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耻篇:(一)句①践尝胆
　　诗曰：越王句践，焦思苦身，不忘国耻，尝胆卧薪。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战事连连，其中吴国和越国毗邻而居，因相互交战而结下世代冤仇。当越国的王位传到句践时，吴国的国君是阖②庐。句践即位这一年，吴越两国交战，越兵将吴王射成重伤，吴王临死之前，嘱咐儿子夫差一定要为自己报仇雪恨。他抓住夫差的手说：&你可一定不能忘记雪耻啊！&
　　夫差当了吴王，任命伯嚭③为太宰，伍子胥为谋臣，管理国家大事。为了让自己牢牢记住父亲的嘱咐，就派了十个人每天站在他必经之路上，在他进进出出时，就高声叫道：&夫差，你忘记国耻父仇了吗？&夫差则含泪高声回答：&国耻父仇绝不敢忘！&经过三年的努力，吴国的力量大增，伍子胥认为时机已成熟，就劝说吴王攻打越国。
　　吴越再次交战，这一次，越军大败于会稽④山，被吴军团团围住。句践心情十分沮丧，长叹道：&难道我就死在这里了吗？&他本欲杀掉妻子儿女，将珠宝付之一炬，与吴军决一死战，但被两位大臣&&&范蠡⑤和文种劝止。
　　文种说道：&昔日汤王被囚禁在夏台，忍辱负重，开辟了商朝的天下；周文王也曾被囚禁在羑⑥里，隐忍默守，而成就周朝八百年基业。从这些历史事例可以看出，祸兮，福之所伏啊！国君何不将这一次的战败作为重新崛起的转机呢？&于是他们用重礼买通了吴国的太宰伯嚭，在他的协助之下，吴王夫差没有杀句践，而把他和夫人放在宫廷里当奴仆使唤。
　　在吴国，句践的身份是亡国之君，吴王让他们夫妻白天放养马匹，晚上为吴国的先王守墓。夫差出行时，让句践在车前牵马，吴国的众位大臣则在一旁嬉笑谩骂，对他们夫妇极尽羞辱。句践忍辱含垢，不辞劳苦，夫差逐渐对他失去戒心，三年之后，将他放回越国。范蠡推荐文种在国内辅佐国政，自己则和大夫柘⑦稽作为人质继续留在吴国，以使吴国君臣放心，过了两年吴国将范蠡也放了回来。
　　越王句践返回越国之后，回想自己含着血泪度过的屈辱日子，心中郁塞满腔，悲愤不能自已。他决心励精图治，有朝一日定要雪洗奇耻大辱。晚上睡觉睡在柴堆上，借以磨练自己的意志；把一颗很苦的胆挂在自己的案前，无论坐卧都仰望着它，每次吃饭之前也亲自尝一下这个苦胆，并对自己说：&你难道忘记了会稽之耻吗？&
　　作为一国之君，他亲自下田耕作劳动，夫人也亲自纺织布匹。三餐仅吃简单的素食，从不多加一块肉，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与平民百姓无别。句践广纳国内贤能人才，以上宾之礼厚待他们，一时国力大增。对待穷人，经常予以救济，对待邻里丧家，更是亲自参与吊唁，或资助丧葬的费用，他这种勤政爱民的精神深得人民的拥戴。
　　而吴王因国家强大而恣意兴兵攻打齐国，吴国大臣伍子胥屡次劝谏吴王注意越国的动向，以免留下后患，但夫差却完全不以为然，再加上太宰伯嚭的挑拨离间，夫差竟赐伍子胥自尽，失去了贤臣良相，终于让吴国走向灭亡之途。
　　经过二十二年的时间，历史上称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这就是说，费了十年工夫，生养着百姓，让百姓生活富裕；又费了十年工夫，教训百姓，让他们不忘家仇国耻。越国各方面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于是越国发兵进攻吴国，大破吴军，并将吴军围困整整三年，吴军被彻底打败了，吴王夫差被困在姑苏山上。夫差恳求越王句践，能像自己当初放过他一样放过自己，但越国大臣范蠡坚决不同意。句践私下里答应让夫差居住在甬东之地，夫差羞愧难当，就自杀了。临死之前，夫差掩面而泣，说道：&我实在没有脸面去见伍子胥啊！&吴王死后，越王按照安葬诸侯的礼仪把他埋在姑苏山。越王进入吴都城，住在吴王宫中，百官都来朝贺。伯嚭自以为对越王有恩，也喜气洋洋地前来祝贺越王的胜利。句践说：&先生是吴国的太宰，寡人怎敢委屈你为我做事？你的大王在姑苏山，为什么不追随他？&伯嚭面红耳赤，狼狈退下。句践命令军士抓住伯嚭斩首，说：&这是为了酬报伍子胥的忠诚。做臣子不忠的人，就应当像伯嚭一样受到惩罚。&句践终于灭了吴国，洗刷了会稽山降吴的耻辱。
　　一个国家，连国君都做了他国的奴隶，相当于已经亡国了，但却能奇迹般地重新复兴，报仇雪恨，这在历史上只有越国才做到了。报国耻是一件大事，贵在遵道而行，句践卧薪尝胆，生聚十年，教训十年，礼贤下士，与夫人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对军队进行数次整训，故能一举而雪会稽之耻。
　　如果我们能多把&卧薪尝胆&的精神&&&坚韧不拔、刻苦自立、勤奋学习，奉为一生努力的目标，那么不仅可以安身立命，而且更可以报效国家社会。越王句践的精神正是我们效法学习的榜样。
　　【注释】①句：ɡōｕ，古同&勾&。②阖：ｈ&。③嚭：ｐǐ。④稽：ｊī。⑤蠡：ｌ&。⑥羑：ｙǒｕ。⑦柘：ｚ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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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夫差把越国铲平，吴国照样会亡！伍子胥的见识不如孙武多矣收藏
就算把铲平，照样会亡！的见识不如多矣&&
&就算把彻底铲平，照样会亡在晋、齐、楚等传统大国手里。&&
早在时期，就说过：“这个国家不出四十年国必亡”&&
（于是就走了），那时节，所谓的“如何如何”连影子都没有呢！&&
&的见识不如多矣，他是以“和各自如何如何”&&
来判断必亡的，比晚了二十多年了。&&
&说得好：“何以亡，屡战屡胜，屡战则民疲，屡胜则主骄，&&
以骄主统疲民，焉能不亡！？”&&
&就算按照那一套办了，也不过保证不亡在手&&
里而已，但是一代~~必亡！！这是不可逆转的！&&
&就连都没有那么深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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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21:40&|
如果事实上统一了中国，“史书”也会让预见到这一点~~
2楼 21:43&|
3楼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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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第二十九章：悲情（上）　　　　　　　　　　　　过去的礼仪、制度、政策、法律关系千家万户、国家兴衰，该修改的必须修改，该过时必须过时，该扔掉的必须扔掉。孙逸仙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流者昌，逆流者亡！”言语不免激烈，却不无道理。《诗经》上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8226;大雅&#8226;文王》]与时俱进，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能体现一个领袖的理想与一个政府的作为。这，是宋襄公与吴王夫差两个人的现代意义，也是王莽悲剧的价值！　　　　　　1　　　　周襄王九年（前643），齐桓公去世，宋襄公（子滋甫。前650~前637年在位）意图以宋国为公国、爵位最尊的地位，以及领导诸侯平定齐国内乱的声威，继齐桓公后担任盟主。十三年（前639）春，宋、齐、楚3国于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会盟，宋襄公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楚国，楚成王（熊頵。前671~前626年在位）假装同意了。宋襄公的庶兄、公子目夷（字子鱼）劝说：“一个弱国奢求盟主地位，不是一件好事。”宋襄公不听。次年秋，宋、楚、陈、蔡、郑、许、曹于盂地(宋地。今河南睢县) 会盟。目夷不无担忧说：“宋国的危险迫在眉睫，可怎么办啊！”果然，宋襄公被楚国挟持，囚禁。冬天，各国再会亳地（宋地。今河南商丘）时，才被释放。目夷说：“灾难还没有结束呢。”十四年（前638）夏，宋襄公因为痛恨楚成王不守信义，特别是郑国背宋亲楚，联合卫、许、滕3国伐郑。秋，楚国攻宋以救郑。冬，两国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鉴于敌强我弱，但是宋兵占有先机，目夷建议宋襄公趁楚军渡到河中时发动突然袭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因此顺利渡过泓水。