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广炬，男，1941年1月出生于北京，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8月参加工作，1959年至1962年在北京沙河基地任放映员，1965年至1979年在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任团员，1980年到勇进评剧团舞美队工作。1996年退休。

我1941年1月出生于北京，小学毕业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就没再上学了。到1958年，也就是我17岁的时候，进入六一八兵工厂当了一个铸造工。六一八是一个制造坦克的工厂，我所在的工序是铸造坦克的履带。就是这个工作的影响，我非常喜欢各种军工武器，小到匕首，大到航空母舰，没有不喜欢的。也就是在六一八厂，我遇到了参军的机会。

我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小青年一样，从小就很崇拜英雄，小时候看连环画都是游击队、空军英雄，像什么张积慧、刘玉堤、王海等的事迹，那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特别憧憬能够穿上军装的样子。至于说当飞行员，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从小就知道当飞行员可不容易，要求特别高，身上有一块疤都不行，我自知自身条件达不到的。

那时候在兵工厂，虽然不是参军，但总觉得离部队还是比较近的，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所以干起活儿也比较卖力。那年正赶上中央号召大炼钢铁，而我们兵工厂的废钢铁多的是，所以我们也建高炉炼钢。建高炉的时候，我搬砖扔砖，手磨破了也不吭声，仍然坚持工作。由于我工作表现还好，厂里面就把我定为共青团员的培养对象。

1958年下半年的时候，空17师直接到六一八兵工厂招兵，要在我们厂上千人里招30多人，组成一个排。我们厂领导推荐的人中就有我。经过政审等程序之后，我不论家庭出身还是工作表现都很好，所以就顺利入伍了。当我得知能够当兵，而且还是空军的时候，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1959年1月10日，我穿着军装，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几十个同事——以后就是战友了，我们一起坐着大卡车，走了两个小时，到了17师，实现了我从小到大的军营梦。

新兵连训练之后，我就被分到了宣传科管图书。这也是首长对我的照顾，说我学历低，趁着管图书的时机可以多学习学习，提高一下知识水平。

当时正赶上建国10周年阅兵，每天都要有大量的飞行训练。空军的阅兵队列要求比较严格，训练难度也比陆军大多了。很多技术动作要求都是按秒计算的，要求都特别严。我们17师在空军中经常是标兵，所以训练任务十分重。我们宣传科要在训练当中发挥宣传鼓动作用，给地勤后勤人员鼓劲儿。广播室的任务就重了，每天要按时播放号音，还有一辆宣传车，每天要流动播音。他们两个广播员忙不过来，就让我也参与广播室任务了。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经常穿梭于机群之间，看着战斗机起起落落，心中也充满了豪迈之情。所以做广播的时候也是非常动情，有时候喊得嗓子都哑了，但一点也不觉得苦。

然而，我们部门属于后勤，很少有上飞机的机会。我只坐过一次飞机，是苏联的伊尔14型运输机，还是螺旋桨的。螺旋桨的飞机不像现在的喷气式飞机这么平稳，它吃气流。一股气流过来，就会猛地上升或者下降几米甚至几十米。一路走来，气流一股接着一股，那颠簸的感觉，说不出来的难受。这一下就把我对飞机的向往给坐没了，以后再也不想坐了。

1960年，有一批老兵退伍了，电影放映组又缺人了。怎么办呢？我开始身兼三职，又干起了放映。放映电影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活儿。里面涉及到很多知识，如电工、机械、无线电等等，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是高科技啊。我刚参加电影训练班的时候，别人都是初中高中毕业的，上课大都能听懂，而我跟听天书一样。没办法，只有多下功夫去学。别人下课去玩，我哪有心情玩儿啊，继续抱着书本死记硬背。实在不理解了，就去问教员。就这样，到结业考试的时候，我还考了前几名，成绩还算不错。

之后到1963年，我就从沙河机场的电影组调到了北空的电影队，8月我又当了放映组长，带了一个女子组。

1964年，当时有一个话剧《女飞行员》，讲的是新中国女飞行员的成长，特别火。当时在世界上女飞行员也很少，中国一下子培养了这么多，而且是从零开始。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农村来的，然后在部队成长，最后飞上蓝天，为祖国做贡献，为祖国争光。当时公演的时候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65年，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演出《女飞行员》这个话剧时，人手又不足了，我就又被借调到文工团了。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从来不会计较个人的得失。

我在文工团就搞起了灯光，因为我原来学的电影放映里，也有灯光机械的原理，倒也没有完全隔行。本来是短期的借调，但是一待就待了接近15年，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了。

