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莎士比亚 　　1. 生平与创作 　　莎士比亚 （）英国诗人、剧作家。 　　（一）生平 1564年4月23日出生于沃里克郡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镇。父亲约翰是沃里克郡的自耕农，1551年移居斯特拉特福镇，经营羊毛、皮革制造、谷物买卖等业；有人说他还当过屠户。1565年约翰任斯特拉特福镇的民政官，3年后被选为镇长。威廉是长子，曾被送到当地的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古代历史、哲学、诗歌、逻辑、修辞等。13、14岁时，家道中落，可能曾辍学帮助父亲料理生意。1582年11月同邻乡富裕自耕农的女儿安•哈瑟维结婚，次年5月生女苏珊娜，1585年生孪生子女珠迪丝（女）和哈姆奈特（子），哈姆奈特11岁时天折。 　　从1585至1592年期间，他的生活经历不详，但是后人有不少传说，例如说他当过乡村教师，又说他在某贵族府邸当过差，又说他当过兵，而传说最广的是说他偷了附近贵族乡绅托马斯•路希爵士的鹿，逃往伦敦，时间一般推测在1586年前后。 　　1592年，剧作家、所谓“大学才子”之一的罗伯特•格林有一篇文章攻击当时的一些演员，告诫剧作家“不要相信他们；其中有一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的羽毛装点自己，用一张演员的皮包起他的虎狼之心；他写了几句虚夸的无韵诗就自以为能同你们中最优秀的作家比美，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打杂工，却恬不知耻地以为举国只有他能震撼舞台”。“虎狼之心”是从莎剧《亨利六世》下篇中引来的一句话，而“震撼舞台”则是影射莎士比亚的姓氏（shake意即震撼，spear意为长矛）。可见莎士比亚在1592年已颇具名望。 　　从他离开家乡到1592年这一段时期，传说他曾在剧院门前为贵族顾客看马，逐渐成为剧院的杂役、演员、股东。他开始写剧多半是改编旧剧或同其他剧作家合作，稍后才独立创作。他在伦敦有同乡世交菲尔德，经营印刷出版业。莎士比亚发表的第一部作品《维纳斯与阿多尼斯》（1593）就是由菲尔德出版的。这部作品献给年轻的新贵族南安普敦伯爵。他的剧团从1594年开始一直受宫内大臣的庇护，称为“宫内大臣剧团”，1603年詹姆斯一世登位又改称“国王的供奉”。他同当时一些新贵族如埃塞克斯伯爵颇有交往。他的剧团也到女王宫廷演出，夏季或瘟疫流行时期，则到外省演出。1596年他帮助父亲申请并获得“家徽”（象征乡绅的社会地位）。据推测，他每年回家探望，1597年在家乡购置了房产，1602年又置了地产（127英亩）。他一生的最后3、4年在家乡度过。1616年4月23日去世，葬于镇上的“三一”教堂。 　　（二）创作 莎士比亚在22、23年间共写了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和其他诗歌。除了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丝受辱记》是在他生前自己发表外。他的某些剧作则以四开本“盗印版”行世。这些“盗印版”是由剧团某些演员口授，或在演出时被人速记下来的。当时习惯是剧作家将剧本卖给剧团，剧团有处理剧本的全权；为了尽量垄断，剧团竭力防止其他剧团得到脚本，秘不发表，才出现了“盗印版”。莎士比亚的全部剧本是在他去世后由同团演员海明和康德尔搜集成书，于1623年用对开本发行，称为“第一对开本”，收了36出戏，其中有一半是他在生前没有出版过的。 　　作品写成的年代 当时剧目上演和出版都需要向政府登记批准，莎士比亚剧作的上演和出版日期都是有案可查的。但上演和出版日期同创作的时间不一定吻合，可以在上演之前一、二年或同年，也可能在上演后又进行了修改，才最后定稿。第一对开本的剧目不是按年代排列，而是按喜剧、历史剧、悲剧三类编排的。从18世纪后期，学者们如马隆就开始讲究莎剧的创作年代，经过200年的探索，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成为研究莎士比亚思想和艺术演变的较为可靠的依据（见附表）。 　　戏剧的分类 第一对开本把莎剧分为三类，此后学者们又进一步把有关罗马历史的剧本分出来，称为“罗马剧”，把后期喜剧分出来，称为“浪漫剧”或“传奇剧”。 　　戏剧的分期 1850年德国学者盖尔维努斯研究莎士比亚艺术技巧的发展，根据对莎剧诗行的研究，把莎剧分为三个时期：1. 1590至1600年，即历史剧和喜剧时期；2. 1601至1607年，即悲剧时期；3. 1608至1612年，即“浪漫剧”时期。1870年英国学者道登和弗尼弗尔，也根据诗歌技巧和作品的情调把莎剧又分为四个时期，即把第一时期又分为：1590至1596年，早期抒情时期；1597至1600年，历史剧和喜剧时期。 　　（三）著作者问题 19世纪中叶有些学者鉴于莎剧反映的知识面之广（涉及法律、历史、地理、政治、宫廷贵族的生活方式许多方面），文学成就之高，认为无论他的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他都不可能写出这些作品，因而认为作者是培根，也有人认为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以至马洛。但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由他剧团的两位演员收集的，同时代剧作家本•琼森还为此全集写了献诗，仅此一端就使怀疑派的理论不能成立。怀疑派完全忽视了一个作者向生活学习、向前人学习的潜力。 　　（四）作品简介 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的基本思想是人文主义或称人道主义，用他的语言说，就是“爱”。他的作品就是“爱”的观念多方面的表现。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莎氏作品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他生活感受深，善于思考，艺术修养高，作品的形象性强；他吸收了欧洲各国的新文化、新思想，因而他的作品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的英国现实，集中地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学成就。 　　长诗 莎士比亚最早的诗作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题材来源于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写爱情女神维纳斯追求青年阿多尼斯，但阿多尼斯不爱她，只爱打猎，在一次行猎中为野猪所伤致死。维纳斯十分悲痛。在阿多尼斯死去的地方，血泊中生出一种花，名为白头翁，维纳斯把它带回塞浦路斯岛。此诗主旨是说明爱情不可抗拒，文字绮丽。出版后风行一时，至1602年共出了7版，至1640年累计至16版。 　　《鲁克丽丝受辱记》取材于奥维德《岁时记》等作品，写罗马王政时期最后一个国王塔昆的儿子塞克斯特斯从战场奔回，奸污了同族柯拉廷纳斯的妻子鲁克丽丝，鲁克丽丝召回出征的丈夫，嘱咐他要报仇雪耻之后举刀自杀。最后，王朝被推翻，建立了贵族共和国。作者认为塞克斯特斯违背“荣誉”观念，新贵族应以此为鉴。作者又通过鲁克丽丝呼吁同情、怜悯与人道。此诗文字更为繁缚。 　　十四行诗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共154首，大约在6年间陆续写成，主题是友谊与爱情。这种从意大利传人的诗体多采取连续性的组诗形式。