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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调文学对“人”的意义。文学对民族国家形成的意义，归根结底还是在“人”。比如中国现代文学过去给人带来“批判”的、“叛逆”的精神，现在并未失去意义。现在的文学每日加深我们“失落”的感觉，也有警醒的作用。　　梁遇春评价英国传记作家斯特雷奇，引了法国人帕斯卡的一句话：“你们不要说我没有说什么新话，那些旧材料我却重新安排过了。”严格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是一种历史的文学研究，我就拿那句话做我的座右铭。　　什么是北大学风？我觉得系里的一大批老先生、我们的教师、他们的道德文章，就是具体的北大品格所在。不然，这个未名湖校园本来是燕京大学的所在地，凭什么会得沙滩红楼的人气、文气呢？七八年入校的我们有福了。虽然我们已经不能如四五十年代的学长一样，有幸聆听到那么多前辈的声音，但这批“国宝”一部分还健在，我们是最后一批听到他们教诲的学生了。　　——吴福辉
　　吴福辉，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攻1930年代文学、现代市民文学和京海派文学，偶涉学术散文。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且换一种眼光》、《游走双城》、《深化中的变异》、《多棱镜下》等。这本书是其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多棱镜下》，共计42篇。全书共分7辑，包括：文史寻迹，学科突围，沪上媒体，资料发现，逝者怀想，讲演访谈，我的回顾。
　　吴福辉（1939- ），浙江镇海县人（今宁波市江北区）。生于江南上海，长于关外辽宁。1959年始在鞍山任中学教员。1978年人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1981年毕业，即参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1985年后于万寿寺老馆期间，历任研究室主任、副馆长。2000年完成转移芍药居新馆工作。曾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现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治中国现代文学史，专攻1930年代文学、现代市民文学和京海派文学，偶涉学术散文。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且换一种眼光》、《游走双城》、《深化中的变异》、《多棱镜下》等。
我也穿过松紧不同的鞋子（代序）一 文史寻迹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战争、文学和个人记忆“五四”白话之前的多元准备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正视自由主义作家的人生理想——读梁实秋《雅舍轶文》随感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二 学科突围学科的发展趋向及其内在矛盾性当新旧文学界限的坚冰被打破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一消除对市民文学的漠视与贬斥——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二“主流型”的文学史写作是否走到了尽头？——现代文学史质疑之三为真正的教材型文学史一辩——现代文学史质疑之四三 沪上媒体两类读者：《家》初刊为何险遭腰斩考辨漫议老画报阴影下的学步：晚清小说中的上海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海的想像——都市文学笔记《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序言海派先锋杂志、通俗画刊及小报四 资料发现史料、学风与当下性《郁金香》发现始末：无心插柳柳成荫无心插花花成行《补情天》补了什么五 逝者怀想墓地：金子般沉重回归山野——悼李辈忆叶子铭：在北京茅盾故居相处的日子饱尝苦难而坚守的贾植芳先生——对他晚年的印象小记市民之子老舍赵树理的文学影响力何在今日研究胡风与沈从文的意义唐瞍藏书文库随想六 讲演访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在南京东南大学建校100周年系列讲座上的演讲）北京市民社会不朽的叙述者（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纪念老舍诞辰105周年讲座上的演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今态势（在上海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讲座上的演讲）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吴福辉先生访谈录海派文化能否有容乃大的一个检验——上海《社会科学报》记者访吴福辉教授现代作家各有其位——《宁波晚报》记者访文学史家吴福辉七 我的回顾融入我的大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断本刊没有故事的故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十年述评《新语文读本》与我现代文学馆与我跋涉走过的路看一粒粒萤火在前后记
　　茅盾有一篇题目稍长的短文，我二十多年前读时就不禁心头一喜。其实他说的是件让人一点也乐不起来的事。是回忆他中小学的生活，说教图画、国文的老师如何“先立定了格局”，把他们引入一味临摹《芥子园画谱》、学庄（子）学韩（愈，不是“韩流”）的套子里面。题目叫做《我曾经穿过怎样紧的鞋子》。　　我深有同感。我想今日的孩子大概都不会穿“紧鞋子”了。反正本人七八岁的当儿最怕做的有两件事：一是被按在理发店椅子上剪头，一是大人用鞋拔使尽力气替我穿皮鞋。前者容我暂且不表，这穿皮鞋一项既证明了我父亲当年能提供给我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不低，但也证明还远未达到那种“糜费”的水平。像我父亲这样的都市中等家庭，给迅速长大的孩子穿的皮鞋要从稍大几号买起。先是穿上去松松垮垮，然后就开始发紧。中间不是没有大小合适的时机，而是“大小合适”没能赶上过年过节、请客出门这种要脸面的时候。而平时是不许穿皮鞋的，等到要穿时，已经小了。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一色是穿紧鞋子。这真不是滋味！当然，穿松鞋子咣里咣荡也是不合脚，但无论如何总不至于挤出青瘀、磨出血泡来。现在想起来，一个人的穿鞋史，松了紧了的经验是刻骨铭心的，就如他的知识获得史、写作史、学术研究史一样。
