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对弗罗斯特的影响自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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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对弗罗斯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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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年》中的人道主义思想_浅析宗教思想对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
绪言维克多o雨果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他声誉早已飞渡重洋,他的影响也没有被人类遗忘的大海所冲淡。这固然是其作品的强大艺术魅力的缘故。然而我们也不应讳言,真正震撼千百万读者心灵的力量,真正吸引着一百多年来世界各国数以千计的学者锲而不舍潜心研究的，恐怕首先是贯注于雨果全部作品之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因为这是他的灵魂和标记。这种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一直为仁人志士所倡导和追求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理想，多少年来强烈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唤醒着人们的良知。《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情节结构和精练的语言技巧，勾勒出法国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最为尖锐复杂、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七九三年的宏伟社会画面。对于法国大革命，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致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于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雨果以人道主义热情为基调，描写了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件，体现了他用爱和道德感化来拯救社会和劳苦人民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是贯穿他整个创作的一条主线。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都离不开社会文明发展的逻辑线索，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也离不开本国文化的发展与积淀。因此，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是离不开法国文化的发展与积淀的。本文试图从宗教文化折射的角度，着眼于宗教文化积淀和当前文本的种种联系，来分析《九三年》中体现的人道主义思想，探究其人道主义思想的内涵。一、&雨果人道主义思想中的“爱”是宗教博爱思想的发展（一）、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生长在基督教文化土壤中法国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欧洲自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以后，基督教就以其思想上的巨大征服力，征服了欧洲人民的思想。到了中世纪，宗教已经成为一条沉重的锁链束缚着欧洲人的生活与精神，成为统治阶级控制民众的政治手段。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的居民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属于第一等级；贵族属于第二等级；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属于第三等级。天主教教会及神职人员拥有巨大的财富,教会所属的土地约占全部耕地的四分之一,教会还几乎免纳一切国家赋税。他们还控制着国内的大、中、小各级学校,僧侣只受教会法庭的审判。法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了没收全部教会财产的法令,这对教会势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之后上台的拿破仑认为教会是国家手中的一项武器,于是同教皇庇护七世签订了宗教条约,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教会取得了妥协,教会开始为资产阶级服务,成了新的统治者的帮凶。因而在19世纪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法国,宗教在社会生活中还有相当大的影响,政教合一色彩依然很浓。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雨果并不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也不是基督教义的宣传手册。然而他生长在基瞥教文化土壤中，他的文学发展观、他的审美理想、他的创作实践又不能不受到基督教人文精神的影响。雨果认为，基督教是一种“精神的宗教”，它促进了古代社会的消亡、新的近代文化的产生 [1]。