1至126首写诗人同一贵族青年的友谊的升沉变化；127至152首写诗人对于“黑肤女子”的爱恋；最后两首结束。前17首，诗人敦促青年结婚，美好的事物应当传代而得到永生，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信念和对新贵族的希望。随后，那青年有时对诗人冷淡，有时垂青另一个诗人，甚至勾引诗人的女友，但诗人以友情为重，表现和解精神。诗人对“黑肤女子”倾吐爱慕，但她被诗人的至友拐走，诗人感到失望。在这些故事后面隐藏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人文主义者对真、善、美的看法和理想，也反映出社会现实。这些诗虽然表现了对光明和未来的希望，但也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所引起的失望和焦虑。它们不仅仅是个人的抒情，也表达了一个时代。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感情并不奔放，而是有节制，有思想深度，有分析说理，同时形象生动丰富，语言运用巧妙，诗句节奏感强。 　　历史剧 早期创作中的英国历史剧共9部，其中8部可以归纳成为两个四部曲。《亨利六世》上、中、下篇和《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此外有《约翰王》。新兴资产阶级从当时所处的地位，要求国家统一，改造封建王权，以利于本阶级的发展。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政权虽仍巩固，但王权继承问题日趋迫切，国内外封建势力蠢蠢欲动，30年前凯特领导的农民起义记忆犹新。莎士比亚关心民族命运，既反对封建内讧，也反对农民起义，而主要反对前者，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这就是他写历史剧的主旨。 　　前四部曲中，《亨利六世》上篇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相而失利；中篇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导向内战，下篇写红白玫瑰战争的封建内战，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战中被杀。《理查三世》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爱德华四世死后，同族贵族理查用狡诈、血腥毒辣的手段，登上统治宝座，很快为敌党所杀，结束了玫瑰战争。 　　约翰王虽然有反对天主教的一面，但他谋害了合法继承人，篡夺了王位，引起外患。 　　后四部曲写理查二世优柔寡断，听信宠臣，不能维持贵族间的平衡。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位，自立为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由于王位来路不正，终日惴惴不安，虽然两次平复内乱，但太子不务正业，王位前途仍然令人忧虑。后来太子改过自新，继位为亨利五世。亨利五世用对法国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夺回在法国的领地。在他身上，作者寄托了一个开明君主、民族英雄的理想。亨利五世改邪归正的转变过程反映出作者改造封建君主的思想。 　　根据古罗马故事写成的流血复仇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写主人公顾全大局但仍不能避免内讧的悲剧。 　　喜剧 约从1593至1600年，莎士比亚写了10部喜剧和一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些喜剧各有特色。最早的《错误的喜剧》是根据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而改编的，喜剧效果全靠人物彼此误认而造成。《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则是以《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为中心的反映市民生活的喜剧。这个时期，绝大部分喜剧以爱情为主题，但《威尼斯商人》则超出此范围，而同样主题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却写成了悲剧。《驯悍记》虽然提倡婚姻自由，但也表现了作者男尊女卑的观点。《维洛那二绅士》写爱情的忠贞；《爱的徒劳》、《无事生非》着重反对禁欲主义；《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则把爱情故事放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后者用大自然同宫廷的尔虞我诈作了对比。《第十二夜》通过次要情节，对清教徒的虚伪大加嘲讽。 　　《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一对青年分属两个世代为仇的封建家族，两人一见倾心，但不能结合。他们求助于劳伦斯神父，神父私自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并安排他们逃离维洛那，但由于偶然的错误，两人先后殉情。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错误而言归于好。这首颂扬爱情的赞歌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 　　《威尼斯商人》写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金，夏洛克出于妒恨，假意不收借息，戏约（是否当为“契约”？）到期不还，可以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果然失期，开庭之日，巴萨尼奥的未婚妻假扮律师在法庭上击败了夏洛克。这出戏通过三条交错的故事线索，鼓吹仁爱、友谊和真诚的爱情。 　　悲剧 从1601至1607年，莎士比亚写了所谓“四大悲剧”、5部以希腊罗马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和两出“喜剧”。这一时期的剧作，思想深度和现实主义的深度大大增强。即使所谓“喜剧”，爱情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终成眷属》中的海丽娜对勃特拉姆的爱情，受到后者的社会地位观念的打击，但她却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一报还一报》（一译《请君入瓮》）里的安哲鲁执法犯法，把爱情作为交换条件。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两剧中，作者对爱情和荣誉产生了怀疑。 　　《尤利马斯•凯撒》反映了反对权力集中的斗争；《科里奥拉努斯》写的是罗马贵族由于骄横而导致背叛与灭亡。 　　莎士比亚的悲剧之所以伟大，在于它们具有高度概括意义。《哈姆雷特》是一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悲剧，父王被叔父杀害，母亲嫁了叔父，父王的亡魂要求他报仇。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件，促使他考虑到整个社会和时代，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但他单枪匹马同黑暗势力较量，寡不敌众，最后失败。 　　