　　使用白话是中国小说之正宗。由于小说长期处于中国文学的边缘地位，由于它本来就是“说”而不是“写”的，白话小说一直是小说的主流。朱自清为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一书作序，其中谈及中国现代语，说：“本书所谓现代语，以《红楼梦》为标准，而辅以《儿女英雄传》。这两部小说所用的纯粹北平话，虽然前者离现在已经二百多年，后者也有六七十年，可是现代北平语法还跟这两部书差不多，只是词汇变换得厉害罢了。这两部书是写的语言，同时也差不多是说的语言。”⑩对小说的白话在现代全民语文中的位置，实在是太看重了。　　到1903年，四大谴责小说几乎同时利用现代报刊陆续登载出来，每一部用的都是白话。《孽海花》的语言相对典雅些，有时杂以骈词俪句。其他如《官场现形记》，第一回说：“话说陕西同州府朝邑县，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个村庄。这庄内住的，只有赵、方二姓，并无他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开篇说：“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都十分易读易懂。这些作品的读者面相当广阔，因而，小说白话的普及程度应当没有问题。只是有两点还该强调，第一，晚清的小说白话，按朱自清的话说仍是“文言、语录夹杂在一块儿。是在清末的小说家手里写定的。它比文言近于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的口语，可是并非真正的口语”。第二，当时的人们并不拿这样的白话来做日常书面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可以这般写，如果是写文章、写公文、写书信、写状子等等，用的自然仍是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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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张爱玲让我想抽烟
汝昌先生也因此通过的对照阅读，写过一部对张爱玲引为知己的《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算是张爱玲的红楼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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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八十天环游地球有感
作者：文风如刀
分秒必争&&——读“八十天环游地球”有感“分秒必争，利用好时间，就没什么问题。”这是“八十天环游地球”一书主人公福格先生一句自信的话。八十天环游地球，在没有飞机的情况下，你一定认为这很荒谬，但是福格先生做到了，他靠的就是——分秒必争。&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凡尔纳，主人公福格先生是一位英国绅士，他用二万英镑和别的几位绅士打赌八十天环游地球，假如福格先生没有做到，他的二万英镑就归那几位绅士所有。在途中，侦探菲克斯认为福格先生是一个盗贼，，一路上跟踪福格先生，并在利物浦逮捕了福格先生，但是窃贼已经被捕，福格先生成功了。&读完之后，我知道了分秒必争是福格先生成功的关键，也是每个人成功的关键。比如我们小学生学习，靠的就是分秒必争。我们写完作业的同时，还要复习，预习，可时间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雷锋所提倡的“钉子精神”。时间是多么重要，有多少名言警句说过时间的重要：“长江却有回头浪，人老不能还少年”。&记得我在1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考试，我在开小差，时钟“当当”地敲了几下，我才回过神来，一看还剩几分钟了，我赶紧拿起笔写，我不指望拿高分，只要写完就行了，下课铃响了，我还有几个就写完了，老师收了卷，就那几秒钟，使我唯一一次不及格。&&我们一定要分秒必争，短短的几秒钟，有时可以把你送进办公室，有时让你呆在太阳下，短短的几秒钟，可以决定你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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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真实拼图
http://www.jiaodong.net
中国新闻周刊
　　张爱玲(资料图)
《小团圆》:张爱玲的真实拼图
　　张爱玲的“真实拼图”
　　一直以来，人们不断地从她的作品中解读和猜测她本人的模样。
　　可事实上，从1944年与胡兰成完婚开始，直到张爱玲离世，她一直未放弃向人剖析自己。已知的，张写过长长短短八部“自传”。
　　只是在她的时代里，她身边的人们与身后社会，都没有胆量接纳这个人内心的自白。
　　4月8日，张爱玲封存数十年的小说《小团圆》在大陆出版，这是迄今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却让“张学”研究者陷入了尴尬和两难
　　《小团圆》的60年命运流转
　　张爱玲一直试图向人们剖析自己，但她的挚友和身后的社会都选择了拒绝。30多年后，却是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为她实现了
　　如果张爱玲再逃避一点自我，如果世俗再苛刻一点，如果遗嘱的继承者再忠诚一些……那就肯定没有这部《小团圆》了。
　　今天的人们都钻进了《小团圆》现实与虚构的迷宫里走不出来，却忽略了对于一部小说的初衷。
　　从1944年与胡兰成完婚那年开始，到张离世，目前已知，张爱玲写过长长短短八部“自传”。她一直未放弃向人剖析自己，只是在她的时代里，她身边的人们与身后社会，都没有胆量接纳这个人内心的自白。
　　这期间的60年，我们既看到了《小团圆》的命运，也看到了作家和环境的格格不入。
　　张爱玲的“自传”情结
　　如今，张迷们都热捧《小团圆》，把它当作打开张爱玲神秘内心世界的通道。而其实，张爱玲乐于在笔下写自己身边的事，从很早就开始了。
　　1944年是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一年，她出版了小说集《传奇》，其中一篇《花调》中，她影射舅舅是一个“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被舅舅看出来，气得够呛。
　　索性她就不管不顾了，在两篇散文《烬余录》和《私语》中，张爱玲第一次以第一人称写了自己。
　　前者回忆了两年前她在香港读书时――空战时期的人与事。她在文中说，“还没弄清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战争就结束了。”对于战争，她有的只是调侃却不见恐慌。她甚至写了他们学习日语的经过，搞笑的成分盖住了人们对于羞耻的联想。
　　无怪乎龙应台看了骂她冷血。
　　而《私语》就更加直白了，张爱玲直接把自己的家庭交代清楚。父亲与继母终日在烟榻上消磨，父亲如何关了她半年禁闭，她又是怎样侥幸逃脱。
　　似是随手拈来，却让读者看得惊心动魄，这是怎样的家庭啊。24岁的张爱玲，突然自顾自开始了怅惘的童年追忆，追其理由，应与胡兰成有关。
　　这年，他们二人完婚。
　　张爱玲离开与自己同住两年的姑姑，开始了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既要兼职畅销书女作家，又要思量如何精打细算过日。公开审视过去，或许因为幸福的新家让她想彻底告别那些困扰她的阴影。
　　随后，张爱玲又试图通过小说来写自己，这是已经失传的《描金凤》。这本是一个戏名，又名《错姻缘》。
　　1946年的一些报道中记录了张爱玲正在创作《描金凤》的消息。虽然对其内容不得而知，但文化学者止庵后来在《小团圆》中看到有关《描金凤》的描写，这使他推测《描金凤》就是《小团圆》的前身。
　　此时的张爱玲，既要面对抗战胜利的转折，又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婚姻危机，她不得不搁笔。
　　1947年，她又发表了小说《华丽缘》，副题是“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小说名字却让人第一个联想她与胡兰成3年婚姻住的那个叫华丽园的院子。而小说的内容也与某个多情男子的糊涂情事有关。
