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确立巩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四次政治局会议
一、遵义会议
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并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同时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该《决议》首先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其基本上是错误的，并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其次， 《决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犯了原则错误。最后，《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会议赋予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但在军事方针和作战战略上选择了毛泽东的方案，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之后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并写进了1945年4月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遵义会议的地位从此有了历史定论。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二、扎西会议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离开遵义向北转移。2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渡江作战计划》，准备在四川沪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北上的红军部队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在28 日的土城战斗中失利。由于毛泽东的提议，经过紧急会议决定撤出战斗，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西向云南扎西附近集中。至此，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确定的红军北渡长江计划受挫。
日到2月6日，红军先后到达云南扎西地区（人称“鸡鸣三省”地区）。2 月5 日到9 日于威信县境内3 个不同地点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又称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很少，内容大致有四项。其中两项是遵义会议提出而未完成的工作：一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工作，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中央总书记；二是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三项内容是根据敌情变化，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决定回兵遵义地区，以川滇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第四项内容是决定对部队进行精简缩编，并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进行了首次研究部署。
扎西会议最大的变动在于博古交出了中央总书记的权力。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一个月后，也就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指博古） 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1972 年6 月10 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也有类似的叙述。张闻天取代博古成为当时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张闻天主要负责的是党政工作，而实战经验丰富的毛泽东自然就成为辅佐他的军事指挥了，因此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三、陈福村会议
日，前敌司令部成立，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周恩来仍是规定的最后决策者，但毛泽东事实上已开始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负前敌总指挥的职责。3 月10 日，在狗坝（今苟坝） 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会上多数同志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当晚，毛泽东建议周恩来缓发作战命令，11 日，再次举行中央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又一次说服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中革军委即向红一、三军团发出关于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3月15日鲁班场战役打响，红军强行攻击与自己实力基本相等的守敌，激战一天后失利，不得不再次调头西撤。第三次渡过赤水后，中共中央进驻赤水河畔的陈福村。此时红军两次试图建立根据地未成，桐遵战役与鲁班场战役严重失利，敌军又正在合围，下一步何去何从将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就在这种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陈福村会议。
在这之前，毛泽东曾找到张闻天，以日常军事指挥需要完全集权的理由提议成立新“三人团” （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 来全权指挥军事，得到了张闻天的赞成。这个新的三人团在陈福村会议上得到了确立，从而也使毛泽东重新成为军事总指挥之一。
四、毛儿盖会议
陈福村会议后，中央在新三人团的指导下重新选择了作战计划，取得了“四渡赤水”战斗的胜利，使红军由被动变为主动，甩掉了数十万敌军的重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召开过好几次政治局会议，包括5 月12 日的会理会议、6 月26 日的两河口会议、7 月21 日至22 日的芦花会议和8 月3 日至6 日的沙窝会议。沙窝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的决议》，重申北上方针，强调创造川陕根据地是当前的历史任务。同时，这次会议也公开暴露了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
在这半年里，张国焘想夺取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野心日渐暴露，在杂谷脑会议上，他激烈地否定中央的政策路线，受到四方面军将领的拥护。会议尚在进行，他就给中央发电报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同时又以川陕省苏维埃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建议由陈昌浩同志担任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以个人名义给朱德总司令发电，建议“张国焘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中央军委独断决行之权，否则无法顺利灭敌”。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于7 月18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面对张国焘，周恩来作出了让步，但毛泽东却丝毫没有退却，因为这关系到军事指挥权的问题，毛泽东已经严重地感觉到张国焘带来的威胁。
1935 年8 月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省松潘县附近的毛儿盖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周恩来病重缺席，军事经验丰富的毛泽东成为“三人团”里的实际决策者，而三人团是当时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和最高权力机构。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杨尚昆、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徐向前列席会议。毛泽东就红军过草地后的行动方向作报告，他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会议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同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认为张国焘向西的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极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的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尽管党的最高负责人仍是张闻天，但军事指挥权已完全由毛泽东所掌握，他也就在实质上掌握着党的命运。张闻天曾在1943 年的《反省笔记》里说：“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
经过了1935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遵义会议、扎西会议、陈福村会议和毛儿盖会议，毛泽东逐步确立并巩固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和方针领导下，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原载：《党史文汇》
(责编：颜菲)于瀚：遵义会议究竟确立了谁的领导地位？(4)
　　5、直到1935年8月周恩来病倒，毛泽东才开始&负责军事工作&
&&&&& 应该说，遵义会议后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只是进入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最高决策层，但并没有确立其在军队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虽然长征中军事方面的决策经常采用毛的意见，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共中央中懂军事并能根据时局提出相对有效的军事建议的只有毛泽东，因此其见解常被周恩来采用并被中共中央审核批准，这并不能作为其在红军中确立领导地位的象征。
