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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公司员工胃癌死亡 工作压力致死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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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员工郑杰在加班时突然倒地，50多天后因胃癌死亡。郑杰家属与戴尔公司在赔偿问题上发生争议，家属认定郑杰是“过劳死”，应属工伤；戴尔公司则态度强硬，断然拒绝。　　劳动部门的结论认定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其依据是郑杰发病情形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不符。而该条例第15条严格设定了时间限制：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据了解，《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中这个“48小时”的限定，在其立法时即已成为争论焦点。在遭遇具体案例后，其争议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在企业突然发病的员工，被确诊癌症，50多天后不治身故，他能否获得工伤保险？　　日，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结论，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前员工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　　郑杰，1978年生，牡丹江人。日他与戴尔（中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同年8月25日晚7时许，他在厦门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加班时腹部剧痛倒地。　　厦门中山医院当天诊断发现，郑杰肠穿孔后粪便溢出进入腹腔。同时，癌细胞也已扩散到全身而无法切除，病情已无法挽回。　　日，郑杰在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死亡。　　此后一年间，郑杰家属与戴尔（中国）公司在赔偿问题上发生争议，一场失败的官司之后，日，郑杰家属向厦门市工伤鉴定委员会申请视同工伤认定。　　“厦门至今没有因癌症死亡认定工伤的先例。”1月22日，厦门市劳动局工伤科科长连槛根对记者说。　　更正式的说法来自那份《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厦门市劳动局认为，郑杰“发病情形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不符，且无法判定郑杰胃部癌变的确切时间。”就此，日起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其立法时即已存在争议的第15条规定，遭遇具体案例的拷问。　　这个第15条规定的一个细则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问题在于，48小时零1分死亡者，为何就不能视同工伤呢？　　低分化浸润型转移腺癌　　“这种胃癌毒性大，常见于年轻人，病情发展很快，而且早期很难发现。”1月28日，厦门中山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罗琪对记者说。　　这改变了记者长期以来对癌症的认识。据介绍，25岁的郑杰的临床症状，准确表述应为“低分化浸润型转移腺癌合并肠穿孔”。根据戴尔公司提供的材料，日晚7时多，郑杰晕倒在员工入口处。　　保安李仲存将其扶到戴尔公司医务室，医生建议向120求救，保安李仲存遂打的将郑杰送到厦门中山医院。　　中山医院当晚9时35分的病历记录单显示，郑杰腹痛腹泻呕吐半个月，加重1天。　　次日的急诊手术记录显示，“腹内充血1000ml，下腹腔及盆腔带粪臭性腹水，盲肠前壁约一直径0.3cm穿孔，粪便溢出约20ml，回肠末段、盲肠、阑尾明显充血水肿。”　　罗琪正是这次急诊手术的主刀医生。他根据手术时的状况判断，郑杰患癌症应该是在半年前，中间曾出现发病迹象，到入院手术时，已是晚期。　　罗琪说，低分化浸润型转移腺癌发展到严重程度，即可导致肠穿孔。肠穿孔后粪便溢出，导致癌细胞大面积扩散，无法根本切除，可基本断定患者几无生还希望。　　大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据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显示，郑杰直接死亡原因为多脏器衰竭，引起死亡的疾病是“胃癌腹腔转移”。　　“这种病只能靠早期诊断合理治疗，晚期病人治疗效果不好。”罗琪说，胃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部分人会出现原因不明的厌食和消瘦，而大多数患者仅在上腹部出现深压痛，年轻人由于体质好，甚至没有症状。当临床症状明显时，病变已属晚期。　　罗琪介绍，胃癌只有胃镜才能明确检查出，我国目前的常规体检没有这一项，如要检查胃部情况，需要另做专门检查。　　