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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点地址：位于距成都市20多公里的广汉市城西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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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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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景区介绍
&&&&三星堆遗址座落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南距成都38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分布面积12平方公里，三星堆遗址距今有5000年历史，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日，英国《独立报》报道说：“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中国的青铜制造长期就被认为是古代最杰出的，而这次发现无论质量还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的金属缺乏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日《文汇报》评述说：“此次发掘的真人大小的青铜人雕像、真人头部大小的青铜人头雕像、真人面部大小的黄金面罩是全国考古的重大成果；三星堆发掘的文物比湖南马王堆的文物的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媲美”。
　　三星堆遗址文化旅游区分三星堆文化产业园、三星堆古遗址和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文化产业园位于广汉三星堆古遗址文化旅游区内，面积为10平方公里，是四川省政府批准的首家省能文化产业园。紧邻产业园的是三星堆古遗址区和三星堆博物馆是国际知名中国重点旅游品牌，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列为五大旅游精品之一。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三星堆遗址东北角，是三星堆古遗址文化旅游区重要组成部分，由博物馆一、二展馆和部分附属建筑组成，是我国一座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群。
　　博物馆主体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为一体。馆外环境布局巧妙，匠心独具，园内绿草如茵，湖光岛影，充分体现了博物馆“馆园结合”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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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约10公里的三星村，早于1929年就发现。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考古界同仁们经过多次调查和发掘，确认其为目前所知的四川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蜀文化遗址［1］。特别是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掘，出土金、铜、玉石、象牙、陶器上千件，更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惊叹。国外学者惊呼“中国青铜雕象无与伦比。”［2］由于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把过去研究巴蜀文化的考古材料仅限于春秋战国时期明确到夏、商和西周。三星堆遗址被公认为早蜀文化的代表。
和三星堆遗址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的古遗址分布广泛，在成都平原有数十处。如新繁水观音，成都十二桥、方池街、指挥街、抚琴小区等［3］。其影响东出三峡、西至汉源、北跨嘉陵江达陕南汉中，是一支颇有影响的考古学文化。但由于文献中有关记载极少，加之以前早蜀文化的典型遗址未发现，人们多根据支离破碎的文字材料加以推断，因而分歧甚多。冯汉骥先生认为：“在杜宇以前，蜀人的生产状况尚停留在畜牧和粗放的农业阶段。”［4］徐中舒先生认为：“在殷周之际以至战国时代，蜀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是要落在中原地区的后面的。”［5］而蒙文通先生则认为杜宇时期；“成都平原的农业已不亚于全国先进地区了［6］。如何才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早蜀文化的历史呢?笔者认为通过这些典型文化遗址的分析是解决问题的较好途径之一。由于三星堆遗址最典型，笔者又亲自参加了1986年遗址和两个祭祀坑的发掘。因此通过它并结合成都市的主要早蜀文化遗址来研究早蜀文化的社会经济之分枝—一手工业，对于破除人们的偏见，恢复四川远古历史的本来面目，无疑是有一定意义的。
制陶业是早蜀文化的重要手工业部门，生产规模大。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陶器，这些陶器多为砂陶，器形种类繁多，充分反映了当时制陶业的水平。从纹饰上看，有绳纹、弦纹、指甲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鱼纹、云雷纹、圆圈纹等。有的陶器上还有刻画符号，有的涂有漆，可见陶器装饰工艺较高。在制法上虽仍广泛采用泥条盘筑法、但轮制技术已运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陶器如小平底罐不论形制、大小、厚薄、质地等均基本相同，这标明了陶器的制造已进入了标准化生产的初期阶段。因而制陶业已不是家庭副业，而是由一些富有经验的家庭来专门从事生产。他们不参加农业劳动，以自己生产的陶器交换所需的食品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
在我国，从古至今玉石器的使用都极为普遍。考古材料表明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玉器都屡见不鲜。到阶级社会后，玉石器已被赋予了社会的、政治的属性，成为等级的象征。《周礼》云：“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薄璧。”可见玉在早期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早蜀文化各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玉石器，其中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数量最多，也最精致。但过去对三星堆遗址的玉石器的研究多未涉及到工艺技术，而工艺水平的高低是衡量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从现有资料看，三星堆遗址的玉石器制造手工业已分成制造礼器和工具两大部门，并以礼器为主，也最能反映其制造水平和经济水平。礼器种类繁多，均十分精致、或镂、或雕有各种花纹图案。如一玉璋残长达167