《奥瑟罗》的主人公是作者创造的理想人物，他坦率，相信人而又疾恶如仇，他受到玛基维里式的阴谋家伊阿古的摆布，杀死了心爱的妻子。 　　《雅典的泰门》写的是虚伪的友谊使泰门变成一个彻底的厌世者。 　　《李尔王》最富于哲学意义。许多人（包括托尔斯泰）认为李尔王分国土的情节是不可信的。但它的概括意义最强，它处理了权威与爱的矛盾；权威与社会正义的矛盾；“真诚的”爱同虚伪的爱的对比；人性与大自然的善恶问题。剧本主要写李尔王从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君主变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心目中的“人”的过程，转变的媒介是同情。 　　《麦克白》的主人公是苏格兰大将，由于野心的驱使，杀死了慈祥的国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剧本探索人性的善转变为恶的过程。麦克白是一个立过功的、有所作为的英雄，性格中有善良的一面，由于女巫和夫人的诱惑，他想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变成了野心。一旦野心实现，必然引起一连串新的犯罪，最后导致灭亡。 莎士比亚写的悲剧是他对他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深入思考的成果，是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最生动的形象的再现。 　　晚期创作 人文主义的理想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难以弥合的。莎士比亚晚期的作品都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一般公认前两幕不是莎氏手笔）、《辛白林》和《冬天的故事》都是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和解。晚期主要作品是《暴风雨》，情节比较集中。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他弟弟驱逐，携带幼女米兰达逃往荒岛，他通过魔法掀起狂风把那不勒斯国王、篡位的弟弟安东尼奥•那不勒斯王子等所乘的船摄到荒岛，宽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王子同米兰达结了婚，一同回到意大利。普洛斯彼罗对待岛上的土生居民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殖民过程。剧中也明确提出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国的主张。全剧以宣扬容忍宽恕告终。 　　《亨利八世》由几个片断组成，一般公认其中一部分是莎士比亚手笔，通过三个人物的悲剧，展示对新一代统治者的希望。 　　（五）历代对莎士比亚的评论 革命导师马克想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给予莎士比亚很高的评价，承认他在戏剧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写给裴•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创作方法，提出“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论点。恩格斯在同年5月1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称赞“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也批评了“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生义的东西”的创作方法，赞许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福斯塔夫式的背景”。 　　每个时代对莎士比亚的评论，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文学观点，也反映了莎士比亚作品的某些特点或侧面。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剧作家本•琼森称他为“时代的灵魂”，但又批评他缺少“艺术”。这一评论定下了19世纪浪漫派以前批评的调子。17世纪中期以后到18世纪，在古典主义影响下，评论界都承认莎氏有天才，但毫无创作法则的观念。伏尔泰称他为“烂醉的野蛮人”。莎士比亚不仅不遵守“三一律”，而且在悲剧中掺杂喜剧场面。德国狂飚运动时期，莱辛和歌德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束缚，从莎剧反映“自然”（现实）中获得启发。浪漫主义时期，评论界进一步看到了莎剧中的思想感情的深度，看到了莎氏诗歌的成就，特别对人物的分析感到兴趣。这一时期的代表是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相英国的柯尔律治，到20世纪初期英国的布拉德莱而登峰造极。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以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为开辟现实主义道路，着重指出莎剧真实地反映生活，特别是人物刻划深刻。从浪漫派以来，绝大部分的评论是肯定莎士比亚的。持异议的则有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也从现实主义出发，指出莎剧的情节不可信，人物写得成功的原因是他所根据的素材本身就好。 　　20世纪西方莎评经历了几个阶段，但主要不外是两个派别及其变种的交替，可以称为“客观派”相“主观派”。前者从外部研究，如从当时舞台技巧、戏剧传统，从莎氏对旧情节的改编以及当时具体历史事件等角度研究；后者则从诗歌语言、“意象”、心理、哲学思想等角度研究。60年代最极端的评论则是把莎氏看成是荒诞派作家，把他比作当代荒诞派剧作家贝克特。 　　十月革命后，苏联和欧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从唯物辩证观点出发，以列宁的反映论为依据，联系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和文学的社会作用，对莎剧作出了新的评价。中国在解放后，对莎氏的研究也作出不少成绩。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莎评还在发展中。 　　（六）莎士比亚在中国 莎士比亚的名子是由传教士在1856年介绍过来的。清末，我国思想界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及稍后的鲁迅也都在译著中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莎士比亚的作品最初是通过翻译英国19世纪初散文家兰姆姊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介绍过来的，1903年上海达文社出版，题为《澥外奇谭》，译者不详，包括10个故事。同时，林纾和魏易则把故事集全部20个故事翻译出来，于1904年出版，题为《英国诗人吟边燕语》。