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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与诺奖·文学与政治·作者与知识分子
2012年第6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时 间：日中国论文网 /5/view-3771491.htm　　组织者：赵勇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天这次课，大家可以围绕着莫言与诺贝尔文学奖、文学与政治、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话题展开讨论。　　莫言获奖后，主流的声音是祝贺、道喜，为中国作家拿到这个文学大奖而感到自豪，但其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在莫言获奖的第二天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为什么批评莫言？》。莫言被人拎出的几件事，一是他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中，与中国作家官方代表团一起退席抗议异议人士；二是2009年崔卫平打电话给146位受访者，问他们关于诺贝尔和平奖一事的看法，莫言的回答是：“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不过他在获奖的答记者问中则表示了较明确态度。三是他在今年的参与抄《讲话》。　　“作家抄《讲话》”是今年弄得动静很大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些质疑者指责莫言的一个理由。许纪霖说：“一个文学家不仅以作品说话，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见世。文学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这里说的道德，乃是忠诚于自己的文学信念和价值信念，那是一种善的德性。如果莫言像一些左派作家那样，真诚地信仰《讲话》的精神，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同样在人格上会尊重他。”我想许纪霖教授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莫言虽然在文学上赢了，但是却在人格上输了。　　实际上这件事情今年5月在网上就有了热议，我看到同样抄《讲话》的周国平和叶兆言都写过相关文字，表示抄了之后有些后悔。而莫言在获奖之后的答记者问中也对这个事情作出了回应。他的基本意思是：《讲话》有历史局限性，当时他的创作是以实际行动对《讲话》的突破；但《讲话》也不是一无是处，那里面有合理的成分；最后他的表达是：“我抄了，我不后悔。我觉得我抄这个讲话和我的创作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我抄它，是因为它里面有割裂的成分。我突破它，是因为它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创作的需要。”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莫言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他说：“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他在演讲的最后特别讲到了歌德与贝多芬的故事：“有一次，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贝多芬昂首挺胸，从国王的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我想，这个故事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对贝多芬的尊敬和对歌德的蔑视。在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我觉得莫言所创作的作品，他作为作家在写作之外的一些话语和做法，确实构成了一种文学与政治方面的“症候”，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和解读。而在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这个问题上，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个资料。在2006年与孙郁的一次对话中，莫言就对作家的知识分子角色扮演问题有过思考，他说：“一个写小说的人还是应该用小说来发言。作为社会的代言人来说话，作家里也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左拉、雨果，但我缺乏这种能力，我从小所接受的教育，使我不愿意跳出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空泛的宣言，而是习惯用小说的方式，有了感受就诉诸形象。”“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每个人的生存状态不同，应该允许有的作家不做谔谔之士，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良知和勇气。”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很耐人寻味，这几乎就是他对自己只愿意当作家而不愿意做知识分子的委婉辩护。　　姜天翔（比较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我有一个疑惑。当时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认为这个奖是体制内的东西，他不愿被体制化。然而如今莫言获诺贝尔奖，大家对他的诟病却多集中在他是体制内的人，这是不是有点儿奇怪？　　李壮（当代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如果讨论体制问题的话，我们就不是在就诺贝尔文学奖来讨论了。