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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这门综合艺术自诞生以来，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动画”的概念经历了无数次分离与融合，但动画始终是融合了技术与艺术的双重性质，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它是一种没有国界的世界通用的语言，是世界文化的缩影。 中国动画曾经无比辉煌，但是经过70多年的大起大落，现在已远不如世界其他的动画强国。党的十五大之后国家开始出台政策大力扶持中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先后建立杭州、常州、深圳、吉林、长沙等国家动漫基地，生产大量动画片。发展到今天，中国动画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网络联系着世界，当今中国的动画片受众大多还是依靠网络接受日本和欧美动画强国的洗脑，中国动画片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依旧甚微。 创新是创作的灵魂 中国的动画创作从创始初期就积极开拓，题材和艺术表现手法丰富多彩，讲述儿童喜爱的故事，寓教于乐。但这样却形成了一个误区：动画片大多都针对低龄儿童，缺乏青少年尤其是青年喜爱的动画作品，留下了市场空缺。而相比之下的美国、日本动画片在创作上思维活跃，题材丰富，并且老少皆宜，日本更是“全民动画”，每个年龄阶层的人都有合适的动画作品。这些中高年龄层的作品就全数进入中国国内市场，占领了空白。 美国动画电影哗範糕既蕹焕革唯宫沥不论是迪斯尼还是PIXAR、梦工厂都善于吸收世界文化，过去经典传颂的埃及题材的《埃及王子》、希腊题材的《大力神》、阿拉伯题材的《阿拉丁》、中国题材的《花木兰》暂且不表，就说2008年暑假轰动的梦工厂三维动画大片《功夫熊猫》，就足以吸引全球人的眼光。 功夫和熊猫都是中国的国宝，二者的结合无疑是典型的中国风。片中宏大的中国风背景音乐配上宏伟精彩流畅的武打场面、诙谐幽默的故事设计、各具特点的造型，虽然是绝对的喜剧，却看得不少人潸然泪下。是感动吗？是在感叹，为什么如此好片，竟然不是国人自己创作的！而在感叹的同时反省、修正自身创作的不足，对中国动画的复兴大有裨益。突破思维定势，转化观念。中国动画片创作一直秉承“寓教于乐”的宗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教化意义被过分强调，失去了动画娱乐的前提。教化思想下动画片大多一副严肃的面孔，大人不看，小孩更加不喜欢。而日本动画片实行市场分级制度，有适合各个年龄和阶层的作品，同时还有深刻的社会思想包含其中，观众在看故事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了解做人处事的基本道理。 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动画片既是对文化的传承，也是对传统的发展和创造。《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从电影、电视到动画，这一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就连《宝莲灯》里都免不了要把这一形象搬出来。中国动画学会的徽标也是这只“国民猴”。但这么多年来关于孙悟空并未有过任何造型和故事上的突破，永远是那身黄色的衣服、红黄两色的金箍棒，千年下来，从熟悉到腻味。日本根据中国古典文学改编的漫画《最游记》因其疯狂的颠覆、吸引人的剧情、曲折的情感和深刻的生活哲理，瞬间就受到了广大青少年的迷恋，甚至有不少人因为《最游记》这部漫画才去阅读《西游记》原著。 在世界风靡中国风的当今，2008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更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我们动画创作人在继承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时候，更应该对过去进行颠覆和再造，这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使得动画艺术得到更好的发展。 技术与艺术相结合。随着CG技术的不断进步，神奇的电脑科技给动画艺术带来令人咋舌的感官表现，强烈震撼了人们的视觉神经。在一些关于中国动画发展方向的讨论上，总是会有人问到“我们应该保留艺术的发展，还是要完善技术支持”，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技术和艺术缺一不可，齐头并进。只有先进的技术才能丰富艺术表现，更高的艺术需要更高超的技术来完成。现在世界动画逐渐跨越传统动画的一些障碍，迈向无纸动画的领域，不仅三维动画，技术的发展使得二维动画也摆脱了纸张的限制，在CG的世界中畅游。 但我们必须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技术运用不要超过动画艺术表现本身，为炫技而技术；二是避免对迪斯尼和日本动画的过度模仿。《宝莲灯》里的小猴子明显带有迪斯尼的幽默，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播出的《围棋少年》则带有日本动画片《棋魂》的影子。 期望有一天，中国的动画片就是“中国”的。 发掘市场是当务之急 在世界动画发展史上，动画更多是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的。