当时文工团的任务就是代表军区首长向广大指战员鼓舞慰问，每次都是我们代表军区首长来慰问大家，鼓舞战士们的斗志。不管是多偏僻多高的山、多么远的地都要下去，过程再艰苦也要带着部队领导的关怀鼓舞大家的斗志。有的战士一听说我们要来比过年还高兴，把最好吃的东西都准备给我们，特别高兴盼着我们去。

那会儿没有电视，就是盼着文工团来，然后让文工团员下去教战士们唱歌、跳舞、拉乐器，还给战士们洗衣服，那种关系特别的亲切，回想起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可贵。那会儿演出，有的炊事兵看不了，我们就专门去为炊事兵们演；有人站岗看不了，我们就专门派几个人为站岗的士兵演。我们最远的是代表中央慰问团去西藏慰问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部队，是总政秘书长、少将贾若愚带着我们去的。一年之中总有几个月，就这在奔波演出中度过的。

那时候要求思想革命化，越是主要演员他越去想办法锤炼自己，都抢着脏活累活干。我舞美队更是如此，装卸车、搬箱子等等，都是争着干。由于舞美队要提前布置舞台灯光等，所以有时候演员还在休息，我们就提前跟着道具车出发了。到了演出地点，就要布置演出场地。舞美也是一项艺术和技术结合的工作。怎么按着布光图来布光？怎么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是艺术，得懂。道具出了问题怎么办？音响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么控制？这是技术，也得懂。并且所有的道具都得自己带，自己布置，自己收，这还得需要体力。所以说舞美队这行不太好干。

而且那时候我们的装备落后，很多设备都是自己配的。我们团里的像配电系统配电盘什么的，大都是自己倒腾各种零件配的。配电盘上的连接线，需要用纯铜的，纯度至少要三个９的，也就是99．9％。但困难时期哪里有啊！我接手的配电盘就是用杂色铜、纯度不高的当连接线凑合着用。这就容易出问题。

1972年我们要去参加兰州片的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参加这文艺汇演的北京军区和我们北空的首长到我们的小排练场来审查节目。结果我这个配电盘就出事了。配电盘绝缘板的绝缘性不好，铜线呢，导电性能又不好。两下碰到一块儿，形成局部短路，嗞嗞冒烟。没办法，就去掉一块线路。又冒烟，再去掉一块。这一晚上把我急得满身是汗。首长在下面看节目呢，咱也不能给首长说先停一下，我修修配电盘，这不给我们文工团抹黑嘛。好歹配电盘还算给力，坚持到审查完毕。可是把我紧张坏了，到第二天嘴上起了一圈泡，都是急的。

审查完了之后，紧接着就去兰州演出了，我也来不及找新的配件换修了，只能简单捣鼓捣鼓，硬着头皮上了。坐在火车上，我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扑腾扑腾跳了一路。幸好到兰州汇演的时候人家剧场有一整套设备，没用我们的，没有出问题。不过汇演之后，要去部队巡演，在兰州空军的礼堂演出时，又出事儿了。

整个演出过程，我就一直盯着配电盘，唯恐出什么事儿，好赶紧补救。不过还好，整个演出结束，都挺正常，我长出了一口气。谁知道就在这时候，配电盘突然短路，只听“当”的一声，浓烟四起，火光迸溅，跟放了炮仗一样。这时舞台上正在谢幕，大家都吓了一跳。不过观众们却兴奋异常，不知道我们的惊魂时刻啊。

经过此事之后，赶紧找材料，重新组装了配电盘。由此也可知当年的演出条件之艰苦。

说到艰苦，倒不是缺吃缺喝，最主要就是累。20世纪70年代初，正赶上普及样板戏，我们文工团也排了《智取威虎山》。按照剧情，这出戏得200人左右。可是我们团，连领导、行政、后勤都算上，满打满算也就70多人。怎么办呢？所有人全上，连团长也得参加演出。这场你上去是小分队，下一场你上去就是匪兵，再下一场你可能就是群众。有的同志最多的时候，一出戏下来演过13个角色。而我呢，参加多角色演出的同时，还要兼顾灯光。这一场戏下来，把我整得身心俱疲。那时候想生病都不行，你一生病，这人员缺口就堵不上了，戏就演不了了。所以即使生点小病，晕晕乎乎的，也要坚持演出。而且我从来也不吃药，喝点开水顶顶就过去了。饶是如此，我每次演出都十分用心，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就这样，我们四处奔波演出。我去过最艰苦的地方，要数鄂尔多斯的独贵加汉了。这个地方生活环境较差。那里有个雷达站，在草原上。但草原比较贫瘠，还很缺水，当地有的牧民喝水都靠着部队来供应。为此，雷达站每天专门得有一辆车去100多里地以外拉水。虽然说条件艰苦，但越艰苦的地方对人感情越深，独贵加汉的人们因为提前几个月就知道我们要去那，那热情的迎接活动，感觉跟过节一样，让我们十分感动。

