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也遇到过这种人：甭管你需不需要，他总会突然跳出来，以老师的姿态说教你，甚至还会对你提出要求。

这种行为并不讨好，被提建议的人，要么是不搭理，要么会直接说出“关你屁事”。 

但如果，那个对你“好为人师”的家伙，是个黑老大呢？

今天故事的讲述者何俊义，就有过这种被强行指导的经历。他曾经被关进看守所，因为一时嘴欠，成为了一个特殊死囚的“包夹人员”，负责全天24小时监视对方。

结果别人告诉他，这死囚曾经拥有一个武装集团，杀过太多人。一瞬间，他头皮都炸了。

然而他没想到，这死囚并不残暴，反而特别爱跟他讲书中的大道理。

更离奇的是，距离死刑只剩500天了，这个死囚仍旧不慌不忙，还有闲心逼他看书。

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个非正常死囚，说：“这人好像根本不怕死。”

2015年，我因为一时大意，替朋友转移了犯罪赃款被捕，进了看守所。

被带进监室的第一眼，我就注意到了坐在中间位置，个头最高大的阿伟——只有他穿着大红色的马甲。

当时他正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对我很随意，说：“等你好久了，就当自己家一样，请坐请坐。”

进去后，我发现整个监室里，只有他戴着手铐脚链，坐着的姿势有些别扭。

虽然知道这是死刑犯的标配，但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你这个样子，穿衣服不太方便吧？”

刚说完这句话，我就感觉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

阿伟看我一脸天真的样子，嘴角诡异地上扬，挑逗一般问我：“要不你给我当包夹？这样就知道我是怎么穿衣服的了。”

就在这一瞬间，整个监室的空气都安静了，几乎所有人都在用眼神向我暗示：

但我不知道阿伟的背景，只是特别好奇，想知道这种将死之人要怎样度过剩下的日子。

于是我做了一个在其他人眼中接近疯狂的举动——同意了。

这意味着，我之后24小时都要跟阿伟待在一起，协助其生活起居，同时监视他的一切。甚至连他大小便都要在旁边观察，并且记录他每晚的梦话，随时向主管警官汇报。

那时我还不知道，死刑犯大多穷凶极恶，加上被判处死刑后，更是不受牵制。他们身上戴着30公斤重的铁链，随时可以成为凶器。

更何况，阿伟比一般的死刑犯更可怕。

当晚就有同仓的人找到我，详细解释阿伟的生平背景，我是真的后悔了。

阿伟在当地，是公认的黑社会老大，甚至被称为“神一样的存在”。他是因为制毒、贩毒和持有枪支被判刑。“有几百个兄弟，垄断了当地毒品市场，如果有人在本地贩毒，但没有从他那里拿货，他就会吩咐小弟去清场。”

更重要的是，他的脾气是出名的暴躁：“随身带着冲锋枪，脾气暴躁，一言不合就杀人，还曾经对尸体开枪。”

我一想到接下来的日子里，自己居然要“监视”这种大哥，头皮都炸了。

我做好走钢丝的准备，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不然更是得罪人。

我开始小心翼翼地跟阿伟相处，生怕说错一句话就激怒这个特殊死囚。

但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我发现阿伟的实际情况很奇怪。

我以前做生意挣了不少钱，可就因为轻信朋友，加上贪心，成了阶下囚。

刚进看守所时，这种落差让我难以忍受，甚至觉得活着很没意思。

可阿伟却不这样。他曾经是黑社会大哥，过得比我潇洒，现在也是吃一样的饭，睡一样的通铺。而我在他身上却看不出任何沮丧。

有次，警官专门找到我，他说，阿伟这个人比较阴沉，表面看起来平静，但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他要我注意监视，一有情况就赶紧汇报。

从那以后，我更加认真地关注阿伟，试图找到他的深不可测之处。

起初我只发现，阿伟作息时间很固定，起床和睡觉时间分秒不差，就连洗漱的程序也十分精准——先刷牙，上排牙齿刷12遍，下排牙齿刷12遍，中间和左右各刷8遍；然后洗脸，先用湿毛巾顺时针擦3遍脸，拧干再逆时针擦3遍。

后来整整一年半，我没见他错过一次。就像台机器一样。

而且阿伟几乎没有什么大哥做派。以他在看守所的地位，只要说一就没人敢说二，但他却很少发话，有事情都让我们直接报告警官。

要说阿伟最深不可测的地方，那应该是他过得太普通了。

有时甚至让人大跌眼镜。

那天，我正看一本育儿的书，上面说跟孩子一起折千纸鹤可以促进感情，就感慨了一句：“要是我会就好了，出去了教女儿。”

阿伟听到了，说：“我教你啊。”

我愣住：“你连这个都会？”

