侄女的户口可以迁到大伯户口上吗

新中国成立后,王震将军率部挺进新疆,这个1924年参加工作,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上将,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垦部部长等高位,但他从来不摆架子,也从不滥用职权。

尤其对待亲属,堪称到了“苛刻”的地步。

有一次,王震将军远在老家的侄女,私自借着他的关系,把户口迁到了北京,对此他非常生气,直接下令让相关人员把她“遣送”回乡。临行前,王震将军还对侄女说了一番堪称“无情”的话:“我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只能认得同辈人,不认得下一辈的人!”

侄女听后羞愧地低下了头,她深知是自己做的不对,也明白了大伯的良苦用心,感觉非常惭愧,从此勤勤恳恳。

王震将军就这样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告诫家人,路要靠自己走,只有靠自己打拼出来的路才有意义。因为正是这样的家风,才造就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


那么,王震将军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对新疆建设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又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一切的一切,还要从1908年说起。

1908年,王震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北盛仓乡的一个小村庄,因为家境不好,他在六岁之后虽然进学堂念书,但只是断断续续地去了几年时间,期间还和自己的姑父学了一些拳脚功夫。在老师和姑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崇拜英雄豪杰,更立下壮志,将来想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外能杀敌、内能除恶的侠义之士。

1922年,年仅13岁的他决定离开家乡,到外面闯一闯。在瞒着父母离家后,身无分文的他到了长沙,先后当过兵、买过菜,还拉过黄包车,最后在长沙火车站谋了一份稳定的差事。但只是打工养活,距离他的梦想还很遥远,于是他参加了附近的工会活动,利用闲暇时间去工人夜校学习,读进步书刊,这一切都将他逐渐引向了革命之路。

在工作的时候,他不怕苦不怕累,什么活都抢着干,赢得了工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所以在他17岁的那年,就被升为火车站的工人纠察队队长。

或许和家族遗传有关,王震的胡子十分茂密,他早也刮晚也刮,但是越刮越密,后来索性不管了,一方面是屡刮不止,另一方面他年纪小,需要胡子来增加威信。后来他从军打仗,每次接到任务就开始蓄胡子,不达到目标绝不剃胡子,毛主席等人知道了这件事,都笑着称他为“王胡子”。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促使王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带动纠察队与反动军警做斗争。后来王震回到家乡,鼓励家乡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还组织了茶陵游击队。根据组织指示,他带领游击队离开家乡,到湘东组建独立师,此后开始了南征北战的生活。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踏上长征之路。红6军团是第一个西征的队伍,肩负着为中央主力军侦查出一条可靠突围路线的任务。王震是红6军团的政委,每一次都带领着先头部队打头阵,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在战斗中,他总是冲在最前面,所以在敌人眼中,他是一头恶虎,“吞噬”掉其无数人的生命,而在我军眼中,他则被称为“英雄虎”、“功臣虎。”

抗战爆发后,部队进行改编,王震成为了贺龙手下的一员。1937年9月,他带领着120师359旅前往晋西北成立抗日革命根据地;1938年冬天,日军到达汾河,准备攻下晋东南,王震率部队前往狙击。

在开战前,他举行了动员大会,他没有讲花里胡哨的话,而是在当地找来了一口棺材,放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家看着这口棺材直纳闷,战前见棺材不是什么吉利事,而王震接下来的一番话令所有人振奋。

王震站在棺材上,对所有将士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从敌人手里夺回汾河,夺不回汾河,我们谁也活不了!到时候我站在最前面,领着往前冲,要死我先死,等我死了就装进这口棺材!”

众人见他如此势在必得,不留后路,也被其情绪感染,誓夺汾河。在开战后,王震果然如他所说,一直冲在最前面,丝毫不畏惧密集的火力,心中想的只有杀敌。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汾河最终被红军控制,但王震也因在战争最前线,头部受到了重伤。

因为他每次打仗都要打“头阵”,这令其他领导十分头疼,因为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这才有了古话“擒贼先擒王”,倘若将领在战争中牺牲,那这一仗就很难获胜。所以作为王震的领导,贺老总、任弼时、关向应等人在作战前总要下达一个“死命令”:不许王震“打头阵”。