厘米，宽23厘米，上有纹饰；另一璋上雕有人物图像。三星堆遗址玉石的钻孔、切割技术达到了较高水平。一石璧的外径达70.5厘米，孔径19厘米，厚达6.8厘米，孔面光滑。［7］笔者也曾在遗址内见到长近一米，宽、高均50厘米的坚硬砾石被顺长截割，且剖面光滑平直。1964年在月亮湾发现一坑有打磨面的玉石、坑口被石板封闭［8］。1984年在西泉坎发掘出一处成品、半成品和废品的石璧集中于一处。［9］这些应是玉石器手工业的作坊。从西泉坎出土的璧来看，玉石器手工业中不仅有礼器和工具两类，就是专门为统治者生产的礼器行业中可能还分成了制造璧、璋、琮琮门类，可见其分工的细密、经济的发达。
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是早蜀文化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它直接为最高统治集团生产，因而也是最能反映早蜀文化的手工业水平。属于早蜀文化的铜器主要有以下几次出土，年彭县竹瓦街遗址［10］、新繁水观音遗址［11］和三星堆祭祀坑。三星堆遗址所出铜器数量最大，最精美、最典型，并有我国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型体最大的古代青铜雕像群。有人认为“这些发现看来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12］独具特色的青铜人像、头像、面具有近百件。他们没有特定的模式，不掏一格。各有神态，喜、怒、哀、乐；威武雄壮，俯首听命者无其不有。再就青铜人像的面部而论，五官轮廓分明，额、颧、颚、眉、眼睛上所显示出的骨肉感都非常真实，并富于概括性。不难看出其刀触的捏、塑、堆技巧干净利落。而同时代的中原青铜器则主要是各种容器、饮食器、礼器和兵器。其制作相对死板，神态表现零星。三星堆遗址人像则已把写实手法和艺术夸张结合在一起了，非常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而这种美术的效果并非一朝一夕可成。如一青铜人像高170厘米，拉躯细长，左衽长袍，带冠，眼前鼓，倒八字眉，一双经夸张的大手握于胸前，双脚赤裸带镯。衣服上饰以凤纹、兽面和云气纹。该像造型生动、准确、线条流畅，衣着华美，给人以高贵、神秘、不可侵犯的感觉。人像立于方座之上，座高90厘米，人和方座一次铸成。方座又分上下两层，上层座顶四面各由一倒置饕餮承托，饕餮的角上卷。下层四面光素无纹。这尊青铜人像充分反映了早蜀文化的冶炼，造型技术水平。这尊人像不仅在我国青铜器中是仅见的，在世界青铜史上也是罕见的。现在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大型人塑像是埃及六王朝(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国王沛比一世的铜像，其为红铜而非青铜，用分段打造而非铸造，而希腊时代的雕像又比三星堆铜人像晚数百年。又如一青铜神树，为三脚架座，座的三面各跪一小铜人。树杆挺立，高约140厘米，上分枝，枝叶茂盛，果实累累，还有飞禽走兽、神仙、挂饰、钟等。四川大学的林向老师认为这就是巫师沟通天地的神树“建木"和“若木”［13］。可见铜器的制造不但用于生产生活，更重要的是用于祭祀。还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遗址选矿和配料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有的铜器表面光洁，呈青灰光泽，至今无半点锈斑。
由此可见，早蜀文化的青铜制造业已有了大规模的作坊，复杂的分工，专门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选矿、配料、制模、铸造、修饰等一系列的加工工序都有明确的分工和熟炼的技术。青铜铸造业的发达充分体现了早蜀文化经济的发达情况。
根据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金器是商代中晚期的琉璃阔阁墓，刘家河商墓和侯家庄商王陵区［14］，出土有金叶、臂钏、耳环、笄、金箔等。但在三星堆遗址中不仅出土有金块、金箔、还有金杖、金树枝、金面罩和金虎等。金杖用纯金包卷而成，长142厘米，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像，人头戴冠，耳垂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还分别有两背相对的鸟和鱼。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金虎饰由金箔模压而成，大头昂起，眼镂空，大耳、身细长，足前伸，后足蹲，尾上卷，把虎的扑击形态刻画等活灵活现。虎的通身还模压目形斑纹。这些器形不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而早蜀文化境内的岷江、沱江均产沙金［15］，这些金器应为本地制造。人面具、虎形体之大，造型之生动，金杖图案之精美，都为同时代所仅有，充分显示了蜀人对金的物理性能的认识和高超的制造技术。
我国最早使用漆可上推到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时期［16］，而真正的漆器则发现于商代盘龙镇遗址。遗址出有有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印痕［17］。蒿城台西遗址和安阳侯家庄商王陵区都有漆器残片，有的还有镶嵌物［18］。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长约20厘米，宽约5厘米的雕花木漆器，木胎已朽，仅剩漆皮，漆皮上满是纹饰。此外在许多陶器上也有漆。在成都平原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保存漆器是极不易的。三星堆遗址漆器的出土，说明了早蜀文化手工业部门的齐全和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早蜀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酒器，并在使用上有了分工。高领大罐可能是一种酿造器皿，饮酒器是觚形和瓶形杯，而瓮、缸、壶则为盛酒器，各种鸟头，兽形和钩形勺则为打酒器，盉用于温酒［19］。在酿酒、温酒、饮酒形成一整套程序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早蜀文化时期酿酒手工业已较为发达。在青铜器中，也有大量的尊、罍等酒器。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头顶酒尊的女俑，尊上有盖，女俑双手过头顶捧尊，跪于镂花座上，作供献状。这些均可以作为酿酒业成为独立手工业部门的佐证。
综上所述从三星堆遗址不难看出早蜀文化的手工业已分成了制陶、玉石器、铸铜、酿酒、漆器等许多手工业部门，各部门内部又分成了各种专业，有的甚至在工序上也有了分工和专门技术。手工业品精美，生产规模大；手工业品不但用于个人消费，而且已用于交换，并用来表示威严、权势和祭祀了。