　　而这一年，两人离婚，就此恩断义绝。张爱玲写这篇小说的意思不说自明。
　　文化学者止庵还发现，《小团圆》中第9章的结尾竟与《华丽缘》如出一辙。
　　1975年，张爱玲在给好朋友、著名翻译家宋淇的信中表示，因为台湾一个叫朱西宁的作家想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来写她的自传，让她隔了20多年，又动了写自传小说的念头。这就是《小团圆》。
　　写《小团圆》的同期，张爱玲还出版了《对照记》，这本书中公开了张爱玲家庭里许多私密照片，结合此前的“自传”，读者看得真切。
　　那时张爱玲手中还有一个短篇小说，这就是被很多人当作胡张恋写照的《色?戒》。许多人都以为张爱玲写的是“郑萍如案”，听胡兰成讲的故事。1983年，宋淇接受采访时说明，这个故事是他说给张爱玲听的，那些学生就是他的母校燕京大学一些人的真事。而被张爱玲拿去后，换了人马还贴上历史事件，倒越说越像那么回事。
　　张爱玲晚年，还写了两部英文版的自传性质小说，分别是“The book of change”(易经)和“The fall of the pagoda”(坠塔)。
　　据看过小说的人告诉止庵：这两部英文小说基本可以看作是《小团圆》的前传。
　　晚年独居在美国的张爱玲，发了疯似地反复写自传。凝聚心血的《小团圆》未能发表、似乎成了她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在台湾作家南方朔看来，也许是张学研究热的兴起，让她太急于解释自己了。
　　1995年，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的公寓内孤独死去，她的书桌上还摊开着一直未予发表、反复修改的《小团圆》。
　　改变命运的6页长信
　　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为了维持生活，她应聘到美国新闻处做翻译。
　　彼时，张爱玲已经名气不小。同在新闻处做翻译的邝文美看到张的名字惊喜不已。后来，同样是上海人的两人成了要好的同事。
　　这时的张爱玲正处于人生与创作的低潮期，每日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见，默默无闻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那段时间，邝文美常陪张爱玲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但每到晚上7点多，张爱玲便会催邝文美回家陪家人。
　　邝文美的丈夫宋淇也与张爱玲交好，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比较文学系，与周汝昌、赵冈等人并称七大《红楼梦》专家。是他把张爱玲引进电影界，开拓了她写剧本的路子。
　　1955年，张爱玲搭乘邮轮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船一到日本，她就寄出一封6页长信，向宋淇夫妇诉说离别之情。
　　正是这种信赖，让张爱玲到了美国，也一直保持着与宋淇夫妇的通信，一直持续了40余年。在信中不仅沟通稿件，商量出版事宜，就连做件旗袍，都要与邝文美在信中商量尺寸。那段时间，宋淇夫妇相当于成了张爱玲在大陆的文学顾问与经纪人。张爱玲赴美后的作品，大部分经手于宋淇夫妇。
　　张爱玲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后，两人无正式的工作，生活拮据。张爱玲几次到香港来做一些写剧本的工作，有时困窘到连回程的路费都掏不出，借住在宋淇家，又害了眼病，无钱医治，皆由宋淇夫妇资助。
　　1967年，第二任丈夫去世，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忙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日开始，她突然给宋淇夫妇连去多封信，表示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团圆》，信中她并不讳言说写书动机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有直接关系。
　　匆匆几个月，18万字的书稿就成稿寄到宋宅，宋淇于日给张爱玲去了一封6页的长信，表示对这本书稿内容的种种担忧。
　　其一这本书自传性质过于明显，怕在彼时政治气氛下的台湾，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做出攻击；其二影射胡兰成也过于明显，而此时胡兰成正在台湾寻求翻身，这不是正给了他大出风头的良机？(孙冉)
　　迟来的《小团圆》
　　宋淇提出，此书必须大改才有可能出版，否则他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平鑫涛都不愿就此自毁长城。
　　宋淇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70年代，张爱玲在台湾的名气居高不下。1974年，胡兰成到台湾文化学院任教，两年后在台湾再版《今生今世》，不仅在文中大谈张爱玲，连书的扉页上都拿张爱玲做广告，“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
　　一个叫唐文标的人，还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出版了一册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
　　从那时开始，人们似乎在乎张爱玲本身，更甚于在乎她的书了，研究张爱玲的人越来越多。但彼时的社会宽容度并未有太大改变。
　　此时若推出一部高度自传性质的小说，宋淇担心会引起轩然大波，再加上胡兰成的推波助澜，怕张爱玲连最后一块中文市场都丢了。
　　长期独自生活，自觉不熟悉政治，内心也忧虑引起风波的张爱玲听取了宋淇的意见，开始着手修改，这一改就是20年，直到年，她仍与宋淇通信，在讨论这本书的修改。
　　而《小团圆》不能发表，对张爱玲打击很大，她几乎放弃了小说的写作。
　　进入90年代，她的精神每况愈下，总感觉自己随时会死去。于是日，她在给宋淇的信中，附上了遗嘱正本，“所有遗产赠给宋淇与邝文美夫妇；遗体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随后在附随的信上张爱玲还提及“《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3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孤独去世。她的遗物，是40个装满文稿、书信、证件与生活用品的箱子。这些遗物飘洋过海，到达她指定的继承人――在香港的宋淇夫妇。
　　宋淇在次年也匆匆离世，据儿子宋以朗的叙述，邝文美迟迟没决定《小团圆》的去向，患得患失，只把手稿搁在一旁。到了2007年，她也去世了，并未对《小团圆》有交代。
　　就这么，这三人把《小团圆》的难题留给了一个不相干的人。
　　宋以朗，“不相关”的出版人
　　宋以朗真正是个事外之人，他至今没认真看过张爱玲的作品，也对张爱玲并不“感冒”――不过是他父母的一个老朋友而已。
　　他留美30年，念到统计学博士，是个标准的理科生。曾任全球第二大统计公司KMR的顾问，目前供职于一家媒体调查公司任分析员。之前他在美国的生活，像个牛仔一样到处漂泊，一个人从东部到西部，从南走到北，白天游览，晚上就睡在车里，好不潇洒。甚至连婚姻也不要了，至今单身。
　　他的家在纽约，但因为母亲邝文美病重，2003年底他返港照顾母亲。
