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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刚谈《21世纪的资本》：皮凯蒂的结论不能直接搬到中国
&&发表于 08:43
《21世纪的资本》一书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本科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师）的数学专业，数学底子非常好。
《21世纪的资本》（上图）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左图）11月将访华，并拟在上海做一次讲座。
　　《21世纪的资本》一书的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本科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高师）的数学专业，数学底子非常好。巴黎高师学生是每年通过法国全国激烈的选拔考试产生的精英，&Normalien&，即巴黎高师学生是法国人最为骄傲的一个称呼。1988年-1993年，我和皮凯蒂几乎是同时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进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这个被称为DELTA的经济研究机构，由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巴黎高师（ENS）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共建，那里聚集了法国著名的一批经济学家。
　　皮凯蒂毕业后就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教了两年书，他反思到，主流经济学在搞的计量经济学道路并不是他的梦想，他的梦想是重新回到法国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书。目前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会使经济学的门路越来越小，研究的问题越来越细，沉浸其中不跳出来的话，社会上有些&大问题&会被忽视。
　　于是皮凯蒂回到法国，从那时起就酝酿这本书（《21世纪的资本》）了，历时20余年。中国曾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他是二十年磨一剑。2002年，皮凯蒂获得法国优秀青年经济学家奖。2005年，他又在DELTA基础上创办了巴黎经济学院（PSE），成为首任院长。
　　皮凯蒂也很关心政治，是法国社会党2007年罗亚尔竞选总统班子的顾问，也是2012年竞选总统获胜的奥朗德的热情支持者。但他并不愿从政，始终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个学者身份去做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皮凯蒂认为要用经济学的方式来关注大问题。《21世纪的资本》这本书对整个经济学界，或者说对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即，经济学家还是要关注大问题。当然，我不反对做计量，只是不能所有人都投入到这其中，始终要记住，经济学不是纯科学，而是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它没法和自然科学完全一样，因为人有思想感情、有宗教信仰，社会运动中有相互影响，有预期，等等。在中国有很多经济学人，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越来越被数学方法而左右，被文献所左右，有学术而没有思想，为了计量而计量。当计量经济方法无法解决活生生的经济现象时，只能通过不断地寻找工具变量去解决内生性问题。对于经济生活中重要的问题熟视无睹。
　　皮凯蒂里面有一段说得非常好，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和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及政治学是并存的。他从美国回归法国，想与法国一批思考大问题的同事相聚，法国社会科学有多学科交融的氛围。
一系列想大问题的人被皮凯蒂&串起来了&
　　马克思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导致总供给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在资本私人占有导致的分配格局下面，所形成的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这就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打破资本的私人占有，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在劳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资本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平均利润就要下降，资本主义的末路就要到来。其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是全球在当前收入分配之下所形成的总需求无法吸纳全球总供给。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过时。
　　什么是大问题？在《21世纪的资本》一书的导言部分，皮凯蒂把一系列想大问题的人串起来。
　　第一个是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在中世纪以前经济基本没有增长的原因在于，只要粮食产量有所增长，迅速会被人口的增加所吞没。马尔萨斯的问题就很简单：人口增长是按几何级数，食品是算数级增长。当然，马尔萨斯因夸张了一些问题而受到批判。马尔萨斯更是没有看到，随着人类的科技发展，人的&口&所消费的东西远远比不上其&手&所创造的和人的&脑&所创造的。
　　第二个应该是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的经济学家），他在1776年写就《国富论》，但皮凯蒂主要提的是李嘉图（大卫&李嘉图，，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想的大问题是，随着技术进步，尤其有了第二产业，农业也有长足发展，马尔萨斯的规律就被打破了。李嘉图的著作是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利用其稀缺性原理，担忧土地的稀缺性会导致资本利润、劳动收入等其他生产要素的收入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被吸收到地租上去。这又是大问题。所以他认为土地应该征税。
