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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2014年中考历史试题按课标分解 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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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什么样特点
09-02-11 &匿名提问 发布
第一，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由于各种原因，汉族在我国多民族的国家中处于主体地位。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或否认其他少数民族对于祖国历史发展所做的贡献。如，秦汉统一了中原地区，匈奴族则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在经济文化方面也给予汉族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二，看待民族关系，不能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上，而应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上，对历史上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事件、人物给以充分的肯定和赞颂，反之要给以否定和鞭挞。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历史上站在汉族封建统治者立场上的史学家，在史书中对少数民族多有诬蔑、丑化之词，要注意摒弃和批判。第三，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我国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也正因如此，我国才得以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然，在阶级社会里，各个民族之间曾经有过矛盾、斗争乃至战争，但它与我国民族之间彼此友好往来的事实相比，只是民族关系的次要部分。由于各民族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民族间的矛盾、斗争和战争，从根本上说都是各个民族统治者所挑起的。从这个角度讲，民族矛盾说到底就是阶级矛盾。由于民族矛盾、斗争的复杂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都把民族斗争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况；有的是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如女真首领阿骨打领导的抗辽战争；有的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矛盾斗争的性质，如淝水之战是东晋为了保卫江南先进经济发达地区和人民，不受北方氏族贵族侵扰的进步战争；有的是为了消灭割据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性质，如康熙帝平定准噶尔分裂势力叛乱的战争；有的则纯属是一些民族统治者彼此之间的攻伐混战，如十六国时期，北方各族之间的一些战争。做出具体分析以后，不但要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而且要明确给予肯定或否定。这里还应注意把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与我国各民族共同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我国兄弟民族间内部的事情，虽有是非区别和正义非正义之分，但不要用“侵略”和“反侵略”的字眼加以界定。后者是我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势力、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和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斗争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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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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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人被我国赶跑到了匈牙利;匈奴者，夏后也。夏桀败，其子熏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迁徙，中国谓之匈奴。作为一个骁勇善射的游牧民族,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一直活跃在中国东北到西北的辽阔土地上,并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原王朝构成很大威胁。匈奴这一草原奴隶制帝国与中原农垦基础的封建帝国在几百年间或战或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就曾派兵北击匈奴并修筑万里长城。后来,随着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的交往频繁,匈奴也逐渐演化,一部分与汉族等民族融合,一部分远走中亚与欧洲,在6世纪时渐渐消失。匈奴这一民族是否真正消失了呢？ 匈奴是约公元前3世纪时兴起的一个游牧部族，在不断吸纳或吞并周围部族的基础上迅速壮大，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部族之一，建立了游牧民族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并在秦汉之际使西域诸国多臣服于己。 匈奴分为三大部，大单于居中，控制蒙古高原和大草原。左贤王居东，控制中国东北部、朝鲜半岛及西伯利亚。右贤王居西，控制新疆及西域。但随后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分裂，使匈奴内部分化愈来愈复杂，关于匈奴族的迁徙,中国史书除对其内迁和滞留草原有较详记载外,对匈奴的西迁语焉不详。 