　　直到母亲去世，2007年末他成为了张爱玲遗产继承行使人，他才逐渐进入张爱玲的世界，开始关注那些遗物，此前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些破箱子。
　　此前，宋淇夫妇已将遗物大部分转交给台湾的皇冠出版社保管，只留一些他们与张爱玲来往书信在家中。
　　在整理张的遗物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大量被忽略的文稿。2008年底，他偶然发现长篇散文《重返边城》的中文版手稿，署名“张爱玲”。
　　这在近年已少有遗作发现的“张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前，人们一直以为《重返边城》只有英文版。
　　随后他又发现了从未发表过的英文小说《易经》和《坠塔》。到底那些遗物中还隐藏着多少文稿，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宋以朗还有个身份，是资深媒体人，他的博客“东南西北”，专门翻译国内每日更新的新闻及博文。
　　这让人们几乎忘了他与张爱玲的关系，而他却又经常在一些关键时刻跳出来，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张爱玲。
　　2007年10月，电影《色?戒》在台首映一个月后，正是人们茶余饭后大谈特谈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个“张爱玲的香港传奇()”展览，首次展出张爱玲众多遗物，包括《色?戒》的中文手稿，引起轰动。
　　那时，电影《色?戒》让许多人站出来批评张爱玲的“美化汉奸”之嫌。宋以朗找出经宋淇多次指点过的、张的自辩文《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并及时发表。那句“小说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道尽所有。
　　今年1月，内地著名研究张爱玲的学者陈子善跟宋以朗见过一次面，两人在闲聊中，宋以朗把她母亲当年整理的、几段张爱玲说的话给陈子善看，很是精彩，陈子善当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材料很好，你整理出来是不是想公开发表啊？”宋以朗回答：“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发表。”陈子善很敏感，马上追问：是不是《小团圆》？宋以朗很有趣，他笑而不答，表示，“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我现在能说的就是，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决定。”
　　陈子善后来告诉记者，研究多年，他一直以为手稿不见了。而止庵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和文章中呼吁，《小团圆》应该出版。
　　其实，《小团圆》手稿一直在台湾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的保险柜里放着。宋以朗在接手张爱玲遗产后，大部分人都建议他不要销毁。
　　于是，他开始阅读上一代人在40年内的通信，他们写了超过600封信，长达40万字。在其中，他找到了《小团圆》的来龙去脉，同时他还发现，虽然1992年在遗嘱附信中表示要销毁，但之后，张爱玲还与皇冠两位编辑就出版问题又有讨论。
　　皇冠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张爱玲的系列文集。一直出到第14本，每一本书上都有《小团圆》的预告。到第15本时，恰逢张爱玲去世，预告就去掉了。
　　宋以朗决定冒险出版《小团圆》，他把根据写在了前言中，“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情况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1976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删改。”
　　《小团圆》由此与公众见面，迟到了33年，阴差阳错，令人唏嘘。
　　迟来的《小团圆》震荡
　　今年2月23日，台湾香港陆续出版了《小团圆》，内地版虽然4月8日发售，但许多人已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港版，这本书引起两岸三地的齐齐震动，宋以朗迅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此前，宋淇夫妇的关注度并不高。即使从2004年开始，宋家就与台湾皇冠出版社推出了张爱玲的几部遗作――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短文《郁金香》和散文《重返边城》。
　　小说果然被大量的张迷对号入座，天涯社区八卦江湖里，一直有张迷发贴“雷叹”
　　《小团圆》之八卦，其中关于张爱玲家中同性恋、乱伦恋等种种事情让人大跌眼镜，直呼这本书把张爱玲写得太直白，破坏了张爱玲多年来如女神一般的形象。
　　而因张爱玲曾表示销毁此书的意图，宋以朗被打上了“背叛”之名。
　　声讨派中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张小虹，公开倡议大家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
　　然而，更多的张学研究者表示了对宋以朗此举的击节赞赏。陈子善的态度比宋以朗更加坚决，哪怕这真的是遗嘱，他也认为也应该发表。
　　既往的张爱玲研究都是基于一些少得可怜的公开文献，资料最详尽的竟然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无怪乎，张爱玲这么着急出版《小团圆》。
　　止庵是内地版的校订顾问，他最早看到《小团圆》，看罢第一感觉就是――做张学研究的一些人要比较为难了。
　　《小团圆》有个特点，以女主角九莉的心理活动为主，对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其他人物，只采取外观的活动记录。也就是说，这是一部记述大量张爱玲内心活动的小说，从中能看出她对这些人物的好恶。
　　这就给“张学”研究者们带来一个难题，对于过去多年既有的文献资料，是信还是不信呢？而回头看《小团圆》，也不能完全当作张爱玲的自传来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两边无法求证的状态。
　　出书前就预料到会引起争议的宋以朗，写了一篇7000字的前言，放在《小团圆》书中。出版后，他未料到竟惹得如此大的震动，3月20日，他又在自己的博客“东南西北”上发表了《小团圆》的后记。把张爱玲的遗嘱和部分手稿扫描了通通放在网上，供网友质疑。
　　在文章的最后，这个已经60岁的男子语气激动地写道，“看到今天种种坊间流言及激辩，再回想一下家父当年的顾虑，我只有啼笑皆非。对上一代来说，人言的确可畏，甚至可畏得会扼杀创作。现在的批评声音，虽不足以令我畏惧，但已足够令我明白《小团圆》若在1976年出版，张爱玲将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实际损失了。”
　　台湾皇冠文化总编辑卢春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小团圆的版税将完全付给宋以朗，目前知悉宋以朗会在明年张爱玲去世15周年之际，捐出部分版税给香港大学设立张爱玲基金会。
　　说不上哪个人描述得更真实，却是张胡两个人对一段情分明的态度
　　把小说不当小说来读，这差不多是《小团圆》如今未售先火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张爱玲的目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悲哀。