这时，目夷再次建议宋襄公趁楚军队列不整时实施猛烈攻击，说：“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宋襄公仍然不接受，说：“等敌人集结完毕不迟。”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宋国战败。宋国百姓没有人不怨恨宋襄公，他解释说：“君子不趁人之危，不进攻没有准备的敌人。”目夷反驳说：“战争以追求胜利为最高原则，怎么能拿寻常的事情作比较呢？如何像你说得那样，直接向楚国称臣就好了，何必打仗？”是役，宋襄公因伤重不治而死。[《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前418年（中国的周威烈王八年），斯巴达同盟与阿尔哥斯发生战争，当时阿尔哥斯被包围，雅典援军未至，于是阿尔哥斯方面向斯巴达国王阿基思提议停战4个月，阿基思慨然允诺。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述：前326年（中国的周显王四十三年），在海达斯佩斯河战役中，印度军队统帅波鲁斯就没有趁乱攻击亚历山大大帝率领的部队。电影中（如《三个火枪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决斗的一方长剑被挑落，另一方并没有趁势击杀，而是等对方重新拾起长剑之后才继续格斗。　　　　《淮南子》上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对此，被后世尊为近代国际法理论鼻祖的荷兰人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对战争时期不尊重法律与道义的观点和行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提出战争期间必须遵循的国际法原则，包括：坚持宣战的原则，反对不宣而战的狡猾行为；坚持战争中的人道主义原则，反对杀害妇女、儿童等非参战人员，反对杀害放下武器的战斗人员，等等。这些，都不能视作“愚蠢的行为”，而是人类成熟过程中一个难得的不可复返的质朴阶段，现代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道德和精神上的力量，有助于净化被物欲和私利污染的心灵。　　　　太史公说：“有礼让也”，无疑是宋襄公（与波鲁斯他们）的一个知音！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还能临事不忘礼，应该不是一个“蠢猪式”的人！反之，当代中国缺乏的正是这种讲规则、讲人道的精神，才使得一个“礼仪之邦”越来越没有规矩、没有诚信，为了私利不择手段。所以，尽管宋襄公失败了，虽败犹荣。他的坦荡荡的君子之风，正是孔夫子乃至于所有的仁人志士所呼唤的、理想的社会秩序。　　　　　　2　　　　周敬王二十六（前496）夏，吴王阖庐亲征越国，与越军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南）。越王句践派敢死队挑战，采用自杀式冲锋，高呼口号，3次冲向吴阵，自杀于吴兵阵前。吴兵好奇，只顾观看而放松防备，越军趁势攻击，大败吴兵。吴王阖庐被越国将军灵姑浮以戈击伤。不久，因伤重不治而死。临终，对太子夫差（前495～前473年在位）说：“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夫差对曰：“不敢！”　　　　夫差即位后第二年（前494），在夫椒（今浙江绍兴）大败企图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并吞吴国的越军。越王句践只剩5000士兵，躲进会稽山，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最高军事长官）伯嚭请求讲和，同意越国为吴国附庸，相国伍子胥劝夫差说：“从前有过氏（寒浞子浇的封国）杀了斟灌氏又征伐斟寻氏，灭掉夏朝天子帝相。帝相的王后后缗有孕在身，逃到有仍（古国名，后缗娘家）生下少康。少康后来担任有仍的牧正之官。有过氏又追杀少康，少康逃到有虞（古国名，舜的后代封国），有虞氏怀念夏的恩德，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并封给他纶邑。当时，少康只有方圆10里的土地，500名部下。但是少康收聚夏朝遗民，整顿官职制度，派人打入有过氏内部，终于消灭了有过氏，恢复了夏朝，夏代过去的全部故物也都收复如初。如今，吴国不如当年有过氏强大，句践的实力却大于当年的少康。现在不趁机彻底消灭越国，反而宽恕他们，不是为以后找麻烦吗！况且句践为人坚忍不拔，现在不消灭他，将来恐怕后悔不及。”夫差拒绝了伍子胥的建议，采纳听了太宰伯嚭的意见，与越国停战，两国订立和平盟约后，吴国撤兵回国。　　　　5年后（前489），齐景公（杵臼。前547~前490年在位）去世，齐国大臣内讧，新立的齐悼公幼小无势，夫差于是北伐齐国，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破齐军。齐国大夫鲍氏杀死齐悼公，夫差听说后，在军门外痛哭3日，之后从海上攻齐，兵败，不得已撤退。　　　　周敬王三十七（前483），吴召集鲁、卫两国于橐皋（今安徽巢湖）会盟。次年春，吴、晋、鲁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会盟，“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王句践趁吴国内空虚，发动突然袭击，大举攻吴，杀吴太子友。夫差派使者带上厚礼与越国媾和。5年后，句践再次伐吴，围困吴国。周元王三年（前473）十一月，吴国战败，夫差遗言：“吾悔不用（伍）子胥之言，自令陷此。”自杀身死。[《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吴王夫差的悲剧类似宋襄公，两个人都因一己之仁害国家；但是，这不能说是他们的错，而是那个时代堕落了。宋襄公是齐桓公与管仲共同认定的齐国储君保护人——《史记》卷14《齐太公世家》记载：“桓公与管仲属孝公（齐桓公子姜昭）于宋襄公”，说明宋襄公值得信赖；夫差“以全周室”，也颇有齐桓公与管仲遗风。雷海宗先生说：“春秋时代的战争，死伤并不多，战场之上也有许多的礼数。例如晋楚战于邲（今河南郑州东），晋人败逃，楚人随后追逐。晋军中一辆战车忽然停滞不动。后随的楚车并不利用机会去擒俘，反而指教晋人如何修理军辆，以便前进。修好之后，楚人又追，终于让晋军逃掉。双方虽在酣战之中，若见对方的国君，也当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恭行臣礼。晋楚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南)，晋国将军郤至三见楚共王（熊审。前590~前560年在位），每见必下车，免首胄（头盔）而急走以示敬。楚共王于战事中仍然进行之中，派人到晋军去慰劳，郤至不厌再三的行礼，与楚国使者客气了半天，使者才回楚营。在同一战役中，晋栾针看见楚令尹（宰相）子重的旌旗，派人过去送水，以示敬意。子重接饮后，送晋使回军，然后才击鼓前进。”[《中国的兵》]他们代表着春秋时代的侠义精神，与战国时代惟利是图的风气大异其趣。　　　　　　◆　　　　人类历史上，中国由吴越战争（前482）起，欧洲由法国革命（1789）起，开始进入战国时代。贵族阶级从此被推翻，他们所代表的制度、风气与文化品位也大半被消灭，“遂使竖子成名”。　　　　其中，王莽（前45~23）的故事最发人深思。后世都认为他是一个伪君子、假道学。因为曹丕、司马炎、杨坚和赵匡胤诸位成功了，这属于“承天命”；王莽失败了，于是后人说“篡位”。所谓“成王败寇”，王莽的结局成为最好的注解。不过，诸多史实证明，王莽并非一个利己主义者、一个逆臣，而是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从某个角度讲，王莽可以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每有水旱，莽辄素食”；“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助给贫民”；“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这些行为，都不是一个“伪君子”、“假道学”所能做到的。何况，王莽对于政治、经济，甚至于外交等制度都有一番设计，如改全国土地为“王田”，不准买卖；改奴婢为“私属”，不准买卖；改“五铢钱”为“大钱”、“契刀”、“错刀”等，都说明王莽是一个“想作为的人”。