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路军抗战75周年专题七：平型关大捷的政治影响
（平型关大捷纪念馆）
平型关大捷的政治影响
&平型关大捷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日，八路军115师<font COLOR="#个团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第5师团<font COLOR="#旅团辎重队，歼其1000余人。它是中国开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平型关大捷不是也不能等同于平型关战役，它是八路军在这场战役中打的一次普通伏击战。而平型关战役发生于1937年9月中旬，是对日抗战期间太原会战中的一场战役，由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所领导，历时一个月，属中等规模战役。第二战区组织的平型关战役基本是失败的，不能称为大捷；而八路军的伏击战是成功的，才可以称为大捷，两者不可混用。
八路军出师抗日，首战告捷，大长了中国人民志气，打击了日寇威风，对当时华北战局和全国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上海市各界救亡协会致八路军的贺电所说：“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
以八路军取胜的平型关战斗，首要的是政治作用和历史意义。&
& & 第一，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初步稳定了华北混乱溃败的战局。&
自“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一直采取不抵抗主义，并压制爱国军民的抗日活动，致使日寇在中国领土上为所欲为，“所向无敌”。这就助长了日寇的骄狂气焰，他们简直视中国军队为草芥，说什么中日开战，只需三个月，日军就可全部消灭中国军队，占领全中国。芦沟桥事变后，日寇的军事进攻虽受到中国军队的一些抵抗，但阻力不大，特别是在南口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一个劲地败退，日军在华北几乎是长驱直入。不料在平型关头遭我八路军当头一棒，敌寇锐气顿挫。尤其是挨打的敌坂垣师团，素称“大日本皇军精锐之师”，为天之骄子，在其国内“久著威名”、芦沟桥事变后，它于八月三日由日本广岛动员出征，经朝鲜入“满洲”，过天津入北平，趋南口下广灵，直扣平型关，沿途未经激烈战斗(南口苦战时该部主力未赶到)，目空一切。平型关一役，使它吃了一个大败仗，其主力或被围歼，或如破网之鱼，慌忙突逃。日军“精锐师团”这个不光彩的纪录，有力地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敌人领略了平型关惨败的教训之后，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不敢象原先那样长驱直入，放肆急进。这就使国民党军事当局争得一些时间，遏止其部队溃退，重新调整兵力部署，组织新的防御，初步稳住了华北溃败的战局。正如朱德总司令指出的：“平型关的巨大胜利，给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煞不少。”
& & 第二，振奋了民心，鼓舞了士气，推动了全国抗战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祖国大好河山日益沦于敌手。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借题发挥，瓦解斗志，“亡国论”甚嚣尘上，搅得国人惶惶不可终日。加之一些国民党败军为自己败逃辩护计，故意夸大、渲染敌军的“威力”，视敌人如神物，自相惊扰，不战自垮，悲观和失败情绪象瘟疫似地扩散着。就在这严峻时刻，从平型关头传来捷报，举国上下“闻风振奋”。人们从八路军“克敌扬威”的喜讯中，产生了希望。祝捷贺电象雪片似的飞向八路军总部。在短短几天内，朱、彭正副总司令就收到了一百多封贺电。其中有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的党政军要员发来的，有各民众团体和爱国民主人士发来的，还有旅欧美等海外侨胞发来的，可谓万众一心，“欢呼雀跃”。仅此一端，就足以说明平型关胜利对人民抗战情绪的巨大鼓舞。&
的确，人们从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战胜装备精良的日寇“王牌军”这个事实中看到：日军虽然凶狠和拥有优势装备，但不是不可战胜的；我军装备不如人，是个极大的缺陷，但这不是不可弥补的，劣势装备而有觉悟的正义之师，完全可以打败装备优良的不义之敌；因而大大地增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把抗战推向了高潮。处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平型关胜利的激励和鞭策下，重整旗鼓组织了著名的忻口会战。这次会战是在八路军于敌侧背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力配合下，由第二战区北线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的八个军约二十个师的兵力，同敌坂垣征四郎指挥的第五师团主力及第一、第十师团各一部约五六万人，于晋北忻口一带展开的攻防战。会战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三日起至十一月二日，约二十天，日夜不绝，给敌军以重大的杀伤，使板垣(第五)师团自平型关战败后，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打击。&
