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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外看到很多狗屁文章，最不通的是那些滥批中华文明，滥批中医，滥批孔孟之道的，这些文章往往都让我觉得有鲁迅的影子在其中。也看见很多捧鲁迅的文章，有的竟然用了“鲁迅最深刻，最人仁爱， 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一类的句子。感觉十分荒唐。一直想写一篇批鲁迅的文章，但感觉难度很大，因为系统地捧鲁迅的文章汗牛充栋，鲁迅已成为于许多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祖宗，其人物形象“高大全”已深植入很多大陆出来中国人的灵魂，鲁迅是个碰不得的人物， 而阿谅才疏学浅是无法和那些专业写手来较量的，所以我斗胆试作此文，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鲁迅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钦点的中国现代第一文圣人。伟大领袖一九四零年为他盖棺论定的时候，称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诚的’，毛泽东一口气用了3个‘伟大’，6个‘最’。
　　我觉得评论鲁迅的关键是要看他的作品是发表在何时。
　　“鲁迅，生于绍兴，死于上海。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周家有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福清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鲁迅之父周伯宜()，本名凤 仪，秀才出身，因屡应乡试未中，一直闲居在家。1892年，11岁的鲁迅就读于家乡绍兴的寿镜吾开设的私塾三味书屋。1893年(光绪十九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科举舞弊案而被革职下狱，鲁迅兄弟则被安插到离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难。周福清被判“斩监候”，入狱8年，因此周家每年必须花费大笔礼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于是家道开始衰落，同时其父亲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摘自维基百科)
　　童年的经历是人格形成的最重要阶段，鲁迅的儿童期家境优越，周家是绍兴城里一等一的大户人家，12岁时祖父吃官司，从此家道迅速中落，其父于鲁迅16岁时病故，这个变故发生在鲁迅的青春期，也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段家庭变故使鲁迅过早地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因为经历了一个从天堂到地狱的过程，所以这应该是他对中国传统产生反叛心理及对中国人产生仇恨厌恶心理的根源。
　　以下是鲁迅的部分语录：“我向来不惮于用最险恶的用心揣度中国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挣到过‘人’的价格，最多不过是奴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确是数见不鲜的”;“凡有来到中国的，尚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鲁迅留学于日本，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几乎完全接受日本人的中国观。(以下摘自-王康《超越宿命，领受天意》)
　　“鲁迅曾多次引用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一书，其中论列中国人“特质”达26条之多，绝大多数与日本人的“支那观”、“中国印象”如出一辙。鲁迅影响最大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阿Q正传》(1921)背后，来自日本的“中国国民性”和“支那特质”何其清晰、纯粹。在解剖和抨击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时，鲁迅惊世骇俗的绝望比喻“铁屋子”、“一群昏睡而将死的人”以及将全部中国历史简略为“吃人”二字，又是何等地道的日式白描、何等炼达的日式修辞。——而鲁迅近七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民族魂”、“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中国第一个圣人”。”
　　“日本大正二年、中国辛亥二年，黑龙会主干内田写下《支那论》。“世界之国民中，共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彼等非以自家为中心以逞其政权欲之凶汉，则为自己私利私福不辞忍受羞耻之险民。彼等无政治之机能，彼等无国民之精神，彼等无敌忾自强之志气。主义、主张、人道、名分，于彼等之间，固无任何之意义”。绝不限于最早主张“使朝鲜从中国之虐政中解放，使满洲从俄国之垂涎之解脱”的内田，侮蔑中国为“畸型之国”，侮蔑一般中国人“平生之职业乃打家劫舍，掘墓赌博，既无政府，亦无祖国，既无仁义，亦无道德，其理想之所，唯能自己快活则足矣”的“支那观”，长时间是日本的“主流意识”。
