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1978年安徽凤阳的民谣。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概括了包干到户的优点 ②表达了对联产承包责任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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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1978年安徽凤阳的民谣。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概括了包干到户的优点 ②表达了对联产承包责任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1978年安徽凤阳的民谣。对此理解正确的是&&&①概括了包干到户的优点&②表达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拥护&③说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④说明农民已经过上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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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校车——大包干发源地孩子们的“六o一”特殊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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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8日上午，凤阳县人民广场上彩旗飘扬，鼓乐震天，即便是太阳晒红了脸，流淌着汗，孩子们也不愿停止敲打着手中的锣鼓，尽情地表达手中的喜悦&&作为&六&一&的特殊礼物，我们的校车开通啦！从今日起，全县将先行开通城乡19所学校、47条校车线路、50余辆校车试运行，1617名学生上下学由校车统一接送。
　　今年，凤阳县积极实施&校车统一接送工程&，并作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来抓。在全县农村地区开展校车运行试点，规范校车运行和管理，改善中小学生乘车条件，确保学生乘车安全，减少或遏制交通事故发生。
　　校车运行实行政府主导、企业投资、市场化运作、企业让利经营、家长合理负担、财政适当补贴，教育、公安、交通、安监等部门与乡镇政府共同参与监督管理的原则。由扬子集团滁州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在凤阳县设立校车服务公司，实行企业化运营，确保校车安全有序运行。（县委宣传部　吴晓泉　教育局　丁永）
校车启动仪式气氛喜庆热烈
出席校车启动仪式的领导和嘉宾
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代理主任李耀才宣布校车正式运行
凤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张勇讲话
凤阳县政府县长米德成主持仪式
凤阳县政府副县长汪国玲介绍校车运行筹备情况
凤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汪国玲从滁州扬子客车厂负责人手中接过校车捐赠钥匙
55辆崭新的校车整装待发
来自凤阳县城西小学的同学们在新校车前欢呼雀跃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坐上崭新的校车
|&&&信息来源：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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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1978 年安徽凤阳的民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1978 年安徽凤阳的民谣。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①体现了包干到户的优点 ②表达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拥护&&③说明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④说明农民已经过上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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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何开荫：大包干的发生与发展
何开荫：大包干的发生与发展
&&&&出处: 中国三农研究中心 &&&&作者: 何开荫 &&&&已经有4162位读者读过此文
大包干的发生与发展
&&& 值此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之际，听到了社会上的两个说法，一是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是后搞的，率先实行包产到户的是肥西县的小井庄，应该树小井庄为先进典型；一是说大包干只对当时的解决温饱起到了积极作用，随后反而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这两种说法都是由于对当时或当前情况欠了解而引发的；为了说明真相，特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 一、大包干的发生
&&（一）大包干和包产到户都是农民创造的