［1］三星堆遗址时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经夏商到西周初年，遗址面积达10平方公里。本文未特别指出资料来源的，均见于以下文章。四川省文管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87年10期；陈显丹：《从三星堆遗址看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油印稿)；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人物造型艺术初探》&
《文物天地》88年1期；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1988年4期；陈显丹：《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及有关问题》《四川文物》87年4期、沈仲常：《三星堆二号祭祀坑青铜立人像初记》&
《文物》87年l0期，
［2］［12］转引自陈德安等：《记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发掘》《文物天地》88年1期。
［3］、王毅：《成都市蜀文化遗址的发现及意义》，《成都文物》88年1期。
［4］、冯汉骥：《四川彭县出土铜器》《文物》80年12期
［5］徐中舒：《论巴蜀文化》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80年。
［6］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
［7］冯汉骥等；《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冯汉骥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85年。
［8］敖天照等：《三星堆话古》(油印稿)。
［9］陈显丹：《论广汉三星堆遗址的性质》、《四川文物》88年4期。
［10］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61年11期、省博等：《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
《考古》81年6期。
［11］四川省博物馆等：《蹦川新繁水观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59年8期。
［13］［19］林向：《蜀酒探源——巴、蜀的“萨满式文化“研究之一》，《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87年。
［14］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99页和282页。
［15］刘琳：《华阳国志校注》178页注“巴蜀书社84年。
［16］河姆渡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86年5期。
［17］［18］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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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项指多义词的不同概念，如的义项：网球运动员、歌手等；的义项：冯小刚执导电影、江苏卫视交友节目等。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文化。现有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地理位置 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
占地面积 约1200公顷
开放时间 全天
门票价格 免费
著名景点 1号祭祀坑，2号祭祀坑
年代分布 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1000年
开掘时间 1929年
地位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位于富饶的，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三星堆位于距中国四川城东7公里，距南兴镇4公里的鸭子河畔，南距离成都约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属青铜时代文化遗址。由于其古域内三个起伏相连的三个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遗址年代为前2800年至前800年，分为四期，一期为宝墩文化(前蜀文化)，二三期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前1600年以后)，四期为十二桥文化(古蜀，主要遗存在)，约相当于中原的周时期，目前正在申请成为世界遗产。白剑认为，三星堆整体文明来源于夏王朝有缗氏(蜀族)携带而来。三星堆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成都平原。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祇的遗迹。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来看，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并无任何藩属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方国。在目前发现的商朝甲骨文中，记载有很多商朝军队与蜀人作战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无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为战利品的商朝贵族使用的兵器、权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国的强大可见一斑。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宝墩文化，下启金沙文化(见金沙遗址)、古巴国，前后历时约2000年，是我国早期文明的人类遗址重地，也是迄今为止我国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流之一。
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之一，昭示了同长江流域与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V·H·Donnithorne)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Graham)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也正是在1986年，两处埋藏有丰富宝藏的长方形器物坑被意外揭露出来，其包含的大量金属器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在三星堆遗址大规模发掘的同时，年对成都市区的十二桥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下层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遗址最晚期遗存相同，为三星堆文化的去向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1990年开始，对三星堆文化和文明的探索从成都平原延伸到了渝东地区和陕南地区。由于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初步揭示，并且有多处龙山时代的古城遗址和若干处具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过渡阶段遗存的发现，为三星堆文明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　　