　　第三个是马克思。他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后意识到，资本的灵魂是追逐剩余价值，随着资本的无限积累，资本产出比不断提高，最后会导致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下降。马克思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中，看到的是技术进步、社会化大生产，总供给的能力越来越大，但在资本私人占有导致的分配格局下面，所形成的总需求吸纳不了总供给，这就会不断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打破资本的私人占有，那么工人的工资在这样的水平上，资本的回报率就会下降，平均利润就要下降，资本主义的末路就要到来。
　　其实，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背后的实质原因是全球经济的非均衡，是全球在当前收入分配之下所形成的总需求无法吸纳全球总供给。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的理论没有过时。
　　皮凯蒂认为后来有一段历史很有意思，技术进步超乎想象，资本的回报或者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没有下降，二战之后，社会保障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个大的进展，就是随着技术进步、产业转型，人力资本投资重要性提高，于是各国开始普及国民教育。在这个背景下，西方迅速出现了中产阶级的概念，并不断扩张。这些是马克思的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随着社会制度、技术、人力资本均有所改进，于是出现了第四个大思想家，库兹涅茨（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观察二战期间和二战以后一直到1975年这一段时期，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光荣三十年&。他总结，早年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前一直到1914年，收入差距在拉大，到顶端后，随着技术进一步增长就滑下来了。于是库兹涅茨提出收入分配的钟形曲线，或者叫倒U形曲线。增长是关键，增长如同一股升起的巨浪将所有船只都托起来。库兹涅茨给了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当一个国家起飞时，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拉大，但是，不用担心，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从高端下来，这是经济规律。
　　半个多世纪后，皮凯蒂考察18世纪到21世纪300年的历史，发现库兹涅茨的结论是短暂的。
中国实业资本回报率根本没有GDP增速高
　　r&g这个公式出来后，皮凯蒂再用数据去检验，发现贫富差距真的存在，依赖资本收入的人收入很高，所以才会有那&10%&的富人，占据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份额。
　　但这个结论不适用于中国。很明显，中国实业资本，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根本没有GDP增速高。中国现在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推下去，各种要素价格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去决定。
　　《21世纪的资本》有一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视角，夯实了300年的数据，带有很强的法国编年史学派的痕迹，这本身就很了不起。虽然现在很多对它的质疑就来自数据方面，皮凯蒂已做了一些回应，我个人判断，数据问题不影响他的逻辑框架，没有颠覆性错误。
　　皮凯蒂的关键数据是财富（wealth）在GDP中占比。皮凯蒂发现，18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财富占GDP比重是很高的，有700%左右；但到二战期间，即库兹涅茨曲线表现为下降的那一时期，财富占GDP下降到300%；到了1970年之后，撇开财富中的海外资本，土地、房地产和社会资本又开始占到GDP的400%、500%，并逐渐上升。
　　皮凯蒂研究中的&财富&，考察的是四方面内容：土地、房地产、其他国内资本、海外资本（因为英、法等国有海外殖民地）。但这个定义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经济学来说，土地是自然、固有、不能流动、不能积累的，并且马尔萨斯、李嘉图也曾考察过土地的稀缺性；把不可积累的土地和可积累的资本笼统称为&财富&，其实是有失妥当的。当然这样的定义，就其研究财富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目的来讲，可能是合理的。但当我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其他维度时，我们需要小心区分。
　　土地在早年占财富的比重非常高，但到之后都降下来了。造成这种趋势变化的原因是，随着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于是土地的比重也下降，但另一块房地产在上升，其中其他国内资本基本是平稳发展。
　　但皮凯蒂也发现，房地产在wealth里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尤其是世界级大都市房产都是天价，这也是皮凯蒂在书中社会政策部分里要&对付&的。随着财富对GDP的U形变化，资本回报率（return of capital）高于经济增长率（书中表示为r&g）。
　　逻辑很简单：假设资本回报率约为5%，很多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到了一定程度后，经济增速可能在2%的水平，也就是说，拥有资本的人的收入增长会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
　　我想强调的是，从分配的角度来说，GDP主要是在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之间进行了分割，皮凯蒂又重新关注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间的分配，这是一个重要的主线。