　　而最先把张爱玲拉入这个陷阱的，还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这本书完成于1959年，书里胡兰成描述了和自己有关系的八个女人。这本书打从一出生就充满着争议，因为它离那八个女人的时代太近了。与其说是“高山大海不可以儿女私情”的诉说，倒不如说是一种沾沾自喜的回味。
　　这大概就是一段缘在胡张之间的区别。
　　在这本书尚未付梓的1958年，胡兰成就把《今生今世》的上卷寄给了张爱玲。没人知道这个男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张爱玲的回复显得异常平静――“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或许在更早的11年前，张就在信里已经回复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对于这个人，那段情，张爱玲也始终没有放下，她心里揣着《小团圆》走过了晚年。她自己本来也就没把它当作小说来写，而是一本影射体的自传。
　　而对于张爱玲的传记作者们，却是矛盾得很，他们大多爱张至深，恨胡要死，但他们此前能获得所有有关这段感情的材料，竟然全部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让一个讨厌的人来描述自己爱的人，这差不多是张爱玲传记作家们最纠结的一点。
　　《小团圆》出版后，他们至少可以这样写了：
　　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两人于1943年认识，次年结婚，彼时张23岁，胡35岁)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影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这个事实，在《今生今世》里是胡兰成的忘不了，是张爱玲的放不下；而在《小团圆》里，这只是真实的还债。只是因邵之雍(胡兰成)此前给了盛九莉(张爱玲)很多钱。只是“我欠你情，我还你债。”世俗到没有任何联想的余地。
　　再比如，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婚书。所有的传记都照抄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说他们私下结婚，婚书上写道：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胡兰成所撰。郎情妾意溢于言表。
　　而到了《小团圆》里，这一切就现实化了。主人公盛九莉老想跟邵之雍结婚，邵之雍总不妥协。邵说，给你写一个婚书就行了。结果，盛九莉就去买了，买了之后邵之雍说你怎么就买一张呀？然后就写了，就给她了，过后就搁箱子底，没有用。
　　张爱玲倒是有意规避了浪漫。
　　这是两本书最大的差别，一个是回忆录，一个是小说，真说不上哪个更真实，却是两个人对一段情分明的态度。
　　在胡兰成是有点沾沾自喜，而对于张爱玲则“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小说里她有一些话体现。比如现在那句像广告词一样的话，“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是她对这段情最后的态度。
　　而《小团圆》里，却让读者看到了张爱玲掩饰不住的心。比如，盛九莉非常在乎婚姻，一直盯着两人的问题怎么办。后来，邵之雍给了她两份(与前妻的)离婚启事。离婚启事放在她面前，这个女人就忍住不乐，其实心中乐。
　　邵之雍看着盛九莉的脸说，你脸上有神光。九莉却说，那是涂的护肤油。
　　在文化学者止庵看来，这两个版本的胡张恋，最大的区别就是，之于胡兰成是雾里看花的浪漫，之于张爱玲是内心冰冷的人间化。
　　而台湾学者南方朔则认为，“胡腔”是一种过时了的民国文人的唯美空洞腔，而“张腔”则代表了一种西式的说真话态度。两相对比，他恨胡爱张，“难怪张爱玲要叫他无赖人”。 (孙冉)
　　最关键的那块“拼图”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
　　1975年～1976年，年过50的张爱玲完成“自白小说”《小团圆》后将其搁置一旁，继续着手写短篇小说《色?戒》。
　　《色?戒》来自于两个真实故事的拼贴，即上海的郑萍如刺杀汪伪政权高级官员丁默村事件，和老朋友宋淇给张讲述的天津一些年轻人刺杀汉奸的故事。
　　而作品一经出版，一些索隐派就认为，张爱玲极有可能曾经从胡兰成口中得知汉奸的内幕。更有人由胡兰成曾经的汉奸身份指出，女主角王佳芝身上带有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钱钟书曾这样描述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然而几乎人人都想从张爱玲的作品中看清她本人的模样。张爱玲因用字的精练和疏离感，其作品被称为“纸上电影”，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感，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加之她早年的传奇身世与晚年的深居简出，使人们更加钟情于将她笔下的人物与她本人进行比对和推演，试图最终拼贴出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其实，自早期的《倾城之恋》等作品开始，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都从来不乏对她个人的各种臆测目光。在那些作品中，她些许带入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大家也由此拼出了张爱玲的大致轮廓：骄傲、聪明如白流苏，压抑、淡漠如曹七巧……
　　而在这幅张爱玲拼图上，唯独缺了她的自我反视和自我剖析。
　　现在，这个“拼图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块――《小团圆》已经出现。
　　虽然很多研究者指出，张写《色?戒》主要是为了探讨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没有更多的企图，但2009年《小团圆》的发表还是将这种揣度推向了顶峰――《小团圆》自传体的写作，以及序中刊载张的信中提及“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等等，无不让人浮想联翩。“张迷”们更发现，女主人公盛九莉的台词里，“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一句话曾经一字不误地出现在《色?戒》中。
　　《小团圆》：一个更真实、更悲凉的张爱玲
　　与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人一样，上海作家淳子也对张作品中的人物及她本人进行过深入探究，并且将张爱玲的“拼图”“拼”得像模像样。看完《小团圆》后，她发现，自己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以印证的对白。小说里，盛九莉取出二两金子递给母亲：“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她母亲坚决地说：“我不要，”然后流下泪来。
　　读到这里，淳子号啕大哭。她找到了自己之前推断的“证据”，张爱玲果然一直都没有体会和原谅自己的母亲。“书里的张爱玲就是一向以来我研究、观察她作品的那个感觉，只是更悲凉。”