o 匈奴民族的迁移 公元前一世纪时汉武帝使匈奴遭受重创,部分匈奴或臣服或西迁西域,并终使匈奴后来分裂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公元5世纪时北匈奴阿提拉在欧洲建立起匈奴帝国，南匈奴几乎同时在中国建起帝国。自公元89年至91年时,北匈奴在南匈奴与汉朝军队的共同打击下接连大败,受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或部落也纷纷乘机而起,北匈奴主力便远走伊犁河流域、中亚、顿河以东与伏尔加河等地。其后,中国北方的鲜卑族强大起来,逐步占有匈奴故地,约五六十余万匈奴人遂‘皆自号鲜卑',都成了鲜卑人。 西迁的匈奴人在公元374年击灭位于顿河以东的阿兰国后,便开始扮演着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同时也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匈奴人不仅压迫着哥特人避入罗马帝国,甚至兵临罗马城下。此时,匈奴人不仅越过了多瑙河和莱茵河势力直达西欧,还于5世纪时在多瑙河畔建立了匈奴帝国— ‘阿提拉王国',对欧洲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匈牙利人就是其后裔。匈牙利人与欧洲其他地方人的长相有明显区别，匈牙利民歌很多与陕北、内蒙古的民歌在调上是一样的，匈牙利人吹唢呐和剪纸的情形和中国陕北的一样，他们说话的尾音也与陕北口音很相似。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我们那遥远的祖先，你们是怎么从亚洲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多瑙河边建立起国家的？& o 匈奴文化的传承 匈奴虽然作为一个民族消失了，但其文化习俗仍部分保留下来了。以现在主要流行于蒙古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内蒙古与新疆的&胡笳&为例，胡笳虽为匈奴乐器，但其传播、继承却早已超出了匈奴。 民歌是民族的心声，游牧民歌更是研究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盛衰兴替的历史和心灵的天窗。史载匈奴民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为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就是在汉代大将霍去病率大军击败匈奴后，匈奴对失去阴山的无限怀恋。这一古老的民歌曲式、主题、情节和结构至今遗留在蒙古民族丰富的民歌曲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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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源流浅说之一汉族是今天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是当今世界上分布广泛、历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据2000年统计，中国大陆上的汉族已达11.594亿。此外，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世界各地都有汉族分布。我们可以不无骄傲地说，今日世界每5个人中就有1 个人是汉族。1、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汉族是怎样形成？人口这么众多、历史这么悠久、文化这么灿烂的庞大人群，是怎样发展成一个的民族的？这在西方学者眼中是个难以理解的问题。而在今后的几篇短文中，我们将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无可置疑，生活在中国南方的汉族，与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汉族，无论是经济生活、习俗文化，还是语音方言，甚至身材体貌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看起来，丝毫不比欧洲地中海周围的民族，与北欧日耳曼人之间的差异来得小。然而，这些生活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群，都世代崇奉炎帝、黄帝为自己始祖，称自己为“炎黄子孙”。他们以传说中的“龙”，作为自己祖先崇拜的图腾，从而自诩为“龙的传人。”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们都以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而骄傲，豪迈自称为“华夏后裔；”认定自己是说汉语、写汉字的汉族。分布广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形成于什么时候？他们从什么时候起称自己为“汉族”？这个族称是怎么来的？它蕴含着怎么样的寓意呢？2、“汉族”族称始起于清朝末期从目前学者们的研究和发现来看，“汉族”之称最早应该出现在清代末期。清末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在侍王李世贤的《致各国领事书》中，我们首次看到了正式使用“汉族”之称。后来，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长达2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提出“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建立多民族统一的中国时，“汉族”便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族称，一直沿袭至今。不过，在“汉族”这一族称正式出现之前，汉族先民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有过沿循不同朝代名而指称的族称，诸如夏朝的夏人、商朝的商人、周朝的周人、秦朝的秦人、汉朝的汉人、唐朝的唐人、宋朝的宋人和明朝的明人等；还有因袭绵延不断发展的地域文化，而称呼的华夏、诸华和华人等。3、 “汉人”之称起于公元前3世纪的汉朝显而易见，“汉族”这个族称无疑是从汉代出现的“汉人”之称沿袭发展而来的。历史学家对汉人一称的出现曾有着不同意见：（1）有的认为汉人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2）有的主张汉人一称应出现在西汉武帝、宣帝之后。