& & 第三，提高了我党我军的威望，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我党我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在穷乡僻壤中开展斗争，红色根据地发展鼎盛时期，最大的中央苏区人口也只有二百五十万人。除苏区人民外，全国几亿人民对我党我军了解甚少，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诽谤中伤，不少人对我党我军还有误解。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离开老苏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只剩下几万人，不了解实情的人们是不寄以多大希望的。然而当国民党军队在敌人进攻面前狼狈败逃之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竟一举打败日寇精锐师团，威震中外，使国民党及其军队相形见绌。于是人们刮目相看，从我党我军的坚决抗战的事实中，认识到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深信我党抗战救国，确实“言必信，行必果”，从而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八路军身上。许多热血青年不顾国民党的阻挠，纷纷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和八路军部队。
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功于平型关战斗，但平型关战斗旗开得胜，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这对后来我们在敌后开展群众运动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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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尘封的最早“最大抗战大捷”？
事发1932年牡丹江边,堪比"平型关大捷",研究人员多方印证打捞出沉没的抗战故事
日 08:57:29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9版
【字号 】【】【】【】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打捞沉没的抗战故事
▲日文资料《多门将军传》显示,天野部队未出现在“凯旋”仪式上。
▲高永新踏访墙缝战斗遗址。
　　研究者历时多年考证认为,“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斗”,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极其特殊的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歼灭日军数千
　　研究者认为,“镜泊湖连环战”,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部队和义勇军等抗战力量5战4胜,基本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天野旅团7000人,是堪比“平型关大捷”的“抗战第一大捷”
　　因年代久远,还有一些谜团未解,存在一定争议。专家建议成立高层次联合调查考证组,还原历史真相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周长庆、张颖、姜明明、孟含琪
　　提起“抗战第一大捷”，人们往往想到林彪指挥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最近，经过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多年考证认为：1932年3月由共产党员李延禄（后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直接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是东北也是全国“抗战第一大捷”。
　　此战发生于日至27日，在东北东部的镜泊湖地区。在东西100里、南北300里的深山野岭里，李延禄调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部队和义勇军等，先后部署5次伏击，5战4胜，基本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天野旅团7000人。特别是第一战“墙缝”战斗，以地下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在10小时战斗中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牺牲7人，从而创造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伤亡人数最多、我方损失最小的战斗记录，也为镜泊湖连环战取得了首战和决定性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爱国猎户“带”日军进入伏击圈，救国军利用有利地形打歼灭战
