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民社会里面，裁判的作用只是宣告“法律”而已，并没有执行判决的力量，在这种情形下，自救是其唯一的手段，是以血亲复仇在古代社会有着天然和原始的正义，也是自然法的原理所在。例如澳大利亚的Kurnai人不仅以仇人的死为满足，还要将仇人的整个团体加以杀戮。美洲的印第安人（Commanche）复仇，则包括仇人及其家属。更有甚者，格灵人(Greens)报仇不仅对于仇人全家，甚至他们的牲畜也不放过。在古代一个缺乏政治力量维持公正的社会中，允许私人自行寻求赔偿自不足以为怪。只有当国家的权力发达以后才设法限制自救，国家开始司法独占，举凡古代的罗马、英国和法国，其法律亦皆曾如此。

这种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对于古代中国也不例外。相反，古代中国的“礼/法”之观念实则又远超于西方。《周礼·地官·调人》职：“父兄之仇皆使之远避以和难，不避则执之。”《秋官·朝士》职又云：“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周礼》对复仇做出了规定，并有着法定的手续。其“调人”之官，正是一个避仇和解的职务，并且规定复仇只以一次为限，而不许反复寻仇。战国之时报仇之风极盛，游侠刺客故事早载于史籍。故孟子云：“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者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1]礼，莫大于人情；法，莫大于人情。《荀子·劝学》云：“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其《修身》篇又云：“非礼，是无法也。”荀子主张以“礼”为治，纳法入礼、以法明礼，在荀子的礼学观点中，是以礼为核心，礼法相通，以法入礼，法服从于礼的。至《隋书·礼仪志一》又曰：“秦平天下，收其仪礼归之咸阳，但采尊君抑臣以为时用。”再至汉代以礼入律以降，遂开启了后世传统法制“礼法一元化”的风气，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所谓“法治”观念：“出乎礼，入于刑”。《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云：“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在《后汉书·陈宠传》中则记载了当时名臣陈宠的一句名言：“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而在后来著名的《唐律疏议》中，长孙无忌又记载道：“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当一个成年人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极端受辱时，会作如何反应？这在整个人类文明之中自不待言。《礼记·檀弓上》记载子夏问于孔子之言：“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曲礼上》曰：“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公羊传》更明言：“子不复仇，非子也。”儒学之义认为，在诉诸律法无果之时，个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用极端的手段去追求自然公正，来恢复历史中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为政治失序而陷入完全的不义与邪恶的泥沼之中。

《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记载了赵娥为父复仇的故事：赵娥是东汉时期酒泉郡禄福县(今甘肃肃州)人，其父赵安为同县李寿所杀。赵娥的三个弟弟都立志要为父亲报仇，可由于李寿防备谨慎，三人始终未能如愿。后来由于当地灾疫流行，兄弟三人都染病含恨死去。李寿大喜，与会宗族共相庆贺，说赵娥只不过一弱女子，不足为忧。父亲的被害和弟弟含恨而死的悲剧，加之以李寿的飞扬跋扈，使赵娥悲愤莫名，于是放弃家事（当时她已出嫁，且有一幼子），每日乘鹿车身藏利刃，时刻伺机寻仇。后来赵娥终于在都亭前与李寿相遇，她奋力杀死李寿，割下其头颅，诣有司请罪，伏法自首。时禄福长尹嘉对赵娥十分钦佩，不忍心给赵娥判罪，便“解印绶纵之”，准备弃官去职，弛法纵之。赵娥却说：“依法论罪，是君子常有的典范，我怎么敢贪生怕死，以枉官法。”同乡人听到这件事都往城里跑去，为赵娥的烈义行为而慷慨、感叹。守尉也不敢公开释放赵娥，就私底下让赵娥自行逃走。此事发生在汉灵帝光和二年，史家详载于史册。《后汉书·申屠蟠传》又载：“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仇，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外黄县令梁配采纳申屠蟠的劝谏，为复父仇的缑氏女子玉减刑，“乡下称义之”。