可惜时运不济，水灾、蝗灾接连不断，加上书生意气（朝令夕改），又缺乏行政能力（政令“烦多”），导致新莽政府土崩瓦解，而成反面人物！惜哉！　　　　　　　　　　　　第二十九章：悲情（中）　　　　　　　　　　　　伍子胥、诸葛亮、李德裕（787~850。字文饶）、章淳、方孝孺（。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李鸿章6人，都贵为宰辅，居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然而，他们都以悲剧结局，因何？特别于伍子胥、诸葛亮、李德裕与方孝孺4人，无论身前，还是身后，均受到广泛赞誉，依然没能逃脱非正常死亡的命运——伍子胥自杀、诸葛亮突然病逝、李德裕被贬至死、方孝孺诛十族，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迷局？　　　　　　1　　　　吴国太宰伯嚭在相国伍子胥与吴王夫差意见相左时，谗言说：“伍子胥为人凶狠强悍、不讲情义。前次（前489），大王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可，结果大王取得重大胜利，他因羞成恨。这次（前485），他又固执己见，强行谏阻，诋毁大王的事业，希望吴国战败，以证明他自己高明。大王不可不防，这很容易引起祸端。我派人暗中探查，他出使齐国时，把他的儿子托付给了齐国的鲍氏（当代中国不少类似现象。高级干部的子女大多手持绿卡，随时准备出走国外）。做人臣子，在国内不得意，就在外勾连诸侯。他认为是先王重臣，现在不被信用，郁郁不乐、满腹仇怨，希望大王早做准备。”夫差说：“没有你这番话，我也怀疑他了。”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宝剑，让他自杀。　　　　伍子胥接过宝剑，仰天叹息道：“唉！伯嚭是一个小人，大王反而不信任我。我曾经帮助你的父亲称霸。后来，各位公子为了太子之位你争我夺，我在先王面前冒死为你相争。你立为太子后，曾经答应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从来也不想你的报答，现在你竟然听信谗言，杀害长辈。”伍子胥叮嘱他的门客，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做棺木。另外，你们一定挖出我的眼珠挂在都城的东门楼上，让我看越兵怎样进入都城，灭掉吴国。”说罢自刎而死。夫差听到他的遗言，勃然大怒，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袋，丢进江中。[《史记》卷66《伍子胥传》]　　　　说起来，伍子胥离“圣臣”的境界也已经不远了，却以自杀结局。怪吴王夫差昏暗？太宰伯嚭奸诈，还是伍子胥自己的原因——有自杀的决心，为何无杀敌的勇气？有鞭尸的愤怒，为何无诛越王的计划？让句践终于“扮猪吃老虎”，难道伍子胥就没有责任吗？劝谏杀人陷君王于不义，为什么不主动担待呢？3年时间，身为相国，杀一个“奴隶”不费吹灰之力！《说苑》上说：“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几，得失之要，预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天下称孝焉，如此者圣臣也。”惜哉！　　　　吴国并没有因为伍子胥的忠义国祚永存；越国也没有因为夫差的仁义国运绵长。于是，在伍子胥的“谏”与“杀”之间，见了一个忠臣的悲剧，也见了大臣精神的缺位（他的遗言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吴国的未来与中国的轨迹，曾经都在他的一念之间。　　　　　　2　　　　建安二十五年（220）四月，刘备（161~223）在四川成都称帝（221~223年在位），国号汉（也叫蜀或蜀汉），年号章武。他登基后，积极备战，准备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赵云和其他大臣谏阻说：蜀国的当务之急是早图关中，控制黄河、渭水上游，讨伐曹魏，而不是讨伐孙权。吴蜀一旦交战，祸福难料。但是，刘备一意孤行，于章武元年（223）七月亲率10万大军攻吴。次年六月，东吴大都督陆逊(183~245。字伯言)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境内）大败蜀军，刘备以夜色掩护逃遁，行至石门山（今湖北巴东东北），又被吴国建武将军孙桓追逼。后卫将军傅彤战死，如果不是驿站人员焚烧溃兵所弃装备，堵塞山道，才摆脱追兵，逃入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刘备几乎被擒。　　　　诸葛孔明闻讯叹息说：“如果法正（176~220。字孝直）还在世的话，一定能够劝阻陛下，让他不要东征；即使东征，也不至于失败如此。”[《三国志》卷37《法正传》]章武三年（223）四月，刘备羞于夷陵惨败，一病不起，病逝白帝城。　　　　曹操曾经当面评价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不过一句酒桌上的客气话而已！一个人一生中不仅4弃妻子，还曾先后依附公孙瓒（？~199。字伯圭）、陶谦（132~194。字恭祖）、吕布（151~198。字奉先）、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袁绍(153~202。字本初)、刘表（142~208。字景升）、孙权（182~252。字仲谋），还有刘璋（？~219），又都背叛了他们，按照传统儒家观点，可谓“不忠”，注定难有成就！　　　　事实，刘备的大半生“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三分天下居其一，不过一个益州而已（还是诈骗得来）。后世艳羡的他与张飞、关羽的兄弟情义，以及他于诸葛孔明的知遇之恩并没有成就一个伟大的蜀国。流传千年的“白帝城托孤”的故事，也只是因为刘备已经别无选择。庞统(179~214。字士元)、法正、彭羕（184~220。字永年）、关羽（约162~220。字云长）、刘封、张飞（167~221。字益德）、刘巴(172~222。子初)等文武大臣大多不在人世，惟有诸葛孔明声名在外；至于说“鞠躬尽瘁”的精神，可以说是因为诸葛孔明欠缺政治风度使然，骠骑将军李严（？~234。字正方）、魏延（174~234。文长）等皆遭非难（以至于后世“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只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无人可用、无人可信）。所以，昭烈帝止于夷陵之败的耻辱，诸葛孔明止于5次北伐的无奈。所有这一切，都不应该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政治内容。于是，昭烈帝不如刘皇叔，诸葛丞相也不如卧龙先生（州前部司马费诗曾上书劝刘备不要称帝，说：“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不料忤旨，左迁部永昌从事）。　　　　刘备与诸葛孔明，一个是不合格的君主，一个是不成熟的丞相。特别是后者，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刘备攻吴）换得了他一生的机会，三个兄弟的情义成就了他作为一代贤相的声名。于是，所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杜甫，《咏怀古迹》之五]不过是诗人语言，总是借题发挥，大可不必当真！　　　　孔夫子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孝经&#8226;谏诤章第十五》]诸葛孔明身为蜀汉丞相，不谏不争！也难怪，“敢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难得。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珪）、魏（徵）之风世不多见。”（明成祖语）诚如是！诸葛故事，演义太多，已经失真！　　　　　　3　　　　会昌六年（846）三月，唐武宗（李炎。唐朝第十五任皇帝。840~846年在位）去世，皇叔李忱即位，史称唐宣宗（唐朝第十六任皇帝。847~859年在位）。李德裕在太极殿进奉诏册。唐宣宗退朝后，对左右侍从说：“刚才行礼靠近我的，是太尉吗？他每次看我，我毛发都会竖起来。”第二天，李德裕即被贬出朝，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五月，翰林学士白敏中（生卒不详。字用晦，白居易从弟）为宰相。