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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思陆是空中大学社会科系（法律学）)专任教授，有关司法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主要著作有：《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明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此三部著作皆系作者独著，且都为专注一个朝代的研究，这也正是那思陆教授研究司法制度方面的独特之处。在进行断代研究的司法制度史方面，那思陆教授的研究是其中的卓越代表。而这本《中国审判制度史》则可谓作者在断代司法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之上的集成之作。本书对于中国审判制度史的记述上起秦代，终于清末，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娓娓道来，逻辑清晰，史料翔实，语言严谨，是对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历史的清晰梳理，也是对其样貌演变的宏阔呈现。是了解中国审判制度史的良好途径。 　　本书的特色在于： 　　一、对于审判制度史研究意义的认识 　　为了回有关意义的问题，那思陆教授在《中审判制度史》一书的绪论中首先引用了梁启超和陈顾远的观点。梁启超：&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陈顾远：&盖历史之进展有如水波之相推，其起灭皆非偶然，现行法制不过法制体系下之后一阶段而已！过去法制不特为现行法制之直接渊源，且为现行法制之有效鉴镜，数典不能忘祖，饮水更须思源。&进而，那思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知古所以鉴今&，从事中国传统法制的研究，目的即在于此。&&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审判制度被扬弃，基本上它是一个失败的历史经验，但这并不表示中国传统审判制度就丧失了历史借鉴的意义。&&中国传统即使作为失败的借鉴，也仍然有其价值。& 　　法律史是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的记述与表达，审判制度是关于审判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制度设计的总称，对于整个法制体系的运行意义重大，因此审判制度史是法律史研究中的重要对象之一。在中国法律史上，审判制度的产生与演变历经漫长的岁月，跨越不同的朝代，绵延千年，只是在清末变法以后才改头换面，以一种一脉相传以外的全新姿态呈现于国人面前。这样的激变给中国审判制度带来的影响除了可以用&巨大&形容之外，学者们的观点或褒或贬，众说纷纭，无一定论。只是作为法律史的研究者，特别是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者，在审视我们曾经有过，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已经日臻成熟、稳健精密的那样一套审判制度时，即使因为时空的阻隔和现实的差异而略感陌生，也断不会觉得与己无关、毫不动容。当那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庞大的制度体系呈现在我们面前时，那些构架和条文背后所蕴含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也许正暗合了当下制度之外人们对于法律那些无法言说的感触与理解，正所谓&数典不能忘祖&，祖，也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二、研究方法 　　在本书序言中，那思陆教授对史学研究和法学研究作了这样的概括与排序：&史学是研究事实的学问，法学则是研究价值的学问，史学关注的是真假（真）的问题，法学关注的是善恶（善）的问题。真善美三者之中，真为第一，善为第二，美为第三，此一排序，并非无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决定了那思陆教授的研究方法是以偏重史料为主的。他开篇中便写道：&我并不主张法史学者只作史料研究而不作价值判断，而是主张要有节制地作价值判断，但主要仍要以事实判断为主。因此，史学的根本是事实判断（一元的），法学的根本是价值判断（多元的）。& 　　统观全书，确实贯彻这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书中史料丰富，并且在考据上颇为严谨，可以说全书的重点就是通过史料将古代的审判制度予以客观的呈现，而作者自己的评论很少，用词也很谨慎。如在总论部分中，作者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中国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确立与发展，其中对于各朝代三法司设置和职权的评价很少，对女真族和蒙古族不设大理寺的做法，作者是予以肯定的，但也仅仅是评价为&这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做法。&只此一句，并无过多铺陈与渲染，用词的感情色彩也并不浓重。 　　那思陆教授的研究方法代表了法律史研究中的一种经典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其客观性和严谨性，使得研究成果更具说服力。 　　三、体系结构 　　整体上，《中国审判制度史》一书可以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在总论部分，作者主要对中国古代三法司的形成、确立与发展作了以时间为序的简明概括，主要史实尽在其中，做到了疏而不失，简明扼要。在分论中，作者对秦代、汉代、晋代、唐代、宋代、金代、元代、明代、清代的审判制度作了详尽的描述，各章皆采用了以下的结构：序言、地方审判制度、中央审判制度。这样的结构的安排达到了宏观概括和微观描述的双重效果，并且兼顾了横向与纵向，令读者在全面了解古代审判制度的同时，也能对某一朝代的某一问题有比较深入细致的思考，而非一味的泛泛而谈。 　　当然，本书也并非白璧无瑕。在笔者看来，最明显的一点瑕疵就是过多的史料陈列和法理、法学分析的欠缺。