我们慰问演出的时候，也都是把自己最好的节目奉献出来，奉献给我们可爱的战士们。不但如此，我们慰问演出另外的一个目的，也是把首长的关怀送到连队里。所以，除了演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兼职”，教战士们唱歌、认乐谱、唱快板等等。有时候我们还会趁着白天他们训练的时候，给他们洗衣服。我们男的去宿舍里收集该洗的衣物、床单等，并做好标记，女同志负责洗净晾干，然后我们再给他们送回去。就是通过这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把首长们的关怀送出去。每次战士们也都十分受感动，我们也觉得辛苦没有白费。

1976年7月底，我们原本计划去唐山的空六军慰问演出。临出发前，空六军的杜政委打电话说，空六军在承德有一个新成立的导弹团，要我们先去承德慰问演出，之后再去唐山。我们就临时改变计划，到承德给空六军的导弹团和当地驻军陆军24军。到了7月27日，全部演出完毕，24军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晚上就住在了他们的招待所。当天夜里三点，唐山发生大地震。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没有直接到唐山。后来听说空六军的招待所，整个四层楼，地震过后就变成了一层，里面150多人，只跑出了30多个。每想到此，心里都会一阵阵后怕。

到唐山的演出计划自然取消了，我们连忙赶回北京。路上不停地经受余震，到北京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又赶上一波余震，看到路边的电线杆子呼呼地晃着，很是吓人。我和我的爱人都连忙往家中飞奔。我们俩都出去演出，我们的孩子才6岁，托给别人照看，不知道地震中有没有出意外。跑到家中，看到安然无恙的孩子，妻子连忙抱着他，我们的眼泪都不由地流个不停。

之后我便又参与到了抗震救灾之中。我的工作主要是给战士们搭帐篷，并值班进行地震监测。那时候哪有什么监测设备，就是弄两个啤酒瓶子，嘴对嘴立在地上，我们就轮班盯着瓶子，一旦瓶子倒下，说明又有余震了，就赶忙出去通知大家到空旷的地方避震。依稀记得那时候因为防震工作做得好，还受过嘉奖。但当时处于又忙又乱而又有些悲痛的大环境中，一点受奖的欢欣也生不出来。

到20世纪8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扩大会议，他认为军队有一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肿、散、骄、奢、惰”，针对这些问题，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们北空文工团就在1981年解散了。在此之前，我和爱人就陆续从文工团转业了。我转业的时候39岁，在军营总共待了21年。

这21年的军旅生涯，对我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从小就对军队充满了向往，这20多年的军旅圆了我的一个梦，而且是对我重新进行了一次铸造。从小处来讲，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兵，走得正，坐得直，行为做事也都一直按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大一点来说，军队中的政治学习，让我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提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军队让我拥有了灵魂，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有人说，这是洗脑。我十分欣慰这种洗脑，把不好的、消极的东西洗去，把好的、积极的灌输进去，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不再庸庸碌碌地活着。可以说，我的一生也许没有很高的成就，但我觉得很有意义、很充实，也很满足。这都要感谢军队对我的培养，对我的“洗脑”。

时隔两年后，文工团再次成为军队改革箭头所向。

在9月3日的阅兵式上，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裁军30万人，即解放军现役部队从230万人减少到200万人。

其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透露，本次裁军的重点是压减老旧装备部队，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以优化军队规模结构，把我军搞得更加精干、编成更加科学。预计2017年底基本完成。

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和成都军区七大军区也表示，无论裁减涉及谁、利益影响多大，都坚决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一时，哪些人员将被裁减为舆论热议。裁撤文工团，也由此再成为关注焦点之一。

中国军控裁军协会理事、原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徐光裕退役少将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次裁军，文工团、体工大队应该是首当其冲的。

那么，文工团会面临这样的命运吗？它的现状是怎样的？

目前，哪些老旧装备部队、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将予以压减，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而对于"非战斗机构人员"，文工团亦被认为在其列。中国军控裁军协会理事、原总参谋部某部副部长徐光裕退役少将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次裁军，文工团、体工大队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军队有文体方面的需求，可以向社会买服务，无需养着那么多的专业文体工作者。

