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习总书记也曾多次强调,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那么当代青年应该如何将人生价值与时代主题、广大群众、党的期望相结合呢?

翻过八十张历史厚重的扉页,那段带有刺骨朔风的峥嵘岁月再次浮现。沿着风雨飘摇的红色轨迹,回顾这场青年学生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黄金期的今天,青年的理想与党的奋斗目标的同向性更加明显,党的先进性与青年的先锋作用更加一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呼唤着更多的先进青年积极投身波澜壮阔的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变革之中。

2015年12月2日,“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郭明秋、林枫之子,曾任团中央常委、全国学联主席、北京团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的林炎志在清华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论坛上作了名为《“一二·九运动”带给当代青年的最大实惠是什么?》的主题报告,再次谈到知识分子与群众、与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相结合的问题。青年学子们在聆听中重新感受着,思考着,定位着……

“一二·九运动”带给当代青年的最大实惠是什么?

——在清华大学纪念一二九运动80周年论坛的主题报告

我分三个部分讲“一二·九”运动,第一:“一二·九”运动本身的介绍和评价;第二:知识分子和中国实践、和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脉络;第三: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或者说是精英和大众的结合中的人生观问题。

1985年是纪念”一二·九”运动的50周年。我当时是北京团市委书记,当时承担了组织这个活动的一些任务。邀请了亲历者的一些人,也看到了这些亲历者关于某些内幕的争论和现象。在香山旁边有一个叫樱桃沟的公园,里面有一个”一二·九”纪念亭,是一个用白色混凝土三角形搭的一个东西,单面看就是一个人,三个面就是三个人,形成一个群众的众,那是我主持建造的。

“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

“一二·九”运动应该是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运动的准备阶段。主要的形式是黄河水灾赈灾会。1935年的夏天,黄河发水了,在河南和山东形成了大量的灾民。灾民跑到北平、天津这一带讨饭、要饭。当时有一些善心的人或者是政府,主要在宣武区和崇文区,设了很多粥棚,拿大席子,用竹竿支起来,地上架着大铁锅熬粥。熬粥、发粥,需要人手。那时候北京没有太多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加在一起,不会超过3、4万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人数都在1千人以下。而且这3、4万人主要还是中学生。由于几年的白色恐怖,使得北方的地下党(共产党),力量很薄弱。当时成立一批,被抓一批,成立一批,被抓一批。到了1935年前后,北平的地下党党员的数量,大概在100几十人。关键是,由于“单线联系”和反复破坏又反复建设。很多党员要找党的关系,为什么要找关系呢,因为“被捕”,“叛变”,“脱党”……中间线断了。而这个赈灾会呢,给了地下共产党的党员,一个公开活动的机会,他们以这种慈善机构,熬粥、发粥等就串联在一起了。把大学生中愿意熬粥,愿意当志愿者的人串联起来了。在这些人当中,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

我母亲就在这个环节和党组织建立了关系,发展成共青团员。我母亲没有入党,是入了团。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一样看待,抓住共青团员,或者审问、或者进监狱、或者杀害。结果就使得共产党的组织部,通知我母亲,你入团的那天就是入党的那天。所以,她的入团日就成了入党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共产党发展了能够公开活动`的群众性社会组织。我母亲当时不是大学生,是中学生,女一中,先在女一中成为了学生会主席,后来又成了华北学联的主席,这样就使得共产党有了一个可以号召群众,动员群众的外围组织渠道。

当时水灾赈灾会上,地下党的组织工作最主要的领导是周小舟,所以我们党的党史写“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周小舟、彭涛、姚依林、黄敬、郭明秋这五个人,实际上,前后做工作的人有很多,但是五、六十年代党史上呢,就写了这五个。

后来有些人争论这事。陈云当时说了个观点:党史上的评价,应该以1945年“七大”到1956年“八大”之间的评价来定。有两个理由:一是当事人都健在,你说的不对,别人会限制,会纠正,会爭论,有记录在案。不能瞎说。等知道的人都没了,最后你说也不算数,因为没人对照着,当事人都不在了。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的时间是“七大”到“八大”之间,老同志都承认的。那时候,真要有不同意见,跟党史公开的白纸黑字差别大了,那时一定会有人出来说,而且说的意见还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陈云同志说的这观点,我一直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后来因为改革开放,总会出现一些议论。这些议论我认为都应该按陈云同志当时的观点解释,对照。所以我清楚记得50年代,党史评价“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就这五个人。

第二阶段是日本人要进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五省自制。当时的五个省不是现在的五个省,还有热河省和察哈尔省,所以那时候说是五个省其实就是现在的内蒙、山西、河北。那时候北京市也不是直辖市,是北平,是归河北省管辖的一个地方。

当时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一再退让,刺激了一批青年学生。这些热血青年,表示要抗议,要运动。我母亲当时是学联主席,这些学生把意见反应到我母亲那儿,就决定:12月9日这一天要进行游行。但是这一天决定游行的时候,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也不知道能不能游行,能游行到哪,谁愿意参加等。因为这是群众性的活动,所以要有一个自愿、自发的问题。当时动员了一部分学校的学生,12月9日那天上街游行。12月9日当天大概上街游行几千人,学校的数量也很少,范围就是北京市内。当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全国引起了一定的影响,随后就有大批的学校加入,找到我母亲,就说咱们再来一次。

当时我父亲在河北宣化做地下党的工作,因为宣化离北平很近了,12月9日那天听说民众游行了,河北省省委就把他调到北平,连夜任命他为北平市委书记,就是12月10日。他召集当时地下党的主要核心人物,和大中学校的学生联系商量,听说学生还有要求,就策划12月16日再游行一次,这次是地下党组织系统启动的。

当时清华的地下党力量比较强,党支部书记是蒋南翔。他是清华小报的主编,写过”华北之大,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姚依林也是清华大学学生会的,做学联秘书长。这样就又组织了一个12月16日的群众游行。12月16日这一天,国民党有准备。因为12月9日这天让国民党吓了一跳。早在1935 年2 月27号蒋介石与汪靖卫就联名对全国各地民众组织发命令……“禁止排日活动”。所以12月16日当局准备了水龙头、宪兵队等,“大刀队”都上来了。

这天规模很大,清华人很多,学生们冲破了紧闭着西直门,到天桥讲演。为什么到天桥演讲,因为当时北京市政治中心偏西城区,商业中心偏东城区,东城和西城区都是达官贵人,四合院大门紧闭,人不出来。崇文、宣武是平民区。平民见号召,还能出来,听讲演,跟着游行。学生、群众大概上万人,游行队伍在东单、西单、新华门这几处转,在新华门前面产生了冲突,水龙头、大刀棍棒等均使用了,这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街头政治”表现力最强。毛主席说了“一二·九”运动的两个贡献,一个與论贡献,一个干部贡献。與论:影响主要在“12·9”和“12·16”。

第二阶段的贡献实际是12月16日的游行,声势浩大,整个新闻媒体报道后,扩展到全国全世界。当时全国各地比较激烈的是武汉、广州,南京,但是上海不知道为什么很沉寂,有冷有热。

因为有了党组织,我父亲当时是北平的地下党委书记,后来到天津做书记,组织学生南下宣传,成立民先队。当时他和彭涛、周小舟,商量,只用学联的形式扩展,社会上的很多人不能进来,因为他们不是学生,所以干脆扩展成青年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由于清华在12月16日表现较好,就选了李昌为队长。为什么选择李昌?第一、因为他积极,第二、因为他靠近党组织。当时选人到第一线都要考虑有可能被抓,如果被抓的话不要造成党的严重破坏,所以党的核心,不能上第一线,要保护。由于李昌是党的外围分子,所以蒋南翔和姚依林推荐李昌,就在清华同学会,地点在现在的王府井附近叫“骑河楼”,据说现在好像还有。然后就把民先队在全国成立起来,北京就成了总队,李昌就成了清华民先队的总队长。实际上由于这个总队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就是一个名义的总队,各地都有,背后的是地下党。