我国最初上演莎剧，多以此书为蓝本，加以改编。 　　莎士比亚的戏剧，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用自话文和剧本的形式翻译介绍过来。田汉在1921年译了《哈孟雷特》，1924年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20年代至30年代，十几年间，莎剧的翻译出了许多种。抗日战争期间；翻译和介绍工作仍未间断，特别是曹未凤和朱生豪，在艰苦条件下坚持系统的翻译工作。曹未凤译了11种，于1942至1944年陆续出版；抗日战争胜利后，又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总名出版了其中的10种。朱生豪从1935年开始到1944年病逝前共译了31种剧本，1947年出版了27种。 　　　　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有曹禺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孙大雨的《黎琊王》、梁宗岱的《莎士比亚的商籁》等。 　　解放后，特别是50年代、出现了许多新译本，如卞之琳译的《哈姆雷特》，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方重译的《理查三世》，方重译的《捕风捉影》、《威尼斯商人》、《亨利第五》等。在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时，把朱生豪的译本分11卷出版，题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此后，又对译文作了全面校订，缺译的剧本和诗歌都补译齐全，于1978年出版，定名为《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的剧本在中国的上演是话剧兴起以后的事。“五四”运动以前的初期话剧可以查考的外国剧本，最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达20种。“五四”运动以后，1929年和1937年，上海戏剧协社和南京戏剧学校都上演过《威尼斯商人》。1937年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抗战期间，在大后方也上演过莎剧，在重庆演了《奥赛罗》，在成都演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解放后演出的莎剧有北京上演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第十二夜》、《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麦克白》、《一报还一报》和上海上演的《无事生非》、《罗密欧与朱丽叶》。 （杨周翰） 　　2.《成尼斯商人》评析 二 　　《威尼斯商人》包含两个平行的情节。主要情节是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和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之间围绕割一磅肉的诉讼而展开的冲突；次要情节是富家小姐鲍西娅遵父命三匣选亲的故事。此外还穿插进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同罗兰佐携款私奔的故事。通过这些相互联系的情节冲突，莎士比亚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两种生活观的斗争，他肯定并赞美安东尼奥、鲍西娅等人以友谊、爱情等为重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否定并谴责以夏洛克为代表的唯利是图的生活态度，最后以夏洛克的败诉和三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歌颂了人文主义生活理想的胜利。 　　安东尼奥是威尼斯的一个巨商大贾，“他有一艘商船开到特里坡利斯，另外，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第一幕第三场）他仗义疏财，把财富看作一种获得幸福生活的手段。他非常看重友情，为了朋友的幸福，正如他对好友巴萨尼奥真诚表示的： 　　只要您的计划跟您向来的立身行事一样光明正大，那么我的钱囊可以让您任意取用，我自己也可以供您驱使；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力量，帮助您达到目的。（第一幕 第一场）　　相反，夏洛克却是一个贪婪狠毒的高利贷者，把聚敛财富本身看作生活的目的。安东尼奥瞧不起夏洛克，夏洛克更对安东尼奥恨之入骨。在第一幕第三场，夏洛克有一段旁白，把他痛恨安东尼奥的原因说得非常明白， 　　我恨他因为他是个基督徒，可是尤其因为他是个傻子，借钱给人不取利钱，把咱们在威尼斯城里干放债这一行的利息都压低了。要是我有一天抓住他的把柄，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向他报复我的深仇宿怨。（第一幕 　第三场）　　正好，巴萨尼奥要去贝尔蒙特向鲍西娅求婚，来向安东尼奥请求帮助。安东尼奥自己因一时缺少现款，无法帮助好友，不得不向夏洛克借债时，夏洛克便趁机报复，提出苛酷的借款条件：如到期不还，就要割掉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不久，债款到期，安东尼奥因自己的货船失事无法偿还，夏洛克依据威尼斯的法律向公爵提出控告，一定要安东尼奥履行条件，公爵的调解也无济于事。这时巴萨尼奥求婚成功，聪明机智的鲍西娅得知原委，心生妙计，便乔装扮成一个法官，赶来威尼斯法庭相救。她向夏洛克提出，割肉不能带出一滴血，而且既不能多割也不能少割。结果夏洛克败诉，不但没有报成仇，反而失去了自己的财产。 　　通过“一磅肉”的故事，莎士比亚在安东尼奥和夏洛克这两个人物身上，主要表现出对待财富的两种对立观点。同是资产阶级，安东尼奥慷慨大方，夏洛克则嗜财如命。他们的矛盾客观上反映出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同旧式的高利贷资本之间的矛盾，前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后者起着阻碍生产发展的作用。剧本肯定前者而批判后者，因而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但是，莎士比亚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作家，他不可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只是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于安东尼奥的“互通有无，从来不讲利息”的作法，对于他为了帮助朋友得到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生活，而不惜倾囊相助甚至签订危及生命的契约的行为表示热情赞颂，而对于夏洛克的贪鄙恨毒、极端自私则予以无情揭露，如此而已。 　　同“一磅肉”的故事交错进行的，还有一个鲍西娅三匣选亲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莎士比亚主要想说明二点，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财富来衡量的。