因为仅仅说文学的话我觉得跟体制的关系不是很大。当我们谈到体制，更多的就是针对管谟业这个人，而不是莫言这个作家。这种本人与作家的区分，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莎士比亚。关于莎士比亚是谁，这个一直都有争论，有人说是爱德华·德·维尔，也就是牛津伯爵，也有人说是马洛、培根，甚至伊丽莎白女王。至于一个作家，我觉得他真正的身份并不重要，就像莎士比亚真正的身份到现在都没有定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他写的东西好。所以说，莫言，他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和平奖，他是否体制内或者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是靠作品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他的作品更多地展示出来的并不是他对体制的关注，或者说对权力、政治的关注，而是对原始生命力的关注。比如说《檀香刑》，这本书涉及到的是刑罚、是人性的恶，他也没有从鲁迅那种民族启蒙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写。对于那些刑罚、人的残酷以及世界的残酷，他都是以一种狂欢化的语调在写。他要表现的是生命在强大外力介入下的毁灭，以此作为一种生命力爆发的极致。像《檀香刑》，还有他的其他很多作品，像《红高粱》等等，都是从人的生命这个角度来进入文学作品。这样看的话，我们如果一定要从体制内外、立场如何之类的角度来评判莫言，是不是显得有一点狭隘了呢？　　而且我还觉得，有时候一个作家他所站的位置、他所做的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尤其在中国，一个作家如果想有所作为、想要发出他的声音，那么他免不了要作出一些妥协。甚至我觉得，作出过妥协、心里有着矛盾和痛苦的作家，反而更容易写出伟大的作品。就好像厨川白村把文学称作“苦闷的象征”，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内心如果没有撕裂、没有矛盾，他很难写出真正深刻的作品。一个完全纯洁正直的人有可能做一个好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童话作家，但他不一定会是一个深刻的作家。我觉得真正有力量的文学作品都来自于作家内心的撕裂。一个作家身不由己地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忏悔；他不时身不由己地做着那些事情，但心里始终坚守着一块纯洁，而这种纯洁与他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撕裂和痛苦，在这种折磨之中他才有更强的生命冲动以及创作冲动。所以我觉得，从某些角度而言，一个作家作出妥协，甚至是做一些完全不合自己本意的事情，有时反而会对文学创作的深度更有益处。 　　李冬雪（当代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我觉得莫言的《蛙》能够同时获得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体制”的一个超越。两种不同的体制共同认可了一个作家的作品，说明莫言抓住了那个能够打通“体制”的东西——文学性。莫言作出了一种尝试，即通过抓住时代、历史、人性以及文化的那条隐约而强劲的脉搏，来超越种种评价体制的尝试。因此，我觉得莫言获奖最大的胜利不在于奖励本身，而是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以及对他特殊的文学处理方法的认可和嘉许。　　莫言并非不关注政治，而是与它刻意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并不明显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着意在作品中“呈现”它们。比如，在《蛙》中“计划生育”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被处理为“一面镜子”，映射出各个人物在镜像中的自己，展示了他们的性格、选择、精神状态等，也包括作者对他们的命运的揭示，而这一切都是以这一政策作为精神背景来观照的。　　此外，老师刚才提到莫言讲到的贝多芬与歌德的故事，我觉得贝多芬和歌德分别代表了两种态度：贝多芬体现了一个艺术家的清高和傲骨；歌德则表现了他融入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他对待事物绅士般的尊重和对历史与传统所存的敬畏之心。而今天，莫言在面对政治时态度上的选择，显然倾向于歌德的做法。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贝多芬的做法的确更容易一些，因为“视而不见”的“回避”要比“众目睽睽”下的“面对”简单得多，毕竟“歌德的做法”更容易招致各种非议，比如，说他臣服于权威等。所以，作出倾向歌德的这种选择，更需要作家的自信和勇气。他自信，因为他的作品比他本人更具有说服力，更能代表他最真实的立场，他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批判力度足可证明他不是一个向权威献媚的作家。一个作家的某一篇作品和言论也许有时会偏离他的真实想法，但是在洋洋百万余言的众多作品中，我们最可能得到的还是一个作家最真实的一面和发自灵魂的心声。不管莫言作出这一选择时，有多少主动与被动的成分在里面，他对于这一选择的担当和坚持，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　　赵勇：莫言的《蛙》能够同时获得茅盾文学奖与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情可以看得更复杂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好像不是颁发给《蛙》的，这是其一。我觉得在莫言的创作中，《蛙》写得并不算最好。而据一些知情者透露，当年《檀香刑》以一票之差没获得茅奖，所以去年把茅奖给了《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莫言的一种补偿心理。