　　下面就要讨论为什么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这个公式出来后，皮凯蒂再用数据去检验，发现贫富差距真的存在，依赖资本收入的人其收入很高，所以才会有那&10%&的富人，占据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份额。根据皮凯蒂的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的10%人口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30年的近50%下降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30%，2000年之后又再一次上升到50%，经历了一个U形曲线。
　　但这个结论不适用于中国。我的老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也是这样的观点。很明显，中国实业资本，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根本没有GDP增速高。中国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炒不动产太厉害。中国现在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要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推下去，各种要素价格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去决定。
　　对皮凯蒂研究中的数据，很多学者也提出疑问，这可以慢慢梳理和解释，相信不会出现对结论颠覆性的改变。
资产未获保护或课税很重一个国家就不会兴旺发达
　　搞实业的人很难保证永远维持这个产业，当今世界技术不断进步，商业形态不断在创新，尽管一时有较高的回报率，但同时竞争也是残酷的。这些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不能随便去打击他们。如果这些人你把他搞得灰溜溜的，资产没有得到保护，或者课税很重，一个国家不会兴旺发达。
　　对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一书，我有几点评论。
　　第一，书中提到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r&g）的这一段历史，皮凯蒂没有充分去挖掘它背后的一个事实，就是全球化。
　　皮凯蒂的理论模型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假定，即资本的替代弹性，这很复杂。举例说，如果经济处于劳动力供给无限的条件下，资本回报一定是高的，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可以提高。他在书中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即如何生产中可以全面使用机器人，不需要劳动力，资本所得的份额会越来越高，乃至于全部。劳动力供给稀缺，资本非常充裕，就不能维持高回报率。
　　把五个思想家梳理下来，那么，马克思是不是错了呢？随着投资不断增加、平均利润率下降这是不是错呢？没有错。后面是科技的高度发展和资本的全球化配置改变了一切。
　　皮凯蒂讲到，如果使用机器人，即，劳动力可以用机器创造，也即，劳动力可用资本积累，那么马克思的结论（随着投资不断增加，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不可能存在。马克思并没有错，因为劳动力稀缺，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回报率下降，因为边际生产力下降了。
　　那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能维持在高水平？缘于全球化。但皮凯蒂在这方面阐述得不够。
　　从全球化中，可以在西方社会的不平等中发现一个新的维度：西方的资本始终是高效投资。全球化最核心的东西是资本的全球优化配置，它最活跃的载体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把西方的财富、资本带到全球配置，布局最优的产业链。比如说，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许多公司就把工厂迁移到越南等国去了。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始终在高位，当然反过来，由于资本都配置出去，它本国的劳动力收入、经济增长就开始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受益方，这也导致本国的实业资本在竞争中往往回报不高，但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回报是很高的。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基本上，FDI进来的资本在中国的回报率超10%，这基本跟GDP的增速同步；但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由于没有技术创新，重复建设较多，回报率不是很高。
　　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不能简单地把皮凯蒂的东西借鉴到中国。
　　第二，有学者对皮凯蒂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评论：你可以讨论1%的人拥有多少财富，但比较20年前后，或50年前后，很可能之前1%的富人到后来都换人了。
　　实际上，搞实业的人很难保证永远维持这个产业，当今世界技术不断进步，商业形态不断创新，尽管一时有较高回报率，但同时竞争也是残酷的，资本回报中有风险的回报。这些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是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不能随便去打击他们。如果这些人你把他搞得灰溜溜的，资产没有得到保护，或者课税很重，一个国家不会兴旺发达。
中国现在要形成中产阶层而非搞财富的均贫富革命
　　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是要做西方做过的事，就是形成中产阶层，人力资本的投资很重要，而不是马上搞&财富的均贫富革命&。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们不要关注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也要开展各类税制改革，尤其是对于房地产，我们应该推出房产税，建设廉租房供应体系，改善各类社会福利政策。但就目前阶段的重点来讲，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对财产权的适当保护，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都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我讲了这两点，并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确实在拉大，但主要是城乡差距，其中最重要的是财富差距，是农民土地的确权问题。城市居民充分享受了城市化、经济高速增长对城市土地和房产升值的好处（当然城市内部不同居民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但是，农民却很少享受。像农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比较，差距很大一块就在房地产，这是很致命的，最后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不足，这是中国必须要改进的东西。