阿伟朝我挤了挤眼睛：“我是做手工活路的嘛。”他说的是制毒。毒品没有机器生产，都是手工制造，对制造者要求还挺高。

没想到的是，阿伟竟然真的一板一眼教我折千纸鹤。

我看着眼前这个身高一米八二的黑社会老大，用他粗糙的大手捏起一张小小的白纸，仔细地叠来叠去，像变魔术一样最终叠成一只工整漂亮的千纸鹤。

阿伟说，他以前在家闲得没事干的时候，就学了很多“手艺”，包括折千纸鹤、切菜、陶艺、修家电。 

那一刻，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跟贩毒、持枪、死刑犯这些词一点都不沾边。

后来我跟警官汇报，说阿伟这人确实深不可测，因为他实在是表现得太“正常”了。

监狱里的其他死囚，都是白天吃不下饭，晚上被噩梦惊醒。阿伟则每天该吃吃该睡睡，情绪稳定，大多数时候都在看书，把监室里400多本书都看了一遍，偶尔也开开玩笑。

如果不是他脚上沉重的镣铐，我都不会想起这是一个死刑犯。

他最异常的一点，就是这人的所有表现，看起来完全不怕死。

阿伟的一审结果很明确，死刑。旁边监室有个和他一起进来的同案犯，整个人奔溃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

可阿伟却跟个没事人一样，没事的时候，经常戴着手铐，慢慢地翻书。

除了汽车杂志和小说，他看得最多的，就是那本《刑法司法解释》，非常厚，好像有600多页。是他让自己家人送进来的。就这本书，阿伟翻了又翻。

没人知道他要干什么。但他每次看了书，和律师会见完，他总是特别自信地微笑。

在监室里，阿伟是当仁不让的老大，而且又有我和另一个包夹人员随身跟着，行动阵仗很大。

比如，在监室的通铺和铁门之间，有一个放风间。每天早上10点，阿伟都要去那里坐一会儿。我就会半开玩笑，半按照规定地大喊通知其他人：

“众人散开，大哥来了！”

旁人会立刻让出一条路，放风间的人也赶紧把中间的三张凳子让出来。

这时阿伟通常都面无表情，该坐就坐。看守所少数放风间的天花板上，留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地方，只用铁栏杆围了起来——那是唯一能够看到外界天空的地方。

阿伟喜欢坐在那块空间之下，看看外面，也看看那本《刑法司法解释》。

其他犯人想知道自己会被判多久时，就会来找阿伟。阿伟喊我去拿书，问那些人，犯了什么罪？对方一说，阿伟就翻到相对应的部分，指给他们看。

当时我犯的事儿不轻，但看守所里了解法律的人不多，都说我只会判几个月，甚至我自己都信了。只有阿伟对我的案子不肯明说。

我在上法庭前，请他帮我构思最后陈述，他说，“该写什么就写什么就是了，然后听天由命”。判下来了，我才知道，他是不想打击我。

他认真对我说过：“我不知道你会判多久。我们的案子不一样。”

那段时间里，阿伟跟妻子常有书信往来，他还收到一件T恤，上面印着妻子和儿子的照片。

他穿着那件T恤，让我感觉他在期待着跟妻儿的团聚。

我被安排在看守所里做一些文字工作，看过不少案例，大概知道阿伟犯的事儿——销售了海量毒品，按理说是必死无疑。

但我看着他的样子，根本不是一个死刑犯，反而更像一位长居在监狱的学者，而且随时准备出去。这不禁让人对他的背景猜想：阿伟到底是在外面有什么势力，还是手里掌握了必胜的法宝？

此时，距离阿伟的死刑执行，仅剩500多天。

和阿伟在一起，原先只要干一件事，听他讨论各种书里的观点，聊天吹牛。

很快就多了一件：看书。自从发现我接不上话时，他开始逼着我看书。监室内那400多本书，我在他的逼迫下一本本翻阅，还不敢反抗，毕竟这人是个黑社会老大。

他会劝我，多看点儿书不损失什么，上面都是别人的经验。“且不管人家有没有道理，先看了再说，总不会错。”

只是有一天，他随口跟我说，自己制毒事业的基点，是一本高中化学课本。

关于他的传奇往事，犯人里流传着太多版本，现在，我才有机会听他本人亲口讲述。

当年，阿伟只是一个火锅店老板，手底下小弟也不多。

为了踏上制毒暴富这条路，他几乎倾尽所有家产，变卖火锅店凑齐了30万，跟当时的城区大哥购买半成品，打算自己提纯。

到目前为止，事情还算顺利。阿伟上学时虽然总成绩差，但在物理化学上颇有天赋。他凭借着当年的那本基础化学课本上的知识，能从半成品里，提纯出成色不太好的毒品。

这种成品已经达到可以销售的状态，利润也不会太低。

但阿伟过不了自己这一关，他做事情总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

于是阿伟买了专业化学书籍开始自学，又找到了一个看过制毒全过程的文盲讨教。

阿伟十分善于分析，硬是从别人一知半解的话语中发现了关键点，结合之前的各种专业书籍，一下就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居然真的凭借这些知识，提炼出了第一批纯度高的**。

很快，他一面让人去找吸毒人员做代理，一面学起销售，还要策划自己的卖货路线。

毒品纯度很高，两个多月，销售一空。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每天都有进账，刚开始放高压锅、煤气罐里，后来塞不下了，就丢到床底。家里的床底全是现金，具体多少真没数过。时间长了，钱会发霉，天气好的时候，我和老婆会把钱扫到阳台去晒一晒。”

我第一次知道，挪动钱可以用“扫”这个字眼。

在放风间里，我和阿伟讨论最多的是钱的问题。我的羡慕，他能感觉到。

然而他让我去图书室找一本莎士比亚的书，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是《哈姆雷特》，他让我看的是《麦克白》。