中国的文学评奖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评出来的作品不一定就是这个作家写得最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因素应该考虑进来。　　另外，说到歌德，我想起了恩格斯对他的“两重性”的评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希望这段论述对大家能有所启发。　　熊海洋（文艺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我们在理解莫言的时候最好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它的语义学，另一个是它的语用学；语义学就是说谈论莫言的作品，他的作品的艺术，他的作品本身。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另外就是莫言获诺奖作为一个事件已经落在了此时此地的中国的文化语境之中。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谈到的作家的内心撕裂。当然，作家有一种精神上的张力是很可贵的。但是具体理解上，我们能不能把它理解为作家的个人经验与时代的象征图示之间的张力。作家的个人经验能够突破时代的象征图示，并创造新的个人化的象征，从而与这个时代进行交流。其实，这个也跟萨特在《什么是文学》这篇长文的第三部分最后提到的“文学的辩证法”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作家以自己的自由向他人的自由发出的召唤。　　莫言的作品我读得并不是太多。但是通过有限的阅读，我发现，莫言和张承志的语言都很有特点，但是在精神深度上，张承志的深度是莫言达不到的。　　赵勇：你说到这儿，我正好给你提供一个材料。莫言获奖之后有人提到张承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莫言获奖，有的人是直接就他获奖这件事进行评说，有的人是用一种迂回的方式，实际上也是在说这个事儿。比如他们说张承志把他的《心灵史》义卖，然后去了巴勒斯坦，把1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了巴勒斯坦难民营。他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行动。所以，有一天我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老师发微博说：“如果让我选一位中国作家获诺奖我就选张承志，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她的评价标准是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合二为一。　　姜天翔（主题发言）：首先我们要聊一聊莫言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然后我们来谈谈莫言获诺奖这件事情，尤其要关注一下顾彬对莫言的评论。最后再将莫言和我们通常意义理解下的几种“知识分子”进行类比，来看看“莫言离知识分子还有多远”。　　第一部分。莫言，党员，作协副主席，体制内部的人。现在一些人所谓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体制外”的，一种“反抗的东西”。莫言貌似和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关系。有意思的是，他在12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谈及诺贝尔和平奖一事时说的一段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莫言并不那么单纯。　　第二部分，关于莫言获诺奖的事。现在人们分析他获奖一般都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说是因为他的文章是葛浩文翻译的。葛浩文是谁？一个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在英语世界很有知名度，他的译文不是逐字逐句译的，整篇意译，他翻译得很好，老外很喜欢。第二个说法，有人说是因为莫言写的东西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老外没见过，觉得很新鲜就觉得好了。第三个，也有人说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因为莫言一获奖，莫言就必须直接面对世界媒体，关于中国整体的问题等，他必须直接回答，不能回避了。　　其间，顾彬对莫言获奖的评论还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顾彬对莫言的获奖是否定的。他觉得莫言写的东西是挺有意思，但“缺乏思想”。他认为莫言获奖完全归功于葛浩文的翻译。如果葛浩文当时选择翻译王安忆的，那获奖的肯定就是王安忆了。而且顾彬自始至终都认为莫言获奖有很大的政治因素。 　　第三部分，在理解莫言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前，我们再来看看几种我们通常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也许通过类比，可以更好了解莫言。第一个，北岛，是个作家。而且，北岛的创作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瑞典作协主席Mats以及美国翻译伊沙、严力的诗人梅丹理，在被问到在瑞典还有在美国，中国哪位诗人影响力最大。北岛！两个人都毫不犹豫地这样说。美国宇文所安更是明确指出，北岛的诗歌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力和好评，就是因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给他的作家身份加了很多分。第二个是刘晓波，他研究政治，很难说是一个作家。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很有可能不是作家。