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妖倾城》 秀女进京，官匪交战
类别：都市言情
作者：水绕天涯 书名：
&&&&行了好大一段路，也没有遇到任何埋伏，当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情绪稍有懈怠时，路两侧的山坡上飞来无数的羽箭，目标还是锦衣卫，马车丝毫不受影响。很明显，埋伏的人对这队人马的情况非常了解。当然，以张衡那般招遥的出发，想了解情况很容易。张衡本以为打着皇家的旗号行路，不会有任何人敢打歪主意，谁知这群匪爷根本不买他的账。天王老子从此过想劫也照样劫，谁让你入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雨点般的箭持续射下来，足足有半个时辰，再看锦衣卫，死伤了大半，倒不是他们无能，而是实在不具备任何优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这的土匪还真是富裕，那箭就跟不花钱似的，二话不说，就是一阵箭雨，足足射了一万多支箭，就是军队作战也不会这么浪费吧。幸好，张衡从各地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装了满满五大箱，他们劫了财倒也亏不了本。&&&&箭雨过后，口哨呐喊声响起，从两侧山坡上冲下来大批人马，将锦衣卫队伍团团围住。蔡晟看了看，估计有五百多人，稍稍松了口气，锦衣卫目前尚有作战能力的人，还有一千多人，人数上还有优势可言，只是士气比敌人低落了一大截，经过前两波一面压倒性的战斗，锦衣卫个个心惊胆战。&&&&蔡晟心里奇怪，这区区土匪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羽箭，难道有人赞助？但时局紧迫，也顾不得多想，打马上前对着前方的土匪喊道：“叫你们头领出来说话！”&&&&只见匪兵哗啦啦向两旁一闪，露出一老两少三个男人。老的说老也不算老，四十岁上下，满脸胡茬，长得凶神恶煞一般。两位少的脸上都带着面具，衣着华丽，风度翩翩，怎么看也不像是土匪，倒像是两位少侠。&&&&“阁下是哪位绿林好汉？可知这是皇家车队？”蔡晟礼貌相问，能不打则不打，毕竟前路还不知有几多凶险，少伤亡一点才多一分安全。&&&&那尊凶神随意地向一边吐了口唾沫，咧嘴嘿嘿一笑：“在下姓陆，江湖人称陆德子，就是一个区区山大王，久闻蔡头领大名，不敢造次，就是想劫点小财养家糊口。”&&&&蔡晟气结，还不敢造次，两波袭击毁去我一半的锦衣卫，哼！不过心里再气面子上也不敢表露半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呵呵，陆大王恐怕消息有误了，我们这车里都是欲进宫的秀女，没有财宝，让陆大王失望了。”&&&&“我呸！”陆德子一改之前痞子嘴脸，露出凶相：“你当老子是吃闲饭的不成？谁不知张衡老阉贼最能搜刮民脂民膏，说那几辆车上没有金银财宝打死老子也不信，为了这一票，老子可是下了血本的，在这等了你们半个多月，一万多支羽箭侍候上了，你跟老子说你们没钱，你让老子情何以堪啊？”&&&&莫芊芊噗嗤一声笑了起来，怕被人听见赶紧用手帕捂上嘴巴。老阉贼？骂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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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理论论文-浅析中国古代“法治文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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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成功，请使用ctrl+c进行复制个人简介黄辉邦老居士,江西清江人氏。生于1905年农历正月初一，这天是立春日。出生地清江塘黄村。祖父黄达臣，父亲黄济卿，皆从商。在乡里乐善好施，从事救济贫困修桥补路、义仓义渡建造风雨停等公益事业。  母亲蒋氏十分慈祥。人物生涯七岁在家中私塾读书，经高小、中学毕业后，十六岁由父母安排娶妻陈韵兰，二十岁生长子黄掉昭（民国13年），同年随叔父黄英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功课，历时一年余。民国15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特设预科。当时有四个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预科，除东京一高外还有高等工业学校、高师等，凡考取这四个学校，就可享受官费。