鲍西娅的父亲临终时，给她定下一个择婚的办法，求婚的人中，谁能够在金、银、铅三匣之中选中藏有她的画像的二个，便可以跟她匹配成亲。鲍西娅是个聪明而又具有新思想的少女，对于这样一个父母之命的择婚办法，显然是不满的。她说：“唉，说什么选择，我既不能选择我所中意的人，又不能拒绝我所憎厌的人；一个活着的女儿的思想，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遗嘱所钳制。”（第一幕第三场）但是，由于她所处的时代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刚刚萌芽的封建社会；又受到出身于名门富家的阶级局限，因而只得遵循亡父的遗命。但选择的结果表明，摩洛哥亲王希望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也好，阿拉贡亲王希望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也好，他们看重的都只是外表，各自选择了金匣和银匣而进到了失败的命运。只有巴萨尼奥，为了爱情本身的价值，“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毅然决然选择了铅匣而赢得了爱情的胜利。莎士比亚在这里宣扬的显然是爱情自由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 　　“一磅肉”和“三匣择亲”两条情节到了鲍西娅出席法庭一场而结合在一起。由于鲍西娅的聪明机智，战胜了夏洛克，解脱了安东尼奥的困境。但喜剧并没有就此结束，莎士比亚在法庭一场的高潮之后，又写出充满音乐、月光和爱情的第五幕。在满布皎洁的月光和柔和的音乐的贝尔蒙特，巴萨尼奥和鲍西娅、葛莱西安诺和尼莉莎，罗兰佐和杰西卡这三对有情人都得到了皆成眷属的美满结局。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中，《威尼斯商人》虽然最富于社会讽刺色彩，但基本上仍然属于抒情性的喜剧。它包含着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些反面现象的揭露和批判，而主要的还是肯定和歌颂人文主义的生活理想和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代新人。全剧从巴萨尼奥准备去贝尔蒙特向鲍西娅求婚开始，到三对恋人的欢聚一堂结束，爱情和友谊构成了这出喜剧的思想基础。它肯定安东尼奥的慷慨大方和鲍西娅的多情机智，赞美他们所体现的无私的友谊，坚贞的爱情，幸福的生活等等人文主义思想，并拿这些来同以夏洛克为代表的自私冷酷的纯粹的金钱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全剧的中心思想。 　 三 　　《威尼斯商人》成功地塑造出高利贷者夏洛克这样一个鲜明生动而又复杂矛盾的典型形象，通过他自私狠毒的行径，揭露批判了金钱对于人的腐朽作用。夏洛克同哈孟雷特，福斯塔夫一起，被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戏剧人物中最为复杂的三大典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多次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过这一形象。他的性格是复杂的。首先，他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高利贷者。他的哲学是：“只要不是偷窃，会打算盘总是好事。”他追求的是“象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因为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取利钱，影响他放债的收入，所以他恨安东尼奥。当安东尼奥无法偿还他的借款时，夏洛克一定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来。公爵的劝告也好，葛莱西安诺的怒斥也好，都丝毫动摇不了夏洛克的决心：“我一定要照约实行。”他必欲致安东尼奥于死地而后快。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威尼斯没有他（安东尼奥），生意买实全凭我一句话了”。他的仆人受不了他的虐待，要另找新的主人；他的女儿因为他贪心狠毒，以致不愿呆在她那个地狱似的家里，跟着情人私奔了。在第三幕第一场中，杜伯尔去热诺亚打听他女儿的下落，回来向他报告时，使夏洛克痛心的，主要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女儿，而是他的女儿带走了他的钱财珠宝，还要为寻访她而花费更多的钱财。为了致安东尼奥于死地，惜财如命的夏洛克不惜花钱去买通官府，原因正如他所说：“只要威尼斯没有他，生意买卖全凭我一句话了。”对于刻划夏洛克的性格来说，这短短的一句话简直是画龙点睛之笔！ 　　后来，当夏洛克败了诉，法庭判决要把他的财产一半归公，一半交给安东尼奥处理时，他说：“不，把我的生命连着财产一起拿了去吧，我不要你们的宽恕。……你们夺去了我的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活要了我的命。”对于夏洛克，钱财就是生命，就是一切。 　　但是，莎士比亚并没有把夏洛克写成一个简单的恶棍。夏洛克不仅是一个重利盘剥，损人利己的高利贷者，他也是个在基督教社会里受欺负的犹太人。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欧洲，大批的犹太人在从事银钱事业。根据基督教会的宣传，犹太人又是基督教的死敌。从中世纪到近代初期，不少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中，流传着犹太人暗中杀害基督徒小孩的故事。因此，基于经济的和宗教的原因，犹太人成了当时欧洲社会歧视和迫害的对象。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对待夏洛克这样一个犹太人高利贷者，既谴责他的残酷的剥削行为，又同情他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剧中，当夏洛克说到他对安东尼奥的仇恨时，这两方面的原因总是交织在一起。在第一幕第三场中：夏洛克在向安东尼奥提出签订那荒唐的割一磅肉的契约之前，先后两次说到安东尼奥对他的侮辱和他的愤恨，当他看见安东尼奥在向他走来时，他在一段旁白里这样说： 　　……他（安东尼奥）憎恶我们神圣的氏族，甚至在商人会集的地方当众辱骂我，辱骂我的交易，辱骂我辛辛苦苦嫌下来的钱，说那些都是盘剥得来的肮脏钱。要是我饶过了他，让我们的民族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 　　然后，当安东尼奥向他提出借三千块钱时，他更遏制不住地当面说出： 　　安东尼奥先生，好多次您在交易所里骂我，说我盘剥取利，我总是忍气吞声，耸耸肩膀，没有跟您争辩，因为忍受迫害本来是我们民族的特色。您骂我异教徒，杀人的狗，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只因为我用我自己的钱博取几个利息。这样，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报复，就有了合理而又复杂的动机。观众或读者对于夏洛克，既鄙夷他的贪婪；憎恨他的残酷，也多少同情他所受的屈辱。