美国动画在创始初期就很快进入产业化操作，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而日本的动画与漫画结合的产业文化还被称为“伟大的发明”，成为日本一大经济命脉。 中国的动画创作艺术性很强，但市场意识却十分薄弱。发掘中国的动画市场是当务之急。中国动画的市场是巨大的，其路径在于艺术创作和市场相结合，艺术与商业相结合，完善中国动画的产业链，建立完整的产业运作，形成由中国特色的动画领域。 市场化操作。首先，改变制作体系。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聚集一批“热血”创作者，小作坊制作，不盈利靠国家支助。动画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生产流程，因此必须细化分工，完善体制，严格按照动画的生产流程策划制作。剧本分镜、人物设定、配音配乐到制作、合成、放映，每一步都是需要注重的关键环节，细化人才分工，在每个环节都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其次，注重市场宣传。市场化的运作大力加强了宣传力度，《功夫熊猫》因其强大的配音阵容造成了轰动的声势，梦工厂和HP公司的强强联合、大力度的宣传也是票房成功的要素之一。 再次，开发周边产品。日本的动画产业模式中，盈利的一部分就是周边产品。青少年们喜爱的手机吊链、文具、背包、玩具等任何产品都与动画形象挂钩，刺激了消费。同时还有大量漫画书，动画片的VCD、DVD、CD等音像制品的发售，使得动画公司收益不少，然后用这笔资金再投入之后的动画创作，如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影视与动画结合。影视动画是动画片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影视动画这一领域下更大的功夫，创作出艺术和技术上都令人满意的动画影片。 中国动画存在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动画要突破思维定势，挖掘市场，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良性互动。艺术水准固然是影片长久生命力的保障，但良好的市场回报却为艺术再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金。中国动画广阔的前景需要政府为动画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政策，动画商业人士来开拓市场，教育机构要开拓受众的接受度，而从业者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大的创造力来进行艺术创作，社会和市场的各个层面互相呼应，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建立起中国动画产业完美的制度和良性循环系统，才有可能期盼中国动画业在世界再次崛起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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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小学三年级上册语文第五单元作文：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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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作文500字：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篇一：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作文500字：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我最喜欢川剧中的变脸。变脸艺术以其独特的、奇幻的魔力，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作文人网，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
2009年春节，一吃过晚饭，我就兴冲冲的打开电视。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你们不知道吧。因为爸爸告诉我，今天的电视节目中有我最喜欢的变脸。
表演变脸的人一上台，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变脸人肩披黑色的斗篷，身穿彩色的衣裳，脚套长靴。一脸的油彩，像面具一样。
变脸开始了。只见变脸人拿黑色的斗篷脸前面迅速一晃，瞬间，他就由蓝色的窦尔敦变成了黑色的猛张飞;紧接着，他伸开五指，脸上一摸，这黑张飞又变成了红脸的关公，威风凛凛。接下来，他一声大吼，一个鲤鱼打挺，又变成了白脸的曹操。然后，变脸人一个猛踢右脚，他的脸又变成了一张五彩的脸，再一猛踢左脚变成了一张没有油彩的脸，再一猛踢右脚又变回了那张五彩的脸&&台上精彩纷呈，台下喝彩声、鼓掌声经久不息，电视外的我也连连拍手叫好。
川剧变脸真是太神奇了。我相信你看了也一定会喜欢的。如果你想看变脸，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哟!