书里有一句话，他特意指给我——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人疯狂。

阿伟爱车，所以当年干的一件大事，就是疯狂地换车。

他的车一路从雅阁升级到宝马X6，再到M3、顶配911、X5M，然后是兰博基尼。

据说阿伟是那座城市里第一个拥有兰博基尼的人。

阿伟的几个手下更嚣张，纷纷买了百万以上的豪车，各自收了很多小兄弟，出入前呼后拥，俨然成了大哥级人物，除了阿伟之外，不把其他任何人放在眼里。他们甚至人手配一把自制手枪，包括阿伟自己也备了一把。

关于阿伟的血腥传言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阿伟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我曾听一个囚犯如此描述：“X市有个大毒枭，整天开着兰博基尼在外面抖威风，每次出门带十几个小弟。有一次，一伙外地人跟他拿货，验货后说毒品不纯，被他直接拿枪顶脑门上威胁，后来外地人下跪求饶，买了所有货，还多给了几十万当赔礼道歉。”

我不知道阿伟是不是心狠手辣，但他的江湖威信，我确实亲眼见识过。那个和阿伟一起被判刑的同案犯，40多岁，比阿伟年纪大，却特别真诚地管阿伟叫“爸爸”。

后来有个刚进看守所的年轻人鼓起勇气问阿伟：他们说你脾气暴躁，随身背着冲锋枪，一言不合就杀人鞭尸，是不是真的？

阿伟没有回答他，反而翻了个白眼。那天他私底下告诉我：“其实我连枪都没开过。“

原来，阿伟所谓的杀人鞭尸，都是他小弟们传出去的。为了防止被“黑吃黑”，小弟照着电影桥段编造出关于自家老大的一些“事迹”，专门威胁别人，结果越传越凶，道上所有人都怕阿伟。

不过那次外地人来拿货的传言，倒是真的。只是当时阿伟靠的是智取，而不是手枪。

那伙外地人自己也吸毒，要的量很大，阿伟决定亲自出马。他拿着毒品样板到KTV，结果对方点了一板子后，说毒品成分不对。

阿伟没说什么，而是带着毒品出门转了几圈，吃了点东西，然后拿五个小袋子，把原来的毒品分别装进去。

然后他再回到包厢，“这有5种样板，你看看哪种合适。”

买家一一试过后，说第三个合适。

阿伟恭维了几句：“老板你太懂货了，第三种是含量最高的，不过价格最贵，一条要27万。”

买家说好好好，当场给了钱。

就这样，阿伟比原计划多挣了60万。

阿伟说：“那个吸毒鬼说纯度不够，一听就不懂。其实毒品的纯度到了一定级别，吸起来都差不多。如果真想知道含量，只能用仪器测量。”

他带着瞧不起的语气，冷冰冰地对我说：“毒品伤害神经中枢，上瘾的人脑子都有问题。”

靠着毒品赚的钱，阿伟过上了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是最糜烂的日子。

阿伟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奢侈——38万的vertu手机是标配，逛奢侈品店像逛两元店一样随意，去海鲜店吃饭预存都是几万起，带着小弟去KTV里，皇家礼炮一次开十几瓶，包厢公主都是几个小组一起叫。

但无论怎么玩，阿伟都有一个底线——不吸毒。

开始制毒后，他的手下们都染上了毒品，唯独他自己没有。“毒品是生意而已，怎么自己就染上了？”

虽然整天跟一群瘾君子混在一起，但他从未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也从来都不相信他们的话。”他眼里，手下吸了毒，就不再是人，只是用来赚钱的工具。

渐渐地，阿伟不再只是追求金钱，还想要更刺激的东西。他说，自己加入玩车的圈子，经常和圈子里的人一起飙车。

他们刚开始都是在赛道上开，后来觉得赛道不过瘾，就开始在市区里比，油门踩到底。

他却愣住了，好像在回忆一样：“超速无非罚款，撞人不过就是赔偿。”

我在听阿伟说这些的时候，突然觉得他好像一个瘾君子，只不过他上瘾的不是毒品。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阿伟后来也反思过：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有一次聊到车，我说自己之前在外面的时候，有一台天籁，一台A6，一台740。不过现在可能都被变卖了。

我说：“出去了一定要东山再起，再把那些车买回来。”

阿伟听完笑了笑：“你呀，白听了我的事。“

“你第一台买天籁，第二台买A6，第三台你买740，你觉得这就是终点了吗？难道你不想开911，不想开法拉利，不想和我一样开兰博基尼？”

我无法回答他。因为他说得很对，我确实想。

但我也不禁猜想，控制住自己不就好了吗？比如阿伟当时挣到钱的时候就放弃也好，这也算是停下来了，不至于到今天的地步。

但阿伟却用后来的故事告诉我： “制毒和吸毒一样，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阿伟打算金盆洗手。

第一个出问题的就是身体。阿伟虽然不吸毒，可接触得多了，尤其是制毒过程里，免不了吸入一些毒气，健康开始出现问题，头发一抓一大把地掉。

而且随着名声越来越大，赚的钱越来越多，阿伟担心树大招风，也开始越来越不安。

后来，阿伟干脆低调起来。跑车不怎么开了，也不跟道上的人联系。很少出门，平日里就待在家陪老婆孩子，洗衣做饭，顶多在小区内散散步。

但阿伟当时没懂一个道理，一辆在高速路狂奔的跑车，如果突然踩刹车，是会翻的。

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赚钱工具“的手下们，如今都成了阿伟无形的桎梏。这群人吸毒越来越严重，脑袋更加疯狂。这让阿伟不敢放手生意，就怕养不活这群毒鬼，会发生自己难以掌控的大事。