一份专业资料显示，年轻人的胃癌常被戴上胃炎、溃疡病、消化不良的帽子，漏诊、误诊率高达27％，且恶性程度较高的黏液腺癌、低分化腺癌等所占的比例较中老年人多。　　据有关医学资料，胃癌致病有几种原因，胃部某些慢性疾患可以演变成恶性肿瘤，接触或食用致癌物质、水土不服、劳累等各种因素引起的免疫功能低下的人胃癌发病率较高。另有中医观点认为，饮食不节制和心情不佳是胃癌两大主要诱因。　　罗琪说，饮食的不规律性造成萎缩性胃炎、胃溃疡，成为都市白领的常见病，这同样与胃癌发病相关。而低分化浸润型腺癌在年轻人中常见，一个因素在于，年轻人的人体机能比较活跃，癌细胞扩散比老人快。　　“过劳死”之争　　郑杰家属坚持认为，郑杰死于胃癌，与他在戴尔公司期间工作压力过大、过于劳累有关。　　郑杰之父郑国有向记者引述了国际上对“过劳死”的普遍定义：一般认为，过劳死是因为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继而丧命。　　在亚健康状态下，患者免疫力降低，等于身体内部的防卫力量不足，小至感冒，大至癌症，都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目前国际上只有日本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巧合的是，家属对郑杰“过劳”的质疑，也集中在他赴日培训期间的经历。　　据家属介绍，1978年出生的郑杰，初中毕业后即开始参加自学考试，2000年，他成为大连外国语学院首届自考日语本科毕业生。此后进入位于大连的日资企业大连罗姆电子公司。　　2003年3月，经大连环球猎头公司运作，郑杰在大连市体检中心和戴尔公司指定的医院体检合格后，4月15日，与正欲拓展日本市场的戴尔（中国）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该公司一名员工。　　按戴尔公司的计划，郑杰应与一批同期录用者一起，赴日本接受当年从5月至8月的培训。根据《劳动合同》，他的职务是COC项目协调员，性质相当于销售员。　　由于签证原因，日，郑杰才飞赴日本，而此时，同批接受培训的同事已抵日一月有余。　　一位与郑杰同批培训的戴尔员工在接受厦门劳动局调查时曾表示，在日期间，工作时间以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为准，较为弹性。　　郑国有说：“郑杰比别人晚到将近40天，但回国的日期并没有延后。戴尔实行的是‘一人一岗’制度，每个人有固定的工作和学习量，郑杰必须将原来三个月的工作量压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完成。”　　郑国有还表示，郑杰是日语专业毕业，计算机知识有限，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学习任务，压力可想而知。“他从小就非常刻苦，在日本时经常给家里打电话说太累了，要学到深夜。”戴尔公司方面则倾向于将郑杰的压力归之于个人。　　公司公关负责人李正子虽承认加班对身体肯定有影响，但她说：“哪家外企不加班？没有人不让郑杰休息，关键是他自己对身体不重视，只能说非常遗憾。“　　戴尔公司前人力资源部经理王华否认郑杰在日本加班：“实习期间每天有6000日元补助，包括加班。加班要经理许可签字，如白天所学内容如果因本人原因无法掌握，其利用自己时间加强，不能算加班。”　　但郑氏家属认为，郑杰的过劳是一种客观存在。一位同期培训的戴尔员工证实了在日本培训“一人一岗”的说法，“没有人能够代替郑杰完成学习。”而戴尔公司律师也曾在法庭上说：“郑杰看到别人学习能力更强，使其睡眠严重不足。”　　是否延误病情？　　2003年6月底，郑杰赴日前，曾被告知带一些相应药品前往，原因是此前到达日本的同事发生了腹泻等症状，郑杰当时的笔记本记录了公司指定的药品名称。　　据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公司大连青泥分店的证明材料，日下午2时多，郑杰在该店购买了罗红霉素胶囊、诺氟沙星胶囊等消炎和治疗腹泻的药品。　　有证据证明，这批药费354多元此后在戴尔公司报销。据厦门市劳动局的调查材料描述，郑杰到达日本约一周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　　郑国有说，由于其他同事服药后好转，郑杰当时给家里打电话时说，他也被告知可以服用国内带来的药坚持一下。　　据厦门市劳动局的材料说，7月22日，郑杰到川崎病院就医，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呕吐症”，仅用药，无进行特殊治疗。8月18日后，这批员工陆续回国，郑杰和另一名同事被留下来作收尾工作。8月21日，郑杰病情加重提前回国。　　8月25日是星期一，郑杰病情再次加重，戴尔公司医师郭向红以痢疾的诊断开出病假证书，建议休息一天，但郑杰仍然加班至晚上7时多，最终发病。据此，郑家认为，郑杰由于工作量过大导致没有机会就医，造成了直接的病情延误。　　而戴尔公司则再次强调员工应对自己健康状况负责的观点，一位公关负责人指出，同事们也曾多次劝说郑杰去看医生。　　为获得更多郑杰在日病情方面的证据，日，郑家曾对戴尔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说明郑杰在日本的培训发病和治疗情况。　　当年11月23日的审理中，戴尔公司律师称，戴尔公司无从得知郑杰的患病细节，故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向郑家告知郑杰在日本时的患病情况。　　戴尔员工的工作压力　　员工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在知名跨国企业戴尔是否客观存在呢？　　