　　“我知道她一生是委屈的，只是不知道委屈到这种程度；知道她一生的每一种情感都是千疮百孔的，但是不知道这个黑洞是那么深、那么大。”淳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小团圆》更为集中地展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张爱玲。
　　在《小团圆》中，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张爱玲的“张迷”们惊呼：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张爱玲，她比以前所有作品的主人公更加复杂：她自卑而冷酷，焦虑而多疑。
　　《张爱玲传》作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在读《小团圆》时，常没来由地想起鲁迅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发现，小说中对自我的处理堪称“心狠手辣”，而写《小团圆》时的张爱玲也比早年时写作抛弃的东西多得多。“同样写母女关系的紧张，《私语》中尚有‘分寸’，此时再无顾忌。彼时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如炎樱、姑姑，下笔都有顾忌，此时都往透里写。”
　　小说中，盛九莉形容母亲“脸的轮廓消蚀掉一块，改变了眼睛与嘴的部位”，形容九莉的情人邵之雍最后“使她憎笑得要叫起来”。
　　“她有一份彻底，她下得了手。”余斌感慨地说。
　　陈子善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张爱玲对人生的复杂性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整个小说中都是嘲讽的口吻――所有人，包括盛九莉自己，都在不断地分析自己、嘲讽自己。”
　　拼出“真实”的张爱玲？
　　在这本自传性和私密性最强的《小团圆》中，张爱玲好像在迫不及待地要对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做一个总结，所有与她家族及生活有关的人物影子都不难在里面被找到。
　　“从文本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自传性质非常强烈的‘私小说’和女性性心理小说，比起以前的作品，更为显著、夸张。”淳子说。于是，很多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恨不得使用电脑中的替换系统，把人物带到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去。
　　无疑，《小团圆》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最真实的张爱玲、也是张爱玲调动她生活积累最多的一本书。有了这一块，张爱玲的形象拼图眼看就要拼接完整。
　　但是，盛九莉真的是张爱玲么？陈子善对此甚为疑惑。
　　和其他读者不同，由于亲眼见过张爱玲笔下的一些角色，陈子善在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有一种与真实比对的心理，“在感情上，我会碰到这样的困惑：她这么写她姑姑，有什么依据？”
　　80年代末，陈子善曾经多次登门拜访张爱玲的姑姑，他看到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虽然由于年龄和身体问题，她当时已经不得不卧床，但是总的来说精神还是很好。
　　一次，陈子善直截了当地问姑姑：“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接触，当时你是什么态度？”她回答说：“很简单啊，我不干涉他们。胡兰成来了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到我房间里去，让他们呆在一起说话。我不可能呆在边上，好像监视他们一样。”
　　“她的意思也就是说，张爱玲已经成年了，有权利决定自己把握私人事情和情感问题，她不表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陈子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小说里的描写则跟他的印象有很大出入。姑姑“楚娣”不断地从她的眼光来看待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并发表意见。
　　陈子善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相信小说，还是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候，他也会回过头去考虑张爱玲的整体构思：“她所写的姑姑是青年到中年，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差距很大。或者，也有可能当时对胡兰成的形象还很敏感，她不好说。”“但是，毕竟她姑姑给我的印象同小说里还是不一样的。”
　　对这份疑惑，陈子善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得出结论：小说就是小说。“西方文艺理论都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小团圆》中是有许多真实人物的影子，但是不能把角色与现实画等号。别说是小说，就算是历史著作，不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么？”
　　他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很难说究竟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又是以真实为基础重新构思的。“更多的细节无法证实。从《小团圆》还原真实人物不但不可能，而且也很危险，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因为可能人家极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小团圆》中揭露出来的“张爱玲”，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并没有太多惊喜，但张爱玲如此强烈的“自传冲动”还是令他稍感意外。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书中情节与她的经历丝丝入扣，以至这本书你想不把它当自传都难，“与之前的作品将‘小说冲动’放在第一位不同，《小团圆》的自传冲动已然压倒了‘小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金宏达认为，这与张爱玲当时在美国时的创作窘境有关系。“很显然，她的创作其实是不大有出路了。写自己熟知的东西，既是她的好处，也是她的危机所在。后来，只好拿自己的经历做文章，吸引华人世界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盛九莉就是她自己。这是一一对号入座的事情。”
　　金宏达对本刊说，由于张爱玲的创作无法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学，那里的生活也不能提供给她更多的创作素材，她只好把自己的作品改成英文，又将《金锁记》改成《怨女》。六七十年代，她甚至为了迎合市场想要写少帅张学良，接着还想研究丁玲。
　　究竟，《小团圆》里透露出多少真实张爱玲的信息，而真实的张爱玲又该是什么样的？要完全拼好张爱玲这块图，恐怕单凭一个《小团圆》还远远不够。