第三幕第一场中夏洛克的那一段有名的台辞：“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辱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这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种族所发出的无可遏制的悲愤的呼声。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在塑造夏洛克这样一个犹太族的高利贷者时，既着重刻划他的残酷剥削的行为，又没有忽视他所遭受的种族歧视，这正是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艺术的成就。忽视了任何一面，都会造成对夏洛克形象的片面理解。只看到夏洛克受到的种族歧视，而对他产生不应有的同情，如海涅那样，固然是对形象的一种误解；而完全看不到他所受的种族跋视，对他的报复行为，也就缺少一个全面的合理的解释。 　　当事件进展到法庭一场时，矛盾尖锐化并带上了新的性质。在本来只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不同生活观之间的矛盾上又加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即在偿付债务的问题上，法律的原则和人道的原则（或是如鲍西娅所说的“慈悲”的原则）之间的矛盾。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夏洛克要求照约偿赔是完全合法的，安东尼奥也好，公爵也好，都不能否认这点。因此，夏洛克坚持要求“法律的裁判”是合法的，然而，割一磅肉的要求又是违反人道或慈悲原则的，是无情的。这里出现了无法调相的矛盾。作为一个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认为人道的原则是高于法律的原则之上的。直到鲍西娅利用契约中的唯一漏洞，要他割一磅肉，却不能多割少割和流一滴血时，才算解决了这一矛盾。这一解决办法既符合法律的要求，也不违反人道的原则。观众（读者）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作为一个残酷无情的高利贷者，夏洛克也得到了他应得的惩罚。这正是莎士比亚所要着重表现的。 　　莎士比亚毕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作家，他的作品必然会带上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在《威尼斯商人》中热情歌颂安东尼奥与巴萨尼奥之间的无私友谊，巴萨尼奥与鲍西娅之间的真诚爱情以及贝尔蒙特的幸福生活 他特别赞赏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用他们来体现他的人文主义生活理想。但是，安东尼奥本人是一个富商巨贾，鲍西娅也是一个官家小姐，他们的友谊、爱情和生活、都离不开金钱；也超不出资产阶级道德的范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莎士比亚肯定这些资产阶级新人和他们的反封建斗争，具有着历史的进步作用。到了今天，则需要批判地对待。对于今天的观众（读者）来说，这部喜剧的价值主要在于莎士比亚以他的生花妙笔塑造出夏洛克这一高利贷资产者的典型形象，通过他的活动，深刻地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 赵澧，《浅谈〈威尼斯商人〉》。《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二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　 　　3.《哈姆舌持》评祈 二 　　《哈姆莱特》（即《哈姆雷特》）大约作于一六○○年，它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作品。一因它是作者戏剧艺术达到了最成熟期的作品；二因它最能代表作者的思想，表现人文主义者在危机时期的思想状态；三因作者在这个剧本里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主观态度。它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哈姆莱特是一个丹麦王子，在德国威登堡大学受人文主义的教育。因为父王突然死去，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祖国；不久，母后又和新王——他的叔父结婚，使他更加难堪。新王声言老王是在花园里睡觉时被毒蛇咬死的。王子正在疑惑时，老王的鬼魂向他显现，告诉他，“毒蛇”就是新王，要他为父复仇。王子是人文主义者，认为这个复仇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说自己有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既怕泄密，又怕鬼魂是假的，怕落入坏人的圈套，心烦意乱，忱郁不欢，只好装疯卖傻。同时，奸王也怀疑他，派人到处侦察他的言行，甚至利用王子的两个老同学和他的情人。王子趁戏班子进宫演出的机会，改编一出阴谋杀兄的旧戏文叫他们去演出，来试探叔父。戏未演完，叔父坐立不安，便仓皇退席。这样，奸王的做贼心虚完全暴露，他更加害怕隐私被揭发。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献计，让母后叫王子到她私房谈话，自己躲在帷幕后边偷听；王子在谈话中发现幕后有人，以为是奸王，便一剑把他刺死。奸王便用借刀杀人法，派他去英国，并叫监视他去的两个同学带去密信一封，要英王在王子上岸时就杀死他。但王子警觉，半路上掉换了密信，反叫英王杀掉那两个同学，他自己跳上海盗船，脱险回来。回来后，知道情人奥菲利娅发疯落水溺死。奸王利用雷欧提斯，密谋在比剑中用毒剑、毒酒置王子于死地。结果，哈、雷二人都中了毒剑，母后误饮了毒酒，奸王也被刺而死。王子嘱托好友把他的行事始末根由昭告世人，被葬以军人礼式。 　　这个情节是借用丹麦八世纪的历史事件来反映英国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政治形势的。正如作者借主角的口所说的“是这一个时代的缩影”。他说：“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是否当为“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说世界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这里说的是丹麦，指的是英国。因为当时的英国是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国家，全国到处是乞丐，流浪人，朝廷还颁发血腥法令，禁止乞讨、流浪，使他们走投无路，除受饥挨冻之外，还要遭到鞭打、割耳、打烙印、绞死，简直是人间地狱！ 　　《哈姆莱特》这出悲剧用丰富、生动的情节，隐蔽地表露一个重要的思想：文艺复兴的后期，中央政权稳定了，转而形成君主专制的政体。国王摔开资产阶级，独裁独断，独吞利益，在政治上违背了进步的措施，让旧封建势力卷土重来；尔虞我诈，搞得国内乌烟瘴气。在这种颠倒混乱的时代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般劳动人民更不堪封建和原始积累的剥削、压榨，于游离失所中，有一种“穷则思变”的倾向，但又感到忧虑彷徨。