早在2013年，即有文工团被政策调整的信号。当年8月，总政治部下达《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重申纪律、严控商业活动，并硬性规定文工团每年为部队的演出场次。其后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明确提出，要优化军队规模结构，减少非战斗机构和人员。这被认为，部队文艺团体将成为改革整顿的其中一项。

军内知情人士曾对媒体透露，2013年新一轮改革之后，军队文艺单位可能被调低级别，文艺明星的军衔和对应待遇可能调低。人员的使用形式(军人或者合同聘用)可能会改变，特招制度也可能取消。这个可能的改革方案，将文工团的吸引力逐渐缩小。

在此更早前，文工团在裁军中已有过改革。2003年10月，解放军宣布“二十万大裁军”后，全军文艺团体于2004年统一整编，除总政治部直属文艺团体外，其他部队文艺团体分别重新整编为一个单位，对外统一称为文工团，文体单位别较大程度压缩。

这次整编力度较大。以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为例，其名下曾颇多编制：军乐团、歌舞团、歌剧团、话剧团、曲艺杂技团、京剧团，演职员最多时曾有六百余人。在2004年整编后，多次精简保存下来的战友歌舞团、战友话剧团、战友京剧团同军区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及文学美术创作室，合并为战友文工团，定编只剩下100人。

政研院(微信ID：jgzhengyanyuan)在2006年初公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查询到“文体单位有较大压缩”，但没有更具体的信息。

那次裁军后，文工团还剩下多少人？政研院(微信ID：jgzhengyanyuan)目前尚未找到具体数据。但据2013年时任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创作室主任唐栋对媒体透露的信息，经过数次调整目前文工团的在编人数已经不多，他说，各军区定编一百人，加上总部的，全军在编制内的人数不过两千多人。他同时表示，文工团的任务并未减少，但改革势在必行，比如在人员结构、队伍模式等其它方面还是有改革的空间。

虽然文工团的曝光率已然不断增多，但文工团的内景或还没完全呈现。

文工团全称"文艺工作团"，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中国工农红军宣传队的传统，运用歌唱、舞蹈、演剧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活动的综合性文艺团体。文工团演员主要由文职干部、文职人员以及文工团学员队中的文艺战士组成。

1988年，解放军实施文职干部制度。军衔条例规定，对文职干部并不授予军衔，只享受对应军衔的待遇。其中工资待遇根据其专业技术级别来定，分为特级、1级-9级，每个等级对应一个军衔待遇规格。比如现任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的韩红，其专业技术级别为5级，享受副军级待遇，按部队标准推算，其月工资应该刚过一万；专业技术3级的李双江享受大区副职待遇，月工资在一万六、七左右；而曾经被特招进入二炮文工团的凤凰传奇组合，享受正团级待遇，每月工资只有几千元。

广州军区某下辖演出队的一名文职干部曾向媒体透露，自己专业技术等级8级，享受正连级待遇，每月工资约5000元，包括军龄、职务工资、职贴、生活补贴等多个部分组成的总收入。此外再无别的收入来源。

待遇虽然不算高，但其他福利还是不错的。上述文职干部透露，根据其享受的正连级待遇，婚后可申请一套约两室一厅的部队公寓房，房租每月也只有几十元。而正团级以上职务的文职干部可申请低价购房，即部队的经济适用房(军产房)住房面积与申请人的职级挂钩，师团级的房子能够达到180平米，这是全军统一的标准。而购房价格会根据所在地区有一定浮动，通常内陆城市的标准是180平米以下每平米2000至3000元，超过面积按4000至5000元计算。这类经适房购买五年后就可以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可以按市场价进行交易，但是要缴纳15-20%的税，即便这样还是能赚一大笔。

这只是部队文工团的一面。

唐栋曾说，普通文艺兵大多很清贫，有的男孩子甚至都不好找对象。有多名现任或曾任职文工团的演员曾对媒体透露，收入不高、纪律严格，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也很少。曾在《士兵突击》中饰演班长"史今"一角的演员张译算是个例子，曾属于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他曾说："部队文艺团体对于男孩子来讲很难熬。"

张译从2003年开始就发现部队文艺团体的功能在整编中遭到削弱。他说，赶上新一轮裁军，一个话剧团体，把人数裁完之后几乎演不了话剧了，这对文工团是伤筋动骨的。但他有自己的戏剧梦想，也热爱军装，但演不了戏剧，只能演小品。当时他就想进入社会，但部队纪律不允许。最终，他还是离开了军营。凤凰传奇也在入伍后2年离开，因为部队纪律严格，在部队的演出与商演无法协调。