　　与孙中山等中国人有特殊而深入关系的“支那学”权威内藤也于当年写出《支那论》。在这本“完全代替支那人、为支那人而考虑”的书中，内藤咒骂中国民族“不问其法制之美恶，不论其人格之正邪”。如此腐化自私愚昧的国家“于何日灭亡一事，早已非问题之所在。今日之支那，实早已灭亡，不过以其残骸蠢动而已矣。”日本“若真下决心欲使支那灭亡，则支那绝无防御抵抗之理，其他列国，亦无敢有指手划脚者。…以此大使命而言，日本对支那之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一类之议论，完全成不了问题”。
　　1924年，在中国实地生活了近二十的内藤又撰写下《新支那论》。在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十三年后，在发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后，这位“深通”中国历史的“杰出支那学者”仍然断然否认中国能靠自己力量建设成为“普通国家”的可能。相反，他以最终裁决的口吻宣判了中国的命运：
　　纵使支那国家灭亡，窃以为亦无过分悲哀之理由。若于支那民族大局而观之，所言支那灭亡，绝非侮辱支那之语。若高于民族之大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其于政治经济之领域，国家虽濒于灭亡，然其郁郁乎文化之大功业则是以令人尊敬。与此大功业相比，国家之灭亡实无足轻重。”
　　曾作为日本驻清朝公使助手的藤田剑峰在《太阳》四卷五号上写道：“支那人秉性之恶端业已为世人所知晓：过于自尊，过于保守，国家意识淡泊，自私自利，狡猾散漫，野卑吝啬，因循姑息，愚昧而不识趣，兼加注重虚礼，娴于辞令，且一般不厌脏乱。”
　　鲁迅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面临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清末民初。清朝是异族统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野蛮对文明的征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必然要对汉族的文化进行破坏，包括愚民教育和奴化教育,满清的文字狱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汉人是亡国奴，对清朝没有认同感，满清贵族对汉人也没有任何平等对待的意识。“国不知爱民，民不知有国”。这是那个时代中国人劣根的产生背景。而鲁迅大量发表文章的时候，满清已不复存在，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已然诞生，鲁迅还在翻老账，不断地炒作满清所形成的落后的思想文化，这不仅是不合时宜，也极不合理。
　　鲁迅笔下的国人“变得麻木不仁不成人样，只能作看客和示众的材料”，对于底层民众这是事实。底层民众的愚昧是满清政府或北洋政府造成的，没有形成现代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不能只怪罪于人民。而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1928年才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且于同年刚刚转为训政时期，所以中国底层民众的愚昧，也不能怪到国民党头上。
　　中国的旨在推翻满清反动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那个时代仁人志士比比皆是，我在广东中山了解到很多国民党人的事迹，感觉非常伟大，当时中国有很多可歌可涕的英雄人物。黄花岗72烈士，任何一个都可以大书特书一番，比如林觉民，他的《与妻书》写的多好! 这才是民族的脊梁。在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也有很多影响中国命运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如革命思想家邹容和陈天华：
　　邹容 (小鲁迅四岁)
　　()民国奠基者、革命家。字蔚丹，四川巴县(今四川巴县)人。1891年就读私塾，于1897年开始关心社会时事，对主张流血变法的 谭嗣同产生敬慕之情，于1902年东渡日本，深受当时“排满革命”思潮的影响，短短一年时间，他的思想从爱国转向革命。次年遭到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迫害回国，在上海完成了他的传世之作《革命军》。这本书如同一颗落在清政府头上的重磅炸弹，不仅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清政府惊恐万状。章太炎为此书作序，并在《苏报》上写文章介绍。《革命家》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孙中山先生称赞道：“《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清政府嫉恨万端，遂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封闭《苏报》，逮捕章太炎、邹容，制造了哄动一时的“苏报案”。日，一个冷风细雨的早晨，这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逝世于狱中，牺牲时年仅20岁。那时鲁迅躲在那里唤醒民众呢?