他把基督精神看作是近代文化生成的催化剂，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并且，雨果认为人之所以具有崇高伟大的品质，是因为“上帝永远存在人的心里，这是真正的良心，它不为虚伪的良心所左右，它禁止火星熄灭，它命令光要记住太阳，当心灵遇到虚伪的绝刘一时，它指示心灵要认识真正的绝对，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的现象夕可能是我们内心最壮丽的奇迹”& [2]。作为一个根植于法国宗教文化土壤中的文学家，在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雨果受到基督教影响之深远，以及他对宗教的肯定。但雨果对宗教的肯定是从宗教的本原角度加以肯定的，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的膜拜与呼唤，是以实现对伟大的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礼赞为目的；他所肯定的基督精神是美好人性的象征，是对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强化与宏扬。雨果崇尚的是一种更深远意义上的基督精神，雨果对这种基督精神的肯定才导致了他对欧洲中世纪以后基督教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背离并异化为人们的精神枷锁的有力批判：他在《悲惨世界》第二部第七卷“题外的话”中明确说明，“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出发，僧侣制度是该受谴责的”，“僧侣制度对于初起的文化是好的，它可以从精神方面减少强暴的风气，但是到了人民精神饱满的时候，它却是有害的”。在《&克伦威尔&序》中，雨果提出了一种精神的宗教，取代物质的、外在的多神教并潜入古代社会的心脏，将这个社会除灭，而在这种衰老文化的尸体上，播下近代文化的种子。雨果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的宗教，代表着基督教人文精神，又与它不同，是一种意义更为深远的宗教精神，是一种以爱制恶的人道主义精神。其出发点就是“爱”。他把爱看作是人类精神中至善至美的东西。阐释爱、描写爱、歌颂爱始终是他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与基督教中的“博爱”思想是一种传承的关系。这就是雨果的“宗教”，其教义便是人道主义。这种宗教是真实的因而也是完整的，是平易近人的也是人道的，它是一种平等、自由、慈爱的宗教。这种宗教体现了19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强调人类之间的彼此相爱，强调建立一种以爱为基础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雨果的宗教观中贯穿始终的，便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而其中的“爱”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二）、雨果人道主义思想中的“爱”1.基督教义中爱的基本含义翻阅《圣经》我们便可以发现，基督教义的精华指向“博爱”思想。经文强调人们只能在爱中才能获得生命的真义。按照圣经的说法，这爱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基督文化中宣扬的爱，在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中强调更多的便是这种对上帝抽象的形而上的爱。“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1] 体现了这种爱之“博大”和“无私”等等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特点。这种爱之博大无私，最集中地表现在基督教“爱人如己”& [2]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爱仇敌”& [3]的教导之中。而人道主义精神在继承和发展基督教文化的爱的精髓时，更多的强调的是人类对上帝之爱的具体化，对上帝的爱最终体现在人类之间的互爱上。圣保禄宗徒说：“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非礼之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永存不朽。”另外，有这样一段话流传甚广：“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从这些经文中可以看出，基督教义中“爱”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如己，并且这种爱是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1] 而在圣经中耶稣回答法利塞经师的诘问时说，最大的法律只有两条，第一条是“你们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主，爱你们的天主”；第二条是“你们应爱你的近人，如同你自己一样。” [2]。另外圣保禄宗徒说：“你们应该彼此相爱，除此之外，没有甚么其它的债了。因为爱人，就是遵守了全部法律。———所有其他诫命都包括在‘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这句话里” [3]。这表明基督教的博爱是一种泛爱，其核心是爱人如己，并带有一种自我牺牲性质。&2.雨果人道主义思想中爱的基本含义&雨果在《九三年》中用大量的笔触描写了战争对民众带来的阴影，表达了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民众的同情和爱，构成了雨果小说的人道主义中“爱”的基本内容。而主人公郭文的慈悲为怀，宽恕敌人，保护修女，营救贵族的妻女，释放俘虏的行为，就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中“爱”的实践方式。