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我国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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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我国政党制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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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主要体现为：“长期共存”把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从一种策略需要发展到一种战略需求；“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参政党概念的提出确定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定位；无党派人士群体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有机构成；人民政协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关键词】政党制度；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政治协商
【作者简介】李金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教研部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9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不同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而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所谓中国特色，也只能是体现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性特质的东西。因此，我国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就应当具体展现如下内容：中国人究竟是怎样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去组织政党、处理政党关系、处理政党与国家权力和社会发展关系的。我们只有也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才能正确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特色，并理解它的现实的合理性。基于这一思路，笔者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中国特色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共存”把马克思主义的多党合作思想从一种策略需要发展到一种战略需求
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多党合作，主要是指在工人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合作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政党与非工人阶级政党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是这种合作仅仅是一种特定阶段上的联合，因而这种联合具有阶段性与暂时性。“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因此，共产党就应该“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也就可以“同他们一起采取……暂时的共同行动”。[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这种合作具有阶段性、暂时性特点，只是为了完成阶段性的使命而实行的一种特定阶段上的合作。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进行了多党合作的实验。但是，列宁的政党合作亦只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特定的政治策略，完全出于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需要。列宁明确提出，“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②]但为了战胜当前的敌人，就应当“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们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会议中获得多数”[③]。“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之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足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而削弱孟什维克的。……由于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克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④]列宁所说的民主派优秀分子转入己方阵营的过程，也就是“消化”这些政党的过程。“我们可以消化所有的人，他们却消化不了我们。”[⑤]可见，列宁的多党合作思想及实践并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具有阶段性、暂时性特点，也是根据俄国革命发展的阶段性的需要，通过一定条件下的合作、“消化”、“吃掉”对方，消灭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影响，巩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显然不是一种与之长期共存的思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放弃了以前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提法，代之以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概念。明确诠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但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民主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这四个阶级联盟的政权形式实际上也就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的政治格局。而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过渡的一个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苏联和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多党合作制和一党制被分别与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把无产阶级专政与一党制划等号。因此，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中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即将被消灭，中国社会只有工人和农民这两大阶级利益相同的阶级。因而，在中共党内一些同志认为，民主党派所依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正在消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个政党失去了自己所依存的阶级基础，它的存在只不过维持三、五年罢了。民主党派内部也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再无存在的依据和必要了，等待着解散。那么，在中国社会跨入社会主义门槛之后，还要不要民主党派？还搞不搞多党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有几个党比只有一个党好，非但为此，各党派还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对此进一步阐述道：“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再次重申：“凡属一切确实致力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他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出发，从中国社会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之间利益差异性矛盾客观长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出发，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重大调整之后各民主党派性质也发生转变的现实状况出发，充分汲取苏联实行一党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政党制度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深刻总结我国实行多党合作现实国情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宣布不搞苏联那样的一党制，并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将长期共同存在。即共产党存在多久，民主党派也存在多久，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长期合作中同呼吸共命运，只要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共产党还存在，就要坚持党和党的合作，坚持统一战线。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民主党派相互携手、长期合作、联袂共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一方针的提出并非共产党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科学结论。中国各民主党派产生的民族特征、社会环境、成长经历、革命特点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党不同，它有着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民主党派也在不断发展，合作协商起草《共同纲领》并明确宣布以其为各自的政治纲领，充分发挥自身代表性和广泛性，发挥“智力库”作用，为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积极参加“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本身，说明他们已经认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能够长期合作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科学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党合作中的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奠定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基础，而这直接关系到多党合作制度的存在、巩固和发展。在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虽然多党合作体制存在了半个世纪，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思想上一直没有与其他政党长期合作、共同存在的战略思想，一直未能从理论上阐释和实践中解决这一关系到多党合作能否成为一种国家政治建设层面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将这种合作视为真正的长期的战略目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是真诚地与其他民主政党长期合作，而是竭力限制民主政党的发展，期待其自行消亡。在这种权宜之计政治理念的驱使下，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保障机制使这种政治体制发挥应有的作用。
“长期共存”这一方针，把马克思、列宁关于多党合作是一种短期的、阶段性的、利益的、策略的需要发展到从长期的、根本的、战略的高度去认识实行社会主义条件下多党合作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政党关系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智慧的结晶，是中国自己的独创和特色。
二、“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的情况下，新生的制度能否得到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执政党。中外经验反复证明，政党体制内执政党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往往导致种种弊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自身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科学性，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必需要有来自方方面面的监督，其中政党之间通过互相监督达到互相促进之目的尤为重要。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强调说：“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对“互相监督”问题进一步阐述，“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东西”。周恩来更为深刻地强调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⑥]他还形象地说，“一个党，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所以，“互相监督的面还要扩大，不能缩小，这对我们的民主化有极大的好处。”列宁早就告诫我们，“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⑦]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然是中心任务，但社会主义建设是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同步发展的过程，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同经济建设同步发展，这是我们用多少失误换来的深刻教训。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政党之间的良性互动，扩大政治参与的有序化，党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民主政治建设与安定有序的政治环境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波兰、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这些国家在人民民主时期结束之后，只能共产党监督其他民主政党，决不允许这些民主政党监督共产党，再加上苏联的严格“看管”，他们只能是一种政治花瓶，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党关系学说的又一重大发展，而且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奠定了基础性架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中政党关系学说的开创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起到了具有基础性的奠基作用。以后各个时期各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都是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的，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同时，八字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政党制度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的政党制度转入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并使这一制度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三、参政党概念的提出确定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定位
