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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关系：在纠结中自处
政商关系：在纠结中自处
[2010年10月刊总第30期]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
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这既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也是一个技巧性问题。
政商关系：在纠结中自处
文·宋学增
黄光裕的锒铛入狱，紫金矿业的众多官员挂职，这些都并非新鲜事了。几年前，《上海侨报》先后推出《谁是大陆最黑的富豪？年中国大陆问题富豪榜》、《中国50巨贪榜》等榜单，影响颇大。在榜单上，有人们熟悉的余振东、陈满雄、张宗海、褚时健、杨前线、赖昌星、仰融、周正毅、牟其中????这些人有的被处以极刑、有的深陷囹圄、有的逃亡海外，还有的不知所踪。这不仅仅是当事者个人的悲剧，也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资本与权力的纠葛缠绕，宦海与商场的恩恩怨怨。事实上，这只是政商关系遭遇简单化解读的一个缩影，它暴露的也只是畸形政商关系的冰山一角。
中国式政商关系的畸变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没有成型的政商模式可以借鉴，契约经济、法制经济、规则经济明显不健全，市场逻辑与政府逻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的区分与划界，权力因素对经济领域的消极介入时有发生，导致政商关系通常被解读为政商勾结、权力贴现、潜规则、红顶商人和正常竞争失序的破坏之源。畸变的政商关系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官商勾结型  官员与商人相互利用、相互勾结，是一种最直接的权钱交易。官员以“权”逐“利”，商人以“利”逐“权”，然后依“权”逐更大的“利”。我国古代就有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的描述。当下的时新概念—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政商勾结新形态的重要注脚。官商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可以“摆平”、“搞定”与他们“作对”的人，可以影响当地的政治生态，可以利用权势将政策向集团倾斜……这种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莫过于上海社保案，该案件也反映了中国式官商勾结的宿命—商人往往难逃劫数。
政商对抗型  官商双方因利益分歧乃至相悖而走向对抗，关系破裂，两败俱伤。禹作敏案最为典型：当时如日中天的禹作敏包庇犯事者、非法扣留检查人员、动员村民和工人与军警对峙，最终以被捕收场，大邱庄也很快随之没落；仰融算是另一个“对抗型”代表—当仰融准备把闲置资金拿到南方投资时，当地政府出于对当地GDP增长的担忧出面阻挠，导致政商矛盾不断激化，仰融最终远走美国。此外，铁本案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政策”对抗。戴国芳，一个钢铁业名不见经传的小老板，因为一个宏大的产业梦想，撞上了宏观调控的枪口，尽管有当地政府的明确支持，却逃不出成为对抗宏观调控政策而失败的历史标本。
官商互变型  首先是由官而商，官员下海洗钱。个别官员在位时搞“权力寻租”或直接利用权力收受贿赂，辞职后以下海经商之名，将黑钱洗白。此外，与一般性人才流动不同，官员下海伴随着剩余政治资源(剩余权力、行政关系网、人情链、原有职务影响、内部信息等)的转移，在流动过程中容易产生公共权力与个人私利的交换。一些民企老板舍得花钱聘请党政官员加盟，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利用辞职官员的“剩余公共权力”。
其次是由商变官，商人参政专谋私利。当前各地政府对商人的政治安排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荣誉性的政治安排，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组织中安排一定职务；另一种是实职安排，在各级政府部门为非公代表安排适当职务。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商人完全出于自利目的参政，官商关系就容易发生畸变。韶关“8·14”系列腐败案中，粤北首富朱思宜成功编织了一张以自己为核心的官商之网，正是依靠这张关系网，朱思宜多方“运作”，谋得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的头衔，并迅速用这些头衔扩充关系网，攫取资源。
官商割裂型  李经纬、顾雏军、孙大午是因政商关系割裂、疏离而失败的典型。顾雏军一直与地方政府关系不睦，他曾说：“我从来不请地方官员吃饭，应该是他们请我才对，我是财富的创造者呀。”这种割裂很快引发了牢狱之灾；健力宝从1998年开始急速下滑，李经纬为解决产权问题提出通过上市来改善经营，但遭到当地政府拒绝，之后提出购买健力宝仍然遭到拒绝，随后当地政府开始对他进行审查，最终健力宝倒下，李经纬也因涉嫌贪污而被法办；孙大午更为典型。在地方政府眼里，孙大午从来不是良民。关于孙大午与当地政府部门“不和”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孙大午要办事，请几位政府官员吃饭，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孙大午又派人按AA制把官员的饭费要回来了。在当地，孙大午陆续和土地、工商和税务等政府部门打过官司，大午集团的外部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贷不到款，几次官司几乎让企业陷入绝境。再后来，孙大午以“非法集资”名义获罪。尽管法学界对孙大午这一罪名是否成立有不同看法，但孙大午由于与政府关系不睦而招致牢狱之灾和企业停滞却是事实。官商割裂之于企业生死沉浮，由此可见一斑。
政府逻辑与官员逻辑的交集
尽管有很多企业家在商场中纵横捭阖，但面对政商关系却不知所措。这些畸变背后都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原因，就是没有意识到政府逻辑和企业逻辑的区别、企业家和官员的不同，只是对官商关系作了片面理解和简单处理，以至于角色错位、行为倒错，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畸变，招致意想不到的灾难。因此，如何正确认识政府、官员和市场、企业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尤为重要。
