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官怕跟错人，国怕站错队。现当代中国，国际形象良好，不能不说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审势度时，正确抉择，正确“站队”的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尽管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着，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没有站错队，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畲、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着的。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五强”无缘，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设：世上若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否还会幸运地正确抉择，站在正义和胜利者阵营一边？！第三次世界大战若爆发，中国是站在民主国家一边？还是站在反民主国家一边？！“五不搞权贵社会”，让每个中国公民为之纠结！中国若遭遇攻击，哪个国家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狐朋狗友遍天下，谁会站在中国一边？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朝鲜会站在中国一边？！——但要说朝鲜能给中国帮多少忙，那绝对是奢望。不给中国添乱就谢天谢地了，而且还要长期吃白食。朝鲜为中国抵挡韩国？抵挡韩国什么？抵挡韩国入侵东三省？相信这套说辞的人需要明白，朝鲜对中国的软性入侵从来没停止过，拿走了天池的一半、半拉长白山和数个岛屿，贩卖毒品、印假钞、越境流亡者更让中国有苦说不出……朝鲜是中国的负资产朋友，只会拖累中国；无实力、无愿望来帮中国，一旦中国有事，根本指望不上。你能想象朝鲜人民军去帮你收复南海诸岛吗？有人会说，朝鲜有原子弹，可以威慑韩国……韩国不会蠢到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顶多是象西德统一东德……现在包括中国最怕的是朝鲜头脑发热去入侵韩国，那才叫不可收拾……如果朝鲜要扔原子弹，那中国会第一个阻止。朝鲜的肯定掷不到美国，肯定能扔到北京。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巴基斯坦会站在中国一边？！——好多网友管巴基斯坦叫巴铁，意即和中国关系铁。在牵扯印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若说在其他方面帮助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上都不可能。何况，巴基斯坦自身问题成堆……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古巴会站在中国一边？！——中国的朋友古巴（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实在太弱了，一旦有事别说叫它出钱出枪，它还得问你要救济粮呢！二来也距离太远，对中国同志再热情也实在是鞭长莫及。古巴同志的友谊很纯真，可是除了声援一无所长。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越南会站在中国一边？！——越南这是个让中国人感情复杂的国家，因为它的反复无常让人无法知道它下一步将会干什么。中越关系似乎还是你好我好。但是在南海问题上大家是难以调和的。越南是个靠不住的国家，和中国只是酒肉朋友（酒肉总是由中国提供）。这个说翻脸就翻脸的朋友只能拿来凑数，不能当真。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俄罗斯会站在中国一边？！——俄罗斯这是很多国人的兴奋点，中俄联手好像可以统治世界了，最起码也能和美欧分庭抗礼。中国可算有个大块头的朋友了！大家别忘了，百年来拿走中国领土最多的就是俄罗斯。现在不仅大肆卖武器给越南和印度，还在远东部署重兵。俄罗斯是在看日本吗……况且俄罗斯的政治走向扑朔迷离，其投机性外交在利比亚战争中显露无疑，你能指望俄罗斯在中印争端中为中国出头吗？在南海争端中支持中国吗？相信在叙利亚危机中，俄罗斯会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关键时刻俄罗斯靠不住，这是血的教训。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委内瑞拉会站在中国一边？！——由于地理和实力，战争期间对中国起到的实际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若干非洲小国会站在中国一边？！——若干非洲小国，一群吃白食的家伙！吃了多年毫无进步而且贪得无厌……什么也指望不上，包括在联合国投票上，由于政权经常更迭的原因，现在也政治方向也是乱七八糟……若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遭遇攻击，大概也许可能若干其他小国会站在中国一边？！——若干其他小国：马其顿是中国的朋友吗？不是。不是接受中国援助的都是中国的朋友，白给钱白给东西谁不要？不是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都是朋友，其中的大部分也会出席伦敦奥运会。中国和伊朗绝对不是盟友，因为宗教极端主义让中国避之不及。泰国面团一个，缅甸正和中国越走越远。白岩松感叹中国的朋友少，现在看来不仅少，而且质量低，尽管战略合作伙伴签了一堆。什么叫朋友？什么叫铁杆朋友？自己有事，吹个口哨朋友就来，铁杆朋友出枪出头直接参与、一般朋友送粮送钱后边支援，这叫朋友！按中国的古话说，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伊拉克战争，日本为美国派出补给船、油船，免费供应后勤物资；利比亚战争，卡塔尔再带干粮自告奋勇参战（当然也有点私心杂念，但毕竟这么小的国家能这样已经尽力了！）