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决定着多党合作的性质和政治基础，是多党合作中的又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度中是领导党，是国家政权的执政党，这是非常清晰的，但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却是一个长期未能给予明确回答的重大理论空白。
&&& 1957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民主党派被冠以“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进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民主党派性质的根本性转变，“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就极大调动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祖国统一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决民主党派的定性定位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治制度的高度明确了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是“参政党”。参政党地位的提出具有对内对外两大功效：对内而言，将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明确区分开来，同时也将民主党派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固定下来；对外来说，将我国的民主党派与西方国家的在野党和反对党严格区别开来，同时也和西方多党制国家和东欧一些实行多党合作制国家的联合执政党作了完全不同的切割。
多党制国家中各政党都不大，为取得议会多数，只有联合其他政党结成政党联盟去参加选举，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都做执政党。由于各政党席位的多少在权力配置上是不一样的，这种政党联盟是权宜性的，是经常变动的。他们在政党关系上具有双重性，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明显不同于我国的民主党派。在波兰、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共产党也不是一党垄断权力，而是与其他政党合作分掌政权。这些国家的民主政党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并接受其纲领，虽然在名义上是联合执政，共同管理国家政务，但实际上不能相提并论。例如，国民议会是这些国家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其作用只是把党的决定变成国家法律。虽然其宪法规定，议会代表是通过全国选举产生，候选人是经过人民阵线选拔产生，但实际上都是由共产党来挑选，实行等额选举。司法权也由共产党掌控，其他党派是无权染指的。斯大林去逝后，它们开始强调互相协调、联合执政。波兰和保加利亚共产党都肯定了这种共产党与民主政党联合执政的方式，扩大了民主政党在国民议会中的一些权利和义务。但这只是在形式上的一些修修补补，满足了各民主政党的领导人在国家政权中担任一些配角，扩大一些民主政党代表人士在各级国民议会名额，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民主政党有效的执政议政制度机制。
我国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不但参加行政、立法、司法工作，同时参与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事务；不但在中央层面，同时在各省市、自治区、地级市、区和县级单位；不但在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同时在国有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中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在工作中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也就是说，我国民主党派全面参政，就是全面参加国家政权和参与国家政务管理的政党。与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的民主政党在名义上拥有执政地位相比，我国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地位更加明确，参政议政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为丰富，机制更有保障。由此可见，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参政党地位的确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自己的独创和特色。
四、无党派人士群体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有机构成
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既包括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也包括与无党派人士的合作。无党派人士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届一次政协会议召开时，无党派人士作为一个单独的界别参加进来，一直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将中国共产党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纳入到政党制度的范畴，其特殊意义在于，在我国即使不组建新的政党，同样可以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同样可以反映无党派人士群体的利益和愿望，同样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与作用。中国共产党将无党派人士作为有党派性的政治力量来看待，是因为无党派人士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体，具有人才济济、智力密集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党派人士同民主党派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可以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作用。同时，无党派人士还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重要来源。因此，无党派人士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的素质。所以，发挥无党派人士的作用，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无党派人士群体位置超脱、了解民情、化解矛盾的优势和作用，有利于维护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有利于为和谐社会创造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一点在世界政党制度中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自己政治实践的结晶，是我们的创造和特色。
五、人民政协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
多党派合作需要构建合作共事的桥梁和协商对话的渠道。鉴于“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遂将过去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联盟关系上升为政党合作关系，同各民主党派共同承担起合作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重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制定和人民政府的组建，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核心地位拥有了组织架构和程序形式上的合法性基础，使多党合作制度具有了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这就为各民主党派更好地发挥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条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权，纯粹作为统一战线、多合党作、政治协商的机构发挥作用。此后，人大按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使国家权力，充分体现了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政协按民主协商原则汇集各方力量，反映社情民意，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同时又兼顾少数人的合理合法利益。两种制度相辅相成，政协和人大同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是我们人民民主制度的一大特色。
在人民政协中，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密切配合，通力合作，是亲密的友党关系。在东欧实行多党合作制国家的国民议会中，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一种看管与被看管的关系。在西方多党制国家议会中，政党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临时组合，这种临时性的组合是不确定的，各政党为了争得更多的政治资源配置相互争斗，导致政府更迭现象屡屡发生。人民政协的参加单位和个人是由民主协商程序产生的，人民政协的议事过程遵循民主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而东欧实行多党合作制的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议员产生是通过选举实现的，其议事过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原则。人民政协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设立组织机构，它是我们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和平台，使多党合作具有了组织上的依托和制度上的保障。东欧实行多党合作制国家的国民议会虽然是权力机关，具有立法权等，但只是在形式上满足民主政党的联合执政要求，是一种临时性的政治平衡措施。
我国的人民政协与西方国家议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同东欧实行多党合作制国家的国民议会也截然不同。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适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创造，是在中国土壤中生长发展起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并在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综上所述，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是实行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中的共性特征、共有特色，不是我们的创造发明，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参政党、无党派人士、人民政协才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所具有的“中国特色”。
