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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屡被挪用调查：与科研者薪水低等有关
　　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科技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的专项报告。在反腐败风掀起的当前，科研领域的经费使用也不免成为焦点之一。近期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愤怒”，直指当前科研和教育领域经费问题上的屡屡违规问题，触发科技教育界的大讨论。
　　去年，中科院候补院士段振豪贪污百万科研经费的消息还未消散，今年3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被控贪污千万科研经费的案子又已开庭审理。
　　追溯科研经费屡屡被挪用的原因，申请立项需“跑关系”、经费使用的管理过于僵化、科研人员薪水低等等是主要因素。种种乱象，让科研体制的改革，比以往更加迫切。
　　董洁林对中美科研基金管理问题很有研究，最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越洋电话。
　　对方长期在美国生活，丈夫是从美国回到中国高校工作的海归。
　　电话中，该女士痛苦陈述，丈夫归国几年后，一步一步从一个谨小慎微的书呆子，变成一个满嘴谎言、贪污科研经费的“坏人”。他学会了把家中所有和科研出差无关的、比如亲朋好友的机票，都算到科研项目里面报销，并为此感到得意。
　　目前，科技界的腐败问题备受关注。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涉嫌贪污上千万元专项科研经费一案，已于今年3月开庭审理。如果这一指控被认定，可能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
　　今年7月，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
　　科技部部长万钢近日公开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审查两起有关科研经费的违法违纪案件，一起涉案人是知名环境领域专家，另一起是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
　　“最近一年，反腐力度越来越严，反腐力度大总是好事，但在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制度理顺，要像大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去治，而不是盲目去堵。”董洁林说。
　　想挪用有各种方法
　　一名曾经在山东某大学做动物研究的人士，听闻过很多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情况。
　　在最初项目申报时，就需要“过硬”的活动能力，比如，项目申请者对项目审批者“有没有师生情谊、是否同门，上面有没有走动，有没有走关系，有没有套近乎”，都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很多科研项目在申请时，设有经费区间，如社科类项目，重点项目经费一般在40-60万元之间，普通项目的经费一般在10-20万元。
　　“一件事情，10万块能干成，20万也能干成，那肯定是往高的申请。”上述研究人士说。
　　经费指标一般由相关单位研究制定，项目申请时，申请者并不需要自己估算经费，也没有审查团队对申请者的项目进行严格评估。
　　只要申请下来，就有各种方法挪用经费。
　　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比如要采购一个原来标价60万的设备，给厂家支付回扣后，45万能拿到。
　　武汉一重点大学教授张辉（化名）说，不久前学校发布通知，要求各学院老师自查科研账务，迎接教育部本月的检查。他去学校财务处报账时，看见了有“所谓的”公司，向学校退回科研经费。
　　他解释“科研项目的部分工作可以委托给公司，该公司能获得相关的项目经费。公司经费该用多少，用到哪里，学校是无法审核的。有的教授会将其委托给自己或家属所开设的公司，合同随意性较大。”张辉说，最近查得严，有人把钱主动退了回来。
　　根据中国科协2004年公开出版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此前有媒体解读，这意味着60%的科研经费流失，但中国科协对此予以否认，但其并未明确说明剩余60%的资金去向。
　　定好了，差的也得买
　　山东某研究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事实上，目前财务制度过死，乃至于科研人员的大量时间都浪费在无谓的环节中，比如找发票。“不少人跟我抱怨，很多科研考察的地点都搞不到发票。特别是去野外考察，需要当地人做向导、住宿、甚至打黑车，这些都没发票。但弄不到发票，就得自己出钱，最后只能想办法到处找。”
　　“很多问题都得从体制上找原因。”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说。
　　在经费问题上，管得过严、过细，一些大的科研项目上，比如水专项上，“科技主管都快成会计了，反而大家都不愿意做了，项目做得太繁琐了。”
　　不仅过严过细，而且十分僵化，他表示，“五年前订的设备，现在降价了，或者不是最好的设备了，但根据规定，还是必须得原价买。”
　　同样情况在社科领域也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副教授认为，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很严格，另一方面又很僵化。有些钱比如劳务费导师不能拿，“但是导师可以聘请助理、咨询专家。但咨询费又是可以造假的，比如只给了800，你可以说是8000，财务只管程序，有转账单和签字就行。”
　　对于社科类科研来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介绍，搞社科研究的学者，很多时候要和人进行交流和调查，难免请人吃饭、喝茶，但是相关制度规定可以报销餐费，但不能报销喝茶费，“这不是很荒唐吗？本来喝茶更便宜。”
　　他认为，目前科研经费制度对怎么花钱管得太多，“打酱油的钱不让你买醋”。
　　高薪能否养廉？
　　在北京某重点大学就读物理专业的博士赵牧（化名），作为基层科研人员，经常要参与科研项目，但补助每月仅千元，这在北京捉襟见肘。