三星堆遗址是一个总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的大型遗址群，包括大型城址、大面积居住区和两个器物坑等重要文化遗迹，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西出广汉市七里许，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上撒下了三把土，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三星堆因此而得名。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坑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距今年。三星堆遗址内存在三种面貌不同，但又连续发展的三期考古学文化，即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又称“宝墩文化”;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和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二期文化;以商末至西周早期三星堆废弃古城时期为代表的三期文化，即成都“十二桥文化”。
发现三星堆遗址对历史学的重要意义有以下各点：　　
重识巴蜀文化
因为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大相径庭，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例如历史学界一向认为，与中原地区相比，古代巴蜀地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中原文明没有关联或很少有交往。而三星堆遗址证明，它应是中国夏商时期前后，甚至更早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验证了古代文献中对古蜀国记载的真实性。以前历史学界认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然后渐渐的传播到全中国。而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有观点认为三星堆代表了古羌人、彝人、濮人文化，或与骆越文化有密切相关。　　
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70多年来，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探索古蜀文化的重要目标。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顿时轰动中国，震惊了世界。据学者研究，两个大型祭祀坑内的文物，大部分都是古蜀国王室的宗庙重器，可能是遭遇改朝换代，新王朝将前代王室的宗庙重器全部焚毁，在举行祭祀仪式后而埋入坑中的。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上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中，最具特色的首推三四百件青铜器。其中，一号坑出土青铜器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等。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图31)。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两坑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贵、奇特，如一件大面具，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又如此件突目铜面具，双目突出的圆柱长9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重视。古蜀人为什么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眼睛瞳孔部分为什么要作圆柱状呢?原来，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前面提到，《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据史书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而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因此，蜀王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而他的后人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神化”，这就是蜀王蚕丛神像被刻画成“纵目”的原因。随着现代商业的发达，三星堆博物馆附近的仿真工艺美术品应有尽有。
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的世界纪录，其中多项纪录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纪录。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高384公分，三簇树枝，每簇三枝、共九枝，上有27果九鸟，树侧有一龙缘树逶迤而下。具推断可能为古中扶桑树。世界上最早的金杖。长142公分，直径2.3公分，重700多克，上有刻划的人头、鱼鸟纹饰。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公分，重逾180公斤，被称为铜像之王。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高64.5公分，两耳间相距138.5公分。世界上一次性出土最多的青铜人头像，面具。达50多件。