　　陈天华(1875年-日)，近代革命家，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同盟会会员，清末革命烈士。
　　早年就学长沙岳麓书院，1903年留学日本，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国民教育会，从事反清活动。1904年与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策划武装起义，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以通俗的说唱体著《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文，宣传革命思想，影响“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為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馮自由《革命逸史》)。投海殉国以警醒国人，牺牲时年仅30岁。那时鲁迅又是躲在那里唤醒民众呢?
　　而鲁迅所谓的“最唤醒民众，最有思想性”的小说《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辛亥革命7年之后，《药》1919年，辛亥革命8年之后，根本谈不上“开启民智，唤醒民众” 请看鲁迅写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狂人日记是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受害妄想来影射中国的历史，中国人中有精神病患者，不等于中国人都是精神病患者，在法律上精神病患者没有行为责任能力，所以法律是不采纳精神病患者的证词的。鲁迅倒好，拿精神病患者来忽悠正常人。
　　还有《药》这部短篇小说，在中国的中医药典里，什么地方有用人血馒头治疗肺痨的记录?中国哪里有这样的偏方?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原型?我看只有周树人家有这个祖传秘方，不能用虚拟代替现实。所以仅从鲁迅的作品的发表时间和内容上看，思想家和民族脊梁的帽子无论如何也戴不到鲁迅的头上。
　　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1927年-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称成为黄金十年，十年中，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对这十年有极端不同的看法。 正面的看法认为，在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并且在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这也说明中国人民在新兴的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是有自强不息精神的。
　　所以鲁迅在国民政府内忧外患，政权并不巩固之际，痛骂当时广为人民拥护的新兴的国民政府，不知所骂为何事?国民党腐败肯定有，但应该比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腐朽末落的满清政府要好得多了，而且当时国民党内忧外患，也根本来不及腐败。有种说法是苏联出钱给鲁迅要他骂国民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重点北移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于日，利用日本侵华，国军后方空虚，中国工农红军在国军后方采取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扩大所谓的根据地。鲁迅生命最后的8年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的危机关头，这一时期救亡先于启蒙，然而鲁迅以所谓启蒙的名义严重打击中国人民的士气,鲁迅在那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时有很多民族败类，如张XX，还有流氓政客，他一概不攻击，专门攻击梁实秋这样的老实人和相当开明和进步的的中华民国政府。中日战争中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 多少“砍头示众的材料”-那些英勇的中国的普通士兵为国捐躯，鲁迅有没有写一篇悼念他们的文章来彰表他们的事迹?!没有!绝对没有!
　　关于鲁迅作品的选材，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笔下的中国人，自私，懦弱，猥琐，残忍，愚昧。而且放大到整个民族，整个历史，全部的文化。在那个年代，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幸的人，在西方的这一类的小说中，如《悲惨世界》一类的总还会有几个具有人性光辉的人物。然而在鲁迅的笔下，中国人好像都不配活在地球上。”都是砍头示众的材料“。
　　鲁迅不批评当时的流氓，军阀，也不批评日本人。就是可劲说中国文化如何坏，人民多么愚昧，多么无可救药。然后和日本人，俄国人和中共打得火热。鲁迅最恶劣的是所有的当权的权贵他都不得罪，一味乱骂传统。鲁迅还有一个本事，就是“时间差”把握的非常好，那个时期政治风云变幻，“城头变幻大王旗”。满清时，他不骂满清，骂老百姓“都是砍头示众的材料，他也不骂革命党;辛亥革命成功后，他骂满清，不骂北洋军阀。也不骂国民党;袁世凯死了，他骂北洋军阀，不骂国民党，也不骂其他军阀;北伐成功了，他骂军阀，不骂国民党也不骂共产党;日本来了，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他骂政府,不骂共产党，也不骂苏俄和日本人。