阿乙说过，我们要对生活保持敌意。他始终对一切保持冷漠的态度，只是把自己投身到写作上。曾经有个很崇拜他的读者，表示阿乙对他自己帮助有多大，有多么感谢阿乙。阿乙直接说，“你不要这么觉得，你不欠我什么，我从来没想过为别人写什么东西，我只是为自己写。你不欠我说明，我也不欠你，就是这样。”阿乙可以说也是一个“背叛”的知识分子。　　也许莫言也是这样一种“背叛”的知识分子，选择“平时墙头草”的方式，“背叛”地存在。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他内心的那颗知识分子的心，会让他作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表态。　　其实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反抗，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体制内部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我管它叫“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也许，莫言的“背叛”不那么简单，他也是看透了一切的无意义后，才认为背叛才是王道吧。很多人能看清这一点，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这一点说出来。但是阿乙不仅自己做到了，还能把它说出来。这就是我十分佩服阿乙的地方。　　时光（比较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第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对诺贝尔奖这个东西持有双重标准。自80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学渴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认为诺贝尔奖是判断我们文学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于是乎形成了一种“诺贝尔焦虑”，人们喜欢拿着“中国现在还没人获诺贝尔奖”的论调批评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而一旦这个奖真的落到中国作家的头上，我们又开始讨论与诺贝尔文学奖无关、与文学无关的政治层面的东西。这样，“诺贝尔奖”反而又成了检验中国政治环境的工具。这样的双重标准证明了我们缺少一以贯之的观点立场，不是很自信。就我而言，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我们作为一个人文大国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写作。目前，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莫言到底配不配、或者中国到底该不该取得这一荣誉，就如海洋同学所说，莫言获奖已经落入中国文化的语境，我们需要做的，是去反思文学本身、以及今后的文学发展方向。　　第二点，顾彬说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的翻译在莫言获奖上有极大关系，假如他翻译的不是莫言而是王安忆，获奖的就是王安忆了。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观点，译本的质量好坏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作品的传播和认知度，但是作品才是译本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一部好的作品，好的译本是不可能想象的。这简直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十分荒谬。另外，葛浩文不仅仅只翻译了莫言的作品，他还翻译了巴金、萧红，还有与莫言差不多齐名的贾平凹等很多人的作品，唯独只有莫言获奖，这就说明了他的独特性。最后，莫言作品的瑞典译者陈安娜说，诺奖评审不但参考了她的译本，还参考了其他语言众多译本（包括葛浩文），这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论证了拿翻译说事儿的荒谬。　　第三点，我想探讨作家与知识分子的区别。关于前面谈到的莫言从作家到知识分子的过渡，我认为太过简单化了，一个人他顺从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关乎自由、民主的观念，他反抗并不意味着没有属于自己的私心。正如支持一种政治与反对一种政治，支持它不见得你认同它，而反对它正证明了它对你的影响之深。这里面的东西是很复杂的，不能作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判断，要仔细地去研究辨识。另外，我定义中的知识分子，一是要有知名度，这点莫言已经具备；第二要有行动，就像老师讲到的萨特一样，自己去积极行动，这点莫言好像没有什么实践吧；第三要有影响力，看他能不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所以，我不认为莫言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贺艳波（文艺学专业2012级博士生）：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指的是在专业化的领域中拥有一定技能的人，比如在经济领域（或者企业）中，技术人员也是知识分子，而作家就是在文学领域拥有一定写作技能的知识分子。作家和知识分子是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我们对莫言的讨论甚至包括莫言自己，都把作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割裂了，陷入“白马非马”的悖论中。今天对莫言的讨论，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以传统知识分子的心态来认识专业知识分子的立场。　　