（3）也有的则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才出现汉人之称。然而无论如何，汉人之称是由强盛辉煌的汉朝之名而来的。汉人作为汉朝主体民族的族称，能够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无20世纪历经久远地沿袭下来，取代其他沿循朝代名的族称并且成为“汉族”的族称，则是由于“汉”，这个字所蕴含的深邃意义有关。4、萧何提出以“汉”为国号称的深邃意蕴“汉”原为水名。这就是《书o禹贡》说：“蟠冢寻漾，东流为汉。”汉水原出今陕西宁强县北的蟠冢山，东流经沔县名沔水，再东流经褒县合褒水，才名汉水。汉水是长江最大的到流，更是连接长江水域和黄河水域的重要水道。汉水流经的汉中地区处秦岭之南，气候适宜、物产丰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农耕地区，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秦末楚汉相争时，刘邦曾被项羽封在汉中为汉王。而刘邦正是在汉中为汉王时，凭借着汉中得天独厚的自然和地理条件生养积蓄，也是依靠汉中的人力和物力上支持，最终打败项羽建立了汉代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公元前206年，秦末楚汉相争时，刘邦曾被项羽封在汉中为汉王。刘邦是在汉中为汉王时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汉中生养积蓄，汉中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最终打败项羽建立了汉代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刘邦立国之初，萧何提出：“语曰天汉，其名甚美。”因为“天汉”原是浩瀚天空中的一个明亮星座。以此为多民族统一的封建中央王朝的国号。开创了汉朝四百年江山，也开启了2 千多年来，循国号名而称的“汉人”族称的由来。 5、汉民族的形成时间“汉人”的出现时间，并不是汉民族的形成时间从汉朝建立的公元206年至今，不过是2200多年，如果依照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宣帝（前73—前49年在位）以后出现汉人之称，那才只有2100 年时间。这绝不是汉族形成的时间。目前我国学者们大多认为，汉族作为一个民族，至迟在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就已经形成了。而作为古代民族，汉族则应该是在公元前2070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代建立时，就以夏代的主体民族“夏人”而出现和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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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疆域辽阔的大帝国。如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4世纪），疆域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罗马帝国（公元前30一公元476年），疆域东起西亚两河流域，西至西班牙，北达多瑙河、莱茵河，南到北部非洲。蒙古帝国（公元13世纪）东起黄河流域，西至伊朗高原、欧洲东部。这些靠武力征服建立的帝国虽曾一度横跨欧亚大陆，盛极一时，却没有一个能够作为统一国家的共同体而维持下来。
   古代的中国与上述帝国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各地的地形、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造成了地域之间经济文化面貌的巨大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人们要分别开发和利用不同的自然资源，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使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众多民族和多元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与文化，既有隔阂的一面，又有互相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需要。因此，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使得自古以来的各地区与民族之间，冲破了山河阻隔，一直进行着日益密切的经济交流。
   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周边地区。这些地区与汉族聚居的中原 （黄河、长江中下游流域）相比，自然地理条件有巨大的差别。中原气候温和，土地平坦而肥沃，宜于农耕。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寒冷干燥，多草原、沙漠和森林，宜于牧业和狩猎。南方民族居住区气温高，潮湿多雨，多高山、丘陵、河流与湖泊，宜于农业和渔业。各个地区相比，中原物产最为丰富，经济文化最为发达，而各边疆地区的经济往往比较单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使得各边疆少数民族都有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中原地区因此也得到了自己所缺乏的畜牧业等产品的补充。这种交流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朝贡、赏赐、互市等各种形式。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是几千年来四边少数民族都向中原发展的动力，也是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在对中原农业、手工业产品的依赖和向中原的积极发展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历代的北方游牧民族。
   历史上活跃在北方蒙古草原的相继有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纥和蒙古等游牧民族。游牧经济产品比较单一，牧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布匹、金属工具和各种手工业品等都需要用畜产品从中原换回，所以游牧经济对商业有很强的依赖性。几千年来，交换的需要使他们不断穿梭于漠北草原和漠南的长城沿线。与中原之间文化和政治的交往，也以此为背景而不断加深。交流的方式有互市、朝贡、赏赐、通使、和亲等。有很多部落逐渐迁到长城沿线，学会了农耕，过上了半农半牧甚至完全定居的生活。当有机会时，他们会大规模地涌进长城，进入富庶的中原，并逐渐融人汉人之中。
