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慈善机构构领导阶层怎么分布

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
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的发展
【摘要】:
文章运用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清代直隶省辖区内慈善组织的类型、性质、时空分布、运作机制、功能相近慈善组织的关系等内容作了系统研究,并对慈善组织类型最为多样的天津作了个案考察,概括了天津慈善组织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对直隶其它地区慈善组织多样化的影响,在与其它区域尤其是江南地区已有研究成果对比的基础上,归纳了直隶慈善组织发展的地域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发展的关系。
清代直隶慈善组织整体发展水平不够发达,官办的养济院和官倡民办的留养局最为普遍。养济院的恢复和重建、留养局的广泛建立是清代前期直隶慈善组织发展的主要内容,慈善组织类型较为单一,慈善组织创设多受政策影响。晚清时期,慈善组织种类才日渐增多,民办性质增强,但分布面不广,未能达到普及。清末,教会慈善组织有所发展,冀东地区尤为集中,但对直隶传统慈善组织的发展无明显影响。
养济院是明代就实现普及的官办慈善组织,清代继续存在和发展。清初继承了明代养济院整齐划一的建筑模式,随着时间发展却表现为房屋规模减小,整齐划一性消失的趋势。直隶省四大区域州县平均养济院房屋数量以冀中、南地区最多,冀东、塞北地区较少,但与各地孤贫定额分配基本一致。清初,受国家政治的影响,养济院孤贫救助标准经过三次调整,乾隆初年以后各地标准基本实现统一,也有个别地区根据本地情况,执行不同的救助办法。为扩大养济院的救助效果,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地方筹款、设置养济田等形式扩大享受救助的孤贫数量,类似养济院的慈善组织也在清初有所创办,但都集中于冀中、南地区。
为弥补养济院的不足,继承已有冬季留养贫民的经验,乾隆初年在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倡导下,直隶各地普遍设立了冬季留养贫民的留养局。直隶各地共创办留养局500多所,与养济院相比,留养局数量增加,房屋规模较小,且没有整齐划一的建筑形式等,但平均每州县设局4所,多选择在流民往来较多的城关和四乡一些重要集镇,远超出养济院仅设在城市的局限,慈善组织开始向农村扩展。州县平均留养局数量和规模仍以冀中、南地区最占优势,但在个别交通便利、灾害频繁、流民较多的府州最为集中。留养局虽为官吏倡办,但资金来源,运作方式等决定了其为官倡民办性质。留养局的设置扩大了接受救助孤贫的名额,并日益扩大其影响,但在慈善组织发展中,由于运作机制的弊端,导致留养局不可避免出现养济院化倾向,即从官督民办向官办的转变。但是可以肯定,留养局是直隶乾隆初年以后最普及的民间慈善组织,其分稚面之广可与晚清时期江南的育婴堂相媲美。
清代前期,冀中、冀南地区是直隶慈善组织发展的中心区域,两区域养济院名额分配和留养局规模都居优势地位。晚清时期除冀中保定府城依靠全省政治中心的地位,慈善组织继续发展外,冀东地区慈善组织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加,取代冀中、南地区成为全省慈善组织发展的中心。
直隶慈善组织的性质以官办或官督民办占优势,民办慈善组织虽有所发展,但数量较少,组织运作中也同样充斥着官吏的影子。很多民办慈善组织的创办也与官吏的倡导和大力支持密切相关,除天津外,民间慈善力量不够发达。
晚清时期,直隶慈善组织仍以传统类型为主,慈善组织的近代化表现不明显,但在天津已有部分萌芽。
天津因受民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近代华北地区的商业中心、对外交往和南北交流的中心地位等因素影响,晚清时期成为除京师外直隶慈善组织最发达的城市,清木还创办了统一领导各慈善组织的善堂联合会,成为天津慈善组织发展的顶峰。该地慈善组织的发展也开始向直隶其它区域辐射,但受各种因素限制,扩展缓慢。
地域环境与慈善组织的发展是一种互动关系。作者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基础,社会需要是慈善组织发展的动力。经济欠发达地区慈善组织的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地方官吏的倡导作用)较为明显,地理位置(有时候是所处区域的政治地位)能加剧这种影响,还能创造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其它条件。慈善组织的发展也会对区域社会的稳定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很大影响。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学位级别】:硕士【学位授予年份】:2007【分类号】:K249【目录】:
Abstract5-13
第一章 绪论13-21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选题论证13-18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13
二、研究现状13-17
三、研究现状评述17-18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思路18-21
一、本文要解决的问题18-19
二、研究时段与区域19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19-21
第二章 清代直隶地理分区与社会环境21-33
第一节 区域范围与地理环境21-22
第二节 行政区划与区域划分22-26