这是作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决定的。偏重史料的研究方法自有其客观的优势，但是法律史的研究毕竟不是单纯的史学研究，这与不同的学者对于法律史这一学科的不同定位有关。在笔者看来，法律史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法律&，毕竟&知古以鉴今&，而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意义莫不外乎对当下法制的镜鉴。当然，不同研究方法的支持者定会有自己的理由和专注于此的道理，因此也不可说是瑕疵，不过是一点不同意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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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x91载开启 欢&#x8光临本站，页面正在&#x91新载入，请稍候 ...关于人口问题，我们有哪十个误区？
北上广深这么挤，真的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人口政策是目前关注度最高的公共政策，生育政策调整将是最得民心的一项改革。但同时，许多人口问题的误区还普遍存在，从普通百姓到决策参与人士，社会各阶层对其并没有准确的认识。误区一：中国人口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太爱生娃　　这样的话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首先看前半句，中国人口太多了吗？判断一个国家人口是否太多，不能光看数量，更要看密度。虽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从人口密度来看，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80位以外；即使去掉占面积三分之一的西部山地，中国的人口密度依然小于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　　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是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农业发达。过去200年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35%左右降到不足19%。中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人们更爱生娃。　　目前，华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民族。中国台湾、香港特区以及新加坡等华人地区不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但总和生育率仅有0.9至1.2，为世界最低水平。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均显示，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左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生育率的一半。误区二：农村人太爱生娃了　　宋丹丹的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把“农村人爱生娃”的成见，烙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头脑里。事实上，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4。与城镇人口相比，仅仅高0.46。而历年来的多次生育意愿调查也表明，农村人口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仅在1.9左右，大大低于中国人口2.2的世代更替水平。　　实际生育率往往低于理想孩子数。比如，日本、韩国家庭的理想子女数都超过2，而最近10年来，其实际生育率都在1.05到1.45之间。研究表明，城镇化、女性受教育年限增加、生育年龄推迟、生育政策限制等因素，共同压低了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和总和生育率。误区三：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现在不知道得多生多少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对于降低生育率来说，计划生育的作用远不如社会经济发展。学者早就发现，女孩子的中学毛入学率跟生育水平之间的关系呈负相关。城镇化、生育年龄推迟都是降低中国生育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西欧国家和俄罗斯长期鼓励生育，但生育率都长期低于更替水平。这表明，总和生育率水平跟经济增长和生育文化有关。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人的生育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低生育意愿和低生育率已成现实。误区四：就是因为人太多了，中国人均财富才这么少　　曾有人评论说，如果中国只有四亿人口，会与美国一样富有。这是典型的只把人口当分母，认为分母越大成绩越小的观点。按照这种逻辑，加拿大人口仅为美国九分之一，应该更富裕。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是人口最多的发达国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人不仅会消耗，更会创造，人一生中创造的财富，在整体上大于消耗。　　西方国家发达不是因为人少，而是现代化提高了创造的效率。除了美、加、澳等新大陆和北欧国家，富国大都人口稠密，而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大量穷国，人口相对稀少。在中国大陆，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也是最富裕的地区。误区五：性别失衡（男性多于女性）有利于提高女性地位　　在中国适婚人口中，男性大大多于女性，这一报道刊出后，有读者评论：这下好了，女孩子成了香饽饽了。　　