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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7-2615-07-2615-07-2615-07-2615-07-2515-07-21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对二战时期劳工案的赔偿
&&&&据《日本时报》报道，近日，日本地方法院裁决，赔偿15名二战时受害的韩国劳工4500万日元。此案是集体诉讼案，原告是80名韩国人，他们本人或亲属在二战期间被日本抓紧去做劳工。1945年战争结束后，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韩国人乘轮船返回韩国，途中遭日本军队轰炸，船上524名劳工遇难。幸免遇难的劳工和死难者家属后来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要求30亿日元的赔偿。但是，日本法院的判决认为，得到赔偿的15名韩国人，确实能证明当时自己是船上的乘客，而其他的原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在船上，或者是受害人的家属。
&&&&“花岗惨案”日方要求和解而非赔偿道歉
&&&&抗日战争随着日本战败结束后，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法庭先后接到了60多个控告日本战争罪行要求赔偿的案子。此案只是其中之一。据报道，这60多个案例，绝大多数不是败诉，就是处在冗长的司法程序当中。另外一个原告得到部分赔偿的案子，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花岗惨案”。日本东京高等法庭去年底判决，“花岗惨案”中的中国原告可得到5亿日元的补偿。1945年春夏之交，日本秋田县花岗为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挖矿的986名中国劳工，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和生存条件以及残酷的虐待，发生了暴动。《日本时报》报道说，中国劳工杀死了五名日本监工，而日本人报复打死了113名中国暴动劳工。不过，据中国中新社报道，暴动被镇压后，遭到杀害和被迫害至死的中国劳工，有418人。
&&&&1995年6月，花岗中国劳工大队长耿淳和十一名生还劳工向东京法院提出起诉。历经五年，日本法院做出了“庭外和解”的裁决。鹿岛建筑公司在裁决前发表声明说，战争期间劳工环境十分艰苦，“尽管本社诚心诚意予以最大限度照顾，还是出现许多人因病亡故等不幸之事，对此，本社一向深感痛心。”鹿岛建筑公司还说，近年来，部份中国劳工起诉追究本社责任，一审遭到法庭驳回，日本高院建议和解。“本社在不承认诉讼内容法律责任前提下，进行了和解协商。鹿岛建筑公司认为，他们只是拿出法院建议的金额，建立一个“花岗和平友好基金”，而这一基金，并“不含有补偿和赔偿的性质”。
&&&&“和解协议”掩埋罪行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日本索赔的北京学者和企业家童增认为，日本应该向中国支付1800亿美元的民间受害赔偿。童增是北京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毕业，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最积极的活动人士和代表，他曾发表“万言书”，历数日军之残暴。他认为，‘花岗和解’，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童增说：“当时，案子败诉了。两年前，上诉也被驳回了。当时美国方面发起了对日索赔，日本律师提出庭外和解，给了鹿岛一些钱，案子在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
庭外和解内容，很多劳工家属不清楚，有蒙人的感觉。最主要是，日本企业不承认当时的责任，而且规定原告今后不能再提出其他方面的诉讼。”
&&&&浙江教育学院退休数学教授高雄飞，在日本侵华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断一只胳膊。他也聘请律师，向日本政府提出起诉。他是六十多个案子当中，唯一以“大轰炸受害”人的身份提出起诉的。高雄飞谈到日本对“花刚惨案”的判决，非常气愤。
&&&&高雄飞说：“其实，花岗事件这样解决，对中国人来讲，是一种耻辱，因为这种‘和解协议’把指控日本企业的罪行，全都一笔抹煞了。对他们应该承担的罪责，一点都不承认，而且也不叫赔偿，好像是做好事，可怜中国人。”高雄飞教授说，日本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倾向中国的战争受害人的。这是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高雄飞教授也是1995年在日本法庭提出起诉。1999年9月，一审败诉，他随即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还在审理当中。高雄飞说，他并不期望能得到多少赔偿，主要是要伸张正义，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中国人民要求日方认罪谢罪
&&&&美国华裔教授吴天威和朱永德发起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筹备委员会对“花岗和解”提出严词批评说，鹿岛公司以富豪资本家心态，给花岗受害者一些施舍，不仅污辱了受害人及其家属，也污辱了整个中国。
&&&&“花岗案件”的判决，在中国一些网站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原告代表花岗中国劳工领袖耿淳的儿子耿宇硕也发表文章，对这个“和解协议”表示抗议。但是，“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跃，发表长篇文章，认为，“花岗和解”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胜利成果。林伯跃说，从 1990年开始同鹿岛公司展开谈判以来，中国受难者的目标就是，以鹿岛的认罪、谢罪为前提，986名受难者事情一起解决。而最后的裁决，鹿岛接受了全体解决问题的方案，赔偿金额从6050万提高到了5亿日元。全体人员的同时解决，是日本战后历史上第一次，尽管是政治上的妥协，但收获是很大的。