大包干也好，包产到户也好，都是广大农民群众在自然灾害的逼迫下，为了谋求生路而自发地干起来的，都是与当时的政策、法规背道而驰的、无可奈何的冒险之举。安徽的包产到户是有历史渊源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年，正是合作化高潮的时期。高级合作社的步子迈得太大，出现了许多矛盾，加上1956年安徽遇上严重自然灾害，大旱，近1000万亩无收，灾区农民的生活困难，芜湖地区有些合作社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就实行了包工包产的办法，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安徽省委支持这一做法，于1957年2月14日下发了《关于包工包产的指示》，名称叫“包工到户”，实行“五包六定”（包产、包工、包费用、包伙食供给、包现金收入；定活、定人、定质、定量、定时、定措施）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评比、插标验收”的管理办法和责任制度。实际就是包产到户，却不愿明说。而浙江的永嘉县、广东顺德、南海等县的一些地方则干脆就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就惹下了大麻烦。人民日报连发批判文章。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指责“包产到户是极端落后、倒退、反动的做法”，“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统通烧毁，一个‘点’也不许留”！第一次包产到户就被批得荡然无存了。
2．第二阶段是1961年的责任田。众所周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安徽是重灾区，饿死了许多人，不少耕地处于无人耕种的撂荒状态。怎样才能重新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2月，省委常委张祚荫向省委书记曾希圣反映，说宿县兰公社苗光大队王庄生产队有个老农刘庆兰，73岁了，应该进敬老院，可他儿子有肺病，生产队人人怕传染，不让他参加集体劳动，生活怎么办呢？刘庆兰向队里要求，于1959年带着儿子进山开荒种地，一面养病。1960年大灾荒，他却收得3300斤粮食，交给队里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刘老汉说，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否则生产难搞好。据此，曾希圣提出了“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责任制办法，并于2月下旬到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岗大队南新庄生产队进行试点，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生产积极性大提高，邻队也要求搞。3月15-16日，曾希圣在广州开会时将这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主席答复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电告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省委立即部署各地、市、县，“希望你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这就是被安徽农民称为“救命田”的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可是到1962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时，就又批判责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并将曾希圣调离安徽。3月20日，省委下发《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责任田就夭折了（以上所说均源自欧远方、朱文根著《安徽农村改革纪程》）。
3．第三阶段就是1978年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凡40岁以上的人都记忆犹新，1978年，安徽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真的是赤地千里，许多地方连人畜的饮用水也没有，全省各地都组织大卡车往灾区运送饮用水。到了秋种时，耕地板结龟裂，难以播种。实在是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了，省委作出了“借地”给农民自种自收的决定。在“省委六条”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来安、肥西、凤阳等县的农民都先后实行了包干到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等联产责任制。由于安徽农民具有实行责任制的经验，都尝到过责任制的甜头，一听说来安、肥西、凤阳农民又搞包产到户了，全省各地农民风起云涌，包产到户不胫而走，在全省、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赞成拥护者有之，坚决反对者有之。经过激烈交锋，直到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问题的著名讲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老人家一锤定音，大包干走遍了全国。
4．应该说，在以曾希圣为首的安徽省委的支持与推动下，“责任田”是搞得很好的，被农民誉之为“救命田”，可是，由于毛主席不同意，“责任田”就夭折了。在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和以王郁昭为书记的滁县地委的支持与推动下，大包干获得了邓小平的肯定，就取得了成功。显然，不论是失败还是成功，领导的支持与决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们纪念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对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王郁昭等领导同志所建立的盖世功勋，给以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但千万不要忽略：责任田，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农民群众创造的。王郁昭同志说得很好，他是给“大包干”报户口的人。他报给万里，万里报给中央，他们报户口，那么，邓小平和胡耀邦就是给大包干落户口的人。报户口也好，落户口也好，前提条件是必须先“生出一个孩子来”，“大包干”就是农民生出来的“孩子”。所以，我们在宣传农村改革成果时，决不能忽视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