第三节 各区域的社会环境26-33
第三章 清代直隶的养济院33-57
第一节 养济院的恢复与建设33-44
一、清代以前的养济院概述33-34
二、各地养济院的恢复和重建34-39
三、养济院的建筑形式与规模39-44
第二节 养济制度与救助标准44-51
一、养济制度44-46
二、孤贫救助标准的调整与救助办法的差异46-51
第三节 养济院名额的地域分配与救助实效51-57
一、收养名额的地域分配51-54
二、各级政府加强养济院救助效果的努力54-57
第四章 清代直隶的留养局57-81
第一节 留养局的建立、数量规模与空间分布57-66
一、留养局的建立57-60
二、留养局的数量、规模和空间分布60-63
三、留养局的房屋来源与建筑形式63-66
第二节 留养对象、留养局位置的选择和留养资金66-76
一、留养对象和留养局位置的选择66-67
二、留养资金67-72
三、留养基金和土地的来源72-76
第三节 留养制度、社会实效及留养局的发展76-81
一、留养制度76-78
二、留养局的发展及其养济院化78-81
第五章 清代直隶其它类型慈善组织的空间分布与扩展81-99
第一节 育婴堂和普济堂81-87
一、育婴堂81-85
二、普济堂85-87
第二节 恤嫠会和全节堂87-89
第三节 水会和牛痘局89-95
一、清代直隶的水会89-92
二、牛痘局92-95
第四节 养病堂等其它慈善组织95-96
第五节 晚清的教会慈善组织96-99
第六章 清代直隶天津城慈善组织的个案考察99-113
第一节 济贫、救荒类慈善组织99-101
第二节 施棺、泽尸类慈善组织101-103
第三节 救生会、放生社、惜字社和慈善医院103-106
第四节 综合类慈善组织与善堂联合会106-110
第五节 清代天津慈善组织的时空分布特征110-113
第七章 地域环境与直隶慈善组织的发展113-118
一、地域环境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113-116
二、慈善组织发展与地域环境的互动116-118
参考文献118-140
致谢140-141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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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的效益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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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邻王府井的金宝街上,有一处古香古色建筑,这便是2008年开业的香港马会北京会所,作为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香港马会在本土以外开设的会所,共斥资9亿元人民币打造会所硬件――并不是每个投资人都舍得用能造3家五星级酒店的钱来建筑一个会所。同年,香港马会因善举在内地的慈善舞台上闪亮登场。在汶川地震后10亿元捐款,首次出现在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上,受到了中央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亲切接见。随后在9月和民政部所属的“爱心2008”项目合作,举办第一场慈善晚宴专为灾区筹款117万元,用于救助贫困家庭病残儿童。在那场慈善晚宴上,马会会所从法国玛歌酒庄引入顶级美酒,精心设计了六道美馔,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首席拍卖师夏礼士主持慈善拍卖。意大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香港苏富比公司行政总裁、众多香港赛马会会员,以及玛歌酒庄的主人出席。 当晚,为数不多的几件拍卖品,却拍出了远远高于其价值的一百多万元,让北京香港马会会所总经理唐小尧连喊意外,“当时第一件拍品是还没有上市的一瓶酒,酒的主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卖多少钱。拍卖时许多人的牌子同时举起来,三分钟不到一款红酒就拍出了5万元。” 此后,香港赛马会在这场慈善晚宴延续下来,必在9月的第一个周五举办这场慈善拍卖晚宴。去年的那场晚宴名为“向1949致礼”,吸引了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原国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以及首善陈光标、步长集团总裁赵涛等企业家参加。晚宴上共拍卖了12瓶产于1949年的精品葡萄酒,筹得善款347万,全部捐献给民政部所属的“爱心2008”慈善项目。 出席2010北京香港马会会所“共铸中国心”慈善晚宴的百胜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雪坤告诉记者:“这是我参加的最轻松的慈善活动之一,我本来还想拍点儿钱用于‘共铸中国心’公益项目,没想到与会的嘉宾都积极举牌,只好把更多的机会留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捐钱”。 许多参加慈善酒会的嘉宾和金雪坤的感受类似,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慈善机会,但他们都害怕“被慈善”,他们更需要那些“很轻松、很快乐、很有效、很智慧”的慈善方式。 慈善方显“上流美” “我刚从一个慈善晚宴上回来――参加这样的晚宴是纽约城的CEO生活的一部分,我作为纳贝斯克公司的CEO,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是IBM前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郭士纳的传记《谁说大象不能够跳舞》里的一段开场白。