白担任宰相后，牛僧孺（779~848。字思黯）、李宗闵（？~847。字损之）等5人同日升迁。九月，李德裕解除平章事，再贬东都留守。不久，三贬为太子少保，分司东都（洛阳）。李德裕执政多年，出将入相、位重功高，朝中大臣见他被贬如此迅速，莫不惊骇。　　　　大中元年（847），白敏中、令狐绹(795~872。字子直)和崔铉（生卒不详。字台硕）趁机指使党徒李咸散布所谓隐私，致使李德裕四贬为潮洲司马。大中二年（848），又指使吴汝纳上诉李绅（772~846。字公垂。著名的《悯农》一诗的作者）杀吴湘一案，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都附和说：“李绅杀害无辜，是李德裕徇私枉法、欺君罔上。”　　　　《旧唐书》卷173《吴汝纳传》记载：吴汝纳是韶州刺史吴武陵的侄子。吴武陵受贿，贬潘州司户，死于贬所。后来，吴汝纳中进士，因为叔父缘故，久不得迁。值李德裕执政，吴汝纳怀恨在心，附会牛党，作言诽谤。正巧吴汝纳的弟弟、江都尉吴湘又被人举报贪污，“兼娶百姓颜悦女为妻，有逾格律。”李绅派人审问，情况属实，被判斩首。吴湘夫人颜氏，颜氏继母焦氏，杖刑后释放，送回故里。不妨舆论一致认为是李德裕嫌隙吴氏，故意指派李绅织成其罪。朝廷派遣御史崔元藻为制使，重新审理此案。崔元藻与李德裕有私院，“阴为崔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诱，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将李德裕五贬崖州（今海南）司户参军。第二年，李德裕因病去世。　　　　他本无意于党争！会昌三年（843），曾上书请求革除进士科试旧俗，并建议进士登第后不得聚集参谒座主，结成朋党，也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唐人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记载：“德裕虽宰相子，疾朋党如仇”。曾经两任宰相，“绝于附会，门无宾客”。　　　　但是，牛、李两党领袖（牛僧孺与李德裕等人）的交替入相，终究不是自由选举的结果，而是两党相怨的证据。一派上台，另一派即被贬逐。如开成五年（840），李德裕第二次入相后，牛党成员牛僧孺、李宗闵先后被逐；会昌六年（846），牛党执政，李党被逐。结果两败俱伤，唐朝没得半点好处，反而在党争中日益疲敝，以至无力应对内外交困，在李德裕去世58年后（907）宣告终结，牛僧孺、李德裕等人自己也落得一世非议。史论：“身为名宰相，不能损所憎，显挤以仇，使比周势成，根株牵连，贤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宁明有未哲欤？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　　　　读他的《长安秋夜》一诗：“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不免感慨万千。诗的意思，不是一个诗人的想像，而是一位宰辅的博大情怀。他任相6年，敢于担当，“决策制胜，它相无与”，曾经一次罢免郡县官吏共2000多人，“衣冠去者皆怨”。他说：“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人浮于事，是中国政治常态。上官尸位素餐，下吏浑浑噩噩）宋人叶梦得说：“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裴度），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为（姚）崇之权谲任数。”可惜，“堕朋党之累”，“万古之良相”（李商隐语）没入遗忘中。　　　　　　4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赵煦，北宋第七任皇帝，年在位）去世，太皇太后（宋英宗皇后，神宗母亲）高氏哭着对宰相们说：“国家不幸，先皇没有儿子，但是皇位必须尽快有人继承。”知枢密院事（国防部副部长）章惇说：“按照礼制，当立先皇的同母弟弟简王（赵似）。”高太后说：“神宗的儿子属申王（赵佖）年长，不过他有眼疾，我认为立老二端王（赵佶）合适。”章惇听了，激动说：“论年纪当立申王，按照礼制当立简王。”高太后说：“都是神宗的儿子，没什么区别，不过，还是立老二端王好些。”另一个知枢密院事曾布（。字子宣）附和说：“章惇没和我们商量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太后的意见非常好。”中书侍郎（国务院副总理）许将（。字冲元）、尚书左丞（国务院副秘书长）蔡卞两个人也相继表态说：“就按照太后的旨意办理。”高太后说：“神宗曾经说过，端王有福相，而且为人仁爱、孝顺，不同于其他的王爷。”章惇只能沉默不语。[《宋史》卷19《徽宗本纪一》]　　　　北宋的未来与中国的轨迹，曾经都在他的一念之间。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于下”[《宋史》卷22《徽宗本纪四》]，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的正确性。可惜没能坚持，以至于200多年后，元人编修《宋史》时，不无感慨说：“使二人之计行，宋不立徽宗，不纳张觉，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靖康之耻”无疑是不会有，以后更多的苦难也不会有！惜哉！　　　　章惇不仅在推行新法时颇有成绩，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助手之一（认为他“吏文粗疏，然有机略，胜王韶”），而且平懿、洽、鼎3州，开疆拓土数百里，是有宋一代少有的才相（宋神宗说他“但能作吏文”，是个将才，一度被任命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高阳关路安抚使，期望他在抗击西夏或辽的战场发挥才能。因为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四月罢相，两职均在四月任命后复罢）。虽然“协谋朋奸，报复仇怨，小大之臣，无一得免，死者祸及其孥，甚至诋宣仁后（太皇太后高氏）”，特别是陷害苏轼一事，不可原谅。　　　　然而，意识形态之争总难得宽容，缺乏理性。无论于宋，还是于今（如1930年代的苏区肃反、1940年代的延安整风、1950年代的反右倾、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都有人（甚至是很多人）成为牺牲，并不能全怪他。于是，章惇入《奸臣传》就不能不费人思量——他不徇私，也不枉法，“父冒占民沈立田，立遮诉惇，系之开封”。4个儿子接连考中进士，只有小儿子章援在朝廷任校书郎（一个仅正九品的小官），其余3个儿子都按照朝廷命令到边区为官，没有一人显达。[《宋史》卷471《奸臣传》]相比之下，元祐党人的领袖人物、著名大臣文彦博（。字宽夫）、吕公著（。字晦叔）、吕大防（。字微仲），甚至范纯仁等，则直接为自己的子弟亲戚选求美官。史载：他们在安排子弟亲戚时，“上等知州、通州、在京寺、监、宫教、畿内知县之类，号为优便者，尽属堂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　　　　私德无瑕、行政力强，又具有相当的政治远见，何以至此？对比司马光，章惇无疑更像一个政治家。遗憾的是，司马光是那个年代的道德高标。他去世后，“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站在这样一个民望崇高的人的对立面，章惇的命运可想而知。尽管他有诸多“长”处，却被认为“宁免为小人”；司马光有“短”处，却“不害为君子”。“时有所长”的“小人”“有伤国体”，“时有所短”的“君子”则“有利于国体”。况且，他曾经与蔡卞（一个名副其实的奸臣）“请发司马光、吕公著冢，斫其棺”，行为确实有过，入《奸臣传》似乎也就顺理成章？　　　　　　5　　　　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年在位）从北平发兵南下，姚广孝(。字斯道，法名道衍)关心方孝儒的安危，说：“攻占南京后，方孝儒肯定不肯俯首称臣，请陛下千万不要伤害他。杀了方孝儒，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灭绝了。”明成祖点头同意了。六月，明成祖攻破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建文帝自焚而死（一说不知所终），明成祖登基，请方孝儒草拟诏书，方孝儒不予理睬，痛哭不已，声震皇宫。明成祖走下金銮殿，安慰说：“先生不要太过悲伤，我只是效法周公辅佐周成王的故事罢了。”