（二）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农村改革正名
现在一提到农村第一次改革，许多人就说是“大包干”，更多的人就说是“包产到户”，把“大包干”与“包产到户”看成为一回事。其实，这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并不准确。首先，包产到户与大包干并不是一回事，它的内涵是有区别的。从理论上说，包产到户是按每户人口多少承包耕地，再按每亩地的实际产量记工分进行分配；它只给农民生产自主权，并未赋予分配权。大包干就不同了，不仅按人口多少将耕地承包到户，给农民生产自主权，同时还赋予分配权，恰如农民所说：“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正因为有了收益分配权，才更能够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包干比包产到户更优越。因此，在实践中，包产到户也向大包干看齐，并没有哪个农户把自己生产的粮食送到生产队里去，经队里分配后再担回来；包产到户采取了与大包干同样的操作方法，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尽管操作方法趋于一致，但在理论上是有区别的。
再者，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中央肯定的、推行的办法并非单纯的大包干，而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双层经营体现在什么地方？整个滁县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涵不仅包含一个大包干，还包括经济合同制和干部岗位责任制，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三大支柱支撑起来的。
1．大包干（不是包产到户）。如上所说，大包干不仅赋予农民生产自主权，还给了农民收益分配权，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更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欢喜，集体高兴，国家满意。
2．经济合同制。各县统一制发《农业生产合同书》，由各生产队与所属农户一一签订，分别把国家、集体、农户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细规定。合同书是一个红色塑料封皮的64开小本子，共27页。第一页是××公社××大队××生产队19××年度合同书，下面是户主姓名，承包土地，家庭人口。合同书首先规定生产队（甲方）的权利义务，共有8条。权利主要是负责分配耕地交给农户承包，督促农户（乙方）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完成各项生产任务；并完成农业税、集体提留上交任务；完成国家征购的各项农副产品交售任务；按国家分配的各项公差勤务等，有权统一调配劳力，合理分摊；义务主要是负责敦促国家有关部门供应乙方化肥、煤炭等各项支农物资；对国家分配的贷款、定金等，要及时安排落实到户，帐目公布上墙；认真解决好管水、用水等方面的问题，当好后勤，搞好科学种田，做好扶贫工作；认真抓好林业三定和水面权落实，支持农户发展林牧渔业生产；抓好计划生育，搞好服务。
农户的权利义务也是8条。义务主要是交足国家的农业税多少，完成统购粮及其它农副产品如肉、蛋等各多少；留够集体的提留和统筹各多少，保证完成义务工；负责种好承包耕地，决不转作它用；在水利管理使用上要服从生产队统一安排；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主动关心照顾好五保户生活，积极做好烈军属优抚工作等；权利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因此因地制宜种植，安排作物茬口等生产事宜，生产队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超出合同外的任何征购、提留和统筹，农户有权拒绝；有权监督生产队对生产资料的分配，集体资金的使用，如发现有不公平合理之处，尤其是贪污挪用等不轨行为，有权向各级领导机关检举揭发。
合同有效期为一年，也就是每年签订一次合同。权利义务完全是双向的，对等的。后面有监证机关盖章。从第6页到第19页都是明细表格，粮食、油料、牛马羊猪鸡鸭等等的生产任务和交售情况，林牧渔都有，第20-27页是附件，一是县里统一规定的《集体提留队筹社管项目和标准》，一是《各项提留用途》，保证农户能按县里规定签订公平合理的合同，能够按规定监督生产队对集体资金的使用。这一份“经济合同书”充分说明，农户虽然包干到户了，以家庭为单位经营了，但决不是单干，他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从事生产的，是在生产队、大队、公社领导下从事经营的，只不过是把以前用行政手段的领导方式改为采用经济手段的领导方式罢了。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范畴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3．干部岗位责任制。农村改革初期，一些对改革有抵触情绪的人说：“包产到户，不要干部”！似乎是有了生产自主权的农民，对国家、集体的领导都“不买帐了”。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怀好意的。滁县地区的回答是：联产责任制不是不要干部，而是不要干部的瞎指挥。过去我们是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指挥生产的，效果不好，群众说是瞎指挥。联产责任制是采用经济手段和文化手段引导、指导农民的生产生活的，事实证明效果很好。实际上是现在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要求干部提高领导艺术。当然，基层干部在大包干的新形势下也面临着新问题：过去他们成天指手划脚，要农民这么干，那么干；现在农民不听这一套了，自己安排生产，不少社队干部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滁县地委明确宣布，现在的基层干部，任务不是指挥生产，而是为群众的生产生活搞好服务。怎么服务法？