它展示了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个侧面:参加大大小小的“慈善晚宴”,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主流话语和生活姿态。“在纽约,人们并不认为一场奢华的活动与它的慈善意愿存在着紧张关系,它们各得其所。” 这场晚宴举行时,时逢由股神巴菲特和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联手刮起的“半裸捐”慈善风暴在向全世界蔓延。关于他二人即将于9月底来华邀请约50位中国富豪参加晚宴座谈慈善捐赠的消息,也在当天早些时候确定。这场慈善风暴会给前进中的中国慈善带来什么,人们纷纷猜测。 但至少,马会的慈善晚宴已经先行一步。和国内很多的慈善晚宴不同,担当晚宴拍卖品主角的是原产于法国著名玛歌酒庄的红酒,而参与者都是马会的会员,要知道想要成为马会会员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不仅仅意味着你有能力支付15万或25万不菲的会费,更是对你的财务状况和身份背景的认可;他们更是一些“隐形富豪”,他们的名字在业界如雷贯耳,却少见诸于报端,事业大成却为人低调,但人至中年,对慈善都有一份自己难舍的情结。比如,曾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的企业家翟美卿就是马会的会员,不久前,她刚刚在马会会所举行了香江基金会成立五周年的庆典活动,场地还是同一个。作为非公募基金会第一人的翟美卿曾说过,财富的积累是企业家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也是生成社会创造的力量,代表着现代企业家精神,慈善并不占据着道德高地,而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中国慈善事业开始具有了更多的现代理想、现代方式和现代标准。在参与拍卖的马会会员看来,“在这里行善,轻松放心”。 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大陆富豪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在80%以上。与此同时,人均GDP排名世界一百多位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这使得马会将目标定的更准,拍卖的11件拍品大部分(8件)都是法国红酒这样的奢侈品。 我们无法回避的是,中国的财富榜与慈善榜依然错位,权力寻租、奢侈无度和为富不仁等负面评价始终围绕着富人阶层。在不少人感叹“为富不仁” 、富人的慈善事业遭遇信任危机时,当很多富人的慈善事业常被冠以“伪善”、“作秀”之名,香港马会给自己的会员一个更好更有效的行善方式。“马会为会员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提供美酒佳肴,8888元的门票仅仅是马会晚宴的成本,大家寻找自己满意的红酒,同时更多行善是再完美不过的组合”,唐小尧说到,能被邀请前来参加的会员必须有二个条件:一个是懂酒爱酒的人一个是必定是有爱心的人,愿为社会多贡献出力的人。 慈善方式转变 中国的财富阶层总是与慈善错位,而与奢华为伴。然而,从2008年以来,中国精英阶层的慈善方式悄然发生了变化。由《公益时报》编制发布的中国慈善排行榜,连续7年记录了中国财富阶层的慈善历程。7年来,中国民间慈善捐赠以超过100%的速度递增,中国企业家对于公益慈善的热情越来越高,他们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更加注重慈善效率,更加希望通过自身努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特别是2008年以后,更多的企业家不再是简单的通过捐赠参与慈善,而是开始注重参与亲身体验,注重慈善效率,关注特定的弱势群体,开创高效的慈善模式,他们希望把自己在商业领域的成功理念注入到公益领域,让更多人受益。 香江集团的翟美卿发起成立中国首个非公募慈善公益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为企业战略慈善开辟了新模式;蒙牛乳业集团的牛根生率先尝试股权捐赠,曹德旺、陈发树也紧跟效仿,掀起了中国企业家的股捐热;盖茨与巴菲特也把慈善风暴刮到东方,他们将在本月登陆中国游说中国企业家加入“豪捐俱乐部”。 而在更多企业家关注慈善捐赠的同时,经历了BiMBA精英教育的步长集团总裁赵涛开始关注搭建公益慈善平台。2010年初,步长集团向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捐资1亿元成立“共铸中国心基金”,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联合北大国际EMBA企业家联谊会、中国慈善排行榜上榜慈善家、中国企业公民高尔夫俱乐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还有步长集团等爱心企业共同搭建共铸中国心慈善救助关爱平台。通过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发动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把先进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和大量的药品带到西部贫困地区,利用义诊巡诊、救助救治、培训讲座、健康宣传、捐赠款物等系统化执行方式,持续关注并帮扶西部贫困地区心脑血管等疾病患者的康复工作,提升当地整体医疗救治水平,为当地营造“健康和谐之家”。 公益慈善平台的搭建和专业社工参与的现代慈善救助理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先后有100多位企业家参与捐助,有2000多位医学专家参与救助,义诊巡诊西部患者达到5万多名,为当地近千名基层医务工作者进行了80多场专题业务讲座,300余场帮扶座谈会。 