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战事，有多少国家会给中国帮忙？有几个国家能帮得上忙？答案很可能是零。中国的朋友少是事实，这对中国很不利也是事实。毕竟，人家一声招呼，来了五个马仔、三条狼两只狗，你一声招呼，来了两个人抱着你的腿说：“我饿……”；人家可以躲到幕后、打代理人战争；你无幕可躲，必须独自冲在第一线、必须直接出面……其实，朋友真的不在多少，要看给力不给力，以色列只有美国一个铁杆盟友，***世界竟然拿以色列没辙。中国的狐朋狗友的确遍天下，但果若中国遭遇战争，铁血朋友没有一个！中国与其狐朋狗友，到底谁理应反思反省？！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还会象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正确“站队”吗？中国若遭遇战争，哪个有实力的国家会真正站在中国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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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有必要反省，首先要废弃的就是对外关系中不干涉内政，不介入冲突的政策！因为这样的做法基本上让希望中国出手的危机国家彻底绝望，并投靠美国去了！这样的政策使中国戴上了一个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的国家，况且也不能共富贵！所以中国富裕了，但朋友，邻居都走了，少了！
及美国的大阴谋，如同一张大网，罩住了北京的真实，致使北京在政治上蒙受重大挫折，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奥运会主办权。新浪竞技风暴从今日开始连载此文，决不想让那些在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彻夜流泪的人们再想起往日的愤恨，我们只想提醒正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以及所有善良的中国人：要警惕！一、“北京战略”和“腾布集团”日，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州总理约翰-法赫依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六位与2000年悉尼奥运会申办委员会颇有瓜葛的“精壮人马”。 他们是：政界巨头克利-帕科尔的私人智囊大卫-冈斯基；第一检查长及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赛顿；兰德租赁建筑财团总裁约翰-米歇尔；金赛顿的政治伙伴乔依夫-列维；奥普图斯公司总裁鲍勃-曼斯费尔德；以及会议召集人、前新南维尔士州橄榄球联盟主席、商人罗斯-腾布。那天上午，他们极力想让法赫依知道，距最后投票还有九个月的时间，悉尼无望拿到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虽说整个澳大利亚涌动着高涨的激情，尽管申奥活动已花去了近三千万美圆的血本，但无情的现实似乎在告诫澳洲人：2000 年奥运会已是北京的囊中之物。要知道申办奥运更看重申办国家的政治分量，在国际政治的撕打中，悉尼面对的是一个重量级的中国，与之正面交锋不过是自取灭亡。法赫依认真听着每一位的发言，他头脑中的图象渐渐清晰了：按悉尼现有的实力-她的人文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击败北京应该不成问题。但悉尼必须绕过国际奥委会主席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这一关。换言之，悉尼必须从萨马兰奇的口袋里把奥运会偷出来。当时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雄心勃勃的萨马兰奇决心和中国一齐创造历史，他想在共产主义的中国燃起****的火焰。如果不是因为二个月前美国通讯业巨人、南方贝尔公司总裁查理-库伊访问澳洲，或许就不会有今天的“阴谋会议” 。库伊是去澳洲组建奥普图斯通讯公司的。他曾积极参与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申办工作。亚特兰大的成功使他获得了许多“奥林匹克政治的内情“，他将这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澳大利亚人。那是在日由腾布组办的一此私人午餐会上，库伊告诉精选而来的澳洲商人：“从现实的角度讲，你们悉尼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除非她愿意采纳亚特兰大使用过的法宝。”腾布是个有心人，他反复咬爵着库伊话中的玄机。他感到有必要向法赫依总理汇报一次。他周密计划了会议内容，其目的就是把几乎停滞的申办工作“向前猛推一下。”这六位显然是有备而来。记者从后来截获的材料中了解到，在所讨论的提纲中，“制定战术以回击我们的对手”这一条格外醒目。会议记录显示：他们讨论了“国际大赦组织”有关近期中国人权记录的状况。会议记录有一句话下面画了着重线，这句话是：“我们应如何将这幅画（中国人权状况）向全世界展示？”与会人员也充分意识到玩人权游戏的危险性，他们同意“用谨慎的态度来利用北京的问题。”据一位与会者后来的透露，他们对北京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他们一致同意雇佣一位公共关系战略家就此问题提供咨询。在以后的几个月内，“北京问题”几经讨论，最后演变成了一份行动纲领，其主旨是“在伦敦地区实施一场秘密的公关活动，以锐减北京的得分因素。” 此活动直到1993年的4月份才被发现。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澳大利亚人凯文- 高斯帕察觉了此事，并向法赫依进行了私人交涉。法赫依否认了与高斯帕的接触。他说：“对那件事（北京战略），我不记得曾在理事会上讨论过。” 但法赫依的确记得12月14日的会仪，并确认说，他们论证了中国申办的优势与劣势。“我可以这么说，我没有在任何时侯，以任何身份，鼓动、默许或赞同申办组织或州政府采取什么战术，去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问题上（中国的人权状况）。” “据我所知，我们没有搞什么肮脏的宣传把戏。