   当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与中原之间的交流比较顺利时，双方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和平的环境和物资的交流，会促进双方的繁荣特别是草原上的繁荣；当交流不顾利时，草原上的生活和生产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们就会利用游牧族武力上的优势对中原施加压力，“时小人盗边”，要求互市，甚至发动大规模战争南下掠夺。
   他们像永不止息的海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涌进中原。有的曾建立过显赫的王朝。如匈奴人的北凉、夏、刘汉和前赵，鲜卑人的北魏，蒙古人的元朝等。以后这些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就逐渐融人了中原汉人之中。几千年来，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民族不断变换，但这种南下运动却一直在重复上演。这也是中原汉族人口不断壮大和中原文化充满活力、不断更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早在蒙古草原上建立游牧政权的是匈奴人。史称：“匈奴好汉缯絮食物。”当双方能够通过和平的互市、和亲等方式交流物资时，“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史记·匈奴列传》）。史称，每年匈奴南下交换的牲畜“驴骡驮驼，衔尾人塞”，每次交换的数量常达“牛马万余头”（《后汉书·南匈奴传》）。这使得中原地区缺乏牲畜的情况大为改善。西汉初年，在汉高祖和文、景皇帝时，皇宫专用的坐骑也只有“厩马百余匹”（《汉书·贡禹传》）。至西汉中期武帝时，就出现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 （《盐铁论·西域》）的繁荣景象。这些大牲畜或用于交通运输，或用于农业，对中原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匈奴用畜产品换回了大量的纺织品、粮食、金属工具、刀剑、乐器和书籍等，每年还得到大量金银和钱币。史称他们得到的钱币“动辄亿万”（《史记·匈奴列传》）。到了呼韩邪单于时期，南匈奴大量南下，散布于长城附近，并要求归顺汉朝。于是汉朝在长城沿线设郡县安置了五千余户匈奴人，“与汉人杂处”。到了曹魏时，长城沿线的匈奴已“弥漫北朔”，并渐次进入山西汾河流域。西晋时，人塞的匈奴人达十九种，与“晋人杂居”（《晋书·四夷传·匈奴》）。西晋灭亡后，这些匈奴人相继在中原建立了北凉、夏、刘汉和前赵政权。
   也有的匈奴部落，如北匈奴，由于与汉朝相互为敌，冲突不断，断绝了政治的来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随之中断，只得亡匿到漠北苦寒无水草之地，过着单一的游牧生活，长期得不到中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接济，不久就“兵数困，国亦贫”（《汉书·匈奴传上》），以致衰落下去，公元1世纪，残部只得西迁。
   匈奴以后的两千年中，来到蒙古草原的其他游牧民族也和匈奴一样，周而复始地演绎着同样的规律：或者逐渐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重心转移到接近中原的阴山以南，以维持和发展与中原的经济交流，从而壮大繁荣起来，得以统一整个蒙古草原，甚至进一步入主中原。或者始终局促于漠北，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与中原进行有效的贸易与交流，从而始终维持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使这样的政权，一遇天灾，就顷刻瓦解。部众或四散，或西迁远走。
   继匈奴之后占领蒙古草原的是鲜卑人。它们与中原之间的交往比匈奴更为密切，因此也有更为迅速的发展。        鲜卑原居于大兴安岭丛山中的阿里河附近，山深林密，交通不便，难以发展。于是他们举部南迁，先到达蒙古草原东部，在这里“畜牧迁徙，射猎为业”。不久，他们再次南迁，经“九难八阻”，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阴山之南的内蒙古草原。在这里，他们积极与中原的曹魏和西晋政权通商和亲，并接受册封，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双方“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鲜卑将大量畜产品运进中原，曹魏和西晋给予鲜卑的“金帛缯絮，岁以万计”。鲜卑于是迅速强大起来，先是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并于公元340年定都于盛乐（今呼和浩特南），接着进入中原，占领了淮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建立了北魏政权，并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数十万鲜卑人也随之移居于中原各地。
   隋唐（581—907年）时期的突厥、回纥（维吾尔人祖先）以及元朝灭亡以后的草原蒙古政权，它们能否维持与中原之间正常的经济交往，是其兴盛与衰亡的重要原因。
   公元552年，突厥在蒙古草原建立汗国。不久其疆域就扩大到“东自辽海（今渤海）以西，西至西海（今咸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的广大地区。成为当时东亚地区的霸主。突厥以一个游牧汗国，能够如此强大，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原因。一是它乘中原离乱，控制了天山以南各农业绿洲，强迫绿洲居民缴纳白叠（棉花）、粮食等为赋税；二是当时分裂的中原北周、北齐两个政权，为了笼络突厥，争相与其和亲通好，每年送给突厥大量丝绸、粮食、铁工具和钱币。双方民间与官方的贸易也畅通无阻。
