意，马上丢下衣服毛巾跑回宿舍卷起舖盖边走边喊，“不怕死的，跟我们走”已经组织过的人抱着棉被军毯跟着向外跑。赵班长他们几个已把铺盖摊在铁丝网上，首先跳了出去。后来的把棉被丢掉，也跳了出去。他们在铁丝网外又向内喊几声“快冲！”迅速向南面黑暗的山路上奔去。好在元旦这天围猎已约略记住这一带的地理和道路。铁丝网外部队设置的岗哨看见我们跳铁丝网逃跑，立即向空连发三枪示警。与此同时宿舍里未知情的战友见状也跟着向外跑去，但已太晚了。

俘虏兵宿舍，自从逃跑了人之后，看守们虽加强防范，由单岗改为双岗，但并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头一次逃跑的十天后，第二次又跑定十余人。这次事件后，虽未集体罚跪，但次日即把铁丝网加高一倍。事隔两天，八个人在未加高的铁网处又跳出去逃跑了。于是敌人赶紧做加固工作。人手不够叫我们俘虏兵也去帮着干。一个鬼子电工叫四个人为他拿材料到网外，等他爬上电杆四个人也乘机逃跑。

铁丝网加固工程完成后，大大缩小了俘虏兵的活动范围。俘虏兵休工回来晚饭后只能在在宿舍和厕所之前像鸟笼似的一点点空间走动，而且是一门出入，上厕所也只准一人出去，等回来再放第二人。这股逃跑风算是被控制住了。

就在我住进隔离室这段时间内，队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有胆量有本领饿都乘机逃跑。而我都仍在樊笼中无法摆脱。又据张师傅说因为我们这里跑了许多人，所以鬼子去追剿过几次。游击队已转移不知去向。我空有一番设想不能付诸实现，这无异是给我精神的沉重打击，希望成为泡影。

张师傅安慰我说:“不要难过，不要性急，好好养病。慢慢给你想别的办法。”

不见张师傅来上工，我禁不不住向几个皮匠打听。才知张师傅患急性肺病，因经济因难医治太晚，仅两日就死了。我听了这噩耗像是头上浇了一桶冷水，身上冷了半截。立即回仓库几乎裁倒在地板上。

秋天，一位战友害病了。起病时头昏脑胀，发冷发热，高烧过后，四肢无力，不要吃，不会走动。由翻译陪去看病，医生拒绝看，仍把病人抬了回来，数天以后蔓延了三五十人，一星期后，年龄较大、体弱、抵抗力差的人死去了。病人与日俱增，半个月后，患病的就有九十余人。下唐村的唐柏年就是其中的病人之一。死去九人，朱排长和副班长陈茂生等人就死在这次传染病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到半年，侵略者兵源枯竭，物资奇缺。开始实行分饭制度，每人一碗饭一小碗菜。我们俘虏兵是由碎米烧成，渗有沙子。

在与鬼子谈话中，套出墨索里尼已垮台，意大利已投降，德国已退回本国消息。他说日本单独也要打下去。我听了不觉兴奋起来，侵略者的失败已成定局。七年来所盼望的胜利即将到来。我受到了鼓舞，就把这些好消息告诉我的战友。

看守也调走了一部份，据说到南洋支援前线去了。

十月的一天。也许是敌人的什么纪念日或节日，开始放人了。

于是我把部份比较好的破衣鞋送给战友们，并向他们道别。既然是分批放，他们很快就会恢复自由的。七年来同甘苦共患难，一旦别离。不免依依不舍。

我登上驶沪的火车，一时心潮起伏，感概万千。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火车起动了，越开越快，南京，别了!我的心像离弦的箭，向前飞去。

抗战胜利了，国土重光。全国各地同胞沸腾起来。孤军营的上官团副从无锡到上海成立四行孤军办事处，招寻失散的四行孤军官兵来上海古拔路某某号集中待命。到达上海的约有四、五十人。大家欢聚一堂，各谈各的概况，各有各的一本苦难帐。

南京金陵部队自我走后，每个月的这天仍继续放人。也不知按什么标准分先后。人数分十个以内或十个以外下。放出来的战友除一时无处可投的外，各自寻找生路，先后离开。

被派在南京城里各部门及商行的战友早已恢复自由，有的已在火车站找到工作。

在洞庭东山、西山和浦口等煤矿挖煤的，因日本人采取消极办法，图现成，见煤就挖。不顾工人死活，没有安全设备，经常塌方压死人。我们的战友被压死的人不计其数。

浙江萧山西兴的二十人，当年在一个蒙蒙细雨的黑夜(月日未详)以刘一陵(上士)、邓陶(士兵)为首，率领全体战友，杀死两名哨兵，缴下两支步枪，冲出日军驻地，到了游击区，参加了金萧支队。