考古获重大突破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5日宣布，三星堆考古再获重大突破，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并初步确认“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城墙。此次勘探和发掘是继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现、发掘以来，收获最大、取得突破最多的一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雷雨介绍说，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发现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该建筑基址群位于三星堆遗址西北部的二级台地上，均系人工夯筑而成，现存面积约16000平方米，并在该建筑基址群发现有掩埋、石壁和象牙的现象。考古文博学院李博谦教授说：“从目前种种迹象看，该建筑群很有可能是当时统治者进行祭祀的地方，具体性质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更具突破意义的是，专家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使得三星堆古城的城墙由原来的5段变成了7段，外廓城也由于“北城墙”而趋于完整。另外，在城址范围内还发现多条古水道。专家认为，这必将推动古城的营建过程、聚落布局研究，并推进对三星堆古城的人工水系及其与自然水系关系的认识。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共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
三星堆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将辉煌的古蜀文明真实而又让人匪夷所思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中最神奇最令人惊叹的，便是众多青铜造像了。这些青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既有夸张的造型，又有优美细腻的写真，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神秘群体。戴冠纵目人青铜面具在众多的青铜人面像里有三件著名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型，它们不仅体型庞大，而且眼球明显突出眼眶，双耳更是极尽夸张，长大似兽耳，大嘴亦阔至耳根，使人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惊讶和奇异。而它们唇吻三重嘴角上翘的微笑状，又给人以神秘和亲切之感。其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圆柱形眼珠突出眼眶达16.5厘米。另一件鼻梁上方镶嵌有高达66厘米的装饰物，既像通天的卷云纹，又像长有羽饰翘尾卷角势欲腾飞的夔龙状，显得无比怪诞诡异，为这类揉合了人兽特点的硕大纵目青铜人面像增添了煊赫的气势和无法破解的含义。北大考古文博院副院长孙华先生根据三星堆不同类铜像间眼睛的差别来区分通向的身份，将它们分为三种类型。眼睛的瞳孔如柱形突出于眼球之外的这一类是神而不是人;眼睛中间有一道横向棱线，没有表现瞳孔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人;眼睛中或有眼珠或用黑墨绘出眼珠的才是普通而真实的人的形象。三星堆的铜人像很多都没有瞳孔，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但是对于这些人像为什么不表现瞳孔，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根据民族志的材料，许多民族的神职人员在通神做法的时候，往往要服用某些令人致幻的药物，凭借这些药物的力量达到，他们是一群很特殊的人，掌握着较高的文化，但是眼睛是失明的。难道在三星堆王国的神圣阶层中，果真有一群瞎子吗?这仍是个。　　
青铜立人像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立人像，身高1米7左右，连座通高2.62米，重180公斤，被尊称为“世界铜像之王”。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迄今为止，在国内出土的商周文物中，尚属首例，因此被誉为“东方巨人”。大立人青铜像的头顶花冠的正中，有一个圆形的代表太阳的标志。从它所在的位置看，这个大立人像也许就是代表太阳神在行使自己的职能，也许他本身就是太阳神的化身。这是太阳崇拜的直接表现。青铜大立人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长有这般躯体的人。也就是说，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在孙华看来，那么粗那么大的手，那么细的身体，那么长的脖子都无法和现有的人种联系起来。只能把它解释为一种艺术造型，一种抽象、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这是古蜀人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历史研究所所长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像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中。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陈显丹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图腾似乎笼罩了整个三星堆文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鸟及鸟形器，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一直被考古界认为是先王蚕丛的写照，近来，四川教育学院教授龙晦先生认为，纵目面具代表的其实是人鸟合体的一种正式表现形式，面具两个尖尖的耳朵是杜鹃鸟的两只翅膀。它的勾啄般的鼻子则象征它是鹰隼一类的鸟。古蜀国的第二代王叫鱼凫。凫就是鸟，具体指的是水上的鱼鹰。距离三星堆遗址很近的地方有一条大河叫鸭子河;也有人认为，花山岩画中也有关于鱼鹰及鸟的绘画，且特别大而显眼，显示了它的重要性，故鱼鹰崇拜与骆越文化中的三界观有密切相关，古时没训化的鱼鹰也许能飞，因此它代表一种可“上天、下地、入水”的三界之神。现在，依然有打鱼的人在这条河上豢养鱼鹰，广西、云南等地也多处有之。这种能战胜鱼的鹰也许在远古时代被人们仰慕，所以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中，可以看到许多和鱼鹰或者和鸟类似的造型。　　
青铜太阳轮
青铜太阳轮青铜太阳轮形器恐怕是三星堆出土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大多数人们认为它是“表现太阳崇拜观念的一种装饰器物”，也有人认为它是与古骆越文化之花山壁画中的太阳轮图形极其相似。然而众所周知，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制造四道、六道、八道或十二道芒的饰物不是更美观简洁吗?为什么三星堆人要舍简求繁?要知道，在测量技术还很落后的时代，要将圆周等分成五等份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或许又与骆越文化中大自然的三界观演变为五行观，即人们常说的“三界五行”“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等成语的文化根源。考古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应该是一种盾的装饰物。它是一种舞蹈仪式进行时的一种法器。它上面的花纹可以表示它是代表太阳，但是不排斥它本身是一种干或者盾的这种判断。　　
