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_国际先驱导报_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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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上下三百年——中国与世界
国际先驱导报
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为孙中山。
20世纪初的武昌中和门。
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
中华民国开国之日，《民立报》首页刊出的孙中山像。
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
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的十八星军旗。
　　“百年锐于千载”。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对19世纪的描述。而20世纪初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那场革命及革命后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尝不“锐于千载”？　　在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所创始人章开沅先生看来，思考辛亥革命必须要“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辛亥革命不只是日那一天、那一年发生的，其前因后果乃至对现实和未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辛亥革命也是一场世界级的革命，不仅整个过程都有着海外支持者参与其中，辛亥革命本身也是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自觉、理性的回应。
故此，本报特邀章开沅、马勇、喻大华、张维为、杜平、冯佐哲多位学者，从纵贯三百年的历史坐标、在中国与世界的时空中，重磅研读辛亥革命之意义
一场革命的三百年因果
【作者】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辛亥革命研究所的创始人、现任名誉所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时间背景下，学术研究和纪念活动名目繁多，但在研究辛亥革命如何深入的问题上，我认为，今天人们看待辛亥革命，要从“上下三百年”入手。　　提出这个概念有几层意思，第一是从学术研究来讲，辛亥革命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过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就辛亥革命谈辛亥革命，仅把辛亥革命作为1911年产生的一个事件来看，研究得虽然比较深比较细，但多少有点就事论事。　　很久以前，我在思考辛亥革命如何深入时，就提出“上下延伸”和“左右会通”，而去年谈辛亥百年，更是触发了我这一想法。在学术研究领域的辛亥革命方面，我们应该看到三个一百年，一百年是因，一百年是果，一百年是未来，在大因果观和预测方面至少能做一些工作，这是学术上的考虑。
另外从现实生活角度考虑，辛亥革命不是从1913年或者是孙中山死去后就没有了，它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其后的这一百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影子或者遗产，它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都很多，如果不放开眼界来看是看不清楚的。
而从空间来讲，不仅一百年要作为一个整体，还应该把整个大中华区、两岸四地都放在一起研究。现在不少执政者都把自己看成是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中间也有超越，成绩更加辉煌。这都是孙中山生前所没有预想到的，但是你也不可能不看到孙中山的开辟之功，乃至他留下的遗产的深远影响，所以这两个方面都要扩展。
而我在这过去的两百年后又多加了一个一百年，那就是未来一百年，原因在于我们研究了半天历史，最终要立足现实并面向未来。　　人类怎么走？我们怎么过？对我们研究辛亥百年也会有很多的帮助。我就是基于这个想法，提出三个一百年。
百年锐于千载
　　在《民报》1905年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19世纪形容为“百年锐于千载”。这个“锐”字用得非常好，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深度，还有一个是迅猛的程度。
那一百年确实是这样的——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整个世界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生产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那一百年既然是如此，我们回想辛亥以后的这一百年，岂不更锐于千载。这一百年比前一百年发展得还要快，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而我们在今天所经历的，也会在未来一百年中产生结果。　　前一个一百年——1811年，当时清朝处于嘉庆年间，很多人会觉得可能和辛亥革命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赶不上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是想到了。他的百年锐于千载就是总结整个19世纪，里面有经济的发展，有物质文明的发展也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有社会上的进步及其存在的问题。随着工业革命的成功，海外市场的扩大，如果概括起来，那100年也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100年。因此，我们未尝不可将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对全球化的反响。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应该何去何从，孙中山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1906年伦敦蒙难后，他就待在那里继续做研究，他广泛阅读以增加对西方的了解，还结交各个方面的政治活动家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所以以前我们把三民主义想得太简单了，它的背景来源非常庞杂——如果不了解这100年的发展，不了解这100年里世界如何变化、中国如何变化，就很难真正理解孙中山又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以及他本人经受了什么影响。如果把这些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对辛亥革命的因有更深入的领悟。
一次世界级的革命
　　说起辛亥革命的世界性，台湾有个学者叫朱宏源，他称辛亥革命为世界级的革命。事实上，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对世界全球化的一次回应，本身就具有世界性，但它和义和团不一样，辛亥革命不是自发的低级的错误的回应，而是自觉的、经过理性思考的回应，而孙中山也是第一个堪称世界公民的领袖。
朱宏源说，之所以称其为世界级的革命，有很多具体内容，他在西方的基督教会材料里发现很多外国传教士是支持辛亥革命的，这说明辛亥革命不仅有内力，还有外力。像戊戌变法也有世界因素，它参考了日本的维新，也参考了俄国的变法，也有传教士的参加。但是辛亥革命还不一样，后者是更完整更全面地把自己放在世界中间来寻求民族的走向。所以辛亥革命当然可以称为世界级革命。　　我们强调辛亥革命在属性上的世界性，也要看到辛亥革命对于其所在世界产生的影响。当时中国已经不能自外于世界了，就拿辛亥革命本身来讲，同盟会的纲领形成于欧洲（伦敦），同盟会成立于日本，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就有日本的朋友参加，另外他们又跟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南亚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都有联络，同盟会成立后最早一个大的行动就是支持菲律宾起义。所以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时候，好多国家都派了代表来，证明辛亥革命孙中山的影响很大，越南是直接受影响的，还有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朝鲜等等。