第三阶段,是共产党组织在“12·9”运动中表现积极,靠近党,有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的:知识青年以各种路径进入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批人走上了“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中国共产党相结合”,即“三结合”的道路。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

我认为第三阶段是最实惠的,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最重要。但是外在的形象没有很好的表现力,因为第一、比较分散,地域分散,时间分散,典型人物分散。第二、没有明显的集中的“运动”形态。所以第二阶段的“一二·九”运动就成了表现力集中阶段,比如高呼口号、标语等,而且还有几张照片,据说是斯诺照的。其中一个男青年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脚踩着有轨电车的窗户,一脚踩着一个青年人的肩膀,高呼口号,那个人就是俞正声的父亲,黄敬。

当时地下党商量在演讲的时候先派东北大学的流亡大学生,宋黎。宋黎是东北大学的地下党党员。为什么选他?因为宋黎是东北学生,他流亡到北京,回忆起东北的大豆高粱,最有说服力。但是他上去讲了几句,发现他嗓门不大,效果不好。后来发现黄敬的嗓门还可以,但是当时他的党组织不在北平,他的党组织在山东,他是地下党员,他来北京,通过同学关系接上了北京的组织,因为都是单线联系,没法选举,所以他在北方党内的位置不确定。但是当时他很热情,胆儿也大,也年轻热情,当时宋黎就说,换一下,你上去,后来就换了黄敬,开始他是抱着他,后来干脆让他踩着他的肩膀,一脚搭在电车上讲演,结果就被斯诺拍下来了,就样就成了“一二·九”现场运动的一个历史上特别珍贵的记录。所以搞革命,嗓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第二阶段的表现力,现在一直是这件事的形象的表现者,后面的那些照片,有一些是补拍,甚至是电影里的,真正是现场拍的照片并不多。　

第三阶段就是到七七事变之前的输送干部,贡献最大。主要分三件事。这三件事儿,现在历史上也不方便说,但是不方便说也不妨碍在咱们这样的场合说。这批“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干部,粗略统计,全国发动起来的接近10万人,中学、大学学生。因为我母亲后来是“一二·九”运动的学联主席,所以她特别注意这些资料,常常给我讲这些资料。有些人知道我母亲的身份,弄点资料就往我们家送,所以我们家关于这方面的资料特别多。1985年纪念50周年的时候统计,大概这10万人里,有2万多学生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做了干部储备”。其实思想與论准备,“一二·九”运动的影响赶不上9·18。所以这次学生游行,也不能说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影响太大,但是这2万多人给八路军给共产党做了干部储备。实际上,进入国民党(重庆)的学生比进入共产党和进入延安的、地下党的多。后来,这些人也没怎么发展出来,因为国民党倒台后,这些人的出路分化得很厉害。

加入共产党的这2万多人,有三个贡献。

第一个贡献,是为八路军创建敌后革命根据地做了大事儿。当时八路军七七事变之后,跨过黄河,往山西进军开辟敌后根据地的时候才3万多人。

今年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的时候,有地方请我讲演。我讲到正面战场,敌后战场,说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功劳也说了国民党的问题。后来有人就跟我计较这些事。

我再来讲讲,据日本的靖国神社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包括1931年后的抗联,加在一起在大陆上被打死的日本兵是140多万人,战争中可能还打死了几万带枪的日本侨民,但是正史里面不算武装人员。当时日本统计的国家机制已经很全面了,他们统计的较准。这些人的名字,出生,都很清楚。这140多万人里边,共产党消灭了50多万人,所以说共产党消灭的日本人,没有国民党多。但是建国以后,改革开放前,大概是1982、1983年,胡乔木到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博物馆说,抗日战争也应该把正面战场的事情反映出来。从那时开始,共产党开始把正面战场的数字也反映了一下。在这以前,大陆是不提正面战场的。所以当时就有人为国民党抱不平,说当时国民党的军官也干得挺不错的,消灭80多万日本人也挺不容易的。国民党也有了很大牺牲。但是,77事变爆发的时候,八路军是3万人,国民党是300万人。八路军是3个师,国民党是191个步兵师,9个骑兵师,45个旅。力量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军饷,有铁路交通,共产党完全是敌后,没有军饷,没有供给,还有1/3是拿着大刀长矛。没有现代武器去打仗的。所以共产党消灭50万人已经很不容易了。这50多万人,八路军消灭大概是38多万人,12万人是新四军消灭的。

所以有些人还在计较国共之间的功劳。我不是计较这个,而是我觉得共产党现在说起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候的一些表现,优点应该承认。主动迎战的打了22次仗,只有5次是前半截打胜了,像台儿庄、昆仑关,枣阳、睢县,还有第三次缅北反攻。缅甸远征,前面败得很厉害,去了50多万人,剩4万多人回来。后来,到1944年底,开始反攻的时候,打了几次漂亮的仗,这五次是国民党真正做了贡献,而且确实消灭了很多的日本人。但是22次里面的5次只是少数,其余的17次是打败仗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国民党要负军事上的责任。如果没有军事上的失误,不会导致那么大规模上的屠杀。

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所以中华民族谈起国民党抗日战争时候的表现,肯定有他正面的成绩,但是说点他失败的事,不是替国民党检讨,而是替中华民族检讨。这件事,我自己都认为是丢人的事儿,因为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整个抗战,他投降了160多万。成队成建制地端过去的。是二次大战史上,所有被占领国,傀儡军队超过占领军队的唯一国家。连法国的贝当政府都没有到这种程度。当时法国的贝当政府相当于中国的汪精卫。但是他们也都没达到这个水平。中国伪军200多万人,但是日本侵华士兵的最高峰才是100多万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汉奸比侵华的日军数量还要多。所以这200多万伪军都压在了共产党身上,共产党消灭日本人50多万人,大部分是在跟伪军作战。这200多万伪军没有压在正面战场上,正面战场是纯日本人。另外,国民党给伪政权提供了30几个中央委员,50几个将军还包括党内名义上的第二把手汪精卫。所有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跟中国共产党较劲,实际上是跟中华民族较劲。因为蒋介石仅执政了20几年就到台湾去了。共产党现在执政了70几年,共产党现在不代表中华民族谁代表中华民族??!!可是既然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就得替国民党这点丢人的事儿作检讨。我们也得研究这件事儿。

所以说到“一二·九”运动,为什么讲到这背景呢,这就涉及到青年学生选择道路的问题。我刚才讲到的是国民党的这些“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到现在没有什么地位,这件事情不是堡垒,而是你寻找了哪些道路和平台,你寻找了哪种思想体系(“主义”)作自己的核心精气神!你将自己编入哪个组织!