　　“拼图”的人们：还原真实或是制造传奇？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张爱玲在上海的生活，还是离开中国，至最后去世，关于张爱玲其人及经历的种种猜测和想象都不曾减弱。
　　自“张爱玲热”由海外和港台蔓延至大陆的20多年来，大陆的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有关张爱玲的图书百余部，其中各式各样的张爱玲传记就有10余部；除了作品被频频改编成影视作品、话剧外，她本人的经历也被数次搬上了影视。
　　从1993年就开始研究张爱玲的上海女作家淳子对本刊表示，“在张爱玲巅峰期过后的漫长时间里，更像是别人不断地在书写张爱玲，把她书写成了一个传奇。”
　　为什么偏偏是对张爱玲如此？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对本刊指出，“张爱玲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个人经验一型的作家，不大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她虽曾声明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抱‘私家禁地，请勿践踏’的态度，《流言》中却也披露了不少自传材料。”这样的作品创作方式当然让人们对“索隐”更加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弟弟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我姐姐的作品都各有其本。”本即“出处”，张爱玲的小说多和她极其有限的个人经历有关，从《传奇》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大都有其“本”事。
　　此外，张爱玲传奇般的身世和恋爱经历，英国贵族般的缄默，中老年时期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以及80年代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后，并将其经典化之前，她给中国大陆读者留下的神秘印象，甚至于她悄然避世和无声的离世，恐怕都为大众的好奇心增添了砝码。
　　总之，90年代以后，张爱玲迅速成为最醒目的文化商品和文化符号。“人们已经把她当作一个另类人物传奇化了，喜欢在作品中推演她的生平行状也不足为奇。”金宏达对本刊说。
　　金宏达曾经撰文将李安等人列为“索隐派”。他指出，有的人过于刻意地去作品里面找张爱玲个人的影子，这实际上有些虚夸，比如《色?戒》，明明张爱玲自己说她的企图就是要尝试写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硬说她是写胡、张之恋，这是不对的。
　　这种“索隐”所造成的后果是，很多人对张爱玲其人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余斌对“张爱玲热”中的一股“偷窥欲”已有些反感，“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出版后注定了要被作对号入座式的消费”。
　　据悉，在港台面世一个多月来，《小团圆》即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榜首，并已准备再版。
　　《小团圆》出版后不到一月，3月22日，香港大学便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华东大学教授陈子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等张爱玲研究专家均有出席，主题是“从《小团圆》再看张爱玲”。4月9日，香港大学将再举办一场名为“张爱玲：浪漫的两种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万佳欢)
　　半个多世纪的传奇 　　40年代：她拨动了落寞的心弦
　　20世纪40年代，大陆出现了第一次‘张爱玲热’，也就是张爱玲创作其《传奇》《流言》的时期。
　　1943年，张爱玲身在“沦陷期”的上海。她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这年她23岁，与曹禺十年前发表《雷雨》时同岁。
　　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杂志》《天地》《古今》和柯灵新接编的《万象》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
　　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里，文艺园地里探出头来的奇花异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非常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写出了人性的悲凉，很能拨动战时市民读者落寞的心弦。”谈起40年代张爱玲的走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与40年代前期上海的文化环境有关。“当时这个大都市成为沦陷区，其中租界部分又如同孤岛，左翼文化风光不再，大量青年读者流失，于是商业文化更加凸显，以市民读者为主的通俗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大好时机。一路走言情通俗的张爱玲可以说适逢其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张爱玲传》的著者，余斌很“惊艳”于她文字的撩拨性，她的人生悲剧感、观人观世的角度，以及狭而深的“世界”。
　　50～70年代：“张潮”从台湾“刮”至香港
　　“张爱玲热”后来在香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台湾“带起来”的。
　　张爱玲被香港读者熟知，始于1954年。“她的小说集《传奇》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重印，销路颇广。”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梁秉均回忆。
　　但那时张只是作为众多大陆作家中的一位被香港读者接受，并无十分特别之处。
　　待“张爱玲热”在香港形成气候，已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
　　海峡对岸的台湾，虽然1966年皇冠出版社才出版第一本张爱玲小说《怨女》，比香港晚了十年，但台湾却立即对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为了了解张爱玲的家世，花大钱读了很多清朝的笔记小说。我们是这样崇拜一个人的。”《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在3月22日的文化论坛上如此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迷恋”张爱玲的日子。
　　“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多年以后，“皇冠”创始人、琼瑶丈夫的平鑫涛，在自己的自传《逆流而上》中，回忆了“皇冠”和张爱玲的结缘。