这是受到基督教 “爱人如己”的教义，以及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的博爱思想的影响的。人道主义文化在继承和发展基督教文化的爱的理想时,更多的强调的是人类对上帝之爱的折射，对上帝的爱最终体现在人类之间的互爱上。《九三年》是了解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最主要作品之一。保王分子朗德纳克率领的叛军在一次对共和军的袭击中俘虏了农妇与三个孩子，朗德纳克下令枪决俘虏,连农妇也不放过,三个孩子则被当作人质带走了。经过几次战斗,朗德纳克的乌合之众只剩下十九人,龟缩在拉杜尔城堡中,进行垂死挣扎。一个意外的机会使得朗德纳克从一条秘道逃跑了,那三个孩子却被留在焚烧的城堡中。就在此刻,农妇经过漫长的跋涉来到城堡跟前,看到孩子被烈火包围,发出了撕裂人心的惨叫:“我的孩子！”孩子也用弱小的声音呼唤着妈妈。已经逃跑的反革命头子朗德纳克在“伟大的母爱”的感召下,良心发现,竟又从地道折回,奋不顾身的穿过烈火,将三个孩子救出来,然后自动就擒。之所以让朗德纳克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事业,就是因为雨果把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出发点就是爱。从爱出发,为了普救众生,甘愿受苦受难,这是普罗米修斯型的人物，带有明显的宗教说教色彩。在这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变成了一个牺牲自我救助他人的普罗米修斯，从而使自己得到了救赎。由于牺牲自己救助他人，朗德纳克的形象突然变得高大起来：“在后面是大火，前面是悬崖的情形下，开始一声不响地走下梯子，威严得像个幽灵。在梯子上的兵士都赶快走下梯子，所有的旁观者都战栗起来，环绕着这个从上面下来的老人，产生了一种令人退缩的神圣的恐惧，仿佛环绕着一个幻影一样。可是他却庄严地走进他前面的黑暗中；他们向后退，他走近他们；他的大理石似的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皱纹，他的幽灵似的眼光里没有丝毫光辉；兵士们在黑暗中以惊惶的眼光盯住他，他每向他们走近一步，就仿佛更加高大了，梯子在他的不祥的脚下发抖而且发出响声……”。
令人费解的是，朗特纳克是个异常冷酷的人，他曾经毫不怜悯地枪杀蓝军中随军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个尚不懂事的孩子，作为向共和军要挟的人质；也正是他要放火烧死他们，准备同归于尽。而且朗特纳克是旺代叛乱的 组织者、领导者，是波旁王室和国内外反动势力寄予全部希望的人物。他在打击革命力量和屠杀无辜方面毫不手软，那是他毕生的事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竟肯牺牲自己的生命和事业，以换取三个农民子女的生命。试问，这样铁石心肠的人怎么会在一念之间改变本性、甘愿牺牲自己？雨果并没有描绘在这一瞬间他内心的思想活动，因而读者也无从理解这一行动的可信性。朗特纳克返回去救三个孩子的行动，只是作者对爱人如己、自我牺牲的一人道主义思想十分概念化的图解。朗德纳克舍身救人、甘愿被擒唯一的原因是母亲的呼号在他心中点燃了人性的火花，于是，“爱”唤醒了朗特纳克沉睡的人性。作者通过朗德纳克的转变,力图说明仁慈博爱的精神感化之伟大：只要人们能够爱人如己，就可以使穷凶极恶的人“改恶从善”，并且作出自我牺牲。在善与恶的斗争中,无私博大的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爱是通往善的唯一途径,爱可以创造奇迹,爱可以弃恶扬善,爱可以使人性失而复得。只要能做到爱别人，爱最后必然会战胜恶,这是雨果人道主义的核心。
3.“仁爱万能”的人道主义思想受到基督教泛爱救世论的影响。
西方 文化的内在结构中枢是以《圣经》为精神内核的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主要精神支柱是泛爱救世论，即只要忍耐、服从，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就能拯救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罪恶。基督教以一种道德价值判断的世俗面孔早已渗透入法国 社会的方方面面，雨果不可能不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因此，当雨果为社会和下层民众探索出路的时候，就把希望寄托在基督教仁慈博爱和宗教感化的力量上，并且对仁爱感化的力量加以夸大，甚至带有离奇的宗教色彩。而当革命的暴力与人道主义的博爱有所冲突的时候，只有祭起人道主义的万能法宝，再次开出道德感化与道德自我完善的药方。雨果曾说:“做好事不能使用坏的手段，我们推翻帝制不要用断头台来代替它……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必须做我们敌人的敌人，胜利之后，我们就做他们的兄弟”。基于此，雨果用介入的 文学手法，虚构了朗德纳克良心发现，宁愿牺牲自己去救三个小孩的情节，虚构了郭文私放朗德纳克而自己引颈就戮无怨无悔的情节，虚构了西穆尔丹处决郭文的瞬间开枪自杀的情节。西穆尔丹、郭文和朗德纳克之间的矛盾也从 政治观点的敌对，转化为是否实施人道主义的冲突。
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慈悲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残余，一切人心里都有，连心肠最硬的人也有。”这是基督教泛爱思想的一个表现。朗特纳克的转变就是因为“那个母亲的喊声唤醒他内心的过时的慈悲心”。对此，郭文在沉思时发现，“一个英雄从这个恶魔身上跳了出来”，朗特纳克不再是杀人者，而是救人者；这个曾经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变成了“光明的天使”。 这一切都旨在表明只有人道主义才是通往理想世界的最佳途径。因此，在对待革命与暴力的问题上，在对待人类解放的问题上，雨果与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人是一致的，总是“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淡中了”。[1]