这批学生给敌后根据地,共产党后续发展,129师开辟晋冀鲁豫,渡黄河、115师开辟晋察冀、山东、120师开辟根据晋绥、提供了干部。共产党开辟大批根据地的时候非常缺干部。日本人进来时候先占领了一些大交通,还没来得及布置基层政权,可是这些基层政权的县长是领国民党工资的。国民党跑了,没人给他们发工资了,这些县长还不跑啊。所以整个县的政权都成了真空。我看过一个会议记录,晋冀鲁豫根据地,一天之内委派了36个县长。敌后根据地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不都是打下来的,而是真空的城市,权力真空,派个人去管理,而这个县长是谁,大部分就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担任的。因为八路军派一个排一个大队去建立革命武装、县大队,委员等。但是部队,大部分八路军战士是文盲。当县长的总要写个布告,懂点文字,所以“一二·九”运动的这2万多人基本上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所以敌后根据地到抗战结束的时候,共产党有1亿多的敌后政权的老百姓,拥有1亿多人口,几百个县的政权,政权和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当然也有后来参加的。部队当然是八路军,也有一部分人直接进入部队,当了部队的领导人。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一二·九”运动给中国革命贡献最大的是干部,这个多实惠。

第二个贡献是抗日统一战线。那时候,红军刚刚到了陕北。“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中央红军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疲劳劲儿还没缓过来。当时党内还说不清楚有重新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党内高层对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一致的认识是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尤其是12月16日的游行影响全国,当时东北军从东北撤出来的时候大概是18、9万人。后来让蒋介石调到南方去打红军。打仗的过程中消耗了几万人。再后来,蒋介石又把东北军调到西安和陕西打红军的时候,东北军是15、6万人,也含补充关内的“壮丁”,关键地方军没有自己的“地盘”非常难过。蒋介石说的攘外必须安内,当时还是国民党内部的文件,所以挨骂的是张学良,等于他丢了东北,首先不是骂蒋介石。

张学良因此愤愤不平。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等于给了民众一个口实,青年学生都要求抗日,你们怎么没有作为。所以当时他赶快派副官来北京找学联。共产党一看这是一个机会,当时还没有党中央的指示,北方党就是河北省省委,马上派共产党员宋黎过去。就是刚才说扛着黄敬上去讲演的那个人。宋黎解放后做大连市委书记。宋黎带了一批地下党,或者是地下党外围的知识青年,到西安去给张学良做工作,张学良一看东北这批学生,这么高的热情,就给他们组织了学兵队,这个学兵队基本是共产党掌握。是西安事变的基本队伍。他自己的部队已经是国民党的部队了,若是去抓蒋介石会让一大部分人害怕的。但是这个学兵队不怕。

历史上就把西安事变算在张学良的头上。如果说是共产党干的,这事儿就会添麻烦。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都跟这个有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了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包括在毛主席说的第二个贡献里。

第三阶段的第三个贡献,我个人认为,而且坚定的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

为什么这么说,共产党接受马列主义的认识,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程,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课程,是一个重大的组织建设课程。这些课程中有一个问题,即经典马列主义的语言,思路、背景、表述方法是西方文化的背景。在人类历史上,有人说是七个文化背景,有人说是五个文化背景,而我说就两个:一个西方,一个东方。而西方的传统思想,就是咱们现在俗话说的希腊哲学类。而近二三百年的斗爭,融合。现在看来,各有优缺点。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非常先进。表述,传播,实用……总离不开普通人的话语文化体系。就在这儿,必须要有跨越!跨越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的鸿沟。在欧亚大路上,跨越乌拉尔山,跨越欧洲到亚洲的一万公里。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文化融合过程。这个工程伟业,一个巨大的贡献就是毛泽东思想。很多人都在做西学东渐、东西融合的工作。但真正有实际意义,能够改造社会的,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不仅是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更重要的是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为什么?他有实际,他干了事业,他用一个“工程”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国家。别的学问再怎么大,例如东西比较,作为学问没问题,但是作为国家的改造,那就不一样了。毛泽东思想有对立面,就是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例如胡乔木,胡乔木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文字秘书,他周围的一批人给毛主席提供了大量哲学、思想等各方面的书,甚至还提供了大量的对立面。毛主席要批评这些学生,但是在批评过程中,学生被改造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二·九”运动的这个贡献,现在没人说,反正史学界认不认帐没关系,这是来自历史背景的重要认识。

毛主席和列宁都有这样的看法……

“使命”是客观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

所以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跟这个国家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主题相结合。跟使命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跟毛泽东思想相结合,跟中共相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所有进步,都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一种系列描述,当然也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描述。但是这个角度肯定是必不可免的。

先说旧民主主义。第一个结合是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虽然是地主家庭出身,先走科举路,之后接受了西方早期的经典“启蒙”思想,叫君主立宪,然后开始反抗。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结果被杀了,被赶跑了,扑灭了,失败了。孙中山原来也想走这个道路,劝皇帝变革,但是他发现行不通,于是他就走了一次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先进思想与时代主题结合……(旧民主革命)第二次结合。组织了武汉起义,推翻了清王朝。这是中国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先进部分,接受了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并且实践为部分成功。1911年辛亥革命,从顶层政治历史上的设计,相当先进。有人说共产党犯左的错误,其实这个左,是从孙中山就开始的左。1911年辛亥革命历史先进等级高于明治维新。因为明治维新还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在资产阶级历史上都被认为是比较早期的,比较落后的,共和制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当时中华民国的宪法,1911年就规定了妇女具有投票权呀。美国1922年才提出了妇女有选举权力,比辛亥革命晚了11年。美国在资产阶级的顶层设计都不如孙中山,你说他够不够激进?……相当棒!后来我到中山县他的故乡,与孙中山故居博物馆馆长聊天,他跟我介绍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民权怎么回事儿,民主怎么回事儿,说到“民生”的时候。他说在国民党内部,孙中山的定义是“共产主义”。这比我们现在对民生主义的定义都激进。我当时听完了有点不相信。他说这个是国民党的档案管理处,有文字记载,是会议上说的。　

但是第二次,孙中山也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主要理由是因为群众没有变化。在他们的用词上是,“国民性”没有改变。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这个概念……“国民性”。用文学手段表现这个观点最明显的是鲁迅。他总批评国民性,如他写的《药》等,“蘸人血馒头”事件背景都能对的上号,是清政府在菜市口刑场杀秋瑾的那一天,他有意识的对上号。现在菜市口修了一条大路直通新的高铁火车站。我20年前调离北京的那个时候,菜市口还是丁字街,新开的街那两边都是棚子,当时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谁也不敢在那儿盖房子,那是清末杀人的刑场,谁敢在那儿盖房子?半夜鬼叫!还有鲁迅的社戏中的闰土以及阿Q等,这就是鲁迅揭露国民性的问题。后来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写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唤起大众的国民性,就是知识分子跟群众、跟大众、跟使命相结合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解放前经历了四段。

第一段是“创建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这波人出身地主,先学四书五经,后学资产阶级,最后是追求共产主义。

第二段是留法留俄的留学生,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人物,大致在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活跃。这前两波人都有马列主义做思想指导,都是经典的,原滋原味的,甚至有些是教条主义的。4·12大屠杀教育了,分化了这波人。共产党叫“4·12”为大屠杀。国民党叫《清党》。清党是清国民党,蒋介石觉得国民党怎么能让共产党钻到肚里?……杀!“杀”的结果,前后统计是减少了5万多党员。但还有一说是7万多人。因为有的支部杀得太彻底了,连线头都没有了。到底是5万多还是7万多党员,由于当时组织系统不如现在,中组部统计是5万多人,但是我们听到有些老同志说,起码7、8万人,其中国民党杀掉了1万多人,留下来的不到1万多,剩下的3万多人跑了,脱党了,叛变了等等。坚定不移的是少数。毛主席说,“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的,只占《清党》前的十分之一不到。我认为,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旧民主主义结束,新民主主义的开始。虽然现在历史上不是这么记录。旧民主的三个高潮都完结了。国民党从革命变成“反革命”。共产党开始独自领导革命,说,你不干我干,我代替你干!这实际上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在这件事前后,国民党共杀了30多万人。这件事情不仅完成了国民党的清党,也是对共产党党内的清党,清的是不坚定的分子。这件事情使得留下来的几千个共产党员是最坚定,最不怕死的。这是国民党用他的屠刀,替共产党清党。只要共产党目标是历史的进步,自己不清理自己,就会有外部力量清理自己,代价会非常大。

第三段是讲武堂和黄埔军校的青年知识分子“三结合”。典型的讲武堂带头人是朱德、刘伯承。黄埔军校的带头人就多了,这批青年军事知识分子,进入共产党,一方面经过被改造,同时改造共产党,变成了无产阶级军队,成就了共产党的部队。

第四段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跟革命“三结合”。1949年以前,知识青年跟时代使命相结合,精英和大众结合,是这么四段。《12·1运动》在数量上增加了“三结合”的作用。他们改造思想。这个过程说明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追求真理的相对独立性、相对自由性。这四批知识分子,出身大都是剥削阶级,几乎没有无产阶级。