　　社会流动性，简单来讲就是父辈的收入和子辈的收入的相关性。现在的中国和20年前相比，年轻人最困惑的事情就是，自己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要靠&拼爹&，这说明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在下降。
　　我不认为中国的财富分配差距是由于实业资本的发展而导致的，这一块特别要关注房地产。中国收入差距方面，城乡差距是主要的贡献因素，其中我认为财富差距又是主要的。因此，就目前阶段来讲我们要关注城乡，如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公共产品的均等化，比如教育。这些都非常重要。
　　我认为中国现在还是要做西方做过的事，就是形成中产阶层，人力资本的投资很重要，而不是马上搞&财富的均贫富革命&。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们不要关注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问题，我们也要开展各类税制改革，尤其是对于房地产，我们应该推出房产税，建设廉租房供应体系，改善各类社会福利政策。但就目前阶段的重点来讲，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对财产权的适当保护，形成稳定的法律预期，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关于皮凯蒂对税收的想法。其实他在书中最后开出的&药方&&&对财产在全球范围征税&&体现出他的左翼倾向。在2007年法国总统的选举中，皮凯蒂就曾协助法国社会党总书记罗亚尔竞选总统；今天他也是奥朗德政府重要的经济学家。皮凯蒂始终保持自己学者、教授的身份，一直不愿意去做政府官员，但他对政治很关心，并坚决希望推动收入均等化。
　　我个人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首先要取消那些免税天堂。像开曼群岛这样的地方都在&玩土地&，用土地的收入来替代税收，但是这会给全球带来很大问题，就是洗钱。实业资本我们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但对于投机性资本，包括土地资本，不应给它太多空间。皮凯蒂所说的&财富&里还有种虚拟的金融资产，简单说就是泡沫资产，比如炒作大宗商品形成的金融资产。用这种投机资本来创造财富，对国家经济是不利的。
　　皮凯蒂提出对全球资本征累进税，而且税率还很高。奥朗德就推出过法令，对总薪额超100万欧元富人征75%薪资税，实际上理论基础就来自皮凯蒂。但对于一个国家，这样的政策会导致富人都跑光了，连带着企业家也跑光了。所以皮凯蒂认为单单在一个国家内部不能做，最好能够全球联合。但目前看，他的政策结论操作性不高。
　　联系中国，中国的实业资本不强，还没有很多500强企业，所以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千万不能类比皮凯蒂所说的情况，或者套用他的政策。中国现在应该要更好地保护实业资本，破解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支持实体资本，还是要让它以技术创新作进一步积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
（本文系根据早报记者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的采访材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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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百家乐开户-真人百家乐完法-真人百家乐娱乐城 /Html/ZhenRenBaiJiaLe0395/］托马斯?皮凯蒂在中国红了。凭借受到知识界热捧、同时引起自由派和保守派论争的《21世纪资本论》，这位年轻法国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学界有着很高知名度。日前，托马斯?皮凯蒂对中国做了一次旋风式学术旅行，先后在上海、北京多所著名高校进行演讲和交流，使《经济参考报》记者有机会与这位法国总统经济顾问近距离接触。　　重新分配财富　　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困扰着中国，“这个问题在东方和西方都是存在的，在西欧、在美国，社会前10%的人掌握了大概60%左右的资产，这是2000年的数据。2014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增长到了70%到75%。”　　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不均对富豪以外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有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大家收入停滞，导致金融系统更为脆弱。”皮凯蒂在书中为解决财富分配不均开出了药方，即在全球范围内对富人扣掉负债以后的资产扣累进税，累进最高的程度可以扣到80%，越富征税越多。他认为，对富人征收“重税”重新分配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平等。　　“在1930年到1980年，美国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高收入群体征收82%的所得税，这种做法持续了半个世纪――这不但没有遏制美国经济的增长，而且美国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现在。”皮凯蒂认为，这组历史数据足可以证明，对富人征收重税，可以对经济无损。　　作为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的经济顾问，皮凯蒂的解决思路早已在总统执政纲领中体现。2013年，奥朗德宣布开征“富人税”，即对高收入人群实施高达75%的累进税率。这一法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引发法国首富、全球最大奢侈品集团LVMH老板贝尔纳德?阿尔诺移居比利时和法国著名影星、“大鼻子情圣”――杰拉尔?