　　上海人有一种描述投机的说法叫“烧冷灶”，鲁迅只要有冷灶，他烧个到，一个不拉。他也敢“捣热灶”-看哪个灶快灭了，第一个冲上去猛捣一气。只有痛打落水狗的勇气，而狗在地上他躲得远远的。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写了一本书：《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中有一处特别引起读者注意，就是作者周海婴对鲁迅死因提出疑问。当年与鲁迅家人有来往的王元化先生谈到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王元化：“当时，我跟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些年轻人，谈起过日本的须藤医生给鲁迅看病的事恐怕是不是有问题，因为当时有个美国医生也给鲁迅看过肺病，这位医生跟鲁迅讲，要把他胸腔肋膜里的积水抽出来。(这说明是不治之症)”王元化先生在这里提到的须藤医生是《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记载的为鲁迅治病的最后一位医生，日本人。王元化先生说：“我觉得最可疑的是，海婴讲，他妈妈后来访问日本，别的人都见到了，就是须藤医生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个非常可疑的情况。因为所有过去跟鲁迅有关系的人都对海婴他们很好，见了鲁迅家人都很不错，而须藤就是一点消息也没有。同时，他讲到须藤医生是‘乌龙会’的，是个很法西斯的组织，跟日本军国主义完全是一致的。当然我们觉得我们不能马上作出一个断案认定鲁迅先生就是须藤医生害死的，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研究。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鲁迅对须藤医生这么相信，我觉得也是很特别的事情。”
　　我认为鲁迅不可能是被须藤医生害死的，当时鲁迅的肺中已有积水，对于那时的医疗技术来说是不治之症，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害死他。须藤医生和鲁迅是什么关系令人费解。
　　鲁迅翻译过托洛茨基、高尔基的某些作品(日译本), 所以可以肯定鲁迅应该对苏俄革命相当了解，然而鲁迅对斯大林/苏联共产主义很是推崇, 反而对美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十分令人费解。
　　鲁迅把中国说的一无是处，一团漆黑。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于资本主义早期，其学说的主体是工人阶级。而鲁迅所处时代中国还是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主要还是封建时代，鲁迅的价值是搞出来个中国版的马列学说，最后被发展成为土改和斗地主理论依据，对于这一点鲁迅大概是始料未及的。
　　伟大领袖捧鲁迅的目的在于表明：
　　1. 夺取政权有合理性：是为了砸烂万恶的旧世界。
　　2.掌权以后，人民是中国历史上最幸福的人民。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我敢说，他到现在都不会写文革的题材，他只会写1949年以前国民党如何如何坏，人民如何如何愚蠢。。。。。。
　　鲁迅的世故远高于他的深刻。他的偏激，晦暗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思想家。单纯从文学角度，鲁迅的作品有可取之处，对于中国古代的批评有正确的地方，但不应该全盘否定中华文明，当然可以否定中国的落后文化。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历史是既成事实，无法改变，只可尊重历史，无法否定历史。对于古代史的评论主要应该横向比较，不能拿当代的先进国家来进行纵向比较。对于当代问题不能只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一定不可忽略现代和近代的历史背景。
　　鲁迅被很多人捧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第一文圣人。所谓圣人是指在价值观上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人，鲁迅算什么?他对中国文化毫无建设性的贡献。再请看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思想家?甚至于一些思想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印度(以前包括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阿拉伯世界，西班牙帝国和俄国，有没有一个思想家如此憎恶自己的母国?世界上那个大思想家像鲁迅这样对待自己的母国?鲁迅笔下：“中国是4000年吃人的历史”.
　　鲁迅所谓的思想主要源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思考，这就比如，犹太人用希特勒的理论批犹太民族的劣根，那也是绝对深刻的。日本人意图灭亡中国，他们理所当然地要去发掘中国人的弱点和丑恶的一面为他们全面侵华做理论上和道义上的准备。而鲁迅作为一个中国人，全盘接受日本人的中国观，并把中国人的毛病提升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凡是病人找他看病，他的诊断一概是绝症，治疗方法一概是回家等死，在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圣人?中国人真的那么差吗?中国人的善良，坚韧，奉献牺牲精神那个时候是有的，在鲁迅的笔下是没有的，而经过几十年瞎折腾，那些中国的传统美德在当代是少之又少了。
　　中国文化的糟粕是以法家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和封建皇权下的国家主义。而精华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孔孟之道，请看：仁，义，礼，智，信，孝，悌，勇，礼，节，让，恕， 那一点该批?他所批评的孔孟之道，在现代中国还剩下什么?他当时所推崇的苏俄是共产集权，日本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于这两个对中国戕害最深的两个国家，鲁迅可曾对他们有过一丝半点的批评?!