我在北大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有一次给学生说,现在的北大学生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一个宿舍原来是8个人,后来6个人,再后来4个人,这不就是进步吗,超过解放前了。当时北大书记是汪家鏐。她告诉1948年上北大的时候2人一个宿舍。在女生宿舍,早上还没起床,老媬姆就把洗脸水给打好。这多贵族呀?!现在的博士生恐怕都没这个待遇。我估计将来也没有这待遇。那时候的学生很多是富二代,官二代,甚至是国民党要员的孩子。我母亲是国民党少将的闺女。当时十七、八岁的她要参加共产党,我姥爷把她反锁在家里。她跳窗户跑出去闹革命。我父亲是东北一个县第二号大地主的儿子,后来跑到南开读书,读着读着就变成共产党了。不光我父母这样,那时候。黄敬、姚依林都是大地主家的孩子。所以国民党很奇怪:“大米白面反饥饿,小米窝头妞秧歌”。

这一批人是把自己个体追求真理的过程改造成在群众的社会革命中实践真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在共产党中改造和被改造。我们学习继承“一二·九”运动,这应该是精髓!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正态分布现象,真正革命到底的是小概率事件,反动的也是小概率事件,中间的才是大概率事件。作为知识青年,你们现在要进行选择,选择反动的仍是小概率事件,选择革命和中间的可能是大概率事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纪念“一二·九”的一个原因。而历史纪念活动的生命力(“可持续”性)最后取决取于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事件的“意义提取”。

“三结合”才是最有长远意义的认识。

(作者简介:林炎志,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郭明秋、林枫之子,曾任团中央常委、全国学联主席、北京团市委书记,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

第二章 蒋南翔与“一二·九”运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东三省，日本的侵略矛头开始指向华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加速了民族危机的到来。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决定北上抗日，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民族救亡运动风起云涌。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的北平市大中学生伟大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是蒋南翔入党后经受的第一次比较重大的革命斗争锻炼。蒋南翔时年22岁，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和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区委委员。他不辞辛劳和危险，为运动的准备和开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他撰写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宣言，以及北平市学联的一些重要文件，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都发生过重要影响。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一二·九”运动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27年的《田中奏折》中即明目张胆地宣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根据这个侵略计划， 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了沈阳，继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政府则一再妥协退让，执行它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坚决反共、怯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妥协政策，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日本的侵略矛头进而指向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3月4日热河省陷落。5月下旬日军突破长城各口，长驱直入，玉田、通州陷落，北平、天津陷于日军包围之中。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划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的“非战区”，这就给日军控制华北和北平、天津大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工人、农民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组织起数十万的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全国各地广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示威。在日寇的野蛮侵略下，民族资本家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民族危机激荡着各个阶层，华北成为国防的最前线。

　　1935年日军加紧侵占华北的步骤，提出了所谓使“华北特殊化”的《日本政府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目的是把国民党政府的势力赶出华北，然后操纵地方汉奸势力搞所谓的“华北自治”。7月6日根据蒋介石的意旨，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次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据此协定，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中国军政人员，同时禁令全国的反日活动等等。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呈现一派即将沦陷的景象。

　　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的第四天就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抗击日寇的侵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面对民族危亡的险恶形势，毅然决定摆脱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攻，北上开辟新根据地，打开抗日局面，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的正确领导。1935年10月19日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

　　伟大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之时，红军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推动了全民抗战的发动。

　　那个时候，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毕业歌》中激动人心的歌词：“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当时身处国防第一线的北平学生，正是怀着《毕业歌》所表达的那种感情，不怕牺牲，不顾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双重压迫，冒着杀头、坐牢的威胁和大刀水龙的袭击，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全国的沉闷空气，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发动起来的，在党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正确的策略指导下，克服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残余影响，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二·九”运动开始了新的抗日运动的高潮。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蒋南翔是在1932年暑期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蒋南翔进清华大学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他给人的印象是十分诚朴寡默，说话虽然不多，却言辞恳切，感锐思深，视角新颖。他是一个坚毅、热情的人，但不形于色，表情和辞令很质朴。他待人和蔼亲切，处事从容不迫，言谈稳重，好像还有点腼腆。他衣着朴素，长年穿一件灰布袍，喜好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

　　就在第一学期的阳历元旦，榆关失守，接着是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塘沽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国难当头的形势，使他这样一个不爱参加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学生逐渐卷到政治漩涡中来了。1933年上半年，经高年级同学何凤元、万愈的介绍，他参加了半公开的小型进步读书团体——三三读书会，成员只有十来个人。当时秘密地阅读华岗编的《中国大革命史》等书，后来又参加了比较公开的进步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读河上肇著的《经济学大纲》等理论著作，还曾请清华哲学系的进步教授张申府悄悄地给做辅导报告。那时正是德国希特勒刚刚上台，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张申府教授直言不讳地要求三三读书会的参加者好好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蒋南翔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在以自由主义学术相标榜的清华大学，张申府先生敢于对学生发表这样的大胆言论，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的。”（见《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同时，在同乡好友外文系高年级同学何凤元的引导下，他参加了秘密社联小组。从此，他研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有机会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还积极地参加并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活动。1933年10月由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万愈（在校名万金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参加过几次中共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的在西苑的飞行集会，散发过淞沪“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宣言，还到清华附近的大有庄调查贫困农民的生活情况等。

　　1934年上半年清华学生中要求进步的人逐渐增多，学生中爱国抗日的思潮明显上升。中共清华支部及时把原来规模较小的不公开的团体扩大发展，成立了公开招收会员的“现代座谈会”，举办报告会，开展时事分析、读书活动等，以扩大进步思想的传播。蒋南翔参加现代座谈会的哲学组，组织会员学习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辩证唯物论教程》等著作。1934年10月,现代座谈会邀请冯友兰教授以《在苏联所得的印象》为题向同学演讲，介绍他出国考察苏联十月革命后情况的见闻，听众极为踊跃，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开始了对学生活动的镇压。先以反动分子的罪名，逮捕了给学生介绍苏联情况的冯友兰教授，后经学生的抗议和校方的营救而释放。接着便衣特务持枪闯进清华大学，秘密跟踪校刊《清华周刊》总编辑牛佩琮，企图绑架他。特别是在中共北平市委遭到大破坏后，1935年1月，在清华大学接连发生了两次军警逮捕进步学生事件，先后有地下党员、社联成员、现代座谈会成员、思想进步同学等近30多人无故被逮捕，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何凤元也在被捕之列。

　　清华的党组织在两次大逮捕之后遭到破坏，爱国学生运动陷于低潮，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清华园。在这样形势严峻、又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蒋南翔临危不惧，继续坚持战斗。他公开出面发起在同学中进行募捐，支援被捕同学，不避风险，和九级同学许留芬一同到东城钱粮胡同，探望当时被视为“要犯”关押在北平宪兵三团的清华同学、共产党员徐高阮和共青团员张宗植。

　　1988年5月，当南翔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南翔同志的好友、旅居日本的张宗植发来唁电:“今晨日本报载南翔兄噩耗,不胜悲痛,恨不能插翅前来,一度再见容光。南翔是学生时代以来最亲密亦最尊敬的战友,对国家对党的热诚终生不渝。抗日反帝运动中,我讲不响亮的话,做不到的事,他都做到了。不论在国内的抗战期间和我以后在海外生活的时期，他始终是我的明灯。在很多朋友的心中，有南翔在，对中国的期望便更觉得增加了安心感。” “中国的知识人, 今天能坐定下来，做一些研究工作, 南翔是有很大贡献的。只是我们更希望他能继续安排下更安定的书桌,使中国文化水平追上以至超过世界水平。我更愿在他的指导下,尽我一份微力。想不到巨星急逝。真是如何代也，诚愿人百其身。”