当时辛亥革命也是一个破天荒的革命了，那个时候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要皇帝的革命，确切说起来就是三个，一个是法国大革命走向共和，一个是美国独立战争设立总统，第三个就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不管是政体还是国体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它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同时促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独立运动的潮流。　　而说起世界性，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和中国历史的意义就出来了，他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夸大的。尽管是暂时的成功，但也是开天辟地的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在说“通过辛亥革命，中国使自己真正融入世界”时，必须要明确一个前提，那就是如何融入。以前中国也有融入，例如中国成为市场成为殖民地，成为势力范围，那是被迫融入。再从文化传播来讲，不仅是西学东渐，文明潮流东来，中国受到各种影响。但辛亥革命则是从体制改革方面作了全面推动。之前那些革新都是某一方面，经济的、文化的、或者宗教的，但始终缺少体制上的变革，而辛亥革命则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实现其融入。我比较认可此种说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全面走上现代化道路或者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政治经济文化都包括在内，特别是核心政治体制也包括在内。（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
封闭·1811：紧锁大门的东方帝国
【专家简介】　　冯佐哲，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清史专家，著有《和珅评传》、《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真实的纪晓岚》等。
　　“回过头去看，中国的19世纪堪称一个悲剧的世纪，这是一段未曾被预料更前所未有过的衰败。旧秩序的维持者做着顽强抵抗，但最终都无济于补。大清帝国相较外国的优越感与强势，清朝皇帝的中央集权，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都一个接一个地沦陷。”《牛津中国史》如此评价辛亥革命前中国所经历的百年悲剧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谢来发自北京 从辛亥革命向前翻开一百年，是嘉庆十六年。这一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皇帝给出的理由是：“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嘉庆帝所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西洋人掌握的已不只是“熟习算法，推步天文”之术。当暮年的清王朝依旧沉睡时，西方国家正在蒸汽机的轰鸣声中一路高歌猛进，收获工业革命的硕果。而即便从未获邀请，信仰利益与金钱的“海上十字军”亦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了东方帝国紧闭的大门。
错位的对话
　　日清晨，英国朴次茅斯港的薄雾还未散去，皇家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三桅船趁着早潮起锚离港。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庞大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他们将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　　不难想像大英帝国对此次访问寄予的厚望：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马戛尔尼出访前的记录如数家珍：“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他精心挑选的使团成员中，还包括艺术家和学者，为首的是擅长机械和光学演示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没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国人欣赏最新的热气球和复滑车的性能的了”。　　经过9个多月的航行，船队在澳门靠岸。1793年9月，马戛尔尼、斯当东和随员们到达承德避暑山庄。正在双方都兴致勃勃等待正式会见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叩头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分歧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至今仍有争议，据英国方面记载，英使最后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中国皇帝。但中方文献中则提到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叩头风波虽只是个插曲，随后马戛尔尼提出的七项要求，如多口通商、贸易减税、允许传教等完全遭到乾隆的拒绝。而英国人引以为傲的热气球和蒸汽机，更丝毫没有引起乾隆的兴趣。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翰·费尔班克这样解释清政府让西方人迷惑不解的外交：“19世纪早期的中国视自己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处理和外国人的关系时，中国一直将自己至于中央的优越位置。”因此不管是英国还是之后的荷兰使团，他们来自何方，带来了什么都不重要。　　同样，当1815年滑铁卢一役打败拿破仑后，英国内阁向清朝政府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希望籍此证明自己的强大，得到的回答却是：“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英国使团的真正收获
　　尽管马戛尔尼的失败让英国感到颜面无光，但二十多年后，为再次敲开对华贸易的大门，英国还是决定派出一支新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他挑选的副手，正是当年马戛尔尼的侍从，斯当东男爵的儿子小斯当东。　　上次访问途中，还未成年的小斯当东习得中文，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9岁时，小斯当东开始用10年的时间翻译出版《大清律例》。　　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小斯当东会合。　　但这一次，同样还是叩头的问题，成为使团和清朝官员的最大分歧。尽管英国方面有人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小斯当东则坚持：“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临到接见当天，礼仪之争再加上带领觐见的官员不得要领，向嘉庆帝谎称英使生病。嘉庆帝以为英使傲慢，目无圣驾，大为光火，于是取消陛见，并下令驱逐使团离京。　　相比起来自遥远夷国又不懂大清礼仪的使节，嘉庆帝有更多紧迫的问题需要考虑。继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1813年北方又爆发天理教起义，还一度在太监接应下杀进皇宫，令嘉庆帝大惊失色，感叹“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因而清政府在1816年加强保甲制度，十家为牌，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首报。　　在中国社科院清史专家冯佐哲看来，两次皆无功而返的英国使团并非全无收获，马戛尔尼从陆路离开北京南下时，沿途了解到中国的内部情况和社会民情，看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显现出的颓势和外强中干，并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强大。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准备了条件。　　冯佐哲指出，从乾隆到嘉庆，他们都和之前的封建帝王一样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是老大帝国。因此乾隆皇帝认为中国不需要和外国做贸易交流，断然拒绝英国的通商要求。清政府的盲目自大，封建专制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中国错过接触西方的机会。
无谓的挽危图存
　　此时的西方已经在蒸汽机的推动下前行。1807年和1814年，蒸汽机开始驱动轮船和火车；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斯托克港正式投入使用，在此前半个世纪由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成功改良，整个西方世界发展陡然提速，蒸汽机在交通运输业中的应用，使人类迈入了“火车时代”。　　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生产力难以估量。以纺纱为例，清朝手工纺车一人一次纺1根纱，而当时英国进化到纺纱机，同时纺出400根纱，而且质量有很大提高。一个英国工人能一次完成清朝几十名甚至几百名工人的产量。以生铁产量为例，1720年英国年产生铁只有2.5万吨，工业革命后，到1840年增加了55倍。　　“当近代科学正在西方方兴未艾时，它在中国却那么难产，而始终未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历史动力，致使中国在一个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能和世界先进潮流保持同步。”冯佐哲在《清代政治与中外关系》中如此总结。对于工业革命后西方科技方面的进展，清王朝并没有很好地为我所用，西方传教士在宫廷也只能为帝王设计钟表，从事气象观测。西方技术仅供皇帝玩乐，没有用于社会生产，特别是未能推广到民间，导致科技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令中国错过了技术发展的机会。　　更严重的危机还不在于技术的落后。“嘉庆执政时是一个困顿的时代。”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这样评价19世纪初的清朝执政者：“在其执政的前期和中期，嘉庆都在试图挽危图存，重振雄风，但是体制上的问题是嘉庆处置不了的，如专制带来的腐败，嘉庆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国家的主人虽也受腐败之害，但同时也得专制之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腐败。”喻大华指出，也正是在嘉庆这一朝，英国工业革命见效时，中西国内的差异迅速拉开。对此嘉庆皇帝一无所知，继续闭关锁国，所以才会有清王朝对西方使团的排斥，对中外贸易的冷漠，对外国商人来华的限制，对西方科技的漠视……