　　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半生缘》，香港《星岛晚报》也同时进行连载；1969年，皇冠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至此，“张爱玲热”开始在台、港两地正式掀起。各类研究张爱玲的学术著作也层出不穷，台湾大学唐文标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她是华文世界最传奇的作家。”这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官方网站“皇冠读乐网”上对张爱玲的评价。自1966年到2009年的《小团圆》，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22本著作均是由“皇冠”独家出版，它对推动‘张爱玲热’在台港的兴起，功不可没。
　　“国民党威权时期，共产党的书他们不能看，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不能看，只有张爱玲的书可以看。而且张爱玲确实也不错，所以他们当然接受张爱玲了。”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台湾作家林俊颖认为，“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她与其念兹在兹、全力描述的上海与香港，为台湾读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想象中国’。”
　　台湾人有多“迷”张爱玲？当时的“垃圾事件”可为依证。1955年张爱玲迁居美国之后，台湾女记者戴文采为了获得独家消息，不惜在张的寓所边上，用每月380美元的价钱租房居住，对张爱玲进行全程“跟踪”。她甚至“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以便分析出张的行踪喜好，她还将淘垃圾记撰文发表。在台湾轰动一时。
　　受到台湾“张爱玲热”的影响，香港各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张爱玲在“华语文坛”的独特存在，根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各种形式的影视剧、舞台剧开始大量涌现。
　　有趣的是，香港、台湾两地不仅在掀起“张爱玲热”上争先恐后，举办张爱玲研讨会上也颇有“打擂台”的意味。继1996年台湾举办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2000年和2006年，香港也举办了两次大型的研讨会。2000年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中，第一场讨论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80年代：大陆，迟到30年的“出土文物”
　　大陆的“张爱玲热”比港台晚了30年。
　　1985年，北大教师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张爱玲和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以前不能入史或者不被重视的作家进入了大陆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迄今已经29次印刷，印数达到60多万本，是现代文学教学覆盖面最大的教材，很多学生就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
　　它也推动了大陆第二次“张爱玲”研究的全面展开。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温儒敏说。事实上，这位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作家，从50年代初之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大陆销声匿迹，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而彼时的港台，张爱玲正在成为新的文学传奇。
　　谈起“张爱玲”从大陆文学语境里的“消失”，陈子善归结为政治环境的关系。直到2006年，原本要在上海召开的大陆唯一一次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却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最终没有开成。
　　温儒敏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关。“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说。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张爱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盛赞“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像“出土文物”一般，浮出历史地表。
　　今日的传奇，已与张无关
　　如今，张爱玲在台、港、澳三地都有很多的拥趸，而接受的原因却各有所差异。
　　“最大的差异在大陆和台湾。台湾原先只认‘祖师奶奶’(张爱玲)，大陆原先只认‘祖师爷’(鲁迅)。”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觉得：“现在鲁迅在台湾早已不再‘地下’，张爱玲在大陆也已成为‘传奇’，不过因于历史的原因，张在港台是‘主流’，鲁迅在大陆是‘主流’。”
　　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从1986年出版社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小心翼翼出版，到盗版书籍的大量涌现，一发不可收拾。
　　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在大陆大学校园里手捧《张爱玲文集》曾是一道时尚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市民文学”甚至“小女人散文”中，也都依稀能看到张的影子。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热”达到高潮。那以后影视改编、或新作出版，一波接一波。据温儒敏统计，内地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
　　事实上，张爱玲已发表作品的创作时期就集中在年，其后，她的创作开始下滑，抗战胜利后，她逐渐进入沉寂期，最终远走他乡，定居美国。可随着1968年后台湾掀起的、不断升温的张爱玲热潮，张爱玲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渐渐产生了类似于电影《大话西游》的后期效应――不仅其作品和主人公被无数研究者和粉丝乐此不疲地解读，她本人也被大家无休无止地进行臆想和猜测。
　　对于愈演愈烈的“张爱玲热”，不少学者很不以为然。“我反对打着迎合消费的旗号，糟蹋张爱玲。张爱玲的传奇不是要把张爱玲神化。”陈子善一再向记者强调。
　　“张爱玲的‘存在’很简单，就因为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或她的独一无二。”温儒敏说。 (李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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