　　这封信写得深沉，真挚感人，表明了蒋南翔在“一二·九”运动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给同代人的深刻影响。

　　在地下工作方面，蒋南翔主动找了原社联小组成员陈落（陈国良）、牛荫冠三人重建秘密社联小组，这是当时清华仅有的一个地下革命组织。不久，蒋南翔与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工委的周小舟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原是宋庆龄等发起的，后由于国民党的压迫，已成为秘密组织）。清华大学小组参加者有姚依林（姚克广）、杨述（杨德基）、吴承明、黄诚、杨学诚等多为十级清华学校自1928年改制为清华大学，1929年毕业的为一级，以后逐年类推。的同学。“社联”小组逐步扩大，以后又通过孙兰（韦毓梅）在女同学中建立了“社联”小组，参加者有孙兰、许留芬、韦君宜（魏蓁一）、王作民、鲁心贞、李立睿，后来又吸收了纪毓秀、高景芝、陈舜瑶、郭建（郭见恩）、黄葳（戴中扆）、吴瀚、张自清（张厚英）等女同学参加。

　　阿平是女生对韦毓梅的爱称。她还用姜平的名字写过文章，她在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的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是起的作用却很大。小组开会始终是秘密的，会开得总是很认真，由大家轮流发言，进行时事分析和工作检讨。研究“突击对象”，就是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平时大家都注意女同学中的动向，发现谁在忧心国事，而不单单是埋头书本，就主动地接近她。然后提到小组会上去讨论，看能否发展她参加小组。学习时就是读一些进步的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政治经济学》等，这些书，在当时虽不怎么读得懂，大家也使劲的生吞活剥，那种认真虔诚的劲头是很动人的。

　　不久，阿平说有一位陌生的男同学要来参加这个组，大家都有些紧张，但很快地大家都很庆幸有蒋南翔在这个小组了。据韦君宜所写的回忆文章说：“我们一群女同学在进步女生韦毓梅鼓励下组织起来。我们六个女生是一组，由蒋南翔领导，在二院蒋南翔宿舍里每周开一次会。从此，他教我们阅读《中国大革命史》，教我们开会怎么开法，先是时事分析，再是工作讨论，再是工作布置。我头一回知道时事怎么分析法，你得把世界分成两个壁垒就明白了。他还告诉我们，有个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反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怪事儿。”另一位女同学王作民回忆说：“南翔同志在听了我们的只有消息拼凑的读报汇报之后，倒是真的给我们来个‘时事分析’。每当他从这些报纸消息中抓出时势的动向时，我总是由衷钦佩——我怎么就串不起来呢？这几乎是我每周必有的自问。”

　　从蒋南翔参加小组学习，时事分析，就不再是读报时大标题的罗列，而是从字里行间去探索其意义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蒋南翔和韦毓梅都是共产党员。

　　在公开工作方面，随着学生会内左派影响的增长，蒋南翔继牛佩琮之后，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在《清华周刊》积极参加工作的有姚依林（副刊编辑）、杨述（文艺栏编辑）、蒋弗华（社会科学栏编辑）、吕风章（自然科学栏编辑）、孙兰（书报评介栏编辑），吴承明任总发行。《清华周刊》是学生会的合法刊物,学生注册时将订阅费和学费一并缴交。总编辑和各栏主编都是由全体同学选举的。《清华周刊》在“一二·九”运动以前,就在党组织的影响下宣传过革命道理和抗日的主张；“一二?九”运动以后，则完全掌握在左派学生手中。《清华周刊》这个舆论阵地，在团结同学和扩大进步思想影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清华的革命力量，在1935年初受到沉重打击，但经过半年的努力，学生中左派力量又逐渐恢复过来。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是不可抵抗的洪流，是任何反动力量压不垮的。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亲日派的卖国行径。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来在他任《清华周刊》总编辑期间，除了组织稿件以外，他还以蒋南翔、南翔、翔、南风、穆文、燕亭、亭、江流、流、书安等笔名在《清华论坛》、《书报评介》等专栏发表文章，他还从国外报刊上选辑时事漫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南翔写的《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国难中的青年应抱什么态度》等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中指出:“日本之要攫取华北，自是有其客观的原因。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解决矛盾唯一的方法，便只有向外发展。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的成了我们‘友邦’的‘俎上之肉’,由关东而华北,也自成为很自然的路线了。我们的‘友邦’很迫切的要攫取关东和华北，除了经济的原因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意义,那便是正当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闹着恐慌，偏有全世界一向以‘怪物’视之的苏联,相反的一切社会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国家,观之当然不免眼红,尤其是我们的‘友邦’,他非摩拳擦掌，从速来准备猎取这只‘北方大熊’不可了。”

　　他还写道：“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又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明证。然则，被抛弃了的人民们,假使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原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12日；《蒋南翔文集》上卷，73~7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蒋南翔这两段话，对国内外形势分析深刻，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击中要害，特别是提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这说明蒋南翔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

　　《清华周刊》还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发行网，校外有一百多个遍及各省市的订户。当时不便公开邮寄的抗日救亡材料，有时也用《清华周刊》的封套经过这个发行网发出。

　　1935年夏，随着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的签订，华北时局进一步恶化，蒋南翔与秘密组织商定，利用暑假动员一些同学留校开展群众性活动。他们把留校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暑期同学会，蒋南翔当选为同学会主席，其他成员有姚依林、吴承明、李秉忱、陈其援、何炳棣、朱景梓等六人。蒋南翔、姚依林和吴承明三人，当时都是民族武装自卫会的成员。同学会通过选读进步书刊、研讨时事、宣传群众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清华暑期同学会不是干巴巴地搞政治运动，而是十分注意同学们的思想、生活和文体活动。如组织清寒食堂，解决一些经济困难同学的伙食问题。蒋南翔还让吴承明等二人“设法进入”清华的民众夜校，夜校办公室有两台油印机，以后许多宣传品都是在这里刻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但北平学生最早看到的《八一宣言》是从北平的北京饭店一楼法国人亨利?韦什办的法文图书馆出售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看到的。蒋南翔立即秘密地组织进步同学学习，并在深夜里把《八一宣言》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还写成标语，组织同学秘密地贴到清华园车站和附近的农村里。

　　同年秋，原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何凤元获释后回到清华，希望恢复党的关系，蒋南翔介绍他与中共北平市委周小舟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周要何凤元设法恢复清华党的组织，并仍任党支部书记，何负责召集了恢复清华党支部的宣誓会，参加者有何凤元、蒋南翔、宫尚行（宫曰健）、陈国良、吴承明等五人。何为书记，蒋为支部委员兼共青团书记。10月，何凤元调到北平市委工作。清华支部由蒋南翔继任书记并任北平西郊区区委委员，陈国良调到城内搞左联工作。此后增补了韦毓梅、方琦德二人为支部委员，韦毓梅兼任共青团支部书记。就是这一届的支部委员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前后的清华地下工作。