企业家在共铸中国心的慈善平台上不仅感受到了切实的救助和关爱,而且也建立了互相交流与合作的良性机制,他们秉承欣赏、分享、健康的理念,更智慧、更有效、更快乐地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的摇篮,北大国际EMBA的校友也纷纷加入到“共铸中国心”公益平台,并将启动“BiMBA-共铸中国心”公益行动,以精英理念推动中国精英阶层的慈善进程。 力争官方认可 马会的慈善晚宴极富“中国特色”的另一面,是积极寻求与官方的合作,得到官方的认可。 如果要盘点2009年中国民间十大公益事件,马会的慈善拍卖晚宴一定能入选。入选理由不在于拍卖筹得的100多万元善款,而是参会者身份特殊: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中国社工协会会长徐瑞新、原国家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政治以外的场合,新中国的高级官员似乎还很少这样高调地集体出现在公众面前尤其是在一个酒宴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生前给希望工程捐款只署名“一个老共产党员”,他们在乐善好施的时候,也均尽可能地避开公众视线。“官员在慈善晚宴上的出现,是有标榜意义的,有很好的鼓励作用。”唐小尧表示,自马会晚宴诞生后,先后于民政部所属的“爱心2008”项目和“共铸中国心”基金合作,每一场都会有民政部的高级官员到场、肯定,这一点是别的慈善晚宴无法比拟的。 高官自身的传媒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深深被马会的会员重视。每年在晚宴座位安排上,大家都希望能和官员坐在一起。“有他们在会员们拍卖更积极,言下之意你看看我的表现,是个好公民。”唐小尧表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参加拍卖的首善陈光标,那次陈一气呵成拍下了第一瓶红酒,言称自己要体现着首富的价值,当时场下掌声雷动。如今,慈善不仅仅是上流社会之好,现在,越来越多的高官在退休后到民间公益组织任职,态度鲜明地举起了“扬善”的旗帜,退休高官的进入,可以组织带来更多的资源利用前半生攒下的资源继续发挥余热。例如,上个世纪90年代初,77岁的汪道涵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2006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个人捐赠稿费发起成立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自己任会长;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离休后发起成立中华慈善总会并当了第一任会长,此后第二、三任会长也保持“部级”标准,分别由曾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范宝俊担任;民政部原副部长徐瑞新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此外,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曲格平担任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现任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权力已成身外之物,但人到晚年,多数人报效祖国的心更加纯粹,不含功利色彩。越来越多的高官在退休后态度鲜明地举起了“扬善”的旗帜。这串名单很长,他们不但身体力行表达善行,更激发更多人慈善的愿望。 连续7年的中国慈善排行榜足以证明:企业家们比以往更关注慈善了,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慈善领域更加和谐了,我们似乎闻到了中国慈善的春天气息。但一系列的现实硬伤同时重重地敲打着我们浮躁的期许。2009年,我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与美国则相差7300倍。统计表明,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西方国家一般在3%―5%之间,美国高达9%,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则低于0.5%。简单的对比,对发展中的中国并不公平,但是中国经济水平低,贫富差距大,富人理应承担更多的慈善责任。中国慈善总会的统计表明,拥有80%财富的富人阶层只贡献15%的慈善捐款,这很难让人心平气和,撇开富人的责任谈慈善是悖谬且危险的。财富掌握者,注定要勇于承担起这份责任。而任何慈善行动的前期都需要引导,特别是对于尚属“新富的中国富豪阶层来讲,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培育慈善富豪的土壤。马会的尝试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其实,早有民政部官员对中国的慈善进程作出了概括:从少数人的阳春白雪走向了社会大众广泛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取向;从单纯的自我满足上升到社会责任与社会公平;从简单的捐款捐物发展到从物质、精神、心理、发展、志愿服务等多方面的支持;从项目的自发性、随意性和零散性过渡到慈善机构的专业运作和政府、社会的广泛监督。而在香港赛马会会所烛光依然在微风里摇曳,混着花香、酒香,美好沉醉,下一次又要等待上一年了。 来源: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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