当然，如果有的话，我也是全然不知情的。”此次与法赫依总理的密会产生了一个影子委员会，即后来所谓的腾布集团。在以后的9个月中，该集团扮演了悉尼申奥幕后操纵者的角色。腾布集团里有三位国际重量级人物，其中两位因故将姓名隐去，第三位是一个在纽约发展的澳大利亚人（既现任世界银行总裁）詹姆斯-沃芬索。其人在冈斯基之前，曾出任克利-帕科尔的私人秘书。腾布集团每隔几周就要会晤一次。他们利用其触角深广的国际关系网，悄悄推开了数扇大门，赢得了颇具实力的朋友，收集了重要对手的申办情报，并打开了通往“难以接近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通道。究竟与法赫依的会谈以及后来的活动机密到何种程度，只有让舆论去评猜了。腾布他们自己也说，他们从没有搞过秘密活动。他们与申办官员的联络都是通过一位特别指定的中间人--律师马克-杰克逊-来进行的。腾布有意低调处理他的集团的作用。他说：“我们只起协助作用，人家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也许做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贡献。”试看腾布集团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 在蒙特卡罗投票前夕，悉尼电台品牌主持人阿兰-琼斯被请进了新南维尔士州国家银行的办公室，与迈克季奥奇和腾布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琼斯届时将赴蒙特卡罗现场直播投票情况。他对萨马兰奇存有偏见，而这一点让澳洲的大人物们颇为担心-琼斯会在直播中把萨马兰奇描述成“巴赛罗那的屠夫”-这是琼斯爱说的一句话，意指萨马兰奇在佛朗哥统治西班牙时期的所作所为。据一位知情人介绍，迈克季奥奇和腾布“苦口婆心”地向琼斯道出了这种说法的严重性。琼斯最后同意了对方的请求。悉尼电台的一位女发言人也证实了此后发生的事情。二、 讨好国际奥委会委员悉尼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期间，凡是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及其家属或随员来访，悉尼就无一例外以超高规格的礼仪接待他们。当时，极力讨好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元老和新贵，就如同要向他们展示体育场和游泳池一样，已成为申办城市必做的作业。对悉尼来说，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将红地毯铺得更长，更高，更红，而且还要巧妙行事，不被别人抓住把柄。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规矩，一名委员可以访问一次申办城市，所接受的礼品不得超过150美元的标准。悉尼这干人马直接讨好奥委会委员达18个月之久。尽管新南维尔士州政府对悉尼申办留下的3000份档案进行了审阅，但谁也不知道花在委员身上的钱到底有多少。据调查，某些花消决不会在申办的帐簿上出现，有些是由赞助商或私人直接支付的。还有些花消先由个人用信用卡结帐，然后由奥申委的官员以“接待费”的名义，将钱返回给刷卡人，但最终不计入明细帐。悉尼奥申委负责委员们在悉尼五天的参观访问，他们总是把委员及其家属和随员安排在悉尼的豪华酒店里，如洲际大饭店，日航酒店，以及莱金特大饭店。委员们在饭店内购物时，可以签单。这些费用都是由澳大利亚旅店协会支付的。该协会总共赞助了一百万澳元。某些奥委会委员还得到了特殊的关照。有些活动日程是由申办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私下里安排的。苏姗-布什拜是19 91年11月加入悉尼奥申委的，她专门负责委员们接待工作。她说：“奥申委办公室负责日程的技术部分（考察奥运场馆）和接待部分。但有些委员私下里的活动日程是由申办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来安排的，这样的比率大约是10%。有65名委员访问了悉尼。”虽然国际奥委会明文规定每位委员只能对申办城市做一次正式访问，但规定最终还是成了一纸空文-有些代表寻找各种借口，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数次访问。有一位代表竟然来了四次，其中有三次是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代表的身份造访的。据估计，悉尼约接待了170次正式来访，其中四分之一的代表来自26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某些单项联合会的主席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悉尼对这些人的影响力在申办工作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所以聘请了新南维尔士州国际体育理事会主席格莱姆-洛维特，专门拉单项联合会的选票。（洛维特与新南维尔士州新州长格雷纳尔，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主席库兹并称悉尼申奥三巨头。）凡是涉及到委员的来访，无论花多少钱，有多大的困难，都必须满足访问的需要。据布什拜透露，有些代表会提出一些与考察无关的要求。象牙海岸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路易斯-圭朗度-恩迪耶的妻子单独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次访问，她的费用是有申办办公室支付的。喀麦隆籍委员拉尼-埃松巴想观看现场手术。经多方面的联系，最后通过西草地医院及时地让他观摩了手术的全过程。来自多米尼加的罗奎-拿破伦乘坐直升飞机参观了西郊的一家女修道会。当委员们被前护后拥着在悉尼一带考察时，他们的夫人和随员也被精心地照料着。悉尼奥申委专门雇佣了一家私营旅行社——悉尼风范——来欢愉委员夫人和随员们。