毫无准备的虚弱巨人
　　即便紧闭大门，对来访者冷眼相待，严禁洋人潜住内地，西方人还是轻易察觉到了清王朝的没落。　　小斯当东在1810年写道：“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 马戛尔尼的观点更尖锐刺耳：“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法国作家佩雷菲特指出，马戛尔尼失败的中国之行让欧洲不再迷恋中国，这个远东帝国并不像一些传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也正是在读完老斯当东对中国之行的描述后，黑格尔得出了对当时中国简洁明了的看法：它翻来覆去只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尔班克也认为，近代帝国主义能在中国肆意横行，根本上源自封建王朝自身的顽固不变：19世纪初的中国依然维持着自给自足的模式，广袤的疆土使得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影响；军事上，打败俄罗斯的几次战役使得中国至少表面上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政治上，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令清朝统治者对外来政治理念几乎完全绝缘；对外贸易只占到其经济微不足道的地位；因而清朝政权的主要考虑是如何维持传统农业社会的秩序，西方人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也只是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　　不仅仅是政治军事上的落后，同样还有道德的沦落——爱国主义的缺失，如中国人无所顾虑地参与涂害国人的鸦片贸易；以及特权统治阶层对底层苦力的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压榨……种种弊病都可以归纳到“封建制度”的名下。　　费尔班克指出，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朝政府对于和西方的接触几乎毫无准备，而此时踏进中国国门的访客，已不再是前来臣服的落后夷族，而是正大踏步进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
中国与世界·1811：关键词
【作者】喻大华 清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专家简介】　　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著有《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喻大华评说嘉庆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等。
【“奇技淫巧”】
　　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外国来访者介绍的欧洲科学技术成果被清朝君臣视为“奇技淫巧”一类，凡是新奇巧妙的东西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满清君臣固守自给自足的传统，不愿意引进什么西方新东西，除了枪炮外，也没有将其推广到民间的生产。但正是被“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武装起来的外国军队登陆中国，横行华夏。所以在发展科学技术和工商业方面，清朝被近代发达国家甩在后面。　　清统治者把西方科技成果称为“奇技淫巧”，固然不乏固步自封的误解和偏见，但也包含着一种“酸葡萄”心理。同时，清政府的认识也不乏“清醒”的一面——既然学也学不来，干脆一笔抹煞算了。
【西洋使团】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被英国政府指派出使访华，以图与清廷商讨中英贸易事宜，企图进一步打开中国门户。其实在他以前，英廷早于1792年至1794年的时候，派遣过乔治·马戛尔尼伯爵率团访华，尝试在庆祝乾隆帝83岁寿辰的时候，顺势商谈贸易。可是，那一次的使团虽然成功谒见乾隆帝，但是在商贸议题上却无功而还。自那次以后，中英两国虽然继续进行独口通商，但关系却是每况愈下。1816年阿美士德奉命到中国商谈通商问题，因拒绝向嘉庆帝叩头礼而未能完成使命。　　已经接受西方价值观的今日中国人当然痛恨清政府的颟顸无知，后悔错失了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其实，两个各自隔绝、按自身发展轨迹生存的国度的交往一开始必然伴随着误解和坎坷，对古老的中国而言，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绝非易事。另外，英国人也同样傲慢，既然上门求人，何必固执己见？你认为清朝的跪拜不合理，同样，在清政府的眼中英国的礼节就合理？
【一口通商】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以英人洪任辉不遵守中国法令案为由，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封禁江、浙、闽三处口岸，限定广州为惟一通商口岸。并规定外国商人必须通过广州“洋行”进行贸易。接着还陆续颁布各种指令、章程，制止外国商人在中国任意活动。这种限定广州一口贸易的体制，一直延续到1842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前），历时85年之久。“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促进了广州的繁荣。　　“一口通商”实际上就是“闭关政策”，其出发点是限制西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但最终结果却没有妨碍英国的发展，反而限制了自己的进步。
　　清朝大量出口的茶叶让西方人着迷，茶叶成为当时中国的大宗出口货物。但令西方商人恼火的是，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在与道光的一份奏稿中，林则徐也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当时英国乃至西方依赖中国的茶叶，却拿不出在中国有销路的商品，这令英国人痛心疾首，也让清政府误认为对外贸易是对外商的恩赐。后来英国选择以鸦片走私的形式扭转贸易逆差，无疑，是不人道的做法。
　　鸦片，俗称阿芙蓉，至少从1729年雍正皇帝就下令禁止鸦片，此后多位皇帝一直强调禁烟。十九世纪，英国商人为弥补中英贸易逆差，从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则徐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但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鸦片和其他毒品的进一步泛滥。
英国至今不接受鸦片战争的称谓，认为是维护“自由贸易”的战争，在此，道光皇帝给自称文明的英国人上了一课。虎门销烟是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一幕，反映了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禁洋令】
　　1811年，清政府明令严禁西洋人潜住内地。嘉庆帝谕示内阁说：西洋人住居京师，原因他们熟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先用。现在京的西洋人共十一名，现在留京的西洋人只有七人。这七人中，有官职差使的，出入往来都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年老多病的，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也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不至发生传教惑众等事。至于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地方，也就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　　长期以来，清政府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不同文明开化程度的人不能混居，否则，容易发生纷扰。无疑，在清统治者眼里，西洋人是落后和野蛮的。