（原文转载于《中国政治》2010年第6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⑥]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⑦]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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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但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民主道路的艰辛历程，深刻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艰辛历程&　　追求和实现人民民主，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的一个主题。近代以来，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许多仁人志士做过多种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不能彻底发动和依靠人民大众，无法实现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国强民富的迫切愿望，最终归于失败。清朝末年的维新变法提出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结果被封建势力扼杀在萌芽中；辛亥革命后试图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却导致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完全站在了民主进步的对立面。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或其他改良主义的道路都是行不通的。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一条民主新路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由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新社会。为此，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相信人民、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是发动和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代表和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道路，因而是一条真正追求和实行民主的道路。　　建党90年来，在追求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奋勇前行。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开创者。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程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简短的结论，向世人描绘出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蓝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创造，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发展也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邓小平郑重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提到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兴衰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坚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废除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确保了国家政权机关和领导人员有序更替；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人民实现了内容广泛的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深入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建立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建立健全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为各方面优秀人才建功立业开辟了广阔渠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党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等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保证党和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伴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社会焕发出蓬勃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人民享有越来越广泛的自由和权利，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9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已经成功地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　　二、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　　事实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是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一整套制度体系。这一整套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改革是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是为了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自己特点和优势的政治发展道路。离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只会给中国带来大折腾、大动乱。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绝不能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绝不能放弃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二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比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低很多。这种状况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必然经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够急功近利，不能靠空喊口号。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实际出发，通过坚持不懈、扎扎实实的工作，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公民素质的提高，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而有序推进。三要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改革的主体。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随着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而不断推进，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使改革获得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基本规律&　　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把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民主从来都是有领导的，实行民主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多民族、发展很不平衡的东方大国，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是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我国政治制度的运行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政治制度，我们党将来自人民群众的各种愿望、诉求，综合概括为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就会落空，法治和各项制度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和落实。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具体来说，人民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选举人民代表，反映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并通过有效形式，直接有序地参与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订；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人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上，采取法律、舆论等多种手段对党和政府及其干部实施监督。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离开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法治就会偏离正确方向，就会变质。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和社会各方面生活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当代中国，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都必须在法制范围内进行，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离开了法制，人民的权利就要落空，就没有保证，就会出现混乱，甚至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四、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郑重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五个不搞”，进一步廓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区别。这是进一步实现和发展好人民民主的政治保障，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应当着重坚持和重点把握的重大原则。　　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发展实际的政党制度，也是保证执政党和参政党高度协调、高效合作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是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共同担当、共同努力，根本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中的多党轮流执政、相互对立的恶性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多党轮流执政，不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政党制度形成过程，不符合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更没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坚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不顾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其结果必然动摇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进而动摇我们的整个事业。　　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道路和制度形式，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保证这种国体能够实现的政体，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成功实践，证明它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实际的政体形式，是能够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体形式。而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鼎立”和两院制，是适应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时各种政治力量平衡妥协的需要，保证不同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的制度机制，根本不符合中国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更不适合中国现代化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不搞联邦制。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总体上是单一制，这是符合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的制度架构，既能保障中央政府权力的有效集中和统一协调，又能充分尊重地方的自主性，从而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效统一地促进各项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实行联邦制，在联邦政府和自治地方政府之间实行高度的分权甚至制衡，这只是那些国家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发展历程的产物，并不符合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不搞私有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和生产力发展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反对私有化，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所决定的。如果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群众势必会基本上或完全丧失生产资料，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少数人拥有大量资本和地产，而多数人陷于赤贫，社会矛盾会空前激化，社会主义制度难以继续存在。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私有化，就是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的改革发展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危机，经济困境、政治僵局、社会动荡等集中凸显，西方制度神话遭受重创。对比之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执笔：房&宁　王炳权）
（责任编辑：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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