　　导师为了补贴他们，在科研项目申请下来后，会想尽各种办法从经费中挪用一部分出来，“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下来，赵牧“一个月总收入将近两千元”。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在美生活近30年，在国内也熟悉了本地科研生态。她发现，在中国，科研人员工资非常有限，很多东西不能报，也可能使他们产生违规的冲动。
　　一名中科院系统人士近期和香港的教师聊天，发现在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其教师薪水一年可达100万左右，为美国教授的1.5倍，是英国教授的2倍，是“典型的高薪养廉制度”，“他们教师的心都很静，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在美国，相当比重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给科研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
　　反之，在内地，即使是中科院、北大、清华这样的单位，在目前的财政拨款体系下，事业编制的教师年薪也只有三四万。如果申请到科研项目，大部分经费都花在设备购买等方面，用于人员福利的相当少，最多只有15%的劳务费可给在校研究生等，老师不能享有。
　　“不是越严越好”
　　在某方面，中国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
　　李涛（化名）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他帮导师买一台科研用的电脑，要去学院盖章，去财务处核算，再去设备科盖章。然后拿着商家开具的发票、合同去学校财务处，财务处才会将相关经费打给商家。
　　董洁林并不认可这种严格的管理体制。她认为目前的科研经费政策，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并不和人性匹配。
　　一名中科院的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美国的科研财务管理较为宽松，项目通过评估后，认定了多少钱就会给多少钱的预算。至于怎么花这笔钱，并没有过多限制。美国的科研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制度上。
　　但美国的科学家一旦在财务上出了问题，哪怕是小问题，就上了黑名单，终身不得翻身。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
　　董洁林想起那位给她打越洋电话痛诉丈夫劣迹的女士：“她现在打算和丈夫离婚了。”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
　　部分科研腐败事件回顾
　　1.陈英旭案
　　今年3月，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审陈英旭涉嫌贪污案。陈英旭是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检方指控陈授意博士生，通过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套取科研资金等手段，将千万元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占为己有。
　　2.段振豪案
　　今年年初，北京市高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段振豪有期徒刑13年。段振豪此前为候选院士。法院认定，段振豪与另一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科研经费124万，其中段单独贪污5.85万。二人主要是找虚假票据从科研经费中报销。
　　3.李兴华案
　　今年7月26日，广东省纪委确认，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在此之前，广东省内的佛山科技局、广州科信局均爆发腐败窝案。媒体称，这些系列案件与科技资金腐败密切相关。
　　据公开报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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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教授亿元课题经费被控贪污千万受审”
浙大教授亿元课题经费被控贪污千万受审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叶铁桥 刘星
浙江大学陈英旭教授案发后，他的办公室大门紧闭。很长一段时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农生环大楼335房间的大门紧闭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师生们已很久没有见到。门牌上标示着办公室的主人为“陈英旭教授”，门上留下的手机号码记者始终无法拨通。“陈英旭出事了！”这一消息早就在网络上传播，却一度未获权威部门证实。日，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撤销了陈英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这是2012年第二位被撤销资格的全国政协委员，但对于他因何种原因被撤，会议未作说明。记者当时从一名全国政协常委处获知，当时会议上只介绍了陈英旭是经济犯罪，“在一个有关水处理的项目上涉嫌贪污了，因说明已法办，所以一致同意撤销委员资格，亦无人提问”。日，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已被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陈英旭的代理律师戴梦华称，此次事发，是例行审计到浙江大学时，陈英旭自觉经费使用存在问题，将违规的款项退回，之后被立案侦查。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陈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知情人士称，如果这一指控被法院认定，此案可能创造了贪污科研经费的新记录。