方孝儒问：“那周成王在哪里？”明成祖说：“他自焚了。”方孝儒接着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明成祖说：“天下不安，国家依赖年长的君主。”方孝儒继续问：“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呢？”“这是我们朱家的事。但是——”明成祖命令侍者把纸笔递给方孝儒，说：“诏告天下的文章，非先生不能执笔。”方孝儒把笔扔到地上，边哭边骂道：“要我死就死，诏书我是不会帮你写了。”明成祖大怒，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诛十族奈何！”从而酿出一场惨绝人寰的惨祸。明成祖令人“以刀挟其口两旁至双耳”，投入狱中；接着，大肆搜捕他的门生，连坐被处死者873人。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方中宪、方中愈自杀，两个女儿投秦淮河自尽。另外谪戍边远而死者不可胜计。　　　　历史证明，明成祖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君王”，平定安南、营建北京、七下西洋、疏浚大运河、编撰《永乐大典》等，无一不是大功绩。相比之下，方孝儒无疑只是一小儒，诛十族而不悔可以说是不忠、不孝、不仁，以百千人头换一个虚名、虚节，无论如何都让人不能认同！　　　　曾经，与方孝儒命运相似的人在有两个：齐国的管仲与唐朝的魏徵。管仲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夫子说：“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8226;宪问》]魏徵协助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太宗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难；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就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贞观政要》卷2《任贤》]管仲与魏徵都创造了新历史，方孝儒只留给世人一声叹息！　　　　忠君与爱国，是完全不相同的两回事。理解于此，管仲与魏徵成为大臣，开创新世纪；不能理解，方孝孺自酿悲剧。何况，明成祖说：“此朕家事”，非关正义。《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人为了某种高尚的理想光荣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人为了某种高尚的理想卑贱地活着。”不能说方孝儒不成熟，但是无疑不理想。这，也就是宋、明之儒与汉、唐之儒的差别所在。虽然同样研习“四书五经”，宋、明之儒只见小我（所谓君臣），而汉、唐之儒则胸怀天下（修齐治平）。　　　　　　6　　　　同治十年（1871），李鸿章等根据容闳（。字达萌，号纯甫）的幼童留美计划上《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希望他们学成之后能回国效力（李鸿章筹建海军时，将校都出自这批留学生）。十三年（1874），他再次上书同治帝，提议建立新式海军和陆军，开办各军种学校，在中国传播新的军事思想。李鸿章还建言制造轮船，说：“西方列强凭借他们的坚船利炮，欺凌我国。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打败他们，无异于空谈。即使只是防，也无能为力啊。士大夫们只知道训诂之学，安于现状，有停止制造轮船的意思。我认为国家别的方面开支可以省略，但是用于养兵设防、练习枪砲、制造兵轮的军费绝对不可以节省。如果缩减军费，就意味着失去国防力量。国家没有了屏障，只能自取灭亡！”　　　　光绪元年（1875），日本海军中将西乡从道（。其兄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西乡隆盛）率领日舰侵犯台湾省，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字幼丹）带领福建水师驰援，却不战而败，中国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之后，李鸿章上书，建议加强海防，说：“我国历朝历代的边事多集中在西北方向，彼此的强弱、双方的布局，都能互相知道，而且有国界阻隔。如今，我国东南方向有海防线一万多里，西方列强进出中国传教、通商，来去自如。表面上友好，背地里怀阴谋，原本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事务，可是其他国家却不停挑唆，这实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情势（“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须臾可达千里之外，军火机器，比传统冷兵器的威力高达百倍，这又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劲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如今，我国无论经济、技术还有人才，和列强相比相差实在太多，尽管我们有自强的决心，也无可奈何。《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如果还不变通，则无论攻，或者守都没有足够的把握，像现在这种表面上的和平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近年来，士大夫以开办洋务为耻，善于明哲保身的人竞相逃避。如果朝廷不支持洋务，打破旧习，开始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危险将一天比一天加剧。以中国之大，如果还不制定自强、自立的计划，这不仅令人担忧，更让人感觉耻辱。”[《清史稿》卷411《李鸿章传》]　　　　在他的倡导下，清朝逐步建立起中国早期的军事工业、新式海军以及民用企业。为了举办洋务的需要，李鸿章还设立一些新式学堂、翻译机构以及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就此而论，李鸿章与愚昧落后、闭目塞听的晚清官僚比较，显然是有所作为的。“然不幸智识少，未得增进国家之实力，使与列强相争衡实美中不足也。”[《李鸿章传》]梁启超先生无疑是一位公正的历史学家，而李鸿章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大臣（尽管他已经尽力了）。　　　　不过，一如曾文正公只有志于成为一名忠仆（他救了清王朝，而没能救中国，从而使得自己成为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之一），我们也不能希望李文忠公成为一名如管仲、霍光、魏徵一样的社稷之臣。只是，李个人的不足，增加了清王朝的不幸，乃至于中国的不幸。新产品、新技术终究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而新思想、新制度则不仅将是新产品、新技术的摇篮，也是新国家与新民族的保障！　　　　　　◆　　　　政治人物担负天下，自我牺牲、正直敢言、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心忧天下是一种责任，不是分外的要求。居“一万万人之上”，就必须有一万万人之精神！于是，伍子胥、诸葛亮、李德裕、章淳、方孝孺、李鸿章6人均以悲剧结局，不能不说他们尚缺一点什么——伍子胥疏于职，诸葛亮疏于直，李德裕疏于和，章淳疏于义，方孝孺疏于仁、李鸿章疏于才。尽管他们已经做到很好，现实却需要更好。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他们自己的、大众的，以及时代的悲剧！　　　　　　　　　　　　第二十九章：悲情（下）　　　　　　　　　　　　吴起、苏秦、贾谊、晁错、李广、李陵6个人，他们的功业不可谓不隆盛，才智不可谓不高明，勇气不可谓不超群，却无一例外，还是以悲剧结局！吴起死于乱箭，苏秦死于谋杀，贾谊死于抑郁，晁错死于冤枉，李广死于自尽，李陵死于异国他邦，因何？天意吗？还是源于人性的弱点？　　　　　　1　　　　吴起(？~前381)是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人，擅长用兵，以兵法见于鲁穆公（姬显。