   隋朝统一中原之后，突厥可汗向隋称臣，官方每年以朝贡和赏赐的形式进行贸易，规模很大。如，开皇十二年（592年），突厥各部向隋朝进贡马万匹，羊两万只，驼、牛各五百头。隋朝则回赐了丰厚的金、银、钱币、丝织品和粮食等。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一次就赏赐给突厥可汗丝织品一万二千匹，同时赏赐各部酋长丝织品二十万段（《隋书·突厥传》）。隋朝还应突厥之请求，“缘边置市”，在幽州，太原、榆林等地开设榷场，准许民间“交相往来，吏不能禁”（《册府元龟·外臣部》）。这种比较自由的贸易，吸引着草原上的牧民不断南下进入长城沿线。仅仁寿元年（601年），就有九万突厥人南下“内附”，仁寿三年，又有思结、卜骨等十余部草原牧民南下“内附”。使得长城沿线出现了“人民羊马，遍满山谷”的景象。
   到了唐代，一部分突厥部落继续与中原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如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突厥一年就南下送马一万四千匹，唐朝“回赐”丝织品五十万匹（《曲江集》卷六）。唐朝人赞叹“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适度，田猎之用无比”，对中原的农耕、交通和军队的装备都必不可少。因此史称双方“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册府元龟·外臣部·通好》）。经济的交流又推动很多突厥人进入中原，并逐渐定居下来。唐太宗时，在唐朝担任将军、中郎将等官职的突厥人很多，五品以上者就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也有一部分突厥人进入长城沿线的今内蒙古和山西、陕西北部地区，从事农耕。神功元年（697年），唐朝曾一次就送给他们谷种四万斛，丝绸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        也有一部分突厥贵族与唐朝为敌。特别是后突厥汗国，与唐朝争战了几十年。当时唐朝已控制了整个西域，又对后突厥关闭关市，实行经济封锁，后突厥遂逐渐衰亡。
   唐代回纥汗国（744—840年）的兴起和发展，也明显地受益于同中原兴旺的经济交流。早在唐朝初年，回纥等部就向唐太宗请求，在漠北回纥牙帐和漠南之间修一条一千多里长的“参天可汗道”。沿途设邮驿六十六所，备有房舍、酒肉、马匹和车辆。路上的商队、使臣往来不绝。人多的时候；每队达“数千百人”。草原上的牧民也“老幼不惮遐远，悉手持方贡”南下交易 （《册府元龟·帝王部·功业一））。由于双方关系友好，回纥的商人可以比较自由地进人中原。当时在长安、太原·、洛阳甚至南方的一些城市，都有回纥商人的足迹。常年居住在长安的回纥使者和商人就达数千人。他们“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四年七月）。
   回纥汗国时期，草原上多年的和平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回纥希望唐朝多买他们的畜产品，要求每年收购十万匹马。唐朝政府本来没有如此大的购买能力，但为了酬谢回纥骑兵帮助平息内乱的功劳，也就尽力满足其要求，甚至出现“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的情况。仅此一项，回纥每年就可得到一百万匹以上的丝绸。大历八年（773年），回纥一次就运回丝绸一千多车。回纥牧民“衣皮食肉”，这些丝绸大部分被贩运到了西方。当时在东罗马的市场上，一两丝绸一两金，比唐朝价格提高了几百倍。回纥在这项贸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回纥汗国也因此繁荣起采。很多贵族由此放弃了游牧而经商，过上了定居的生活。草原上因此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城镇，至今能够找到城墙遗址的还有二十多座。其中最大的城址达25平方公里。城内有宫殿、市场、居民区、寺庙和官署。在这些城址中，都发现了大量中原的钱币、金属工具、丝绸残片等物。［1］
   明代（年）北方蒙古政权与明王朝二百余年的和战关系，也说明了正常的经济交流对双方的重要性，特别是北方游牧经济对这种交流的依赖性。明初，蒙古贵族退居塞外，他们在政治上希望得到明朝廷的册封，在经济上希望与中原自由地贸易。双方的经济交往以“通贡”和“互市”的方式进行，其规模是很大的。据统计，从永乐元年到隆庆四年（1403— 1570年），蒙古贵族向明廷入贡达八百多次，每次的贡使达数千人。往往是“前使未归，后使踵至”，达到了贡使“络绎乎道，驼马迭贡于廷”，“金帛器服络绎载道’’的局面。明朝每年招待贡使的费用就达三十余万两白银（《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六）。但明朝廷仅将此种经济交流视为维护边防和控制蒙古的羁縻之术，对互市规定了诸多限制，即“开市有日，货物有禁”。每年开市的次数少，时间短，根本不能满足草原牧民物资交流的需要。而且不仅严禁军器交易，有时连锅釜、茶叶等生活必需品也在禁例之中，并严禁任何私市。致使草原牧民常陷入“爨无釜，衣无帛”，“无茶则病”的困境（《万历武功录》卷八）。而汉族军民也往往因互市的中断而缺乏军马、耕畜和皮货、衣衾等生活用品。故双方的民间犯禁私市的活动始终不断。蒙古贵族更为此发动了三十年的对明战争。双方损失惨重，明英宗也一度被俘。当战争停息，互市再次开通的时候，蒙古俺答汗在给明朝廷的《答谢表）中有如下感叹：“臣等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耐夏热，段布难得，每次因奸人赵全等诱引，入边作歹，虽尝抢掠些须，人马常被杀伤。今年各边常调兵出捣，杀虏家口，赶夺马匹，边外野草尽烧，冬春人畜难过。” （《玄览堂丛书》卷一）
   可见，战争与断绝互市，给双方都造成了无法承受的苦难，而不断加强经济和政治的联系，才是千古不变的、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互相依存、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是几千年来维系各边疆民族与中原关系的基础。它犹如强有力的纽带，把各边疆地区与中原日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之间几千年的关系史，都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道理。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能够长期维持统一的经济基础。