　　“建房子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烧房子只要一根火材”。烧房子不是本事，鲁迅有多少建设性的东西? 鲁迅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偏激阴暗，不是要国人自省，学会“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是起到了打断国人脊梁，要国人自卑，软弱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鲁迅是个十足的右派，但以左棍子的面目出现,是民族败类;鲁迅狭隘偏执，是投机文人，懦夫。
　　我非常认同一网友的看法：
　　“鲁迅的散文是一流的，杂文是二流的，译文是三流的，人品是四流的”，仅此而已。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此处显示新 Div 标签的内容鲁迅写给藤田先生的信_百度知道更多公众号：DDWT1982《当代文坛》前身《文谭》，创刊于1982年，系西南地区第一家专业文学评论杂志。该刊现被以下数据库收录：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文核心期刊(2011) 。读者可登陆“中国知网”浏览并下载往期文章。最新文章相关推荐搜狗：感谢您阅读【陈子善 】
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本文可能来自网络，如果侵犯了您的相关权益，请联系管理员。QQ:ergirl的喜欢 | LOFTER（乐乎）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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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rMethod:'queryLikePosts',fpost:'1da8',userId:,blogListLength:30};有人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比作一颗耀目的钻石，每一个晶莹剔透的切面都闪烁着令人心旌摇曳的光彩。这并非溢美之词。在哲学、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文字学、考古学、心理学、词学、曲学、红学、金石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王国维均有深诣和创新。他平生学无专师，没有硕士、博士的头衔，却能自辟户牖，勤奋钻研，筑起了一座又一座学术里程碑。论样貌，王国维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眼若死鱼，塌鼻，龅牙，面色微黄，皮肤凸凹不平，续着小胡子的脸上常年挂着一副玳瑁眼镜；矮个儿，穿着邋遢，一年四季套着不合时宜的粗旧衣服，玄色扎腰，瓜皮帽下扎着一条猪尾巴一样的小辫；生性忧郁，羸弱多病，声音喑哑且口吃得厉害。语言大师王力说他是“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鲁迅则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样”。就这样一个“冬烘”、“火腿”似的人物，论学术成就，却让绝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他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梁启超赞他“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郭沫若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一生为学，如痴如狂王国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是宋安化郡王三十二世裔孙。王乃誉攻书画、篆刻、诗古文辞，博涉多才，著有游目录八卷，古钱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题画诗、画粕等数卷。王国维4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蕴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而他的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1883年，他7岁起，先后入邻塾从师潘紫贵（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就读，接受过塾师的启蒙教育，并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1892年7月，王国维16岁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21名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虽有才子之名，王国维的学业运却极其不佳，17岁时乡试不中，21岁时又不中。不过，这与他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应试，而是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产生了兴趣从而忙于博览群书有关。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向中国输入，王国维接触到新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虽然因为家贫而不能以资供其外出游学，他仍关心时事，研读外洋政书和《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等。从1895年至1897年，他陆续撰写了《咏史》诗二十首，并于1928年始发表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为“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出于对俗套的八股文的厌恶和对金石史学的喜爱，他下定决心不再参加科考。为了养家糊口，他在乡间谋了一份教书先生的职务。1898年，同乡许家腥辞去《时务报》文职书记一职，便介绍他去上海接替自己的职务。就在这一年，王国维结识了他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罗振玉。