为写这篇报告，我们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旅行社从奥申委拿走了多少钱，二、旅游的详细情况，三、代表奥申委接待了多少客人，四、是不是有夫人或随员买东西的费用最后又通过旅行社转到了奥申委的帐上。这家旅行社的社长凯瑟琳-道格尔拒绝回答本报记者提出的书面问题。至少有12位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在他们抵达悉尼之前，或结束了他们对悉尼五天的正式访问之后，接受了悉尼奥申委的美意，由奥申委出钱，在昆士兰的三个豪华型的休闲胜地中，任选一个做短暂逗留。其他代表却急于将个人私事与奥委会的公事混淆在一起。据一位申办委员讲，有一个来自亚洲的委员，到了悉尼之后，不忘检查一番他在当地的物业生意。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以前曾有传闻说，芬兰籍委员彼得-塔尔伯格的儿子，摩希斯，曾以伙伴的身份正式访问澳洲，并在蒙特卡罗投票后不久，被悉尼的一家广告公司所录用。但根据记者的调查，摩希斯利用奥申委提供的费用，在其访问悉尼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面试。但他未能从芬兰的广告公司转到澳洲的分公司来，他后来在悉尼的一家设计公司找到了工作。塔尔伯格父子完全否认摩希斯在澳大利亚的工作与悉尼申办有牵连。除了对委员们百般讨好外，悉尼奥申委对它雇佣的职业说客——如加拿大籍埃及人默哈默德-法纳瓦依——也不敢怠慢。说客们的主要任务是盯住地区选票。据说法纳瓦依能从阿拉伯委员的手中拿回6张选票；再如匈牙利人格伯-库姆雅尼。悉尼奥申委给他出钱，从澳大利亚搬到布达佩斯特，专盯东欧籍的委员。除了给这类人支付酬金外，他们也同样接受高规格的礼宾待遇。谁也搞不清楚悉尼奥委会到底为法纳瓦尼支付了多少钱，有人说是6万澳元，也有人说是7万澳元。但这只是纯酬金而已，其他补助没有计算在内。对盐湖城的调查表明：法纳瓦尼在1992年年底，也就是在为悉尼效力的同时，也开始了为盐湖城的服务。盐湖城总共付给这位搭客148,260美元。日投票的那天上午，法纳瓦尼把库兹的一个信封递给了肯尼亚籍奥委会委员查理-穆卡拉的手中。那封信上说，澳大利亚将向肯尼亚体育事业提供5万澳元的“技术支持。”三、 涂污中国在临近蒙特卡罗最后投票的日子里，由于美国捣鬼，搞起了一场所谓揭露“中国人权记录”的反华行动，致使北京的申办蒙受重大挫折。悉尼的一伙人以浓厚的兴趣观察着美国人的喧嚣，而中国方面却以另样的心情关注着事态的发展。申办结束后，中国曾有人向悉尼奥申委一位资深委员表示，他们相信，澳大利亚秘密支持了美国人的行动。悉尼人对如此残忍地剥落对手致命伤疤的行为丝毫没有感到不安。早在93年初，悉尼就曾准备实施一项周密的战略计划——在伦敦地区秘密资助人权活动分子搞一场反对北京的宣传攻势。但那些参与者说，该计划最后没有实施，并坚持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后来在美国的事件。美国人搞的活动，据他们讲，其实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但事实表明，他们完全是一丘之貉。错综复杂的“北京战略”最早酝酿于1992年6月，以迈克季奥奇秘密雇佣噶碧儿-梅尔维勒为标志。梅尔维勒曾效力于BHP公关公司，她的任务就是收集北京的情报-恐怕北京是唯一一个需要悉尼动用情报头脑的对手。梅尔维勒起先建议对北京实施监视，以便在申办白热化时，能对北京奋起还击，直刺对方的“阿喀琉斯脚后跟”。但12月14日的会议使形势突变，腾布集团全面介入，并决定使用公关专家来策划对付中国的战略。经迈克季奥奇提名，梅尔维勒被正式推到了前台。腾布集团首先评估了将美国和欧洲作为反华前沿的可能性。其前提条件是，如果阴谋被揭穿，绝不能让媒体顺藤摸瓜摸到悉尼来。腾布集团开始与伦敦的迪姆·贝尔爵士进行联系。贝尔曾任萨塔奇广告公司在澳洲的总头，并任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 ·撒切尔夫人的战略顾问。1993年2月，梅尔维勒用悉尼奥申委提供的机票飞到了伦敦，在那里住了五天，向贝尔通报了申办的情况，并在他的办公室里，策划了一项秘密宣传方案。他带回了两卷贝尔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以下二个内容：一是秘密资助一人权组织搞一场反华运动，一是出版一本以批评为主的书，书名定为《所谓的合适候选人》，并建议在最后投票前发行。它还要求拿出一大笔钱，把一位有名的国际大人物的名字印在书上。“北京战略”还涉及到对媒体的使用。腾布集团的一位人物告诉记者：他曾直接参与了“栽赃北京”的计划——腾布集团指使他向《泰晤士报》的记者电话授意：在这份国际报纸上发表批评中国的通讯文章。但肮脏的把戏绝非小钱所能打发。数周之后，贝尔来到澳洲，他向悉尼奥申委递交了一份帐单，那上面标着一个“7 5万英镑”的数字，按现在的汇率算，它大约等于二百万澳元。在1993年的，在奥申办内部，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北京战略”的存在，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在腾布内部，有些关键人物对此战略耳熟能详，并热切盼望着它的实现。有关“北京战略”的重要内容，已在迈克季奥奇1994年出版的书中提及。但法赫依却告诉记者：要不是记者为写本文而找到他，他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有所谓“北京战略”这件事。他不记得有一个梅尔维勒，也根本不知道曾与迪姆接触过。法赫依说：“我从来就不赞同用什么公关宣传来反对北京。在分析我们的对手时，包括主要对手北京，我们是有一些一般性的讨论。但是，要是说我曾鼓励搞什么反华宣传，我觉得没有任何道理。”凯文·高斯帕于93年4月发现了此事，他感到悉尼正在玩火，便与法赫依进行了直接交涉。迈克季奥奇后来说，申办理事会最后通过由库茨起草的一项“内容广泛，态度鲜明的决议”，即停止迈克季奥奇以任何角色或形式介入任何公关活动。“北京战略”也由此搁浅。但腾布集团则坚持打“人权”牌。日，罗斯-腾布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他是以前国际橄榄球联盟理事会成员的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强调指出，“在一个残酷的集权国家里”举办奥运会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接受的。” 