揆诸史乘，虽然魏晋以降明文禁止复仇，但礼经复仇之义深入人心，后世学者未见有否认此道义之合法性者。这类事情在历史上更是层出不穷、不绝如缕，许多悲壮激昂的故事更是由亲杀仇人而演成。桓温因手刃父仇而名重当时，时人称焉[2]。韩暨[3]、沈林子[4]、张景仁[5]等人，为父报仇，俱以仇人头颅祭亡父之墓。韩暨更因此而显名，举孝廉，屡辞不就。这说明，无论是当时的司法官吏还是后世的史家，无不为孝子烈女所倾倒，他们更在守护着一个人类文明的底线：人伦道义。而有司的崇敬孝子孝女，也非但不加之罪，反而更会优遇褒奖。赵娥复仇自首，长尹为之动容，乡人更是“为之悲喜慷慨嗟叹”，州郡为之刊石表闾，画像于壁，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黄门侍郎梁宽追述往事为其作传，“令酒泉画其母子像于厅壁，而铭赞之”[6]。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7]细观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法律，无不充满着“礼”的色彩。儒家的“礼”，在古代法律中，不但在精神上高居“主位”，而且更深入律法条文，成为“法之义”、“法之理”，使律法倾向于“礼治化”。儒家思想支配了一切古代法典，这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点。换言之，“礼”，为法律提供了指导原则和道德权威，成为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结合的枢纽，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和中华法系最主要最显著的特色。而这其间，历史上又尤以《唐律》为最。《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合一的最典型代表，她上承魏晋隋律之大成，下启宋明清律之轨范，充分体现了古人德礼为本、礼法协调的精神内涵。《明史·刑法志》中所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此论可谓精准。

儒学以“礼”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以礼入法”是儒学的一个宏大议题，而在中国法制史上，作为第一部成功处理礼法关系的法典——唐律，更是礼法结合的最终产物，她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提要》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此论精辟。传统中国的“法”，把“礼”作为最终的依归和灵魂、指导，其内容也处处可见“礼”之精神。礼在法律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法要以维护礼为其首任。朱子云：“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8]礼的首要责任和功用就在于明人伦、定秩序，以具体的形式使人们通过目能所及的方式获得人类行为的正确准则，本就是人类文明的共通之义，而在中国古代礼/法之关系下的“法”之语境，更是尤为显著。

《旧唐书·烈女》记载贞观年间，绛州有位叫卫无忌的女子，父亲被同乡人卫长则所杀，她在一次宴会上用砖头击杀了卫长则，主动请罪。这事经褚遂良传到了唐太宗耳中，唐太宗不但免了卫无忌的罪，还嘉奖其孝烈，给田宅嫁妆。唐高宗时，濮州有一位孝女贾氏，父亲被同族人杀害，她发誓不嫁，将弟弟抚养长大以报父仇，待弟弟杀了仇人，取其心肝，祭奠亡父后，要被判罪，贾氏又欲代弟服罪，高宗知道后，哀怜姐弟俩，给予特赦免罪。

但历史上也有依律治罪而不加赦宥的，但却因此受到后世的批评：开元十九年，雟州都督张审素遭部下陈纂仁诬告，称其贪赃枉法，玄宗乃遣监察御史杨汪案之。但杨汪在路上却为张党所劫持，胁令善奏。张审素的另一部下董堂礼护主心切，擅自杀了陈纂仁，又以兵七百人包围了杨汪，胁迫杨汪为张审素雪冤。救兵至，杨汪脱身，上奏张审素谋反，遂坐斩，籍没其家。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瑝、张琇因未成年，流徙岭南。几年后，张瑝张绣兄弟逃回洛阳，隐名埋姓，藏匿市中伺机复仇。此时杨汪已经迁转为殿中侍御史，并改名为万顷。开元二十三年，分别十三岁和十一岁的张瑝张琇兄弟趁夜在街上截击杨万顷，将其砍死，之后将父亲的冤情及杀死万顷的原因写成表状挂在斧头上，逃亡江南，并准备继续杀其他仇家，然后再向官府投案自首。但还没达成就被官府捉获。此案轰动朝野，民众群情激愤，皆矜张氏兄弟孝烈，宜加矜宥。中书令张九龄也认为应宽恕，“宜贷死”。而侍中裴耀卿与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否则会破坏国家的法律。玄宗支持后者意见说：“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居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说“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也。”于是下令处决了瑝、琇二人。然士庶咸伤愍之，为兄弟二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又敛钱于死所造义井，葬之。《文献通考》记载了胡安国之侄胡寅批评玄宗处置不当云：