一高最初先考，也最难考取，（上千人考，一高仅取17人）因为该校最好。特设预科时间一年，然后分到各高等学校的本科。（黄老）在特设预科一年修完，选择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民国16年）。（和日本学生一道学习）在此期间有官费待遇和国内家庭条件好，生活都很好。家庭原想让黄老学成报国、治国平天下，黄老认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仍不究竟，产生了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为解决这一问题，购买和阅读大量哲学、伦理、宗教书籍，并求教于诸善知识，从科学、哲学等方面去研究。从那时起，时时刻刻想如何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包括生死问题），以至于上课都走错路。因为小时候受儒家教育，所以对于儒家圣人孔孟与宋明理学等十分崇敬；不过为解决生死问题，对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等也参加学习，并十分热情与投入。而且对西方圣哲如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来德国得康德、黑格尔等也很崇敬，并且对印度泰戈尔、俄国得托尔斯泰都很敬仰。因为宋明理学分门户之见，对佛教产生疑义，当时尚未学佛。（民国19年，1930年）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到日本后，学习非常用功，日夜无松懈，所以参加一高考试后，自问已尽最大努力，纵然没有录取，也觉得对得起家长。一高开榜，仅取17人，榜上有名，十分欣慰。当时官费每月有合60多现洋。进入帝国大学每月70多元现洋（当时每月有30多元即可，国内每月消费不到10元），所以当时是最好条件。家庭、父母都很好，也很富有。帝国大学哲学系条件很好，汇集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流派。采用学分制，最快可3年毕业，最慢5年毕业。勤勉同学3年即可。（黄老三年毕业）进入大学第二年（民国20年，1931年），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读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等课程，从此开始学习佛教哲学。而一读佛教哲学，感到正合已意，于是多看佛教哲学书，并多请教于佛教教师。过去对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不同的认识，因为如有个我存在，还难放下。所以认为“杀身成仁”是有仁可成而无身可杀。“舍生取义”是有“义”可取，而无生可舍，就是所舍之生实是无生。“所杀之身实为无身，所舍之生实为无生”，这正合佛家的空性思想，所以一看佛教的“我空、法空，二空所显真如”正合过去自己思想，因此赞叹佛教是最高、最彻底、最究竟的哲学和宗教。并认为佛教“正合我意，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若空性思想，佛教讲得最透彻，真正的无死，不生不灭的。般若真空如虚空是不生不灭、常乐我净的境界。真空妙有，非断非常。1932年，在东京帝大第三学年前暑假回家探亲。特别前往苏州报国寺，当时印光老法师在报国寺，由德森法师引领，皈依印光老法师，法师在关房里打开窗户进行开释，取法名“慧辉”，并送了许多书籍。（回国后，曾参加印光法师主持的息灾法会，每天听印光老法师开释，老法师开释录至今尚存）1933年，我二十九岁开始吃长斋。因为皈依佛法，皈依印光法师，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看见书上介绍，尤其许志净老居士写的著作，介绍往生传纪时，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是长斋念佛的人。所以为求稳当生净土起见，发愿长斋念佛，并且在阿弥陀佛像前请示，以二张纸条，一条写吃长斋，一条写否，放在笔筒里，用筷子拈，并默想如果佛赞成我吃长斋就连拈五钩。第一次拈出吃长斋，再次顶礼并照前观想，结果连拈五钩，所以深信佛菩萨灵验。因此吃长斋从无间断。（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劳动，吃大锅饭。荤素一锅，他们以为这次总得开斋了；我在此不得已时学六祖吃肉边菜，仍然没有吃荤。心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大学毕业后，继续进东京帝大研究院研究生，同时在东京大正大学（佛教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佛学。