检方指控通过设立公司非法占有千万科研经费资料显示，陈英旭教授是中国水环境治理领域的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案发前，他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浙江省副主任委员，担任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检方的起诉书显示，陈英旭的出事，源于他2008年正式接手的“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以下简称“苕溪课题”）。“苕溪课题”隶属于迄今为止我国资金投入总量最大的环境科研项目“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专项”），作为国内水污染领域专家的陈英旭拿下的“苕溪课题”是水专项“十一五”课题中的“太湖富营养化控制与治理技术及示范工程”。日，国家水专项办公室组织水专项专家组对陈英旭教授主持的“太湖流域苕溪农业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项目课题进行了论证。由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院士为组长，中国工程院刘鸿亮院士、蔡道基院士、水专项总体专家组技术总师孟伟研究员、河流主题组长王子健研究员等二十多位技术、管理、财务方面专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论证，并要求尽快实施。“苕溪课题”总经费高达3.135亿元，其中国家拨付经费1.0544亿元。该项目针对苕溪突出的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开展河流农业面源污染控制与管理技术及集成示范研究，设置了现代效益农业清洁生产关键技术及集成示范等研究任务，拟在苕溪上中下游和苕溪入湖河段,开展畜禽水产养殖业循环经济关键技术与区域污染控制示范、苕溪上游健康水生态系统构建等技术集成及工程示范。通过项目的实施将建立以河流目标负荷量动态控制为核心、农业面源污染削减为重点的河流污染控制技术与水环境综合管理技术平台，为完成我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清水入湖工程”提供科学支撑。陈英旭所在的浙江大学在这一轮的水专项课题申报中斩获颇丰。其中，他本人以及浙大张土乔教授分别是河流主题和饮用水主题的专家组成员。此外，根据浙大新闻办2009年的信息，浙江大学总共拿下了9个课题，是全国高校获得“水专项”国拨经费最多的牵头单位之一。起诉书显示，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用自己课题总负责人的身份，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单位，再通过授意关联公司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者变现非法占为己有。两家关联公司是杭州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博公司”）、杭州波易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波易公司”），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陈英旭的博士生杨尚源、王云龙。苕溪课题共分10个子课题，其中高博公司参与了第3子课题，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第4子课题，波易公司参与第10子课题。而检察院最终认定出问题的，是第4子课题与第10子课题。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将苕溪课题第10子课题的部分科研任务交由浙江工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副教授金赞芳负责，共拨付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共计320万元。金赞芳表示，这320万元中，双方合同约定其中的200万元由波易公司支配使用。检察机关认为，2010年11月至2011年5月，被告人陈英旭授意其学生杨尚源、梁志伟多次采用编造虚假技术服务合同、开具虚假发票等手段，将金赞芳课题组专项科研经费共计178.2077万元套现，非法占为己有。第4子课题是直接由陈英旭本人负责。起诉书显示，陈英旭将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列入课题外协单位，并通过浙江大学水专项账户分别将600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高博公司，将270.73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划入其实际控制的波易公司。2009年12月至2011年12月，陈英旭在没有完成相关科研活动的前提下，授意杨尚源、王云龙等人以开具虚假发票、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划入高博、波易公司共计844.4569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冲账套取，非法占为己有。记者在杭州调查采访期间，未能找到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的信息。关于高博公司，有限的网站资料介绍称，该公司创建于2002年，其前身为浙江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所和浙江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设计研究所，“目前已发展壮大成为一家集环保科技研发与技术转让、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程总包以及各类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生态设计等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一家浙江大学国家科技园的控股公司”。陈英旭是在浙江农业大学（1999年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浙江大学）获得的学位，1995年，陈英旭任浙江农业大学环保系主任。另有网站注明，高博公司的经理为“陈英旭”，并留有办公电话号码，但记者拨打后提示电话已停机。记者看到，2008年9月，有人在网络上公开询问“杭州浙大高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信息：“有没有这个公司的存在啊？