他想，干脆洗白自己算了，把钱挣着，脱离这个行业。

他开始想做些正经的生意，投资一些公司，或者固定的房产。

可就像他自己说的，吸毒会伤害人的神经中枢，金钱也像毒品一样，渐渐吞噬掉了阿伟曾经精明的头脑和敏锐的商业嗅觉——之前的钱太容易挣了，正常的生意反而显得很难。

最终，阿伟的几次金盆洗手都失败了，还消耗了大量资金。

投资失利，加上他又割舍不掉这种奢侈的生活，毒品工厂仍旧没有停工，还在一包包往外运。

那些失而复得的钞票，慢慢又回来了。

直到出事之前，都有个声音在他脑海反复念叨：“再干一次吧，你肯定能把握住的。”

逐渐积累的风险蓄势待发，而让阿伟入狱的，就是一个他亲自培养，已经丧失心智的吸毒鬼。

原本，为了防范被警方调查的风险，阿伟要求自己和手下们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换手机、换号。

但其中有一个吸毒鬼压根没照做。

而恰恰就是这个人被警方盯上，落网了。警方顺藤摸瓜，继而盯上了阿伟。

阿伟藏毒的地点是一处楼中楼的顶层。每次去那儿，他都会戴着手套、鞋套，生怕留下一丝痕迹。

然而不管再怎么聪明，也做不到百分之百完美。在一次取毒品的途中，警方收网，阿伟被抓了。

而最终让他定罪的，是一罐可乐。

那是因为阿伟有一次取完毒品后，精神一时松懈，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可乐喝。

他没戴手套，也忘了把指纹擦掉，就此留下了证据。

阿伟步步谋算，最终还是将自己引入了阴暗的牢房。

二审将至，阿伟更加频繁地与律师见面。他很快就要迎来自己的最终判决，直接关系到生死。

常有人觉得阿伟时日不多，特地来请教制毒配方，阿伟直接就不搭理。

只有碰上那些初入社会的小青年，阿伟才会耐心地从价格、大环境等各方面因素分析利弊，最终得出不能制毒的结论，让他们知难而退。

但来问的人依旧不减，毕竟大家都羡慕他曾经的风光，还有挣来的那些钱。

放风间里，我问阿伟最多的也是钱，特别是出狱之后应该怎么挣钱。但阿伟一再跟我说：钱会害人。

他拿汽车举例子，我们一般人理解，会认为汽车配置越高级越好。但阿伟对车算是行家，他说，汽车很多功能我们都用不上，比如坐垫加热一般不开，“我们这里没什么雾，我当时要个顶配雾灯有个屁用。”

他说这些还是想告诉我，物质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多出来的那些，反而会成为身上的枷锁。

“你总要去追求更好的东西，为了得到想要的一切，你会付出更多，要么是时间，要么是精力，要么是人情。最极端的，你会付出自由。你觉得值得吗？”

我被阿伟问得哑口无言。

我觉得不值得，坐过牢就会知道，这世上没有比自由更有价值的东西了。

阿伟像是在念三字经一样，反复跟我念叨：“上百万的跑车，座椅不适合，人真的腰酸背痛。”

在给我讲道理之前，他估计已经在自己心里独白了千百遍：折腾这么一遭，最后值吗？

距离最终的审判越来越近，隔壁监室的同案犯已经发狂了，阿伟却跟个没事人一样，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

他每天早上要做两遍广播体操，下午还原地跑步半小时，晚上100个下蹲，晚饭只吃水果。

到后来，竟然练出了4块腹肌。

看这架势，似乎是打算着坐个二三十年牢，出去后还是一条好汉。

确实，阿伟不认为自己会死。他还藏着最后的“秘密武器”——有次，我无意中看到，他的那本《刑法司法解释》里，到处布满了他的笔记。特别是是“立功”这一段，下面的横线非常粗，看得出来是反复划上去的。

当因为犯罪而走到绝路的时候，他居然想的是戴罪立功。

他认为自己掌握了很多道上的信息，可以帮助警方抓捕罪犯。于是一次又一次要求见警官、写材料，提供了各种线索。

确实，后来靠着阿伟提供的线索，警方抓捕了一条大鱼。

阿伟信心满满，觉得自己能被改判死缓。然后再好好表现，刑罚就能一步步减下来。律师也认同他的想法。

那段时间，阿伟经常拉着我一起看《刑法司法解释》，指着上面的条款问我：“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能改下来？”

我每次都说：“可以的，没问题。”

可实际上，我没有说实话，可能性实在太小了。我在给警官们做文字工作时，多少有些了解，立功确实有改判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每次回答的时候都很心虚，表情、语气极不自然，但一向很聪明的阿伟却完全没有看出来。

那一刻我觉得他很傻，因为该来的还是会来。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阿伟信心满满，走之前还跟我说：

“我回来的时候应该解开镣子了。”