前407~前376年在位）。齐国攻鲁，鲁穆公想用他为将，却担心吴夫人是齐国人，不免犹豫。为了取得鲁国的信任，吴起杀了妻子，以示清白。鲁穆公即刻任他为将，率军反攻，大败齐军。不料，鲁国有嫉妒他的人造谣说：“吴起生性残忍。他家境富裕，年少时携带千金出门游说，求取功名，没有成功，就散尽家财。乡人笑话他，他就杀了30多个人，然后逃走。临别时，他对母亲说：‘如果我不位居卿相，从此不再回国。’拜曾子（前505~前436）。名参，字子舆。“孔门十哲”之一。后世尊为“宗圣”，与“复圣”颜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并称“孔门四圣”，在曲阜及各地孔庙配享孔子）子曾申为师，随从学习。期间，吴老夫人去世，都没回家奔丧。”　　　　“杀妻求将”可以理解为吴起的爱国行为。可惜没能如愿，反倒给自己带来永远的恶名。所谓“过犹不及”！至于“母死不归”也可以理解为吴起意志坚定，却有违孝义，“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不过，吴起在鲁，“攻齐，大破之；”仕魏，“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相楚，“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一生三落三起，三次显名天下，却未得善终。说他“刻暴少恩”，有失偏颇。“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也曾劝魏文侯“在德不在险”。他的悲剧，在于他“不合时宜”！原因有三：一是功利主义（杀妻求将、母逝不归），二是英雄主义（自谓“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三是不妥协主义（“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前者世人目为不肖，中者世人以为狂妄，后者世人认为不义。如此，无疑难以立足。尽管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全才，出将入相，也只能以悲剧告终！ 　　　　　　2　　　　苏秦（？~前284）做了合纵联盟长，并且担任了燕、赵、韩、魏、齐、楚6国宰相。他北上向赵肃侯（赵语。前350~前326年在位）复命，途经洛阳，随行的马车载满行装，各国诸侯派来送行的使者很多，气派可比君王。周显王（姬扁，东周第二十三任天子，前368~前321年在位）听到消息，非常害怕，赶快安排人为他清除道路，并派使臣到郊外迎接慰劳（“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此后，秦国15年不敢向函谷关以东用兵。　　　　然而，“英雄难过美人关”。他与燕易王（前332~前321年在位）的母亲，燕文侯（前361~前333年在位）的夫人私通。不料被燕易王发现，他没有声张，更没有制裁，反而对苏秦更好了。苏秦不明就里，害怕被杀，就对燕易王说：“臣长久留在燕国，不能提高燕国的国际地位；假如我在齐国，却能够帮助燕国。”燕易王说：“一切听先生的意见。”于是，苏秦假装得罪了燕易王，逃到齐国，齐宣王任他为客卿。齐宣王去世后，齐愍王继位，苏秦劝齐愍王把葬礼办得铺张隆重；此外，他还建议齐国建筑华丽宫室，开辟精美园林，苏秦是想消耗齐国实力，拖垮齐国经济（2200年后，美国采用同样的计谋，以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前苏联），从而有利燕国。不过，“人算不如算”，燕易王突然死了，燕哙（前320~前312年在位）即位，他与苏秦的关系不好，甚至可以说有些坏。而在齐国，又有许多人与他争夺齐愍王的宠信，就派人刺杀了他。苏秦当时没死，带伤逃跑了。齐愍王派人捉拿凶手，没有抓到。苏秦则早已想好了捉拿凶手的方法，临终前，他对齐愍王说：“请大王在市中心把臣五马分尸示众，公布臣的罪行：‘图谋作乱’，这样，刺客一定可以抓到。”齐愍王照他的话做了，刺客果然上钩，被捕伏诛。　　　　临死还能算计凶手，这是怎样的一种智慧呢？一介书生，东周之鄙人。手无缚鸡之力，以几篇说辞即换得天下15年太平，还有比这更为传奇的人生吗？如果，他不那么多情（与燕文侯夫人有私），最后落得五马分尸，谁说他就不伟大呢？　　　　　　3　　　　汉文帝即位后，听说河南太守吴公政绩卓著，为全国第一，而且是秦朝宰相李斯（前280~208）的学生，就拜为廷尉（最高法院院长）。吴到任不久，推荐了贾谊，说他年轻有为，精通诸子百家学问。于是，汉文帝征召贾谊担任博士（政府顾问）。当时，贾谊才20来岁，是最年轻的博士。每次汉文帝咨询政务，那些年长的老先生们都无话可说，惟独贾谊分析精辟，汉文帝很是欣赏，对他破格提拔，一年之内就升至太中大夫（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20多年，天下逐渐太平，正是更改历法、订立制度、振兴礼乐的时候，于是草拟了各种礼法，创设了官名，制定了服色。他还多次上书，说淮南厉王等诸侯封地太多，与古制不符，应该削弱他们的势力。因为汉文帝即位不久，不便施行，没有采纳。不过，汉文帝并没有认为他不切实际，反而计划委任他公卿之职，不料遭到绛侯周勃(?~前169)、颍阴侯灌婴(?~前176)、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说：“贾谊还年轻，经验不足，还不适合担纲重任。”（2000年来，中国总是被“老人政府”、“特殊利益集团政治”所误）于是，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不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外放长沙，担任幼子粱怀王太傅。几年后，粱怀王因骑马不慎摔死。贾谊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非常内疚。一年后，抑郁而死。年仅33岁。[《史记》卷84《贾生传》]　　　　李白《行路难》一诗云：“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贾谊要上位，就有人要下位。无意中，贾谊威胁到了别人，恰巧的是，这群“别人”大有来头，无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还是御史大夫冯敬等，即是汉朝的缔造者，元老，也是汉文帝的拥立者、功臣。于是，“不忌”、“不短”才怪（岂能太岁头上动土）！　　　　不过，贾谊能分析前朝灭亡的原因，今世面临的问题，却不能分解自己的阻力。惜哉！“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他还年轻，可以待，可以忍，直到老人们都退出历史舞台。苏轼在《贾谊论》一文中说：“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可谓中肯！贾谊，确实有些放不开。“《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惜哉！至于梁王堕马，本寻常之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4　　　　还是汉文帝时，天下没有研究《尚书》的学者，只听说济南的伏老先生是秦朝博士，研究过《尚书》，但是已经90多岁了，无法征召他来长安。于是，汉文帝下令派人去学习，太常（教育部长）看中了文学功底非常不错的晁错（前200~前154）。　　　　如果没有这次机会，晁错无疑不会有什么名气；然而有了这次机会后，晁错一跃成为《史记》的主角之一。可见机会对于人生而言是多么的重要！晁错，则可以说是一个把握机会的绝世高手。学成后，他趁机向汉文帝陈述了他的政治主张（有现学现卖之嫌，不过也可见报国心切，希望新知识、新理论能为国家服务），深得汉文帝的认同，让他担任了太子舍人、门大夫兼太子家令（这3个职务的权力相加相当于太子府秘书长，或者说太子府总管，具有相当的实权，以及无限的升值可能）。晁错呢，也确实颇有见地，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被誉为“西汉鸿文”，深得太子信任，甚至有些崇拜（客观的讲，晁错无疑是西汉初年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称为“智囊”（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那时，他多次建议削减藩王实力、修改法令，曾经几十次上书，汉文帝虽然没有采纳，但是欣赏他的才能，不久就提升他为中大夫，这意味着他从此可以议论和参决政事。　　　　汉文帝去世后，太子即位，史称汉景帝，即刻升擢升他为内史（长安市长）。