可王震每次都不遵守,战后总要因为这件事挨批评。挨批时他总是一副虚心接受的样子,但是事后从来不改,该冲在前面还是会冲在前面。


王震将军除了战场上的功绩多之外,在农垦事业上也是战功卓著。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党不仅不积极进行抗日,反而开始拖后腿,先是对我党进行经济封锁,随后又调动了几十万的兵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围困。陕甘宁边区的物资变得极度匮乏,没有食物和衣物,八路军吃的是当地老乡喂牲口用的黑豆,连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也只能吃麸面,情况十分严峻。

于是党中央向抗战军民发起“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希望大家发动生产,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

1941年,王震接到任务,带领359旅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百年之前,南泥湾曾是一片沃土,但是清朝统治者挑起民族纠纷,导致这里逐渐被荒废,成了荆棘横生、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于是,王震带头参加生产,开荒种地,其他人都被他的干劲儿所感染,主动参与其中。


为了不给中央添麻烦,条件再差大家都不喊一句苦,硬生生把荒地变成了一片片绿油油的农田,实现了战斗、生产、学习三不误。从1942年到1947年,359旅一共开垦出37000亩良田,生产出42000石细粮,93%的经费,实现了自给自足,每年还会向国家上交粮食。战士们的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还是用南瓜、洋芋、野菜等拌在一起的杂合饭,后来生产搞起来了,大家每天都有大米白面吃,每人每个月还有2-3斤肉。

除了在农业上获得了大丰收之外,将士们还自己解决了住的问题。在生产之余,将士们还造农具、打窑洞、建土房,真真正正地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垦荒期间,359旅一共打了1300多孔窑洞,修建了600多间土房。毛主席见到成果如此之好,十分高兴,还挥笔为王震写下了一幅题词,内容是“有创造精神”。

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有一首歌就叫《南泥湾》,是在南泥湾慰问演出的时候创作的,歌颂的就是359旅在南泥湾垦荒的英雄事迹。王震十分喜欢听这首歌,到了晚年还会在床头摆一个录音机,时时播放,有时候还会邀请郭兰英到家里做客,再现场唱一次。王震晚年身体多病痛,十分虚弱,但是每次听到《南泥湾》,眼睛就会发亮,仿佛回到了青春奋斗的时代。


吴满有(左)与当时任359旅指导员的王震(右)合影

新疆和平解放后,急需稳定和发展,王震再一次站出来,主动请缨进军新疆。经中央批准,王震带领第1兵团前往新疆,与第22兵团一起剿匪戍边、垦荒屯田。当时新疆部队和地方行政人员多达24万,自身的财政能力有限,70%都要中央补贴,王震在进行一番考察之后,发现当下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

他以稳定新疆为前提,结合了自身之前的农垦经验,在全疆范围内安排部队兵力部署,展开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垦荒运动。在他的安排下,除了重要职位无法离开的职工外,有11万人加入到了开荒种田大业中,当年就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成绩。1950年,驻疆部队一共开荒96万亩,远远超出了原定计划,收获了6500余万斤粮食,实现了半自给。1952年,播种面积增加到162万亩,收获粮食1.9亿斤。

在王震“不许有一个人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的号召下,驻疆部队从一开始的缺吃少穿、无菜无油发展到了每天都有蔬菜和油,每个月还有定额的肉改善生活。这不仅完成了稳定新疆、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还解决了20多万人的吃穿问题。王震把驻疆部队转变为既能作战又能从事生产建设的新型部队,为新疆以后的屯垦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4年,王震到黑龙江视察,列车一进入黑龙江,四处便被肥沃的黑土地包围着,王震看着眼前广袤无垠的土地,立刻想到了这是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到了营地之后,他没有休息,而是让人带着自己去看看将士们的菜地。

他蹲在菜地边,伸手抓了一把土,一边捏一边感叹:“这里的土壤真肥啊,感觉稍微一努力就能捏出油,可比南泥湾的黄土和戈壁滩上的沙土要强百倍。”

恰好当地的第5师部分官兵到了复员转业的阶段,于是王震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安排复员转业官兵在这里戍边垦荒!

从菜地回到营地之后,他就问即将转业的官兵们:“大家都是庄稼汉出身,马上要复员转业了,不如就留在这里搞农业机械化,好不好?”