李莎（文艺学专业2010级硕士生）：今天我们探讨的一个主题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如果把政治的概念范围放大的话，那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个话语中的确非常凸显。我注意到“冉云飞3世”有一条微博引用了布罗茨基的话：文学一定要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能再干预文学为止。这似乎是比较强硬的文学对抗政治的姿态。但是仔细去想，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看似二元对立，似乎并非如此。我们一直在拿萨特拒绝诺贝尔奖与我们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感觉，或者说莫言获奖这个事情在做对比。萨特1964年拒绝诺贝尔奖的说法叫做“作家反对被机构化”，他主要的观点是：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态度的作家只能用他的手段及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这是萨特一种直接介入社会政治的态度。而中国的一些民主人士的某些写作也似乎如此。但是在这里，文学与政治的纠缠又显得非常矛盾。一方面文学要介入、干预政治，另一方面像布罗茨基那句话说的直到政治不能再干预文学为止，好像文学与政治就此就撇清了干系似的。但是这种让政治不再干预文学的观点也隐含着权力争夺的政治。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文学无法摆脱所暗含的政治的芯子。　　另外一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说法是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辞。他说：文学仅仅是个人的声音，一旦成为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阶级或集团的代言，文学就失去了其本性。他的主要观点一言以蔽之，文学没有任何责任与义务。这就与前面所说的介入式的文学立场完全不同了，看似是把所有的政治抛弃掉。但是针对高行健的这个观点，陈映真对此进行了比较激烈的反思。他说高行健的观点来源于欧洲现代派，提倡个人化的文学，但是又改了头换了面。因为像现代派的艺术家毕加索等人，也在艺术中表达了个人对政治的看法。像高行健这种文学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影响也逃不出为自己辩护、自身意识形态的圈子，所谓的文学脱离政治只是一种神话。这让我改变了以前看待文学与政治时那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我想这个关系并不是画地为牢那么简单。 　　最后我想提的是莫言的获奖似乎得到了更多的话语权利和象征资本。如果他没有获奖，他说的“让他出来研究他的政治吧”这种话语的影响力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放到台面上被解剖，被关注。他的其他作为和不作为也会成为中国文坛的某种风向标。那么这些自身的、外在的影响、变化对一个作家日后的创作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形成某种困境？也许值得关注。我看到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奖的演讲辞叫《我在美丽的日本》，集中讲的是日本的禅宗文化，有一种出世的东西在。我不知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外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响，比如在日本，在拉美，会不会同样产生各种名利的骚动？但是对于作家本身来讲，他也可以有他自身对文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可能是关乎最根本的自由价值的。因而我比较期待莫言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告白，当然这样的演说或许是表达一个纯粹的文人的观点，也可能是在中国如此复杂的经历和语境下的思考。也许复杂性远远超出我们这些旁观者的猜想。　　熊忭（文艺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我想谈的主要是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我的这些想法主要是从萨特的两个说法出发的。一个是，萨特说文学要为当下写作。文学要介入当下、为当下写作，我觉得是有很多问题的。这是因为，政治、政治家是在社会建立之初通过社会契约就被赋予了管理社会、管理人群的权力的，而文学、文学家在一开始就丧失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是政治家对文学家不买账，就是社会人群也不太可能在这块领域听从文学家的指导。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不太会怀疑，如果我们用李白、李煜、谢灵运这样的人来为官、行政、管理的话，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当然，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文学家的确愿意投身这样的事务中，但是，比如萨特和左拉，当萨特上街游行，或者左拉为德雷福斯案奔走呼号的时候，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把他们和文学联系起来，或者说，在他们这样行动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似乎更可以把他们视为政治家，或者至少是社会活动家。文学在这些时刻只是为他们获得了名声，获得了在社会上的发言权，但他们在这些行动上已经很难称得上是文学活动了。　　