然而当天中午我刚起床，就听到门外走廊由远及近的脚镣“哐、哐、哐”击打地板的声音。

警官打开监室门，我看到了阿伟那张不带任何表情的脸。

二审裁决书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八个字像是一记重重的铁锤，将阿伟的幻想砸得粉碎。

他的眼神变得黯然无光。

之后的几天，阿伟没有说过一句话，每天除了吃喝拉撒外，不再干任何事情，大多数时候就呆坐在铺板上一动不动，仿佛身体已经停止运转。

后来，阿伟缓过来一些，开口说话了，但也跟之前不一样了。他不再看书，不再锻炼身体，和妻子的书信往来也越来越少。

那时已经入冬，其他人都在扳指头数看自己什么时候出去，只有阿伟在扳指头数自己什么时候死。

死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等死。

他常说：“快点复核吧，不想过夏天了，看守所的夏天太难受。反正都是死，干脆给我一个痛快。”

因为不再锻炼身体，阿伟的四块腹肌很快变成了一块。

越到后来，阿伟竟然变得很唠叨，经常跟我说“好好做人”，“不要再犯法”，“钱挣不完的，差不多就行了”之类的话。

讲得太多，有时候我有些烦，阿伟便罕见地用郑重其事的语气对我说：

“这些道理要反复地讲，然后印在心里，就不会犯错。”

我叹了口气：“唉，知道了。”

我还问过他一个问题，这些道理，为啥就跟我说？

阿伟想了想，告诉我：他们是在社会上耍的，想借鉴我的经验，出去以后还继续混社会，我跟他们说得越多，他们就陷得越深。你不一样，你只不过是不小心犯了错。

最后，他郑重其事地说：“听了我的事，你知道世事复杂，出去后能做个好人。”

2017年，阿伟的时间终归是到了。

有天早上，他被警官带走了，直到中午才带回来。

我问什么情况，其实我心里已经猜到了，只是还不敢承认。

阿伟说行刑的时间定在后天。

我问：“注射还是子弹？”

“死都死了，还管疼不疼。”

“现在不怕，不知道后天怕不怕。”

警官还问阿伟见不见家人最后一面，阿伟拒绝了。警官让他写信，他也说要等晚上。

然而入夜后，阿伟也没有写信。

他跟平时一样，在十点躺下了，很快，我听到了他沉重而均匀的呼吸声——竟然睡着了。 

我却睡不着，坐了一夜，阿伟却睡得很香，只翻了两次身。但没有叹气。

我对阿伟有点生气，我觉得，生而为人，总是要去负担起一些责任，自己要死了，可老婆孩子还要活下去。

说点豪言壮语也好，留点儿唠唠叨叨也好，对于活着的人，总会是一种念想。不能就这样甩甩手一走了之。

然而面对我的愤怒，阿伟说：“该说的都已经说了，该写的也已经写了，再说再写也是徒增伤感。”

那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他了。他留下来的痕迹越多，活着的人就越难离开他的阴影。摆出一副绝情的样子，沉默地走，也许对家人来说更好。

临行前一天的下午，警官来到监室，将阿伟的手铐和脚链解开，让他去洗澡。

阿伟看着自己没有戒具的手脚，似乎有些不习惯，站着没动。警官对他轻声说：去吧。

阿伟转身走了两步后，“啪啦”一声摔到地上。我赶紧过去扶起他。

那一刻的他，孱弱得就好像那些他曾经最看不起的，因长期吸食毒品而逐渐失去生命力的瘾君子。

阿伟转过头面无表情地跟警官说：“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脚。”

警官说：“正常的，你都戴两年多了，习惯了负重，没事，慢慢来。”

阿伟想了想，说：“算了，还是给我铐起来吧。”

警官同意了，又将戒具锁在阿伟手脚上。

阿伟戴着镣铐去洗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澡。

到了晚餐时间，警官带来了两份小炒，阿伟一口没吃，依然在啃苹果。我劝他吃点，他说吃太饱了路上走不快，影响他投胎。

晚上十点，阿伟又要躺下。我拦住他，说：别睡了，我们唱歌吧。

阿伟难得破例一次，说：“好。”

那天晚上监室里合唱了离别的歌曲，然而现在回想，当时阿伟有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唱，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一夜过后，阿伟被带离了监室，从此我们生死两隔。

阿伟走后不久，我的判决也下来了，从看守所转移到了监狱。到了那里，没想到我还是能听到关于阿伟的“传说”。

室友们说得唾沫星子横飞。他们乐于讨论阿伟怎么杀人，怎么鞭尸，怎么靠这些手段赚了大钱。

而我只是苦笑。顺着这些传言，我仿佛再一次听到，和阿伟相处的500多天里，他每晚发出的叹息。

我反复想起，阿伟走之前的最后那段时间，他逼我看的最后一本书，封面写的，是教人种树。

他告诉我，里面有种树叫红豆杉，成长期大约是25年。

他说自己帮我算过，期间修剪树枝的钱，能帮我收回成本。

他的意思是，种树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可以不接触外面的社会，不学坏也能挣钱；二是钱在未来回收，等到那个时候，我孩子长大了，我的欲望也降低了，这个钱可以拿给孩子读书。

我有些疑惑，还问他，在山里蹲25年，岂不是跟判无期一样，人生有个啥乐趣。

他给我上了最后一课：“种个十来年就可以卖了，不一定非要等到25年。”