在总政颁发的《关于规范大型文艺演出、加强文艺队伍教育管理的规定》(简称《规定》)中，规定了"总政治部歌舞团和各单位文工团每年要为部队贡献各类演出不少于100场，总政治部话剧团、歌剧团每年不少于60场，解放军军乐团在完成司礼任务的同时也需安排时间下部队演出。"

根据规定，对于未完成演出场次的团体和个人，将不予立功受奖、晋职晋级。

此外，《规定》中指出，要“进一步严格军队文艺单位和个人参加地方公益性、营业性演出及其他活动的审批管理，严格控制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

当然这些规定并没有完全将文工团演员们与市场隔绝。比如王学圻、胡亚捷、洪剑涛、牛莉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话剧团演员已有了很大的市场号召力，该话剧团在市场化算是个典型。

当下的文工团已然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

内部而言，一是生存与发展面临困难。目前所有的文工团都是由国家掏钱“供养”。但财政下拨资金并不多，加上密集的演出对演员形成很大消耗，在充足的物质保障和齐整的人员设置方面由此更是捉襟见肘。有些文工团借助商演来缓解这一问题，但商演方面的严格规定又形成高门槛。

二炮文工团副团长陈思思此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希望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带领二炮文工团走市场化道路。但随着部队下发限制商演的规定，文工团将面临更大考验。

原海政文工团原副团长付林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我们各个团体千篇一律地都在发展晚会式的歌舞，这个很要命，同质化、浮华的艺术蔚然成风，只唯上，不唯下的服务意识，浪费了很多人才，也难以出现一个比较有艺术品位的作品。”

他说，改革开放后，文化市场繁荣起来，如果文工团只为军队服务，而在社会上没有作为的话，会带来很大的矛盾，势必引起重新洗牌，所以毫无疑问地要面向社会。

此外，现代高技术战争对文艺的鼓动性需求明显降低，文工团与一线作战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远。而内部机制等因素，导致人才流失，也是不可忽视的现象。

“歌而优则仕”也触发了军内的不平衡感。一名普通军人从提干到团级、师级，要经历近20年，生活待遇可能还不及擅长吹拉弹唱的昔日战友。

有退伍老兵曾报怨：“军人应保家卫国，能唱退敌兵吗？如果哼几声就能成军官，凭脸蛋就能混个将军；那些踏实苦干，转业后却就业难的士兵和军官情何以堪？”

国防大学教授韩旭东就曾表示，自己的老乡潘长江，一进部队，就师职干部了，自己干了三十多年才成师职干部。他认为要设法解决好“唱一首歌一下子升到很高的职务”的现象。

外部来说，文职“将军”也常引起争议，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将军”，更让外界频加猜测，虽多有解释，但难消公众误解。另外，文工团的几位明星更是触发了公众敏感的神经，李双江的儿子李某某驾宝马车打人，后又卷入轮奸事件；韩红驾驶无牌车、军队牌照豪车、“套牌车”违章等事件，让文工团的“声誉”受损不少。

此起彼伏的反腐浪潮，更使文工团被置于风口浪尖。已有的落马官员中，不乏包养文工团情妇的丑闻。

军史作家、开国少将蔡长元之子、延安儿女联谊会成员蔡小心曾对媒体表示，一些自律不强的军队干部，确实把部队的文艺单位，当做了自己的“后宫”，将一些意志品质不坚定、贪慕虚荣和个人利益，甚至业务能力不适合部队文艺工作要求的人，安排进了部队文艺单位，甚至根据个人喜好直接影响这些文艺单位的干部配备。

他说，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明星身份，与军队外的各种利益勾连，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网络，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直到落入犯罪的深渊。

不过他也表示，不能因为一些军队文艺队伍里的不良分子，与军队贪腐有直接的关系，就否定整个军队文艺工作，更不能鼓吹取消这些建制单位。他认为，文工团的存在同样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很多问题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地一步一步解决。

付林也曾表示，文工团肯定是要改，甚至还要大改。有时候恨铁不成钢，觉得改革步伐太慢。

在新一轮的裁军浪潮中，文工团将何去何往？（文/曾建中）

文工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各级政治部成立了艺术部门，这就是文工团的萌芽。抗战开始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文工团，成为较早以艺术活动为主的军中专业性团体。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的人员规模有所扩大，工作模式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成立，原先部队中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一纳入文工团编制。文工团成员，有的从民间文艺团体选拔而来，有的直接从部队抽调而来，廖胜辉属于后者。