　 【700：7000——我军躲在山坡高处的巨岩后面，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战斗持续10个小时，以伤亡7人的代价，毙伤日军至少3500人】
　　2014年，曾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李丹钢副研究员和吉林省退休干部李刚经过8年考证研究，出版了《中国抗日战争镜泊湖大捷之谜》（以下简称《镜泊湖大捷之谜》）。
　　据该书的翔实考证和记者采访的多位知情人、研究者和专家，还原了“镜泊湖连环战”的历史真相。
　　“九一八”事变后，驻吉林省的东北军王德林营长率全营500余名官兵起义抗日，中共派王德林旧友、共产党员李延禄去帮助他，并担任王任总司令的“国民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在军中建立了由我党秘密领导的700人的补充团并兼任团长（孟泾清任地下党书记）。国民救国军1932年2月连克敦化、额穆和蛟河三县，队伍壮大到5000人，声震远近，引起日军恐慌。关东军司令部急调天野第十五旅团等部，从敦化向镜泊湖进行“征讨”。
　　天野少将是关东军第二师团的旅团长。在侵占军事要塞沈阳市、吉林省会吉林市、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市，以及侵占哈尔滨特别市等军事行动中，天野旅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九一八”侵略东北的急先锋。
　　日军兵分两路，以“北隔南攻”战略，对国民救国军发动钳形攻势。北面，以一个大队左右兵力占领海林、宁安，阻隔吉东的抗日救国军与北满的李杜自卫军联合作战；南面，同混合第八旅团主力共同集结到敦化，组建号称万人的天野部队，意图一举消灭活动在镜泊湖南湖头一带的王德林救国军，然后从南向北，占领整个“吉东”（吉林省东部）。
　　大敌当前，李延禄说服王德林，利用镜泊湖一带的有利地形和日军的骄狂心理，在“墙缝”一带伏击日军。他们用20匹马往返多次，把救国军全部库存的手榴弹运到伏击地点。
　　日清晨，当地爱国猎户陈文起为日军“带路”，将日军诱入我军埋伏圈，李延禄率700名补充团官兵随即打响战斗。
　　“墙缝”的地形地貌，是补充团最强大的秘密武器。天野部队在人数、装备、训练、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大大超过救国军，但因为“墙缝”独特的地形地貌，双方优劣势发生根本的转变。
　　“墙缝”是夹在牡丹江和一个山坡中间的一条5华里长小路，路边耸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时断时续，隔一段有个裂口，被称“墙缝”。小的缝隙只能露脸，大的缝口数米宽。埋伏两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墙缝”战场长5华里，陈文起把日军带到最远端的5号阵地后，李延禄一声令下，5华里长的战场上30多个袭击点（缝口）同时对敌发动袭击，令7000多人的日军被分散在30多个岩石缝口，优势兵力被化解。
　　“我们的勇士，三五成群”布阵，守大缝口的每组5人，守小缝口的每组3人，有的负责拧盖子递手榴弹，有的负责投弹，投累了轮换。李延禄后来回忆。
　　高大的岩石，让日军的装备优势被化解。岩石高过人头，补充团战士躲在岩石缝口后扔手榴弹，日军的步枪、机枪无法伤及抗日战士。又因为战场狭窄，日军的炮弹飞过战线老远，失去用场，机械化部队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缝口也无从施展，飞机又无法对与日兵近距离作战的我军投弹。
　　日军习惯用两面包抄、中间突破战术做进攻，也注意撒开散兵线。但在狭长的“墙缝”，无法两翼包抄，也无法攀登垂直光秃的岩石，撒开散兵线更无意义。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协同作战能力，在这里都起不到作用，日军唯一的选择就是向30多个缝口冲击，因为只要能突破其中一个缝口，日军就能横向反包围抗日军。
　　在骄狂的日军指挥官看来，救国军不过乌合之众，只要冲过某个缝隙，胜券就在握，于是按小队、中队建制反复驱赶士兵向上冲。这样一来，等于主动向补充团战士喂食，扩大了手榴弹的杀伤力。据参战村民李长发说，岩石下敌兵一批一批倒下，肢体横飞，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补充团战士由于伏在巨石缝下边投弹，伤亡风险大大降低，伤亡仅7人。“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和日军的狂傲，让补充团有效实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根据战后打扫战场缴获枪支的数量，估算歼灭（含亡和伤）日兵至少3500人。
　　战斗持续到10个小时，天野终于发现救国军的薄弱环节。他们改向埋伏在西山掩护补充团后翼的“戴营”发动强攻。见“戴营”撤退，为避免被抄后路，李延禄才下令补充团按预定路线及时撤退。
　　此后，李延禄又在“松荫（乙）沟”组织火烧伏击战，日兵身上和马匹背上的弹药遇火爆炸，毙伤日兵数千。据事后调查，逃出火网的日兵大约400人。这400残兵后来在“关家小铺”战斗中被击毙100多人、在“高岭子”战斗中又被击毙200多人。最后，7000人的天野部队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历史真相是如何被淹没的
【战后，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军”相互争功，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补充团虽然实际上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但名义上是归“救国军”领导，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孔宪荣达成一致：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而日军为了维护“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更是秘而不宣】