一开始大部分人不愿意,好不容易要离开这里了,不想就此留下,于是都七嘴八舌地发表意见。

王震继续劝说:“眼下国家搞建设,最缺的就是粮食,你们回去之后也要种地,既然都是种地,你是愿意回去扛着锄头卖力气,还是在这里搞大型机械化生产?”

随后他又说起了当初自己带着359旅在南泥湾垦荒时的时,讲了获得的成果,大家听了都十分心动。接下来就是实地考察,王震让第五师的副师长余友清带领先遣队先去探查一番,最终确定了第一个农场办在虎林县境内的荒区。


1954年9月,余友清带着转业的540名官兵来到了虎林郊外的西岗荒原,成立了八五〇农场,在这里扎下了根。1955年春,垦荒正式开始,这一年整个农场垦荒14.4万多亩,播种了3.8万亩获得了大丰收。

王震知道后,十分高兴,开始动员其他复员转业官兵前往北大荒。1956年,他四处奔波,先后说服了1.74万官兵开进北大荒。但是北大荒太大了,这么多人进来,开发的也只是冰山一角。

1958年,已经担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听说有十万转业官兵复员准备投入生产,立刻向上级提出请求,动员这些官兵到黑龙江进行农垦。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个提议,发出了《关于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就这样,十万颗“希望的种子”飘进了环境恶劣的北大荒。


王震将军视察八五〇农场试验田

王震知道屯垦历来有着“一代而终”的大难题,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军人的婚姻问题,这样大家才能安心留下来搞生产建设,于是他就成了军垦部队的“红娘”。

早在1949年率领第1兵团进驻新疆的时候,他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沿途招了1000余名女知识分子随军前往新疆。但是对于20多万的驻疆部队来说,这简直是杯水车薪,部队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光棍”,当时汉族和少数民族又不能通婚,婚姻问题实难解决。

有人认为个人婚姻之事和建设边疆相比不值一提,但王震却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1950年,借着进京开会的机会,王震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中央能够动员内地女性前往新疆参与建设。此外他还向将士们下达了指示,凡是在老家结过婚的人,都要动员老婆来新疆,还可以动员自己家的亲属,只要是女的,来者不拒。对于没有结过婚的人,则分批放假回家找对象。

为了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他还下令建好部队宿舍,开办托儿所、子弟学习,解决家属居住问题和子女学习问题。后来他还给担任二军六师政委的熊晃下达了新任务,让他带着家属到湖南招收一批女兵,不管什么成分都要!他告诉熊晃,只有将士们都成了家,才有可能安心地扎根新疆,建设新疆,新疆的建设事业才会后继有人。


王震语重心长地对熊晃说:“我们不能两只眼睛只盯着开荒种地,也要关注大家的生活,你结过婚有了老婆,也要看看你的部下有没有,我们把他们带到边疆,却让他们打光棍,我的心里过不去啊。”

于是熊晃带着王震的亲笔信前往湖南,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配合,很快就招生了3600多名女青年,随后河南、四川、北京、天津、山东也相继有一批女青年报名,此后的每一年都有一批女青年自愿前往新疆,到了1956年,新疆部队的婚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同样的问题在北大荒也出现过,1958年10万大军到北大荒垦荒,这里人烟稀少,根本不足以解决大家的婚姻问题,导致许多官兵三十多岁还独身一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趁着冬季农闲的时候,“包办”婚姻的王震将军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放假两个月,没有对象的人回家找对象,找不到不能回来!放眼古今中外,恐怕没有哪个部队会给士兵布置这样的任务了。

王震还十分贴心,凡是回家找对象的士兵,每人还发布票和粮票,降低了找对象的成本。到了第二年的开春,有许多战士带着自己的任务成果回到了部队,两年后北大荒的军垦“预备军”逐渐有了规模。娶妻生子,成家立业,军垦将士们的人生大事得以解决,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垦荒大业中,很快“北大荒”就变成了“北大仓”。


将“走后门”的侄女“遣送”回乡

王震将军面对将士能够关心到生活问题,但是对着自己的家人却十分严格,丝毫不肯用自己的权利为其便宜行事。

1952年10月,他的弟弟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要给母亲建一座“王家大院”,想让哥哥出钱。王震将军没有应允,回了一封信给弟弟,说:“弟弟,妈妈回家去住,我负责砌两间房,也不能靠我占便宜,更不能靠我耍威风。我是新疆人民的勤务员,要拿钱回家砌王家大院,新疆人民要斗争我,家乡父老要骂我!”