罗振玉等人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国维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引为弟子。从此，王国维的治学道路及以后的人生都与这位古史学家、清室遗老产生了藕断丝连的联系，直到其生命的终结。在《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后，罗振玉又引王国维入东文学社半工半读，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学社除日文外，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王国维如同久旱逢甘霖，攻读甚勤，并且从日本教员田冈的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从而萌发了研习西洋哲学的念头。王国维一直向往出国，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终于在1900年12月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然而不到半年便因病回国，病愈后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王国维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这一时期是王国维“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此时他以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所译心理学、逻辑学名著有开拓之功。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等。1906年，30岁的王国维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同年4月，王国维集数年所填词61阕，成《人间词甲稿》刊行。后又经罗振玉引荐，结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1906年6月，王国维发表了《三十自序二》，并称自己开始由哲学转向文学，且有志于戏曲研究。这标志着他的学术研究开始发生了转折。此时期，王国维第一次全面地向国人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并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进行介绍和比较，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名著及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等人。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王国维携全家随罗振玉东渡日本，于京都田中村侨居四年余。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说：“东渡后，时从参事（指罗氏）问古文字之学，因得尽阅所藏拓本”。他治甲骨文字，亦始于此时。由于专力于研究新发现的史料，并能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服装、建筑，所涉甚广，著述甚丰。此外，他在戏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这一时期，他的生活颇为安定，学术上也有很大突破，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然而，“才子”却时常为“五斗米”所困。王国维在日本的经济不能自主，生活主要依赖罗振玉资助。当时罗振玉因连年印书，所费也甚多，王国维不愿再拖累罗振玉，便决定先期返国。1916年，40岁的王国回到祖国，于上海“哈同花园”《学术丛编》任编辑主任，兼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要从事申骨文字及商周历史研究。王国维对“哈同花园”并无好感，但是为了生计，也为了利用“哈同花园”内收藏的古物和文献做研究，而不得不与他所认为的不学之徒“虚与委蛇”。此外，王国维还兼职为他人整理藏书，参与《浙江通志》的编撰，以增加收入，弥补子女上学费用。这一时期，王国维将辛亥以来重要的研究成果编成了《观堂集林》，其中《艺林）八卷、《史林》十卷、《杂林》二卷，对后世具有很大的影响。此时，罗振玉还是继续留在日本，生活也过得比较艰难。然而，他是一个很有商业头脑的人，他让王国维在国内帮助收购和鉴别古书画来转手卖给日本人，赚取其中的利润差额。1919年，罗振玉一家也回到中国来，并开始筹划将三女儿罗孝纯嫁给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的事情。1923年春，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有幸得窥大内所藏，曾检理景阳宫藏书。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后有崇仰他学问的胡适、顾颉刚等人推荐他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院长职，仅任教职，讲授《古史新证》及《说文》、《尚书》等课程，从事《水经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王国维一生飘零，却始终严谨治学，他精通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古文、古器物、殷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既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心系教育，鞠躬尽瘁王国维几乎一生都与教育事业有着不解之缘，曾于众多学校任教，虽然时间不长，但却总结了十分丰富的教育理论。王国维在家乡海宁时一直给人当家庭教师。初抵上海《时务报》馆后，他曾与同乡张英甫等，提出了在海宁筹办师范学堂和小学堂的构想，并上呈筹款缘由，希望转达海宁知州。虽然最终无果，但足见他年纪轻轻就心系教育。维新变法失败后，深感国家动荡的王国维企图以教育来挽救国家命运，他在对只关心个人利益的麻木国民极大愤慨的同时，仍念念不忘教育大计，在家养病的他曾致函汪康年，在信中写道:“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着，今日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着耳。”