　　“镜泊湖连环战”毙伤日军数量，远比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大得多，甚至比“平型关大捷”还大，但如此大的战绩，为何当时未产生大的震动，且记载的资料也很少呢？
　　“这场战役真相是被矛盾和纠纷淹没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员张量说。
　　解放后，李延禄奉毛泽东之命回顾抗联四军历史，从1960年开始回忆、口述，历时19年，由著名作家骆宾基记录、整理，并于1979年出版了《过去的年代——抗日联军第四军回忆》一书。详尽叙述了“镜泊湖连环战”的战况：当时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军”相互争功，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补充团虽然实际上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但名义上是归“救国军”领导，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孔宪荣达成一致：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
　　据张量和李刚介绍，1933年，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为助募捐，在广州以“东北义勇军总司令部宣传处”名义编印了《国民救国军抗日血战史》。为给自己脸上贴金，当时坚决反对对抗天野“万人大军”的孔宪荣，只字不提“镜泊湖连环战”，而是大力吹嘘自己在南湖头伏击日军的战绩。
　　而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维护“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掩盖天野部队在镜泊湖地区的重大失败，在编造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隐瞒天野部队曾到镜泊湖的史实。
　　敌我都不提这事，致使当时的人对这场战斗知之甚少、真实记录也不多。
　　1980年，中央领导要求编写东北抗联史。今年78岁的谭译，退休前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负责编写东北义勇军部分。他当时搜集材料时下的功夫比较大，对“墙缝”战绩曾与当地党史专家进行探讨。谭译说，当时他们认为不可能消灭日军几千，但也绝不是目前军史记载的100多人。作为“义勇军”部分的主编，谭译后来写的是比较笼统的“数百人或多人”。
　　按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描述：日军打扫战场时将日军尸体堆成三大垛焚烧，我们总计得到被烧毁的枪筒残品1500余件，给我们在宁安新建的兵工厂修理；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2000多支，装备了补充团的后备军。我军史专家称，按照日军军规，三八式步枪是天皇赐予，士兵只能人手一支。据此可见“墙缝”战斗日军伤亡至少3500人。记者在黑龙江省东宁文管所看到了国民救国军兵工厂在1932年的历史材料：“兵工厂第一批生产任务是修理宁安‘墙缝’战斗所缴获的三八枪1500支”，正面印证了李延禄的回忆。
　　此外，抗战期间先后任抗联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中国抗联教导旅旅长的周保中在1960年所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战争概括》中明确指出：“镜泊湖歼敌天野部队（7000人）”，并强调在此役中“救国军总部直属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谭译认为，周保中在该战役结束不久就转入救国军，担任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广泛接触救国军官兵，尤其接触了李延禄和孔宪荣，因此该数字具有真实性，不夸张。
　　开国将军彭施鲁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抗联四军战士的军旅聊天，证实在1935年底，“补充团”未牺牲的老战士都能为歼灭天野部队作证。
　　“镜泊湖连环战”特别是“墙缝”大捷，从目前看 ,不但有修枪物证，有当事人、知情人的人证，还有战场民众代代相传的口述传承、战场遗址的地形地貌等各类史料的支持。
争议持续多年，探索没有停息
　　【“由于镜泊湖连环战役发生年代久远，加之东北抗日斗争开展初期历史背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当年亲历者多已辞世，所留下的文史档案资料又留散各处，所以澄清这一悬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有赖于近现代史、军史学界专家和海内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别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说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多年来，关于镜泊湖连环战，党史、抗战史研究者的争议不断。“没想到这段用鲜血书写的辉煌战史，居然会引起后人巨大的分歧。”李延禄的孙女李戈说，李延禄的回忆并经考证的《过去的年代》一书，却被一些党史、史志工作人员视为“文学创作”而非“史实”。