尽管这封信的最后署名是腾布，但在它被寄出之前，在集团内部进行了传阅。这封信立即招致强烈的反应，中国人感到极度的愤怒，向高斯帕提出交涉，并强烈要求澳方说明谁是这封信的幕后操纵者。悉尼奥申委正式否认了与腾布的任何联系。腾布说，他后来接到通知，告诉他不要再给报纸写信。“但这种信总要写一次。”他说。在整个申办过程中，悉尼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曾有一次，有若干位中国人造访悉尼奥申委，声称他们是学生，想了解悉尼规划方面的情况。一位内线说，申办官员对此事相当警觉，他们认为这是北京在有意收集悉尼的情报。但事实却是，只有悉尼一家以采取超乎寻常的方式，收集其他申办城市的情报。这位内线告诉记者，我们曾委派澳大利亚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访问申办城市的主要领导，从中拼凑情报细节。不知是否巧合，就在悉尼准备丢弃它的“北京战略“的同时，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突然间成为大多数媒体的聚焦点。纽约的“人权观察”和华盛顿的“国际西藏运动”在1993年4月宣布，他们将公开活动，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这两个集团在华盛顿找到了他们强有力的联盟：一位是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前奥林匹克篮球队员比尔-布莱德利（前段时间曾竞选过总统），另一位是民主党众议员汤姆-兰德斯。两位在美国参众两院的活动能力极强，他们呼吁国际奥委会不要把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北京，这两人的呼吁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澳国会议员布鲁斯-巴芮德上个月的联邦议会上列举了悉尼赢得2000年奥运会的原因。他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北京人权问题的攻击，毫无疑问帮助了我们。”四、拉拢国际重量级人士1993年4月, 一位身材矮小，举止高雅，说话轻声慢语的60岁老人被请进了法赫依总理的办公室。他的名字叫塞缪尔-皮撒。皮撒身世不凡，他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战后被送到墨尔本，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法律，后移居巴黎。几经磨难，使自己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大律师，在纽约和巴黎均有事务所。他曾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法国总统奇斯卡德-艾斯塔格的顾问。但更让法赫依感兴趣的是，皮撒是萨马兰奇的密友之一，也是萨马兰奇的私人律师，他还为国际奥委会提供特殊的法律咨询。国际奥委会的机器怎么转？奥运会的主办权是如何送给某个国家的？除了萨马兰奇以外，恐怕只有皮撒最清楚了。皮撒早就公开暗示过申办城市：体育未必就是决定申办成功的第一要素。“体育可以是外交开道车。”皮撒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道。那些能窥探到萨马兰奇个人野心的观察家们，应该理解这句话的分量。与皮撒的联系是通过冈斯基进行的。皮撒同情悉尼的申办，因为他难以忘怀他在澳洲度过的年青岁月。据参加那天会面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皮撒当时没有使用任何外交辞令，他用最平白无奇的语言说，由于中国具备超级大国的地位，它将获得主办权。这句话让法赫依感到十分的灰心丧气。但皮撒答应将尽力帮助悉尼。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冈斯基固定地与皮撒联系，然后将情况转达给迈克季奥奇。腾布集团的一位人物说，皮撒可以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给悉尼带来令人瞩目的加分因素。他的重要性显而易见。这到不是因为他能为我们做什么，而是他的可信度在帮助我们。日，距投票日还有一天，皮撒又和悉尼的申办人物坐到了一起。那次是他应邀出现克利-帕克尔的继母、帕克尔（佛罗伦萨）夫人在她的豪华游艇上举办的鸡尾酒会。日，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为皮撒颁发了澳大利亚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国际关系和人权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皮撒只是腾布集团赢得众多支持者的一个缩影。在欧洲，至少有六位欧洲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包括皇室血统的委员）是任何申办城市都无法接触到的——比如列支敦士登的诺拉公主。但腾布集团却通过詹姆斯-沃芬逊（此人常与诺拉家族举办社交活动）与她取得了联系。腾布集团还为迈克季奥奇与加拿大律师丹-考尔逊安排了会面。考尔逊是媒体巨头康纳尔德-布莱克的顾问，也是费尔发克斯报业集团的董事。他们的会面只有一个目的：设法接近加拿大籍奥委会委员迪克-庞德（考尔逊与庞德在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通过关系，腾布集团还打开了美国电视网总裁的大门。五、最后的申办伎俩按照国际奥委会喜爱的选举程序，投票总共进行了四轮。悉尼仅以两票之差-45:43-击败了萨马兰奇心中选定的候选者北京。这种结果使悉尼人欣喜若狂。要知道，就在投票的头一天晚上，悉尼的关键人物们做最后一次得票统计时，尚发现悉尼还缺四票。尽管悉尼申办队伍讨好国际奥委会委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腾布集团把它的工作舞台搬到了世界上；尽管他们对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代表低头垂眉、有求必应；尽管他们向委员的子女们提供各种工作许诺、甚至“奖学金”，但是，投票前的的乌云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此时的悉尼就像一个110米栏赛跑的运动员，他竭尽全力，征服了每一个障碍，然而，就在他攻上最后一个高栏，即将落地冲刺的时候，他精疲力竭了，他轰然到下，无可奈何地看着对手远去的背影......