为什么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好少？是不是个骗子公司啊？”有网友回复称：“没听说过，至少在做环保这块是没有名气的。”波易公司的资料更为罕见，记者只在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该公司的简单信息。信息显示，该公司从事“水环境”业务，但公司的简介为浙江大学的简介，除注明业务范围外，无其他内容。联系人一栏注明为“吴小东”，并留有手机和办公电话号码，记者拨打后，都提示“没有这个号码”。今年1月，记者也实地探访了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然而，在该校紫金港校区的蒙伟民楼，连续几天，挂着“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牌子的办公室也房门紧闭，无人进出。“不规范”的使用陈英旭被司法机关带走时，坊间有传言称，陈是因研究团队内部人士举报才出事的，“陈动的是重大专项，审计很严格，再者据说陈在切分蛋糕时太过贪婪，导致其他合作者极为不满，并告到上面，最终东窗事发”。陈英旭的委托代理人戴梦华律师否认是内部举报，他说，多次会见陈英旭时，陈英旭也没有谈到这一点，“是国家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检查审计时，出现的情况”。据介绍，当时国家审计署并未审计到陈英旭的项目，只是开始审计浙江大学。但陈英旭自己发现财务方面有些不妥，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陈英旭教授当时对经费的使用没有什么精力去管，由其他人负责，他主要是抓科研方面的工作。审计署对浙江大学进行例行审计后，他才关注这个事情，发现没有严格按照国家财务预算和财务编制的要求去做，就把所有的钱都退了回去。”戴梦华说。他强调，陈英旭是在审计署介入、审计结论作出前，主动要求两家公司将款项退还给浙江大学，“按照陈英旭的观点，这事早就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刑事犯罪”。戴梦华律师认为，陈英旭案的具体情况够不上贪污。他表示，高博公司及波易公司参与该项目，是经过国家水专项领导小组同意的，陈英旭并未隐瞒两家公司的任何信息。此外，戴梦华还认为高博公司、波易公司参与的课题是通过与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签订合同的方式进行的，是属于法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根据《国家重大专项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重大专项任务的承担实行法人负责制，法人单位是项目（课题）实施的责任主体，即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法问题，也不应由被告人陈英旭作为直接的责任主体。戴律师认为，即使该案被认定为贪污，但从陈英旭的具体情况来看，挪用科研经费具有社会因素、科研体制等特殊性，且陈英旭已经退回相关的款项，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态度良好，应该从轻处理。科研经费管理值得反思从学术光环上看，担任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常务副院长的陈英旭是浙大的“明星”，他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并主持过相关领域的国家“973”、“863”计划项目。一位环境与资源学院的教师表示，陈英旭是为环境与资源学院这几年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出事前，陈英旭曾谈及学院的建设情况，他介绍，环资学院拥有国家级重点学科1个，省部级重点学科3个，省扶植学科1个；涵盖理学、工学、农学、管理学4大门类，是目前国内环境与资源领域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学院之一。“现在无论在学科建设、科研实力、实验室建设还是人才培养质量上，在国内高校中都名列前茅，综合实力处在公认的第一梯队。”另一位教师则称，自己与陈英旭只是同事关系，从平时的工作来看，陈英旭很有责任心。今年1月，浙江大学纪委书记周谷平告诉记者，陈英旭案还没有最终宣判，他的具体行为还没有在法律上定性，校方也不好作出评判。目前，我国对于科研经费的监管主要包括承接单位的内部财务监管和各相关部门的抽查审计，陈英旭就是在2012年重大专项的例行审计时，将钱退回了浙江大学，而后事发。日，教育部曾专门召开视频会议，强调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会上，中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长王立英通报了6起科研经费贪污案件，陈英旭案是这6起案件之一。周谷平表示，此前，由于考虑到保护教师的积极性，方便科研创新，相对来说科研经费的管理是比较宽松的，但陈英旭事发后，浙大方面已经开始收紧相关的科研经费管理，在具体的处理情况上肯定会有一些加强。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金赞芳也感觉，现在学校内部的审查频率高多了，“以前没那么勤快，现在经常审查”。在一些人士看来，更值得反思的是科研经费管理上的问题。戴梦华就认为，虽然陈英旭在科研经费上的操作确有不规范之处，但更多的是源于科研经费管理的诸多主客观因素。陈英旭是2008年正式接手苕溪课题，课题的实施期为2008年8月至2010年12月。但其中国拨经费2009年4月才到位，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更是迟迟未能完全落实。“苕溪课题实施时间短，经费拨付又存在滞后性。因此，很多研究工作很难在实施期限内完成或达到良好的效果。”戴梦华说，据了解，苕溪项目的实际操作周期又比预想的时间长，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但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课题实施期限到期做结题验收后，未用完的科研经费要退回国家。他在辩护词中写道，考虑到课题后期工作主要有示范工程重整修复、运行维护以及产业化推广等重要工作，仍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从而保证科研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为将来产业化经营以及“十二五”课题的申报和运行打下良好的基础，因而，“课题组只能通过变通的方式，将部分将来需要用的资金转移出来，目的仍然是为将来课题的深入开展维护做更好的服务”。