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

　　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

　　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话说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刘庄宾馆。他在与刘庄宾馆服务员孙丘珍等人拉家常时，询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当他问到孙丘珍时，孙丘珍说：父亲原是一个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资维持。毛泽东十分同情孙丘珍的家境，关切地问：

　　“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家吗？”

　　“不能，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那我来接济一点吧。”

　　孙丘珍连忙推辞说：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钱呢！”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非常困难。”

　　后来，秘书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交给了孙丘珍。孙丘珍捧着5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都十分感动。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摇了摇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说道：

　　“这一期哲学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他写的文章是针对翦伯赞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反洋’，后来变成‘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笔者注）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笔者注）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只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毛泽东说：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结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关锋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因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彭德怀的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说：

　　“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去。”

　　“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12月22日，毛泽东将昨天评价《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那个话又向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彭真等人说了一遍。彭真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他还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

　　彭真对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满。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谈话时，听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他就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在毛泽东72周岁寿辰之际，去杭州看望父亲。毛泽东一字不错地挥笔背录了叶剑英写的《远望》一诗：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叶剑英曾对《远望》这首诗作过说明，他说：“《远望》一诗，为刺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1965年秋。”

　　毛泽东书写好《远望》一诗后，赠给了儿子和儿媳。后来，毛岸青、邵华夫妇著文说：“1965年12月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72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们，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七律《远望》。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那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尔后，毛泽东从杭州去了武汉。

　　1月9日，由艾思奇、关锋整理又经田家英删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批示后印发到各地。

　　据叶永烈记载：“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把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的那段话删去了。《纪要》印出来，陈伯达一看，冒火了。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跳脚了。江青马上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当江青查明是田家英删的，怒不可遏地骂道：‘老右倾!’”

　　1月间，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回音。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少奇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12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1965年8月第2次读完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写了一段话，对柳宗元和韩愈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的是：

　　“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尔后，毛泽东将《柳文指要》送给康生阅读。后来康生在12月底给毛泽东写信说：

　　“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2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1965年12月16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康生在信封上写的是：“请交主席 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边写上了“章行严先生阅”。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和林杰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3报3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报3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又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样送给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彭真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月21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轿车来到苏州给林彪拜年。她准备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果然同意了。

　　叶群给在北京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总政主任萧华身体不好，总政日常工作由刘志坚负责。叶群向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她说：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和萧华商量一下，把名单报给林办。最好萧华去参加。”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参加人员名单，又经过总政党委讨论同意，就算定下来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在张春桥陪同下，刘志坚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地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地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这天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桥、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7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有没有人带窃听器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是日晚，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再说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6日，毛泽东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给彭真写了一个批语：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毛泽东 1966年2月6日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汇报了《二月提纲》。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他说：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毛泽东告诉她，彭真的5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地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8日，毛泽东与毛远新进行了谈话，当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两、三年，然后搞两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配时，他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6年中先搞3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两年。尖端科学搞3年也许行，要有针对性。3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6年改3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材。改成陆军大学以后，结果出来尽打败仗，作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按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三千年历史，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用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要从丹麦学派玻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10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

　　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先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2月19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给王任重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5年、7年、10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25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过去25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25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这10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2月19日这一天，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坚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8次谈话，4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回忆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6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2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讲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曾说：“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马上将《座谈会纪要》送毛泽东审阅。

　　1966年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逐渐升级，说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后来在3月18日，罗瑞卿感到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辩，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便跳楼自杀。很侥幸，他并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

　　这次批判会议一直开到4月8日才结束。

　　3月8日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瞬间波及到了北京。

　　此时毛泽东正在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跑进来，一边喊：

　　“地震了！地震了！”

　　一边搀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门口，毛泽东又返回去，抓起案头上的一个牛皮纸袋夹在腋下，随着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问：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你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下办公室，说道：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的。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主席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

　　毛泽东正在考虑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灾区群众的损失会有多大？似乎没有听见吴旭君的话，在院子里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吴旭君见毛泽东面色凝重，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议说：

　　“主席，讲个故事吧。”

　　毛泽东哪儿有心情讲故事，瞅了她一眼，说：

　　“平时我给你们讲过许多故事了，今天你给我讲一个，好不好？”

　　吴旭君想了想，决定讲一个笑话，让老头儿开开心。她说：

　　“那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当时还小，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睡在马路上。有一次，一位战士为班上做饭，准备吃米饭，要淘米呀？刚进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见一个抽水马桶。那位战士觉得是一个又大又干净的瓷缸，便把米倒进去淘起来了，结果一抽水米被冲走了。战士很奇怪，便高声喊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这个缸子还会吃米呢！”

　　吴旭君讲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她以为毛泽东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毛泽东不但没有笑，反而背过去身子，沉默不语。她就问：

　　“主席，我讲的不好吗？”

　　“你看不起我啊！你讽刺我啊！我们是土包子，你们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连抽水马桶都不认得哟！可是，我们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无产阶级坐天下。难道这不是真理吗？”

　　吴旭君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想不到老头儿如此较真儿，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惹得他这样不高兴，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泽东得到了河北省邢台地区隆尧县东发生了6.8级强烈地震的报告。他立即指示周恩来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立即飞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后来在3月22日，宁晋县东南又先后发生了6.7级和7.2级地震各一次，3月26日在老震区以北的束鹿南发生了6.2级地震，3月29日在老震区以东的巨鹿北发生了6级地震。邢台地区的5次地震波及了石家庄、衡水、邯郸、保定、沧州6个地区，80个县市、1639个乡镇、17633个村庄，造成8064人死亡，38451人受伤，倒塌房屋508万余间。

　　3月10日，刘志坚、陈亚丁接到通知再度来到上海，江青让他们看了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的修改。

　　此前，毛泽东在3月上旬对《座谈会纪要》作了3次修改，亲笔改动了11处。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此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又对《座谈会纪要》进行了修改。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电话事件”，情况是这样的：

　　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与许立群、胡绳谈话，询问《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指谁？另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

　　3月11日，在杨永直返沪之前，许立群在电话里转告了彭真的文字答复，内容如下：

　　许：杨永直问，你那个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谁像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地将电话内容转告给毛泽东。

　　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3月11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5、7、10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的但是稳步的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的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计委负责人，林是成员——笔者注）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7天至10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3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医务工作者谈话中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院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没有吃苦，应该锻炼。有的人是不赶不下去的，有的人是赶还不下去。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3月15日，江青将再次修改后的《座谈会纪要》送给毛泽东。

　　3月17日晨，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的标题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样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还在《座谈会纪要》上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邓小平以在西北视察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也可以谈。”

　　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明确地说：

　　“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什么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同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作。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贺电？毛泽东说：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3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

　　“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时，毛泽东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前，田家英身为一个贴身秘书，为发泄私愤，竟然擅自删除了其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可谓胆大之极。他的理由“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时人和后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田家英的这种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封建时代专了权的宦官。那些变了态的宦官利用近臣的身份，常常将愚昧无能的皇帝把玩于股掌之上。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想必自命不凡而又长期周旋于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田秘书不会不知道吧？！

　　另：关于中共中央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的事，斯诺在他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报道中是这样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第二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密切联系的，即刘少奇妄图提出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从1965年起，美国对北越的进攻，出现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目的是恢复中苏联盟。”斯诺的这一番话，尽管可以说是一家之言，但其毕竟不失为一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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