从此,弟弟再也不敢开口向他要钱。

王震在新疆建设兵团的时候,各地有为青年也纷纷响应前往新疆,王震也动员自己的弟弟带着家属来新疆,他的弟弟听说哥哥是总指挥,想着到了之后也不至于吃苦,于是高高兴兴带着家人坐上了前往新疆的火车。一下车,眼前的荒凉令他傻眼了,一直生活在南方的他从来没见过没有鸟语花香的春天,但是已经来了,临时退却不太好,王震的弟弟只好跟着安排走。

他以为自己到了新疆,哥哥一定第一时间来看自己,没想到好长时间过去了,王震也没有露面。他不禁开始怨恨哥哥,把自己“骗”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吃苦,还不愿意帮助自己。就这样,他当了一段时间的园林工人,才听说哥哥王震来到了农场,并派人来接他和家人前去相见。他的儿子王井一见到王震就说:“新疆好苦啊。”

王井的本意是和大伯说说情,想回家,没想到王震听了哈哈大笑,说:“动员你们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吃苦的!”

接着,王震给弟弟和侄子讲了开垦新疆的意义,现在“吃苦”是为了以后不再吃苦,等大家靠自己的双手把新疆发展起来之后,就再也不用过这样的日子了。在王震情真意切的讲述下,王井羞愧地低下了头,自己只想着抱怨和退却,没想到大伯看的却是全局。后来的日子里王井在大伯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合格的人民解放军。


有一次,王震的侄女知道自己的大伯铁面无私,于是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借用他的老战友的关系,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北京。事成之后就被王震发现了,大发雷霆,责令有关人员将其“遣送”回乡。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人人都靠关系、走后门,那普通百姓怎么办?原本当官的人就是人民的公仆,如今岂有公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道理?

在送侄女回乡的时候,他冷着脸对侄女说:“我年事已高,记性不好,只认得同辈人,认不得下辈人。”

弦外之意就是让侄女不要再打着自己的旗号做任何事,侄女深知是自己做得不对,不敢再说什么,带着户口灰溜溜地返回家乡去了。王震将军不喜欢亲人借自己的名声招摇,但凡发现,必定会将其“打回原形”,丝毫不留情面。


1961年,他回乡探亲,得知自己的弟弟养了一群鸭子,专吃生产队的谷子,但大家畏惧其身份,竟然没人敢阻拦。王震听完火冒三丈,立刻召集各生产队前来开会,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有人提议让他弟弟把鸭子吃掉的谷子赔出来就行了,有人又觉得这群鸭子每天都能吃不少谷子,其弟恐怕拿不出那么多谷子,不如就赔点钱。

王震觉得都不好,下令让人把那群鸭子捉过来,交售给供销社,扣去应赔的钱,多余的再返还,还责令弟弟短时间内不能养鸭子,大家都拍手称好。他的弟弟理亏,丝毫不敢反抗,乖乖把鸭子上交,后来再养鸭子的时候也好好约束,不敢再放任它们去吃生产队的谷子了。其他社员经过这件事后,也严格管束自己家的动物,很少再发生这样的事。


王震将军的一生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作斗争,就是在荒原上与土地作斗争,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却从来不肯使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利为自己谋一点私利,亲戚们想要借他一点光,堪比登天还难。

他在临终前还留下了一幅字,上面写道:“向党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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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大姐老公去逝了,无依无靠,有一个表侄女是表姐夫的,1984年二十二岁时落他们家未办收留办理手续,婚后签入,,老大姐离休安无儿女离休,小区也安无儿女看待,现表姐夫去世了落户口他们家这个人有吗,请您给解释。

* 未面谈及查看证据材料,律师回答仅供参考

  • 遗产继承有按照遗嘱进行,没有遗嘱的,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 应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

  • 遗产继承是很常见的,有时候容易产生遗产继承纠纷,发生了遗产继承纠纷就比较难处理了,那么对于遗产继承来说,父母去世以后的遗产怎么继承呢...