所谓“政商关系”，包含了两层相互关联的内涵。首先是指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关系，其次才是作为具象个体的官员与商人的关系。在前一层次意义上，“官”是国家力量和政府意志的直接体现，“商”则是广义的“民”的代表，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概称。从这个角度来讲，正确应对和处理政商关系的前提，是要了解政府的运作逻辑和官员的行为逻辑。
政府的运作逻辑  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和组织都不可回避地和政府发生着联系，但人们对政府却几乎没有足够的了解。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政府本质上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府的行为是强制的，依靠强制力来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这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说政府再小也是政府，企业再大也是企业，官商对抗的结果只能是商的彻底毁灭。作为公共权力行使者，政府行为的另一个特征是权威的普遍性。它涉及社会所有领域和所有个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割裂型政商”关系不可取的原因。
当然，政府行使公共权力也不是肆意而为的，它必须围绕政府的使命和职责展开。维护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利才是政府的目的与职责，也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否则，就会危及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官商勾结”和“政商互变型”的政商关系被认作是不正当的原因。
正是由于政府行为的强制性，为了防止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的专横恣肆，政府本身应按等级制、官僚制的原则进行组织。然而，转型期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政府的运作与理想状态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我们不得不时常经受着政策的变幻无常、政府权力的肆意干涉、“央”“地”政府间的政策博弈、部门间责任与利益的盘错交杂等带来的困扰。
官员的行为逻辑  政府不是简单堆积起来的集合体，它有自己的控制体系，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官员以及每位公民心中，并通过法律、规则及伦理等形式具体化。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实际行使者，面临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而滥用的根源在于，政府由有独特利益需求和行为偏好的官员组成。因此，以严厉的非人格化为特征的官僚制，被严格地嵌入政府的组织管理中。这说明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不可靠的（依附于职位）。从根本上讲，官员只有行使权而没有所有权，在行使过程也充满了变数。
但官员毕竟也是人，有自己独特的利益需求和行为模式。在潜意识里，个人就有将权力视为个人谋取利益的手段，这就是官员行为的张力。但由于与政府逻辑相悖，政府对这种行为有很强的“拉回力”。官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时，由于身处政府的运作体系，往往面临巨大压力，不能为所欲为。很多企业家把官员等同于政府，这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大量的企业家就是栽在了这里。他们只看到了有形的官员，却没有看见政府无形的运作体系和控制力。政府和官员虽然是两层皮，却是黏连着的两层皮，并且官员这层皮从根上源于政府，要时不时地粘回去才能存续。
那么，在政府运作逻辑与官员行为逻辑的博弈下，什么才是官员的最佳选择呢？那就是更多的政绩、更大的权力、更高的地位。因为这既符合政府运作机制，也符合官员自身的行为逻辑。因此，处理政商关系的最佳方式便是将企业发展正当、适当地切入政府运作逻辑与官员行为逻辑的交集区域。
政与商：道不同，仍可为谋
如果将以往畸变的政商关系看作是1.0时代，不妨可以把新政商关系看作是2.0时代。新政商关系是基于现代法治社会下的、基于政与商各自性质和需求的认知，以追求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造福社会为取向关系的。
然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国情决定了关键力量还在于政府作为，企业只是配角。凭借企业家一己之力试图剔除商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从混乱的市场经济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从隐蔽、扭曲的博弈到公开、规范的竞争是一个演进方向，但在相当长时期内，企业家都还只能游走在这个通向新政商关系的征途中。因此，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呢？对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技巧性问题。
合作而不对抗  迄今为止的政商关系充分表明，合作是中国政商关系的基本形态。在政治权力集中的情况下，保持与政府及官员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基本原则。皇明集团与德州市政府的战略协同与合作是新政商关系的经典案例。1995年，黄鸣辞职下海，带领十几个工人、负债95万元开始创业。公司刚开业时，黄鸣邀请德州市市长等领导出席庆典仪式，极力向地方领导展示太阳能产业的发展方向。随着皇明的快速发展，德州政府看到太阳能产业走势很好，希望能将其发展为地方支柱产业，就开始了政企关系更高层次的策划。2005年初，德州市市委书记、市长多次到皇明召开现场会，专题研究皇明的发展问题。经过反复探讨，皇明提出了建设中国太阳城的一整套设想，企业与政府联手打造城市品牌。2005年8月，中共德州市委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就在皇明公司召开，会议还作出打造中国太阳城的战略部署。从政府来讲，可以通过建设太阳能小区、太阳能道路、太阳能主题公园、太阳能上游产业链，举办太阳文化节，提升城市形象和品牌，加大对产业的支撑。可见，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是资金和政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战略层面的关系。皇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10年发展已经成长为中国太阳能第一品牌。皇明的发展历程中，融洽的政商合作关系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标准样板。