　　在《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和《中共牡丹江市党的历史活动大事记》中对镜泊湖战役的记录均为：“抗击上田支队，歼敌七八十人。”最近，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们在目前编写的“东北抗联史”书中，对墙缝战斗仍然采用“抗击上田支队，墙缝战歼敌120余人，后面几场战役再次伏击敌人130人”的表述，但是同时加了备注，注明民间对此战役有不同意见。李延禄的后人和相关专家对此表示非常不满或不解。
　　1999年“八一五”日本投降纪念日前夕，时任《牡丹江日报》总编辑的高永新按照策划，带队沿牡丹江辖区进行“版图边缘行”采访。他们来到“墙缝战斗”发生地——东大泡子村采访时，发现当地老百姓对墙缝战史实的回忆叙述，同竖立在岩岸下江滩上的纪念碑文内容相抵触。
　　高永新说，当时已卸任的村老支部书记李宗福（时年62岁）多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墙缝这仗，日军被打死上千人，碑文却硬说打死七八十人，那可是胡说瞎掰。”尽管由于史实认定大相径庭，高永新对这场战斗战果的叙述作了一个折衷报道，《牡丹江日报》日一版《血染“墙缝”花更红》报道中，以谨慎的态度，大胆采用这次战斗的参加者猎户李长发“歼敌千余人”的说法。由此引发了争议。
　　“从此，我对‘镜泊湖连环战’历史真相开展了艰辛的采访求证。”高永新在随后近8年的调研考察中，遍访了当年战争亲历者的后人，研读了大量的史料，不断地寻找证据，并在2006年牡丹江市委主办的《今日牡丹江》杂志第3、4两期连续发表上万字《中国抗战史研究中一桩亟须澄清的悬案》的文章，证明李延禄关于镜泊湖连环战的回忆基本属实，并且再次呼吁：“由于镜泊湖连环战役发生年代久远，加之东北抗日斗争开展初期历史背景、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当年亲历者多已辞世，所留下的文史档案资料又留散各处，所以澄清这一悬案，还历史本来面目，有赖于近现代史、军史学界专家和海内外知情者共同襄助，特别是要注重收集、提供说明事件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在战事发源地的牡丹江市，还有原《牡丹江师范学报》主编张克、牡丹江市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研究员黄强等于2005年在《牡丹江日报》《牡丹江社会科学》发表《镜泊湖连环战的墙缝之战是大战还是小仗》和《镜泊湖连环战》，说明此战“歼敌数千人”真实可信。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谭译说：“当时到实地考察了墙缝一代的地形，听了很多当地人的反映，觉得历史记载的墙缝战斗日军死伤七八十人的说法，没有真实反映战况。这件事这么多年一直是我的心结，我们也反思，应该坚持消灭日军几千人的说法。”
　　《镜泊湖大捷之谜》作者之一的李刚，长期从事政法工作，非常重视完整、有效的证据考证。在历时8年的调查中，他聘请了日本人野田先生（化名）在日帮助查找相关资料。根据日军史料记载，天野旅团在“镜泊湖连环战”后的方正战中只能充当督战和收容角色；天野旅团在关东军中地位下降，4月被调到后方维持治安；天野旅团战力仅相当一个大队等等，都间接证实了天野旅团经过镜泊湖连环战后的一蹶不振；日军参谋本部于连环战几天后的4月5日，先向关东军增派2个师团、后又增派1个师团，间接证实了关东军在镜泊湖连环战中确实出现兵力大失血；第二师团提前撤回日本仙台市时独无天野旅团的身影、日关东军高层销毁1932年军事情报和命令文档，以及其后处置了包括天野在内涉案的1名中将、3名少将，不但撤职，而且勒令退役，凡此种种，进一步坐实了镜泊湖连环战确实给予天野部队伤筋动骨的打击。
记者踏访“墙缝战”发生地
【岩石上，清晰地留着弹痕。战役亲历者生前对“墙缝”战斗的忆述在当地口口相传，记者从当地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及年轻人讲述的情况了解到，其内容与李延禄回忆文章中的表述是一样。】
　　2014年12月，新华社记者到“镜泊湖连环战”发生地进行采访考证。记者首先来到位于牡丹江入口处“小龙湾”的“墙缝”地带，当地人介绍，过去河边的山坡光秃无树，沿河５华里长都是高过人头的岩石壁，墙一样的岩石壁时断时续，被当地人称为“墙缝”。岩石壁下的河滩内，是通商古道，地势宽阔，毫无遮掩之处，也是当时日军入侵必经之地。这种地势，若埋伏在岩石后，扼守各个缝口，非常方便用手榴弹集中消灭成群结队向上进攻的敌人。在岩石上，清晰地留着弹痕。当地老百姓也口传，当年日军在我军撤出战斗后，焚烧死亡士兵的大量尸体，火光冲天，尸臭难闻。
　　在“墙缝”岸边的江滩上，记者看到由“宁安市镜泊乡人民政府”立的“墙缝战役遗址”纪念碑记载着战斗情况：“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晨从敦化沿湖而来的日军山田支队主力一万余人，在当地猎户陈文起的带领下进入我抗日救国军设伏的牡丹江岸的墙缝小龙湾。救国军补充团团长李延禄率领七百多名战士居高临下阻击来犯之敌，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下午二点，共消灭日军七八十人……”
　　从常识上分析，碑文上写的“山田支队主力一万余人”是有问题的，一个支队的主力怎么可能“一万余人”呢？
　　这个纪念碑记载的歼敌数字在当地百姓中议论也很大。已78岁的镜泊乡东大泡村老支书李宗福告诉记者，1962年黑龙江省省长和抗联四军军长李延禄回访“墙缝”时，曾立过一方木碑。碑文内容大致为：1932年３月13日凌晨，日本关东军天野少将带领7000日兵自敦化进犯，被我补充团700壮士于此地伏击，敌军伤亡3000余人。“我当时年轻，记得很清楚，可惜那木质碑后来就不见了。”