当时按管理有机会转到欧美，但因为日本的哲学很齐备，所以仍留在日本。大正大学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禅、密各宗齐备。密宗在唐朝时，由中国传到日本，后来在中国汉地失传，所以在大正大学研究时，特别学了日本的东密（日本空海大师入唐向慧果阿阇梨学习唐密，带回日本，在东大寺弘法，叫东密)和台密（日本修天台宗人到中国学密宗后，回国后与天台宗合并的密宗，名为台密）。由于汉地密宗失传，（黄老）特别学东密和台密，而且在东密和台密的寺院里实际修学，得到了东密、台密二方面的灌顶传承，其后回国后又学习了藏密。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初回国，带回了许多东密、台密及佛教其他方面书籍。在南京毗卢寺参加了圣露上师的破瓦法灌顶法会，当时有许多佛教名流，其中有蒋维乔等；圣露上师带领共修开顶，均都插入吉祥草。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黄老）随中央军校（及黄埔军校）迁往四川成都。在成都有幸参加了贡嘎上师首次来汉地的传法（贡嘎上师此次成都传法时间最长）；贡嘎上师传法有翻译，且法本翻译很齐备，传法地点在成都少成公园佛学社，最后上师由成都返回康定。（民国三六年抗战胜利后，贡嘎上师第二次出来弘法，到昆明、上海、南京，在昆明传法最久，而我又正在昆明师范大学教书）抗战期间在军校教书四年多，作日语教官。抗战初期全家到四川，后因生活困难，父母带二个女孩回江西，父亲在家乡病逝。打电报到成都，我收到后向中央军校请长假奔丧。因为信佛很虔诚，知道七七四十九天对亡人最要紧，如果回家因交通困难会耽误在七七四十九天内的佛事，因此就在成都几个寺庙做了超度佛事。因为军校有分部设在离成都40公里的新都宝光寺，而我就住在宝光寺内，在新都宝光寺受居士菩萨戒，受戒后新都宝光寺方丈请我在宝光寺内佛学院担任了课程。宝光寺佛学院许多学生成为了其他寺院的方丈。为父做满四十九天佛事后离开了四川，回到江西办理丧事。丧事办完后，应聘赴泰和中正大学任教。（中正大学后迁长胜，在长胜就抗战胜利）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中央派鲁道源军长在南昌受降；江西省政府特别电报中正大学，请我同鲁道源一起到南昌接受日本投降。我同受降大员住在江西大旅社（现八一起义纪念馆），受降典礼仪式在对面中央银行大厅举行，总受降仪式由我全部策划并拟稿，中方三位受降代表鲁道源、我、秘书长。投降日方是一位中将和其他几个。各部受降接收财产我不愿参加，惦记着在南京的那些从日本带来的佛教书籍，可到南京一看，都化为乌有，痛哉！！（余一生二次痛惜，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将所有书籍全部抢去，令我痛哭万分。）从南京回长胜后不久，中正大学迁至南昌望城岗。因为我是接收大员，就专门找鲁军长说：“维护和保护好南昌的寺庙”；当时保存完好的寺庙有：南海行宫（圆通寺）、佑民寺、水观音亭、绳金塔寺、普贤寺。进城后，同曹德山老居士二人发起成立江西佛教会，佛教会址设在当时南昌最大寺庙圆通寺内，我被选为主要负责人。同时在绳金塔寺和佑民寺设立办事处。在佛教会成立的那一天早晨，突然会定老法师和妙空法师（即法海喇嘛）二师徒来圆通寺。我们请二位安住在寺内，适逢方丈定衡老和尚因年老退休，我们请年轻的妙空法师担任此职。佛教会成立后，着手准备修复各地寺庙。我和妙空法师去云山、宝峰等处查看。因为战争缘故，云山一片荒凉，仅存一尊毗卢遮那佛像在草地上。不久，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江西佛教协会更名为中国佛教协会江西省分会。因要从日本人手里接收长春大学（后改此名），长春大学日文书籍多，生活条件好，因此应聘到长春大学。江西佛教会就由妙空法师负责。余一人到长春大学，该校原日本人办，条件很好，日本风格，有洗澡，学生能讲日语；教了一学年。因为国共内战在四平争夺几回，暑假回来就没去。尽管长春大学催我回去做教师兼图书馆馆长，但因为害怕战争，没回去。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应聘到昆明师范大学。在昆明佛缘很好，正遇贡嘎上师第二次在昆明传法。这次在昆明传了各种大法；以传大圆满法最久、最详细，特别选择在山上妙高寺传大圆满法，参加的人众多。贡嘎上师第二次来汉地，在昆明传法时间最长，而后去上海、南京等地，最后又返回昆明，由昆明返回西康。在贡嘎上师领导下开始修加行，叩完十万大头，六皈依和金刚萨埵百字明十万遍，并修了很多施身法（大圆满特别加行，由我发起请上师传），供曼达和上师相应因解放而未修。   推荐：黄辉邦-搜狗百科