培养公共政策思维  在中国式的宏观环境中经商，不仅需要纯商业思维，更需要有把握政治和政策走向的智慧。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中国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公共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市场。他主张企业家要从组织间关系、公共环境、社会文化、政策演进的角度关注企业管理。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导向往往决定了资源的走向和购买力的转移。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就应该分析政策走向。
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曾直言不讳地说：“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在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策风向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公开，吴仁宝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小平南巡后，加快开放成为共识，印尼巨贾之子黄鸿年第一时间来到中国，在香港组建了中策公司，自称是“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随后在国内展开大规模收购活动。他并购的基本上都是“市长工程”：与政府一把手直接沟通，利用他们急于创造改革业绩的心情，借南巡东风，用好政治牌，高举高打，以气造势。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策斥资4.52亿美元购入将近300家国营企业。黄鸿年随后将优质资源包装，出售给跨国公司或在海外上市，成为当时获利最为丰厚的外来投资者。
远离畸变的政商关系  日，50多位企业家聚集北京华润饭店，抗议“某高峰论坛”主办方利用有领导人出席的名义收取赞助费。主办方想利用企业家们要和领导人握手、合影之机来挣钱，可领导没来，最终反酿成退款闹剧。不难看出，在不少企业家心中，攀上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划比划，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私底下真正有些往来，那更是无尚荣光了。官商结盟在胡雪岩时代也许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常态，但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则无疑是一个对社会、对官员、对企业家都有很大风险的病态现象。郭广昌曾经为政商关系划出界限：“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财富是一个‘0’，健康是一个‘1’。事实上，民营企业能不能合法经营就是这个‘1’，离开了‘1’，后面规模再大，财富再多，最后还是会变成‘0’。可以说，合法经营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与郭广昌经营理念相似的还有王石“不行贿”的立企哲学。无论是郭广昌还是王石，他们的准则都是摒弃畸变的政商关系。
政府承诺≠法律法规，政府官员≠政府  一般来说，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是一种公权力行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承诺就能替代法律法规。同样，政府官员虽然是政府行为的实际践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为时才具有权威性，否则就是纯私人行为。因误解这种区别而导致的悲剧着实太多。顾雏军在庭审中曾申述，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也是因为有政府官员的许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对他行为的定性。铁本案的正面教训则是，搞定一个地方政府并不等于搞定一切，相反有时还会引起麻烦，只有法律和政策才是根本的引导方向。
依靠而不依赖  政商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清末民初的一位实业家曾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奥秘：“离不开，靠不住”。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证社会秩序，为商业纠纷提供裁决平台，自然是离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环境下，政府作为资源主导者，企业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给你，可能就得惨淡经营。这种情况在当前国情下还会持续很久，好的政商关系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王振侯的一番话说出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依赖政府，政府其实也有很多靠不住的地方。比如一些新的政策更迭或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一些新问题，都让人措手不及。又如依靠与某一官员的关系，一旦官职变动，那么关系也随之变动。当初，韩国大宇集团的快速扩张离不开政府支持，但当金融危机到来，政府便撒手不管。在危急关头，大宇将企业庞大的规模视为“人质”要挟政府，殊不料，韩国政府强力推行金融改革的决心已定，牺牲大宇、力保金融全局的举措不可逆转，大宇也因此很快就衰落了。