德帕迪约移民俄罗斯为代表的富翁移民潮。　　皮凯蒂指出，教育是降低不平等性最有用的方式，这一点在各国是相同的。“一些国家能追赶上来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像中国就是一个例子，教育可以提升人们的劳动效率。我们要在国家内部降低不平等性，就要有非常强大的包容性的教育机制，使大家有机会获得正确的技能。”　　累进税制三重作用　　21世纪被认为是中国重新崛起的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领域一支重要力量。皮凯蒂承认，因为数据不足等原因对中国的问题谈得不多。不过他认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速度，但不能忽视贫富不均问题的存在，而且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因为经济增长终究会不可避免地放缓。”　　皮凯蒂说，腐败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种财富不平等，使巨额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极少数人手中。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建立一整套公共机制，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包括发展各种新型资产和新型的参与性治理，以及对收入和资产实行累进税制。“我想在此特别针对中国的情况谈谈累进税制。”　　皮凯蒂认为，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里起着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教育机构筹资，社会经济发展有赖于此。“在扫除文盲和全民义务教育方面，中国比别的国家做得好。而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解决阶层分化以及富家子弟与寒门学子间日益扩大的教育机会不均等现实问题，需要充足的公共资金投入。往大里说，中国的福利国家体制亟待建设。”　　其次，累进税制还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的收入及资产的过度集中。　　累进税制的最后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除了筹资和再分配的作用，税收还可用以区分各种法定类别和统计类别，让社会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依照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演变来采取相应的政策。　　皮凯蒂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累进税制，从某些方面看与大部分发达国家自20世纪初实行的税制相似，但存在一个很大不同点：制度不太透明。　　“鉴于中国社会中的资产越来越庞大，我认为也可对遗产继承和捐献实行累进税，并对资产征收年度累进税，而且公布相应数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人口数量的停滞――特别是目前中国出现的人口负增长――会使过去累积的资产在税收结构中所占比重上升。在一个每对夫妇生十个孩子的社会中，不要对遗产抱太大希望。反过来，如果每对夫妇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会继承两边的财产。因此，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　　皮凯蒂认为，出于同样考虑，或许中国也可以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这样的税制会增强资本分配的公共透明度。如此一来，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国内的财富分配变化情况，并思考应采取何种政策改变其发展趋势。”　　“资本论”情结　　对《21世纪资本论》，中国读者很容易将之与另一本书联系起来――马克思的《资本论》。　　作者为什么如此冠名、这本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什么联系？皮凯蒂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解到什么程度？皮凯蒂做了解答。　　“我要说，我并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用很长时间读过《资本论》，《资本论》更多集中在理论层面，对未来做出各种估测，它的背景是工业革命的欧洲。1860年左右，英法等国的工资停滞不前，企业利润增长越来越快，马克思的出发点很重要，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撑)，我不是很赞同马克思《资本论》中因资本收入率下降，‘资产阶级最终会自掘坟墓’的理论。而且，马克思也没有对废除私人财产以后的结果和废除以后怎么办给出论述。”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根本性区别：第一，皮凯蒂与马克思对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的态度完全不同。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效进行资源配置，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也给人提供最基本的自由。马克思理论则认为，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要被人类抛弃。马克思从商品、劳动、价值规律开始，从最基础的单元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　　第二，皮凯蒂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初次分配的观点不同。皮凯蒂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资本收益大于劳动收益尽管会带来不平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是合理的，所以社会的初次分配也是合理并受法律保护的。消除贫富悬殊和不平等，要靠第二次分配的税收来解决。而马克思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次分配就有严重问题。资本家在分配上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所以，要消除贫富悬殊和不平等现象，必须要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制度。［真人百家乐开户-真人百家乐完法-真人百家乐娱乐城 /Html/ZhenRenBaiJiaLe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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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谈中国现状：仅靠反腐无法调解贫富差距