具体干些什么事？滁县地委、行署除了实行经济合同制外，又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明确规定县乡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新形势下的职责：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有包点任务，具体联系一个大队或生产队，还要有1-2户的扶贫对象，保证该生产队和各农户完成合同规定的生产指标和任务，帮助落实化肥、薄膜、煤炭等生产资料，搞好科技服务。岗位责任制文本同样是红色塑料封皮的64开小手册，第1-2页为《中共××县委文件》：“关于印发《区、社干部岗位责任制奖惩试行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落实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方针，充分调动区、社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改变用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一切的办法，明确工作职责，严格岗位责任制，把工作任务落实到实处”。手册中将各不同岗位如党委、行政、共青团、妇联、公安、民政等部门干部共分为十二类，分别对其职责规定的文字说明共49页；下本就是各个人的包点单位，责任制的具体指标和考核明细表，考勤纪录表，中心工作与突击任务考核记录，还附“当日工作摘要”日志和备忘录，相当详细，很严密。在实践中，社队干部创造了修水利“推磨转圈”的办法：如甲乙丙三个大队，第一年甲乙帮丙修第二年乙丙帮甲修，第三年丙甲帮乙修，如此轮流。民兵、共青团则组成了代耕队，帮助缺劳力的农户代种代收；来安县则创造了“扶贫”政策和办法，被国家采纳为大政策在全国推行，成绩优异，饮誉世界。这充分说明根本就不存在老弱孤寡和五保户无人管的现象。
正是上述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说服了反对者“姓资”的责难。有资料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称是胡耀邦同志反复思考亲自敲定的，这才是中央肯定和推行的农村第一次改革的成果。由于大包干是标志性支柱，所以通常就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简化为大包干（不应说“包产到户”，因为当时认定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都是姓资的），但决不能忘掉其本义。
（三）真实的历史不等于历史的真实
这话说得有点玄，有点绕口，但却是事实
1．大包干探源。大包干是凤阳县小岗村创造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无可争议。中央向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最重要的支柱和内容之一就是大包干，所以，大包干当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安徽，安徽的农村改革则发端于凤阳县的小岗村，因此，小岗村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面光荣的红旗，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2．包产到户的发端。这个事就比较复杂了。如前所说，最早的包产到户是1956年，失败了；1961年的“责任田”实际也是包产到户，虽在全省推广了一年，也还是夭折了；1978年秋季，许多地方都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很难分辨是谁先搞起来的。从现有资料看，肥西县柿树公社黄花大队于1978年9月15日开会，决定搞包产到户，9月18日就分配承包地和生产资料了。邻近的山南公社学黄花，小井庄生产队率先于9月23日实行包产到户，迅速扩展到全公社、全区，“遍地黄花开”。但在滁县地区的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有个魏郢生产队，从1978年春天就实行包产到组，9月上旬听说了省委“借地度荒”的政策后就很自然地转为包产到户了。有人说，1978年8月，王业美调任来安县委书记后，到十二里半公社山尧大队的前郢生产队调研，发现上海下放知青“小九妹”张慧芳夫妻两个有病，两个孩子尚小，穷得揭不开锅，4口人只有一床被，小孩都光屁股，而且全队的人都穷得叮当响。王书记问队长是怎么搞的？没想到队长竟是农中毕业生，抱着建设家乡的理想回来当队长的，他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就是搞不好，看来就只有一个办法能行。王书记问什么办法？队长说“包产到户准行，就怕你不敢批”。王业美犹豫了一下断然决定：“我就批准你们搞包产到户！”同时，他又向在场的公社和大队领导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代表县委。只允许他们一个队搞，其他队都不准搞”。据说这是全省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从说话的口气上看，是在省委“借地度荒”的政策之前，但所有资料都没有说明具体日期。却有资料证明王业美在天长县任县长时于1978年初批准新街公社将棉花包产到户。此举让农民积极性特别高涨，在年景正常的1977年，亩产皮棉只有29市斤，而大旱的1978年亩产皮棉竟达62斤，王业美就把包产到户的经验搬到来安用上了。这件事是一点不假的，我自己就是见证人之一。其实，现在要弄清是谁最先搞包产到户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当时中央是禁止包产到户的，你搞得再早也没用，而且，搞得越早越倒楣！