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以“仁爱万能”为核心的。他确信,仁爱是提高个人道德和医治社会疾苦的最好药方。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切受难者在永恒的爱的光辉照耀下,均将得救”。“怜悯可以使一粒石子发出光辉；在爱的指引下,魔鬼终将重归天使的行列。”他所宣扬的“仁慈”、“博爱”企图让读者相信,爱、善良和仁慈能够改造社会,挽救人类，带有一种宗教泛爱救世的色彩。在雨果的笔下,人道主义不仅可以使感化穷凶极恶的敌人,使他立地成佛；而且还可以使恶人变为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理想人物。他把以“善”和“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奉为拯救万物的圣丹灵药,把它置于革命之上,但又对这种仁爱万能的可行性作出怀疑，设计了把朗德纳克放走的郭文被送上断头台的情节。因此，在对待革命与暴力的问题上，雨果认为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间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的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一切老人对一切儿童应有的慈爱！”& [1]，宣扬“不以暴力制恶”，沉溺在基督教泛爱论的幻想中。
雨果主张不以暴力制恶的一个鲜明例证就是西穆尔丹这个人物的设置。西穆尔丹被革命浪潮卷进了政治斗争的旋涡,在不断的斗争锻炼中,他懂得对付敌人不能优柔寡断、心慈手软。在同朗德纳克的斗争中,他坚持以革命暴力催毁反革命武装,是一位具有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的人。然而雨果却认为他是一个“可怕的正直的人”,在作者看来,他事事从革命利益出发是可贵的,而坚持革命暴力就不符合人道了。于是作者这样处理了他的结局:西穆尔丹极力主张按革命原则处死郭文,但有感于郭文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内心矛盾重重,终于自杀而死。显然,雨果对以暴制暴是持两种态度的:一方面,他肯定法国大革命用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建立共和国,是“绝对正确”的；另一方面,却又认为革命暴力同样太残忍,不人道。在雨果看来,“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认为只有用爱来对付恶才能真正解决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但又对人道主义思想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这一思想上的矛盾贯穿全书始末,也左右着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雨果通过对郭文坚持人道主义却被冰冷的现实淹没的描写，表明了他在人道主义和现实的迷茫之中的徘徊：郭文是雨果笔下共和国军中的理想英雄、人道主义的化身,受命镇压旺岱地区贵族武装叛乱。但郭文认为朗德纳克在被俘前舍身救三个小孩,表明已从“恶魔”变成“英雄”,从“杀人者”变成“救人者”,若将他处死,就不合乎人道。于是郭文擅自将侯爵放走,而自己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高呼“共和国万岁”,表示至死忠于革命。在场的士兵痛苦流涕,高呼“开恩”,就连执法的人西穆尔登也因内心重重的矛盾而当场开枪自杀。
雨果在《九三年》里为我们描绘了一次幅爱所创造的奇迹。雨果把爱看作是战胜邪恶和罪恶的一个法宝, 是人类情感中的至善至美。通过朗特纳克人性失而复得的前后对比,雨果歌颂了出乎天然的人类的仁爱之心,用一种审美的态度,肯定生命的美好善良，这与宗教中泛爱论的思想相契合。可以看出，雨果对人性中“善”、“博爱”的认识是比较抽象的，他所赋予爱的内容是苍白的。实际上,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人道主义、这种高于一切的仁慈博爱的精神感化法显然带有浪漫主义的虚幻、不切实际的主观性。当雨果把他的人道主义抽象化、绝对化,并付诸社会 实践去解释一切、处理一切社会问题、作为社会变革手段时,必然软弱无力、一筹莫展。
二、&雨果的美学思想以基督教为出发点，以人道主义思想为归宿
如果我们从美学思想出发，全面审视雨果创作，从富于美丑对比的性格描写以及幻想与真实有机统一的描写中，不难发现雨果创作中的宗教精神决不是一种孤立的基督教义的形象再现，而是与进步的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的社会人生理想和高尚的审美情趣融为一体的。雨果的美学思想有一定的主观化倾向，这里我们着重分析其在人物塑造、人性剖析时所表现的主观化倾向。而雨果塑造人物的主观化倾向则主要表现在对照原则的运用上。
雨果从基督教的肉体与灵魂，兽性与神性对立的神学世界观出发，又根据现实中充满矛盾对立事物的事实， 总结了浪漫主义创作的情况，提出文学创作的对比原则。雨果认为一切事物都是通过两种不同要素的对比形式而呈现出来的，他说：“在生活中、在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中，存在着两种敌对原则之间无时无刻不有的对立和对争”，“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依”[1]。因此，在他看来， 艺术的任务就在于再现事物的对比，美与丑、悲和喜、哭与笑、性格的光明面与阴暗面、崇高面与丑怪面都应处于统一整体中，不应割裂。因为只有把美丑统一在一起才能真实地完整地反映近代生活，产生动人的艺术效果。