　　直到1935年8月周恩来病重，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毛泽东才掌管了最高军事领导权，军事决策由&周主毛辅&转变为&毛主周辅&，毛泽东在军内的领导地位才得以确立。
　　至于毛泽东成为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人，那更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郭德宏认为：&不能再继续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原来很多人那样说，实际上是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现在已经到了21世纪，应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叙述这段历史了。&[详细]
　　毛泽东延安时期照片
　　遵义会议使张闻天成为了党内最高领导，并赋予了周恩来在军事方面拥有最高决策权。诚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所言：&大家对他（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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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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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批判李德在上&瞎指挥&，赢得了红军将领的广泛支持
在遵义会议上，由于重点在于解决军事失败责任的问题，毛泽东将失败直接指向李德的瞎指挥，引导红军将领表达对李德和博古的不满。比如，毛泽东在批评了博古的报告后，明确提出：&关于华夫（即李德）同志的工作，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华夫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这一批评立即触动了红军将领对前期屡屡失败的不满，他们开始纷纷表达意见：
朱德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
聂荣臻说：&毛泽东指出华夫同志是瞎指挥，我完全赞成，这，我深有所感。华夫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彭德怀说：&博古与华夫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上，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多大！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八年啦，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啊。&
面对军事上连续失败的事实，这么多前线将领的指责基本让李德和不懂军事的博古丧失了反驳的余地。
4、只否定军事路线错误，肯定当时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不管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当时未认识到政治路线上有错误，毛泽东无论在会前与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换意见时，还是在会中批评博古李德时，都只否定了他们的军事路线，对其政治路线反而是肯定的。对此，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对于肯定政治路线的原因，据杨尚昆介绍说：&遵义会议如果要张闻天说整个路线错误，我看闻天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这里还有个共产问题。（刘英插话：那时大家对国际都很迷信。）&[详细]伍修权的解释更明确：&因为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批评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线，不仅牵动太大，并且将失去许多人的理解和支持，连一直受共产国际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张闻天、王稼祥也可能会难以接受和转不过弯来。&
5、杨尚昆：周恩来&全力推举由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
据杨尚昆回忆：&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6、凯丰反对毛泽东：&我说你打仗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
遵义会议中，也有人反对毛泽东参与军事领导。当时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凯丰当场就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毛泽东后来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60年代还曾多次谈及此事。
7、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选为常委，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经过三天的议论，遵义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但并未当场对中共中央的其他人及红军将领进行调整，原因在于&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三、但遵义会议并没有树立起毛泽东真正的权威地位
随着遵义会议对军事上失败责任的认定，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领导层的人员调整，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其在军事指挥上的建议也多次被周恩来采用，但大家对毛的地位和权威并不是十分认可，只是将其当作领导层的普通一员。
1、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劝说博古交出权力：你我都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博古身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在遵义会受到了严厉批评，他会前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此，会后博古对此很难接受，也不愿承认自己有错。后来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对领导层进行改组，准备让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
为此，周恩来专门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
2、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在周恩来做博古工作的同时，日晚，在&鸡鸣三省村&中央常委讨论分工时，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在前线鸭溪发布了作战命令。这是从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一切职务后，第一次以明确的军内职务签署作战命令。这表明，毛泽东取得了对红军的公开的直接领导权、指挥权。3月12日，中共中央鉴于军情瞬息万变，会多误事，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指挥战事。
对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事，一直以来都流行一种说法，说当时很多人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但毛泽东出于各种考虑&力推举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这种说法多次在周恩来、伍修权和杨尚昆等人的回忆中被提及。
但这种说法其实不怎么可信，因为毛泽东此前并非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此时也只是刚刚成为政治局常委，说众人都推举他担任&总书记&，不但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当时中共的组织程序。对此，杨奎松分析说：&种种情况说明，不仅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多数领导人，都注意到排序问题。毕竟，从莫斯科那里开始，共产党历来就是注重排序的。而这时依政治局委员的排序，张闻天毫无疑问是紧接着博古之后的第二号人物。想必毛泽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之所以在准备遵义会议时积极支持由张闻天来作会议的&反报告&，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对由张闻天来接替博古的必然性是很清楚的。&
多数领导人一致推举毛泽东出任总书记这一说法之所以不可信，从遵义会议之后他的地位和威信并不是很高也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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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历史频道 | 责任编辑：李欢　　二、避其锋芒，蓄积力量　　伟大的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召开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谋划和推动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对“左”倾危害的认识，离不开广大红军战士从盲崇中的觉醒。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要首先争取“实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断找党性强、作风正派、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交换意见，提出自已的正确主张，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和危害。　　长征途中，毛泽东始终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当时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2]“王稼祥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上，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这是毛泽东对他积极影响的结果”。