3、为什么树小岗不树小井庄？小岗搞大包干，从18个红手印的生死契约上看，日期是1978年11月24日，比小井庄的包产到户要晚62天，而且一直是对外保密，并没产生多大影响。岂不知，这正是小岗的后发优势，在他们之前搞包产到户的来安县、肥西县都受到了批判，争议很大，没得到中央肯定，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所以，他们搞的是大包干，不是受人诟病的包产到户。你中央文件上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没有说不许大包干。试想想，小井庄是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试点单位，是农委领导周曰礼亲自坐阵指挥的，难道万里不想树小井庄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不认可。周曰礼同志在《农村改革回眸》的文章中说：“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1月31日下午三时半，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会上，杜润生汇报会议情况后，华国锋讲了话。关于生产责任制问题，他除了重复提到1979年七省座谈会的观点外，特别强调：‘责任制和包产到户单干不要混同起来，包产到户老的弱的也分了一份，有困难；妇女、职工家属不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至于已经搞了的，他们已经搞了一年，要认真总结经验，提高群众觉悟，逐步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很显然，在华国锋看来，包产到户与单干是属于同一性质的类型，明确要求“改正”，重新“组织起来”。道理很简单，中央文件明令“不许包产到户”，你和中央对着干，中央怎么可能树你为先进典型呢？！在30年后的今天，在现代人的眼中，大包干与包产到户并没有什么区别，几乎就是一回事；但评论历史事件，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与环境条件，在30年前，包产到户一直是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尽管邓小平于5月31日发表了肯定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著名讲话，为推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排除了障碍，但在中央，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佩服王郁昭同志的政治智慧了。当中央两种不同意见僵持的时候，来安县创造了扶贫政策，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定远县全面推行了经济合同制；滁县地委综合了下面的新创造，将大包干与这两项制度合在一起称之为“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管理体制”，是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制度的改进与完善，当然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此举犹如一石冲破千层浪，一下子打开了僵局，争执的双方都欣然接受，被1982年1月1日的中央1号文件所肯定“落下了户口”，戴上了冠冕堂皇的社会主义帽子，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到1983年，全国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97%。且看1982年中央1号文件的论述。这个文件共分为加强党的领导等几个大的方面，具体论证有25条。第一个大的方面是《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第一条中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组，包干到户等各种联产计酬的方式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生产责任制的不同形式；第二条则专门论述大包干：“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所以，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将会逐步发展成为更完善的集体经济”。由此可以分明地看出，中央肯定并推行的是大包干。虽说后来人们都习以为常地把大包干与包产到户混为一谈，但在重要的场合还是严格区分的，都是肯定家庭联产承包或大包干。10年以后，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所以，我认为尽管来安县、肥西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是真实的历史，可惜未得到当时中央的赞赏。小岗村大包干虽然是后起之秀，却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评价，载入了史册，这就成为了历史的真实。今天，我们把小岗村称为大包干的发祥地，把小井庄称为包产到户的发祥地，对这两个村率先搞农村改革都是同等尊崇的。
二、大包干的新发展
（一）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基本判断
现在看，农村改革可能要分四步走。
1．第一步为结束人民公社的旧体制，实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第二步为结束以农支工的历史阶段，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进而发展到农业税费全免，并实行种粮补贴、农机、良种补贴，进入了以工补农的新时代。
3．第三步为全面实现小康，农民人均年收入8000元以上，办法就是农村综合改革。
4．第四步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发展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实现农村工业化，城乡生活设施一体化。
（二）农村综合改革的广度与深度
综合改革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概略地说，要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谐社会等方面都取得重大突破，达到城乡公民权利平等。
1．经济方面，首先是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人均年收入8000无以上，完全达到小康标准。
2．社会管理方面要逐步将现在的五级政府精简为三级政府，县以下的乡村实现社区管理，村民自治，让每个农民真正成为社区主人，获得充分的民主权利，安居乐业。