自控力，是他自信的来源。

但阿伟虽然没有对毒品上瘾，却成了金钱和权势的瘾君子，只是这个过程潜移默化，他甚至没能意识到。

贪婪是他给自己的人生戴上的镣铐，等终于摘下来的时候，已经不适应自己的双脚了。

一个死刑犯在行刑前会想些什么，何俊义还是没找到答案，因为阿伟太特别了，他临行前说的话，何俊义并不能全听懂。

他最后为什么会建议何俊义种红豆杉？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我想，“种上10年就行了，不一定非要等25年”的背后，可能是阿伟未尽的话，“适可而止，不要太贪婪。”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2009年，徐爱英已记不清是秋天还是冬天，只记得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傍晚。

一家人吃完晚饭，正围坐在桌边，她随手翻开当天的《宁波晚报》，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宁波市看守所有一个特殊的艾滋病监区，里面的在押人员，有的杀过人，有的抢过劫，有的被判无期或者死刑。除了患有艾滋病，他们还具有攻击性，若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而一位普通的民警已经专职看守这个特殊的监区整整两年。

彼时的徐爱英已在宁波某监狱做了好些年的狱警，却是头一回知道丈夫所在的单位居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监室。身为同行，她自然知道其中的不易，更对报道里的“同事”心生敬意。

余光扫到角落里的照片，她突然顿住了。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然后，有些不敢置信地望向身侧喝茶的丈夫。她没法相信这个新闻里已经专职看守艾滋病犯整整两年的民警，居然会是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毛卓云。

他们自暴自弃，甚至自残自杀

那一年，老毛家的气氛低到了冰点，争吵冷战，最后，以妻子的默许告终。

那一年，对于全国看守所一线民警来说，也格外艰难。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发生“躲猫猫”致死事件，一时间舆论沸腾。人们对“看守所”的偏见日深，而老毛面对的还是死亡率极高的艾滋病在押人员。“千万不要死人”成了压在他肩膀上最重的一座山。毛卓云清楚地知道，哪怕只是病情恶化后的自然死亡，也会把看守所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笔者走访发现：我国目前并未出台涉及艾滋病人犯罪的专项法律法规，所以针对艾滋病人犯罪各地采取的措施并不相同。由于执法成本过高，及关押条件有限等客观原因，多地都选择“暂不收监”或“保外就医”。

在全国范围内，宁波是较早实现艾滋病犯集中羁押的城市。

2007年，为打击以患艾滋病为由逃避法律制裁的违法犯罪行为，宁波市公安局决定在宁波市看守所设立艾滋病监区。从部队转业的民警毛卓云成了这个岗位的不二人选。

哪怕做了诸多心理准备，初到监区的老毛还是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没有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艾滋病的可怕。很多在押人员都有过吸毒史，吸毒导致的血管硬化，会逐步将血管堵塞、损坏，很多人的腿都是黑色的，晾在那里一直腐烂。不少并发症，也会让他们身体溃烂，发出一种死老鼠的味道。正常人根本忍受不了。”

比身体状况更为可怕的，是艾滋病在押人员求生意志的日益溃败。其中多数都有自残自杀倾向，更有甚者，还对老毛说，自己的刑期比命长，如果在看守所里自杀还能给家里省点钱。

其中，最让老毛印象深刻的就是阿杰。

宁波市看守所内景（龚晶晶 摄）

2009年春天，看守所里来了一个29岁的小伙阿杰。因为吸毒过量产生幻觉，大中午拿着个榔头，冲进了天一广场的一家金店抢劫。“其实，他也没抢到什么金器，就是拿着榔头在柜台上哐哐哐砸了几下，最终因入室抢劫被判14年。”

收押时，他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老毛告诉我，艾滋病监室里的在押人员，多数都是因为吸毒贩毒进来的，如今23个在押人员中，有14人都和毒品沾边。其中大部分人，都和阿杰一样是在收押过程中检查出的艾滋病。对身体的绝望，是多数人产生自杀倾向的主因。

从2009年3月至2009年7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阿杰自杀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5月的早晨，集体放风时阿杰突然毫无征兆地冲出监室，脑袋“咚”地一声撞在了水泥做的水槽上，还好受伤并不严重。

第二次，则是在放风场用裤子上吊自杀，结果没挂住，脑袋朝下撞到了地上。那情形老毛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忘，殷红的血咕咕地往外冒，所有值班民警一窝蜂地往里冲，没有人顾得上自己的安危，只一心想控制好阿杰，以防他再撞上一回。

有别于其他监室的蓝色背心，艾滋病监室在押人员都身着绿色背心。（龚晶晶 摄）

等到混乱过后，老毛的手上衣服上已沾了不少阿杰的血。摊开手掌，殷红的颜色格外刺眼。

这不是他第一次沾到艾滋病在押人员的血，可每一次都还是会让他后怕连连。他一个人站在水槽边一遍又一遍地洗着手，却总觉得，怎么也洗不干净。

没有人知道老毛究竟花了多少心血，才让这样一个一心求死的人重燃生机，一天，阿杰突然仰着脸问老毛：“毛警官，你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赎罪？”老毛告诉他，就从每天做一件好事开始吧。自此以后，他天天抢着打扫监室。