　　在镜泊乡后雨村，记者见到了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一书中提到的当年在“墙缝”战斗中负责侦察地形的“炮手李长发”的儿子李玉田，老人已经87岁了，但他清晰记得父亲年轻时讲述的战斗经历：“战斗从太阳没冒红开始，一直打到太阳落山，日军几千人，血水把地上的白雪都染红了。”在李玉田家中的相框内，记者看到李长发留下的只有一张持着枪，身着猎装的２寸黑白照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李长发是这一带唯一能访问到的战斗亲历者，他生前对“墙缝”战斗的忆述，在当地口口相传，记者从当地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及年轻人讲述的情况了解到，其内容与李延禄回忆文章中的表述是一样。
　　在《过去的年代》中, 李延禄还讲述了为墙缝战斗胜利奠定基础的猎户陈文起。书中记载，陈文起在“墙缝”战斗打响前，主动去帮抗日军队侦查敌军动静，不幸被日军抓住后，他不仅没有泄露抗日军埋伏的秘密，而且不顾个人安危，给日军当“向导”，将7000多日军引进了埋伏圈。战斗打响，陈文起被日军殴打，坚强不屈，最后被剖开胸膛……记者在吉林省敦化市见到陈文起的孙子陈兴甫，他说爷爷牺牲时仅仅29岁。自己没有见过爷爷，但从懂事起，奶奶就给他讲述爷爷的故事，“你爷爷牺牲后，小鬼子把我们家房子也烧了，我就带着你爸爸他们兄妹3人，逃到敦化藏了起来。你爷爷是英雄，当年那场大仗，小鬼子死伤几千人。”陈兴甫说，他们每年清明都要到“墙缝”去祭奠爷爷。
　　在黑龙江省东宁文管所，记者采访到当年写档案的巩义芳。巩义芳介绍，为了搞清1932年抗日救国军在东宁县三岔口建兵工厂的情况，1981年东宁县将他抽调出去搞史志，他和同事先后3次去三岔口组织座谈，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原兵工厂工作的人和知情人。“兵工厂第一批生产任务是修理宁安‘墙缝’战斗所缴获的三八枪1500支。这批枪修好后装备了救国军新编的一个补充团。”巩义芳说，这个文档是他在座谈和采访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记者在1982年出版的《东宁县志》中也查到与上述情况相同的记载。
　　牡丹江市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管理处副处长黄强说，该馆已经将“镜泊湖连环战”设为单独展厅进行宣讲，但对一些争议的话题目前只能进行模糊处理。
专家建议还原历史，扬我国威振我军威
　　【专家们认为，弄清“镜泊湖连环战”真相，意义重大，关系党史、军史、抗日史等重大事件能否澄清，关系共产党领导武装抗战第一枪的史实能否得到确认。】
　　张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训厚认为，“镜泊湖连环战”是继江桥抗战、哈尔滨保卫战之后，东北义勇军与入侵的关东军的又一次大对抗。与前两次不同，这次对抗以中国军队完胜而告终，基本上全歼了天野少将率领的数千部队。
　　专家们认为，弄清“镜泊湖连环战”真相，意义重大，关系党史、军史、抗日史等重大事件能否澄清，关系共产党领导武装抗战第一枪的史实能否得到确认。因为如上所述，其战斗规模、日军伤亡数量，比1931年年底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和５年后的“平型关大捷”还大。
　　彭训厚认为，“墙缝战”将天时、地利化作威力巨大的作战资源，从而以弱胜强。尤其是“墙缝战”是镜泊湖连环战的首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特别是东北局部抗战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墙缝战”是一次自发的统一战线实践。镜泊湖抗战分两个战场：主战场和辅战场。主战场是连环战，连环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对抗7000多人的天野部队，经过惨烈的5战，天野部队最后在“高岭子”战场的逃生者不足百人。辅战场是袭扰战，爱国军人在南湖头（小嘉吉河）、东京城、敦化和海林10次袭扰上田支队，节节阻击上田支队的增援速度，以致2天的路程，让上田支队爬行了11天。这两个战场，都是自发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次可贵的实践。参加首战和二战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补充团及其后备队；参加第三战和第四战的，是东北军驻宁安的爱国将士；参加第五战的，是共产党第一支抗日游击队——1931年12月组建的“亚布洛尼铁路工人抗日游击队”。而且这场连环战的胜利，为抗联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墙缝战斗是抗联四军的发端，对四军历史要重新评价。”谭译认为。
　　尽管相关研究者通过艰难搜集找到不少印证材料，但因年代久远，也存在诸多谜团，还有一些争议。专家们建议，应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将“镜泊湖连环战”作为党史、军史、地方史研究的重大课题，组织相关专家成立高层次联合调查考证组，还原历史真相，以告慰先烈英灵，让后人永远铭记东北军民不屈的抗战。
（部分照片为李延禄后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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