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临终前，我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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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看了两个段子，确实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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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比较幸运，我没死过，所以我不能为自己代言。其次，在我手里死掉的虽然有不少（罪过罪过，阿弥陀佛），而且基本没有被我抢救回来过（又要罪过罪过了），但是大多数人都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之下，没机会让问他们“此时此地，你作如何感想”，所以我也不能提他们代言。但是我的感觉是，临终关怀是很有必要的，其目标让患者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然后配合医疗手段减轻患者的痛苦。不知生死，无法坦然，则必定痛苦，此时药物其实意义不大。但是不过这块真的做的不够好，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及其家属。我临床这么多年，很少碰到临终前（当然是回溯）能够保持理性的患者和家属。也许生离死别之时，要求他们理性近乎残忍，但是在我看来，理性是尊严的基础，无理性没有尊严可言——虽然我也时常为患者的生离死别而黯然神伤。妄说死亡哲学有点太过抽象，未经历生死，不可轻佻言说，所以我不准备谈这么高深的东西。但是有一项是明确的，亡者需要尊严。我们医者知道，抢救措施对于紧急事件是有效果的（轻度创伤，突发心梗），但是对于医学认定无良好结局的患者（癌症晚期、严重创伤等等）则没有意义，其存在的原因除了做给家属看以外，实在找不出第二个理由。这种作“秀”构成了对患者最后尊严的无情剥夺。没有办法定义所有人的尊严特指什么，我的看法是，尊严基于人格、精神以及最最基础的对自己身体的掌控。人若失去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则其作为“人”的存在可能就会“湮灭”（想想奴隶制）。事实上，我做临床，还从来没见过患者对临死时自己身体如何处置方面的请求，更多见到是关照家人如何如何之类，家长里短，虽然无可厚非，但是我就在想，我们活得真是累，临死了还要关照家里人，而忽视了自己最后的尊严，也许我们本就不处于有尊严的环境中吧。最近布鞋院士李小文先生仙逝，临终遗言谢绝了最后关头的抢救措施，这个事情值得我们深思。我没有看到李小文先生最后为什么作出如此选择，但是多半还是基于自己的尊严吧。但是事实上，临床上我们是怎么操作的呢？作为医生，如果听说患者拒绝抢救，那么第一反应一定是让患者及其家属双签字，写明了“患者拒绝抢救”，最好能写清楚胸外按压、除颤、插管等等一系列具体的东西。在当前医疗环境下，也许是自我保护策略吧，但是这一定构成了对患者尊严的侵犯。而在患者方，我作为医生曾始终不理解家属要求极力抢救的意愿。哈尔滨二院天价抢救费事件，我对家属非常不理解，一个垂危的老人，作为“孝子”何以用一系列痛苦手段来维持父亲的生命呢？剥夺尊严和增加痛苦而尽孝，是为愚孝。易中天先生曾经说到中国人的“面子”问题顶顶重要，也许做到让其他人认定是尽孝，要比安静得送父亲离开重要千百倍吧。诶，言尽于此。貌似题目重新编辑过了？那我推荐一本看过的书给到各位：。世间百态莫过于此，大家好好读一下。
---------------谢绝一切转载---------------对临终的病人而言，医疗救护一边拖延着最后的一点时间，一边也在延长着难以言说的痛苦你们知道插胃管是什么感觉吗？护士们有个基本的工作，就是防止病人拔管，这个拔管指的是病人身上可能会有的一切管子：气管，静脉导管，引流管，导尿管，胃管等等等等对病人来说，管子是维系他们生命的重要物体，而且有的管子拔出来之后是没办法再插回去的，比如手术中插的胃管。管子是异物，当它存在于身体里的时候，那种异物感是没有办法消除的，也就是说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如影随形，让人抓狂。特别是胃管，大家都有过鼻子里进水后呛咳的经历吧，胃管是从鼻子里插进去的，那种呛咳窒息一般的异物感，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折磨着病人。所以很多病人一清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地拔管。无奈，护士们只能把病人的手脚用约束带束缚住，防止他们拔管，因为管子维系着命啊可是病人痛苦万分：求求你们帮我拔掉吧，我宁愿死也不愿留着这管子，我不会怪你们的。我给你钱！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愿望无法得到满足，病人们有的或躁狂，或偷偷弄松约束带，或摇头晃脑弄松将胃管贴在脸上的胶带。他们的手被固定住，于是他们拼命扭动让头部往手边挪，只要有一根指头勾住了管子，头再用力往反方向扯，管子就能松掉然后被一点点拔出来。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当他们在半夜里成功时，总是喜欢大呼一声：舒坦！但是管子插不回去了怎么办呢，他们的疾病和生命怎么办呢？然后看护的护士会被护士长骂得狗血淋头：为什么没看好？让他把管子拔了？所有人都很难过很生气，除了病人。著名作家巴金，1999年做了气管切开，不能说话，一直靠鼻饲管维持生命，每天通过鼻饲管进食流质
病房特护张志国今年8月前一直照顾巴老。他说，巴老１９９９年初做了气管切开手术，从那时起巴老很少接受探视。巴老在病房并不寂寞，别人讲话他不戴任何助听器都可听见，比如有人说“巴老来握握手”，他就会伸出手臂看着你，当他感觉口渴时也会用手指指自己的口，提醒护士用棉棒蘸些很稀的果汁给他用嘴吮一下，“每天上午放ＣＤ给他听，我们读《文汇报》给他听，下午则固定地开一会儿电视让他欣赏他最喜爱的京剧，每天晚上他都要看新闻联播，然后才睡觉。他每天进食五次流食。”
　　但小张仍觉得心疼：“由于巴老要靠插入胃管用流食进食，每两个月一换胃管时仍非常痛苦，一根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胃管他都会被呛得脸通红……” 巴金于2005年10月去世，在他去世之前，这样躺在病榻上的日子，已度过了六年。可是他无从选择，所有人都希望他活着，哪怕是昏迷着，靠着呼吸机，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除了他自己。我无法想象，也不敢去想，那是怎样一种活着。都说死者为大，可是他们在去世前，往往是最可怜最没有选择的人。-----------------------------------------------------------前些日子，抢救室里有一个79岁的老婆婆，感染性休克。我守在抢救室门口，几个中年妇女凑上来说找XXX，她们是她的学生，想来看她。可是抢救室只允许家属在下午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我很委婉的拒绝了，并告诉她们可以等到下午探视时间开放的时候再来。中午的时候这个病人突然心跳呼吸骤停，医生一边抢救，一边派人出去问等候在外面的家属，是否要插管。我看着众人围着一个颤颤巍巍的老爷爷，他的目光不知道看向何处。过了几秒，又好像是几分钟，他轻轻摇了摇头：我们不插管。他知道，如果插管，只是维持心跳和呼吸这样基本的生命体征罢了。可她，却再也无法醒过来，只能躺在病榻上，靠呼吸机续命。家属拒绝插管，于是他们被允许进去看病人最后一面，为她擦洗身子，换上干净的衣服这个病人的学生们依次走了进去，大多只看了一眼，就捂着嘴强忍着不哭出声，匆匆转身走出抢救室最后走进去的是那个老爷爷，他非常礼貌温和地请求医生，能否宽容一些时间（送太平间），因为还有一些亲人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医生同意了，家属们为逝者做好了最后的梳洗，陆续退出了抢救室。而那位老爷爷，一直站在病床旁边，扶着栏杆，静静看着老伴的面庞，握住了她的一只手。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只记得有几次得空回头去看的时候。老爷子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动作和表情，他没有哭。无悲无喜，目光柔和。只是那个身影，我看了都忍不住想哭。抢救室太忙乱嘈杂了，自己仿佛听到了一声叹息，也许是幻觉吧。老爷爷应该是很想安安静静的陪老伴走完最后的路程的。但他在抢救室的门外等了十几个小时，最后得知的消息却是要不要插管。亲人们都在旁边，而他最后，只有这不到半个小时的和老伴的独处时间。如果是我，会觉得遗憾吧，毕竟旁人都不重要，有我爱的人在身边陪着就好。可是老奶奶没有时间了，最后围绕在身旁的都是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陌生人。想想就难过。--------------------------------------------------临终病人去世之前，往往已经承受了非常长时间的痛苦。可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现代医疗的制度，没有时间平静地和亲人告别。