戴尔公司律师在法庭上曾表示，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戴尔能提供比较好的薪水，直接导致许多员工为力保饭碗而频繁加班。　　戴尔公司大客户部一位员工说，戴尔的淘汰率非常高。两年合同期满后，如果没有升迁或者换岗，几乎没有续约的可能。外界盛传戴尔靠高频的新血液维持高增长，确实基本上都是员工炒戴尔的鱿鱼。　　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戴尔员工除了自聘部分，大量员工是从其他人才公司“租”来的，即员工各种关系均在其他单位，但人在戴尔工作，出了事均由其他单位负责，与戴尔无关，且盛传这些员工的劳动量比自聘员工还要大。　　厦门金网络公司承认与戴尔有这种“出租”关系，但其招聘人员拒绝透露戴尔外聘员工的数量以及劳动强度。“这是你应该问的吗？”一位招聘人员说。　　另一位戴尔员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正常下班。我们每月可以申报法律规定的最多36个小时的加班，给加班费，但实际加班时间肯定不止36个小时。”　　“大家都在加班，经理也很清楚。到月中统计时，自己填个表格报给经理，都会得到加班费。我不知道加班前要经理签字，因为几乎人人都加班。”这位员工说。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戴尔公司下午5时半正常下班，但每天六七时的班车是最挤的，因为这时绝大多数员工会在此时回家。而5点45分的第一班车和八九点的末班车，乘坐者最少。　　“很多人把戴尔当跳板，因为戴尔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和国际背景对员工将来跳槽到其他外企很有帮助。”一位戴尔员工说。　　郑国有说，戴尔公司有“全部时间、最大能力、所有精力完成工作”的口号，其子郑杰在日本培训期间，正是履行公司要求，发病后一直坚持工作，只盼早日学成上岗，回国治疗。　　48小时标准　　郑杰死亡后，得到了保险公司10.5万元的寿险赔偿，约13万元的医疗费用也由医保支付。　　按戴尔公司的说法，公司为员工购买了一系列商业保险，保障相当完善。“我们的保险比一些国内大型企业都齐全得多。”一位公关负责人说。　　但在日对戴尔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家属还提出了丧葬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14万多元的赔偿要求。戴尔律师认为，郑家不得就同一损害获得双重赔付，因郑家已得到寿险赔偿。　　12月7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认为双方纠纷应属劳动争议范畴，郑国有夫妇未经劳动仲裁即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驳回起诉。　　此前11月24日，郑国有向厦门市工伤鉴定委员会申请视同工伤认定。按我国法律规定，工伤认定应先由用人单位提出，日，郑国有曾给戴尔公司发信，要求戴尔“不要造成错过工伤认定期限的既成事实”，及时申报工伤，但戴尔未予理会。　　12月29日，郑国有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递交《郑杰视同工伤认定申请书》按郑国有的说法，家属方面认为郑杰属于过劳死，而国内并无有关“过劳死”的法律规定，因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他们认为，人寿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是戴尔公司员工的福利；而工伤保险是一种政策性保险，由单位出钱，政府组成基金，发生工伤时，经有关部门认定后，赔偿金由政府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日，厦门市劳动局作出了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的结论。劳动局下发的决定书中称，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就此，郑氏家属遭遇了立法时即已出现争议的“48小时标准”。　　日，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开始生效，其替代了日起执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新老交替，法规在突发疾病视同工伤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老的《办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在生产工作的时间和区域内，由于不安全因素造成意外伤害的，或者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显然，郑杰在单位加班时发病，送院手术后即确诊癌症晚期，符合上述条件。　　但新的《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郑杰在发病后50多天才告不治，远远超出了这48小时的标准，就此丧失认定工伤的可能。但另一个争议在于，郑杰死于2003年，其时新《条例》尚未生效，家属就此认为对其裁定应适用老的《办法》。　　