黄辉邦老居士,江西清江人氏。生于1905年农历正月初一，这天是立春日。出生地清江塘黄村。祖父黄达臣，父亲黄济卿，皆从商。在乡里乐善好施，从事救济贫困修桥补路、义仓义渡建造风雨停等公益事业。母亲蒋氏十分慈祥。七岁在家中私塾读书，经高小、中学毕业后，十六岁由父母安排娶妻陈韵兰，二十岁生长子黄掉昭（民国13年），同年随叔父黄英赴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功课，历时一年余。民国15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特设预科。当时有四个学校为中国留学生特设预科，除东京一高外还有高等工业学校、高师等，凡考取这四个学校，就可享受官费。一高最初先考，也最难考取，（上千人考，一高仅取17人）因为该校最好。特设预科时间一年，然后分到各高等学校的本科。（黄老）在特设预科一年修完，选择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本科（民国16年）。（和日本学生一道学习）在此期间有官费待遇和国内家庭条件好，生活都很好。家庭原想让黄老学成报国、治国平天下，黄老认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仍不究竟，产生了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为解决这一问题，购买和阅读大量哲学、伦理、宗教书籍，并求教于诸善知识，从科学、哲学等方面去研究。从那时起，时时刻刻想如何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包括生死问题），以至于上课都走错路。因为小时候受儒家教育，所以对于儒家圣人孔孟与宋明理学等十分崇敬；不过为解决生死问题，对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等也参加学习，并十分热情与投入。而且对西方圣哲如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来德国得康德、黑格尔等也很崇敬，并且对印度泰戈尔、俄国得托尔斯泰都很敬仰。因为宋明理学分门户之见，对佛教产生疑义，当时尚未学佛。（民国19年，1930年）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到日本后，学习非常用功，日夜无松懈，所以参加一高考试后，自问已尽最大努力，纵然没有录取，也觉得对得起家长。一高开榜，仅取17人，榜上有名，十分欣慰。当时官费每月有合60多现洋。进入帝国大学每月70多元现洋（当时每月有30多元即可，国内每月消费不到10元），所以当时是最好条件。家庭、父母都很好，也很富有。帝国大学哲学系条件很好，汇集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流派。采用学分制，最快可3年毕业，最慢5年毕业。勤勉同学3年即可。（黄老三年毕业）进入大学第二年（民国20年，1931年），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读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等课程，从此开始学习佛教哲学。而一读佛教哲学，感到正合已意，于是多看佛教哲学书，并多请教于佛教教师。过去对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不同的认识，因为如有个我存在，还难放下。所以认为“杀身成仁”是有仁可成而无身可杀。“舍生取义”是有“义”可取，而无生可舍，就是所舍之生实是无生。“所杀之身实为无身，所舍之生实为无生”，这正合佛家的空性思想，所以一看佛教的“我空、法空，二空所显真如”正合过去自己思想，因此赞叹佛教是最高、最彻底、最究竟的哲学和宗教。并认为佛教“正合我意，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般若空性思想，佛教讲得最透彻，真正的无死，不生不灭的。般若真空如虚空是不生不灭、常乐我净的境界。真空妙有，非断非常。1932年，在东京帝大第三学年前暑假回家探亲。特别前往苏州报国寺，当时印光老法师在报国寺，由德森法师引领，皈依印光老法师，法师在关房里打开窗户进行开释，取法名“慧辉”，并送了许多书籍。（回国后，曾参加印光法师主持的息灾法会，每天听印光老法师开释，老法师开释录至今尚存）1933年，我二十九岁开始吃长斋。因为皈依佛法，皈依印光法师，就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看见书上介绍，尤其许志净老居士写的著作，介绍往生传纪时，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多是长斋念佛的人。