我的外婆在我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在去世之前，由于疾病的发展，已经有将近十年时间是处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的状态。我从记事起开始，对外婆的印象就是，每天早上由家人搀扶着起来，坐在墙边的扶手椅上旁边靠着一个高高的氧气罐，由于心肺功能差，她需要一直这样吸氧。就这么坐一天，当中家人会喂食三餐。我就在外婆脚边的地上自顾自玩着，外婆有时会说：乖乖，在玩什么啊？她总是笑着看着我，目光慈爱而悲悯。快点长大吧。外婆笑着说，又叹了一口气。外婆的子女们都很孝顺，她一直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去世前一段时间，由于病情恶化，被送进了医院。那时我在上学，因为父母都赶去照顾外婆了，被寄养在了亲戚家，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9岁的我，连死亡的概念都不明白。我被家人接到老家，参加外婆的葬礼，我看见哭得撕心裂肺的妈妈和姨妈舅舅们，茫然无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落泪。我最后一次看到外婆是什么时候呢？我最后一次和她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在葬礼上拼命回想着。直到十年后，我考上大学，专业是护理，妈妈在高兴之余幽幽地说了一句：当年外婆最希望家里出个学医的，可以更好的照顾她，可惜，她没等到。关于护理和临终关怀，我学得越多，在临床上经历得越多，想起外婆就越是忍不住落泪。现在的我比当年的母亲更明白如何护理，能让外婆舒服一点。但是她没能等到，每思及此我都肝肠寸断，我无法想象，外婆最后的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她一定不愿意自己最后是被冷冰冰的医疗器械所围绕，离开的时候，亲人们没有到齐。当死亡临近时，疼痛和不舒服的感觉，通常会减弱些。可是，活着的人却无法知晓，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我们匆忙维护的是机器上一点点冷冰冰的数据，以为那就是时间，那就是亲情。-------------------------------------------------------亲人临终前，我们该怎么办？美国的一位临终关怀专家就认为“人在临死前精神上的痛苦大于肉体上的痛苦”。病人进入濒死阶段时，开始为心理否认期，这时病人往往不承认自己病情的严重，否认自己已病入膏肓，总希望有治疗的奇迹出现以挽救死亡。当病人得知病情确无挽救希望，预感已面临死亡时，就进入了死亡恐惧期，表现为恐惧、烦躁、暴怒。当病人确信死亡已不可避免，而且瞬间即来，此时病人反而沉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也就进入了接受期。一般说来，濒死者的需求可分三个水平：①保存生命；②解除痛苦；③没有痛苦地死去。因此，当死亡不可避免时，病人最大的需求是安宁、避免骚扰，亲属随和地陪伴，给予精神安慰和寄托，对美（如花、音乐等）的需要，或者有某些特殊的需要，如写遗嘱，见见最想见的人，等等。病人亲属都要尽量给予病人这些精神上的安慰和照料，使他们无痛苦地度过人生最后时刻。可是，在我们国家，临终关怀的医疗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几乎所有的临终病人，都遭遇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那样的痛苦被他们带去另一个世界了。-------------------------------------------我不会让死亡的过程变得痛苦和漫长的，无论是我还是我的亲人。如果有一天，当用尽了现有的一切手段，我的亲人仍然不得不离开。我会拔掉他身上的管子，卸下他的重负，陪在他身边，完成所有他最后的愿望。当那一刻来临的时候，我知道，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会握着他的手，将我的思念和爱意全部倾诉出来。我想让亲人有尊严地离开，走得平和而温暖。而不是衣衫不整地被机器，药物和陌生人包围。直到屏幕显示一条直线，亲人才被通知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是我将离开，我也希望我的亲人，在我最后的时光，不要试着用医疗手段去抢救我。而是让我轻快宁静地沉入凉爽的夜晚。-------------------------3.20补充分割线--------------------------可能会有人觉得我的观点带有主观臆测的色彩，也有人说自己插过胃管，但觉得完全可以忍受那种感觉。是的，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种事物感受是形形色色的。但，你的轻描淡写，可能就是别人的不能承受之轻。病人面对的是一种痛苦，护理人员则同时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痛苦。而理解痛苦，是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并不是对普通人的要求。所以当有人觉得这些侵入性操作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时候，我会赞赏你的勇敢。而当有人为了害怕打针而惨叫哭泣时，我也会理解你的恐惧。“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愿上苍赐福于你愿世间再无苦痛别离
Falling A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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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的回答，我点了赞同+感谢。我同意她说的部分观点，她是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介绍情况，而我想从一名重症患者和死者家属的立场来谈一下这个问题。我想简单谈谈妹妹和母亲临终前的一些事情。当年妹妹被确诊是重症肝的时候，说实话，虽然医生还有超表哥他们给我说了一大堆，而我只听到了:百分之百的死亡率 !脑袋里嗡嗡乱响，好在我这个人遇到和处理过的紧急情况比较多，所以在当时家里乱作一团时，也就只有我一个人的脑子还能相对正常运转，我伸手让医生打住:不用说了，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抢救 ?医生告诉我目前的情况，除了做人工肝，别无他法，而他们医院没有人工肝的设备。我一边让朋友帮我办好转院手续，一边带着妹妹星夜兼程赶往有人工肝这套设备的那家医院。赶到医院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正在等候的护士长说:怎么才到，等你们好久了。马上填表格办理相关手续，安排妹妹先住进病房。当时正好碰到『五.一』小长假，主任和几个主任医师都外出度假了，我给超表哥打电话，让他把他的师弟赶快请回来，他的师弟就是那家医院的主任，他因为放假离开度假去了，第三天才赶回来。妹妹刚开始做人工肝，效果很好，我暗自舒了一口气，心想妹妹这样年轻，或许会出现奇迹，或许妹妹的情况不会像医生说的那么严重『百分之百的死亡率』，可能有转机了。做人工肝的第三天夜里两点多妹妹开始出现异常，呼吸急促，血氧饱和度急剧下降，血压大幅度下降，心率非常快……我把值班的医生护士请过来，他们一直抢救到天亮，我给超表哥的师弟主任打了电话，他还不到六点就赶到医院来，简单询问和查看了一下妹妹的情况，马上又开始做人工肝。一开始的那一两天妹妹是间歇性昏迷，有时候她会醒过来十几分钟，醒过来时她还会问我：刚才我是不是又昏迷了，姐，有没有吓到你.......直至后来深度昏迷，妹妹再也没有醒来过。从她陷入深度昏迷那天起，就再也没能回到病房，一直在ICU，我就在隔离室跟值班的医生和护士待在一起守着妹妹。护士长知道我一直没离开过医院，让我回家休息下，怕我先倒下了，护士长还嗔道:交给我们，你还不放心吗？我说不是不放心，妹妹胆子小，我怕她醒过来见不到我会害怕。连续做了八天人工肝，毫无起色，医院把我找去开会，那天院长和十几个科室的主任都在，整个会议室黑压压坐了大约三十多人，连医院医政处的也在，他们告诉我，妹妹的肝脏已经无法工作，只能放弃，唯一的办法只有做肝脏移植手术，问我同不同意，我当然同意，妹妹还那么年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会放弃的。之后就开始各自准备，需要我负责的，我让医政处的处长给我列了一份清单:手术费58-60万、监护人到场跟公证处一起签署同意书、一起共同联系寻找肝源等等。所有那些我都可以想办法解决，肝源是最大的问题，那么短的时间要找到配型一致的肝源简直比登天还难。为了妹妹的肝脏移植手术，全国有数百人在为她奔走，我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把所能想到的所有资源全部调动起来，帮我去处理一些相关的事情，很快肝源有了着落，那剩下的那些就不成问题了。肝源的每个环节都派人紧紧盯住，不能让人半路把好不容易联系到的肝源抢走，我听说大器脏移植，因为大器脏特别稀少，十分珍贵，一听说哪有，这些器脏都是全球在抢，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会半路拦截，所以在肝源这方面，我请的人最多，以做到万无一失。