但劳动局方面引述了新《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实施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执行。　　但家属亦同时指出，新《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只针对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况而定，并未提及突发疾病，因此还应适用老《办法》。　　同时，郑国有对新条例第十五条的合理性表示质疑：48小时之内不死亡，而是48小时01分死亡，并不能改变因工作而死亡的性质。　　据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编写的《工伤保险条例问答》一书，上述第十五条在立法时已是争论焦点之一。　　如果不将突发疾病致死认定为工伤，势必缩小职工的保障范围，将其排除则有利于鼓励用人单位参与工伤保险。最终，《工伤保险条例》作了如下认定：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但死亡时间限制在48小时之内。　　“这条规定还将引发更多的问题。”北京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习明红举例说，我国没有脑死亡的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完全可以凭先进的医疗技术将病人的死亡时间拖至48小时以后，而且完全可以在48小时后放弃治疗。　　“在另一方面，如果明知患者抢救无效，家属可能会在48小时之内放弃治疗，以取得工伤认定。”习明红说。　　就厦门劳动局“无法判定郑杰胃部癌变的确切时间”的说法，记者向北京市劳动局一位官员了解的情况是，所谓突发疾病，并不要求专指职工进入本单位后所患的疾病。　　至于工伤科科长连槛根提出当地没有因癌症死亡认定为工伤先例的问题，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就此解释说，“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　　戴尔公司给劳动局的建议　　有证据显示，在郑杰工伤认定的问题上，戴尔公司的态度是强硬的。按公司方面的说法，这是严格遵守中国法律，不愿意作出破例的举动。　　有消息称，当厦门市劳动局就郑杰工伤问题展开调查时，曾被戴尔公司拒之门外。但厦门市劳动局工伤科科长连槛根说：“开始有些阻碍是正常的，我们通过渠道做工作，后来调查的时候戴尔是配合的。”　　另一位厦门市劳动局官员透露，工伤科方面曾经表态，如果戴尔承认工伤，即使已过时效，工伤基金仍然可以支付这笔资金，不需要戴尔承担，且可以作为戴尔重视员工福利的正面典型，但戴尔没有答应。　　“其实正如戴尔律师所说，工伤是一种无过错责任。　　一旦戴尔承认工伤，根据有关规定，在一年时效内，工伤补偿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出的，并不需要戴尔支出。“上述官员说。而这笔工伤补偿，按老的《办法》应是3万多元，按新的《条例》，则是15万左右。　　有知情者称，由于戴尔此前有意将总部迁至上海，厦门市政府则多方挽留，在此次工伤认定事件中，相关部门被要求既要妥善处理，又不能让戴尔生气。　　作为利税大户，戴尔公司在厦门的地位非同一般，日，戴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被聘为教育部直属综合性重点大学厦门大学的名誉教授。厦门市劳动局工伤科科长连槛根称并未听说上述传言，“可能有影响，但不足以影响我们做出决定。我们依法作出的决定可能不太合情，但我们也欢迎郑家提起行政复议甚至诉讼。”　　“工作紧张肯定对病情有影响，但不一定能成为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也是此案有争议的地方。”连槛根说。　　在郑氏家属申请工伤认定后，戴尔公司曾向厦门市劳动局递交一份材料：“郑杰家属无理取闹，给各方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为此，我司建议贵局工伤科不应予以受理，同时应保障我司的正常经营秩序。”　　戴尔公司在这份材料中说：“我司已经为郑杰花费巨资，然而郑杰回国后没有给公司带来任何收益，我司招收培训郑杰的目的已经落空，在这个事件中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我司。”　　郑杰去世后，戴尔增加了一项“员工新福利”：每年全部体检。而原人力资源部经理王华，也已跳槽离开戴尔公司。　　“百度”一下“工伤”，相关网页达752000篇。戴尔公司中国总部前员工郑杰在工作期间因胃癌而死，他是否属于工伤，是否适用工伤保险，引起了争议。（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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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编号：1894072
企业在职职工在厂区因病死亡赔偿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厂有一传达室工人因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从病发到死亡不超过24小时，请问工厂因赔付多少钱