在这个如死亡般可怕的时刻里，只有那些通晓国际奥委会诡秘政治的人才能救悉尼于无望之中。约翰-库兹曾因为墨尔本和布里斯班申办的失败而遍尝痛苦。但他知道，悉尼机会只能在最后几分钟内显现出来，而且必须有非洲委员的参与。非洲是决定申办成功与否的敲门砖。在投票前夕的晚宴上，库兹将肯尼亚的查理-穆卡拉和乌拉圭的佛朗希斯-年圭索请到了自己的餐桌旁。他告诉这二位委员：如果悉尼获得主办权，他将为两位委员的国家各提供5万澳元的赞助。在第二天的投票中，斯威士兰的大卫·斯班茨在第三轮开始前，走出了投票大厅(库兹为斯班茨的女儿在悉尼做了很好的安排)。悉尼奥申委的一位官员说，斯班茨很可能即答应了北京，又答应了悉尼。在前两轮的投票中，他为两城市各投了一票——也算是履行了他的承诺——然后就离开了。进行了四轮之后，被称为“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悉尼成功地将奥运会从北京和萨马兰奇的口袋里偷走了。据说，当时法赫依特意与悉尼市长萨特尔换了一个位置，以便他能颇为战略地坐在迈克季奥特和萨特尔之间，从而在世界的镜头前完成他人生最为辉煌的一笑。在投票大厅的观众席里，坐着腾布集团的一位成员。他心中荡漾着一种甜蜜，那种甜蜜写满了一句话--萨马兰奇在他自己设计的比赛中打败了自己！“当他用西班牙语调读出那两个字--悉--尼时,你完全可以从他的脸上感受到他内心的痛恨.那一瞬间看上去真美!"澳大利亚记者季拉德-赖勒和加利-修斯，历时数月，对悉尼2000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的几位显赫人物进行了秘密调查，揭出了令人震惊的内幕：一个连接着澳大利亚，英国以及美国的大阴谋，如同一张大网，罩住了北京的真实，致使北京在政治上蒙受重大挫折，以两票之差痛失2000奥运会主办权。
.cn 日 12:56 南方都市报新浪体育讯：据《南方都市报》（张利）朝鲜奥委会秘书长柳成日日前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中国在体育方面给予朝鲜的帮助和支援表示感谢，他对中国奥委会提供粮食援助一事特别表示感谢，并请记者转达对中国体育界老朋友的问候。他对北京申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表示支持，并希望奥运会这种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能够在临近的中国举行，届时朝鲜会投中国一票。对于最近有报道说朝鲜以入场排名在韩国之后而声称退出亚运会，柳成日表示，朝鲜尊重主办国按照本国语言字母决定代表团入场次序的做法，并未在此事上伤脑筋，出现这种传言完全是有关方面在造谣生事。
北京失败的票数是2票，而不是传说的朝鲜背信弃义的1票。其次两票的差距也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悉尼在投票前请两个非洲国家代表吃饭，还给了每人一张3.5万美元的支票。名义上是支持他们国家的体育事业，真实意图，大家心知肚明。第二，埃及代表是个老人家，和中国关系很好，表示要抱病参加投票的。但临行前身体实在不允许，没有成行。保加利亚代表是保共书记的女婿，也是要投中国票的。但保加利亚政局变化，这位代表也受到牵连，没能参加投票。《何振梁》节选：本书由何振梁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撰写。全书以回忆录的形式，集中记录了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何振梁的个人成长和他的体育外交经历。书中首次详实披露了包括20世纪50年代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反对“两个中国”、60年代创立新兴力量运动会、70年代争取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以及1990年举办第11届亚运会和北京申办2000年、2008年奥运会等我国体育对外交往重大事件的内幕细节。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在打破海峡两岸体育交往障碍等情节有独特的描述。亚洲的委员基本上与振梁都很熟悉。为了争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振梁主动撤出与科威特的阿赫迈德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沙特在阿拉伯各国有特殊地位，振梁专程拜访沙特委员费萨尔亲王。费萨尔对振梁的访问很重视，亲自到机场迎接，举行了两次会谈、一次宴请。振梁通过他们两人，加上又登门拜访了北非两位有声望的资深委员泽尔吉尼和姆扎里，巩固了阿拉伯委员的支持。日本有两名委员，在1991年确定1998年冬运会地点时，当时美国盐湖城呼声很高，而且如果 1998年冬运会选定长野，有可能影响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但是振梁权衡了利弊，在投票前夕明确告诉日本委员他将投票支持长野。振梁的估计是，美国委员不会投票支持北京，但日本委员的票是可以争取的。所以他以他的一票换取日本两票支持北京的申办。中国台北的吴经国与振梁有多次接触。这时澳大利亚也积极争取吴经国，甚至以要求吴经国的支持为条件来同台湾有关方面商谈台湾的航班直飞澳大利亚问题。据吴经国事后告诉振梁，去摩纳哥前，他的父母交代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在投票时，与坐在相邻的哥伦比亚委员门多萨(fidel mendozacarrasquilla)相互展示自己纸条上写的“北京”。后来台湾当局确实派人传话，要他不要支持北京，他没那样做。会后台湾有人说吴经国没投北京的票，从他在台湾的处境出发，他未否认或证实，而只强调投票是秘密的。他对振梁说，如果有一天国际奥委会的档案公开，他可以证明自己确是投了北京的票。在北京下一次申办时，他将不顾其他，在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支持北京。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委员与振梁的交情都很深，互相称兄道弟。印度委员库马尔、巴基斯坦委员阿里分别向振梁保证他们将为北京做其他委员的工作。朝鲜委员金俞顺本来已经离开体育岗位，不再担任本国奥委会主席而出任朝鲜驻罗马尼亚大使，一般已不参加奥林匹克的活动。但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他的国家支持他去摩纳哥投北京的票。泰国的他威虽已是名誉委员，但仍主动以泰国奥委会主席的名义，写信给国际奥委会，明确支持北京申办。绝大多数亚洲委员也态度明确。------------------------------------------------------------------------------------------------吴经国：北京当年申奥失败"一票之谜"