关在南京陆军监狱的官佐，大家都不知怎样出狱的。据说雷团副是害肺病死的，一连连长陶杏春(军校六期)，原是我连我排中尉排长。在孤军营升任连长，战后据说在广州市当警察分局长。二连连长伍杰原是二连二排少尉排长，离南京后，去重庆投入军校，结业后升任营长，重上前线抗日，战死在沙场。

我们还在上海参加游行。当队伍行至南京路时，路两旁的市民群众从横郴上发现我们孤军时候夹道欢呼，时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天气又将转寒，我们衣食将进入困境。这时正好是老师长孙元良到沪任警备司令。上官志标团副去司令部任职，并有数人带去当兵。上海铁路局警务处还要一部分人当路警。自找门路的约二十多人。没出路和老弱的十数人包括唐连长在内，以出租原孤军营地度日，自此孤军办事处宣告结束。

第二年春季，政府退伍金发下来了。每人二百万元法币。按当时上报的数字时可以买五石米(七百五十斤)。但上下辍转延宕，等发到手，因当时物价暴涨，只剩了一半。越拖越少，迟领者只有一石米可买，甚至有的只有几斗米的价值了。

到南洋去的一百五十人，巧在这时回到上海。赶上领退伍金。我们分别四年又重逢，是有一番喜悦的，可是一见面却都不敢相认了，原来，他们的皮肤已变棕色，又兼胡渣满面，久久地把他们影像从记忆中搜出才认出来他是谁。问他们从何处来，说是澳洲。他们既不识字，又不懂该地的话语，更从未看到过中国人。只说该处盛产香蕉、菠萝、耶子等物，男女上身都不穿衣服，蚊子有一寸长，被咬就会害疟疾病的。我不熟识地理，也只好说是棕种人住的热带地区。他们因水土不服和干活劳累，病死的有二三十人。我比较要好的战友彭青山(四川人)也死在该地。这些人永远也回不了祖国了。据说这批人沦落该处，战后一时不能回祖国。后来被该地领事馆发现，通过外交关系，才被送回的，行程四十余日，到福建登岸，改乘火车到沪。因政府没有安排出路，领了退伍金后，都各自找生路去了。

谢晋元夫人与归来的孤军壮士合影《南洋》杂志1947年第16期

战后次年春季，谢团长夫人谢凌维城，携带两男两女由广东市故居来沪，先住在旅馆里，后被记者得知，前去采访，拍了照登在报纸上。我按地址先去拜访她。后又陪她找到团长生前学校的同学、同事，如铁路局警务处王兆槐和李宏生等人。大家帮助她在虹口吴淞路安了家。一部份生活费用，还是靠孤军营地租费费维持的。

解放前后仍流落在上海的孤军赖以生活的孤军营地，已为市人民政府收回。遗留问题由当地居民委员会解决。年老的杨振兴、老癫子(绰号)、小广东(绰号)等人被送入养老院。年轻的先后介绍出去做长工或临时工。没工作的由区民政科教济，或组织生产自救。延到一九五六年，犹未分配到正式工作的我，因有家庭负担，由政府资助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们在上海四行仓库事迹重新翻出来，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上海也把四行仓库边的一条满洲路改为晋元路，这条路是当年日军进犯我们仓库的主要通道，也就是为我军歼敌之处。仓库后面又造起一座抗日纪念塔。还有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在中学的操场上又塑一谢晋元像。原葬在条孤军营地的谢晋元墓迁葬西郊烈士陵园。每年清明和“八·一三”，市人民政府去献花圈扫墓。原孤军营地改造为住宅。在余姚路出入的大门，称晋元里，谢夫人也当上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其子谢继民现在是民革中央候补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杨浦区政协副主席。

老年时期的章渭源在看报

初中历史课本第三册65页，曾有团长谢晋元率八百战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一段话提及。孤军士兵则发一纸荣誉证。我去沪领证时连我仅十九人领去。现在上海有幸存者余长寿、张青轩、曹明中等六人。

八百壮士散失在天涯海角，虽尚有幸存者，年龄都八十上下，老的老，死的死，寥寥无几，逐渐湮没无闻。可是当年的抗日事迹，已纳入国史，将留传于后世。

一九九〇年三月于兰溪甘溪乡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