后来的某天，阿杰无比认真地告诉老毛说：“您放心，我会好好活下去。”那一刻，这份职业带给他的价值感，无与伦比。

“我准备死一次，豁出去了”

其实，妻子眼中那个“食古不化”的老毛，也动过一次辞职的念头。

那是2013年9月的一天。看守所里收押了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长得五大三粗，个头足足有1米83，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笔帽，神情恍惚。后来，老毛才知道，这个小伙叫阿明，因吸毒产生幻觉，凌晨在环城西路和蓝天路交叉口捅伤女友后，面对追捕穷凶极恶，用匕首刺中了巡逻民警的心脏。在治安良好的宁波，鲜少出现这样的恶性案件，一时间，这个案子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相较于外界的沸沸扬扬，刚进入看守所的阿明平静极了，只是像每一个吸毒过量的在押人员一样，说话颠三倒四，还存在严重的被害妄想。总觉得有人在利用高科技在控制他的大脑。

由于目前在浙江省全省内监管艾滋病人员毫无经验可循。12年间，老毛将每个在押人员的故事都记录下来，形成10万字的工作日记，并总结归纳，分析各类方法利弊。

他在看守所里待了148天，其间多次自残，吸毒后遗症导致的精神异常还时常令他狂躁。老毛一遍又一遍的谈话，才让他稍稍安静下来。

同年12月底一审宣判，阿明又出事了。他就像彻底疯了一样，用头撞监室的铁门，额头不断向外冒血，蹲在地上，像困兽一样呜咽，紧握的拳头，像是随时都会挥舞过来。

就连老毛都没法进入他的监室，只能靠着门，轻抚他紧握栏杆的手，是冰凉的，没有一丝温度。

那半个月，老毛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总是梦见阿明血淋淋地站在那里，身上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血，还是监室里其他人的。午夜惊醒，他就赶忙给看守所打去电话，嘱咐值班民警时刻关注阿明的情况。到后来，老毛几乎都不敢睡着，深怕错过所里打来的电话。

监室内景（龚晶晶 摄）

“我准备死一次，豁出去了，进去跟他谈一谈。”

向领导请示后，老毛进入了监室。为确保安全，他还随身携带了一支橡皮警棍用以自卫。他假装若无其事地检查内务，正思忖着如何和阿明聊天，背上却突然重重地挨了一下。阿明涨红着眼，还想扑过来，补上几拳。千钧一发之际，旁边另两名在押人员，突然冲出来挡在了老毛面前，一边喊着：“毛警官，你快走！”一边帮忙控制住了阿明。

可老毛没有走，他站在门口等待阿明慢慢平静下来，看着这个同自己儿子一般大的年轻人，落寞地坐在角落。老毛走了过去，像个父亲一样轻轻抱住了他。一旁的在押人员都惊呆了：他们的毛警官，是豁出命去了。如果这时候阿明在他肩膀上咬上一口……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阿明迟疑了一会，竟趴在老毛的肩头，像孩子似的哭了很久很久。在阿明断断续续的讲述里，老毛这才知道：原来庭审时，阿明的父母并没有来，女友的出庭指证对他也很是不利。他觉得自己是被所有人抛弃了，更觉得刑期漫漫，自己得了艾滋病很可能就这样死在牢里。

宁波市看守所规定每天每出一次监门，民警都要给在押人员带上手铐。这个简单的动作，对老毛而言也存在职业暴露的风险。

过了几天，阿明意外收到了几张老毛抄写下来的短信，分别来自他的父母、女友还有表弟，家人都言辞恳切地劝他好好改造。阿明并不知道，老毛是如何辗转联系上自己家人的，也不知道老毛是如何说服他们，为自己写下那样的鼓励。

在阿明投牢的第二天，老毛如释重负，放松下来反倒生了一场重感冒。“做我们这行的，最害怕的就是发烧，因为这很可能是感染艾滋病的前兆。”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他又悄悄去医院做了一次体检，没有大碍，才敢放下心养病。

回来的第一天，他又在关于阿明的日记里，补上了这么一句：“监管艾滋病人员真的好危险！警惕！小心！”

在老毛谈话室的书桌上，除了各种他自学的书籍以外，还放着一瓶他用来自卫的催泪喷射器

作为宁波全市唯一一名男性艾滋病在押人员专职监管民警，12年来，毛卓云累计管理教育艾滋病在押人员511名，其中判处死刑3名(其中死缓2名)，无期徒刑3名，10年以上有期徒刑13名。

当中，最让他难忘的就是石头。

2012年年三十，宁波的早晨还有些微凉。老毛起了个大早，赶在上班前买了3个苹果还有3个面包。

那是死刑犯石头关押在909监室的第六个月。向来沉默的他，突然在前一天开口：领导，我想祭拜一下我的奶奶。

石头的情况，老毛是再熟悉不过的。29岁，因残忍杀死前妻被判死刑。收押时，他已是肝腹水、肝硬化晚期，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只能进行隔离。许是病情严重，自觉时日无多，石头始终比较平静，认罪态度良好。老毛知道，他从小就跟他奶奶关系最好。