1901年，王国维应罗振玉之邀，先后执教于武昌湖北农务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王国维在授课之余，为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教育世界》编译了大量文章（《教育世界》是我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主要翻译东西方各国教育学制、学规）。王国维于《教育世界》翻译连载的日本立花铣三郎的《教育学》，是我国第一部国外教育理论译著。1902年，张謇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欲聘一位精通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的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在这里任教一年。1903年3月，又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在此期间，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对西方哲学有了深刻的研究。1904年，王国维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了刊物改革。同年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以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也来校任教，主讲西方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还为此编译了相关教材，并创作了《教育学》一书，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定义、教育目的、教育人类学和教育方法学等。应该说，《教育世界》是王国维总结他独特教育理论的重要阵地。例如1906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教育历史上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第一人，较之日后梁启超与蔡元培所提出类似的教育理论要早了十多年。他还在《教育世界》中开辟“教育小言”专栏，针对中国教育现状与改革发表不少独到见解与批评。尽管这本教育杂志仅仅维持了三年不到，其间却刊载了近百篇关于日本学制的文章，内容涉及大学、中学、小学、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各个门类。在清末严酷的思想统治之下，能够刊发如此多的国外教育文章，主笔王国维功不可没。随着王国维教育学著述的日渐丰富，他的教育理论、思想渐成体系。1907年时，罗振玉任清政府负责编译教材的学部参事，推荐王国维进入学部图书编译局工作。在这里的几年，沉默寡言的王国维只顾埋头治学，编译了近百万字书稿。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学习“有用之学”、“无用之学”之辨，这既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也为他在民国初期教育界赢取了一席之地。“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王国维的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在当时举国上下学习西学、企图科技救国的现实背景下，王国维大谈道家哲学式的有用无用，似乎书生气太重，但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教育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学科的现状而发，试图扭转当时这一畸形教育现状。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归国后，曾在哈同开设的仓圣明智大学短暂任教。1922年，经蔡元培、马衡等人的再三邀请，王国维受聘于北京大学，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任教期间，他积极设计研究课题，还指导了很多函授学生。三年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又受聘为教授，对学生关怀备至，不但让有了一定基础的学生根据兴趣自行选题，还十分注重于对其研究方法的启发。晚年执教北大与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经历，使王国维早年的教育理论得以真正实践，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所开辟的研究领域与引进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对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关心时局，预言共产王国维留给人们的印象，更多是《人间词话》中治学的三种境界，是《观堂集林》中对历史的透析，是《论性》、《释理》、《原命》对生命哲学的拷问，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王国维其实十分关心晚清政治时局，还曾对中国未来走向作出了准确的预言。王国维父亲王乃誉的日记里，记载了很多王国维青少年时期和父亲议论时局的情况。1896年，李鸿章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势力进一步伸入我国东北地区。同年8月，爱国志士、学社报馆竞相宣传救亡，其中以《时务报》最有代表性。这一年九月初五，据王乃誉日记记载：“静（即王国维）持《时务报》第一、三册，上海新设，七月初一开馆，总理为汪穰卿(即汪康年)，执笔新会梁启超，所陈通变议，颇给时政，诚此时之要务。”可见，无论王国维还是乃父，对于中国时事，都有所关注。日，《王乃誉日记》载：“静儿携借到《时务报》四十五六册归家”。可以看出此时王国维已经颇为关心时事，并且倾向新学。“于是弃帖括而不为，论举业而不就。”而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帝，陈述亡国之危险，发起保国会不久，王国维曾经谒见康有为。