[3]　　李德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4]　　同时，毛泽东针对累战累败的惨痛教训，紧紧抓住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这样一个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又容易反思出道理来的实例，作为攻击“左”倾路线的突破口，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引导，使其认清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的红军必将走向灭亡的道理，以提高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这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在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5]　　三、抓住“战机”，一锤定音　　要变更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绝非易事，必须要等待有利时机。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工作，毛泽东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相反，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2万多人，“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并意识到这是排斥毛泽东正确意见的结果。在血的教训面前，广大指战员已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出来指挥战斗，才能使红军打胜战，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已是呼之欲出。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左”倾领导者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不能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指挥红军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最好时机。“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契机终于出现了”。李德对此表现得痛心疾首，几十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到：“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6]因此，毛泽东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上的问题。“为此，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7]“我（王稼祥）先同张闻天谈了，后来又取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这样，会议（指遵义会议）顺利召开”。[8]　　遵义会议“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9]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也说：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时，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10]由于会前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毫不留情，不给“左”倾领导者一点回旋的余地。　　四、高瞻远瞩，善谋团结　　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更加团结，避免出现分裂，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红军。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1]如果此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将会陷入纠错的“沼泽”，打击一大片，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时，毛泽东的威信在全军已重新树立起来，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支持，完全有实力和有资格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推举作风民主的张闻天（洛甫）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毛泽东是在夺权，又能使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毛泽东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12]“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以后到了苏区，时机成熟了，“个别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毛泽东）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遵义会议实行的是正确的党内斗争，虽然争论比较激烈，但是采取的是讲道理的方式，不搞过火斗争，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仍然参加中央集体领导，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写到：“有趣的是，全党都知道，尽管博古曾反对毛，但毛对博古是宽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13]这体现了伟人毛泽东的宽广胸怀。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参考文献：　　[1][2][4][9]王树增：《长征》，人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82页，第151页，第161页，第 241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5]吴黎平：《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6][10]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21页，第128页。　　[7]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8]朱仲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1]董钧：《读遵义会议决议的几点体会》，《党史通讯》，1985，（1）。　　[12]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3]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30页。　　林志玲与赵本山的“亲密接触”（资料图）　　春晚犹如一部悬疑大片,对于最后袒露在观众面前的那台晚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艺术状态,各家媒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弄得观众一头雾水,稀里哗啦,不知那条新闻靠谱,那些新闻不靠谱,热闹的背后,不管是“无心插柳”，还是“有心插花”,提升了春晚的关注度,这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五审的结束，春晚语言类节目已经基本成型，由于赵本山的小品“犹抱琵琶半遮面”，所以引发了赵本山搭档的无限猜想，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搭档”中出现林志玲这位大美人的名字。报道说得有鼻子有眼。早在2009年11月，林志玲和赵本山就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林志玲亲自赶赴“本山基地”，向赵本山请教表演诀窍，更希望赵老师能继续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还表示希望自己能和他同台合作表演节目。问及邀请林志玲的说法，赵本山御用编剧尹琪表示：“现在都没确定，都还没找呢。但林志玲，这传得也远了些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在《人民网》上又看到另一则关于林志玲上春晚的报道，这次的搭档换成了周杰伦。据报道：央视兔年春晚语言类节目这一块重头大戏似乎已经尘埃落定，而一直在“犹抱琵琶”的歌舞及其他节目，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中。从春晚剧组处获悉，今年春晚将有多位巨星级“秘密武器”，其中最为惊艳的当属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将首度亮相央视春晚大舞台，而且与其携手登台的则是周杰伦。另外，去年荣升妈妈身份的赵薇也会参与春晚，并承担开场歌舞的重任。如此看来，兔年春晚绝对不负“星光熠熠”的美名。　　看来林志玲上春晚已经八九不离十。果真如此，台湾大美人的出现，除了增添春晚的眼球效应，对提升春晚整体的艺术质量并不会带来质的变化。尽管近一个阶段，林志玲的出镜率很高，也在多部影片中亮相，论演技，无法与那些实力派明星相比。我相信，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观众更期待“四天天王“上春晚，“四大天王”上春晚，既有观众期待的演唱实力，也吻合春节“团聚”这一节日特点。春晚如果打出林志林这张牌，也是黔驴技穷的一种的表现。　　自从2009年周杰伦和宋祖英以“英伦组合”的形式，在春晚上表演了火爆热烈的《辣妹子》组曲之后，“混搭”让春晚导演有一种“捡到宝贝”似的新发现。在今年元旦的跨年晚会上已经小试牛刀。郎朗和赵本山的洋钢琴和土二胡的“混搭”，小沈阳和维也纳的“中西合璧”，春晚再玩“混搭”，娱乐的目的达到了，作为一个“国家仪式”应该具备的演出水准，这不是“混搭”就能够“搭”出来的。　　据报道，林志玲接到央视春晚的邀请之后一直非常兴奋，因此和公司要求，排除万难也要腾出档期参加，为此宁愿放弃与家人共度除夕的原则。对于春晚的邀请，林志玲当然是受宠若惊，这个平台对于提升林志玲的人气指数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但是，说句实话，我并不看好林志玲，无论是与赵本山搭档演小品，还是与周杰伦联袂变魔术，林志玲上春晚救不了春晚，充其量，她只不过是春晚的一具花瓶，点缀而已。要彻底改变观众心目中春晚已经成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形象，关键还是要依靠春晚整体质量的提升，当然这更包括被委以重任的小品王赵本山。（吴为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