文/吴经国吴经国，祖籍苏州，1946年生于重庆，曾就读于台 湾东海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建筑学院、利物浦大学。1988年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并担任台北奥委会副主席。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申办奥运会从两票惜败到梦圆莫斯 科的整个过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吴先生怀着强烈的民族情感，排除“***”势力的干扰，两次投下赞成票，为北京申奥成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1 民族利益决定手中一票自北京提出申办2000奥运会的决定后，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及秘书长魏纪中、副秘书长屠铭德，于1993年来到台北，并亲自前来拜 会，希望能获得我的全力支持。那天何振梁来到我的办公室，岛内媒体蜂拥而至，将我与何振梁团团围住，他们希望知道我是否会支持北京。我深知这个答案的敏感 度，心中早已盘算该有怎么样的回应。我向媒体的公开回答是：“我这一票的考量有两大因素，第一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第二是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利益。”环 顾当时岛内政治环境的敏感、复杂，如果直接道出我所支持的对象，实非明智之举，而客观地提出我投出这一票的前提条件，自认不失为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好办 法。但私底下，我与何振梁曾就整个申办城市的票选与竞争态势做了相当完整的沟通和说明，我以客观身份向他全盘分析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同投票行为；并建议我们两人应作不同的分工，共同努力让北京顺利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另一方面，台湾岛内却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来看待这起事件。岛内的一位商界领袖因为要开拓澳洲商机，曾经和澳大利亚总理会晤；澳方也积极通过这位商界领袖 与政界的关系，希望促成台湾当局表态支持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后来，我赴澳大利亚开会时，经由澳洲人士获得一项重要资讯，那就是一封由该商界领袖写 给澳大利亚总理的信函，信中内容让人明显感受到当局对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立场。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代表国际奥委会独立行使委员权利，我们 的誓约当中最重要的一段话，即“不接受任何政治、宗教、种族与商业利益给予的压力”。换言之，我这一票必须本着良知，以自己最忠实的想法作最好的判断。因 此，我虽然已经意识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但我坚持谨守1988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时的誓词，并未因为当政者的意愿有所影响。台湾当局也在9月初作出公开声明：“北京申办奥运会，台当局立场认为其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成熟，可是投票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个人决定，当局会尊重他的权利与决定。”2 难忘蒙特卡罗决战1993年8月中旬，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湖进行氢弹试爆。8月下旬，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即在美国的主持、策动下，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起抨击。形势和局面显然都不利于北京。当年9月17日，我前往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决战地摩纳哥蒙特卡罗，出席该年的国际奥委会年会。当时5个申办城市代表和各国领袖云集，德国总理科 尔、英国首相梅杰、土耳其女总理德米雷尔、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都率领大批幕僚出席。每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受到各申办城市代表的包围与游 说，希望能够给予支持。9月23日，决战的日子终于到来。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依序进入会场，所有非委员以外的闲杂人等，全都必须离开会场。安全人员拿着精密电子仪器在会场各角落做地毯式的仔细搜索，目的就是要防止任何窃听、电子设备将消息传出场外，以确保选举过程绝不外泄。由于会场内只剩下委员在场，发票、收票、计票等工作由委员们一手包办，由资历较浅的委员拿着投票箱走向各委员收票。