事实上，对于女性来说，存在数千万“过剩”男性并不是什么好消息。首先是女权被侵犯问题。从女胎平等的出生权被剥夺（之所以性别会失衡，是因为女胎被选择性堕胎）到未来会出现的性暴力、性犯罪、性产业发展，都会对女性造成巨大的伤害。　　一些学者认为，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也将会给婚姻带来冲击，第三者插足、非婚生育、买卖婚姻等社会现象将会增加。一个更不稳定的婚姻不光给男性带来痛苦，孩子和女性也将是受害者。误区六：现在生育率低不可怕，只要政策放开，生育率很快就能提上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生育率像弹簧一样，控制得严会压下去，放松政策就会弹回来。　　但事实上，降低生育率相对容易，而提升已经低下来的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世界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成功将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的。甚至即便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其生育率也大都远高于中国。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仅为1.2-1.4，生育意愿也持续走低。生育政策放开后，堆积意愿的释放会在短期内增加一部分新生儿。但长期来看，除非大力鼓励生育，否则出生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大幅萎缩。误区七：中国人均资源少，控制人口可缓解资源压力　　“资源都这么紧张了，还生那么多孩子干嘛!”这种“资源决定论”者认为，中国人生孩子的数量，必须符合资源的供给能力才好。这是一种典型的“削足适履”。事实上，人不仅是资源的消耗者，更是资源的研究者和开发者。借助科技发展，我们可以极大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甚至研究发现新的替代资源。资源应该服务于人的需要，而不是让人的生产臣服于资源的限制。　　生活和生产方式对资源消耗的影响远超于人口政策。从1980年至2012年，中国年能耗增长400%多。通过改变粗放生产方式、提高单位能耗，来缓解资源压力，将比减少人口有更明显的效果。误区八：人口太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人口过多是北京空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这个帖子曾引起热议。很多人认为，北京的空气污染，跟车多人多有很大关系。　　人的确是环境污染的一个因素，但是，对生产和生活方式进行调整，减少其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远比减少人口重要。比如，个人开车对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是使用公共交通的几倍到几十倍。　　人口少，环境未必好。2013年，瑞士绿十字组织所作出的排名显示，全球污染最重的10个地方，有一半分布在俄罗斯、乌克兰、阿根廷、赞比亚这些地广人稀的国家，而无一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国和印度。　　人虽会破坏环境，却更能改善环境。从1950年到2000年，大洛杉矶都市区人口从425万增至1466万，汽车数量翻了数倍，一级污染天数从1977年的121天降到1989年的54天，再降到1999年的0天。误区九：北上广深这么挤，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　　当在大城市的地铁里，被挤成沙丁鱼罐头时，许多人很容易开始在心里抱怨：中国人口太多了。事实上，北上广等大城市的拥挤，是人口在地理上的分布不均所致。与大城市的拥挤相反，中国农村正在越来越凋敝，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农户人去房空。大量人口——尤其是青壮年人口，正在流向城市。　　人口聚集能提高效率，城市拥挤是效率的代价，与全国人口规模关系不大，但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研究人口空间流动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人口减少到数亿，人口分布会更不均匀，大量中小城市和城镇会衰败下去，年轻人愈发会涌向大城市。　　俄罗斯是个典型的例子。过去20多年，俄罗斯人口锐减，很多中小城市在衰败，但莫斯科人口却增加了数百万，房价飞涨，交通拥堵位居世界最前列。误区十：人口减少，以后找工作容易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预设了一个前提：当人口减少后，工作机会保持不变。事实上，工作机会的多寡同人的需求相关。人口少了，需求也会减少，长期来看甚至减少得更多。这是因为人口越多，越容易聚集，社会复杂性也越高；这样的话，求职者与工作机会更容易匹配，也更容易孕育出新的工作机会。　　东北近年来出现的人口衰减和外流现象，生动地说明：人口减少并不意味着找工作更容易。人口的老化和减少会显著影响消费、创新等，并进而削减经济增长动力，减少就业机会。结语　　以上这十大误区，让人口成了各种问题的替罪羊——路太堵了、医院排长队、上学挤破头、空气污染严重、公民素质低，似乎这一切都是人多造成的。把诸多问题推给人口，不仅会给人口决策带来有害的噪音，还会因对责任的推卸，而使问题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　　目前，中国的人口政策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之上。过去几十年里，对于人口问题，人们存在许多成见和落后观念。澄清关于人口问题的诸多误区，有利于人们洗去这些偏见，对中国人口的新常态建立清晰的认识。对于决策层来说，这有利于他们建立科学的人口观，以智慧的政策抉择，来实现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作者：王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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