手术费也借到了，主刀医师请了全国肝脏移植领导小组的组长X教授，万事俱备，就等肝源了，可就在手术前两天下午三点，妹妹的情况急转直下，ICU和几个科主任进行了抢救之后，向我和刚刚赶到的弟弟跟父亲宣布，妹妹已经临床死亡，四肢已出现张力……年迈的父亲一听，180多cm的大个子一下子变得佝偻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人软绵绵地就要往下出溜，众人赶快扶住他老人家，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在父亲和弟弟赶到之前，妹妹身上已经插满各种管子，在她最后进ICU前的那天晚上，她的牙关紧咬，舌尖一直往外吐，她紧咬的牙齿把舌尖都咬破了，干裂的嘴唇不时冒出血沫......几天没进食没喝水，她瘦了，嘴唇干裂起皮，每隔几分钟我就要往她干裂的嘴唇上，用棉签蘸点水抹抹她的唇滋润一下。为保持她血氧饱和度的正常，需要不间断地给她输氧，可已经陷入昏迷的她就是不让，鼻管扯掉，面罩还是扯掉，只要这些鼻管或面罩一碰到她，她就会一把扯掉，没办法我只好一直坐在她的床头，一只手抱着她，让她靠在我身上，一只手拿着氧气面罩离开她的脸一点点，不要碰到她的脸就没事，就这样给她输氧。之前弟弟在外出差，闻讯赶到后，让我回去洗个澡休息一下，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回去也睡不着的，不过回去洗洗澡换下衣服倒是应该的。刚洗完澡正在吹头发，弟弟泣不成声地打电话给我:姐，又不行了，你快来 ……当时是夜里三点多，我来不及走医院大门，抄小道从后门走，可后门锁上了，我等不及叫门卫开门，于是就翻了进去。我跑到ICU，弟弟在走廊焦急的等着我:医生说妹妹不行了，自主呼吸已经没有了，心脏也是，医生问要不要上呼吸机……我一边跟值班医生说上一切可以上的措施，一边打电话给超表哥的主任师弟，他还在睡觉，接到我的电话，很快赶到了医院。那么多人一起想尽办法在抢救妹妹，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因为父亲是妹妹的监护人，拔管需要父亲签字，为此，父亲自责到现在依然无法释怀。几年后，母亲被查出罹患乳腺癌，我和弟弟商量了一整天，在想要怎么跟母亲说这事，第二天，我们俩才跟母亲说，征求她的意见，虽然医生说根据母亲的年龄和身体条件，不适合做乳腺切除手术，但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可母亲缓缓地很决定地说:不做手术 !经过妹妹那件事之后，我完全能夠理解母亲的想法，她是想活的时候有尊严地活着，走的时候也要有尊严地走，我们尊重母亲的选择。因为母亲的兄弟姐妹都不在国内，母亲确诊后，父亲通知了母亲的所有兄弟姐妹，他们陆陆续续回国来看母亲，陪母亲住几天，说说话。母亲在跟她的兄弟姐妹侄儿男女们相处的时候一字不提她的病情，只是说说笑笑地跟他们聊家常聊他们小时候的事。四个月后，那个特别炎热的夏天，母亲开始感觉不好，主要是呼吸困难，由于母亲行动不便，我们把医生请到家里给母亲检查一下，医生说应该是已经扩散至肺部，所以才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建议每天输一点氧，然后每天再喝一点参汤，保持体力。我们劝母亲去医院输氧，可怎么说母亲都不去，她怕我们让她住院，她不愿意，她的家族传统是说人如果死在外面，归不了祖，所以她不愿意去医院，她要在家待着。到了这时我们只能尊重她的意思，我们把氧气瓶买回家，在家给她输氧，每天上午早饭后输氧，输氧后，给她喝一小碗西洋参汤，午饭后休息一下，然后吃一点水果，再继续输氧。第六天上午，家里的保姆刚刚给母亲喂完参汤，不到五分钟，母亲刚喝下去的参汤开始往外吐，我赶快拿一条毛巾托住母亲的下巴，一只手拿出手机给弟弟打电话，电话拨通我只说了一个字:快 !然后又给弟妹打电话让她去银楼取我让银楼老板给我准备好的银珠(母亲他们家的传统，亡人口中要含几粒银珠)，再去照相馆取我洗印的给母亲预备的遗像。母亲吐完参汤，就在我掌心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弟弟跨进大门时，母亲已过世。母亲选择不做手术，留出来几个月时间，可以跟她的亲人一一道别，走的时候，她是含笑而去的。经过这两次送别亲人，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亲人在临终的时候，真的不应该延长亲人的痛苦，应该让他们尽量减轻痛苦，走得安详，走得有尊严。一次看到罗点点和陈小鲁他们好像搞了一个叫做『尊严死』的项目，我很认同他们倡导的理念，人，在离世时，应该有权保持自己想要的尊严。我希望自己将来走的时候，也能像母亲一样走得安详，走得了无牵挂，走得有尊严。
如果亲人有捐献器官或者角膜的意愿，请一定尽早了解清楚并办好流程。父亲去世前一晚我试图联系红十字会，未果。未想到第二天一早人就走了，终身抱憾。
正面故事。住家爷爷是昨天晚上拔掉氧气管后两个多小时离开的。星期三的时候住家就跟我说爷爷这次真的没办法熬过去了，他们要停药了。晚上开始停药之前，住家奶奶，还有家里所有人都到了。看着病床上全身插满管子的爷爷，床边上吊着十几包点滴，还有两边摆满的机器。连我一个寄宿不到半年的留学生，都心疼地说不出话来。无法想象，从小就装满了和爷爷的回忆的家人们，还有和爷爷结婚62年的奶奶，是怎么承受这一切的。奶奶很平静，说我知道这是他想要的，他也是时候要去看看他的父母了。然后去拉着爷爷的手，说不用担心，我都安排好了。签了字之后我们就一直守在医院里，大家轮流坐在爷爷床边跟他说话，告别。医生每过一会就来给爷爷打吗啡，然后慢慢停了机器。我们就一直聊天，有时候还会开开爷爷玩笑。气氛就像是平时的家庭聚会。我是凌晨回家的，等住家的妈妈打电话来的时候，已经是周四晚上十点多了。我陪住家在电话里对爷爷念了prayer，住家说爷爷再见，我们很快就会去看你了。这时候看到了她妈妈给我们发的群信息：“our father is now in heaven!"然后去奶奶家跟奶奶说的时候，平时敏感特别容易哭的奶奶低着头说嗯，我知道了，我明天早上就请殡仪馆去接他。在医院的时候唯一只有我一直没有哭，直到看到奶奶失落得哭都哭不出来的时候，难过的忍不住。我想说的是一个没有盲目过度治疗，而是接受生老病死，让病人安详离开的事。God saw you getting tired and a cure was not to be. So He put His arm around you and whispered "Come to me".我更想说的是，就算当初不舍得放手而让亲人承受了病痛之苦，也不要内疚自责了。都过去了。想留住自己爱的人的心，他们一定会懂。放手多残忍啊。回想起自己爱的人，心里面应该都是美好温暖的回忆呀。这也是去世的他们想要被记得的样子吧。
我是来说这个世界另一面的……我奶奶是在自己家里的床上，硬生生躺了7天7夜死的。那七天，我就在同一个房间里，离她的床1m远的地方，吃饭学习（马上就要高考了）睡觉。她的7个子女同样在这个房间里，看着她等她死（上海华山医院就在我家1公里内，走过去10分钟到急诊15分钟到住院部）。只有我妈（我爸和他的兄弟姐妹意见一致，我妈作为媳妇，也是实际上奶奶瘫痪5年来真正照顾她的人）提出应该送医院，不管如何都要尽尽力……但是她所有的子女都沉默。只想她快点死。但是她是脑溢血，除了脑子不好了，心肺功能都是好的，所以实际上是躺了7天活活饿死的。我可以这样说，我是能闻到她每天呼出的气息越来越臭，越来越重……然后最后一口气很重的呼出来就没了……---------------------------------------------------
---------------------------------------------------------------现在我就睡在我奶奶死去的地方，只是换了一张床。她去世的时候，生生把新修的棕绑床上的棕绳睡断了。她两个女儿之一还在她断气的后一分钟，偷了她一边耳朵的耳环。芝麻大的翡翠而已……她留下的钱正好够办完她的丧事。一分不多不少。--------------------------------------------------------------------------------------------------------------------------------------之后我还经历了很多人去世……我可以这样说，亲人去世，不要看别人，看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是假的，真正在于要死没死那段时间……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人生的本质，其实还是很残酷的。至于医院，医院有医院的规矩，有时候也是没办法，自己的权利自己伸张……PS:我不在这里对于我父亲这边的兄弟姐妹做评论，大家自己领会。我想尽量用第三人的角度去说这件事。另，他们不穷，有钱，而且都有自己的房子。之后好多年，我妈还经常在清明节前后梦见我奶奶跟她要吃的……
给排名第一的