复仇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马端临并按曰：“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天地自然之理。事虽若变，然变而不失正，斯为常矣。”[9]《周礼·朝士》所云“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无罪”，按照古代的标准就是 “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无罪。”[10]而“辱母案”杀人的于欢报警求助无门，且不论有关方面是否涉嫌渎职，这显然早已是“书于士”。儒学之义正是这样首先建立在人伦的基础上推演邦国文明，这种类似的故事在历史上实在可谓不绝如缕，国家法律层面更是保护之、杜绝之。如，依唐宋律，祖父母、父母被人杀死，子孙私自和解的流二千里，期亲尊长被杀而卑幼私下和解的徒二年半，大功徒二年，小功徒一年半，缌麻徒一年[11]。明清时候亦有相似规定，子孙私和祖父母、父母之仇者杖一百徒三年，期亲之仇杖八十徒二年，大功以下则依次递减一等[12]。要之，古代中国的礼法制度，无论是对亲亲相隐，还是血亲复仇，皆予以谅解、维护、肯定之。在这份肯定背后，乃是对天理人伦的守护、和对道德秩序的尊重。更在这样对伦常孝道的认同和尊重之中，获得敬畏生命的感觉经验，以此敬畏生命的精神，作为传统中国礼乐刑政一切价值之大本。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于欢为捍卫母亲尊严而作出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是古中国传统法典中一切人伦孝道的正当表达。而关于此案舆论中所有对于欢所表示出的同情与支持，则无不透露着中国民族古来一贯的、天然的、朴素的正义感，唯有人秉此正义，则可在重亲亲之谊与严人伦之别的伦理道德生活中不断传承，民族之精神亦可据此以上通百世下彻子孙，横贯兄弟亲戚。国人之生命精神于此亲亲尊尊之处，方可发皇蹈厉，振奋向前，而爱敬仁义之情，便可弥沦于天地之间。是以吾人相信，本我民族数千年之大义正气，于欢捍卫生母之孝行，终将得以正名。

而对于那些践踏人伦的流氓强盗及涉嫌渎职人员，则不妨再比照下著名的《唐律疏议》中的规定：

（开元二十五年定《开元后格》[13]）：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得财，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婢亦同。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者，皆是。)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疋者，绞。伤人者，斩。

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无禄者，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

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八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纠弹之官不减。)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

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格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14]

[1]《孟子·尽心下》。

[2]《太平预览·卷四八一》。

[3]《魏志·卷二四》。

[5]《南史·卷七四》。

[6]《后汉书·列女传》。

[7]《孟子·离娄上》。

[8]《论语章句集注·学而》篇。

[9]《文献通考·卷六六》“刑考五”。

[10]《通典·卷一百六十三》“刑法一”。

[11]《唐律疏议·卷一七》“祖父母父母为人杀”；《宋刑统·卷一七》“亲属被杀私和”。

[12]《明律例·刑律》“尊长为人杀私和”；《清律例·刑律》“尊长为人杀私和”。

[13]按，“格”，与律、令、式，均为唐代刑法体系的一种。简单来说，唐律有完整的逻辑结构，含有假设、处理、制裁三部分。令、格、式仅有假定和处理两部分功能，大多没有制裁（除少量格外，如刑部格），如违反了令、格、式就需要到律中寻找相应的制裁内容。

[14]《通典·卷一百六十五》“刑法三”，《唐律疏议·卷第六》“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