那时，内史府门朝东，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在太庙南边围墙开了两个门（按照汉律，这是大不敬之罪，当斩），丞相申屠嘉听了，大怒，计划逮捕他，把他交给廷尉审讯。晁错听到消息，连夜晋见汉景帝，详细向汉景帝说明了情况。第二天早朝，申屠嘉向汉景帝汇报后，汉景帝亲自为晁错辩解说：“他所凿之墙不是太庙之墙，只是太庙外空地上的围墙，还不至于触犯法令。”申无话可说。退朝后，生气地对丞相府长史（国务院秘书长）说：“我应该先斩后奏。”不久抑郁而死。即使丞相也无可奈何，可见那时晁错确实“宠幸倾九卿”。　　　　不久，晁错拜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按理说，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应该谋定而后动，以免引发不利于国家的后果。可是，晁错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上书，建议汉景帝“削藩”，收回各诸侯国边境的郡城。汉景帝下令公卿、列侯和皇族一起讨论，没有一个人敢非难他的建议，但是诸侯王都叫喊着反对，恨不得杀了他。　　　　晁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从家乡颍川（今河南南禹）日夜兼程赶往长安，对他说：“你一直建议削藩，招人怨恨，为什么呢？”晁错说：“事情本该如此！如果不这样，天子将受到威胁，国家也不得安宁。”（锲而不舍，信念坚定！是晁的优点，也是晁的缺点。不明白以退为进的道理，不懂得政治斗争的艺术）晁老先生说：“照这样下去，刘家的天下安宁了，我们晁家却危险了。”而服药自杀，遗言说：“我不忍被你牵连。”晁老先生是想以自己的死迫使晁错放弃激进的行为。然而，不出半月，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等7国即以诛晁错为借口，起兵反叛。大将军窦婴(?~前131。字王孙)、太常袁盎进言杀晁错以谢天下，汉景帝下令即刻处斩。　　　　宋人何去非在《晁错论》一文中说：“彼挟其君之以天下听之也，欲就其所谓术数之效。”语气中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思！在传统儒者眼里，这已经可以归于大逆不道。于是，苏轼说他：“乃其所以自祸欤！”不无道理。晁错能为一名高参，而不堪一位大臣；只是一个近宠，而非一名战士！史论：“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晁错的悲剧，可以说完全是书生意气使然！书生可以议政，但是不能治国（宋朝以书生治国而成惨痛教训）！议政可以自由思想，治国却需要一班同志——晁错一个同志也没有，加上为人“峭直刻深”（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而峭，就是严厉；直，就是死板；刻，就是刻薄；深，就是深沉。峭直刻深，大意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可以沟通，不具备合作精神的人”），“诸大功臣多不好错”，结果，“衣朝衣斩东市”！即不让辩白，不让申述，不让喊冤！大家一致表决通过，斩立决！悲哉！　　　　其中的教训，无疑是深刻的。政治是政治家的领域，学者只能帮助他们做好，而不能想像自己会做的更好。西谚云：“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就是指得这个道理！　　　　　　5　　　　汉景帝三年（前154），“七国之乱”中，骁骑都尉李广(？~前119)，从太尉周亚夫（？~前143年）反击叛军，在昌邑城（今山东金乡北）下夺得叛军的军旗，从此扬名天下。由于他私下接受梁孝王刘武（汉景帝同母弟弟）的任命，回朝后，朝廷就没再封赏他（李广身任朝廷军职，私受藩王印信，可见没有大局观，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调任上谷太守，之后陆续担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6郡太守，威震匈奴。　　　　建元元年（前140年），李广由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东南）太守调任未央宫（皇帝居所）卫尉（禁军长官），程不识调任长乐宫（太后居所）卫尉。他们两人风格迥异，李广行军布阵不讲兵法，夜晚不安排警戒，还简化了各种文书，但是他远远布置了哨兵，所以不曾遇到危险。不过，元狩二年（前121），“（李）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李）广军士皆恐。”一如程不识担心的那样，“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　　　　元光六年（前129），李广由卫尉晋升将军，出雁门关反击匈奴。匈奴兵多，打败了李广的部队，还俘虏了他，单于下令送往匈奴王廷。当时，李广受伤生病，匈奴骑兵就把李广放在两匹马中间，装在网兜里。李广一路假寐，走了十多里，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突然纵身飞跃，跳上匈奴少年的马，夺了他的弓，把他推下马，策马向南狂奔。匈奴出动几百名骑兵追赶，被李广射杀无数，被迫撤退，李广安然逃脱。回京后，军事法庭判决李广损伤太多，他自己又曾被俘，应该斩首。李广以钱赎罪，削职为民。　　　　那些日子，李广经常外出打猎。一天，深夜才回，到霸陵亭时，霸陵尉喝醉了，大声喝斥，禁止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霸陵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呢！”便扣留了李广，让他停宿霸陵亭外。没过多久，匈奴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汉武帝紧急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请求调霸陵尉随军，却把他杀了（可见李广心胸狭窄、眦睚必报）。　　　　于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与其说是后人的不平，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李广不是没有机会，他曾有4次机会：第一次，元光六年（前129），雁门关之役，李广（卫尉）被俘；第二次，元朔六年（前123），定襄之役，李广（后将军）无功而返；第三次，元狩二年（前121），河西之役，李广（郎中令）几乎全军覆没；第四次，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役，李广（前将军）迷路。连续4次都没有把握住机会，甚至于出乎意料之外，这不能怪汉武帝“不封”。“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汉武帝绝不是一个吝啬爵位的君主，更不是一个不给将军机会的皇帝。“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金日磾出于降虏”，可见汉武帝是一个唯才是举的君王。于是，我们不能只有愤慨，没有理性。　　　　在“飞将军”身上，无疑存在致命的缺点。他的勇敢、他的机智、他的武艺，乃至于他的仁慈，只能成就他个人（一名伟大的战士），而不能造就一支伟大的军队与一名伟大的将军。而汉朝，需要的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铁骑（如霍去病的800近卫军），与一位攻无不克的统帅（如卫青），只有这样，才能洗刷国家的耻辱，保卫国家的安宁。太史公为“飞将军”单独列传，为后世流传了一曲高亢的英雄赞歌，可见太史公对英雄的尊敬，也见太史公对历史的敬畏。细读《李将军传》，不乏太史公“春秋笔法”。可以说，《李将军传》的写作宗旨不外乎文章之初，典属国公孙昆邪对李广的8字评语：“天下无双，自负其能”。因为“天下无双”，“飞将军”天下知名；因为“自负其能”，“飞将军”无缘封侯。这不仅李广的个人悲剧，也是每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的哀歌。太史公借星相学家之口说出李广不能封侯的原因（“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即是对于这样一个英雄的惋惜！　　　　还有他的孙子李陵，太史公以为“国士”，可见敬重。汉武帝对李陵更是爱重有加，从一开始就“以为有广之风”。