　　1935年7月黄河发生水灾，灾民达五百余万，北平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救灾活动，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清华派姚依林参加北平黄河水灾赈济会工作，并任秘书长。后来在救灾赈济会的基础上，由若干个有地下党、团和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郭明秋任北平学联执行主席，姚依林就作为清华的代表参加北平学联并任秘书长。为防止敌人破坏，学联总部开始就设在远离城区的清华园。姚与彭涛、黄敬、周小舟、郭明秋等是北平学联初建时的领导核心。姚依林是在城里由周小舟介绍入党，然后把组织关系转到清华党支部的。他在“一二·九”运动前后，曾回清华参加过几次党的会议。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的何凤元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并决定城里由中国大学和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由于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北平只有清华和燕京这两所学校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地处城外，政治环境较好。本来清华是有合法的学生会组织，它却无意领导这一运动，因而，由学生大会另外产生一个清华学生救国会，由11人组成。救国会的成员名单颇费周折，救国会委员要包括各种倾向的代表人物在内，而非左派单干,同时又要掌握领导权。主席一职，本由在中学时就参加过“九一八”学生运动的共青团员黄诚担任最合适，经反复考虑，还是选了当时最用功学习好的学生周嘉祺担任了，黄诚则任副主席，这一切都出于蒋南翔的谋划布置。清华在1935年11月27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蒋南翔主持，吴承明为提案人，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参加游行示威的建议。由于右派学生的极力阻挠，会议无果而终。于是蒋南翔等再接再厉，每夜分头走访同学，开小型座谈会，请名教授讲时事，紧张地活动了一个星期，又在下一周——12月3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末未能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上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当时在北平市工委工作的何凤元得悉这一胜利消息，非常高兴。他特地从城里赶回清华找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就独自躲进清华一院大楼（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他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北方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己地泪流满面，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文章脱稿后，印成单页，在几天后的“一二?九”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在大街小巷到处张贴，并在12月10日出版的清华救国会的《怒吼吧》杂志上发表。下面是《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的全文: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

　　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

　　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目前我们“友邦”所要求我们的，更要比二十一条厉害百倍；而举国上下,对此却不见动静。回看一下十六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见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现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认为学生的本份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 “自有办法”,几年以来,只被安排在“读经”“尊孔”“礼义廉耻”的空气下摸索，痴待着“民族复兴”的“奇迹”! 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 “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亲爱的全国同胞父老，急切的华北丧钟声响，惊醒了若干名流学者的迷梦，也更坚决地使我们认清了我们的唯一的出路。最近胡适之先生曾慨然说:“他过去为‘九一八’的不抵抗辩护，为‘一·二八’的上海协定辩护，为热河失陷后的塘沽协定辩护，现在却再不能为华北的自治政府辩护了”。他已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相信唯一的道路，只有抵抗。因此胡先生是希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华北长官能尽力抵抗不要屈服妥洽。亲爱的同胞，我们却还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说：武力抵抗，不但是依赖负有守土之责的长官，尤其希望全体民众，也都能一致奋起，统一步伐，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事实告诉我们：在目前反帝自卫的斗争中，民众的地位是更为重要，民众的力量是更为伟大，也只有民众自己，更为忠实而可靠。看吧，曾煊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可化为“神龙”了；惟有山海关外，英勇的民众自己组成的义勇军，始终不屈不挠，在用鲜血写着中国民族的光荣斗争史。

　　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古文化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创痛的经验教训了我们；在目前，“安心读书”只是一帖安眠药，我们决再不盲然地服下这剂毒药；为了民族，我们愿暂时丢开书本，尽力之所及，为国家民族做一点实际工作。我们要高振血喉，向全国民众大声疾呼：中国是全国民众的中国，全国民众，人人都应负起保卫中国民族的责任！起来吧，水深火热中的关东同胞和登俎就割的华北大众，我们已是被遗弃了的无依无靠的难民，只有抗争是我们死里逃生的唯一出路。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荣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

　　　　　　　　　　　　　　　　　　　　　　　　　　　　　　　　　　　　　　　　　　　　　　　　清华大学救国会

　　　　　　　　　　　　　　　　　　　　　　　　　　　　　　　　　　　　　　　　　　　　　　　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

　　　　　　　　　　　　　　　　　　　　　　　　　　　　　　　　　　　　　　　　（原载《怒吼吧》第一期，1935年12月10日）

　　这篇宣言发表后，立即传到全国各地。“宣言”一千多字，却绝非口号堆积，而是以读书和救国的关系为主题，娓娓而谈，道出了当时学生界抑郁的心声，并呼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赶快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另外，蒋南翔还代表清华大学救国会起草了告农民书，号召农民起来救国，打日本鬼子。当时在救国会宣读，随后印成单页向周边农村散发。

　　12月9日凌晨7时，清华同学在大操场集合出发，由黄诚、吴承明等人带队。清华学生姚依林和女一中学生郭明秋等在西单亚北咖啡馆坐镇指挥。清华的队伍上午到达西直门，城门被军警紧闭，不得入城。领队决定留大部人员在西直门城外墙边召开群众大会，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散发《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陆璀代表北平学联向群众宣讲了这次上街游行的目的和意义，蒋南翔也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一部分同学则到阜成门，亦受阻，队伍转向了广安门，又受阻。再转向西便门，大门又是关着，城头上站着全副武装的军警，如临大敌。同学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准中国人进了！”领队的和大家商议，今天我们看清了统治者的面目，我们不能白回去，一定要用更大的示威行动来回答他们。傍晚回校，同学们无不义愤填膺，更加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嘴脸。学生杨述写了一首表示愤怒心情的诗：“义旗高举在今朝，烈火冲天百丈高。甘冒风雪为救国，宁遭斧钺不降曹。汉奸卖国真无耻，学生争存恨未消。他日偿还流血债，工农烽起似钱潮。”

　　12月10日，学联决定实行总罢课，清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各种集会和讲演，讨论国内外形势，揭露蒋介石政府卖国投降真面目。当时北平各报对于“一二·九”那天的行动没有报道，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只有《华北民讯》、上海《大众生活》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等外报作了报道。清华救国会和学生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宣传队、情报队、广播队，积极开展活动，每天有许多同学在寒风中奔跑，担任守卫、交通和巡逻的工作。有的参加《学联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采访全市学生的救亡活动之后，寄往全国各地。学生们自己安装了无线电发报机，用英、法、德、日四国文字向国外发送了“一二?九”运动的消息。12月14日，由清华大学救国会负责人黄诚出面邀请了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京大学爱国教授许德珩来校给全校学生做了关于发扬“五四”光荣传统的讲演，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

　　“一二·九”游行队伍被阻西直门

　　12月16日是反动当局原预定正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出动大示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示威指挥部，由郭明秋、姚依林、黄敬、彭涛等人参加，计划各校到天桥集会，召开市民大会，使学生和市民结合起来，而后入正阳门，经天安门，向东经过东单，再到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举行总示威。北平学联鉴于“一二·九”那天清华和燕京等校学生被阻于城外的教训，决定每校派30人组成先遣队提前一天进城，以便第二天接应大队入城。12月16日拂晓，由清华、燕京率领的城外学生大队，在西直门、阜成门受阻，无法通过，转到西便门仍受阻，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用血肉之躯冲开了已经有点腐朽的西便门的城门，一拥而入，几经周折，部分学生终于到达天桥，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师。在天桥有两万多市民和一万多学生举行了市民大会。大会负责人黄敬登上了一辆停驶的电车主持会议。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的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并按原计划，到外交大楼示威。游行队伍以清华学生为先导，队伍在正阳门受阻，转到了宣武门，又受阻于城门外，在相持中，同学们发现城门底下有一条缝隙，清华女同学陆璀即平贴着地面爬了进去，敏捷地把门栓抽下，高喊：“冲过来呀！”这时有十几名军警向她猛扑过来，拳打脚踢将她逮捕，当时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正在现场拍照，他跟踪陆璀到警察所，并对她进行了采访，当即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第二天（12月17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头版头条刊登，大标题是“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副标题是“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把陆璀誉为15世纪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这个报道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和同情。

　　“一二·九”示威游行后不久，孙夫人宋庆龄从上海送来100多元钱，请清华哲学系教授张申府转交给北平学联，以表示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支持。

　　“一二·一六”示威宣言，也是由市委何凤元找蒋南翔写的。蒋南翔抱着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的感情和对敌人的无比愤怒，只用了一个晚上便写出来了。蒋南翔说：“这篇宣言很简短，但表示了北平学生面对反动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在这次示威中，国民党反动派对示威的爱国同学们不仅使用了水龙和大刀，比上次“一二·九”那次镇压的更厉害，游行示威者被打成重伤的297人，打成轻伤的86人，被逮捕8人。