&&&&林伯跃说，就“和解”的内容来说，用中国人的感情和期待的尺度来衡量，确实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必须了解，通过“和解”，中国受害人获得了一项不可多得的成果。林伯跃说，它对今后的战后补偿诉讼斗争，带来了一线希望。
&&&&美国之音日日本三菱高管:将向二战期间中国劳工道歉并赔偿|三菱|二战劳工|中国劳工_新浪新闻
　　当地时间日，日本东京，三菱综合材料外部董事冈本行夫与外国记者对话。（图片来源：美联社）
　　中国日报网7月23日电(信莲) 据美联社22日报道，继向美国战俘道歉后，日本三菱集团子公司三菱综合材料，希望有机会向英国、荷兰及澳洲的二战战俘致歉，并希望与被强迫做苦工的中国工人达成和解。
　　三菱综合材料外部董事冈本行夫(Yukio Okamoto)向国外媒体表示：“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会做出同样的道歉。其他公司如何处理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是其中一间劳役战俘最严重的公司，所以必须道歉。”
　　“就个人而言我最同情中国的苦工，我想我们需要道歉。”冈本称，他知道中国苦工想获得赔偿，正尽最大努力与他们达成和解。
　　二战时日本将大量战俘送回国做苦工，三菱集团涉及其中六个战俘营，共囚2041人。三菱综合材料多位高层包括冈本行夫，早前飞到美国洛杉矶，向当年被迫做苦工的900名美军战俘致歉，是所有涉及劳役战俘的日本大财团中最先站出来的。
　　冈本对韩国人也被迫劳役这一说辞解释称，他们的法律情况有所不同，日本于1910年对韩国进行殖民，所以严格来讲，韩国工人在法律上是以日本公民的身份被派以任务，而所有日本人在1938年都有工作动员。
(原标题：三菱高管：将向其他二战受害国致歉并赔偿中国劳工 - 中文国际 - 中国日报网)
编辑：SN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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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高密市火车站旁的凤城宾馆16日迎来山东各地的100余名二战劳工及劳工遗属。当日，他们代表被掳日本的上千名劳工在委托起诉授权书上签字，启动对日本三菱公司在华机构的民事诉讼，寻求公平合法的战后赔偿。这是中国劳工首次在国内集体对日企业提起民事诉讼，同时首次实现了对日诉讼适用中国法律和由中国代理。闻讯而来的上百劳工及遗属挤满了宾馆二楼的小会议室，由6名劳工和遗属代表在民事起诉状上签字，并按下红手印，随后劳工代表将诉状递交给委托。这份状告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和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的起诉材料翌日将由受托的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律师送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标志着近二十年间，中国劳工在日本通过法律途径向日本政府寻求赔偿未果之后，以日本企业为诉讼对象争取法律救济的努力正式启动。60多年前，位于胶济沿线的高密沦为日本企业掳夺中国劳工的重灾区之一，大量山东籍劳工被三菱材料公司从高密火车站装上闷罐火车沿胶济线至青岛，再被强掳到日本工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期间不少人受尽折磨。三菱材料公司是二战期间众多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企业中的一个。资料显示，1937年日本发动，至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中国共有近4万名劳工被强行抓到日本做苦役，期间一些人受尽迫害，致约7000人死亡。此间，日本共有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点强掳和奴役了中国劳工。签字仪式上，劳工与去世劳工遗属在民事起诉书中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公司赔偿包括原告代表人在内的受害劳工及遗属每人10万元人民币，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书面谢罪并深刻反省，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受托律师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执行、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强说，在过去十几年的对日索赔诉讼斗争中，均是在日本国内提起的，其诉讼代理人也均由日本律师担当，按照国际法规则，中国律师一般只能作为辅助人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以此表示支持与助威。傅强在签字仪式期间向新华社记者展示了已在日本公开的近4万名二战中国劳工的花名册复印件，作为见证那段的确凿证据。“那是段痛苦的经历。在日本挖矿要下到井下3里深，每天早上6点下井，晚上6点才能出井，工作期间只给两个小窝窝头和橡子面饼。当时北海道天很冷，我只穿一件小褂和一条单裤。”1944年被三菱掳至北海道的劳工王告诉记者。来自山东高密的劳工遗属代表说，他的爷爷被三菱公司掳至日本国内的一个煤矿，从事了2年繁重的劳役，爷爷的遗愿就是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希望这次诉讼能够成功。傅强表示，在二战结束近二十年间，广大受害劳工经历了在日本国内的数次诉讼失败后，在中国国内首次提起索赔民事诉讼实为无奈之举。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受害劳工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但日本受理的多起诉讼案无一胜诉。