的答案点了赞，但觉得并不全面，有一些必须要补充的地方。且不说那些充满臆测的感受（如每个人对胃管的耐受不同，绝不是所有的人都觉得胃管很难受，绝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文中那样的挣扎，事实上，大多数人是比较平静的，不信你可以去急诊看看，很多病人插着胃管；比如声称医院只救命，不救痛苦，这并非中国医疗的全貌，至少不是我所在学习的医院的状态；又比如猜测说所有人都盼着巴金活着于是他不得不受罪），单说这对生命的认识，就是不全面的。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诚然，中国大陆的临终关怀刚刚起步，很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过度医疗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讨论死亡尊严的时候，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无限夸大现代医疗带来的痛苦，更不能简单地认为安静的、不作抢救的死亡就是有尊严的死亡。否则，死亡的尊严有了，谁又来保障生命的尊严呢？真正对生命、对死亡的尊重，是尊重患者对生死的选择，是帮助患者度过最后的日子。而不是揣测插着胃管的巴金老人，是多么的无助。而不是碰到替患者选择不抢救的家属，就盲目地歌颂。作为一个医学生，我在ICU（重症医学科）学习过1个月。初入ICU的时候，被眼前的场景震撼到了：一个个患者赤身裸体，鼻子、嘴里、尿道、手臂、锁骨上方插满了管子，身上遍布仪器探头。患者被只能伴随着呼吸机的声响，昏沉地睡着，偶尔醒来，用一双无神的眼睛看着你，不知道在想着什么。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看到这样的场景，都会觉得生命在现代医学的糟蹋下，已经毫无尊严可言。然后你也许会想，到了临终，你一定要选择一个体面的死法，在生命的最后，享受安静的尊严。但是当你在这里呆了更久的一段时间，当你看到，虽然很多患者毫无尊严地死去，但是你看到更多的患者，在这些令人憎恶的、仿佛和死亡如影随形的医疗仪器的照料下，由危转安，重新恢复了生机，你也许又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是的，在临终的时候，那些仪器剥夺了死亡的尊严，但是没有这些仪器，你又如何知道，你真的到了临终的时候呢？你知道门诊有多少患者，即使是晚期癌症，也挣扎着求医生为他动手术，就为了延长一两个月的生存期么？你知道病房里有多少患者，本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但是现代医疗让他们慢慢接受了人终究向死的事实，从而慢慢接受死亡吗？每个人对生死的感受都不相同。有人歌颂生命的神圣，有人歌颂死亡的伟大；有人不愿承受一点痛苦，有人愿意将求生的希望保留到最后。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在此基础上，让他们的死亡更有尊严，让他们不在死亡线上挣扎痛苦，让他们不陷入死的恐惧阴影，让他们不陷入无奈的孤独。
经历各种急诊室ICU住院看护后，才能体会珍惜的感受，唯有这句话才是真理：
不要害怕。我爷爷是得癌症死的，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我不懂具体该怎么办，现在想起来，我能讲的也只是，面对临终的亲人时，是不是能做到：不要害怕。在爷爷临终前的日子里，我去到家里见到他时，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害怕。害怕昏暗的室内药物的味道，害怕他只是静静坐在那里不说话、带着痛苦气息的沉默，害怕病榻前堆满的、当时被吹的神乎其神的、三株口服液的瓶子。他在60岁上去世，那时我还小。最后的日子是在老屋中由奶奶照望，手术是做了几回，终是没有见好。基本上是在家等待生命终结的状态。几个儿子女儿为治病
钱花了不少，也算尽孝，一些村里都见不到的食物都买来供奉，但他又岂能受用呢。大家对他的病情讳莫如深，甚少同他谈天，似乎也不知如何谈起；因此在情感上的关怀，我们这些晚辈是缺失的，都不懂如何沟通和宽解，更不会直面现实，去把握最后的时光，让他能得到些亲情的慰藉。至今记得的是有一次到老屋，看到应该是叔叔给他买了些草莓，红艳艳的切成一块一块，跟砂糖扮在碗里。我那时没见过这种东西，多看了几眼。小孩子确实也是馋。坐在桌边的他发觉
了，用勺子舀起一块，缓缓递到我面前，只说：吃吧。我被惶恐和不知所措以及一些隐隐的、似乎怕被长辈说我不懂事、爷爷患病而我还只知道吃奉养他的好东西的耻感包裹，摇摇头说：不吃。那勺子又悬了几秒；他缓缓的收回去，又放回到碗里了。如今想来，我应该吃下去。我应该张开嘴，欢快的吃下去并对他说：真好吃，爷爷真好。后来爷爷去世，不到一年之后，我曾祖父悬了梁。我们去感受和爱护亲人的能力可能一向没有那么圆融。而在农村，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识和作为是太欠缺了。不管是我爷爷还是曾祖父，其实奶奶和儿孙都很努力的照看，但老人在最后时刻的孤单或许还是没有被很好的缓解。如今我还是不很确定，如果有类似的境况，我是不是能做得很好，但我一定会跟自己说，不要害怕。
日 09：52分，外公离世，这是我30年来的第一次直面直系亲属的离去。2014年十月，我离家时，外公只是觉得偶尔吃不下去。一个礼拜后，医生诊断，是食道癌晚期。一个月后，已经到了只能喝点汤的程度。介于外公平时的饮食习惯导致了他太瘦弱，完全无法在食道安置那个什么装置，同时，化疗对于一个清瘦的84岁（虚岁）的老人，那就是提前让他离去，医生说，估计过不了今年。12月13日，表哥电话，说外公已经一个月，只能依靠些点滴来熬了。并且按照风俗习惯，从他的房子搬到他儿子也就是我唯一亲舅的平房里面。冬季的苏中，那是刺骨的寒冷，所以开足了取暖器，两个姨妈和我母亲、舅舅轮班给外公喂点水，看着。14日晚我到家了，打开房门，外公静静地侧身躺着，然后小姨妈跟外公说，小君回来了，外公摆摆手，示意知道了，一旁的外婆已经哭到眼肿，看不清我的程度。站在外公床边大概一刻钟，我出门了，有个叫泪的东西，涨得眼痛。12月22日早晨，实在不想起床，两个月大的孩子闹得太晚，12点才睡着，凌晨3点又闹了一阵。老婆跑过来跟我说，奶奶刚刚回来，说外公可能熬不过去了，拉着我起床。抱着孩子一家三口到了舅舅家，按照风俗，外公已经从床上搬到了堂屋，地上铺着草，外公躺着，母亲坐在外公身边，母亲跟外公说，小君一家来了，外公睁开了眼，大概是说知道了的意思了吧，一分钟之后，外公离开了，至死清清楚楚。2014年冬至，我失去了外公。-----------------------------------------------------------------------------------------------我的外公退休前是乡里面的运输站站长，乡里不少人都想着与他结交。我母亲是乡里的幼儿园教师，直到退休都是民办教师。当年乡教育局局长跟我母亲说，转公办教师，不是啥事，我来摆一桌，请你父亲吃个饭，就成了。结果，没去，这也是母亲至今耿耿于怀的一件事。还是那澡堂，外公去世之后，我洗澡时碰到了一个叔叔，叔叔说：我跟我儿子说，信不信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有很多人想着请他吃喝，他却享受着萝卜干小米粥。我记得外公有次说，我这辈子问心无愧，没有一个子女的工作是我安排的，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外公离世，存款一共是10000RMB,其中7500RMB是国家对老干部危房的返修款，另外的2500RMB就是他真正的存款了。其实，我想，或许就是这样的老党员，才是国家的脊梁吧！-----------------------------------------------------------------------------------------------无法忘记每一次离家时外公的叮咛嘱咐。常年在外的我，能做的事情莫过于每次回家买点东西，给点钱，仅此而已了！可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家里老人，不知哪一日就会离开我们。趁他们还在，我们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子欲养而亲不待才是人生的大遗憾啊！本以为可以很平静地敲字，可是还是鼻子酸酸的，就写到此处吧。外公，天堂安好！-----------------------------------------------------------------------------------------------可能文不对题，借此宝地纪念我的外公！
2015年的财新《新世纪》周刊对临终关怀有过集中讨论，其中一篇文章放在这里大家有耐心可以看看哦。真的好长。【财新网】（记者 赵晗）再没有什么比“终有一死”更能概括人类共同的命运。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花了太多的心思去琢磨怎么活得好，却一直避讳谈论如何“好死”。甚至连“死”这个字，也不愿直呼其名，而是变着花样地委婉暗示。　　不久前的一个选题，让我深入地了解了“缓和医疗”，也认识到哪里有死亡，哪里就该有缓和医疗。　　但这并非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　　我曾在香港生活多年，我所供职的青少年教育机构坐落在沙田亚公角山路。这条山路草木葳蕤，可以远眺吐露港和海对面巍峨的八仙岭。我们有四个要好的邻居，分别是服务中重度弱能人士的怡欣山庄、青年福音戒毒所、为晚期癌症病人提供护养服务的慈氏护养院，以及香港第一家独立的缓和医疗院舍——白普理宁养中心。在山脚下，则是设有缓和医疗病房的沙田医院。　　在我上班途中，经常看到灵车。每逢此时，我会在心中默默祈祷。我在亚公角山路返工的几年中，也曾参加过志愿服务，使我接触到这种带着温度和人性关怀的医疗方式。　　一　　“缓和医疗是对人进行全方面的关怀。”说这话的蔡医生今年70岁。十年前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而那时总是伴随他左右的太太，不久前在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癌症病逝。　　我来到蔡医生的家中看望他，蔡医生依旧目光炯炯，但有些消瘦。蔡太太一手打理的室内盆栽依然茂盛，却摇曳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孤单和思念。　　“最后的时刻，她的主治医把我叫到一旁，说情况非常恶劣，要不要进ICU（重症监护病房）?”蔡医生没有和我对视，望向窗外。