　　蒋南翔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文中说：“《一二·九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和《一二·一六北平市大中学生示威宣言》反映了我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际的思想认识和救亡热情，或许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北平爱国学生的共同感情。”由于清华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几次大示威中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清华地下党组织是参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蒋南翔的清华同学和战友熊向晖说：蒋南翔是一支笔，他的哲学基础好，文学基础也好，他的文章成为动员千百万青年和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斗争锐利的战斗号角。蒋南翔的清华同学吴承明在几十年后回忆说：“青年蒋南翔可说是思考型的，他九分沉思，一分表态，所以言语不多，言必有中。”在笔者访问当年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也多是说蒋南翔在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确实有很大贡献。

　　组织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学生们请了愿，示了威，下一步该怎么办？清华大学救国会在校内召开了多次时事座谈会进行讨论。清华党支部和西郊区委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市委的何凤元和清华驻学联的代表姚依林也分别回校参加讨论。大家很自然地讨论到进一步下乡宣传的问题。1935年12月16日大示威以后，南京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并宣布平津各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限期离校，以使学生分散，孤立进步学生，便于当局对各校个个击破。为了粉碎这个阴谋，北平党组织和学联干部黄敬、彭涛、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等在西单彭涛的家里开会商定，要想办法把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抗日救亡宣传队，南下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抗日救亡。根据当时北平市委的指示，北平学联发起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设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江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宣传团党团书记由彭涛担任，他和三个正副总指挥组成党团。宣传团共分四个团，第一团由北大、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的韩天石担任团长；第二团由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等组成，以江明为团长；第三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西部和北城地区组成，团长由清华大学担任，由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燕京大学的黄华，辅仁大学的曹嵩龄组成指挥部；第四团由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河北法商学院等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计500人左右。

　　12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会议充分肯定了“一二·九”运动。中央在决议中指出：“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在全中国的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赞扬青年学生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他指出：“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北平学联的青年们当时虽未看到这些文件，但他们的行动是基本符合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的。

　　宣传团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各团队均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责人员。每团每日派出先遣队骑车先走，调查目的地、会合点、路线，解决沿途食宿，了解当地驻军的情况等。大队徒步出发，宣传的方式分口头、文字、图画及大会讲演，还计划要组织市民大会和抗日救国会等。总指挥部规定了各团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以及为躲开军警的注意，而采取化整为零、分散又集中的办法集合队伍。

　　1936年1月正是平津地区最冷的时候，天寒地冻。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团员们，都只穿一身棉衣裤，每人带一床薄军毯，分成四个团，整队出发了。出发之前，有的大队如清华参加南下宣传的全体同学在体育馆前集合宣誓，由吴承明领读誓词：“我们下了最大决心出发下乡，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不怕任何障碍，不惜任何牺牲，不达目的，誓不返校，谨誓”。

　　党支部书记蒋南翔，党支部委员吴承明和救国会主席黄诚首先报名参加，共青团员丁则良、社联的杨述、韦君宜、王作民、左联的魏东明、王永兴、赵德尊和李昌（雷骏随）、杨学诚、郭建、叶方（叶笃廉）、董凌云、于光远、黄绍湘、张师载等也都积极参加。

　　第三团于1月4日早由各自的学校出发，到颐和园南面的蓝靛厂集中，下午天将黑时到达卢沟桥，住在宛平简易师范学校。当晚召集该校学生开会，报告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和意义，并帮助他们组织救国会。第二天经长辛店，下午到达良乡，各队分别出发宣传，帮助良乡一小和女子小学、初级小学及简易师范等四校的教职员工，筹备成立各校教员联合救国会。

　　经过窦店到琉璃河，住在镇里良乡第二完全小学，帮助他们筹备成立各校教员救国会，同时还帮助该镇邮政局、商会等团体和个人筹备各界救国会，当晚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

　　次日，中午抵达河北省涿州的马头镇，镇上正在赶集，趁此机会开了镇南、镇北两个群众大会。有一个姓王的老大妈，也跑上台讲话，她说：“大家应当齐心打日本，不要当亡国奴！”宣传团还在乡村的戏台上演了话剧《打回老家去》。

　　1月9日，四个团到达河北固安，在城外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开全体大会，这次大会还讨论了一个口号：到底是提“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还是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围着大车店的院子，站成马蹄型，纷纷发表意见，各述理由，讨论得十分热烈。最后由宣传团总指挥、北平学联负责人董毓华发言，阐明为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是正确的。他所讲的是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着重谈了不要泛泛地提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要集中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并要尽可能地利用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来孤立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他的话有理有据，极富说服力，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最后他挥舞着帽子，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假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同学们都很受鼓舞并会心地笑了。

　　东北四省流亡北平民众慰劳队也赶来慰劳，并送来了300双毛袜，引起大家欢呼。一位团员激动地说：“我们在寒风里，两脚冻得麻木，看见这一大堆毛袜，一阵暖气从脚底热到心头，向前啊！我们要穿破那些毛袜，向前啊！我们要走遍全中国，唤起民众！”

　　这次下乡的同学们，出身于工农家庭的极少，而且他们当中多数人都没到过农村，更没有体会过什么是阶级压迫。是要求民族解放的热情，促使他们下决心到农村参加扩大宣传。他们在学校里住在温暖的洋楼里，吃着大米白面。这次下乡来过的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穿着简单的衣裤，吃的是冻硬的干粮和咸菜，晚上和衣睡在铺了一点点干麦秸的地上。每天清晨用刺骨的冷水洗脸，随后又冒着吼叫的寒风出发，拖着疲惫的双腿前去宣传，这对一个城市知识青年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最使他们惊愕不已的是亲眼看到了农民生活的痛苦，原来没有想到会苦到这种程度。他们走进贫苦农民住的阴暗冰冷的小土屋，看到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小女孩只披着一层单薄的布片。同学们下乡吃的是大饼咸菜，感到已经是够苦的了，而农民春节也不一定能吃上这些东西。他们辛辛苦苦地用血汗种出的大米和小麦，到年底百分之八十都要拿去交地租和还债。他们赖以活命的是那点少得可怜的棒子面、窝窝头，往往是糠菜半年粮。

　　在访问中，同学们知道了农民困苦生活的真相。有那么一家人已经两天没吃饭，孩子哭着叫着，妈妈说，专等她丈夫每天跑七十里路去趸柿子卖，换回几十枚铜钱来换饭吃。同学们看到了一些农民年纪轻轻的就被沉重的劳动压得驼背弯腰，三四十岁的女人像个老太婆。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妇女还在拉着沉重的石磙子压场。农民的悲惨生活和血泪控诉，震撼着同学们的心。这次宣传最大的收获是宣传团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对农村真实情况的了解，使这支队伍受到了锻炼，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同学们深深地认识到，仅仅有爱国心是不够的，还应该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的解放而奋斗，抗日救国必须和农民反对封建剥削的任务相结合，切实地解决土地问题。从而认清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次下乡实践活动使爱国的同学们认真地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社会？依靠谁才能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实践活动使同学们真正认识到只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者——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这场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认识到工农大众是真正的抗日主力军，学生运动必须同工农相结合，才能发动起广大的民众，取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从南下宣传团出发的时候起，就不断的有国民党派的便衣侦探跟踪。随着宣传影响的不断扩大，反动派越加恐慌，破坏活动也越加频繁。南下宣传团的四路大军兴冲冲地在固安城汇合时，县长却命令把城门关闭了，污蔑学生是土匪，还派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在城墙上，架起了机关枪，如临大敌。大家义愤填膺，愤怒地质问国民党姓边的县长：“你是不是中国人？”

　　在固安住了四天，总结了工作，整顿了组织，由于第四团人少，便将第四团与第一团的第三、第四小队合并,第三团不变，这样就将原来的四个团改组为三个团。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约定十日后三个团在保定会师。