按照国际奥委会百年来的传统，选票都 是由委员以手写方式将所支持的城市名称写在空白选票上，而且每一轮的选票颜色都不一样，以作鉴别。一点都假不了。写完后再一一投人票箱中，并交由计票委员 进行开票、计票工作。但是当年的投票方式已从2000年开始改为电子投票了。3 痛惜北京两票败选第 一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以6票首先遭到淘汰，德国柏林在第二轮中败北，英国曼彻斯特在第三轮遭到淘汰。进入最后一轮决战前，斯威士兰籍委员突然以必须紧急赶 回国内为由离场，原本在场的89名委员只剩下88名。投票结束后，由主持计票的塞内加尔籍委员穆拜将当选城市写在一张卡片上，并放入密封的信封中，交给萨 马兰奇主席。全体委员在预先指定的时间全都步上戒护严密的巴士，集体离开会场，被载往最后宣布结果的小型体育馆中。在这重要时刻，体育馆 会场内5个城市所有代表和支持群众挤满会场。等大家都坐定后，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副主席陆续步上舞台，最后出场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他从上衣口 袋取出信封，当场撕开密封的信封。会场内鸦雀无声。当萨马兰奇念出“sydney”，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由澳大利亚悉尼中选后，台下数百名悉尼的支持 者在座位上又跳又叫，齐声欢呼，相互拥抱，久久不能停歇。其他四个同场竞逐的城市的代表们则显得垂头丧气；尤其是北京的支持者，脸上凝重与沉痛的表情，与 悉尼的兴高采烈形成强烈对比。其实，我在最后一轮投票时，心中就有不祥的预感，北京这次极有可能会马失前蹄。在倒数第二轮曼彻斯特失利，无缘进入决选后，其支持者一定都会倒向同是英联邦成员的悉尼。果然，最后的票数是45票比43票，北京仅以两票的细微差距败北。分析北京失利的主因，关键在于竞选末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人权问题横加干涉，对北京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紧接着，联合国人权大会于日内瓦召开，中国人权问题再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一连串不寻常的动作，给北京申奥造成极大的困难。4 双亲嘱咐与“一票之谜”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已经事隔多年，随着北京重新投入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申办，我当年的“一票之谜”又被媒体当做话题炒作。其实，当年在票选结束 后，为了给历史留下见证，我特别将选票上所写的“BElJING”字样记录下来，留待日后有一天关心我这张选票流向的历史学者能有机会检视这张选票，届时 即可依据这张手写的字样得到证明。我还记得在出发前，父母亲即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次投票，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他们并未明说要我支持北京，但他们眼中的期待，我了然于胸。另外，选后一个月，收到何振梁主席的谢函，除对于我的支持表示谢意外，更谢谢我为北京拉了不少票。此外，1999年盐湖城冬奥会贿赂丑闻发生后，澳大利亚的悉尼立即遭到是否在1993年的票选中有不当做法的质疑。当时澳洲奥委会主席柯慈当场向媒体坦 承，在日蒙特卡罗票选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投票前夕，他曾以7万美金收买了非洲两个国家的委员；而它们原本是北京认为的两张 “铁票”。这关键两票的流失让北京失去了奥运会主办权。柯慈的自白，终于为我的“一票之谜”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
…………伍绍祖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朝鲜未支持澳大利亚”
叶劲松在我国广传的说朝鲜不好的言论中，有一种说法是，朝鲜奥委代表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投票给澳大利亚，搞得中国在那次申奥时输给了澳大利亚。这些人以此说朝鲜早就对不起中国了。央 视在今年（指2006年）10月份做了个奥运人士系列报道，采访国内外知名体育人士，包据高级体育官员。其中有一期采访我国8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期的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伍绍祖。90年代初那次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作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和当时北京市长刘祺是我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负责人， 对那次申奥的整个过程非常了解。央视主持人问伍当年申奥朝鲜投票之事，伍绍祖说，朝鲜奥委会主席与伍很熟，为人正直，战争时期曾是金日成的警卫员，并且与 伍是朋友。伍绍祖说，那次申奥投票前，朝鲜党做了决议决定投票给中国，朝鲜奥委会主席人很好，党性强，根本不可能违抗朝鲜党的命令不投票给中国。因此，不管朝鲜党的态度，伍对朝鲜奥委会主席为人的了解，都证明了关于朝鲜奥委代表在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投票给澳大利亚是有人在造谣。
这么多年关于疆藏台湾，韩国怎么说，日本怎么说？俄罗斯怎么说？朝鲜又是怎么说的？是谁跟着行的舆论走的？难道，格局这个还分不出来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吗？奥运会谁支持了中国，谁不支持中国？摆脱，不要再把朝鲜投票反对中国奥运申办的谣言拿出来现眼了！两次申办奥运，朝鲜都支持和投票给中国了！韩国投票给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