　　1811年，俄国人普丁谢夫最先到我国新疆土鲁番等地掠夺文物。此后，俄国、英国、德国、匈牙利、荷兰、法国、芬兰、瑞典、日本、美国等纷纷组织探险队，到新疆“探察”。据粗略统计，1811年到1935年间，外国探险队进入新疆有100多次。这些文化强盗对吐鲁番文书和文物进行了贪婪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　　今天看来，这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劫，是历史的伤痛。但当时清政府并没有现在这样的文物保护意识，也没有保护文物的法律依据。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开始亲政。面对乾隆末年危机四伏的政局，嘉庆帝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整饬内政，整肃纲纪。诛杀权臣和珅，罢黜、囚禁和坤亲信死党。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褒奖起复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诏罢贡献，黜奢崇俭。要求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纤悉无隐”，据实陈报，力戒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但其对内政的有限整顿，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清朝政局的颓败。　　嘉庆帝的“维新”其实是在传统体制内的小幅度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王朝没落的大趋势，充其量可以延缓王朝的“衰老过程”。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意义不大。
　　嘉庆十年(1805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被镇压，清统治力量也受到严重削弱。嘉庆十五年(1810年)，镇压了爆发于东南海疆的蔡牵起义军。嘉庆十八年(1813年)，北方爆发天理教起义，部分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冲进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下诏罪已，同时严令对冲进皇宫的起义军血腥屠戮，无一幸免，并捕杀在城外的头目林清等。天理教起义被镇压。嘉庆本人也在1803年险遭刺杀，从圆明园返京的途中在神武门遭遇一名持刀刺客，嘉庆帝虽未受伤，但也受到不小的惊吓。　　人口爆炸、经济危机、矛盾尖锐、邪教泛滥等多种因素促成了此间社会的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更为激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前兆。
　　嘉庆时期，清朝的官僚队伍不仅极力搜刮钱财，极力追求物质享受，也对行政工作乃至国家政事漠不关心，苟且塞责。嘉庆四年洪亮吉就尖锐地指出：“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嘉庆帝也作《因循疲玩论》等文章总结原因并教育各级官员。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皇权专制，因为专制必然伴生腐败，皇权至高无上又将臣子们沦为奴才，这挫伤了一般官员的责任感和耻辱感，大家都在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混一辈子，也就快活了一辈子。　　此外，嘉庆时期一些皇族受国家包养，不思进取，犯法后还不受司法制裁。嘉庆帝一方面严惩皇族不法行为；一方面还亲自作了《宗室训》用于教育皇族。文章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朕实不能不加惩治矣。”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对嘉庆震动极大。　　应该承认，大多数的皇族后裔还是安分守己的，并且在文化、政治等方面颇有建树。对少数害群之马，嘉庆帝不姑息养奸，出发点是好的，但也无法根本性地解决问题。因为既然不能剥夺其特权地位，就难以对其的为所欲为构成约束。（本报记者 谢来 采访/整理）
变局·1911：超越法国大革命的变局
【作者】马勇
【专家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导。著有《1911年中国大革命》、《梁漱溟评传》、《中国现代化历程》、《从维新运动到义和团》、《中国文明通论》等。
中国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仿照法国大革命，提升民权，废除皇权，但是中国最后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侵犯皇族，几年之后的俄国革命都做不到中国这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1901年新政开始，一直到日责任内阁出台，晚清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就是新军的领导人，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过去很多年里，关于立宪党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已经讲得很多，但没有人讲到新军，而新军发挥的作用又是非常大的，它甚至有点像今天的突尼斯和埃及，在动荡之中军人站出来说话。我曾在杂志上发表《为什么是新军》一文，谈到辛亥革命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新军。为什么是新军？就是因为当时的新军没有被充分国家化，而军队内部的忠诚教育也在这个时候起到反作用。　　那么，晚清到最后出问题不是路选错了，整个改革的方向和步骤都对，最终的问题是到了最关键时候权力的分享。十三个内阁成员，九个是皇族，四个汉人，但当时，已经明显形成对立的阶级了：满族贵族是一个阶级，汉族立宪党人是一个阶级。这种状况下，摄政王对人民的解释是十分苍白的，他的推理是“立宪了，满汉平等了，没有阶级区分了，你们觉得内阁里都是贵族，那是因为你们脑子里还有阶级”，他用口号上的平等掩盖了这种先天的不平等。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不再垄断权力，这才是改革的真谛，晚清的改革最后就在这一步权力分享上出了问题。
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
　　从5月8日开始一直到9月的四个月里，朝廷一直没有解决内阁组成问题，9月9日，成都闹市发生了流血冲突。湖北新军要求政府调整铁路国有的问题，但政府认为这是地方军，没有重视。然后湖南新军响应了，紧接着太原新军，然后是江西、云南等六个省的新军宣布独立。这时清廷认为最有力量的北洋中央军还在，结果第20天的时候中央军发生叛乱，要求撤销皇族内阁，调整铁路国有，审判盛天怀，并提供了12条政纲，要求据此修改宪法。结果第二天清军就接受了：摄政王退位，撤销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当内阁总理大臣。　　严复当时曾表示，如果这几个决定提前一个月出台的话，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但被逼得这个时候出台，南方不同意了，辛亥革命就是这么一步步发生的。此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黄兴、宋教仁到了武昌，孙中山也在回国路上了。当南方的革命性质越来越浓，朝廷内部的改革派便逐步向“强硬派”转化，当君主立宪已经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反而提出要君主立宪。其实原本革命党的力量是很小的，黄花岗起义也只是最后一搏。所以说，是清政府没有珍惜改革的机会。　　当然，最后的妥协也非常重要，革命党的妥协给未来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契机。孙中山回到国内参与南北和谈，和新军、北方及袁世凯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提到了一个任何人都没有提出过的构想——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如果孙中山坚持把满族人赶回东三省，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将重新书写。甚至可以说，南北妥协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现代民主国家的重建，孙中山的革命党没有“驱除鞑虏”，换来了中国新的未来。　　清政府也有妥协，清政府按照皇族的强硬办法其实是可以打的，他们的盘算是只要能坚持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乃至三年，大清国一定还会出现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照样可以以时间换空间。但清政府到最后还是隆裕皇太后做主，接受妥协，清帝退位。新军和革命党的领导人最后也都提出一个方案，皇帝退位，优待皇室。　　尽管清政府有军队，但还是知道进退。隆裕皇太后最后在退位诏里面讲，当人民都同意走向共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理由再反对，因为我们平时总是在讲“爱民如子”。清政府的妥协为皇朝赢得了尊严，也给中国赢得了一次机会。　　中国辛亥革命的目标是仿照法国大革命，提升民权，废除皇权，但是中国最后没有把皇帝送上断头台，没有大规模流血，没有侵犯皇族，几年之后的俄国革命都做不到中国这样。所以我说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战争只是在武昌打了三天，而且是军队对军队，大家都绕开平民区，都不打平民不打外国人，打仗是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很快就转入了谈判。