　　1月10日上午9时，第三团离开固安，11时到达宫村。该地小学校墙上还贴了许多欢迎的标语。午饭后，燕京大学一二九剧团在小学外的戏台上演了救亡剧。后经涿县，13日抵达高碑店。在这里三团受阻了。高碑店的警察局长已预先做了布置，用武力对付宣传团。三团只好暂时栖居小学校的空屋内，各小队则分别去附近的小村进行宣传。

　　下午四时，大多数外出宣传的同学还没回来，警察局长突然带领便衣队和警察20多人，一下子拥进了三团的住所，他们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绳子，恶狠狠地逼迫学生出来。团员们愤怒地齐声回答：“不出来”。便衣警察问：“谁是负责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负责的。”大家齐声响亮地回答。这时站在前面的一个同学被他们捕去了，大家奋不顾身地一拥而上把他夺了回来。大家胳膊挽着胳膊紧紧地靠在一起。并且齐声高唱《开路先锋歌》。

　　当外出宣传的同学回来以后，他们就转移到一个小店里，便衣警察又把小店包围起来。两个彪形大汉和几个打手强令宣传团员们分散居住，遭到学生拒绝。于是他们就强拉硬拽并且大打出手了。同学们也捡起砖头、石块、桌腿、凳脚予以回击。接着警察竟然对学生的住所放起火来，幸未成灾。他们用水浇学生，学生的棉衣淋湿了，因为天寒顿时结了一层冰。但没有一个人往后退，而是用胸膛顶住门，没让一个警察和便衣进来。

　　面对第三团在高碑店遭遇警察和便衣欲以武力强行解散团体，宣传团员们为了保持这个战斗集体免受损失，大家手携着手齐声说：“为了斗争，为了救亡，我们的集体决不能分散，坚决要求全团一起返回北平。”团员们在小店里举行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会上热烈地讨论抗日救亡的工作是不是就此结束的问题，为了不让门外的警察听懂，大家都用英语发言。与会者无不慷慨激昂，共同的结论是：抗日救亡工作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要组织一个永久性的抗日团体，向日寇和卖国贼、汉奸进行坚决的斗争。第三团负责人蒋南翔等在会上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提出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建议，立刻得到全团学生的一致热烈拥护。最后他们虽被强行押送回到北平，但是这个队伍是完整地保留下来了。第一、二团在到达保定后，为军警所迫，也不能再前进。为了继续奋斗，他们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南下宣传团第一、二、三团在北平汇合后，党组织便着手研究如何将南下宣传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1936年1月中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到西郊区委，召集清华、燕京两个支部的党员在燕京大学开了两天会，清华参加者有蒋南翔、牛荫冠、方琦德三人，燕京参加者为黄华、陈絜等人。这是蒋南翔第一次见到林枫同志。林枫在会上讲了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如何配合，党的民主集中制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区别等问题，对蒋南翔的认识和工作都有帮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林枫与黄敬、姚依林同志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开会，商议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会后决定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领》、《组织系统》和《规约》，宣布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正式成立。当时有队员300人左右，分为26个分队。民先总队部第一任负责人是敖白枫（高锦明）、刘导生、王仁忱等。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队员有6000多人，到会代表24人，代表18支地方队伍。大会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法和告队员书，清华的李昌当选为总队长，与李哲人、刘导生等七人共同组成全国总队部，由北平学委领导。

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先进青年，战斗在抗日救亡的最前线，在战斗中组织得更加严密，斗争得更加坚决英勇，成为华北和全国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和启示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月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文集》第二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刘少奇同志1944年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一二九’是中国学生革命运动的来潮，……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来讲，‘一二九’运动是划分中国反动时期与革命时期的一个标志。从此，中国反动势力逐渐后退，而新的革命运动则开始逐渐高涨。”（转引自《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北平学生掀起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如江河的巨浪奔腾势不可挡，立即得到全国的学生和各界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民抗日救亡的大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学生和民众的斗爭精神。“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章，它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两个口号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各族人民最大多数群众的意志和要求，使“一二·九”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斗争目标。在这两个口号的号召下，不只是先进青年，而且多数中间分子都参加了进来。不只是广大青年学生，而且是各阶层爱国人民也都热烈地响应，使“一二·九”运动扩大成为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之所以有其伟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 就在于它使运动包括了全国各地广大学生和群众; 就在于它唤起了全国的民众; 就在于它帮助了国内团结的建立和抗战的发动。它不仅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而且在整个民族解放斗争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中国学生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学生的支持。国际学生联合会向全世界学生发出号召：“中国学生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苏联、英国、美国、西班牙、埃及、印度等各国青年学生的组织或个人都纷纷打电报到中国来，积极支援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一位外国老人称赞“中国学生运动是全世界青年运动的冠军”。

　　“一二·九”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其中一些骨干通过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长为党的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蒋南翔在《纪念“一二·九”运动的战士——杨学诚同志》一文中写的，“自从参加救亡运动以后，学诚对工作就一贯是非常刻苦和认真负责。在寒风彻骨的冬夜，他冒着冷风守夜；在开大会的时候，他为会场巡逻放哨；一切比较艰苦而为一般学生所不大乐意做的事，都是他积极地来做。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个温良谦逊的青年人，怎样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前面，如猛然惊醒的睡狮般怒吼起来。”

　　那么，“一二·九”运动对于中国青年究竟给了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首先，“一二·九”运动使平津数十万青年学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觉悟与组织锻炼，从而把全国青年很快从沉睡的状态中唤醒起来，教育和锻炼了中国整个的年轻的一代。在“一二·九”运动之前的一些学生，对国家大事是不太过问的，或只是埋头读书、研究学问，或谈恋爱、看电影、溜冰等。是“一二·九”运动教育了他们，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当时的处境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大敌当前，爱不爱国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是“一二·九”运动使他们受到了抗日救亡的教育。推动他们从事革命运动，从而建立起坚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二·九”运动首先体现了团结抗战这个新鲜活泼的革命战略和真理，对“八一宣言”的号召给了一个明确的回答。“一二·九”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走向全民族的对日抗战。

　　其次，“一二·九”运动告诉我们，单纯的学生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胜利的，而且也不可能在反动统治下长期坚持。因此，革命的青年学生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必须与广大的工农兵相结合，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毛泽东文集》第二卷，256页）

　　第三， 必须建立青年的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这是一支坚强的革命青年队伍。它推动了全国青年乃至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组织是1936年2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这个组织不断地发展壮大。

　　1936年夏，在上海成立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领导了全国学生运动。1938年3月，在武汉市商会大礼堂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选出了以蒋南翔为党团书记、秘书长的第二届执委会。抗战爆发后，北平学生在平津一带组织了学生军和游击队，屡挫敌人。南方的青救团、青抗先，都是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北方学生主持的。

　　第四， 给青年提供了正确的斗争方法。“一二·一六”以后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的失败的教训，告诉青年先锋主义是要不得的，这次学生的游行大队被军警打散，伤者达百余人，有53名学生和一名记者被捕，其中有女性17名。被捕的爱国学生被抛入警车，解往陆军监狱，一进牢房就被扣上沉重的镣铐。

　　“一二·九”运动还告诉我们：青年运动不能只谈救亡，不及生活。关心青年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切身的困难问题，是青运的任务，也是发动青年最好的方法。

　　关于“生活路线”问题，这是在刘少奇同志的白区工作正确路线指导下才得以提出的。 “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杨述在《一二·九漫语》中提到，“它的提出与实行应归功于蒋南翔”。他还说，在黄诚同志的主持下，北平学联继续坚持下去，才有了生活路线的口号。贯彻生活路线，就会团结更广大的同学，出现一种新的作风。

　  第五， 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的栋梁之材。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多数青年在抗日战争，甚至在解放战争中都成为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地方行政负责人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党政领导骨干。

申明：以上连载内容节选自《蒋南翔传》。本书由方惠坚、郝维谦、宋廷章、陈秉中编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版权所有，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