正当参政议政  政界和商界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合理的联系，这不仅有助于政治与经济两大实体之间的合理互动，也有利于社会的高效发展。商人参政议政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当前，商人从政主要有以下几种渠道：一是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二是政府给有实力的企业家一定的党政职务或政治待遇，如河北清河县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规定，私企老板可以通过纳税进阶官场，政府以官职论功行赏；三是政府聘请民企老板以专业人士身份进入政府任职，如亿唐公司董事长唐海松出任上海徐汇区外经贸委副主任；四是政府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五是通过村委会选举担任村干部。如浙江省民政厅的报告显示：在义乌、宁波等地，资产过百万的富裕群体已占据农村两委会成员六成以上，而支书和主任80%由百万富翁担任。商人从政应该注意的是，在争取政府支持时必须保持独立，不“以企代政”，通过对话、沟通、参政议政，使政府更好地理解企业的需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短期政治需要的关系，避免落入官商畸变的窠臼。
做好自己  政府的性质决定了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是重中之重，这些都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这意味着，政府最需要、最倚重的是成功的企业，因为它们创造着社会、政府和官员都需要的财富、就业和收入，还可以展示官员的执政能力，积累政治资本，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因此，获得政府和官员支持的第一要务，是要办好自己的企业，端正企业行为，靠企业家精神赢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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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的时代；这是理性的时代，这是疑惑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迷茫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拥有一切，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由此升入天堂，人们由此坠入地狱。”这似乎正是当前中国企业家生存状态的最好诠释。铁打的政府流水的官，铁打的市场流水的商。中国市场秩序的变革与确立，必然充斥着对抗与妥协，当决心追逐这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时，就要承受转型社会不可避免的阵痛和煎熬。在当下，最重要的是不断寻找平衡点，要知道，历史就是这样被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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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日 06:01 | 来源：共产党员网
　　落马官员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进行权钱交易、利益输送，成为危害和破坏政治生态的一大毒瘤。而另有一些官员，为了刻意与商人保持距离，出现了懒政怠政的不作为现象，走向&消极腐败&的极端。随着反腐深入、简政放权以及依法治国的步步推进，如何建立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型政商关系亟待破题。经过梳理发现，习近平从政以来对于&政商关系&多次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习近平痛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令人发指
　　现在矿产资源、土地出让、房地产开放、工程项目、惠民资金、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腐败问题频发。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问题突出。有的地方扶贫、涉农、医保、低保资金都敢贪敢挪，而且拿这些钱来行贿买官，群众的&保命钱&成了干部的&买官钱&，发达地区通过工程项目搞权钱交易，贫困地区贪扶贫救济的钱，恶行令人发指！查处惩戒力度还要加大。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二〇一四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
　　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有的请君入瓮了。
　　&&日，习近平到河南省兰考县，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不要看到经商发财而感到怅然若失&&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还要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官商结合必然导致官僚主义。
　　&&1980年代末期，沿海地区曾兴起下海经商热潮，宁德官员也有不少人意欲为之。习近平当时在柘荣县考察时告诫官员当官不要以钱为念，要以理想为基础。
　　习近平教你零差错拥有商人&朋友圈&：低调为人 谨慎交友
　　在现实生活中，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工作生活中都会发生大量人际交往，但交往要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低调为人、谨慎交友，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
　　&&《秘书工作》杂志2014年第6期，《办公厅工作要做到&五个坚持&&&习近平同志在同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公务人员和领导干部，要守住底线。要像出家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样，天天念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伸手必被捉。&心中要有敬畏，知道什么是高压线，想都不要想，一触即跳，才能守得住底线。&
　　&&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说。
　　这些年来，腐败问题在一些经济工作部门屡屡发生，对此我们要注重探索特点，寻求规律，切实加强腐败多发领域和重要部位、关键岗位的廉政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努力把反腐倡廉工作做得更扎实有效。
　　&&日，《之江新语&&对腐败多发领域要加强防范》