大约在3000年以前，三星堆的工匠们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复杂的项目中包括制造许多颗青铜树，耗资之大足以伤及国力。三星堆的人们相信他们祭祀的场所一定是世界的中心。神圣的树木耸立起来的时候，膜拜的人们实现了天与地的沟通。公元1986年8月，四川省的考古者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发掘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人们在重新修复它们时，仅能比较完好地恢复一件，即一号大铜树。一号大铜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根状的斜撑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三层树枝，每一层三根枝条，全树共有九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三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四个横向的短梁，将一条身体倒垂的龙固定在树干上。在世界所有考古发现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都称得上是一件绝无仅有极其奇妙的器物。一号青铜神树分为3层，树枝上共栖息着9只神鸟，显然是“九日居下枝”的写照，出土时已断裂尚未复原的顶部。传说远古本来有10个太阳，他们栖息在神树扶桑上，每日一换。复原后的青铜神树上残留着9只鸟，神树的最顶端却没有神鸟。推测还应有象征“一日居上枝”的一只神鸟，同时出土的还有数件立在花蕾上的铜鸟、人面鸟身像等，很可能其中的一件便是那只居于神树上枝的铜鸟。三星堆的二号铜树仅保留着下半段，整体形态不明，下面为一圆盘底座。三条象征树根的斜撑之间的底座上，各跪有一人，人像的双手前伸，似乎原先拿着什么东西。能够复原的树干每层伸出三根树枝。它的枝头有一长一短叶片包裹的花蕾，其后套有小圆圈，与一号大铜树基本相同;但枝条的主体外张并且上翘，鸟歇息在枝头花蕾的叶片上，这却不同于一号大铜树。这两颗大铜树体量巨大，尤其是一号大铜树上还有龙盘绕，它们应当不是普通的树木，而是具有某种神性的神树。神树在中国的古代神话传说中不止一种，例如建木、扶桑、若木、三桑、桃都等。曾经在三星堆的天空中伸展的青铜树更接近以上的哪一种神树呢?学者们对照相同的文献，得出的却是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企图在古籍与神话之中寻求答案。很多学者都认为它们代表扶桑和若木，是古蜀人幻想成仙的一种上天的天梯，这种天梯是同太阳所在的地方相连接的，在东方叫扶桑，在西方叫若木。而有些学者认为，三星堆发现的青铜神树可能是建木或者和建木有关。英国学者罗森在《古中国的秘密》一书中写到，三星堆的青铜树使用了贵重材料，即用青铜来铸造，也许是暗示了它所表现的是人世以外的一个非物质的世界。三星堆大铜树以树的躯干、鸟、花和神树之上供人们想象的太阳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通天的主题。在青铜树的枝干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些用以垂挂器物的穿孔。考古者从三星堆的器物坑中发现了一些小型青铜器件。这些由青铜制作的发声器也许是悬挂在铜树上的。3000年前，当风吹过三星堆的时候，整个王国的人们都可以聆听那些由金属的摇曳和碰撞奏出的音乐，那一阵阵清脆的声响证明着一个伟大的青铜时代在四川盆地达到顶峰。现在的疑问是，如此巨大的青铜神树会由于重心的上移而倾斜，现在看到的复原青铜树是由几条钢制缆绳斜拉固定的。空心的青铜树干里面也是用钢管加固支撑的。有学者认为这棵青铜神树如果全部按原型组装竖立起来，原来的三足底座根本无法承受其全部重量。由此推测这棵青铜神树应该是为一次大型祭祀而临时铸成，而不是作为长期陈列而设置的。用青铜铸造许多颗带有神意的树木在当时是要下很大的决心的，因为那是一项十分庞大复杂的制造过程。从青铜神树的铸造过程来看，三星堆的工匠们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手段，目的仿佛是完成一批不朽的祭祀礼器。但是，如果“一次性使用”的猜测成立的话，我们会问：当时的工匠们在制造这批作品之前，知道作品在完成后即将被焚烧、损毁和掩埋吗?如果知道，却仍然消耗大量的精力，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细节都孜孜不倦?也许，神树的制造者认为“制造和完成”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依照祭祀的终极仪式“彻底砸碎”，才算真正“完成”!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当人们发现它们时，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难道他们是外来的产物?段渝认为：全世界用杖代表权力的传统首先是在西亚发生的，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西亚的权杖产生以后，向西传播到埃及，后来是古希腊继承了传统。还有从艺术角度来看，这几大文明它都是相似的，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比如说近东它向埃及发展，然后向南亚、向印度发展，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化因素，我们中国在这个一长列的文化序列里边，在年代是处于比较晚的。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三星堆的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的身份，就跟那些最大的铜像，它用铜作为整个人的脸面一样，这种用黄金来表现除了眼睛、眉毛以外的皮肤这些部分，可能是要说明这个铜人头像具有不同于其他人头像的。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这支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蜀王的权杖。一种观点认为，金杖是古蜀神权政治领袖集王权、神权、财富垄断权为一体的标志，象征古蜀王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杖与神树同义，均为古蜀人的神树崇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从2000年12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2001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四川盆地尚是一片荒蛮之地，其时当地居住着两个大的族群：东南部的苗蛮族和西北部的羌人。根据古羌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他们到达现在的成都平原之后，曾与当地民族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华?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最近在越南北部的考古发掘，认为蒯洞遗址、义立遗址等几处古代交趾的冯原文化遗迹与三星堆文化应该有传承关系。公元前317年，秦军入蜀，破蜀都，俘蜀王。蜀王子等数万人携家南逃，不知去向。此是否有历史因缘?　　