“我告诉他，我的决定是，让她留在病床，在我们身边去世。”医生表达了理解，但还是决定让蔡太太做决定。没成想，蔡太太的回答更加坚定：“No way!（绝不）”她明白，进去ICU就是她一个人，身上可能要插满管子，最难接受的是探视时间有限。“我更在乎生命的质量。”　　做出这个决定的一周后，蔡太太在家人的陪伴下，在朋友的慰问中，在孙子的鼓励中，返回天父的怀抱。　　“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天家再见。”蔡医生定了定神，和我继续谈香港的缓和医疗实践。　　二　　缓和医疗在香港被称为“舒缓治疗”，服务范围包括住院服务、日间宁养服务、家居宁养服务、专科护士咨询和门诊服务等。　　新界东医院联网对缓和医疗的定义是：服务晚期病患，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全面照顾，包括控制并减轻痛楚及病症；提供心理辅导，舒缓情绪和压力；协助申领所需之社会资源；支持及协助家属照顾病人；提供哀伤辅导。医院的介绍册里有这样的语句：“我们相信在生命的晚期，生活的质素尤其重要。”　　缓和医疗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香港。在此之前，医生仍旧认为积极抢救是唯一尽责的做法，哪怕知道抢救无效，也要做出这些行为。　　“过去港人对于死亡是避讳的。甚至在医院病房，那些濒死病人都被安排在一个特定区域，往往是角落位置。”蔡医生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从医经历，说：“那时还有人认为死亡代表医生的无能和失败。”　　1982年，在几位神职人员和医护人员的主导下，圣母医院设立了“善终服务关怀小组”。随后的几年一些医生开始推进“宁养家居护理计划”。　　1992年，白普理宁养中心成立，是香港第一间独立宁养院舍。　　1993年，时任港督彭定康将缓和医疗纳入公共医疗体系。他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特别指出：“尽管医学进步，仍有人要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一个文明社会，有责任确保这些病患获得安宁疗护并维持尊严。”　　然而仅有慈善服务是不够的。终于在1998年，在一些医生的不懈努力下，缓和医疗在香港确立了专科地位。　　2008年，施政报告将缓和医疗服务对象由癌症末期病人扩大到末期肾症病人。　　三　　陈晓蕾所著《死在香港》，从多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在香港的死亡相关问题。书中记载推动缓和医疗确立专科地位的谢文华医生，谈论了初时的艰难。　　原来，西方医学通常将专科按照器官划分，但是缓和医疗却“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器官。据《死在香港》记载，谢文华曾经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非癌症患者的临终病人，平均每人背负了九、十个症状。“没有一个器官的专科医生能统一处理，总不能要他们走遍心脏科、肺科和脑科等。”　　在谢文华看来，缓和医疗难以向政府“邀功”。毕竟病人和家属“都不会哈哈笑地离开”，也不可能唤醒死人，“请他们见证这服务有多重要。”然而她和许多同仁依旧坚定地认为，缓和医疗是医疗制度有多先进的探热针，而且照顾死亡必须动员政府资源。　　“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把死亡置之不理。”谢文华说。　　截止目前，香港共有16间缓和护理中心提供舒缓医疗服务，病床总计三百多张。收费按照香港医管局收费标准。以沙田医院为例，香港居民住院一天，打包费用只需100港币。上门居家服务，一次收费也在100港币以内。　　缓和医疗在中国大陆则刚刚起步。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些医生正在进行小范围尝试。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谓北京缓和医疗的典范，但他们也面临缺乏政策指引、资金支持和人力等困难。　　2014年初，上海市人民政府把“新增1000张临终关怀病床”列为2014年工作重点，标志着政府层面开始意识到缓和医疗的重要。　缓和医疗在中国　　在中国，缓和医学又被称为“姑息医学”。“姑息医学”指的是减轻患者疼痛而非消除病因的关怀方法。　　在中文翻译上，究竟使用“缓和”还是“姑息”？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认为“缓和医疗”更加“优雅”。宁晓红也认为，“姑息”二字似乎暗示着面对死亡束手无策。“事实上，缓和医疗非常积极。”　　宁晓红介绍，缓和医疗是在临终关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为科学的医学分支，内容可能相似，但阶段与任务却不同。　　而缓和医疗更不是安乐死，安乐死又可以理解为是在医生协助下的自杀。“二者的目的和方法都不一样。”　　复旦大学研究显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老年人口将超4亿。高龄患者增多，势必会带来一系列医疗和社会问题。　　大医院床位相当紧张，只能接受新发并有机会积极治疗的病人。对于已进入生命末期阶段，不能再接受任何手术和化疗、放疗的临终患者来说，由基层医疗机构继续进行“姑息治疗”或采取居家临终关怀和心理辅导是最佳选择。　　然而社区医院一床难求。北京市年均肿瘤死亡人数是4.036万人，西城区肿瘤死亡人数是3000人。但北京市仅有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社区医院有自己的床位，也仅是22张。　　2013年，上海市临终关怀服务调研结果显示，上海共有癌症病人24.25万人，每年因癌症死亡3.76万人。而临终关怀机构的床位少于234张，仅占总需求量的0.28%。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胸科学会（ATS）就对危重救治做出了定义：第一是救人；第二是在治疗过程中始终不忘给病人提供康复和回归社会的机会；第三是当发觉已经无法治疗时，要让病人尽量安静和有尊严地离去。协和医院的尝试　　在患者眼中，宁晓红亲和力强，言谈中流露着真诚的关怀。她在协和医院进行了缓和医疗的大胆尝试。然而她所处的大背景是：缺乏政策支持和医学教育指南，全民认可积极抢救，逃避死亡。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缓和医疗谈何容易？　　在传统经验中，医生看到末端病人呼吸困难，理所当然就选择插管。“医生首先不知道除了插管还能怎样。医生是无助的，因此病人更加无助。”宁晓红介绍，在缓和医疗的处理中，“用吗啡能够帮助呼吸困难的病人是肯定的，但国内很少有人这样做。”缓和医疗的知识并不是多么复杂，但是中国没有老师教，学生就不敢做。　　2013年，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的年会上，公布了一项调研结果：使用临终镇静剂并不会加速病人的死亡，但会令病人死去得更加舒服。在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上，可以直接看到对于使用临终镇静（sedation）的指南。“中国没有，我们缺的东西太多了。”宁晓红说，没有指南，医生就不敢用，病人就要承受本可以避免的痛苦。　　从台湾取经后，她的一些“创新”做法难免招致传统习惯的抗拒。一位长辈善意地劝告她：“晓红，这个年代做事还是要小心一点。” 对于这种担忧她表示理解，因此她格外希望看到从政府层面推行缓和医学。　　在医患紧张的今天，大家都有着稳妥先行的路径依赖。“谁也不愿意惹上官司，都想着病人千万别在我手上出现问题。”　　自下而上的努力并不容易，不过宁晓红的团队还是一步步组建起来，来找她会诊的大夫也越来越多。她的尝试得到了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系的支持。协和医院的研究生课程已开设了“舒缓医学”。未来她希望可以让本科生也接受“舒缓医学”教育，“在他们还没被固化的心，种下一颗人文关怀的种子。”　　听到国内同行谁在做缓和医疗，宁晓红不免打探：“你的病房怎么挣钱？”得到的答案是，根本不挣钱。　　从临床层面来看，缓和医疗的花费肯定比普通医疗要低。据她了解，采取缓和医疗的患者住一次院月均花费，通常在1万元以内。由于缺乏缓和医疗的政策，目前的费用也都走医保。“从长远来说，这不利于资源的节约”，她解释说，“推行缓和医疗不仅是病人获益，国家更会获益。”一个社区医院样板　　除了宁晓红所在的协和医院，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堪称缓和医疗典范，也是北京惟一一家提供居家缓和医疗的社区医院。　　路琦永远难忘她上门进行居家止痛的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位鼻咽癌末期的老教授，独生子定居海外，他的妻子四处求告，已经找不到可以收治这位教授的医院。　　路琦和团队来到老教授家，看到眼前这位著作等身的老者，在病痛的折磨下，“面部扭曲，眼睛凸出快要掉下来，耳朵一碰就有血水混合物流出来”。路琦很快为他进行疼痛评估并采取止痛措施。这位教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享受到了居家止痛疗护，得以安然辞世。　　2009年，路琦在一次社区调查中发现，类似老教授这样遭遇的癌症末期病人还有很多。