我出生于1952年，在北京长大。父亲是位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69年1月7日，正当同学们奔赴延安等地的农村插队时，我南下广东湛江参军了。当时，我还不到17岁，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属于“老三届”。那时候参军可荣耀了，比考上清华、北大还光荣。

参军之初，湛江鸭乸港有一项围海造田工程，我们部队和各地来的大学生参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卸沙子。一船沙子有30多吨，沙子卸下来就装进沙袋，每袋200斤左右，装完往背上一放，一趟趟运到岸边，用来建堤坝。4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卸了50多船沙子。

我在中学时学过手风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记得有一次，团里组织文艺晚会，我参加演出，拉了一首曲子，调子用的是王洛宾的《花儿与少年》，中间有一段四三拍，是舞曲一样的节奏，既活泼又优雅。当时，这首歌的作曲者王洛宾被打倒了，他的作品不能公开演奏，我就把乐曲的名字说成《牧民热爱毛主席》。

一曲终了，大学生们掌声不停，不让我下去，我只好行了个军礼，再拉一遍。第二遍过后，他们还是不停鼓掌，我只好拉了第三遍。这说明，大家对《花儿与少年》这种乐曲带来的浪漫感受太向往了。不过，那些流传更广的爱情歌曲，如《红莓花儿开》，我就不敢擅自演奏了。

会拉琴，再加上我普通话比较标准，又会写点文章，很快就被连队安排去做宣传工作。

1969年10月，我们部队从广东湛江移防广西柳州，我也正式进入我们团的宣传队。那个年代的军队文艺工作团体，在集团军及以下级别的部队叫“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在大军区叫“文工团”。大军区的文工团外出表演时，战士们也常叫他们“宣传队”。

在团宣传队，我先是自己听唱片，然后把唱片编成简谱，琢磨完谱子后，再用手风琴练习。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出了本教材——《作曲》，大概有砖头那么厚，我用半年时间把书读了一遍，还把练习题做完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哈哈！我编写了几十个节目，有小歌剧、小话剧、快板诗等形式。

好多战友是江西、湖南来的，他们经常哼起家乡的小调。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能注意到其中一些细微差别，写歌时就抓住不同地方民歌的特点，再把那些经典旋律稍微改造一下，写进自己作的革命曲子里。这些歌曲可受欢迎了。我的手风琴技艺也突飞猛进，基本达到了专业水平。

1970年，解放军某部队文工团战士在重庆排练文艺节目。

上世纪70年代是解放军员额最多的时期，曾达600多万人。这一时期，部队文艺演出团体数量多、编制多、人员多。各级文工团对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少会唱歌、跳舞、拉乐器甚至翻跟头的中学生，都被特召入伍。1970年4月，廖胜辉由团宣传队转入41集团军宣传队。

我们的军宣传队总共有四五十人，不算多，集团军里的战友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我们算是明星了。我身高184厘米，一提到“拉手风琴的大个子”，战友们都知道是在说我。

当时节目单里有《红色娘子军》《快乐的女战士》等器乐小合奏，这些曲子都非常受欢迎，常常返场演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都不假，一个节目要练好多天。我们和其他战士一样，也是听到起床号响就得起床。不过我们不用跑步出操，也不用站岗，而是在练功房一遍遍地下腰、踢腿、吊嗓子。我仍然负责手风琴演奏，还给舞蹈队的训练伴奏。

在训练之外，少男少女之间自然少不了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有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浪漫。“文革”期间，部队里谈恋爱是很犯忌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身边还是出现了三四对情侣。他们悄悄跑到附近的甘蔗地约会，一般我们不会去揭发，甚至帮他们打掩护。

这些情侣一旦被发现，后果很严重。我们宣传队有个女孩歌唱得很好，人也漂亮，和一个男孩好上了。指导员接到举报，带着一帮人把他们堵在了甘蔗地里，最后那个男孩被宣传队开除，回老家了。

部队组织到山区野营拉练时，我认识了一个高挑的部队女护士。每次相遇，她总是多看我两眼。有一次，她走到我旁边说：“你背手风琴太累了。”我点点头，心里很感动。因为山里走路很热，走到半道就得脱掉棉衣，这个女孩子索性帮我拿着。后来她总帮我抱着棉衣，跟我并排走山路。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前边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正常的问候，但是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句“亲爱的”，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一看完信就赶紧把它烧了。后来我们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一年多之后，我觉得“吹拉弹唱”不利于进步，还是到野战部队更能得到锻炼，就主动提出离开宣传队，又回到了连队，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先后担任了班长、排长、连队指导员等职务。