   纵观北方民族与中原几千年的关系史，可以看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第一步通常是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开始。这种交往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以征服战争开始的情况是少见的。其间的一些武力冲突，往往是由经济交往的障碍激起的。当这种经济交往的障碍被打破，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以后，就会带动政治上的联合。这种联合往往是以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依附形式进行。这种政治依附关系往往是自愿建立的，是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也多次发动征服战争。既有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扩张，也有边疆地区向中原的进攻。发动战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创造更大范围的统一。战争的结果，则进一步加强了不同民族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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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size=&4&font face=&Verdana&人真的可以“不假熏沐”就“体有异香”吗？根据人的生理特征，每一个人通过汗腺、皮脂腺，都会分泌出一些气味来，人的五脏六腑内的气味通过人的一些器官也会排出来，几乎一人一味，有的气味浓，有的清淡些。香妃身上的香味是否属于这种气味？我们不得而知。再者，一些爱美、生活讲究的女子，常洗一种“花草浴”或“奶浴”。还有一些女人喜欢搽抹一些具有特殊香气的高级脂粉之类，浴后、搽后，身体自然会散发出引人注意的、沁人心脾的香味来。香妃身上的香味是否来自化妆品或者浴液的气味？这对我们而言同样是个难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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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治 明朝虽是汉族政权，但政府却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统治。 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先是实行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对归顺的各少数民族首领授予世袭官职，由他们自行管理所辖地方。后来又实行「改土归流」，把土司辖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范围，这有利於国家统一的发展。 明朝：中华各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在北方、东北和西北地区，明政府主要设置军事机构镇守，例如设置都司和卫所，以巩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 另外，明政府也鼓励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如移民屯垦、贸易互市、兴建学校、推行儒学等等举措，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明朝政府的这些措施，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日益密切，从而实现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清朝：中华民族共同体更进一步稳固发展 由满族建立的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由於满族统治者采取了许多重大措施稳定边疆，并对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采取了更为宽容、开放的态度和政策，使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相互认同感。 清朝：体现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清朝前期以强盛国力所奠定和巩固的中国疆域，促进了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加，在晚清时期受到外国侵略时，中国各地区民族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对列强作出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 清代的民族政策与以前历代相比有那些独特的地方？ 从顺治帝起，清朝统治者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首先肯定了汉族文化的先进，采取了向汉族人学习，学习他们的习俗、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等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在顺治帝之时，几乎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连顺治帝的亲生母亲都不支持他。这或许是顺治帝抑郁而终的原因。 但事实证明顺治帝的作为是对的，康熙不仅继承了顺治的政策，还亲下江南，拜明孝陵，以安汉族人的心。从那时起，一品大员，如上书房大臣等，一改无汉臣的历史，重用汉臣。如张廷玉，历三朝，居首辅四十余年。这些做法是空前绝后的。 理藩院 清代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以前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只设官员兼管，不设专署。清于崇德元年(1636)设蒙古衙门，由承政、参政主管；三年六月，改称理藩院，属礼部。顺治元年(1644)，改置尚书、侍郎；十八年，定官制同六部，理藩院尚书亦入议政之列。设录勋、宾客、柔远、理刑四司。雍正时定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乾隆改设旗籍、王会、典属、柔远、徕远、理刑六司。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兼办对俄外交事务。光绪三十三年(1907)九月，改为理藩部，清亡遂废。 理藩院初掌蒙古事，随着清廷全国政权的建立，更为总管蒙古、西藏、新疆等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清统治者通过理藩院实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康熙二十六年(1697)，修定《理藩院则例》，用法规固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各项措施。