不动声色地变了
　　从这个角度来讲，辛亥革命是没有流血的革命，大部分是和平地、不动声色地就变了。　　上海光复以后，革命党人深夜到江苏找到巡抚陈德全，告诉他其他省都光复了，陈德全说没问题，但是不同意半夜扰民，要第二天再说。等到天亮，当时的省会苏州街面上全部挑起了白旗，老百姓一起床就发现光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是一种职业革命，完全是在一个高层中的妥协、谈判，辛亥革命过去很久，人们都不知道中国没有皇帝了。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没有流多少血，那第一枪的意义在哪儿呢？其实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是下层的军官和士兵闹起来的。他们冲出营房去抢军药库，抢到武器之后就往湖广总督府打，留在总督府的张彪连夜逃走。所以第一枪的象征意义要更大一些。第二天，张彪找到黎元洪成立了军政府，这就越走越正规了。后来黄兴和宋教仁从上海来到武昌，整个湖北的性质就开始变化，向革命变化。　　黄兴到湖北以后，湖北下层士兵中的革命党人就想推举黄兴当湖北都督，把黎元洪赶下来。又过了几天，革命党又不甘寂寞，想推举一个“两湖大都督”，让黄兴来当，也被否决了。后来黄兴带了二十几个精兵离开湖北打算攻下南京，湖北就逐步被边缘化了。　　南京的战略位置很重要，袁世凯只有谈判。从11月中旬一直谈到12月中旬，那时袁世凯已经是内阁总理，革命已经完全和皇族无关了，中国进入一个准君主立宪状态。但要成为完全的君主立宪国家，还要有议会，就在这个谈判当中，清廷的强硬派不干了，不愿意进入一个人民选举的议会。因为之前在执政院的时候，200个议员中有100个选举，另外100个是由朝廷来指定的，如果要全部选举，那些皇亲国戚就没戏了。最后的谈判就胶着在是否立宪上，立宪党人后来甩开了皇族去谈妥协，尊重皇室但不考虑皇族（皇室就是皇帝的直系），整个皇族就都降到平民级别。
共和理念是辛亥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谈论辛亥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从孙中山的立场来讲，辛亥是失败了，因为没有按照他的设想去实现；但对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讲，又不是失败，而且没有大规模的流血，没有使中国的政治架构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很稳定地就过渡过来了。　　作为革命的直接后果，辛亥革命带来了“民国”这样一个短暂时期，它开启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机会，这是重大的进步。　　而直到今天，辛亥革命的遗产、任务还是我们的遗产和任务，辛亥没有得到的，我们也还会沿着这条轨道走。如果讲辛亥的意义，我觉得就是民主、共和的理念。民主、共和的理念，不管怎么样中国人都不能动摇，人类的发展是一个趋同的发展，中国不应该强调跟别人多么不一样，日本的明治维新比中国的洋务运动晚了六七年，但人家就踏踏实实学，倒是中国来一个“中体西用”。我们近代以来就这样，只学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什么也没学到。　　我们发生的偏差，就是在晚清时候，一种光荣的孤立主义开始形成。以往中国在周边范围内所形成的大国邦交形态被改变，一种富有担当的国际正义开始被摈弃，到了1860年的中国政府就宣布逐步放弃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等到南部的屏障都逐步放弃了之后，我们光荣地、孤立地去搞自己的中原。这种光荣的孤立使得中国对外柔性的扩张结束了，这就是当时发展思路上出了问题。发展是什么？发展不是吞并、失败这些悲情字眼，而是根本上的人类文明共生。（本报记者 杨梅菊 实习记者 邬骊 采访整理）
中国与世界·1911：关键词
【作者】章开沅 马勇
【专家简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院的创始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著作丰厚，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
　　太平天国期间，曾国藩有个高级幕僚赵烈文，他的日记现在流传下来，其中披露了一些史料。1860年前后，当时曾国藩谈到太平天国，谈到京师的种种腐败和破败，不免忧心，忧心打败太平军也挽救不了清朝。曾国藩问赵烈文：这个情况今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赵烈文说，前朝皇帝对国家的恩泽和威望还没有完全消解，大清朝暂时还不能怎样，但50年之内可能会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是个预言家——恰好就是50年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
　　中国近代有四大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按照传统的解读，不平等条约是指在签订条约时，一方（或多方）以武力或政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由于缔约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导致最后缔结的条约不平等，因此条约通常都会对某一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产生侵害。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最早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终于发现了维新这条路。1901年时，中国就在国际压力下踏上了政治改革的不归路。1903时司法独立，中国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没有了，法院独立，成立巡警，警察体制成立，这种改革对中国意义非常大。另外还有司法改革，让两个法律专家仿照西方法律改造大清律例，废除酷刑极刑，文明对待犯罪；教育改革，1901新教育开始，中央开始成立大学，地方省一级成立高等学堂，府一级中等学堂，县一级小学堂，科举制度被废，我们今天的教育体制就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政改方面，允许地方自治；1909年咨议局成立，咨议局可以约束行政官。　　到了1906年以后，晚清的改革一下子就把中国拉到一个现代国家去了。
　　在走向共和的环节中，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来自皇族，曾经他们不自由，但当有了获取自由的机会，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又害怕分享权力。　　皇族和满洲贵族在原来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也受到很多约束，比如不能经商，只要是享受旗人身份，就只能整天架个鸟笼子转悠，而晚清贵族从政也是一个很短的历史产物，在清朝早期和中期没有这种问题。晚清就从恭亲王开始出问题，恭亲王和慈禧太后两个人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得了大清国的权力，因为是通过非正常方式得到的，因此对其他王爷也就没有约束力，其他王爷就慢慢渗透到体制里面去了。1888年光绪皇帝亲政，才遏制住了贵族从政的思想，但是他去世后，皇族又进入了政治势力，甚至可以成为积极推动改革的力量，但是因为对君主体制下贵族境遇的未知和恐惧，导致皇族成为过度囤积权力的破坏者。而当所有的利益都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垄断了，最后伤害的只能是人民和皇帝。
【慈禧太后】
　　今天我们看清朝的种种尝试，可以理解为挽救自己甚至是挽救中国。但当时的内外矛盾步步激化已经严重动摇了清王朝存在的合法性。1908年是重要的一年，慈禧太后死了。慈禧不仅有实权，我们还不能过分低估她，她能在太平天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跟恭亲王力挽大局，都说明慈禧不是一个一般的宫廷妇女——但她的局限就在于她视野不开阔，外界的信息太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慈禧是有可能当核心人物的，但是1900年以后，一切都是面目全非、时过境迁了。
　　晚清的几个皇帝中，光绪皇帝是很博得社会舆论同情的。人们普遍觉得他是个好皇帝，他主张对外抵抗，是主战派，读书万卷，锐于变法，但光绪最大的问题就是软弱，他没有自己的爪牙，在宫廷政治的经营上也还不是对手。宫廷太大，光绪又太小，华北滚滚的雷声他都害怕，怕得躲到老师的怀里面，这一点似乎也能看出当时整个满族的衰败，原来马背上的满族已经不存在了，到最后都是些弱不禁风的纨绔子弟。
【袁世凯】
　　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我们怀疑袁世凯出山是玩两面派，拿着朝廷压南方的革命党，又拿南方的革命党压朝廷，最后弄成他“欺负孤儿寡母”，把大清王朝给灭掉了。但实际上，袁世凯出山的目的，是趁着这个机会要求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最早的动力就是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　　袁世凯没有离开老家的时候，就一天几个电报，要求朝廷趁着这次危机进行政治改革，把责任内阁建立起来，把国会建立起来。君主国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机是很容易化解的。后来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广总督，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探讨和解的可能性。他派代表找黎元洪谈，黎元洪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朝廷要有一个承诺，不能秋后算账。袁世凯说，我以人格和生命来担保，朝廷不会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袁世凯要求朝廷的改革并不顺利。清廷内部、皇族当中有一拨强硬的人，发展成了宗社党，他们认为不能轻易地对哗变造反的人让步，坚持不改革。这就使南北僵局没有办法因朝廷推动改革而化解。