但我并未从此远离宣传队。随后的几年里，我前后4次借调到军宣传队帮忙，通常一到两个月，有时3个月，工作内容还是文艺创作和拉手风琴。有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在广西桂林奇峰镇的某师部大礼堂里，我们几千名官兵迎候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访华团。在演出的最后，我们同台合唱《国际歌》，全场掌声雷动。

“文革”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叫李志鹏的节目编剧，被要求在节目里加入“批邓”的内容，他拒绝执行，还为此和一名领导起了争执。这名领导把李志鹏批了一顿。戏剧化的是，没过多久，“四人帮”垮台，那名领导反被批评了。

1971年，原广州军区文工团到海南琼海革命老区慰问演出，表演《红色娘子军》。

宣传队属于部队业余演出团体，文工团则是专业的。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是干部，宣传队的业余演员是战士，随时准备上战场。1979年初，在中国西南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为增强兵力，41集团军宣传队在战前解散，队员补充到前线作战。原先从连队调到41军宣传队的，回原单位；一入伍就在41军宣传队的女兵，则被派到了前线卫生所。这时，廖胜辉已是一名连队指导员。在前线，他遇到了以前在军宣传队的队友。

1979年的出境作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直面战争。巧的是，我父亲也曾于上世纪60年代在这里参加抗美援越作战。我在部队里算是干部子弟，有的战友不喜欢这类人，觉得这代表着娇生惯养，所以我非常忌讳他们提这个词。

这也鼓励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当时有一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临阵脱逃，战前突然被调到了其他工作岗位，实在是给军人丢脸。我觉得，作为一个军人，首先就要有担当，干部子弟更要以身作则，为国家安定做贡献。我告诉我们营的全体战士，特别是干部子弟，临阵脱逃者严肃处理。

1979年，廖胜辉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上战场时，我们营的很多士兵斗志昂扬，边行军边唱歌。可上了战场不久，就看到一排排的担架往回抬，上面都是我军的伤亡官兵，血肉模糊。那些唱歌的战士一下“熄火”了，整个部队迅速安静下来，默默行军。

我们也曾遭遇敌军特工队的袭击。他们长得跟广西边境的老百姓很像，一不小心就混到我们的民兵队伍里了。有一次，七八名敌军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们用手电一照，他们就躲了起来。突然一个人被我方战士击中，我们营的一名排长听到枪声就探出身来想看看，立即被敌军子弹击倒了。我过去扶他，一摸后脖子，血都是热的。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好战友李江生的牺牲。他上战场前刚刚结婚，妻子是福州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子在骑自行车时，腿抬得特别高，一看就是跳舞的。作战期间，李江生和战友前去清剿一个山洞，敌方用火箭弹袭击了李江生一行的车辆。李江生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遇袭后他让司机赶紧跑，自己留下来指挥撤离。没多久，他就被枪弹击中牺牲了。

战后，李江生的母亲到烈士陵园祭奠他，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献上了一个毛线织的花圈。当时毛线可是稀罕物。此后，他母亲每年都到广西的烈士陵园祭奠儿子。这位英雄母亲，当年丈夫在渡江战役时牺牲，遗腹子就是在江边出生的，所以叫“江生”。李江生的故事激励着我，有他这样的好战士，我军何愁不胜。1981年，我又一次参加西南边境作战。后来，我把李江生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现在还常拿出来翻翻，回想那段峥嵘岁月。

1984年，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演员在炮兵阵地为战士唱京剧。

战场上有血色也有亮色。广西的很多少数民族女孩子都想嫁给我们的战士。她们的表达方式就是唱歌给战士听。就这样，我们营成了好几对。

参战前，我已经二十好几了，开始有了谈恋爱的想法。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她是一名法语翻译。1978年的秋天，我们在北京见了3次面。当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我觉得法语翻译这个职业将来有前途，比文工团的女孩子更稳定。回部队后，我跟她通过几次信。我母亲还送给她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我还给父亲留了封信：“假如我在战场上死了，我的东西都留给这个姑娘。”

不过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因为没等我回到北京，她就在1979年4月写信和我断绝了关系。战友们替我打抱不平：“女孩子不是都往解放军怀里靠吗？她怎么反了？”我不怪她，她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的紧张，加上当时陆陆续续有伤残兵回到北京，她的顾虑可以理解。

战争结束后，我和父亲在柳州见了一面，喝了不少酒。我们是两代军人，谈到了战争和生死，也谈到了国家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都为自己肩负过保家卫国的重担而深感自豪。当时，我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现在看来，那真是意义重大，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和平的环境。