还有些人，他们是在文学作品中来表达自己的“热心”，我们可以看做比较纯粹的文学家，如托尔斯泰，他的《战争与和平》写的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件——俄法战争。虽然萨特认为作家当年积极投身于其中的事件得不到后人的共感是件很悲哀的事情，但这毕竟是最正常的现实。如今的我们估计都不会去特别留心所谓的“俄法战争”究竟是怎样了，我们认为托尔斯泰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他关于“战争”这个玩意的思考，而不是对某场具体的战争的热心。托尔斯泰以及别的文学家，他们的写作当然要从很具体的事件、感触中而发，但是他们不应该以这些当下的、具体的东西作为他们的终点。经过历史的淘洗，我们可以通过诸多例子看到，文学家在他们各自的当下所从事的一些活动，要么是相当非文学的，要么就是十分无力而难以有持久效力的，真正因文学而改变的现世政治是很少的。所以说，文学在面对现世政治这块不属于它的领域时是很苍白的，它一定要反的话，应该反的是一种普世的东西，就像整个社会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不应急急于某一时某一地的所谓政治。我很喜欢萨特的另外一句话：“诗人天生就是失败者。”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推而广之，去说明所有的真正为文学者。文学家在社会建立之初就不拥有这块领地，因此他们在当下是永远失败的。文学家的场子应该是在千载之后，政治家赢得现在，文学家赢得未来，这才应该是正常的秩序。　　谈到这里，就得说另一个问题了：文学为谁写。萨特说文学要为当下而发，那他就要寻找一个受众群体，他的群体就是大众，或者更具体来说，就是所谓工人阶级。我认为这样的思想是颇为危险的。文学和政治都是研究人的学问，政治如此，文学也该如此，它们都应该是很精英化的东西。文学绝不应如此。文学不应忘记自己的精英立场，它应该是引导性的，是俯视的。在我看来，文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不应画等号的。社会活动家、理论家、学者可以做知识分子，但文学家应该致力于千载之功，而非汲汲于现世的事务。　　李梦馨（文艺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其实知识分子在和大众、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早就独立了，可能在中国不是很明显，在西方可能更明显一些，我这里讲的“独立”主要是指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的独立，比如知识分子因精神追求而聚集成为精神性群体，职业不仅限于作家，我对“作家必须要有知识分子色彩才算是合格的作家”以及“作家最好是知识分子”这类观点抱有异议，二者有交集但不是必须包含的关系。莫言传达过“文学是大于政治的”这个信息，但就其诺奖后的表现而言，我们可以发现这句话其中就包含一个潜台词：只要政治不影响作家作品的文学性，作家作为体制内的一分子是可以臣服于政治的，并且是不需要接受舆论谴责的，因为他保证了作品的文学性。这就是说莫言也是把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意义区别开来的。作家可以选择当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和政治，也自然有权利可以不那么做，我觉得这不是觉悟问题，而是作家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最好意识形态化并且扩散得越远越好。　　具体结合莫言作品再讨论一下。以下的论点都是针对《檀香刑》这个文本展开的。我觉得莫言创作的优缺点都很突出，先说说他的优点吧：首先，他的作品实验性都很强，在一些情节铺展、人物塑造的细节上，他将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碰撞出了比较出色的火花，他把中国传统的视角冠以西方的描写手法，比如书中有一个细节是描写母亲的，传统中国文学描写母亲都是通过情感塑造形象，即使不是通过情感塑造也会是充满爱意的描写，但是在莫言笔下对于母亲的描写是通过冷静客观的、对赤裸丑陋的身体描写来塑造的，这个细节让我瞬间忘记了母亲的爱的形象而直接切入到最客观的女性形象，这种描写方式是极具情感冲击力的，我觉得这种情感冲击力也是审美中很重要的一种。另一个是关于莫言小说的戏剧化，戏剧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整个小说情节的戏剧化，其次就是细节处理的戏剧化，比如在咸丰面前施刑者为皇家囚鸟们如何细腻地、刻意地表演杀人，让所有人都进入了角色扮演一般的舞台情景。第三个就是莫言的文化性和历史性很强，是一种更加深刻更加压抑的因素，而不是政治性，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捏碎了融化在最底层民间的生活细节里，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优势，当然如何更好地处理深厚感和低俗感的戏剧冲突是可以再思考的。第四个我主要想说的就是他获诺奖是有一定优势的，以《檀香刑》为例，他的小说始终贯穿了西方人的形象，就像穿针引线一样，那些有关西方的情节就像针眼，吸引西方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有兴趣继续阅读，比如德国的军队、比如八国联军，而且莫言塑造的中国人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期待，这些特点都能让西方人在他的文本中找到存在感。所以我也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学、古典文学始终无法走进西方人的视野的解决途径。最后一个优势我想和翻译者的意译有一定关系，我并不认为莫言那种充满中国特色的叙事细节会是西方人强烈赞同的，必然有一个西化和美化的过程。 　　然后我想说说莫言的缺点，第一个就是莫言创作太过主观化了，想什么写什么，很多字句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拖沓的、繁复的，我绝对不会以为这种拙劣的手法带有西方现代主义的风采，这让我开始怀疑他写作的专业性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的叙事方式几乎就是18世纪的叙事方式，他侧重以时间作为贯穿整个叙事过程的链条，是极其单向度的叙事，没有任何立体感和结构感，我也不觉得这是莫言先生为了魔幻现实主义而进行的专门尝试。