【驱动力】
　　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变革的驱动力，辛亥革命的最大驱动力是哪一群体，这一点至今仍未有定论，台湾有一种说法叫“全民革命”，问题是怎么能全得起来呢？实际上动的人不是很多。但不能否认辛亥革命驱动力量中有人民的力量，这个力量很现实，他们并不一定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或者新的政体，他们的希望还只是改朝换代，但是正如所有的群众斗争一样，这一基层力量起到了一定的破坏作用，它动摇了旧的统治基础。　　西方的研究过分地强调了绅士阶层，以耶鲁大学女教授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为例，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影响了整个世界。当时绅士阶层的确对社会的进步起到作用，包括办教育、宣传宪政，都是他们在合法完成，但他们不能算是辛亥革命真正的依托，归根到底，绅士阶层最后是顺从形势顺从共和。　　全面地说，革命力量构成主要依靠的是先进知识分子、少数激进的绅士或商人，参与作战的就是会党、华侨、新军、学生等。而像以前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现在都不说了，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其实是害怕革命的，但既然革命符合其利益，他们最终会赞成，所以到了武昌起义，很多各地的绅商先后归附了共和。
　　辛亥时期的媒体对社会改变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三民报》、《民呼报》等在传播革命方面的功劳非常大，《民报》、《浙江潮》这一批报纸对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影响亦不可小觑。像以《时报》为代表的当年外交报，都是在晚清时代，追求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立场，不会故意和政府作对，但也不怕批评朝政。当时在国内传播的报纸，也在传播一种宪政的思想，改革之后这些媒体也都在积极传播这些东西，没有鼓吹造反革命，可以说晚清时期这些报纸的进步性是非常重要的。
【革命党】
　　革命党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如果没有孙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党的胸怀也很值得我们尊敬。南方革命党原来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他们眼中，清政府是反动的政府、卖国的政府。袁世凯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南方革命党一直坚守“民主共和”的原则不可让步、“帝制必须终结”不可让步，但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发出通电，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必须做到不侮辱朝廷，否则休谈建立君主立宪国家。段祺瑞在通电中说，你们在海外逃亡十几年，你们的历史是清白的，但我们过去几十年是跟着大清国在干事，你们把我们的历史都妖魔化了。孙中山接到通电以后，连夜讨论，最终达成的结果，就是清皇室优待条件和后来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诏书，还有给人民发一个公开信性质的文件，这几个文件里再也没讲清廷是反动政府、是腐朽政府，也再没讲“驱除鞑虏”问题，这是一种很大的让步。（本报记者 杨梅菊 采访整理）
崛起·2011～：辛亥精神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模式
【作者】张维为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专家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震撼》、《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今天仍有启发，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如果用大历史观理解辛亥革命及其对现代国家建设的影响，我基本同意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观点，也就是把自辛亥以来的历史大致看作是一个整体。而若从中国崛起的角度看待这段历史，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中国人民醒过来了；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从“醒”到“站”，再到“富”，中国崛起的一步步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发展模式形成的大历史脉络，但中国模式主要还是形成于1949年以后。
六十余载建设之路
　　首先要回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这期间进行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扫盲运动等，都为后来的中国崛起做了重要准备。对比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没有进行真正的土改，没有真正废除种姓制度，没有进行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扫盲，因此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比中国落后很多。另外，前30年还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础。　　当然，前30年也走了不少弯路，留下了深刻教训：以前我们对社会主义有着过于完美的设想，而且不少方面操之过急，结果适得其反，遭受了巨大挫折。到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通过改革开放调整发展的步伐和思路。也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模式的这套做法逐步形成了。　　我自己把中国模式归纳为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是“实践理性”。西方主导的改革是从“修宪”开始的，而中国则是从“试验”开始，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两个方式各有利弊，但总体来讲，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用比较谨慎方法推动改革，可以避免大的灾难发生。　　中国模式中“对外开放”这一点非常重要。对比西方“三人行，我必为师”的文化，中国文化和民族的特点是愿意学习别人的长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文化，也就是保持开放的心态，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试想想，如果当年中国在明朝时期没有闭关锁国，那么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要么是中国内部发生工业革命，要么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中国及时跟上。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原本领先着的中国便开始落后了。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向其他国家学习了很多东西，并且是全方位地学习。比如，兴建特区，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比如，城市管理，需要供水、供电、医疗系统等很多部门的协作。西方现代城市的历史比我们悠久，我们派出了大量代表团去国外参观学习。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管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以城市治安为例，现在中国许多城市的治安好于西方多数国家，特别是好于美国。中国学习了他国的长处后，能够结合自己的优势，力争超越别人的模式。以上海为例，无论是机场、地铁、高铁、商业设施和城市建筑这样的“硬件”，还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软件”，上海均超过了纽约。　　我有时也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这是相比其他模式而言的。虽然我们的模式也有缺点，但比较下来，我们的相对好一些。所以我们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成绩给全世界带来了震撼。但另一方面，中国模式也有自己的弱点，而且其弱点往往是和优点联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国的特点是强势政府，我们政府所做的事情比一般国家政府多得多。从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他们的作用值得肯定：使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使中国避免了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海啸）。　　但与此同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政府的干预应该有合理的边界，这方面我们还在摸索。尤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有时政府干预太多，容易造成腐败。