　　领导干部手中握着权力，权力用得好可以用来干大事，为人民谋利；用得不好就会被污水沾染，有时不知不觉之中就会陷入了&温水效应&之中。这样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时刻注意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千干净净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廉洁自律，主动接受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而且还要负起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指导推进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风气，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工作。
　　&&日，《之江新语&&要&干事&，更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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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谈官员商人交往之道：要相敬如宾 莫勾肩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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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全国查处的一批案件暴露出官员和商人不正常交往，构建了所谓“政商朋友圈”，政商勾结搞权钱交易。尽管“政商朋友圈”最终结果是解体崩溃，官员和商人深陷囹圄。但其存在百害而无一利，严重腐败、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助长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等。优化政治生态，就要治理官商交往，双方既要守住交往底线，要明确划定交往规则和范围，使官商各守本分、各行其道，构建正常健康政商关系。
1．官员和商人“朋友”一起倒台
2012年十八大闭幕不久，成都地产商人史振华被调查，随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俩人先后落马，在当地房地产商人看来，一点也不奇怪，他们说史振华是李春城的铁哥们，史有问题李肯定脱不了干系。
史振华和李春城这对哥们儿犯事，让官员商人的不正常交往进入公众视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集中公布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轮巡视整改情况时，特意指出：“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搞钱权交易、以权谋私，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着“政商勾结”等。
官商不正当交往事例全国多，山西亦也不少。今年，我省一个个大案要案被查处，不少案件背后均有着官商不正常交往的影子。
联盛集团负责人邢利斌接受调查后，他的官员朋友圈渐浮出水面，大型国企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宋林、原省领导杜善学、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等几位部级厅级官员也被带走接受调查；太原煤老板张新明带出太原公安局原局长苏浩、柳隧记等政界朋友；阳泉商人王国瑞被带走协助调查也带出问题官员等等。
不仅问题商人带出了腐败官员，腐败官员被调查后，也带出了问题商人。分析人士说，每一个落马官员背后都有一批老板受到牵连，每一个老板被抓也都会引出一大批官员。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带出胡姓女商人、福建商人卓某等；太原市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案牵连出胡姓男商人；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带出不少煤老板等。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观察近期落马的山西官员，不难发现官商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场圈子”。
当然，这仅是已查处案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官商朋友不正常交往，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反腐持续深入，还有更多官员商人不正常交往浮出水面。
2．官商勾肩搭背交往实质是权钱交易
官员商人朋友，仅仅是 “好朋友”这么简单？显然不是。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商人丁书苗相处多年，算是“朋友”，但相处更多遵循的是各取所需的生意原则。刘志军通过干涉铁路工程项目等，帮助丁书苗获取非法利益；丁书苗则为刘志军提供金钱等需要。
刘志军和丁书苗是官商交往的典型。省社科院学者说，官商朋友往往并不只是“好朋友”那么简单。很多官商“朋友”实质上是“利益共同体”，这点在我省也是这样。不少矿老板与官员围绕煤炭等资源，构成复杂的政商关系而相互利用，商人给官员输送非法利益，甚至资助官员买官，官员帮助商人摆平事，在审批、拍卖、转让、招标等领域，大搞暗箱操作，违法违规审批，为商人朋友谋取巨大非法利益。在这样的“朋友圈子”中，官员和商人更像是拴在一根利益绳上的蚂蚱，有福同享、有钱同贪。
官商所谓 “朋友”，百害而无一利，不仅给党员干部队伍形象乃至党风政风民风造成了极大损害，而且首先滋生腐败。分析人士指出，“官商朋友”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实现“圈里人”的利益交换，权力寻租、官官相护，损害国家人民利益。官商“朋友化”的地方和单位，腐败几乎无可避免。此外，还堵塞正常选人用人渠道。一些商人充当地下组织部长，最直接的后果是，常规的选人用人机制失灵，导致买官卖官大行其道，而德才兼备者哪怕再苦干实干，也没有出头之日，让政治生态一天天恶化。
3．官员商人交往交友都要守住底线
反对官商勾肩搭背式交往。但官员毕竟是公务人员，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可避免与商人打交道。商人作为公民，以正当手段谋取合法商业利益，就有权利享受公共服务，自然也免不了和官员打交道。所以，官商正常交往交友，无可厚非。那么，官员商人如何交往？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同江苏代表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今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工作》杂志摘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办公厅工作要做到 “五个坚持”》，文章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工作生活中都会发生大量人际交往，但交往要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低调为人、谨慎交友，自觉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