  • 父母再婚,子女不可以不赡养父母。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父母离婚、再婚而消除。无论父母是离婚还是再婚,子女仍然对父母有赡养的义...

  • 王先生:我祖辈有一套房产登记在我的名下,一直由我使用长达20多年,我弟弟从没提出过异议。现在父母都去世了,没有把这套房子的归属作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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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帮助侄女将其户口迁到北京,侄女在老人家白吃白喝三年。老人卖房后迁出户口时,却受到侄女阻碍。侄女指责老人故意隐瞒拆迁补偿,要求老人补偿给自己45平米住房或100万,否则拒绝迁出户口。双方为此争执不断,新户主对老人提起诉讼,老人又面临百万元补偿。

《第三调解室》栏目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原住在北京丰台区草桥地区的魏老先生,2006年自己的老伴去世后,没过多久自己就将此处的房子卖了出去。新户主要求将房屋原先的户口迁出去,而自己的原房屋户口上还有侄女的户口,自己恳求侄女将户口迁出时,侄女魏纪华却执意不肯,还要求魏老先生补偿给自己45平米的住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2001年,北京地区有一个政策,可以将家中一个子女落户到北京。魏老先生的二弟找到自己家,恳求大哥将自己的女儿魏纪华的户口从河北转到北京。二弟向魏老先生保证,自己女儿将户口转到北京只是为了女儿上学,在他家挂户几年,等将来结婚便会迁出。即使日后大哥家的房子拆迁,也绝不会因户口在他家来瓜分利益。

魏老先生想着都是一家人,能帮上点忙便帮助一下,就答应了二弟的请求,将侄女魏纪华的户口从河北邢台将户口转到了北京丰台樊家村。魏老先生没想到的是,10多年后,自己这个侄女魏纪华反而要问自己要经济补偿。

魏老先生回忆起当年的补偿,2004年,魏老先生家所在地区面临拆迁。自己家除了获得107万的货币补偿之外,还有针对户口本上每人45平方米的回迁房购房指标。

魏老先生考虑到2004年北京商品房价格一般最贵的也就5000左右,比政府的回购房价格最多相差一千,便选择将自己的回购房指标转给亲戚使用,自己打算用拆迁款购买商品房。

魏老先生的女儿补充道,当时父亲看中了位于草桥的一处商品房,价格在4000左右一平米,而政府给出的回迁房价格是左右一平米,总共差价就二三百元。因此父亲选择没有动用回购房指标,而是选择购买商品房。

魏老先生在用拆迁款购置丰台区草桥的房子后,将妻子和侄女的户口一并迁入新房,现在老伴已经去世,而侄女的户口却仍旧在丰台草桥这所新房里,新的购房者要求将户口迁出,但侄女却不愿妥协。

侄女振振有理地对魏老先生说,“当时买房迁户口的时候,没有告知自己。卖房的时候也没有说,现在反而求自己了。想要自己迁出户口也行,给自己一套45平米的房子。否则的话,自己是不会将户口迁出的。”

魏老先生表示,2014年自己将丰台区草桥的房子卖出时,有想过将侄女的户口迁出草桥的房子,但是当地派出所表示,双方不是直系亲属,侄女魏纪华也已是成年人,因此派出所不会为侄女魏纪华办理户口拆迁手续。

现在魏老先生的房子已经卖出了三年,新户主迟迟没有落户,因此向房产中介提起投诉。中介公司要求魏老先生立即将原户口迁出,如果到期未迁出的话,他们将对魏老先生提起诉讼,他可能要面临上百万元的赔偿。

魏老先生现在因为侄女户口不愿迁出,自己马上要面临违约,还面临百万元的赔偿。眼看就要因为一个迁不出的户口面临巨额赔偿,魏老先生多次找侄女魏纪华进行商议,但是侄女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魏老先生,他现在对当年自己伸出援手的决定后悔不已。

魏老先生表示他们兄弟七个人,当时其他兄弟都没有人愿意接收侄女的户口。自己作为老大,并且和二弟的感情很好,当时二弟也直接找到自己。二弟对自己说,自己的闺女在海淀中山大学,为了学习将户口迁到他的名下,过不了几年她结婚就会将户口迁出,麻烦不了大哥。没想到自己家让侄女白吃白喝地生活了三年,侄女现在反过身,却这样害自己。