但包括日本法律专家在内的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此前的败诉并不等于失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辛崇阳说，这些对日诉讼案仍推动了对日索赔的进程，诉讼通过日本法院对及企业在战争期间的暴行进行了审判，推动了通过司法程序促使对日索赔走向政治解决，推动了日本特别立法解决对日索赔问题的进程。对于日本方面最终判决中国劳工败诉的诸多根据，辛崇阳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并未放弃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权。他同时指出，针对二战的民间索赔胜诉并非没有先例，此前针对德国等的民间索赔胜诉案例可为日本提供参考，而以法定索赔权20年的请求时效已过为由判中国劳工败诉有违法律公平的意义，因为二战期间日本及部分企业的犯罪事实的确存在。时至今日，尽管诉讼案接连败诉标志着对日诉讼大门已经紧闭，但中国各地民间对日索赔努力并未停止。近两年来，中国劳工与个别日本企业通过谈判达成和解让人们看到了通过另一种方式争取索赔的希望。去年10月和今年4月，曾强掳中国劳工的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原西松组）先后与“县安野电站中国劳工诉讼案”和“新潟县信浓川水电站中国劳工诉讼案”原中国劳工及其遗属代表实现和解，承认强迫中国劳工做苦役的事实，向及其家属谢罪，并分别支付2．5亿日元和1．28亿日元的赔偿。中国被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说：“日本企业态度转变，主动承认历史并承担责任，为解决中国劳工索赔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傅强表示，这次中国受害劳工起诉日本三菱材料公司的下属企业，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能通过诉讼手段，进一步督促日本三菱材料公司更积极的重视广大受害劳工的索赔问题，加快解决步伐。傅强认为，在中国国内状告日本企业在华机构，无论是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还是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均是合理的，无不当之处。他说，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和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虽然不是当年的加害企业，但与设在日本总部的三菱材料公司具有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是法律主体的自然延伸。广大受害劳工作为原告当事人，以烟台三菱水泥公司和三菱商事（青岛）公司为被告予以起诉。很多劳工已不在人世，历史见证者越来越少，目前能找到的健在劳工仅有千余人，年龄最小的也在80岁以上。作为一名去世劳工的儿子，刘焕新说，“三菱是知名企业，如果问题得以解决，会触动日本其他企业和政府层面。为二战劳工争取真理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用公正的结果告慰逝去的人，让活着的老人安度晚年。”------------------昨天（16日）下午，山东高密凤城宾馆一间小会议室内，几十位山东受害劳工以及近200名受害劳工的遗属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山东受害劳工起诉日本三菱公司山东企业授权委托书签字仪式在这里举行，今天上午10点，诉状将被送至省高院，这是我国受害劳工对日诉讼日本方面大门关闭之后，首次在国内提起诉讼。诸城、昌邑、昌乐、胶南、寒亭、平原、平度……昨天下午，40平方米的会议室，从2岁的幼童到耄耋老人，200余名山东受害劳工以及受害劳工的遗属，从这些地方汇集到一起，让这个小小会议室暂时“升温”，好多人都没有座位，在接下来1个小时的时间里，场下鸦雀无声。从这些朴实的面孔里，可以让人体会到什么是坚持、什么是团结和毅力。在二战中，为填补日本国内战时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与有关企业在1943年至1945年期间强掳了大约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强制做苦役。两被告设在日本的总公司即三菱材料公司作为当时的加害企业之一，在二战期间与日本政府共同把2709名（包括转包的一共3562名）中国劳工强掳到北海道美呗矿业所、大夕张矿业所、秋田县尾去泽矿业所、县胜田矿业所等9个工地，强制中国劳工做苦役，其中山东省籍的被掳劳工共有1000多名。这些被掳劳工在三菱材料公司做苦役期间，受尽了非人性的凌虐，每天从事超负荷、超劳动强度的挖煤、凿矿等非正常工作，再加上三菱材料公司各种严酷的无理惩罚、打骂冻饿，使许多中国劳工客死他乡，侥幸生还者也大都是遍体鳞伤、身患严重疾病。二战结束后至今，日本政府及有关企业（西松建设公司除外），对中国劳工既不赔偿，也不谢罪。三菱材料公司对强掳到其公司的中国劳工所进行的非法奴役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两被告虽然不是当年的直接的加害企业，但是作为当年加害中国劳工企业之一的且具有主体上隶属关系的下属企业，被告与三菱材料公司是具有法律上的“血缘关系”的，是三菱材料公司主体的自然延伸，因此，其也应当对三菱材料公司的历史罪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6名受害劳工及其遗属代表山东1000多名受害劳工签署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对日本三菱公司山东企业的索赔事宜。据悉，今天，我省受害劳工以及受害劳工遗属将正式起诉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和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000余名受害劳工及遗属每人10万元人民币，共计1亿元人民币。同时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向山东受害劳工以及遗属书面谢罪并深刻反省。