在这样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就是一六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哈姆莱特觉得“黑云压城城欲摧”，虽有志奋起除灭奸王，重整乾坤；又觉得重任难当，踌躇莫决，在苦思熟虑中，心情沉痛而陷入忧郁。由此看来，这出悲剧的冲突正合于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中所指出的：“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相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主角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末期人文生义者的形象。他一向认为人是“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经极大的变故之后，便使他对人世不发生兴趣。他生在一个开明君主的宫廷，从小学到大学都受人文主义的教育，抱有远大理想，成了国内有新思想的模范青年，进步人士所瞩望的新时代的代表。但经过这一巨大的打击，一时找不到重整乾坤的办法，暂且佯狂，以免打草惊蛇。他的爱情对象奥菲利娅在他佯狂之后使叹息道：“啊，一颗多么高贵的心是这样殒落了，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这样无可挽回地殒落了！” 　　哈姆莱特的性格特点是忧郁，优柔寡断，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本来无忧无虑，明朗、爽快、进取、生气蓬勃，犹如夏日清晨的空气。到了父死母嫁，坏人当权，全国成了牢狱之后，他痛恨嗜血的、荒淫的恶贼，狠心的、奸诈的、悖逆的恶贼。他一心想除灭奸王和整个恶势力，重整乾坤而又一时不得重整的方案和条件，沉入苦思焦虑，才变成忧郁。第一、二幕描写他由苦思到忧郁的经过；从第三幕起，写他逐步克服忧郁的心情，他觉悟到“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行动的意义”（三幕一场）。审慎的思维是应该的；但不可以畏首畏尾，失去行动，便会逆流而退，消沉下去。他决心起来行动，排演戏中戏，证实奸王的罪行，他的性格也便由优柔寡断，转变为果断，由忧郁转变为明快。刺杀御前大臣千幕后，改写密信，跳上海盗船，决斗，刺死奸王等一系列的行动，再也不见忧郁了。临死时重托密友宣传他的故事和心愿，遗嘱让福丁布拉斯继立为王，也是因为他有雷厉风行的性格。 　　哈姆莱特是有群众的，被流放到英国去时，海盗们去救他！一般人民都向着他，这是奸王克劳狄斯说的。哈姆莱特对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不满情绪是有所了解的，他对霍拉旭说：“这三年来，我觉得时代越变越尖锐，庄稼汉的脚趾头己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擦破那上面的冻疮了。”事实上正是如此，雷欧提斯为报私仇，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潮水一般地涌到宫门。但哈姆莱特不能这样做，一则因为他审慎，不能如雷欧提斯那样轻率卤莽从事；二则因为他还只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只从事于思想、文化的改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夕，正是乌云压城之时，哈姆莱特从忧郁中惊醒过来，他看到了历史的必然要求而实际上还不能实现的悲剧。正是在这一悲剧冲突中，他结束了人生的旅途。哈姆莱特的死，意味着人文主义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任务。 　　奸王克劳狄斯是代表封建旧势力的阴谋家，杀兄妻嫂，取得支配国家的权位。他还为了封建旧势力的卷土重来而排斥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原先中央王权和资产阶级所订立的同盟，至此一变而为对抗性的矛盾。 克劳狄斯的哥哥，老哈姆莱特，原是个开明君主，与人文主义者合作，致力于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把国家弄得富强了，反动的旧势力便来摘取改革的果实，推行君主专制政体，和资产阶级进步势力必然闹对立，历史必然要求革命，除灭克劳狄斯所代表的反动势力。 　　克劳狄斯不是露骨的暴君形象，而是反动曲阴谋家的形象，阴谋把历史倒退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他是个笑面虎、两面派，一面做出关心哈姆莱特的样子，许愿将来把王位传给他，把他看做自己的儿子；一面派人侦察他的行动和思想，千方百计地借他人之刀来杀他。当面说为了他的安全，要他到英国去，背后却派人捎去密信，让英王在他上岸时立刻杀掉他！此计不成，又利用雷欧提斯为父复仇的机会，用毒剑毒酒置他于死地。最后，他自己也死于毒剑之下。 　　凡是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都是两面派，虽然得意一时，也色厉内荏，做贼心虚。克劳狄斯在最得意的时刻也惶恐不安。他在夺取王位后，在新婚的笙乐声中也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惧。他见哈姆莱特一身丧服，脸上笼罩着愁云，便心神不安！虽然发出命令：于每一次举杯祝饮时都要放一响高入云霄的祝炮，也镇不住心中的恐慌。派人四出侦察王子的言行，把王子的两个老同学都请到宫中来专门与王子为伴，监视他，甚至利用御前大臣的闺女。在观看戏中戏时，便沉不住气，匆忙退席，彻底暴露自己的做贼心虚。退席后还跪下祈祷忏悔，还急不及待地催促王子上船去英国。在比剑的阴谋中，乱了阵脚，终于弄得家破人亡。 　　奥菲利娅是御前大臣波洛涅斯的女儿，哈姆莱特的情人，一个天真的窈窕淑女。她认识到哈姆莱特的才学出众，说他是时流的明镜，举世瞩目的中心，虽然情人眼中出偏见，但大体上还是能够认识到当时人文主义者的进步作用的。可惜她深处闺阁，又在庸俗的封建廷臣包围之中，自身又脆弱、被动。她不能冲破牢笼，象莎士比亚初期喜剧中的新女性那样。她生身的母亲似乎早已去世，指点她处世行事的只有父兄二人。父杂是庸俗好事，喋喋多言，投机取巧的御用文人；哥哥是游手好闲，贪爱虚荣的花花公子。父兄都劝他不要爱上哈姆莱特！因为他们以己度人，说地位高了，爱情就靠不住，只是逢场作戏。她完全没有处世的经验，疑信参半，在复杂的斗争中，只能听父兄与奸王的摆布。等到父死、情人去国，举目无亲，不堪悲愁的高压，忧极成疯，哈姆莱特是佯狂，她却是真疯，在唱着清新的民歌上场时，充分显露出她的艺术天才和素养，以及对民间文艺的爱好。她的不幸命运，反映这一时期同类女性的悲惨遭遇。 　　《哈姆莱特》的艺术精湛。从这部悲剧的艺术特点，可以看到莎士比亚艺术上总的特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莎士比亚化”的主要内容，也即是现实主义和形象思维的方法。我们不妨从典型环境、戏剧情节、人物和语言等四个方面来把它分析一下。 　　莎士比亚认为戏剧应是“时代的缩影”。悲剧《哈姆莱特》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六——十七世纪之间的社会生活，从宫廷到家庭，从军士守卫到人民造反，从深闺到墓地，从剧场到比武场，这么广阔的社会背景，构成主人公的典型环境。从这些一幅幅“福斯太夫式的背景”，即以福斯太夫为中心反映封建社会解体、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时代英国平民社会的五光十色，又是何等深刻地衬托出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及其变化。 　　