魏老先生说在2004年拆迁时,自己的二弟恰巧因与儿媳有琐事矛盾来自己家中居住,那会自己还与二弟曾商量过这个事情。自己对二弟说过拆迁,户口上每个人有45平方米的回迁指标,如果侄女魏纪华想用的话,完全可以给她。但是二弟表示,自己家中没有闲钱,无法为女儿魏纪华购买回迁房。

因为当时魏纪华的大哥刚结婚没多久,家中为了大哥的婚事已经花费甚多,没有多少钱了。因此就拒绝了魏老先生的提议。魏老先生还曾建议二弟回家商量一下,告知妻儿,但是二弟表示自己能做主,便当场回绝了。后续魏老先生将所得的107万拆迁款作出分配,儿子和女儿各分到20万,剩余的他们去那去购买了草桥的房子,也没有用回迁房购房指标。

对于魏老先生的这一说法,侄女魏纪华表示,自己当时是知情的,因为自己将来如果在北京发展的话,户口在这边也是便利一些。但是对于大伯说的拆迁款的种种说法,自己并不认同,并且表示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当然是随便魏老先生说了,自己还觉得他爸爸并不知道这件事呢,毕竟死无对证了。

魏纪华还指责大伯魏老先生,2004年房屋拆迁时,明明自己也已经成年为什么不和自己商量,而且魏老先生的儿女都有拆迁款,自己却没有。魏纪华还说,自己对于拆迁款一分也没有享受,而且自己毫不知情,自己也曾问过母亲,母亲也说不知道。

一边是好心帮侄女落户,一边是侄女故意认为大伯故意隐瞒拆迁补偿的利益,究竟是好心帮忙还是暗中操作?

侄女魏纪华表示自己不否定大伯家对自己的帮助与关爱,但这是两码事,自己的利益不能随意被他人处置,为什么自己明明有五万左右的拆迁安置费,大伯却没有给自己呢?

虽然自己从2001年到2004年一直住在大伯家,白吃白住。但是自己有时也会为伯母买东西。在大伯家房子拆迁后,周围经常有人询问自己,“拆迁房子难道没有分到点什么吗?”她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应该拆迁安置费。为此,魏纪华还曾以分房产的名义将大伯告上法院,要求大伯魏老先生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但后期双方选择调解,自己对大伯提出了100万元的赔偿,但大伯一家并未答应。

据本案的律师专家说,魏女士对于45平米的房子认知有差距,毕竟这是十三四年前的房价跟今天并不相同。不能以今天的房价要求魏老先生进行赔偿,而且即使魏纪华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要进行诉讼,也应该是在权益受到侵犯两年之内提起诉讼,现在过去10多年之后却又来进行诉讼,是不合法的。

根据调查,北京2004年的人均收入指标是1,335元,而魏女士如果想要买45平米的回迁房,需要付出16万多元。依照当时的人均收入,她需要工作130多个月。并且当时她的父亲已经明确表示,没有能力购买房子,拒绝了购房优惠,这个指标相当于已经失效,现在转身要求自己的大伯提供买一个45平米的房子是不现实的。律师提议,魏老先生赔偿魏女士一笔5万元的货币赔偿是比较合理的。

律师还提醒双方,如果魏老先生因为侄女魏纪华执意不迁走自己的户口,造成魏老先生经济损失,理论上魏老先生可以在对买房新户主进行赔偿之后,再来对侄女魏纪华进行追偿。但是律师提议的赔偿,远远不够魏纪华的期待。

魏老先生也没有料到当年给侄女落户后,如今会有这么多的麻烦。魏女士的户口落进来是有很多的历史渊源的,但无论如何魏继华的户口当年能够落户北京,也是源于大伯魏老先生的帮助。魏纪华应该对大伯怀有感恩之心,现在因为金钱问题使得大伯受到了很多困扰,以至于被买房人告上法庭面临巨额赔偿,应该说与魏纪华不愿迁出户口是有直接关系的。

最终,从魏老先生的儿子口中得知,经过深思熟虑,他们愿意以高于调解数额的四倍,大约20万左右作为对魏纪华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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