戴梦华表示，科研经费与行政费用不同，很多花费按照现行规定无法做预算。例如，高博公司在课题申报开始，组织力量协助陈英旭开展水专项的前期调研和协调工作，至国拨经费到账前，高博公司实际发生包括业务费、差旅费、人员工资和津贴、办公费用等各项费用共计85万多元。“这些费用都是为苕溪课题服务的，但是无法体现到预算中，国拨经费中也没有对这些费用进行补偿”。同时，按照规定，项目的示范工程应该由地方财政配套或者企业投入，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地方财政始终无法落实相关费用，企业也不愿出钱，“课题组只能通过高博公司和波易公司从国拨资金中寻求支持”。记者在走访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时，也听到了类似的看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陈英旭的出事更多的是因为科研经费的体制问题，“你想想，2009年把钱拨出来，2010年让你结题把钱花光，这肯定不科学。我们做课题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要自己掏钱。有些项目还好，资金到位之前，先垫付，账挂着，资金到位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钱还掉，但是像他这个大项目，很容易出事。”有关重大专项科研经费管理的《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是2009年9月才出台。而有关垫付和归垫的规定《关于加强和规范民口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垫付与归垫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是2010年11月出台，有关验收的文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验收暂行管理细则》则是在2011年7月出台征求意见稿。戴梦华认为，法律的滞后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才导致了苕溪课题组最终出现科研经费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从科研院所到各类学术机构，在项目科研经费使用上不合规的并非个别现象，这与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缺乏和滞后有关”。据了解，陈英旭因科研经费使用移交司法机关后，太湖流域治污课题目前由浙大移交给他的同事徐向阳教授接手，徐向阳拒绝了记者的采访。陈英旭苕溪课题的研究团队中，首席科学家为浙江大学副校长张土乔，他也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记者还走访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并电话联系了杭州市人民法院，它们都拒绝对此案置评。目前该案一审仍未宣判。背景：苕溪课题与太湖治污陈英旭团队的“太湖流域苕溪农业面源污染河流综合整治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以下简称“苕溪课题”）获得立项，初衷是为太湖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国家和地方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的重大工程相结合”。苕溪位于浙江省北部，是浙江八大水系之一，在湖州市北白雀塘桥注入太湖，历史上曾以风光优美著称。可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起，苕溪上游一些工矿企业的不合法经营，将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溪水中。生活废水也越来越多地排入，造成了溪水的严重污染，污水也直接注入了太湖。太湖是中国遭受污染程度最严重的大型湖泊之一。近年来，太湖水域多次蓝藻暴发使沿湖地区陷入水危机。太湖治污，一直是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据报道，从1991年起，国家启动第一期太湖治理工程。1998年，国家又批准《太湖环境治理计划》，并多次开展声势浩大的水污染治理行动。2007年，江苏省制定推进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各项财政政策措施，从新增财力中安排20亿元太湖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然而，近年来的监测结果表明，太湖水质恶化并没得到根本遏制。国家创设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水专项”）的目的在于，专门解决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水污染科技瓶颈问题，有效提高我国流域水污染防治和管理技术水平。资料显示，太湖项目水专项仅陈英旭的太湖支流苕溪课题国拨资金就达1.05亿，还不包括无锡、常州等太湖核心区大笔专项科研资金。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介绍，为了还太湖一泓清水，“十一五”期间水专项在太湖流域投资5.86亿元，带动地方投资近12.56亿元。他说，在环太湖周边，水专项专门设立了湖滨带生态修复与缓冲区建设技术和工程示范课题；针对太湖污染底泥处理这个关键性问题，水专项设立了有毒有害污染底泥环保疏浚和资源化技术和示范课题；治理太湖蓝藻污染也是水专项承担的一项艰巨任务，水专项设立了大规模水华蓝藻去除和处理课题。巨额经费的拨付，是为了完成我国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清水入湖工程”提供科学支撑。据了解，水专项在太湖治污上取得了系列积极成果。吴晓青表示，到2015年，水专项“减负修复”阶段目标是：太湖等重点流域示范区，水质提高一个等级并消除劣Ⅴ类，不暴发大面积蓝藻水华，城市河道水质消除劣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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