路琦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德外辖区总计4.12平方公里，共有12万人。在团队走访的80户社区人家中，竟有20余户有着癌症晚期病人。　　其中有一位中年母亲，处于肺癌晚期骨转移，已经无处可去。她形容枯槁，每天躺在床上，直勾勾盯着面前的台历。她告诉路琦，“我活着分分秒秒都是煎熬。”台历提醒着她，一定要熬到儿子高考结束。　　正是这次调查，彻底改变了路琦的医疗轨迹。路琦出身血液科，曾是老德外医院的一名全科医生。改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她担任中心副主任。　　中心主任韩琤琤曾前往英国和挪威等地考察缓和医疗。当她目睹德胜社区的巨大需求后，开始组建临终关怀科和生命关怀病房，委任路琦担任临终关怀科主任，开展以社区居家为主的临终关怀服务。他们服务的对象，是没有治愈希望的癌症晚期患者（经医师明确诊断为晚期恶性肿瘤病人，预期存活期不超过180天）、高龄患有严重慢性疾病的临终病人，以及临终病人家属。　　临终关怀团队提供入户疼痛评估服务，根据情况把患者转介给家庭医生或生命关怀病房。如有需要，也可以安排和专家的远程视频会诊。此外，服务模式还包括哀伤抚慰、死亡教育和志愿者培训。　　路琦为这位中年母亲进行了疼痛评估。这是一种从1-10的疼痛量表。0代表无痛，10代表剧烈疼痛。经评估，这位母亲的疼痛几乎不是常人可以忍受的，也不是单一的麻醉可以解决的。　　为了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这位母亲入住了生命关怀病房。很快，她的疼痛得到了有效控制，住院没几天，气色明显好转。路琦夸她漂亮，她打趣说“我年轻时更漂亮”！说罢，还让丈夫找出手机里自己年轻时照片给大家看。这种轻松的状态，是一家人久违了的。　　没过几天，这位母亲平静离世。相较之前的度日如年，她临终时的放松，是大家最大的安慰。　　虽然生命关怀病房窗明几净，有敞亮的心理咨询室，有鲜花，沐浴的地方贴着暖色的瓷砖，漂亮又讲究，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死在这里。“离休干部还多是死在大医院，一来家属觉得好听，二来一切费用都可以报销。”
社区发展瓶颈
几年过去了，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服务模式，建立了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团队。他们希望自己的模式可复制，可推广。不过，“没有政策倾斜，谁愿意做呢？”
2006年，北京出台了一个政策，绝大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取消了病床。这使得社区内相当数量的老年病、慢性病和晚期肿瘤患者的就医愈加困难，只能涌入邻近早已不堪重负的三甲医院。
在主任韩琤琤力挺下，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最终得以保留22张床位，也成为之后开展生命关怀病房服务的基础。德胜社区的居民，就算可以幸运地入住关怀病房，也不得不面临政策的限制。由于没有单独的临终关怀病房政策，病人住20多天就要周转。
编制和经费同样困扰着路琦。目前，临终关怀团队只有两人，另外一名医护工作者是80后大夫金琳。她俩负责社区内150人的居家照顾，加上病房人数，共计300人。她笑称，“我一提临终关怀就好像打了鸡血，但我回到家会感到非常疲惫。”
作为北京市社区卫生收支两条线管理试点单位，在服务中心工作的大夫并没有创收的压力。但在每次北京市绩效考核中，他们都没有编制。“仍旧按照北京市全科医生标准考核我们，我们进行临终关怀的工作量无法得到体现。”
没有编制就没有经费。目前路琦团队出诊严格按照北京市物价标准，根据职称收费。主治医师一次40元。然而上门疼痛评估、哀伤抚慰等，则完全免费，“没有收费标准。但这些投入是巨大的，哀伤抚慰往往需要好几次。”
路琦希望政府可以购买服务包，因为“如果我们提供的服务一直免费，就不可持续”。在她看来，政府支持社区医院搞临终关怀，可以避免许多过度治疗和不当治疗，节约社会卫生资源，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
路琦给财新记者算了一笔账。据她统计，癌症患者临终阶段在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均住院费是243元，在北京市二三级医院的日均住院费是3126元。在临终日均住院费层面，大医院花销是社区病房的13倍，差额为2883元。
中国每年因癌症死亡的病例达270万。如果以2883乘以270万，就是77亿8千万元的经济效益。路琦感叹：“这么大的经济规模，政府不应该不重视。”
也有数据表明，缓和医疗能够更加合理地配置医疗资源。一个人一生的卫生支出，有70%-80%在临终阶段。一份关于美国的缓和医疗资料表明，一个病人使用“延命治疗”的花费，大概等于进入缓和治疗三到五个月花费的总数。
路琦心目中的社区医院，应该肩负起“从生到死的全套服务”，应该得到政策的扶助。然而政府目前对于社区医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北京市卫生局曾有调查显示，社区卫生工作人员中，36.9%有离职意愿。北京社区卫生机构人员支出占业务支出的比例仅为29.69%，低于全国36.43%的平均水平，仅高于西藏、青海。
启动死亡教育
“在医疗的尽头，如何面对死亡？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北京军区总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刘端祺认为，缓和医学说到底是个移风易俗的医学。“要把医生从匠人的心态解放出来。培养对人的关心，而不仅是对瘤子的关心。”
在宁晓红的经验中，很多人认为尽孝是“多活一秒也行”，是“不能说出真相”。她遗憾地看到，一些患者因为不知道自己的生命状态，把本该去道谢、道歉、道爱、道别的宝贵时间，用在了痛苦的插管、呼吸机上。
“身、心、社、灵四方面，我们对灵性的强调是最少的。”宁晓红意识到，有宗教信仰的人，沟通死亡问题更加容易。“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照顾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灵性痛苦。”
刘端祺认为，我们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开始，就避讳谈论死亡，这是汉民族的一种心理弱势。在给六岁的孙子讲故事时，一个国外绘本感动了他：浣熊爷爷抱着孙子看落日。爷爷说，有一天他也会消失。不久，父母告诉小浣熊爷爷死了，但他仍活在村子里，不信你去每家问问看。结果这个说你爷爷帮我盖了房子，那个说你爷爷给我做过烤饼。小浣熊从这些述说中感到，爷爷虽然“走了”，但还在自己身边。在刘端祺看来，这种辞世教育，将逐渐改变回避死亡的社会风气，促使民众走出“把死亡看作医生和医学失败”的误区。
在香港，有一间叫白普理宁养中心的地方，是专为末期病人提供善终服务的院舍，成立于1992年。这个宁养中心坐落在沙田亚公角山路，依山望海，清幽美丽。
曾经有亲人在白普理平静离世的Jackie告诉财新记者，她对于院舍入口的一句话印象深刻： Add life to days（活好每一天），而不仅是Add days to life（多活一天）。”
想从佛教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在临终之际，当病人与家属最需要知道【如何面对死亡的来临】以及【如何处理临终以及初终的过程】之时，绝大多数人是彷徨无助、束手无策，而临终病患（或是初终亡者）则是任人摆布。面对绝症重病，现代医疗科技多半还是着眼于病人肉体生命的延长，而往往忽略病患在心理上，精神上乃至灵性层面上的尊严与需求。佛教净土宗的临终关怀法门：【临终（往生）助念】佛教讲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根据前生的福德业缘和心念，死后会转生到不同的道。什么是助念？助是帮助，念是正念，即帮助临终者提起正念，内心清净，专心念佛，求生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简单讲助念就是有人在临终者身边以真诚心诵念阿弥陀佛四字名号，引导病人的心念，放下执着一心念佛，积极正向的面对死亡，为下一期即将开始的生命做准备。《临终须知》，是《饬终津梁》的白话本。书中讲述如何临终关怀，帮助往生。 关于临终助念的规矩，书里有很详细的解说。临终关怀助念的处理方法，应以书内所写的做法为准则。人在临终时，家属对病人要给予正面的提示，不能有负面的。负面是什么？感情就是负面的。家亲眷属总是有感情的，在临终时看到亡者，眼泪一掉下来，人家本来要到极乐世界的，这一哭就把他拉回来，去不成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助念可以开始在病人病重、垂危，但神智仍然非常清楚的时候。在这关键的时候，善知识在旁边照顾他不能失掉正念，一心跟着大家念佛，一心一意求生净土病人在家里，就到他家里助念；在医院里往生，就到医院里助念。断气之后的助念，最好能延续十二个小时，至少也要八个小时。这时候念佛的感应特别强烈，帮助他最殊胜。有些人一般八个小时神识还没有离开，身体会有感觉，亡者还会有喜怒哀乐，很容易动感情，一动感情，佛就不会来接引，这是很大的障碍。所以临终不但不要碰他，连他的床铺都不能碰，经过的时候，总要有点距离。不碰他和床铺是怕他难过、受痛苦，受痛苦会起瞋恚心，瞋恚心生起来，肯定堕三恶道。因此，十二个小时到十四个小时最好，能到十四个小时更安全。人死后灵魂从何处往生？佛在经典里面有很多部位。如果这个灵魂是从脚心离开，就是堕地狱。