汶川震后秩序与美国灾后犯罪
　　事实上，今天从中国模式形成后回溯历史，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直在提醒我们：如何去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去理解辛亥革命所留下的宝贵财富？　　客观地看，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府还是做了不少事情。经济上，当时在江浙等地区，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国民政府也为此有一些相应的鼓励政策。在教育方面，西南联大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文化方面，我们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和作家。但是，中国仍然无法摆脱自己“东亚病夫”的悲惨处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生、民族、民权，对中国今天仍有启发，是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毛主席曾经讲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当然，今天中国还在探索，形成怎样一套制度能把民主做得更好。　　判断一种模式能否发展下去，关键是要看它能否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在这方面，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在认识到问题、达成共识后，纠正问题的效率比西方模式高得多。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几乎都经历了先发展再治理的过程，而从治理效果来看，中国模式的治理效果是较大的。这两年我们在风能、太阳能、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应用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果按美国模式，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来改变美国人自己极度浪费能源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中国模式能够为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方法，但是需要时间。　　同样还有中国社会现在面临的道德滑坡问题。我们过去穷怕了，现在市场经济下的物欲体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慢慢随着国家崛起，随着教育的深入，这些问题应该都能逐渐克服。中国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自强不息、以诚待人、勤俭持家、同舟共济等，即使在道德严重滑坡的今天，这些传统理念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汶川地震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抢劫、流氓犯罪，对比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上百起、上千起的流氓犯罪、抢劫事件。因此，中国应该把自己的文化底蕴调动和激活起来，最终可以制止道德滑坡。
中国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
　　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变，外部看中国的视角也在变。最近几年有两种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很多政治家、学者都没有想到，中国这么大国家能够迅速崛起。他们一直觉得，只有中国照搬西方的制度才能发展。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一下子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其实苏联早些年的解体已经说明，中国如果照搬西方模式，最终的结局可能也是国家解体。中国必须结合自身的民情国情、走出中国特色的道路。　　唱衰之所以一直存在，一方面由于西方对中国有意识形态偏见，另一方面是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存有很多问题，导致大量的西方专家老是误读和误判中国。不过，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虽然还有“中国崩溃论”的声音，但西方大多数人也不相信这种观点了。就像喊“狼来了”，一直喊，但是狼没有来，中国反而越来越强大。其实，中国国内也有人对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表示担忧，但是西方的“中国崩溃论”崩溃了，中国内部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是中国数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一种“大势”，“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势，谁也阻挡不了。　　相形之下，“中国威胁论”未来会随着中国崛起更加甚嚣尘上。这一论调的背后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庞大的军火工业利益集团。他们没有敌人也要创造一个敌人，为自己谋利，因此这种矛盾可能是结构性的。只要美国的军火利益集团继续左右或影响美国的政治，那么“中国威胁论”就将继续。　　总体来看，过去20年，对中国的预测有悲观的，有乐观的。而悲观的都错了，乐观的大都对了。我个人对中国的未来很乐观。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简单的GDP增长，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崛起。这种国家有自己的发展周期，中国现在还处在国力全面上升的阶段。　　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总量，按购买力平价算，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多数人看问题的心态、西方看我们的心态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西方将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原先所回避的问题，包括1949年中国革命对中国、对整个人类的意义。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大的错误，我们就可以沿着中国模式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实现中国全面崛起的目标，所以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
中国与世界·2011：关键词
【作者】杜平 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
【专家简介】　　杜平，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曾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欧盟和北约首席记者，1995年起供职于《联合早报》。2010年起担任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员。曾获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站在2011年的时间节点，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中国走向世界的脚步从来没有如此迅速。当全球化让地球成为一个村落的时候，中国与世界也正变得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展望未来的100年，人们也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新中国】