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又四次校修。 理藩院六司分掌爵禄、朝贡、定界、官制、兵刑、户口、耕牧、赋税、驿站、贸易、宗教等政令。另有司务厅、银库、饭银处、当月处、督催所及满、汉、蒙、俸四档房掌衙署日常事务。理藩院所辖，先后尚有内馆、外馆、蒙古学、唐古特学、托忒学、俄罗斯学、木兰围场、喇嘛印务处、则例馆等机构。此外还派司员、笔帖式等常驻少数民族地方，处理特定事务，定期轮换。 理藩院的历史作用 首先，理藩院执行了清代比较成功的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清朝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鉴于明末对周边地区无力顾及的历史教训，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清前期的封建帝王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极为重视。他们把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看成是统治中原的“屏藩”，认为“摇惑我外藩”，就是“坏我屏垣”，就会使“疆圉”“不靖”，而“边境一日不宁，内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这势必要危及到全国统治的稳定性。正是基本这种认识，康熙帝在位61年总结了大量的统治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经验。他认为，统治西、北边疆地区的宗旨在于“治之得其道”。他特别指出要加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针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贡物他曾议论：“贡物何足珍贵，正鉴其诚敬之心耳”。为了表示对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视，康熙还把“柔远能迩”当做“敬天法祖”的实际内容写入遗诏中，令后代子孙永志不忘。雍正帝即位后，亲自为理藩院书写匾额：“宣化遐方”，并在统治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中提出要“从俗从宜，各安其习”。乾隆皇帝当政时期，尽管他认为“驾驭外藩之道，示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从而采用了“宽猛互济”、“恩威并用”的方针，但同时也仍然主张“从俗从宜”、“不易其习”。总之，清代前期统治西、北边疆地区，实际上是采用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方针。 其次，理藩院促进了清代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在17世纪中叶，理藩院的活动保证了清朝的顺利入关，对清朝统一全国起了促进作用。由于明朝腐败导致的中央政权力量削弱，我国17世纪中叶陷于分裂状态，这种分裂在当时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现象。一方面，因为这种分裂战争连绵不断，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东来，沙俄也时刻窥伺我国北部的大好河山。如果分裂形势继续下去，就可能给这些侵略势力以可乘之机。所以，尽快恢复统一，不仅有利于国内各民族人民的休养生息，符合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要求，而且对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沙俄侵略势力也有着重要意义。历史证明，统一的历史使命由清朝承担了。清朝所以能承担这一重任，除了别的因素外，漠南蒙古已经成为它的可靠后方和重要的借助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与理藩院有密切关系。理藩院设立后四个月，其官员就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牛录，谳庶狱，禁奸宄”。仅一个月就编成了牛录，造好了甲士清册。这既稳定了漠南蒙古的社会秩序，也为清朝提供了兵源。理藩院设立后八年，清朝入关，漠南蒙古诸部纷纷率师相从。同时，在清朝入关之际，理藩院及时地把清军入关和进占北京情况通知漠南蒙古各部，使他们时刻有所准备。虽然，清军入关后在统一过程中使用了残酷的暴力，对社会经济发展一度造成影响，但是，清朝统一全国的历史意义是无论如何不能抹煞的。 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和巩固的时期。有清一代，维护国家统一的力量与形形色色的分裂势力曾进行长期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理藩院充分发挥了维护统一的作用。有些前已述及。又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当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札萨克图两汗发生冲突后，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亲往喀尔喀七旗莅盟，竭力促使他们“尽释旧怨”而“交相揖睦，共享升平”。这年八月，阿喇尼又召集喀尔喀两翼汗传达康熙圣谕，令其“同归于好”。当噶尔丹发动内乱、喀尔喀蒙古各部率众南奔时，理藩院立即将情况上奏康熙帝，并负责安排喀尔喀蒙古各部生计。正是在理藩院组织安排下，通过多伦会盟，我国北部边疆很快出现了安定局面。康熙皇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应当说，这种北部边疆的坚固状况与理藩院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这又为彻底粉碎噶尔丹内乱、抵御沙俄的扩张侵略准备了条件。 理藩院除在政治军事方面促进了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巩固外，还程度不同地促进了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流，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多伦会盟之后，理藩院派遣官员去山西等地准备耒耜，帮助喀尔喀蒙古于膏腴之地种植农作物。