怎么勘验？全身都冷了，脚底还有温度，这就是说他从脚底走的。 从膝盖走的是堕畜生道，从肚腹走的是堕饿鬼道，从心口走的是人道，从头顶走的是天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从头顶上走的。如果真的是生天、是往生，神识走得很快。凡是生到善道，身体一定是柔软的，不会是僵硬的。人临终最后一口气断了，到哪一道投胎是看最后一念。经典比喻神识离开身体的状况，犹如「生龟脱壳」般的痛苦，所以不要触碰他，触碰很容易引起他的瞋恚心，在这个关键时刻，最后一念生瞋恚，多半落到地狱道，这对亡者非常不利。人过世后，有些人想看看暖气在什么地方，好知道他到善道，还是恶道，最好不要触摸，因为不知道神识有没有离开，如果神识离开了，没有问题；反之，对他就不利。如果要探测，等八小时之后，最安全是断气后十二个小时，这才是真正爱护他、帮助他。要有这些常识，才能帮助人、成就人，不然反而害人。在中国佛教里，一般讲亡者断气后当天，从这一天算起七期。这四十九天是中阴身，佛在经上说三种人没有中阴身，第一，念佛的人，往生的时候，一断气就到极乐世界去；第二，生天的人，天福很大，断气就生天；第三，堕地狱的人，一断气立刻就堕地狱，因为地狱的苦比四大分离不知道要严重多少，所以这种小苦他不吃、不受，要去受更大的苦。除此之外，统统都有中阴，断气后，神识并不是马上离开，必须经过四大分离的痛苦和中阴过程。所以临终八个小时内决定不能碰他，最好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那就比较安全，之后再给他穿衣服，再入殓。星云大师答家人去世后，亲人应为亡者做什么事，才是最有益於亡者的：經典記載，人往生後四十九天之內，如果陽上眷屬能為亡者誦經做佛事，仗此功德，能令亡者罪障消除，得生善道；如果亡者生前已多植善業，則可蓮品增上。家人過世，為他念佛、誦經最好，而且不一定要出家法師念，親朋好友彼此互相助念也很好。所謂「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世間上的一切財富名利、榮華富貴，在無常到來時，任誰也帶不走，唯有所做的善惡業緣不離身。所以一般民間佛道混合鋪張的喪儀對亡者毫無意義；能夠為亡者誦經念佛、布施行善累積功德，才有益於亡者往生佛國淨土。因此臨命終時，身為佛教徒，都應該助亡者一臂之力，為其助念；如果能以亡者的名義成立獎學金或設立教育基金，乃至護持文化、慈善等公益事業，為亡者植福薦拔，更有意義。助念对不学佛之人的利益：「因人临终，万苦交迫，除持名外，余行难起」。这是举事例来证明，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临终之苦无法形容。佛在经上用一个比喻，生龟脱壳，让我们去想想这个意思，活的乌龟把牠的壳拔下来。如果这个活的乌龟是我们自己，人家把这个壳拔下来，那是什么样的痛苦？佛说人临命终时神识离开身体，那种痛苦就像生龟脱壳，他受的痛苦他说不出来，我们在旁边看到茫然无知。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人在临命终时八个小时之内不要去碰他，不但不要碰他的身体，他睡的床都不要碰它，让他安安静静的走。为什么？触摸他的床，他都感觉到痛苦。我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法门都用不上力，只有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他纵然是不相信，不会跟着念，也不想往生，能减轻他的痛苦，这佛号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临终助念的好处太大了，他不学佛，他不知道往生，减少他的痛苦。减少他的痛苦就是帮助他头脑清醒，他不会堕地狱，怎么堕地狱？胡里胡涂堕地狱，没有头脑清醒会到地狱去。所以临终遇到有人给他助念，一般讲，灵性稍微高一点，他不堕三恶道；业障特重的人，他不堕地狱，这个帮助太大太大了！恭录自净空法师《净土大经解演义》问：一位八十七岁肝癌末期的老人家，以前从未念佛，临命终时没有痛苦，神智清醒，大约在临终前两小时，才开始跟着助念莲友念阿弥陀佛圣号，念到最后阿弥陀佛的佛字，咽下最后一口气，神态祥和，老人家是否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他可能往生何处？答：这种瑞相好，他的缘分好，最后一念，念的是阿弥陀佛。如果有心求生极乐世界，毫无疑问，决定得生；如果跟着大家念佛，没有求生极乐世界的意愿，那就不能往生，所以就看他的愿望。如果只有念佛的意愿，不想往生极乐世界，这种人多半会生天；如果还常常想着人间的富贵，那就到人道来，决定不会堕三恶道。这个机缘很难得，这是临终遇缘殊胜。问：生前造作杀业，临终一念十念能往生吗？需要什么条件？答：唐朝张善和是杀牛的，临终时地狱相现前，牛头人来讨命，他非常恐惧，大喊救命，碰巧有一位出家人从门前经过，听到里面喊救命就进去问什么事情。他叫着：「好多牛头人来向我讨命。」这个出家人就点了一把香给他，说：「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听到之后，就大声念阿弥陀佛，念了十几声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他临终一念十念往生，证明四十八愿里的第十八愿是真的。张善和的例子可以增长我们的信心，就算造作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心转意，忏除业障，回头是岸，也能往生。但是千万别以为张善和临终能往生，现在多造一点恶业没关系，临终时再学他就好了，要是有这样的心态，问题就严重了。仔细想想，张善和临终具足往生的三个条件，你临终时肯定有吗？第一，临终时不昏沉，头脑清楚。仔细观察，哪个病重的人、快要死人，头脑还会那么清楚，这是一个希有难逢的条件。第二，临终时遇到善知识提醒你，「什么都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如果临终时，心里还记挂着家亲眷属，记挂着有些事情没做完，这样就会往三途六道去。第三，听到提醒立刻就相信，一点都不怀疑，马上依教奉行。能具足这三个条件，临终一念十念决定往生。恭录自净空法师《临终助念问答》选取了几个关于助念问答：问：助念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助念？哪些人需要助念？答：助念是帮助念佛不成熟的人，念佛成熟的人不需要助念，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自在往生。念佛没有成熟，平常信心、愿心若有若无，临终时很容易迷惑颠倒、贪恋亲情，还想着家里的财产事业，就随业流转。所以临终时，同修念佛帮助他、提醒他，让他决定不要错了念头。听到佛号，果然提起，也想到阿弥陀佛，那他就会很幸运的往生了。临终时真正放下，决定要靠助缘，有善知识来提醒，「想想看都快要死了，什么都带不去，算了，放下！」这才能成功；如果没有善知识提醒，还牵挂着，就去不了，这一生念佛又空过了。所以临终助念非常重要，一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净土。念佛人临终时能见佛来接引，要功夫够才行，否则临终依旧有冤亲债主现前。因此，临终助念要帮助亡者生起正念，不要忘记念佛，这是最要紧的关头，什么仪式都不必了。问：病人在输氧气或吊瓶时断气，是当下取下输氧气管、吊瓶管，还是待助念十二小时后再处理？答：人在病危的时候，周边照顾的人非常重要，看到病人已经不会好转，这些东西都要拔掉，拔掉之后他没有痛苦，会感到很轻松、很自在。如果在还没有拔掉就断气，会非常痛苦，拔掉会痛苦，不拔掉也会痛苦。所以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最好在病重的时候就把它拔掉，开始助念，让他跟着念佛，痛苦就没有了。问：听不见声音的人，临命终为他助念有效吗？答：这是说聋子听不见声音，他耳根有障碍，但神识没有障碍。临终的时候，他的「根」舍掉了，神识清楚，念佛决定有效。问：毕生造作恶业，助念有用吗？答：莲池大师讲得好，「始恶不妨终善」，一个人年轻时造恶、中年造恶，到老年的时候后悔，只要回过头来行善，都来得及，还是善人，甚至像阿阇世王临终的时候才回头，才知道忏悔，还是来得及。就算是恶人，只要一口气没断，听我们把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如果能豁然觉悟，回头向善，都能往生。所以不可以说这个人作恶多端，临终时就算了，不要理他，这就错了，他临终时还是要帮他助念，还是要常常劝他、提醒他，他一念回头，就帮他脱离六道轮回，成佛去了，这是无量功德！能送一个人去作佛，世间任何好事都不能跟这种事相比。恭录自净空法师《临终助念问答》想要了解更多有 净空法师《临终助念问答》 华藏净宗弘化网临终关怀 程晋林居士助念报告（各种实例非常精彩）当然，珍惜身边人，珍惜当下才是最重要的。谢谢你看到这里，合十感恩。
我今年23，13岁那年我爸病逝，闭上眼还能想起来那些画面，只是他刚去世的时候我并感觉不到难过，直到下葬以后我还是觉得，他只是出去了还会回来，然后这一走就是10年。
经历三人离世，爷爷奶奶和爸爸。爷爷是肺癌，最后吐血身亡，死的时候满脸狰狞，那时的年龄不大说懂也不懂，吓得浑身发冷，只知道爷爷没了。两年后奶奶去世，住院十几天出院，大脑处于缺氧，坐着就睡了内种，去世的时候正好过年，准备好一切打算过三十的时候却怎么喊他也喊不起来，半夜还和我说话的人眨眼没了，而且还睡在旁边……第三次是爸爸，查出了白血病，三个月匆匆离开了，去世之前发烧40度以上，浑身发热，眼睛也看不到，那时觉得死亡是种解脱。从第一次的害怕，到第二次不慌乱去打理好当时的情况，到最后老爸去世时看着他安然的表情，摸着他停止的心跳，想想自己的生活，成长、心态都会有变化。现在平淡的看待生活，觉得生活开心是福气。偶尔想奶奶去世前回顾自己一生讲给自己听，想想爸爸去世前的样子，再想想爷爷奶奶辛苦养大，生活给了我无形的动力，我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代替他们没有走完的路，更平淡的看待生与死。