提问者：安徽-黄山人身损害浏览300次 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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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 位律师回答该问题
满意答案咨询电话： (安徽-黄山)帮助网友：1377称赞：0应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第三十九条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22:18:56满意答案咨询电话： (安徽-黄山)帮助网友：1154称赞：2应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第三十九条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　　(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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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总点名富士康违法超时加班 致人过劳死或自杀 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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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全总点名富士康违法超时加班 致人过劳死或自杀 富士康员工过劳死赔偿多少钱？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费多少？
　　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法律工作部部长郭军2日表示，富士康等一些企业长期违法安排劳动者长时间加班，致使部分劳动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导致过劳死或自杀现象时有发生。
　　郭军是在全
　　据他介绍，在一些欠薪比较突出的地方，工会推动建立了员工工资保证金制度，一旦资金或者建设项目出问题，可以作为职工工资的一种补偿。另外，企业经营过程中出现了问题，还有一部分资产可以变现，这时候工会或者政府可以先行垫资，帮助员工满足工资需求，事后向欠薪企业追偿。
　　2014年度劳动违法部分典型案件
　　深圳两公司非法使用童工
　　2013年底，深圳市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林克电子有限公司因非法使用童工被媒体举报。2014年1月，两公司被下令限期整改，分别被处以1万和3.5万元的行政罚款。
　　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爆炸事故
　　日，江苏昆山台资企业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目前，对涉嫌犯罪的中荣公司董事长吴基滔等18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采取措施。
　　江苏鹏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辞退怀孕女工
　　2012年初，江苏鹏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聘用周女士担任公司行政秘书。2014年周女士怀孕后，公司告知周女士暂时回家休息，后要求递交辞职报告，否则将安排到体力劳动繁重的一线生产岗位。有关部门向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指令书等，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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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立法需有医学诊断标准 维权程度有限
中国劳动法律网
近年来“过劳死”的案例不断增多，5月13日，奥美中国北京公司的一位年仅24岁的员工突发疾病猝死。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这位员工去世时，已经连续加班一个月，人去世后，工作QQ还一直亮着。　　无独有偶。据福州新闻网报道，15日，福州知名IT公司一位年轻员工也因过劳而发病毒性心肌炎意外死亡。　　两起令人扼腕叹息的年轻人猝死事件，让“过劳死”再次进入舆论视野。谁对员工“过劳死”负责?立法该如何防止过劳死悲剧?　　对话人　　杨河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余少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魏浩征 劳动法世界创始人、上海劳达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万 静 《法制日报》记者　　“过劳死”目前没有法律定义　　记者：“过劳死”是一个通俗的称法。如果把它上升为法律术语，该怎样定义?　　