理藩院还按照清代帝王的意志，协助组织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建立“常平仓”，贮积粮谷，以备赈济，“其收放实数”，“每年秋后造具印册报院”。仅漠南蒙古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3盟26旗就额存谷246100多石。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吴喇特镇国公达尔玛机里弟属下游牧地方，因风雪之灾，人畜伤损。理藩院派遣官员按户赈济，共计大小15385口，6个月时间用米7240.1石。在救灾过程中，理藩院官员因地制宜，在有河流的地方帮助蒙古人民造船、结网、捕鱼。此外，理藩院管理的驿站把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联成一体，这对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多少起了一定作用。 我们在评价清代理藩院、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时，应当说明，理藩院终究是清朝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它维护的是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利益，维护他们对各族劳动人民的剥削。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劳动人民受“厚敛重徭”的剥削，被“纳之于阽危之域”，生活极为贫苦，遇有灾荒，清朝经理藩院虽有赈济，但由于上层王公们“苟且塞责”，广大劳动人民“并不得实惠”。统治阶级需要的“纳赋”、“贡徭”像两根绳索，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紧紧捆绑住，使他们难以逃脱“重赋苛役”的苦海。因此，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迫于饥寒，以致离散”的现象到处可见。 ------------------------------ 明朝对少数民族的杀戮以及满族是明朝人的证据 很多人的对于清朝的残暴不满，指责清朝杀戮太过。可是纵贯所有封建王朝，那有不沾血腥的呢？ 洪武五年征三十六洞散毛。景泰六年，征湖广苗蒙能，围攻龙里，怀化、铜鼓诸地，天顺五年，大军深入苗疆，攻破几百余寨 ，焚毁三千家，斩首三千三百余人。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黔中苗族于把珠等起义失败后，有四千四百九十人被杀，五千五百个妇女被俘往他乡，万历年间明朝用兵平定播州土司扬应龙之乱时，许多苗族、仡佬族横遭屠杀，被迫逃走，战后幸存者仅“十之二”。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 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很是洋洋得意啊。 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 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军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攻克了阿台的古埒城,屠城。还把人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常刚和父亲塔石误杀了。 再说满人本来就是明朝子民，怎么能用日本来比拟？ 明成祖永乐年间,东海女真部分南移,同建州女真经常发生战争.建州女真被迫向南向西迁移. 宣德时期,童猛哥帖木儿为东海女真杀害.其弟凡察,其子童仓,董山率部西迁,经佟家江(今浑江),进入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于呼兰哈达山(又叫烟筒山)下,浑河支流苏子河畔,筑城定居下来. 正统时期,明政府为了笼络建州女真,任命阿哈出的孙子李满柱为建州卫指挥使,凡察为建州右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三卫&之称由此而来.建州三卫是明政府设立的地方机构,既管军事,又理民政,&抚绥属部&,&看守地方&.长官由中央政府委任,可以世袭,要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承担各种义务.&有所征调,闻使即从,无敢违期&①.正如清太宗皇太极所云:&我祖宗与明朝看边,忠顺有年.&这生动地反映了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卫所的亲密关系。 ① 《左传》卷二十二,昭公九年.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四 明初,太祖朱元璋颇重视对东北边陲少数民族的治理.洪武三年(1370年),在辽东设立了定辽卫都卫.八年(1375年),改定辽卫都卫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管理辽东25卫,138所,二州一盟. 永乐七年(1409年),在黑龙江特林地区设置了奴尔干都司,所辖的著名卫所有建州卫,海西卫,兀者卫,囊哈儿卫等.成祖朱棣派遣宦官亦失哈到奴尔儿干都司进行慰问与巡视,增进了边区民族与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迁都北京后,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从洪武到正统年间,先后在东起库页 岛,西至斡难河,北自乌第河,南濒日本海等广阔地区,建置了184卫.这对东北边疆的开发建设,以及边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东北女真等民族,明政府采取了招抚,羁縻与分而治之的政策.政治上,明政府委任部落酋长,首领充当卫所长官,申明职守,给予敕书,又称玺书.&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①.各卫所要对明政府履行各项义务.&时以朝贡&,卫所官员要定期进京述职,奏报地方治乱.建州,海西女真每年冬季从开原入京朝贡,贡品主要有人参,貂皮,海东青,马匹,珍珠等地方名贵土特产.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① 天顺《大明一统志》卷八十九 明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卫所制度和土司、土官制度，促进了中华多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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