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中国古玉漫谈》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包括玉戚、玉冒、玉墩等。以“秘”相连，即成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和柄尾的完整玉器。作者说：“这些特殊的玉器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至少说明，中国之权杖，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同时，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祭祀坑”出土的金杖，似乎也有区别。因为，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国的君王，认为是它的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亦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赐太师灵寿杖。”蜀山氏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至今，四川剑门藤杖，仍驰名中外。我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礼记·曲礼》：“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鄙人孤陋，也还见刀杖、枪杖呢!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如果“权杖”不是三星堆唯一的现象，外来之说，就更值得商榷了。其实，“权杖”最早也不是出现于西亚。在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的洞穴艺术中，就有用骨头或的“权杖”(见理查德·得基《》中译本第81页)。若说蜀人金杖是西亚金杖的“采借”，第一，无古文献可考。第二，蜀土无西亚古文物佐证。再以实物比较，三星堆的金杖，既不同于西亚古代国王须臾不离的短金杖，也不同于所执那种细长齐肩却无杖首的权杖。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深入地进行研究。徐中舒先生在《古史传说与家族公有制的建立》中说：“经过长期发展，夏人分为两支，一支姜姓民族，这是周朝母系的祖先。一是羌族，后来变成了留居于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与(戈基人)融合，其一支发展成蜀山氏。已知使用铜刀，则在蚕丛氏阶段(见任乃强《四川上古史初探》)，又经柏灌、鱼凫，至杜宇一系从昭通返回，带回更为成熟的冶炼和，在与土著濮彝等族的融合过程中，建立了真正的蜀国。因此，用金杖象征这种新的权力。我们再细致地研究一下出自一号祭器坑的这支金杖。它全长1.42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是，我却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而现在，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氏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第三组，从顺序看，是先鸟而后鱼。也难解读成鱼凫。所以，肯定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我有幸到云南丽江地区，对纳西族所特有的东巴文化，作了些十分粗疏和表面的了解。从参观中，我得知：源于古氐、羌群的纳西族先民，就有使用“灵杖”的风俗。从先期的“卜杜”(相当于巫、祝或巫、史)到其后的东巴(相当于士或祝官)在祭祀活动中，都要用灵杖，而这种法器，只有大东巴才能使用。《东巴文化艺术》一书，印有五种灵杖头的照片，杖头分节刻有神像、佛像、神兽、花卉及等。我们知道，东巴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但就其本源来说，仍是古老的巫文化为其主体。灵杖既然长期存在于纳西族人民的生活中，而纳西人又是氐、羌民的一支。那么，在神权和王权合一的上古时代，金杖是古蜀人所固有的法器，似乎可以算作又一旁证。还有，西藏古格王朝，也有“权杖”的记载(见张建林《荒原古堡》)。用杖象征权力，良渚文化和吐蕃文化中都有此先例。用杖象征神威，东巴文化今仍如此。金杖出现在三星堆，有其历史渊源。我们没有必要把这种光荣送给洋人。附带要说的是，关于上古时代，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除金杖外，还有金面罩、金虎饰、金璋形饰，金“竹叶”，四叉形器等等。它的特点是全用金箔，说明对金的延伸性已经有很深的了解。我们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也参观了馆藏的金器，有金柄铁剑，各种形制金带钩等，其制作时间大约在春秋时代，并且都为铸造器皿。而金箔的使用，应该说比铸造更为先进。所以，研究三星堆的金器，还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东北角，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广汉城西鸭子河畔，南距成都40公里，北距德阳26公里，是我国一座现代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于1992年8月奠基，1997年10月建成开放。馆区约530亩，第一展馆面积4200平方米，第二展馆面积7000平方米，游客接待中心建筑总面积2600平方米。三星堆博物馆集文物收藏保护、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多种功能于一体，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实施管理，集中收藏和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玉石器、金器以及陶器、骨器等千余件珍贵文物。三星堆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器造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6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流光溢彩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为博物馆基本陈列，凡8个陈列单元。陈列充分运用各种现代，通过精心的空间组合，深刻发掘文物内涵，追求陈列内容科普化与陈列形式艺术化的完美结合。该陈列荣获首届全国文博系统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博物馆主体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为一体。馆外环境布局巧妙，匠心独具，园内绿草如茵，湖光岛影，充分体现了博物馆“馆园结合”之特色。三星堆博物馆以其文物、建筑、陈列、园林之四大特色，成为享誉中外的文物旅游胜地，是四川的五大旅游景区之一、首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世界首家同时通过“绿色环球21”与ISO认证的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馆区占地面积约530亩。该馆从外观造型到内部陈列都突破了传统的格局，力求在内容设计与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在保证严谨学术性的前提下，追求知识性、观赏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使观众在进行历史巡礼的同时得到一种现代感受和美的享受。其中，馆体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融原始意味和现代气息为一体，力图表现三星堆文化的苍古雄浑及三星堆文明的博大精深。同时，馆外环境布局巧妙，匠心独具，配置有气势恢宏的仿古祭祀台和供现代文体活动的大型表演场;有古典风格的附属建筑群和功能齐全的餐饮娱乐设施;有绿茵如毯的草坪、宽广明丽的水域湖面、造型别致的假山、古拙质朴的水车;还有供孩子们嬉戏游玩的儿童乐园……小桥流水，湖光岛影，古树奇葩，花香鸟语，四时风物，尽呈眼底，将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现代休闲的轻松巧妙融汇，古文明的优雅与大自然的抚慰浑然一体，达到博物馆高品位、高起点、文化性、科普性的一致效应，使观众在观赏了雄奇壮伟的三星堆文物之后，亦能领略川西园林婀娜多姿之秀色。　　