杨河清：构成“过劳死”一般都包括以下一些因素：即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强制劳动者劳动，任意加班加点或者有违反劳动安全卫生规定的行为;劳动者存在长期超出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的情形;劳动者死亡结果的发生与过度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魏浩征：过劳死应该属于医学范畴的问题，只有在医学上首先对于过劳死作出了明确定义，法律才可以对此予以规范。因此它不能用法律术语来定义。　　余少祥：过劳死并不是临床医学病名，而是属于社会医学范畴。所谓“过劳死”，就是指由于长时间加班工作导致过度疲劳而猝然死亡。　　“过劳死”维权程度有限　　记者：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关于“过劳死”的法律规定。出现这种情况，依照现有规定，能得到哪些救济?　　魏浩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就把一部分符合上述条件的过劳死案例，纳入到工伤的范围内，这部分“过劳死”死者家属，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　　余少祥：劳动者“过劳死”是因为用人单位长期违反劳动法规，要求劳动者承担超时、超强度的工作任务，导致劳动者积劳成疾所致。用人单位应当就其违法违规的用工行为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一方面，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制度违法的以及用人单位违法要求劳动者超时、超强度工作的，均要受到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89条规定：“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90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　　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剥夺劳动者休息的权利，造成劳动者“过劳死”的，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赔偿责任。对于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规定，不能被认定构成工伤的“过劳死”劳动者，则其亲属应当通过要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赔偿的方式主张权利。　　“过劳死”立法需有医学诊断标准　　记者：目前，我国对“过劳死”立法有无必要性?是否可行?　　杨河清：“过劳死”问题已经日渐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过劳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十几个研究学科。对于“过劳死”的认定判断标准、医学诊断标准的相关研究，目前还在起步阶段，没有这些成熟的研究成果，将“过劳死”提上立法日程几乎是不可能的。　　魏浩征：当然有立法的必要性。至少应该严格遵守目前的工作休息时间以及加班时间的法律规定。但是现在却因医学上一直没有一个明确定义，而致使立法不具有可行性。所以应该由医学部门来推动对过劳死问题的医学研究和相关调查，给出一个明确的医学定义及相关诊断治疗措施，才能真正启动了相关的立法保护制度。　　记者：国外有相关立法可资借鉴吗?　　魏浩征：在国际上应对“过劳死”主要有事前预防和事后管治两种方法。雇佣制度发达的美国及欧洲各国采用事前预防措施，美国企业为员工减压制定弹性工作制度;欧盟各成员国制定了《健康与安全工作法》等法规，规定公司要向员工提供健康保障及心理支持等。　　日本实行事后管治制度，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如果疲劳过度以及疲劳过度导致自杀被认定为劳动灾害(简称“劳灾”，相当于我国的工伤)，可以提起劳灾保险申请，从而能够享受到疗养补偿、损害补偿、遗属补偿等。日本新的“过劳死”认定标准，对死亡前的工作状况的调查时间从一个星期调整为半年，以便掌握“疲劳积蓄度”，新标准还规定了企业保障劳动者安全的义务。　　而在我国台湾，则主张追究违规雇主的刑事责任，提高对违规企业的处罚。　　立法规范如何进行　　记者：您认为我国相关立法，应该如何规定?　　余少祥：建议修订《工伤保险条例》，将“过劳死”作为“视同工伤”的一种情况，具体标准上，可以考察劳动者在生前最后6个月内，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这也可以进一步倒逼企业保障员工的休息权，也可以作为中国劳工权利“渐进式改善”的一个可靠路径。　　杨河清：尽快推动“过劳死”的医学认定标准。由于“过劳死”的认定需要很强的医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保证准确性，建议组织专家对“过劳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出医学认定的统一标准和诊断尺度。同时也需要加强“过劳死”的立法调查研究，从用人单位的工作制度、工作环境、周期内工作累积时长进行研究，制定出过劳死的法律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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