他最大的努力就是通过分章节来转换叙事视角。　　张建萍（北师大文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首先，关于歌德和贝多芬路遇国王的故事。我认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公众场合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大家的关注讨论，甚至模仿。莫言说歌德更需要勇气，代表了他对歌德行为的赞赏，但公众所看到的就是歌德的行为和莫言对他的赞赏，内在的含义对于老百姓而言又有几个去想呢？大家只看到你歌德鞠躬了，你莫言赞许他了，就是你的态度。如果想掩饰自己的公众态度，可以是你私下的行为。所以公众人物的公众言行代表了他的公众形象的一切，政治家作秀也是如此。所以我不认同莫言赞同歌德的理由，他混淆了公众人物的公众职责和影响。作为公众人物，你要表达什么你就要怎么做，这样才不被人误解，你只要做了，就代表了你的态度。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高度评价了莫言获奖，认为他的获奖把中国文学进一步推向了世界。就此问题我说一下，我在网上看到一张莫言、张艺谋、巩俐和姜文的合照，是他们在拍《红高粱》时拍的。当时《红高粱》电影轰动之后，也备受指责，有的评论认为张艺谋把中国最本质、乡土的东西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到的中国就永远是落后的农村，封建宗法制度等等，要知道绝大多数外国人是没有机会来中国的，他们如同我们了解外国是通过他们的电影一样，他们也是通过我们的电影来了解中国。我在想，莫言的作品反映的也是这一社会背景，他并不是将中国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世界。如果说他的文学介入了政治，也不是像一些政治文学，如我们所熟识的郭沫若一样，充满了歌颂，赞扬甚至恭维。就此而言，莫言的介入并不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介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丑化”介入。而“丑化”介入政治是迎合政治的还是反政治的是个复杂问题。　　最后，我认为莫言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小农意识的文人。为什么说他有中国特色呢？politics（政治）这个词从五四时期才传入中国，当时对这个词的翻译很多，后来孙中山先生固定了“政治”的中文翻译。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如伯利克里统治时代就开始了。我们固然也有，但强调的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我们强调的是宗法制度。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庶民百姓都网罗在一个紧密的宗法制度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型经济的国家，这便是中国特色。莫言写作离不开这一大背景。而就他的小背景而言，他的作品主要是围绕着“高密东北乡”，他从小生活在那里，因此从他的《红高粱》、《蛙》和《生死疲劳》等作品来看，也都是充满了中国乡土特色，而核心就是他的小农意识。关于小农意识，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它的一部分解释是：心理素质上表现为求稳、怕变、盲目和狂热，从而形成很大的保守性，本能地排斥变革，缺乏主动进取精神。从莫言的作品来看，他的作品有这种特色，甚至从他个人很多前后矛盾的言行来看，如他对政治的欲拒还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也是他这种骨子里的小农意识使然。　　赵勇：提到了莫言的“小农意识”，我觉得是在试图寻找莫言为什么会这样的深层原因。这让我想起莫言在1989年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叫做《我的“农民意识”观》（《文学评论家》1989年第2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发言莫言主要是在为自己的农民意识辩护，批判城市的小市民意识，而且也回应了文学界对自己写丑写得太多的批评。大家可以找这篇文章看看。我觉得想到“小农意识”这一层是很有意思的，这起码是我们思考莫言的一个角度。　　刚才几位同学提到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可以分开的，我觉得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吧。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吗？是一种职业吗？如果把这个问题还原到西方的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来考虑的话，好像不太能够成立。知识分子往往依托于某种固定的职业和身份，他可能是位作家，也可能是位学者，但是他又扮演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比如萨特，他首先是位作家、哲学家，其次他又有了知识分子的种种话语和行动。我记得前几次课时我曾引用过列维谈论萨特的说法：“作家和知识分子是分开的，作家走作家的路，而知识分子则有时通过一些文章和剧作，为伟大的事业奔走呼号。”但列维说这几句话时有他具体的语境，他其实要表达的意思是作家与知识分子统一在萨特身上，当他以作家的面目出现时，他写小说，写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词语》；当他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时，他又写戏剧，写评论。　　田原（文艺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我比较关注的还是莫言的文学身份和政治身份相互打架的问题。