上世纪80年代后，解放军经历了多次精简整编，部队文工团也压缩了编制。1980年12月，总政文工团撤销，所属团队分别改编为独立的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总政话剧团，均直属于原总政治部。武汉军区、福州军区、昆明军区撤销，所属文工团一并撤销。和平年代，当年的战友各奔东西，但廖胜辉和他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

战争结束后，文工团几经变革，我们这批战友的发展也各不相同。举几个例子吧。我们41集团军宣传队有位军旅作家，笔名雷铎，写出了《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从悬崖到坦途》等著名的战争题材作品，写的都是我们经历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不久前去世了，只活到60多岁，是我们这批战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很多战友前去悼念他，都哭成了泪人。还有一位廖宗怡，是41集团军宣传队的美工，他当年的代表作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宣传队解散后，他来到我所在的营部，我们共同作战。1985年，他去了《解放军报》美术组当组长，后来又回到了广州，到一本名为《花城》的杂志当美术编辑。如今，年近八旬的他已经是岭南画派的老画家。他以战争为题材创作的绘画作品，我至今还珍藏在家里。

也有一些战友投身商界，追赶改革开放的大潮。对越自卫反击战过后，跟我一起在宣传队里演奏乐器的罗章才，原本转业到了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局，后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了处分，索性下海经商，去深圳贷款拿地。如今他是深圳的一名房地产商，业余还玩玩摄影。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个18岁的新兵跟着我当通信员。不久，有人告发他作风不好，常把部队的书偷到自己的宿舍里，还带着我前去查看。我一看，果然有几本书在抽屉里保存着，书上还认真做了笔记。我觉得他的求知欲可贵，需要保护，就说：“鲁迅先生讲了，偷书不算偷。”帮他挡了处分。后来，他写出了《连队指导员做战士思想工作一百问》，寄给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报刊。编辑一看，如获至宝，觉得特别贴合战士的思想实际，于是据此写了一份内参。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看到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我的这个通信员因此被授予“模范思想工作骨干”的荣誉称号。如今，他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

至于我，后来的工作以写机关文件为主，给三任总参谋长写过讲话稿。工作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律师，对法律产生了兴趣，于是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又去中央党校读了3年的法学在职研究生。退休后，我当了一名律师。

刚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我写的文书还带点文学色彩，同行都感到奇怪：“你的文书里怎么还有形容词啊？！”现在，从事律师这行的时间久了，逻辑思维逐渐占了上风，年轻时那种丰富的感性思维已经没有了，哈哈。

不过，在宣传队用过的手风琴，至今仍在我家里挂着，有时我还会拿出来拉一拉。41集团军后来又成立了军乐队。2004年，新队员和我们这些老队员在广西柳州聚会。因为室内空间小，我们干脆就找了块空地，冒着小雨举行了一场露天同台演出。老队员们大多年迈，表演的主要是诗朗诵和唱歌。我和年轻的手风琴手合奏了曲子。拉着琴，看着这些年轻人，我仿佛回到了那些美好的往昔岁月。

2015年，习近平主席宣布裁军30万，军中的文体单位再次服从军事改革的大局，接受裁撤。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文工团“被撤编”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文工团的光环正在慢慢褪去。我并不为此感到惋惜。任何事物均有始终，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以前，思想交流和信息传播的方式丰富多彩，文工团传递信息、鼓舞士气的方式也要相应变化，缩编减员在情理之中。

当然，过去我军的文工团、宣传队，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功劳值得铭记。老一辈演绎的《放下你的鞭子》《白毛女》，我们这一代表现的《红色娘子军》，后来年轻一代在抗洪抢险中创作的《为了谁》等等，激励了我军一代代将士的士气，抒发了一代代军人各具特色的爱国情怀。这些作品融入了新时代的民族性格之中。

我仍然鼓励晚辈从事这份职业。从12岁起，我的小侄女就开始学习跳舞，现在是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文工团舞蹈演员。别看她是个“80后”娇美姑娘，她也和战士们一样，无数次上高原、登海岛、赴边关，正在把她的芳华融入祖国的国防事业。

如果你问我，电影《芳华》给我这个打过仗的文艺兵什么感触？我的答案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灿烂过，也痛苦过，否则怎么叫青春呢？每一代人的命运都随时代起伏过，颠簸过，否则怎么叫命运呢？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有值得留恋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田亮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2018年第1期《环球人物》杂志《战争与芳华》。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当期杂志↓↓

识别图中二维码进入环球人物原声库

环球人物新媒体原创文章，

并不得用于第三方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