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这次是为解决历史问题探路“山东率先在国内诉讼，现在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受害劳工联谊会执行会长刘焕新说，目前健在的受害劳工大多已到了耄耋之年，年老多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受害老人去世。刘焕新说，二战期间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受害劳工有4万多人，目前依然健在的只有1000多人，山东有300多人。“我今年也67岁了，还能忙活几年？”言语中显现沧桑。“山东打第一枪，是为解决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探路。”刘焕新说，二战期间，日本35家企业曾经强掳劳工，除了西松建设去年给受害劳工一定经济补偿，花岗鹿岛建设公司和解，还有33家日本企业没有给受害劳工一丁点赔偿。“越搞这个问题，我感觉我的压力越大。希望大家都支持我，给我力量！”刘焕新一句话，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旅日华侨林伯耀：完成历史清算才能展望友好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共同代表、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生，30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受害劳工同胞讨公道，昨天他并没有来到现场亲眼见证这个历史时刻，而是从日本发来了贺电。林伯耀说，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把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强掳到日本本土，强迫他们做奴役劳动，许多人在去世了。“如果不能治愈这个历史的伤痕，如果不能完成中日之间的历史清算，是无法巩固中日友好的基础的，也无法展望世代友好的未来。”中国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执行团长傅强：起诉不为钱,是为挽回尊严为何起诉三菱山东企业？因为有“血缘关系”傅强告诉记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受害劳工“花冈事件”得以解决的首次突破，到2007年的刘连仁受害劳工索赔案件在日本最高法院的最终裁决，中国受害劳工在日本所提起的十余起维权索赔案件，均以败诉而告终。尤其是刘连仁对日索赔案的最终败诉，标志着在日本国所进行的诉讼大门已被无情关闭。记者了解到，在过去十几年的对日索赔诉讼中，均是在日本提起的，其诉讼代理人也均由日本律师担当，按照国际法规则，中国律师一般只能作为辅助人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以此表示支持与助威。“今天之所以能在中国国内提起民事诉讼，首先是因当年的加害企业——日本三菱材料公司在山东省设立了下属机构与分公司，这便给广大受害劳工从法律角度找到了诉讼对象与途径。”傅强说，此次所诉的烟台三菱水泥有限公司和三菱商事（青岛）有限公司虽然不是当年的加害企业，但这两个公司与设在日本总部的三菱材料公司具有法律上的“血缘关系”，是法律主体的自然延伸。因此广大受害劳工作为原告当事人，以三菱水泥公司和三菱商事公司为被告予以起诉，无论是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还是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均是可以依法进行的，并无不当之处。起诉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挽回尊严傅强说，去年年底，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在日本最高法院的诉讼活动结束之后，以和解为原则，与中国劳工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主动赔偿了2.5亿日元。此次中国受害劳工起诉日本三菱材料公司的下属企业，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希望能通过诉讼手段，进一步督促日本三菱材料公司更积极的重视广大受害劳工的索赔问题。“2005年刘连仁对日索赔案在日本地方高等法院二审宣判后，我在日本曾对日本记者及日本友人说过，千万别认为中国受害劳工到日本打官司是来讨几个小钱，如果是那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傅强表示，中国受害劳工之所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那时日本政府当局发动了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对中国受害劳工进行了奴役和摧残，这段历史不能忘却，不论诉讼结果如何，通过诉讼经过和维权进程，足可以向世人、向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向广大中日两国青少年进行教育和宣传，勿忘历史，远离战争，追求和平。“其所诉求的赔偿金额不能简单的看做是美元、日元、人民币等，诉求中含有民族尊严、讨回历史公道等含义，其政治历史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金钱本身。”对于官司的结果，傅强说“有70%的胜算”。傅强告诉记者，此次在中国国内，以中国法律为依据，针对日本三菱材料公司下属的在山东省境内的两个分公司所提起的民事诉讼，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在经历了日本国内的数次诉讼失败之后，广大受害劳工在中国国内首次提起索赔的民事诉讼，也实为无奈之举。我想，有日渐强大的祖国及亿万同胞做后盾，诉讼道路上的困难与阻碍是可以攻克的！广大受害劳工的诉求与心愿是能够实现的，而且一定能够实现！——傅强“受害劳工必胜”受害劳工及劳工遗属高呼：“受害劳工必胜”“劳工必胜！”昨天下午，高密凤城宾馆二楼会议室，200余名山东受害劳工以及受害劳工遗属，群情激昂。王：日本投降了仍奴役劳工王老人是在1944年9月被掳到日本去的。老人今年84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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