所以为求稳当生净土起见，发愿长斋念佛，并且在阿弥陀佛像前请示，以二张纸条，一条写吃长斋，一条写否，放在笔筒里，用筷子拈，并默想如果佛赞成我吃长斋就连拈五钩。第一次拈出吃长斋，再次顶礼并照前观想，结果连拈五钩，所以深信佛菩萨灵验。因此吃长斋从无间断。（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劳动，吃大锅饭。荤素一锅，他们以为这次总得开斋了；我在此不得已时学六祖吃肉边菜，仍然没有吃荤。心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大学毕业后，继续进东京帝大研究院研究生，同时在东京大正大学（佛教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佛学。当时按管理有机会转到欧美，但因为日本的哲学很齐备，所以仍留在日本。大正大学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禅、密各宗齐备。密宗在唐朝时，由中国传到日本，后来在中国汉地失传，所以在大正大学研究时，特别学了日本的东密（日本空海大师入唐向慧果阿阇梨学习唐密，带回日本，在东大寺弘法，叫东密)和台密（日本修天台宗人到中国学密宗后，回国后与天台宗合并的密宗，名为台密）。由于汉地密宗失传，（黄老）特别学东密和台密，而且在东密和台密的寺院里实际修学，得到了东密、台密二方面的灌顶传承，其后回国后又学习了藏密。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初回国，带回了许多东密、台密及佛教其他方面书籍。在南京毗卢寺参加了圣露上师的破瓦法灌顶法会，当时有许多佛教名流，其中有蒋维乔等；圣露上师带领共修开顶，均都插入吉祥草。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战，（黄老）随中央军校（及黄埔军校）迁往四川成都。在成都有幸参加了贡嘎上师首次来汉地的传法（贡嘎上师此次成都传法时间最长）；贡嘎上师传法有翻译，且法本翻译很齐备，传法地点在成都少成公园佛学社，最后上师由成都返回康定。（民国三六年抗战胜利后，贡嘎上师第二次出来弘法，到昆明、上海、南京，在昆明传法最久，而我又正在昆明师范大学教书）抗战期间在军校教书四年多，作日语教官。抗战初期全家到四川，后因生活困难，父母带二个女孩回江西，父亲在家乡病逝。打电报到成都，我收到后向中央军校请长假奔丧。因为信佛很虔诚，知道七七四十九天对亡人最要紧，如果回家因交通困难会耽误在七七四十九天内的佛事，因此就在成都几个寺庙做了超度佛事。因为军校有分部设在离成都40公里的新都宝光寺，而我就住在宝光寺内，在新都宝光寺受居士菩萨戒，受戒后新都宝光寺方丈请我在宝光寺内佛学院担任了课程。宝光寺佛学院许多学生成为了其他寺院的方丈。为父做满四十九天佛事后离开了四川，回到江西办理丧事。丧事办完后，应聘赴泰和中正大学任教。（中正大学后迁长胜，在长胜就抗战胜利）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中央派鲁道源军长在南昌受降；江西省政府特别电报中正大学，请我同鲁道源一起到南昌接受日本投降。我同受降大员住在江西大旅社（现八一起义纪念馆），受降典礼仪式在对面中央银行大厅举行，总受降仪式由我全部策划并拟稿，中方三位受降代表鲁道源、我、秘书长。投降日方是一位中将和其他几个。各部受降接收财产我不愿参加，惦记着在南京的那些从日本带来的佛教书籍，可到南京一看，都化为乌有，痛哉！！（余一生二次痛惜，后来文革期间红卫兵将所有书籍全部抢去，令我痛哭万分。）从南京回长胜后不久，中正大学迁至南昌望城岗。因为我是接收大员，就专门找鲁军长说：“维护和保护好南昌的寺庙”；当时保存完好的寺庙有：南海行宫（圆通寺）、佑民寺、水观音亭、绳金塔寺、普贤寺。进城后，同曹德山老居士二人发起成立江西佛教会，佛教会址设在当时南昌最大寺庙圆通寺内，我被选为主要负责人。同时在绳金塔寺和佑民寺设立办事处。在佛教会成立的那一天早晨，突然会定老法师和妙空法师（即法海喇嘛）二师徒来圆通寺。我们请二位安住在寺内，适逢方丈定衡老和尚因年老退休，我们请年轻的妙空法师担任此职。佛教会成立后，着手准备修复各地寺庙。我和妙空法师去云山、宝峰等处查看。因为战争缘故，云山一片荒凉，仅存一尊毗卢遮那佛像在草地上。不久，中国佛教协会成立，江西佛教协会更名为中国佛教协会江西省分会。因要从日本人手里接收长春大学（后改此名），长春大学日文书籍多，生活条件好，因此应聘到长春大学。江西佛教会就由妙空法师负责。余一人到长春大学，该校原日本人办，条件很好，日本风格，有洗澡，学生能讲日语；教了一学年。因为国共内战在四平争夺几回，暑假回来就没去。尽管长春大学催我回去做教师兼图书馆馆长，但因为害怕战争，没回去。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应聘到昆明师范大学。