雨果从宗教的美丑善恶观念出发去观察生活，发现“万物中的一切并非都是合乎人性的美”，“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丑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1] 。而艺术要真实地反映这种现实，就必须“把阴影掺入光明，让丑怪卑劣与崇高优美相共。换而言之，就是“把肉体赋予灵魂，把兽性赋予灵智”[2]。采取这种美丑对照原则，就可以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使崇高优美在与丑怪卑劣的对照中更加鲜明突出，从而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它对创作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正如雨果所说:“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却似乎是一段休息的时间，一种对照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3] 可见雨果很懂得美丑对照不仅有利于突出崇高优美，而且也符合读者的 心理需要。
雨果从宗教感情出发,把真、善、美和假、丑、恶相互对比,来突出和颂扬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善与恶的角斗场,历史也是这两种原则的斗争史,是善不断战胜恶的过程。作为一个有着人道主义的理想和宗教的情怀的作家,他对人类仍然充满希望,对社会的进步满怀着激情,因而会给他笔下人性遭到严重扭曲的人物提供一条人性复归之路。在《九三年》里雨果通过郎德纳克这个形象，似乎传达着这样的思想：人在生活中，其本性可能会遭受残酷的扭曲；但是通过仁爱之心的感化，人心灵中的善念有可能会被激活，异化的人性将得以复归。
且看朗德纳克救三个孩子的这段描写：“……侯爵又不见了，一会又出来了，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这时响起了一阵雷鸣
似的掌声……侯爵又不见了一会，然后又带着雷尼-让回到窗口……侯爵又回到满是火焰的大厅里……她微笑了。这位铁石心肠的人觉得自己的眼皮有点润湿。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他抱起她，她始终微笑着，他把她交给拉杜的时候，他的多么高尚又多么昧黑的良心被这天真纯洁的女孩迷惑了，他吻了她一下……”这段描写中表现的朗德纳克，无疑是善良和高大的。何况这三个小孩还是他本来准备烧死的。作者也说此时的朗德纳克“多么高尚又多么昧黑的良心被……迷惑了”。这个人性转变的过程无疑是神奇的，真是有些变化莫测。做恶多端的朗德纳克会在即将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吗？雨果在这里想告诉人们,在朗德纳克的心中人道主义战胜了兽性。但这种人性转变的对比描写过于绝对化，是脱离现实的，带有某种宗教性。暂且不去讨论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中人性的转变有多少现实性，这里强调宗教对雨果人道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由于受到基督教思想世界观的影响，雨果往往从人性善恶角度看待人物。善包括善良、同情、仁慈、宽恕、以德报怨等内涵。与此正相反就是恶。在雨果的作品中,经常对照塑造善、恶两种人性的对比,来表达他对人性真、善、美的赞美,鲜明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爱憎褒贬，这与宗教中鲜明的善恶观紧密相连。通过朗德纳克的转变,雨果力图说明仁慈、博爱的精神感化之伟大：善恶彼此可以由仁爱感化来帮助进行互相转化,最后善必然战胜恶，这是雨果人道主义的坚定信念。这与宗教思想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谋而合。综合考察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小说自始至终围绕着美丑善恶的主题塑造人物、展开故事，其中人性的对比受到基督教思想世界观的影响，无不与宗教思想紧密相连。
三、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受到宗教理想的影响
雨果用毕生的热情，用一种宗教情怀在为整个 社会寻找一剂良方。为了拯救这个社会，为了扭转这种被扭曲的人性,作者给人类开出了一剂药方：这就是寻求 教育改良，进行道德感化。这种道德感化的社会理想实质上与宗教中的仁爱感化济世的理想同出一辙。雨果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就是试图用基督教的仁爱来感化那些被扭曲或异化了的人性，从而完成对美好人性的复归，从而拯救这个丑恶的世界。
雨果是从自己的理想出发来 写作的。他总要按照自己所冀望的样子对现实材料加以主观改造，把现实提升到理想的高度，这与宗教济世的理想不谋而合。正唯如此，雨果借助想象、虚构、夸张、离奇等表现手法，赋予作品以较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雨果所说的理想，就是他所理解的基督教精神，亦即人道主义。《九三年》里倾注心血塑造的结局便是雨果理想化的结果，这部小说的全部戏剧冲突都构架于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之上，正是这种冲突导致了人物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而人物的悲剧命运也就是作者对人道主义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探讨：郭文，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理想的革命将领，在面对现实中的敌人的人道主义行为时，选择了维护理想，因此被冷酷的现实所吞没；西穆尔丹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投票判处自己的最疼爱的学生死刑，可以说他坚持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做出了最理想化的选择，而现实是他把一个如同自己儿子一样疼爱的人推上了断头台，最后他在理想与现实的极度矛盾中吞枪自杀；朗德纳克侯爵，一个顽固、残暴的叛军贵族领袖，他的思想、信仰是极为坚定的，在打击革命力量和屠杀民众方面毫不手软，但他却在一次理想化的行动中献出了自己，由此导致其他两人的悲剧性命运。