第一展馆展线长逾800米，以《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陈列》为主体内容，全面展示三星堆遗址及遗址内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出土的陶器、玉器、骨器、金器和青铜器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具有世界影响，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且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在震惊世界的5-12大地震中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博物馆建筑、设施、文物等严重受损。所幸博物馆主体建筑设计合理(三星堆博物馆主管设计曾获得鲁班奖)，质量过硬，未出现建筑倒塌。为了防止唐家山堰塞湖决堤，危及到绵阳市博物馆中心库房库存的25000余件文物，绵阳市文物局将其中的212箱、6091件文物(其中珍贵文物4228件)紧急转运到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存放。一年后，这些寄存文物告别了三星堆博物馆返回绵阳。日前，三星堆受损文物尚在修复中，修复过程进展顺利。　　
四川当地某报连篇发出关于三星堆的惊人言论，诸如“有关专家向本报独家披漏三星堆——外星人杰作”;“三星堆杂交文明”等等，而且总在文章中注上据张继忠、赵殿增、陈德安和段玉等专家透漏。今天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馆长张继忠先生突然找到记者，说该报连篇发出的东西纯属子虚乌有的胡编乱造，他们提及的专家根本没有接受过该报的采访，更没有提到上述骇人的观点。他本不愿意出面干涉媒体发表自己的言论，但现在种种言论的好像都出自专家们的口中，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关于三星堆及该报的种种观点，他不得不代表三星堆的考古专家及工作人员出面做一个澄清同时做出严正声明。以下是声明全文：日，中央电视台《——直播中国》栏目对三星堆进行现场直播。与此同时，众多的媒体也在关注三星堆，这对于宣传三星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四川当地某报接连刊登个别记者违背客观事实、曲解被采访者原意、不负责任的报道，甚至把从未接受过采访的专家学者搭上进行错误的报道，致使相关专家、我本人的个人声誉以及三星堆博物馆的声誉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造成了不良影响。实在是有违一个新闻从业者的基本准则，为了澄清事实，现作如下声明：一、本人从未对任何媒体记者“披漏三星堆出土文物与外太空神秘宇宙有着密切联系”之说，更没有说过“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杰作”、“目前研究已有新的重大突破，发现了许多有利证据”、“专家共同研究后一致认为三星堆文明与外太空有密切联系”、“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论证”等等。这些言论纯属缺乏常识的无中生有，哗众取宠。请问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何在?考古工作是一们非常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它需要文物和文献的双重论证，决不容许没有充分依据的胡编吓侃。我所结识的几位学者都是非常严谨认真、颇有造诣的专家，这些无稽之谈更不应该随便栽在他们身上。三星堆作为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中原文化及周边诸文化对它有很大影响，虽然三星堆文明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但它也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一支，绝对不是什么外星人的杰作。二、个别记者的惊人提法三星堆是“杂交文明”，不知道缘何而来?这种观点实在是闻所未闻，我本人也不会同意此说。更加可气的是“三星堆有可能是来自其他大陆的'老外’”这一毫无根据的言论安在了三星堆工作站负责人陈德安先生身上，陈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专家，根本不可能发表这种哗众取宠的言论。该报的消息发布后，引起了的关注，并从北京打来电话质问陈德安，陈先生随后打来电话问我，是谁这么不负责任?!该报的这种无稽之谈已经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古史传说中，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岷江上游地区是蜀人最古老的居住地之一。据研究分析，很早以前一支蜀先民部族顺岷江山地河谷南下，进入成都平原，与当地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形成了蜀族最早的一部。从族蜀关系上看，几代蜀王大抵蜀氐羌系，除此之外，还有巴人及荆楚民族、西南少数民族和越民族等，正像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构成一样，也是多民族的统一体，而非什么“杂交文明”和“来自其它大陆的‘老外’”。三、个别记者错误地报道三星堆金丈上有七个神秘符号，接二连三的张冠李戴，实属不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位记者没有看过相关的资料，或是不了解情况，他刊出的七个符号没有一个是刻在金丈上的。三星堆出土的陶器、陶片数以万计，但只在少量陶器上发现了七个图符，三星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可识读的文字，这七个图符是否就是早期的雏形文字?三星堆当时是否已经产生文字?而晚期蜀文化著名的“巴蜀图语”，是否已经是更为成熟的蜀地文字呢?这些都颇有争议，是尚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星堆旅游
为方便游客前往三星堆游览，在日三星堆博物馆管理中心在成都开通旅游直通车，旅游淡季每天一班，发车时间每天早上指定地点上车，都需要提前预订;旅游旺季根据人数多少，可以开发多班。　　
成都汽车客运总站乘坐前往什邡的长途客车，中途在三星堆下车，车程约1个小时，票价为6元。自驾：可走成绵高速公路，沿途经过德乐大件路到达广汉。三星堆遗址离成都市区非常的近，自高笋塘、梁家巷等处乘汽车至广汉，再换乘中巴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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