老毛熟悉自己经手的每一个在押人员，甚至他们的家人。

“我就给你十分钟。”老毛边说边进入909监室，将三个苹果端正地放好，还用纸搓成三个小棍，权作是香，摆在一旁。他是个大老粗，对祭拜一窍不通，前一天晚上特意百度，知道按照石头老家的风俗，是要面朝北方，拜上三拜。

石头愣住了，原本他只是随口一提，没想到老毛就挂在了心上。他扑通跪下，朝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再抬起眼，只觉得昏暗的监室里，陪在一旁的老毛，是他唯一的光。

老毛站在一旁静静看他絮絮叨叨地跟奶奶说了许多。简单的仪式后，他又把三个面包留给了石头。“他是山东人，就喜欢吃这个。”

为对症下药，老毛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了每个在押人员的喜好和性格。

没多久，石头即将执行死刑的消息传来。记忆中那年冬天格外的冷，老毛在春节那几天，跑去给石头买了一套红格子的棉睡衣，还有一双厚实的棉鞋。想让他走的体面一些。

执行的前一天下午，老毛把不知情的石头叫到谈话室谈话，故意把衣服放在他面前。果然石头注意到了，还问他：“领导，这衣服很漂亮嘛，你是给谁准备的？”

老毛随便说了一个他隔壁监室在押人员的名字，“他不是怕冷嘛，我就给他买了一套，你要不要？”

石头说：“那我要一件上衣就好，裤子就不要了吧。”聊了会，他又不好意思地说，“领导我脚冷，鞋子能不能也给我？”

老毛笑了，“要不都给你吧，我明后天再给他准备一套，你身体不好，本来就怕冷，这套衣服厚实，你穿着暖和些。”

石头穿着新衣服欢欢喜喜地回到了监室。

第二天本来轮到老毛调休，可他还是赶了个大早，想送石头最后一程。那段时间石头的病情总是反复，因为肝腹水，肚子肿的老大，不时疼的厉害，早早也起来了。看到他来了， 还很惊讶地问：“领导，你怎么来的那么早？”老毛说：“我来看看你呗，还好吗？”

石头穿着昨天老毛给的新衣新鞋，显得难得的精神。

老毛又仔仔细细帮他把衣服打理得整齐些，以谈话为名，将他带出了监室。直到来人出现在眼前，石头都还有些懵。“这是中院的法官，具体情况他们会告诉你的。”石头坐在审讯室里，只听清了“立即执行死刑”这几个字。

宣判结束后，他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突然反应过来。扑通一声跪下，只说了一句：“毛警官，谢谢你。”

“我做了一辈子的管教民警，内心也无数次挣扎过。明明我们管教的对象，多数都是危害社会甚至是枪毙几次都不够的罪犯。无论怎么说怎么劝，都是本性难移的可恶。可就我的职业而言，我还是要给他做人的尊严。”

在很多人眼中，老毛无疑是个勇士。

从设立艾滋病监区开始，看守所就为老毛备有专业的防护服，可12年里，他一次也没有穿。只说“我要是穿的像个宇航员，他们谁还愿意跟我聊天。”

2014年，他将艾滋病监室从特殊监室迁出，搬入普通监室。拆掉了厚厚的毛玻璃，让艾滋病在押人员也能重新做回普通人。

图为有毛玻璃的特殊监室（龚晶晶 摄）

2018年，他主动将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与艾滋病犯仅一墙之隔的监室，把自己关在铁门里办公。

图为老毛设在监室里的办公室（龚晶晶 摄）

他不仅关心曾看管过的艾滋病犯进入监狱的状况，甚至还为出狱的他们建立微信群，介绍工作，安排住处。有一次，还接到了一个相熟的房东电话，说租客不光没付房租就跑了，还偷走了家里的笔记本电脑。老毛只能连连道歉，可帮扶却还在继续。

“我总觉得，只要他们走上社会，真心改过，未来，做我们这行的民警，压力也不用像我这么大。”

妻子觉得他傻，同事们觉得他疯，就连曾经的在押人员、如今在监狱服刑的罪犯郭佳乐也写信劝他：“你年纪也大了，要注意身体，该马虎的就马虎下，还有两三年工夫就退休了，不要太执著了。”

可老毛就这样，在一点一滴中，走进了在押人员的心。不少人在离开看守所后，还时常给他写信，曾经的在押人员赵磊在信中写道“没事的时候想想我在看守所的日子，真的挺想你……我想着等我年底出去后，一定去找您喝酒！”

图为笔者和艾滋病监室的在押人员谈话。

然而，走访结束前，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眼中的“英雄”，却偷偷告诉我：12年间的每一天，自己都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他已经数不清偷偷去过多少次医院。检查报告每每都要推迟好几天才敢去取。这些年，他头发白了又染，染了又白。

还有四年，这个宁波市唯一的男性艾滋病犯专职管教民警，就要退休了，希望新的民警也能如他一般，坚守岗位，成为迷途者的光。

特别鸣谢宁波市公安局对文本采写提供支持。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阿杰、阿明、石头、郭佳乐、赵磊均为化名。

作者：龚晶晶，自由撰稿人，独立调查人，曾任南都周刊浙江站主编助理、高级记者，凤凰网宁波频道微信主编、首席记者。辞职后，创办明州世相，深度挖掘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人。著有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追鱼》，编著历史纪实散文集《宁波往事》。本文首发于明州世相（微信公众号ID:Blingbling_inNB），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后台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