3．乡村社区管理人员由本乡、村公民按照“组合选举”的办法直选，不称职的可随时罢免，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生活、医疗的保障，享受到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享受到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生活，达到社会和谐，生活美满。
4．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食物链、生态链、尽量延长，并头尾衔接，构成良性循环，产品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宜人，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
（三）综合改革与新农村建设的困难所在
1．农民手里没有资本，缺启动资金。据专家评估，全国新农村建设需投入15万亿元。目前财政每年用于农业的投资约5000亿元，通过各种渠道下达，跑冒滴漏甚多，真正落实到农民手里的不过1000亿元左右，什么时候才能得到15万亿元？即便国家每年给每个农民发元，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键是让农民有条件、有手段自己创造财富。
2．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分散的个体农户难以进入市场，绝大部分农民被排斥在市场经济范畴之外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已达成社会共识。一些学者引进了欧美的合作经济组织，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农民则“谈合色变”。怎样吸引农民自觉自愿的组织起来共同发展经济打入国内外市场，是个大难题。
3．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难。人均耕地资源太少，种植粮油作物收入甚低。即便每亩地生产2000斤粮食，价值不过1600元，当前亩产约1500斤，价值不过1200元，去掉物质成本，净收入约700元，两亩地收入才1400元，离8000元的标准还差得远，打工等其它收入的增值空间也不大了。按照目前的生产方式，几乎可以认为农民没有可能大幅度增加收入达到小康。
4．如果发展高效的特色种植业、养殖业，可以让农民迅速达小康，如山东寿光县和安徽和县，全县发展大棚蔬菜生产，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万元，可是粮食生产却大滑坡。粮食乃是头等重要的战略物资，目前发生的世界粮食危机更凸显出粮食的重要性。非洲和南美一些缺粮国家已经发生了动乱。不种粮食绝对不行，可种粮食就难以达小康。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既要让农民达小康，又要保证全国每年一万亿斤的粮食安全。这两项都是硬指标，二者不同缺一。这就让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必须探索在现有资源条件下找到这二者的结合点。
5．如前所说，综合改革的内容繁多而复杂，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高度敏感，阻力大，风险大。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不必要大张旗鼓地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将其核心内容融合到经济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框架中去，在新农村建设中不声不响地同步进行。待到综合改革胜利，新农村建设成功之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步完成了。乡镇、村级基层的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了，县级、省级党政机构势必相应地跟着变，采取这种以下促上的“倒逼形式”，可以减少阻力，避免大的震荡。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综合改革的主要内容都巧妙地融合到一个行政村的新农村建设方案中去，并能付诸试点实践，还要让所有中西部地区能够学得起，从而带动县、省、直到中央的全面改革，这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四）农村综合改革的主要措施
1．走农业企业化的道路，实行“村企合一”。首先要帮农民大幅度增加收入，吸引农民建立起自己的经济组织，把行政村建成为一个现代农业企业，用企业包容村委会，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企业做大了，可以跨村界、跨乡界，将村委会包容在企业内，就相当于大国有企业的工会组织一样。但决不能用行政手段，而必须用经济手段吸引农民自觉自愿地参加到企业组织中来。安徽来安县有个小李庄生产队，处于交通不畅较为闭塞的丘陵地带，全队21户103口人，240亩耕地，住户较分散，以种粮油为主，2004年人均收入才3000元。本村的农民企业家李光敏致富后下决心帮家乡改变面貌，便扶助亲友生产大棚蔬菜，每亩地净收入万元以上，其它农户都要求发展大棚蔬菜。李光敏采用土地入股的方式成立了“来安县绿色威光生态农业公司”，将所有耕地集中起来，统一规划，按用途分类划区，分为大棚蔬菜、集体养猪、粮油生产三种方式由各农户自愿选择承包。组织起来后，全队农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加近2000元，2007年人均收入已达万元之多。现在已经扩展到全行政村，村民都热烈要求加入公司。农户虽然将土地入股交给集体了，实际上仍在原处承包，只不过是统一规划，重新分配使用权，坚持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不变的原则。