在昆明佛缘很好，正遇贡嘎上师第二次在昆明传法。这次在昆明传了各种大法；以传大圆满法最久、最详细，特别选择在山上妙高寺传大圆满法，参加的人众多。贡嘎上师第二次来汉地，在昆明传法时间最长，而后去上海、南京等地，最后又返回昆明，由昆明返回西康。在贡嘎上师领导下开始修加行，叩完十万大头，六皈依和金刚萨埵百字明十万遍，并修了很多施身法（大圆满特别加行，由我发起请上师传），供曼达和上师相应因解放而未修。贡嘎上师所传大圆满，有大圆胜慧、大圆仰兑和噶玛巴口诀。先传前行，分共同前行有“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轮回过患，勉励精进”，不共前行有“六皈依、十万大头、发菩提心、百字明忏罪、供曼达(大圆满曼达有三身曼达）、施身法、上师相应”。再传正行，正行中有特别加行，正式的正行就是彻却与脱嘎。1950年离开昆明回清江老家。从昆明将书籍及行李法本带回，知道难回昆明，回家途中很危险，有土匪而且有人检查，我虽行李多，但由于打坐念佛不理别人，也没人来检查。回家乡别人说：“人家都跑出去，你却跑回来”。后来到南昌参加改造学习，然后应聘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在福建任教五年。1950年离开昆明回清江老家。从昆明将书籍及行李法本带回，知道难回昆明，回家途中很危险，有土匪而且有人检查，我虽行李多，但由于打坐念佛不理别人，也没人来检查。回家乡别人说：“人家都跑出去，你却跑回来”。后来到南昌参加改造学习，然后应聘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在福建任教五年。因为吃长斋，请求食堂另做素菜。由于从祖父以来家里行善，乡里对家人很好，尽管被划为地主，但家人迁到南昌未被阻拦。1956年全家返回南昌，在江西师范学院任教，担任逻辑学、中文系课程。1957年反右，有幸未被划为右派，但同情右派。1957年带母亲及内人到云居山皈依虚云老和尚，受了三皈五戒，老和尚为我取法名宽邦。母亲和内人单受到三皈，三人跪请老和尚打香板消罪障。以后还多次拜见了虚云老和尚，参加过禅七，听过老和尚开释。不管什么运动，公开信佛立场，从不隐瞒。有好心人有意帮我袒护免受批评，但我认为信佛、学佛是光明正大的事，不论他人怎么说。所以几十年来天天坚持长斋念佛，求生净土继续不断。1962年政府号召精简机构、裁减课程，鼓励人员退休退职。我因连续不断的国内运动，趁此机会申请提前退休。承蒙学校和政府挽留，但我还是请求批准退休了。1966年文革初所有佛像、书籍都被抄光；抢去时我不禁大声痛哭流泪，如丧考妣。家人来劝，我说：“法本被抢，断我慧命，怎能不痛哭流泪？”1981年中日恢复邦交，东京帝国大学老同学邀请我回母校开东京大学哲学年会。承蒙政府批准，资助我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帝国大学哲学年会。老同学热情接待，因几十年未见，特意在机场举出“欢迎黄辉邦先生”的牌子。老同学特意为我举办了欢迎会、聚餐会及茶道招待。到东京大学后，我告诉他们自己吃长斋，所以东京大学的同学们特意招待我在东京广德寺居住；学校安排我到各处访问老朋友，每到一处，老同学都亲自到车站迎接，非常热情招待。后到大正大学，大正大学也热情招待。参拜了各文化机关。二个学校原来的老师都不在了。其中原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系的主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宇野哲人教授寿年100岁，于几年前去世，他儿子也曾继任中国哲学系主任，我去时已退休。当时中国哲学系主任是山井涌教授。在日本京都（西京），承蒙佛教大学的校长、教授们招待。在该校遇见正在日本进修的传印法师和姚长寿居士，异国相见，甚是欢喜。佛教大学校长派专人及汽车陪同我们三人在京都、大阪、奈良、高野山、比叡山等地游玩。（高野山是真言宗的根本道场，比叡山是天台宗的根本道场）因为知道台湾长子的通信地址，一到日本就写信告诉他。他收信后立即回电话，相隔几十年的父子通话，说不出的欢喜，在电话里问过情形后，约好来东京相会。后来他专程来日本，同住在广德寺。按政府资助的费用，在日本最多只能住一个月，但由于同学挽留并集款资助，我在日本住了二个月零几天。回国后，台湾同大陆还不能往来，需经第三地转通信，约好儿子在香港见面。后来我同老伴、孙子、曾孙还有第二个儿子一道到香港同大儿子相会。近几年来大陆与台湾可以往来，长子才能常回家探望。1985年恢复江西省佛教协会，后重新被选为江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文革期间，云山成为垦殖场。我同雾源和尚来往，商量过多次，如何使垦殖场搬出。
对黄辉邦仍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