篇二：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作文850字：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我们成长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古往今来，多少圣贤、多少志士为我们留下了不朽的经典文化。这些经典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像一颗颗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久经砥砺，至今仍释放着璀璨的光辉。在2011年美丽的春天，我在老师的引领下，潜心学习了《弟子规》。这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苍穹一隅深深的吸引了我、启迪了我。
《弟子规》第一章明确告诉我们&入则孝&。从古至今，孝一直为国人所推崇，&百善孝为先&的格言深入人心。我们小学生从小享受着父母长辈无尽的关爱，更应该理解父母，孝敬父母，做一个明白事理的好孩子。《弟子规》明示&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叫我们，立刻答应一声，爸爸妈妈吩咐我们做事，不要磨磨蹭蹭，这就是孝顺了。&父母责，应顺承，&爸爸妈妈批评我们，不要顶嘴，这也是孝顺。&物虽小，勿私藏&，我们有了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和父母一起分享，这是孝顺。&出必告，反必面&，上学或到外面玩告诉父母一声，放学回家了和父母大声招呼，免得父母担心，这也是孝顺。&冬则温，夏则清&关心父母，为爸爸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小小的事，就能带给父母大大的惊喜。当我们用心去孝顺父母时，我们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弟子规》第四章为&谨&，教育我们从小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要求我们要着装得体，给别人一个整洁利落的形象。&步从容，立端正&，告诉我们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弟子规》最后一章为&余力学文&，教育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也就是说学习时要心到、眼到、口到，专心致志，才能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在课堂上走神、做小动作就是非常不应该的。&房室清，墙壁静，几案洁，笔砚正&，也就是说我们要保持教室和书桌的整洁，要摆放好学习用品，不要在书桌上乱写乱画，下课把书桌收拾好再出去玩，晚上收拾好书包再睡觉等等。做好这些小事，能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修养我们的良好性情。&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一个书桌凌乱，字迹潦草的孩子，他的学习态度是不端正的，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宽为限，紧用功&，告诉我们学习要刻苦，不能拖拉。功课一旦落下，再想追就困难了。
《弟子规》第二章为&出则悌&告诉我们兄弟之间要团结友爱，在学校里，对老师、同学要有礼貌，在社会上要尊老爱幼，。我们在校园里恭恭敬敬地喊&老师好&，在公交车上主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人，都是这方面的良好表现。《弟子规》第三章为&信&，告诉我们做人要讲诚信。遇到不认识的人，不要轻易相信他的话，做不到的事情不要轻易许下诺言，一旦许下诺言，就一定要做到。第五章为&泛爱众&，要求我们以博爱宽容的心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性高中，名自高&，一个人有真本事，自然会赢得别人的认可。&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告诉我们要求别人做事，先问问自己愿不愿意做，自己不希望的事，就不要强求别人。当然，在学校里给别人取外号，捉弄同学，这些做法都是不应该的。
老师告诉我，《弟子规》只是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一颗珍珠。我还要继续阅读经典文化书籍，秉承传统文化精髓，学习做人，学习做事，学会学习，努力做一个聪明活泼、人格完美、素养提升、健康幸福的新世纪小学生！
篇三：三年级上册第五单元作文750字：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中华传统文化伴我成长
爸爸妈妈经常问我喜不喜欢我的学校和老师？上学快不快乐？我都会非常自豪地告诉他们：&我非常喜欢我的学校和老师，我很快乐！&
我们学校非常漂亮，我们班级更是美丽。学校为了让我们健康快乐成长，为我们开了很多我们喜欢的专题课程，每次开课前老师都会让我们自己选择喜欢的课程，我选择的是周二中午的舞蹈。我还喜欢每周二的校本课程中的专题课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老师还给我们发了一本《中华传统文化读本》。这里的内容有三部分，分别是：&读《三字经》知天下事；解《弟子规》做懂礼人；品《千字文》赏奇文章。&每堂课老师都会给我们讲解书中的内容和故事，教给我们很多道理。
其实，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这些内容的书了。妈妈给我买的第一本传统文化的书是带图的《三字经》，听妈妈说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经常给我将这些书中的故事，教我诵读文字。我已经会背很多，在《三字经》一书中，我学会的第一句的话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现在我最喜欢的一句是：&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因为这句话让我懂得了做人的一些小道理，比如，要尊师长，爱自己的父母。妈妈经常说我上学后懂事了，会孝敬父母了，也很尊敬老师，爱帮助同学，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好孩子。妈妈经常说：&有女儿真好！&
记得一年级暑假的一天，只有我和妈妈在家，妈妈病倒了，躺在床上很难受，我带来一盆水把毛巾弄湿，搭在妈妈的额头，因为妈妈就是这样给姥姥这样弄的，还拿来一个闹钟定好时间，跟妈妈说：&铃一响，就是时间到，我就会给您换一下毛巾的。&我还给妈妈倒了一杯水，然后给妈妈按摩腿。妈妈高兴地说：&有女儿真好，我的病都快好了。&