2．树立了“劳动密集、资金密集、科技密集的高效设施农业加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大田粮油生产的新模式”。实践证明，一个壮劳力只能担负两亩地的大棚生产任务，一户两个劳力，顶多只能承包4亩地，余下的承包地就可以调整给其他农户。小李庄16户承包蔬菜生产，共64亩大棚，户均收入4万多元，两户承包1000头的养猪场，户均收入近20万元，余下的耕地加上并建新村，平整旧宅基地和田埂新增加的土地，仍有240亩之多，承包给三户种田能手，每户80亩，机械化生产，户均收入也达到4.5万元，全队的粮食产量一点也没减少，实现了规模经营。由此我们推想，全国18亿亩耕地，2.2亿农户，如果拿出三分之一即6亿亩耕地让2亿农户承包搞设施高效农业，每户收入就是三万多元。当然不能全种蔬菜，单是中药材就有数百品种，加上苗木、花卉，特种养殖，高效项目是很多的，有些地方还可搞农家乐旅游，在这方面，农业科技人员是有办法的。还有12亿亩耕地，承包给2000万农户，每户60亩，户均收入也在3.6万元左右。加上农村的其他副业，全国的农民收入都可达到8000元。12亿亩粮田，按平均亩产1000斤计算，保证每年一万亿斤的粮食安全决无问题。今后畜牧业的发展则主要靠山地、林地、坡地、旧草场种植多年生优良牧草（粮田也可间作），潜力很大。这一生产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达小康与保粮食安全的矛盾，找到了科学可行的办法。
3．以现代农业企业的先进管理方式代替基层乡、村两级的行政管理。如果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农业企业，一个乡镇共有十多个农业企业，这些农业企业可以组织一个企业联合会或企业集团总公司，甚至可以建成的一个大的股份制公司，每个农户都是股东，是公司成员，他们都按公司的管理搞好生产生活，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的行政功能就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乡镇政府撤消后，只要保留一个十来人的乡公所就足够，负责协调派出所、司法所、税所、土地管理所等职能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一些民事纠纷等行政事务。至于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法规等等都可以通过企业管委会去贯彻落实。笔者曾在农垦部东北农垦总局所属的青年农场工作过19年，该农场规模相当于我省一个大县的面积，总场书记兼县委第一书记，县里其他领导由省里派，县委、县政府机构多为综合性的，人员甚少。12个分场12个乡公所，乡长、书记都由分场书记场长兼任，工作人员只有4人，另有一个派出所。现在的农业企业人员当然不能兼任政府职务，但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方法对所有成员和股东的管理却完全可以代替乡、村两级的行政管理，而且对政府的方针政策会落实得更好。
4．推行“组合选举”，充分发扬民主。企业的董事会、管委会、监事会都由股东直接选举。由于领导人的好与差关系到每个股东的切身利益，所以，每个股东在选举时都会非常认真慎重地投下他庄严而神圣的一票。董事会是由管委会、监事会、村委会推荐的人员和各村民组长或股东代表担任，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管委会和监事会的选举办法，应采用岳西县莲云乡创造的“组合选举法”。所谓“组合选举”是先由股东大会选出10-14人，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能人各自组织一个“班子”（5人或7人）集体参加竞选，股东们认为“甲班子”好，就投甲班子的票，这个当选的班子就是管委会成员，领头人便是总经理，落选的那个班子就是监事会成员。这个好像外国竞选落败的“在野党”一样，他们对于“执政党”的监督是十分认真而严格的。
5．大力筹划生态和文化建设。新农村建设内涵十分丰富，一定要事先作好科学规划，如农业结构规划、村庄规划、农村产业规划、建筑规划、环保规划、科教文卫规划等等，我们特别强调生态农业和文化建设。生态农业强调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协调地可持续发展，如小李庄将全村规划为五个功能区：设施农业区，畜牧养殖区，水产养殖区，花卉园林区，大田生产区，将生态链尽量延长，并头尾衔接构成良性循环。在畜牧养殖区就建起了大沼气池，不仅供应全队的燃料，还提供腐熟肥料，能生产出高档的“绿色食品”甚至“有机食品”。小李庄已建起图书室、活动室、科教电视放映室，一律用清洁燃料和太阳能路灯和热水器，开展五好家庭评比活动，在村外设垃圾场，进行高温堆肥无害化处理，既卫生，又省钱，还能得到优质有机肥。现在正对全行政村的小学校、卫生室、消防等进行规划，对村民的政治文化学习和技术培训、开展文艺活动等都作出安排，让全村人民都能够享受到城市文明，而居住环境则比城市优越得多，将全行政村建设成为花果之乡，令人向往的田园农庄。
6．将新增土地给农民作资本。中央号召让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让资本能增值。可是农民除了劳动力之外，唯一可作为资本的是承包耕地，而耕地的所有权又不属于农民，加之国家严格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一亩也不能动。出乎意料的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由于并建新村，平整道路和旧宅基地，使耕地增加了不少。我们粗略地估测，淮河以南的稻作区，田埂约占耕地的8-10%，村庄、道路约占耕地面积的25%；淮北平原地块大，村庄也较大，但空心村多。假如全国新农村建设新增土地占耕地的15%，总量就达2.7亿亩之多。如果国家允许将必保的18亿亩耕地之外新增加的2.7亿亩土地给农民企业作资本，就能吸引农民组织起来，每亩地转让费按5万元计算，总值就达13.5万亿元之多，新农村建设的15万亿元资金就基本上全都解决了。
7．实行耕地置换政策，允许农民以新增耕地换住房，让农民的新增土地获得流通价值。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的城市大企业想盖住宅楼，但没有用地指标，他们与市郊生产队协商，生产队将新增耕地无偿提供，新盖的住宅对半分。一亩地约可建1000平方米住宅楼，可入住6户（每户160m2），无偿分一半给农户，可安插3户农民。一个生产队（村民组）约20户左右，有7亩地就能换到全队农户的新住房。新增耕地按15%计算，平均每个生产队可新增土地40多亩，除去换住房外至少还有30多亩可以作为资本。这正是城乡统筹的好办法，城市解决了用地指标的瓶颈约束，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农民则一分钱不花就建成了新村庄，真正是互利双赢。
以上说的是城市近郊，偏远的农村怎么办呢？安徽的城市用地试行置换政策效果非常明显。比如合肥市的房地产和工业园开发都受到了用地指标的限制，远离合肥200公里外的小李庄可以把新增土地的指标转让给合肥市，也就是用小李庄的新增土地补齐合肥征用掉的耕地，保证全省耕地动态平衡，不减少。合肥市的土地价格每亩达百万元，用的是熟地，小李庄的新增土地是生地，要把它熟化，就要有投入，再加上征地补偿，转让指标以每亩地5万元计算，小李庄的新增土地指标转让费至少是300万元，全队塑料大棚的投资、建新村、建猪场的资金就全都解决了。也可以说，不需要国家拿钱，只要给政策，农民自己就有能力建成新农村！这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就可以一日千里地快速推进。