人道主义是关于人的本质、地位、使命、价值和个性 发展等等的思潮和理论，往往都具有从主观愿望出发,不切实际的空想浪漫特征，其思想理论支持是德国古典 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1]。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不例外：他一厢情愿,主观随意地把人看作万事万物的中心和尺度,夸大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指出社会种种罪恶的根源,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办法,而希望通过教育感化来改变,争取他们改恶从善,解决社会矛盾。这无疑是不切实际的，带有某种宗教性。
郭文是人道主义的化身，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主要是通过郭文的人道主义理想体现的。郭文的人道主义思想除了体现在如何正确对待暴力革命的问题上以外,还体现在对理想社会的展望上。他说:“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永远背着重担并不是人类的规律。不、不、不,不要再有贱民,不要再有奴隶,不要再有苦工囚犯,不要再有罪人”；“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翼”；“我要幼虫化成蝴蝶,我要蚯蚓变成活的花朵,而且飞舞起来”；“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建立一个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郭文的理想社会反映了雨果的“天庭不再有地狱,法律不再有牢房,……不再有国境,不再有持剑的士兵,不再有国库,不再有形如十字架的利剑……科学、 艺术、诗歌把全人类的束缚一扫而尽……神圣的劳动化成了和谐的乐曲”[2]的人道思想,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是相当可贵的。但是这种“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统一的家庭”[3]的理想社会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不是这种理想本身不美，也不能说它有没一点迸步意义，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种社会理想是人道主义者只能提出而不能、也不可能将之付诸 实践的。
雨果在他那个时代敏锐地捕捉到了社会对人本性的扭曲和戕害,并用人道主义的精神、宗教的情怀去探讨人性复归、社会改良之路，力图寻求一剂良方。最后,他在基督教中找到了一条路,那就是用仁爱之心去感化那些由于法律的不公和社会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压迫，使社会变成符合雨果人道主义理想的美好乐园。这种主张其实质是用人道主义的道德感化来使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被唤醒,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理想。
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是有一定的现实积极意义，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但又必须看到,任何良方都不能包治百病,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治病。因而必须全面客观,不要将仁爱之心的感化看作无往不胜的利器。他以人道主义改造邪恶,消灭人间不平等的唯一方式,这无疑是种幼稚的天真。人道主义既是雨果创作的精神力量,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的局限性。
维克多o雨果作为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 文学的领袖,他一生创作的许多优秀作品不断影响着后世。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人道主义思想是贯穿其全部作品的一条主线。他生长在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法国，其人道主义思想必然会受到宗教的影响。雨果用一种宗教的情怀，把浪漫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生活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融为一体，使其具备了人性魅力的作品散发出永恒的光芒。雨果一生不论在 政治上还是在文学艺术发展上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这些功绩与他的人道主义思想息息相关。正如他在遗嘱中所说：“上帝、灵魂、责任。人有着三种概念足够,我有这三种概念也已足够。这是最真挚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支持我一生，现在我要带着这种信仰死去。真理、光明、正直、善良，这就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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