　　62年前的10月1日，天空下了点小雨，之后晴空万里。当天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最终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历经一百多年的分裂、割据、混战后，中国终于以一个全新的、统一的国家形象亮相于世界。　　没有国家独立、主权独立，就谈不上国家建设。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结束了旧中国失败、屈辱和黑暗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开启了历史新纪元。
【两弹一星】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三年后，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在当时国内经济条件、技术工作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中国取得的“两弹一星”成就，震惊世界。　　“两弹一星”的成功令美国和苏联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这一事件在中国崛起历程中具有现实和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外交奠定了一定基础：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大国，这是中国回归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利条件之一。
【改革开放】
　　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会议还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此为起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画卷逐步展开。　　实际上从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上台开始，新的治国方向便逐步清晰化。中国开始摆脱过去的治国方式，国家的命运随即发生改变。可以说，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树立了一个赢得多数国家尊重的、乃至敌人都尊重的大国形象。1977年开始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崛起，不只是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变化，对世界的态度也在逐步变化。从此以后，发展的思路是开放，是向西方学习，而过去，对西方是一味排斥。
【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一词，1979年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在深圳实施。按其实质，经济特区也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特区”得到进一步推广：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这两省的“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199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经济特区”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妥协的过程。在当时的环境里，在全国进行这样的尝试非常困难。所以在巨大的传统阻力下，先进行试点，然后说服更多的人相信这条路是对的，达到自我说服。“经济特区”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上的经济特区，实质上是政治上思维理念上的概念。是自我革新，自我说服。
【港澳回归】
　　1982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从北京“铩羽而归”，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开始进入倒计时。　　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两年后，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澳门，拉开了中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序幕。　　港澳回归也是在象征意义上的中国崛起。只有中国崛起以后，有这样的实力，外交上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目标。港澳回归令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屈辱历史彻底翻过。不过，港澳回归给中国崛起会带来多大积极意义，将来还会有更多认识。
　　经过数年谈判，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终于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是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　　加入世贸是中国开放的一面，关键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此融入世界经济。现在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和大量的外汇储备，没有加入WTO就做不到。另外一面，中国怎么接受外部的规则，并用这些规则为自己服务、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挑战。
【北京奥运会】
　　日，北京奥运会拉开帷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两年后，上海市成功举办了世界博览会。　　从中国人的角度考虑，奥运会和世博会都是一个窗口，展现了民族自豪感。它们都是中国崛起的结果，是中国展示软实力的国际平台。
【世界第二】
　　2011年初，日本公布2010年名义GDP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中国GDP超日本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此前，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后，中国在应对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受到外界关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实行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屹立不倒。今年欧美债务危机中，欧美人不自觉地再次将眼光投到中国，希望中国“帮助”他们。　　在历史上，欧美经济危机，只有欧美人才有可能重新思考国际秩序，制定国际秩序。2009年伦敦20国峰会，中国参与了国际金融方面的规则制定，作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之一。中国加入了20国集团，成为其中很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崛起非常重要的标志。当然也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果所导致，这个事件本身说明了一点，在全球经济动荡中，中国不仅能自保，还能成为带动欧美经济的引擎。
　　从“小米加步枪”到第一艘航母，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效率举世惊叹。迄今，解放军武器装备建设已实现了结构上简单到复杂、性能上低级到高级、组合上单一到系统、体制上繁冗到统一的目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发展的武器装备体系，某些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今年8月10日，中国第一艘航母“瓦良格”号首次试航，成为中国军事现代化过程中又一个代表事件。　　中国航母和其背后的中国国防力量发展是中国“硬实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在防御能力方面，正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十二五规划】
　　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绘就的宏图中前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发展方向。过去三十年，主要依赖对外出口，外向型经济，虽然为国家实力增加很多，但是不完整的。最有实力的国家，不仅自己要出口，还要成为别人所依赖的市场。未来若扩大内需、中西部发展起来，经济转型成功的话，将是中国另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目前已经走到瓶颈，发展的空间不是很大。所以持续性发展还是要从内部做起。一方面，从经济实际来讲，稳固自己本身的市场，使自己的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中心；另一方面要落实到“人”，贫富差距减少，使更多的人富裕起来、生活改善。“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说明：经济转型的目的不仅是经济，还要改善人民福利，民生。（本报记者 邓媛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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