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是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又一主要特点。恩格斯十八五九年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通过生动而丰富的情节，自然而然地表露思想，这就是形象思维方法的典范，也就是莎士比亚不同于席勒的关键所在。《哈姆莱特》的情节就是这样生动、丰富的。其中有三条复仇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莱特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为副线。在复仇的情节之外，还配合了次要情节，即爱情、友谊、亲子关系等，起着充实、推动主要情节作用。主人公的父死母嫁、整个朝廷的荒淫无耻，爱情的挫折、友谊的背叛，造成思想的矛盾、忧郁；经过启发、斗争、终于冲破忧郁而倾向于行动。这么丰富而生动的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一个思想，那就是时代要求变革，人民要求改变现实，推翻封建专制的血腥统治，但实际上还不可能实现，还需要审慎的思维，准备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制造舆论和积蓄力量。 　　莎士比亚剧中人物的个性化这一特点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恩格斯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人物的个性化。在他以前的古代、中世纪的戏剧，人物多是类型的。古希腊悲剧的人物上台是带面具的，因为那时每剧的演员只有两三个，一个演员兼演几个角色，每换一次面具就是另一角色的上场。面具数目有限，只能看到类型而不见个性。中世纪的“圣迹剧”和“神秘剧”的人物也是类型的，神总是威严的或慈善的，圣徒总是纯洁的。稍后的“道德剧”中的人物只是“善”、“恶”、“罪”、“义”等抽象概念的拟人化。更没有个性。到了莎士比亚的舞台便大不同了，很多个性化的人物。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不仅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对立的，性格也适成对比，一个是内向性的，一个是外向性的。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也成对比，一个佯狂，一个真疯。哈姆莱特、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三个贵族青年都有为父复仇的心事，而做法各各不同，性格也各异：哈姆莱特慎重考虑问题，雷欧提斯轻率卤莽，还有一个则当机立断，雷厉风行。哈姆莱特性格的特点是忧郁，但不是一成不变的。他起初本来是无忧无虑、抱负非凡的时代新青年，遭到惨变之后便陷入忧郁，最后从忧郁中解脱出来，成了决断决行的豪爽性格。因此，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个性。奥菲利娅是个天真柔顺的女子，受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的影响，有些开通的思想，喜爱读书，喜爱民间文艺，也明白一些国家大事。但她和莎士比亚其他悲喜剧中的新女性都不一样：既不象《奥瑟罗》中苔丝德蒙娜那样痴情，甘受冤枉，至死无悔；也不象《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那样绝口不说半句阿谀的话；也不象《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那样有谋略、参与法庭的斗争；更不象《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那样野心、残忍。总之，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很多，都有其不同的个性，其中有不少在世界文学中传为不朽的典型，如福斯太夫、夏洛克、太门、朗思、凯撒、哈姆莱特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喜欢或称道的典型形象。 　　语言的丰富有力，是莎剧动人的力量所在。歌德曾说：“莎士比亚是用生动的语言感动人的。”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也在于戏剧语言的改革。他一改从前正宗戏剧的清规戒律，用韵散杂揉的文体，特别是运用大量的无韵诗，可以自由表达各种个性化的人物，及其在各个时间、场所的变化。在《哈姆莱特》中语言是多样化的，既有双行一韵，一行五音步的庄重的旧体剧诗（如剧中剧），也有自由活泼的无韵诗，也有轻快的民间歌谣，俚谚，也有滑稽的散文对话，多种多样，丰富生动。 　　莎士比亚所用的词汇有一万五千之多，是世界作家、诗人中罕有的。马克思最喜欢他的作品，细心阅读，并能背诵，还分类研究其中特殊的语句和语法。 　　在《哈姆莱特》这出悲剧中，也含有作者自己一些辛酸的经历（此处加一句号为佳“。”）例如二幕二场，哈姆莱特叫波洛涅斯去好好安顿那班伶人时，波说要按他们应得的名分来对待，哈说不行，按名分对待，“那么谁逃得了一顿鞭子？” 当时社会对戏子是蔑视的，常加凌辱鞭打。这是作者自叹身世的飘零。又如三幕一场，哈姆莱特有自杀的念头：“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他觉得人世间太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那是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诗人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表露在他“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里。 这一切我都厌倦了；我召唤安静的死：看，一代的才华，成了命定的叫化子，无能的草包却打扮成招展的花枝，纯真无伪的信誓，惨遭撕毁、弃置；光辉的荣誉被无耻地换成羞辱，处女的贞操，追到强暴的奸污，圆满的品德，受到无理的欺侮，青春活力被衰朽的权责所制伏，艺术的咽喉为权威所截堵，蠢货装做博士，垄断技术，天真纯朴被看做无知的老粗，善良被俘，做了坏蛋的奴仆。这一切我都厌倦了，我要离去人间，但又怕我死后，留下我的爱人孤单。　　莎士比亚剧作的语言是诗的语言。《哈姆莱特》就是一篇悲剧形式的诗章。单由于台词，剧诗的富丽、隽永，就足以使他的剧作属于一切的时代。 朱维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世界文学名著选评》第一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想不想来一次环球旅行,抛开所有，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邂逅不同的自己。不管我们是带着什么目的出发的，最后常常能收获一份意外的惊喜。
庞凤山情感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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