来源：新浪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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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凯蒂伉俪
　　胡艺瀚：在全球化趋势放大的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甚至土耳其都在担当着世界工厂的重任。如果美国政府对于富人征税，可以帮助到中国的贫困工人么？
　　皮凯蒂(笑)：不一定哦，但是如果对中国富人征税应该可以帮到中国工人。我是看好全球化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丰富全球资本的有效方式。现在有一部分人群感到了全球化竞争的压力。我相信，平均分配全球化成果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政府更大力度地对教育信息投资，同时建立一种税收制度，对工资收入和非能力类劳动所得索取更少，对于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得更多的人群索取更多。我们现在的制度现在似乎恰好相反。如果我们不扭转这种趋势，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化对他们来说弊大于利，也会引发各种民族主义的盛行。
　　胡艺瀚：这本书的中文版今年也即将在中国面世，目前中国各界对这本书的讨论已经非常热烈。你觉得目前中国的经济模式下，如何避免巨大的贫富差距？
　　不应简单地让市场自由运转
　　皮凯蒂：目前我们关于中国资本积累和财富集中模式的相关数据还非常有限。但是我完全相信，中国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发展轨迹的观察，学习到自身今后应如何发展的宝贵经验，包括欧洲和北美。其中的一条经验便是我们不应简单地让市场和市场竞争的自发力量自由运转。目前在中国实行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其累进税率可以更高，尤其是针对最高收入的那一部分。而财产累进税目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当然这里指的是遗产和继承所得。这样的税制应该与经济的增长齐肩并行。如果没有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可能遭遇的首要难题就是(社会财富)缺乏信息透明度。根据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历史经验，税收是提供信息的有效手段，它能提高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在社会上如何运作的透明度。通过累进税制，一方面我们能够得到可靠的历史数据，加强社会的自我认知度，而另一方面也能基于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税率。
　　仅靠反腐无法调解贫富差距
　　胡艺瀚：为了抑制贫富不平等，反腐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做法？
　　皮凯蒂：反腐措施会很有成果，与我提出的政策药方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如果按照打击腐败的个案来看也并不足够。因为我们无法通过打击个别的腐败案例来调节一个10多亿人口的国家财富集中和遗产累积的方式。仅仅依靠司法机关的介入是不够的，这同样需要税务制度的配合。我们需要一个能保证财产信息透明的制度，它对每个人都有强制力。贫富差距的不公平并不仅仅源于腐败。
　　中国推行财富累进税优势明显
　　胡艺瀚：但是您自己也承认(推行这种累进税制)对国际间的协作将构成挑战，那么您认为，这在一个国家内部或者小的跨国区域范围内依然可行？
　　皮凯蒂：我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大到能够独立运行这项税制。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因为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比欧洲很多(相对的)小国家更容易协调。美国的经济也占世界经济的1/4，但是它在落实政策时也有相当的困难，我们还记得华盛顿为让国会通过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所经历的周折。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身躯则更加笨重，就连打击瑞士的避税天堂，欧洲能采取的唯一措施也是美国发起的制裁。所以目前欧洲国家(由于缺乏合作协调)还没有做到(实施这种累进税制)，相比之下中国在推行这种税制方面就有很多优势：比如政治决策更加集中，原则上应该更容易协调。政府还能同时监控资产的流动，掌握社会财富的有用信息，并以此来制定合理的税率。
　　中国国家调控市场独一无二
　　胡艺瀚：你觉得在政府调控市场这个问题上，中国做得怎么样？
　　皮凯蒂：我相信中国正在实践的国家调控市场的道路是前所未有和独一无二的。我会继续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国有财产和企业私有财产存在不同的混合模式。中国也可能创造出新的混合模式，这些模式也许不被西方国家采纳，但从长远的角度上看可以持续发展。我认为在国有资产以及国家对其生产的直接调控程度上看，决策者不应该忘记在直接调控的手段中，针对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我们对国有资产如何管理，私有产业都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私人继承财产的规模在中国也增长得非常快，房地产价格在中国各大城市飙升，那些没有继承家庭财产的人因此很难得到房产。这对有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社会来说，都是令人惊讶的。为了更好地调控这些个人财产，对于遗产和捐赠财产的征税可以弥补那些只有工资作为收入的人群税收损失，征收收入和财产累进税就变得更加必要。我们应该找到一种平衡，把对工资收入的税收与继承上辈财产的税收很好的平衡起来，否则，中国社会将很难达成财富分配平衡的共识。
责任编辑：Mag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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