8．创建农民自己的村镇银行。我们在包产到户的发祥地---肥西山南小井庄搞过村民金融合作互助组试点，效果非常好。南方周末长篇报道：安徽率先试水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在全国影响较大。我们认为首先应鼓励并大力支持农民组建社区金融合作互助，降低准入门槛，不必苛求一定要有金融从业人员参加。待金融互助社办好了，建立起了风险化解机制，就按规定升格创办村镇银行。据估测，全国农村存款总额在1万亿元以上，大多被商业银行抽走了。如果创建起农民自己的村镇银行，存贷款利率均高于信用社1-2个千分点，不仅能把一万亿存款留在农村，还能吸收一些城镇居民存款。如果国家对有诚信的村镇银行实行1：2放大的政策，农村每年就有3万亿元以上的资金周转，必将对新农村建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9．从根本上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千改革，万改革，农村中的土地制度才是最根本的改革。共产党就是靠土改，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还得靠土地制度改革调动起九亿农民的积极性，取得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关于土地制度改革，当前呼声最高的是私有化。实际上在市场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根本上是一条走不通的路。现有的集体所有制的“集体”早已名存实亡，代表集体的成了以行政功能为主的村委会组织。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公开打起“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旗号，与村干部、开发商勾结在一起，无情地剥夺农民的承包地，强制性地以低价征购，获取超额利润。失地农民的利益受到严惩损害，国家的耕地被大肆蚕食，长此以往，根本守不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最好的办法是将耕地收归国有，对农民实行永久承包制。社会主义国家国土国有，理所当然。国土部门实行条条管理，从中央一条线直通下来，切断土地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联系，征地严格按规定办理，才能有效地防止耕地流失。农民有了永久的承包使用权，才能放心大胆地增加投入，把地越种越肥。不论是谁征用土地，卖地收入由国家与该承包农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因为是永久承包，国家就必须负责解决该农户全家终生的生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均耕地不再减少。正因为农民对耕地拥有永久承包权，他才能放心大胆地用土地入股或在一定期间转让使用权。届时就可以成立土地银行，允许农民用土地按使用年限抵押贷款。所谓永久承包权，就是除了不能出售以外，就完全与自己的一样，可以认为它拥有私有制的一切优点而又能保证承包农户不会失去最后的生存保障。承包户将土地入股参加农业企业后就能够避免了私有单干的一切缺点并能获得集体经济发展的所有实惠。
（五）新农村的建成与前景展望
什么时候才算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判断是在全面实现小康后还需要20年。按中央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如果进一步具体化，生产发展就要建立起现代农业，建成股份制的现代农业企业。生活宽裕就是要让农民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乡风文明是有具体指标的，至少是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农民，让每个农村劳力达到大专文化水平。一个小学生到大专毕业需15年时间，让全国的农村劳力都达到大专毕业的程度，没有20年是不行的。村容整洁就是要建成环境优美的生态农村。管理民主就是实现完全的社区民主自治。从现有资源条件的生态农业建设来看，人均收入一年8000元已接近极限，今后还有什么手段让农民收入更上层楼？其实，农业生产内容十分丰富，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拥有自己的第一、二、三产业，生态农业即农林牧渔属第一产业，农产品加工与农产品的销售以及农村旅游等属于第二、三产业，增值的空间相当大。例如，一吨玉米价值1500元，用来加工成乙醇作燃料，再将其副产品进行系列加工直至生产出维生素丙和赖氨酸，可以比玉米原料增值24倍。用有机食品出口换取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回来，或换工业产品和技术产品回来，效益至少翻一番甚至几番，农民完全可以靠农村的第二、三产业致富。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农村综合改革取得全面胜利，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就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压根儿用不着什么人去替他们操心烦神，农民会爆发出无比的创造力，好像大包干以后出乎人们意料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样，农村第二、三产业会蓬勃发展。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美好前景是清晰可期的，届时将会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状态，农民与城市居民同样地享受到工业文明，而优美的农村环境会成为所有城市居民心向往之的新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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