借用课上“两个萨特”的描述，如果说文学萨特和政治萨特是一体的，他的文学主张和部分哲学理论是为他的政治立场和“自由”的理想服务的，那么文学莫言和政治莫言是分裂的，知行不统一的。　　看到网络上有一个青年学者的时评，他的说法我比较同意。他说：文学应该有一种批判的精神。莫言的小说中政治批判、人性批判都不鲜见。问题在于，莫言并未将这种批判精神从作品化入现实。他还借用村上春树的名言，“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莫言的作品站在了蛋这一边，如解构正史、反思计生；现实当中，他却站在了墙那一边。这样的精神分裂，委实令人痛心。　　但退一步说，这样的分裂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作家协会就是这种特色的产物，政府对作家进行收编，取代了一体化文学时代对作家一味的压制和批判，也就消解了一部分作家本身对政治的警惕性和批判性，让作家拿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作家得以在政治和市场两方面讨好，这里也有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因素。因而莫言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是很难突破这层局限性的，除非像高行健一样移居到海外，在自由度更充分的环境下写作。 　　总之，我觉得莫言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确实是达到了一定的成就的。艺术层面上写得好看，思想层面上也张扬人性，有一种生命哲学的意味。但是因为他这种政治身份和文学身份的分裂，导致他距离真正有使命感的文学大师还有一步之遥，而跨越这一步在当下的语境之下又是十分困难的。　　赵勇：莫言获奖对于中国的文学界来说确实一件大事。我觉得我们这些做文学研究的同学，不管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都应该对这件事情有所关注。当然，你对这件事情关注到什么程度，对相关的问题能思考到什么程度，可能跟你前期有意无意的准备有很大的关系。我说的这个准备是指莫言获奖之前对莫言作品的阅读情况。所以我们讨论莫言，即便是游离开他的作品对他其他的行为和表现发议论、做判断，如果他的作品读得多一些，我们的判断就会底气更足一些。　　无论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还是作家身份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可能最终都会内化到他的作品当中。就我个人对莫言作品阅读所做的判断，我觉得莫言最好的作品就是《丰乳肥臀》。他写《丰乳肥臀》写到了一个极至，写到了最顶峰，后来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往下走。我之所以会作出这种判断，主要还是从思想性和文学性两方面来进行衡量。我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丰乳肥臀》之后，他的批判性开始减弱？如果纯粹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考虑，他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可能比《丰乳肥臀》更有艺术价值。但为什么它们的批判性会减弱下来？这个问题我在思考，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答案。　　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三种关系：政治影响文学；文学介入政治；文学远离政治。从莫言以前的演讲、访谈，最近的答记者问中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在追求一种新的境界，这种境界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第四种：文学超越政治。我觉得文学超越政治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接着的问题是：文学怎么就能够超越政治？或者说文学真的能够超越政治吗？　　在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这个话题上，我觉得大家讨论得比较充分。我一开始给大家提供了莫言有关这方面的思考。他提到了“知识结构”、生存状态”，还有刚才有同学提到的“小农意识”等等，所有这些方面是不是已经决定了一个作家后来的选择？从最近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莫言在作品中胆大包天，但在现实生活中胆子比较小，甚至有些懦弱，打车时都害怕出租车司机给他甩脸。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对莫言作出一种“同情的理解”？而所有这些，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一个作家以这样一种矛盾的方式出现时，我们该怎样面对作家作品中呈现的文学形象和作家本人在现实生活呈现出的另一种形象？我觉得莫言获奖后，大家之所以热衷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也在讨论这个话题，还是因为大家对莫言有某种期待。莫言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荣誉，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大家的期望值提高了。大家可能都希望他除了是一个作家外，还有知识分子的某种担当和情怀，希望他在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上有所作为。即便有人在批评他，我也依然觉得是对他的一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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