鲁迅《父亲的病》大约十多年前吧，Ｓ城中曾经盛传过一个名医的故事：—— 　　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拔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他了，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得都依他。待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那病家似乎很有钱，第二天又来请了。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仍旧引到房里，老妈子便将病人的手拉出帐外来。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现在的都市上，诊金一次十元并不算奇，可是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他大概的确有些特别，据舆论说，用药就与众不同。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可是说也奇怪，大约后来总没有购求不到的。 　　　据舆论说，神妙就在这地方。先前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待到遇见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了。“医者，意也。”其时是秋天，而梧桐先知秋气。其先百药不投，今以秋气动之，以气感气，所以……。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知道凡有灵药，一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求仙的人，甚至于还要拼了性命，跑进深山里去采呢。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我对于经霜三年的甘蔗之流也逐渐失了信仰，采办药引似乎再没有先前一般踊跃了。正在这时候，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我可以写一封信。可是，病是不要紧的，不过经他的手，可以格外好得快……。” 　　这一天似乎大家都有些不欢，仍然由我恭敬地送他上轿。进来时，看见父亲的脸色很异样，和大家谈论，大意是说自己的病大概没有希望的了；他因为看了两年，毫无效验，脸又太熟了，未免有些难以为情，所以等到危急时候，便荐一个生手自代，和自己完全脱了干系。但另外有什么法子呢？本城的名医，除他之外，实在也只有一个陈莲河了。明天就请陈莲河。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还有用药也不同。前回的名医是一个人还可以办的，这一回却是一个人有些办不妥帖了，因为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地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了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都称为“老弗大 ”。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他。清朝的刚毅因为憎恨“洋鬼子”，预备打他们，练了些兵称作“虎神营”，取虎能食羊，神能伏鬼的意思，也就是这道理。可惜这一种神药，全城中只有一家出售的，离我家就有五里，但这却不象平地木那样，必须暗中摸索了，陈莲河先生开方之后，就恳切详细地给我们说明。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我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我的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Ｓ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 　　不肯用灵丹点在舌头上，又想不出“冤愆”来，自然，单吃了一百多天的“败鼓皮丸”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还请一回陈莲河先生，这回是特拔，大洋十元。他仍旧泰然的开了一张方，但已停止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妙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 　　从此我便不再和陈莲河先生周旋，只在街上有时看见他坐在三名轿夫的快轿里飞一般抬过；听说他现在还康健，一面行医，一面还做中医什么学报，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早晨，住在一门里的衍太太进来了。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说我们不应该空等着。于是给他换衣服；又将纸锭和一种什么《高王经》烧成灰，用纸包了给他捏在拳头里……。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 　　　十月七日。 （《朝花夕拾》我想说，迅哥 对中医的偏颇自然不是空穴来风，但是对西医也略微盲目乐观了，又或许国内的西医在某些方面已经中医化了……医学需要不断研究改进，医疗体制更需要
任何抢救措施都是为了让患者活的更久一点，其次才是保证生活质量，这是基本原则。在医生抢救病人的时候请不要因为看了这些东西而去干预医疗行为，毕竟病人能活几分钟还是几年医生比你清楚。如果想让不治的亲人多一点尊严少一点痛苦，请支持并呼吁中国安乐死立法。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个月前奶奶刚过世，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离世，第一次觉得死亡那么近。我想奶奶的临终算是安详、有尊严的，她辛苦养育的儿孙都在床前给她送行，她平静地走了。那天晚上我正和朋友在夜市上吃烧烤，突然手机响了，是妈妈打来的，“快回家，你奶奶不行了”。我慌忙挂了电话就往回赶，那会儿刚入秋，晚上有点儿凉了，我一路上都在打着寒颤。一到家发现大大们，大哥大嫂们都在，围在奶奶床前，奶奶倚靠在大哥怀里，看上去很虚弱，面色有些苍白，爸爸做在床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但努力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来，哥哥嫂子们也都一脸悲伤，但是室内很安静，大家都在静静地给奶奶送行。奶奶说了句“我走了，给我换衣服”，之后就闭上了双眼。寿衣就在她床头的箱子里，村里的老人老早就给自己准备寿衣了的。医生这时候才赶来，给奶奶做最后的身体检查，奶奶身体已经凉了，但是还有非常微弱的脉搏，医生让我们做最后的道别。那瘦小的身体养育了床边高高壮壮的儿孙们，而此时此刻却没了气息，我们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哭泣了，爸爸说他叫妈妈再也没人答应了。我们慢慢平复情绪后，就帮奶奶穿上寿衣，整理遗容，用毛巾擦拭脸庞，梳理头发，带上帽子，奶奶穿戴整齐，静静地平躺着，就像睡着了一样……能够寿终正寝是个美好的结局，看着亲人在身边，有尊严地死去是每个临终人的愿望，我们能做的就是守候着，用爱送行！
前阵子我爷爷去世了他已经躺在病榻中很多年，做子女的都只希望他在世的能过得舒服些，少遭些罪。我觉得他远离了机器、病榻和病房，这是他的解脱。他再也不用遭受这些病痛，他应该能在另一个地方看着我们这些子孙，我们承续他的生命。去医院看他最后一眼的时候，我想起之前听到的一位老修行讲的，人在离世前走得是快乐还是痛苦对他接下来很重要，应该多引导他想一些 开心快乐的事，问他这一生做过什么好事。我让他伸手握着我，问他这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哪? 他做过什么好事，让我可以告诉我子女他们的太爷。我现在想的 我当初应该还 多称赞他一生为家庭，为子女，为工作所做的贡献。-----突然想起家里少了个爷爷就好难过。
在医院看多了孝与不孝，看多了太多老人在床上痛苦的样子，也设想爸妈老了病了怎么办，我觉得，在他不考虑钱的前提下，想治不管怎样我都会治下去，若是他们自己觉得那样很痛苦，不想，我也听他们的，父母子女，是一种缘分。我想我会舍不得。
没有从鬼门关走过的人是不知道生死一线的感受的。不巧还小，上帝又嫌弃我不够灵巧，暂时拒绝了我。我因为盆腔手术麻醉的问题昏迷了4天4夜。没有意识，连自己被转院了都不知道。可是醒过来的时候，我的身上插满了管子。尿管、引流管、胃管、氧气管，手上的静脉每一条都被打断了，那天在输四天来的第26瓶氯化钾。那种痛苦是这辈子都不敢再有的，可是活过来了，我终于能感受到疼痛了，我有多感谢这样的痛苦，是没有进过icu的人无法想象的。任何时候，能活着，都是好的，医生、护士喜悦的给我拔掉管子，简直可以说手起刀落。能自己开始吃第一口东西，他们都要感动哭了。活着挺好的。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