1917年是王国维政治思想发生大变动的一年，张勋复辟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都曾引起王国维的极大关注。他在致罗振玉及其他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他对于灾难的20世纪中国不祥的预感。在致许默斋的信中王国维提到：“给常谓此刻欲望在上者变法者万万不能，唯有百姓竭力去做，做得到一分就算一分。”而致罗振玉的信中也说：“南北交汇，势成决裂，然将来或以妥协了事，亦未可知。”“乙老昨日长谈，颇负悲观。乙老对时事，谓南人欲恢复辛亥革命各间状态，是适以助北，故近又不能乐观云云。”“俄国革命事起，协商诸国内情可见，此事于东方内政外交影响甚大，以后各国国体政体均视同盟与协商之胜败为转移耳。”可见，王国维对民国的现状和未来都很不乐观。王国维曾醉心于研究西学，但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却突然改变了学术方向，一心转向国学研究，王国维忽而对西方不再抱有好感，这一转变与他对政治时局和东西思想冲撞的理解和态度不无关系。周一平先生曾写过《1917年前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剖析了1917年前后王国维政治思想的变化以及在其学术上的反映。周言先生则在《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中引证了王国维当年所作的《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诗，作出了更进一步的确解。这首诗里有这样的话：“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周言阐述说，这里的“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指的是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学文学美学之间的矛盾，而“多更忧患阅陵谷”指的则是辛亥革命风暴的席卷，“始知斯道齐衡嵩”即可与此年王国维写毕《宋元戏曲考》后转向国学研究的学术动向相印证。王国维的学术转向曾受到辛亥革命的具体影响，这段“夫子自道”可为明证。而王国维对政治时局把握之敏锐，甚至让他成了一名“预言家”。王国维在日致罗振玉的信中曾说：“俄国革命事起，协商诸国内情可见，此事于东方内政外交影响甚大，以后各国国体政体均视同盟与协商之胜败为转移耳。”“罗刹(代指俄国)分裂，殆不复国，恐随其后者尚有数国，始知今日灭国新法在先破其统一之物，不统一则然后可惟我所为。至统一既破之后，欲恢复前此之统一，则千难万难矣。”而其最让人震惊于他的历史洞见的预言，是1917年末其致柯劭忞的信中所提：“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此信已佚，但却由罗振玉记录下了此信的大致内容，录入于《王忠悫遗书序》中。王国维在致信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亦曾提及此信：“前致敬仲(即柯劭态)书，已得其复……书中有‘始于共和，终于共产’语，乃行文配衬之笔，而敬仲乃反复此语，将其他要言忘却，殆神明已衰矣。”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记中曾说：“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悲情人生，魂断鱼藻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诗经·小雅·鱼藻》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这个并不十分惹眼也没什么特殊典故的地方，却因为一件事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日，51岁的王国维自沉于此，将他的生命历程定格在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中。正处于壮年时期，且治学与事业皆处于巅峰时期的王国维究竟为什么选择自尽，学术界数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每每通过王国维的著作和书信揣测剖析，各执己见，似皆不无道理。然而推论并不等于事情的真相，毕竟逝者已矣，但是王国维选择鱼藻轩作为自沉的地点，却多半是与政治时局有关。鱼藻轩的水很浅，但命名却很有讲究。《鱼藻》乃《诗经·小雅》的篇名，首句“鱼在在藻”何意？毛传：“鱼以依蒲藻为得其性。”郑玄加以引申，解释得更明白：“藻，水草也。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讲的是臣和君的关系：臣依君，犹如鱼依藻。王国维饱读诗书，对此再清楚不过。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溥仪被迫出宫，李大钊遇害，叶德辉在长沙被军阀所杀，清代遗老纷纷逃难，罗振玉也避入某国使馆。王国维虽日常言行无异，但谈及时局，总是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时，王国维就曾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多亏家人及时劝阻。谁能料想，事隔四年，他最终还是自沉而亡。我们并不能确认王国维是不是因为“殉清”而死，但是其性格中有着悲观的因子，且其一生悲情交织，却是不争的事实。王国维3岁丧母，自幼缺少母爱，又少手足雁行之乐，故性情孤僻、内向，不擅交际，对人间苦痛十分敏感。16岁进州学后，他被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纵论古今，少年意气。然而父亲王乃誉对其却十分苛责。王乃誉在日记中说：“教其不可畏世，示其不可鲁莽”。可见他在父亲眼中，是一个胆小、内心冲突又不擅逢源的少年。后来王国维先后两次参加乡试未中，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他在旧的科举制度下找不到出路，只能另寻他法。<p style="margin-top: 0 margin-bottom: 0 padding: 0 max-width: 100%; box-sizing: border-box ! word-wrap: break-word ! min-height: 1诗刊社(shikan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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