天汉二年（前99）出征匈奴右贤王，李陵主动请缨，“愿得自当一队，至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汉武帝提醒说他没有多余的骑兵部队给他，李陵回答：“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汉武帝“壮而许之”。从卫青、霍去病故事中可知，汉武帝将兵不墨守成规，喜欢青年将军，于是完全可以想像，汉武帝未尝不予李陵希望，成“冠军侯”第二，可惜事与愿违。　　　　虽然投降匈奴的汉朝将军李陵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甚至于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也投降了匈奴。但是，在汉武帝心中，李广利可降，赵信可降，惟独李陵不可降，因为他是李广后裔，而李家，是汉王朝抵抗匈奴的一面旗帜。《史记》卷109《李将军传》记载：“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汉武帝即位伊始即以李广为禁军长官，不可谓不信任；“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汉武帝因为李广年老（已经60多岁）不让出征，又不可谓不爱护。所以，李陵之降，辱没的不仅是李家的声望，还有汉武帝的信任，以及汉朝的荣誉。一代名将后裔居然投降匈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刚强，穷尽一生都在洗刷祖先耻辱的君王，可以说是摧心裂肺式的，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当听说“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此时，已经是李陵投降匈奴一年后的事了。之前，“上悔陵无救，……乃遣使劳赐陵余军得脱者。……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可见对李家的倚重。于是，李陵的最终投降，是汉朝，乃至于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之一。　　　　　　◆　　　　反复读吴起、苏秦、贾谊、晁错、李广，还有李陵的故事，仔细分析他们的行为，吴起的刻薄、苏秦的色欲、贾谊的自负、晁错的激进，还有李广个人主义，以及李陵的半途而废，都是他们遭受人生失败的根由！《大学》上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是没有道理啊！无论君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必须以修养品性作为人生的根本。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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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缺点是致命的,前车之鉴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西递镇桐练村的古名称是“逃来村”，村名改了许多次，由最早的“逃来村”到现在的村名“桐练村”，“桐练”二字的读音是安徽徽州话“逃来”的谐音。桐练村里有一百多户人家都是方姓人家。桐练村方姓`的始祖是“方元宝”、始祖先夫人是“余莲”。方元宝就是明朝方孝孺的次子方中宪。方中宪被恩人余学夔救了以后，二人一起从宁海逃到安徽省黟县，最终在那里，开天辟地建设自己的家园“逃来村”。“逃来村”、“桃练村”、“桐练村”离邻近的休宁县几公里，距离休宁县珊坑村5公里。珊坑村是余姓人家集居地。余学夔把方中宪的姓名改为俞、余德宗、字必昌，最后改为俞、余元宝，隐姓埋名。余学夔把自己的姓名改为余文学。（明崇祯宁海县志《书报县尉保孤事》523页，冯斗如写）183年以后恢复方姓。桐练村始祖就是方元宝。今安徽省黄山市政府有关部门已将黟县西递镇辖桐练村“假祖”“真祖”开天辟地的故事编入中国民间故事大全（黟县卷） 　　 　　
　　　　　　一个 旧社会 的 青红帮的混混　　　　　　　　　　　　　　　　　一个读书不成功的 阴谋家　　　　　　　　　　　　　　　　　一个娶妻随妻的 基督徒 　　　　　一个 不反抗倭奴的弱者，屠杀工农的强者　　　　　　　　　　　　　　　　　一个。。。得过花柳病的 嫖客　　　　　　　　　　　　　　　　　一个 害死 4万万 中国人民的 刽子手　　　　　　　　　　　　　　　　　————————————————————－－－江浙狞——蒋该死！　　　　　　　　　　　　　　　　　　　那些战死的将士 他们是中国人！！不管哪个党派 他们在保家卫国 你居然说他们是炮灰 你要脸吗 赶紧去地下给你的太祖亲爹舔P眼去 爷爷不想再和你废话了 　　　————————————————————－－ 　　　知道，1/3之一的炮灰是湖南人么？　　　　　　　　　　　　　花生米的悲哀，在于 他本身 江浙狞 的性格 　　　　　　　　　　　　　他们生来就是绵羊！！！唯一的目的就是用来被屠杀滴　　　　　　　　　　　　　　　　　　　　　　　他们不敢如他们的冒牌祖先 明朝皇帝一样 殉国。不敢 焦土抗战 　　　　　　　　　　　　　只会在英雄的湖南人背后放冷箭！ 　　　　　　　　　　　　　当英雄的湘军在淞沪会战成了炮灰之后，江浙狞，勇于 焦土 湖南人的省城——长沙！因为，阴险毒辣的 江浙狞 知道，焦土之后的湖南50年也恢复不了元气！ 当淞沪成了炮灰的湘军第二代子弟1939年成年之后，又被 花生米 当做炮灰来消耗！就是这些湘军炮灰，在湖南战场证明了自己湖南人的血性！倭奴叫道：撼山易，撼湖南人难！湖南各大城市基本毁灭！ 　　　　　　　　　　　　　于是，绵羊一样被蹂躏，下贱、无耻、屈膝投降的江浙狞，战后开始为自己的绵羊性格 沾沾自喜！幸亏没有焦土！不然也和 湖南X冒一样，一切从头来建设！于是，绵羊一样的江浙拧，沉湎于 自己的院士之多，建设之好！ 　　　　　　　　　　　　　江浙狞的性格，就是这样的阴险、无耻！ 　　　　　　　　 　　　　　　　　　　　　　　　　　 江浙人，所谓的 正统中原文明，就是一 伪吴文明。
　　　　　　　　　　　　
　　　　　　　　　　　　
　　　浙北是伪吴文化
　　　浙南是正统的 百越文化！和福建 闽越 同体！温州人即是 闽越人！
　　　　　　　　　　　　
　　　浙南的越人，分立出 越北的吴文化（伪吴，其实就是假的吴文化与春秋的吴文化相对）伪吴人，不敢面对酣畅淋漓的春秋吴史！伪吴人，自称中原正统移民！却不知道，春秋吴国基础就是800荆蛮！现在的伪吴人，早不是春秋的吴人了！
　　　他们不配用 吴 这个词！现在的 伪吴人，口口声声自己是 吴文化。呕吐，没见过这么无耻的！酣畅淋漓的春秋吴史啊！你们 伪吴人，不配流传！滚出苏州城，伪吴人不配占据 伍子胥的城市！
　　　　　　　　　　　　
　　　欢迎，浙南重回百越人的序列！
　　　浙南人，永远的闽越人后裔！
　　　　　　　　　　　　
　　　还江南，我的概念没有江南，只有江北。 　　　　　　　　刚勃江浙狞
　　　　干成的事，寥寥可数！
　　　　他们引以为豪的历史，无不笼罩在 楚文化的阴影之下！
　　　　不说，吴国的800荆蛮，越国与楚国的血脉相连
　　　　一直到，楚汉争霸，东汉三国，无不在楚文化的阴影之下。
　　　　更加不要说 晋末之后，所谓衣冠南渡的 悲惨柔弱！
　　　　变成了所谓的 中原正统移民！掩盖在 他们自以为是的 吴越争霸 历史剧之下！
　　　　他们早就不是 血性实诚 的 湖南人的兄弟！他们是无耻的、卑微的 卖女人、穷兵黩武、吃人肉、篡改历史 中原西戎人的后代！
　　　　他们不配用吴、越！他们只配被人叫做 刚勃江浙狞！
　　　　　　　　　　　　北方狞，江浙狞　　　　都曾经是 亡国奴，对 倭奴 有某种亲善　　　　强烈反对，上述地区的人 主动 亲善倭奴！
　　方孝孺有二个儿子，二个女儿。他（她）们的排序是长子方中愈生于洪武十七年，（19岁）长女方贞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5岁）次女方淑生于洪武二十五年，（11岁）幼子（次子）方中宪生于洪武二十七年（9岁）。方中愈比方中宪大十岁。《明史》把方中宪说成是方中愈的哥哥，把方中宪排在第一位。《明史》是官样文章，不可全信。另外明朝崇祯《宁海县志方孝孺列传》记载中，并没提到方中愈、方中宪兄弟俩先自经死。提到的被杀人数是847人，与《明史》的873人不符。
　　性格决定命运，真是如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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