在学校我非常尊敬我的老师，每天我都会很有礼貌地见到老师问好，去老师的办公室都会轻声喊报告，有一次我的班主任魏老师头痛，我们都抢着给老师按摩，魏老师可开心了！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去孝敬爸爸妈妈，关爱老师吧。你想看我的这本传统文化读本吗？就来我们班吧，我们班图书角，有很多这样的书，因为老师想让我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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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篇作文：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
09-01-07 & 发布
当代中国社会仍然适用的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论述颇多，诸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周易》）。“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董仲舒）。“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宋张载《正蒙·乾称》）。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生的最高理想为天（自然界）与人之间的协调。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和破坏自然，而只能与自然和平共处。另一方面，自然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的本体，也不是主宰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的客观对象。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但是在天地人之间，强调以人为本。特别是儒家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把人的本体价值突出出来。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始终离宗教的迷狂距离非常遥远。 今天，我们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我们过多地强调战胜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盛举，赞美人的创造、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但是，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们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恶化：水土流失、生物物种减少、臭氧层的破坏、水资源的污染，这些恶果无一不是我们忘记了老祖宗天人合一的传统，我们在西方化的同时，把这些属于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思想丢到了墙角。 其二是发奋有为的思想。儒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种积极向上、入世有为的精神。《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述而》曰：“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孟子·藤文公下》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至于古代士大夫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锤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催人奋进、气势磅礴的精神写照。这些思想的光芒依然照耀着今天，引导着我们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勇往向前。 其三是“和而不同”及中庸思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重和谐的一面。传统的儒家、佛家思想都讲究和，同时也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和突出到了处理解决问题的最高境界。和是一种和谐、协调的总成，同是统一、同化的集中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要讲究和。和为贵，强调其协调性，同时，要坚持和而不同，即顺应自然、社会、时代的要求而不随波逐流，强调人性的自我意识。这种朴素的辩证哲学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我认为儒家思想的中庸，即是其完美的阐释。《论语·雍也》曰：“中庸之谓德，其至矣乎。”《四书集注·中庸》曰：“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中庸的核心是言行适度，反对偏激，主张以理节情，以此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等级分明的礼治伦常秩序。崇尚中和的民族心理使人们养成了注重和谐、维护整体、温文尔雅、谦让宽容的民族精神。对于维护社会和平、实现人际间的和睦相处具有重要意义。原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着重论述中国文化和的思想，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在传统文化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在几千年的文明进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适合本民族自身生存发展特点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以及在人们的文明进化过程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伦理道德。深入学习、探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博大精深，涵盖广泛的体系之中，重人事、重血缘、重家庭、重社会，伦理道德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可以毫不含糊的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伦理道德传统，对于今天以德治国思想的学习与践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亲亲、尊尊”。在当今社会，受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家庭、社会、组织的关系都受到破坏性的挑战，建立“亲我所亲，尊我所尊”的和谐社会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比如“仁、义、礼、智、信”。每一个字都是我们立身处世的经典哲学，今天我们重新提倡“五常”道德体系，并不是把封建的糟粕拿出来使用，而是从百宝箱中捧出我们珍藏的救世秘方。 比如“慎独”。所谓“慎独”，就是要严于律己，要慎守道德。