习总书记的两次讲话，对于官商交往交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官员和商人的所有 “正常交往”，只要符合社会规则、遵守法律制度、因循职业需求，无须受任何限制。但双方均要守住底线，做到“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
官员交往商人，如何守住底线？省政协委员说，要把握好交往的地点，交往要尽可能在公共场合，让其暴露在“阳光”下，自觉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尽量减少私底下的交往，如接受商人私下宴请等消费娱乐活动。郭玉玺委员说，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热衷于和“老板”“大腕”称兄道弟，成天与商人吃喝玩乐，甚至勾肩搭背、不分彼此，突破了交往底线。要把握好官商交往的合适距离，不越法、不越规、不越德，坚守做人为官的基本准则，保持对道德准则、党性原则、党纪国法的敬畏。
商人也要守住交往底线。近日，一位企业朋友说，商人凭投靠官员谋取非法利益，最终会导致企业家身败名裂，甚至走上犯罪路。当下，腐败官员落马后，与之存在利益输送关系的商人无不担惊受怕，甚至后悔当初做法。省委统战部研究室负责人说，晋商要转变思维，从“人情思维”向法治思维转变，从“有煤快富”“一夜暴富”思维向勤劳致富、可持续发展思维转变，经商做人要遵守道德和法律,和官员交往要有原则、有界线、有规矩，绝不违法乱纪，要为弊绝风清做贡献。在风清气正的环境里经营创业，赚的是安心钱。
4．细规则严处罚管控官商交往交友
反腐风暴席卷各地，一些畸形官商“朋友圈”在崩塌，但根除官商钱权交易的所谓“朋友”，尚需制度规范、细则界定。
官商交友易出问题，实质上也有制度缺失、监督不力等因素。一般来说，官员看重商人手中钱，商人更多看重官员手中权，需要官员为己提供方便，达到花小钱获大利的目的。郭玉玺说，不受制约的权力易产生腐败，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他说，王儒林书记在太原调研中提出“六权治本”，是规范权力的好做法，就要依法确定权力，明确权力的边界，规范、简化、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权，确保权力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同时，科学配置权力、用制度限制权力、阳光使用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此外，还需制度和细则规范官员与商人交往。十八大之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我省也紧跟出台一些实施细则，不少内容涉及官商交往。但也要看到，对于官商交往还存在着很多界限不清的问题。比如，官员是否应该出席商务宴请，如果出席的话，可以接受的标准是多少，是否应该自费；官员是否可以接受商业人士赠送的礼物，如果可以，又当以什么标准为宜等等。实际上，很多官员和商人一开始并没有太深感情，交往从酒桌、逢年过节收受礼品开始，丝绳木断、水滴石穿，渐渐走向官商勾结、权钱交易。
香港在规范官员商人交往方面一些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商人和官员拉关系，不但见不得光，还会带来麻烦，官员出席宴请、收受礼品等都有严格规定。一系列严规定规范了官员和商人交往，不但企业不敢与政府官员交往过密，政府官员更不敢与企业交往过密。因此，规范官员和商人交友，从预防腐败角度出发，有必要完善交往细则，界定工作交往范围，划定正常交往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等，防止官商权钱交易。
“官”“商”交往要有道，把握好距离、原则和底线，否则朋友变狱友。
●延伸阅读●
国外规范官商交往好做法
新加坡用制度防止权力异化
新加坡是全世界为数极少的在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国家。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制约权力资源，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新加坡政府认为对权力的关节点一定要进行控制，尽量减少公务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特别是财政权制约相当严格。部门提出预算报财政部，由国会审议，总统有财政否决权，同时还有人事否决权和贪污调查权。审计署每年对财政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并报告国会，确保不出现大的腐败。
韩国管控官员参加非正式聚会
韩国防止公职人员发生职务腐败行为，国家清廉委员会出台规定，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同民间机构负责人一起打高尔夫球或参与奢侈性娱乐活动，控制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职员举行同门会、乡友会等非正式聚会，认为杜绝娱乐腐败有利于促进政府公职人员廉政为民。
英国出台法律规范官员交往
英国颁布了《防止腐败法》。根据该法，如果有人在签订合同前获得优惠而给予或暗示给予礼物，公务员应当及时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凡与正式合同有关的任何官员，均不得将自己的住址透露给合同对方。在应酬活动中，政府官员在接受礼品和宴请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接受与本部门有日常工作联系的团体和个人的礼品和宴请，也可以接受重大节日（如圣诞节）的赠礼或宴请，但事后必须向主管部门或部门长官汇报，由其裁决是否有受贿因素。对于与部门工作有关的招待会、午餐会、鸡尾酒会等邀请，明确规定只有部门首长或技术、业务主管可以代表本单位参加，其他人员须事先得到其主管官员的批准，否则不能接受；一时无法获得上级批准的，事后要及时向上级汇报。还规定官员不得接受与行使公务有影响的、需要回礼和回请的大额礼品或宴请，如果官员因此于事后作出对给予好处的当事人有利的裁决，便构成轻罪。记者赵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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