在今天看来，我们缺乏这种自律的操守。培养这种传统的“慎独”精神，对于建立廉洁亲民的政府公务员队伍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根据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不断吐故纳新，克服民族文化在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那些“片面性”和“狭隘性”，使一个民族的文化，不断吸收新时代的精神内涵，从而使民族文化获得新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走到了今天，其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阻碍其发展因素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西方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个是国人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递次下降。如何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其合理内核为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一系列的问题都等待着我们去解答。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人年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充分说明新时期新阶段，我们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已经面临着重大的危机。如前所言，面对着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考验，不解决国人思想文化上的信仰问题，我们任何的改革成果都不能善始善终。特别是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一代一代的传承靠什么？要靠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靠我们一代一代积淀的文化精神。我们一方面要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科技成果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不懈地花费很大精力接续和重新建构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意见》中指出：“坚持与培育‘四有’新人的目标相一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的原则，既要体现优良传统，又要反映时代特色，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可见，中华民族传统继承是当前我们应着力的重点。我们应该全面改进我国学校教育课程体系，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推广的扶持，对西方文化要进行系统清理。在对外宣传工作中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逐步引导青少年爱我中华文明，接受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百年的衰减，其自身的生命力已显孱弱。我们应该像保护国宝大熊猫那样，动员一切力量，动用一切手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香火接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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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根留住中国在逐渐强大，打开大门引进了许多新鲜的事物。中国已经跟随着世界的潮流，走在了风头浪尖。的确，我们跟上了别人的步伐，而我们民族的根呢？似乎又失去了……　　中国古代有无数的传世名作。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唐诗宋词，流芳千古；四大名著，熠熠生辉……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民族文化。可如今呢？“美女作家”“少年作家”层出不穷，一篇篇穿着华丽外衣的文字活跃在文坛。而一些作家，辛辛苦苦创作了半生也还是一无所成。于是，为了新作，也难免“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让我们想想鲁迅，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用自己的眼睛发现着，用自己的笔杆呐喊着。他彷徨过，不是为自己“破帽遮颜过闹市”的落魄，而是为国民都如“阿Q”式的愚弱。他不追随社会中的乌烟瘴气、不正之风，而是挺起了脊梁，继续做一名“战士”。这才是我们民族的根，不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快餐文学、华丽文字，而是真正剖析社会、反应时代的文字。　　在我们国内，曾经一度掀起了韩流、日流。然而正当我们为外国文化而痴迷时，自己的文化根基却动摇了。当听到韩国将端午节注册为自己的节日时，我们才如梦初醒：端午节是我们的节日。可我们凭什么这么说？端午节、粽子只成为礼盒中无人问津的东西；登高、龙舟更是难得一见；至于能不能想起汨罗江中的屈原就更加无从知晓了。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别人行动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平时多关注一点自己的文化？　　一位匈牙利诗人说：“我们走得太远，却忘记为什么而出发。”我们或许正是如此。走向了世界，却忘记了自己的民族根基。我们发展了，进步了，可我们决不能丢掉自己的根，忘记自己的文化。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无论走多远，发展有多好，至少应该铭记自己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正如高飞的风筝一般，即使它飞得再高再远，即使风再大，只要有那一根绳子拉着，它就不会随着风四处飘荡，它就不会在无依无靠中迷失方向。　　不要等到风筝线断了，不要等到我们的根被自己亲手掘起时才如梦初醒。让我们放慢那盲目追随的脚步，回过头来，稳重地、虔诚地呵护自己的文化，把根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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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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