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梁谏追楚师的翻译,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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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梁谏追楚师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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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楚武王侵犯随国,派大夫薳章求和,驻军在瑕地等候消息.随国人派一位少师主持和议.斗伯比对楚王说：“我国在汉水以东不能得志,这种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充军队,装备武器,用武力压制小国,小国则由于害怕而联合起来图谋我们,所以难以离间他们.汉水以东的国家,随国最大,随国一骄傲,必定轻视周围的小国.小国脱离随国,符合楚国的利益.随国的少师很自大,请摆出老弱士卒给他看,以助长他的骄傲.”熊率且比说：“随国有季梁在,这个办法有什么用?”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着想,少师是会得到他们国君的宠信的.”楚王就撤去精锐军队和装备,而以老弱士卒接待少师.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回去,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准备答应他.季梁拦阻随侯,说：“上天正授予天命给楚国,楚军做出的软弱姿态,大概是要引诱我们.君王急什么呢?下臣听说过小国能抵抗大国,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邪恶.所谓道,就是对百姓忠心,对神灵诚信.在上面的人想到有利于百姓,这就是忠心；祝史用真实的言辞祝祷神灵,这就是诚信.现在百姓挨饿而君王满足私欲,祝史假报功德以祭告神灵,下臣不知道这样的小国怎能抵抗大国.”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畜都很肥壮,祭祀的谷物也都丰盛齐备,怎么不诚信?”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教养好百姓,然后尽力奉神.所以祭祀时奉献牲畜祝告说：‘又高大又肥壮’,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有,饲养的牲畜高大肥壮,繁殖很快,不生疥癣之类的疾病,各类良种应有尽有.奉献谷物祝告说：‘谷物又洁净又丰富’,是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妨碍农事,百姓和睦,年成富饶.奉献甜酒祝告说：‘米又好,酒又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好的品德,而无违背德行的念头.所谓芳香远闻,不单指祭品而言,也是指没有邪恶之心.所以要提倡致力三时,推行五教,亲近九族,以此来虔诚地祭祀宗庙鬼神.这样一来,百姓和睦,神灵也降福给他们,因此事情一做就能获得成功.现在百姓各存一心,鬼神也缺乏主人,君王虽然自己祭祀丰盛,又能有什么福分呢?君王姑且治理好政事,同时亲近同姓的兄弟国家,也许可以兔于患难.”随侯害怕,就着手治理政事,楚国遂不敢进攻.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季梁谏追楚师·桓公六年》大贤季梁（一）
　　后记187第一篇&&& 季梁其人其事199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萧克来到湖北随州，向当地官员询问季梁墓在哪里，想看一看。季梁何许人也？当时有很多随州人竟然不知道，但是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将军知道季梁，并且没有忘记这位对包括中国军事思想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从萧克将军不忘记季梁一事中，我们不难想象这位春秋早期的随国或曾国贵族，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化影响力，其人其事其思想当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第一章& 季梁其人由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关于季梁的资料太少，考古发掘的相关资料也不全面，所以季梁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说简直就是谜一样的人物。不仅其姓氏、身世是谜，而且其名字也是一个谜，季梁这个人还牵涉了史学界的另一个谜案即曾随之谜。一、姓氏之谜我们先从季梁的姓氏讲起。因为中国人皆有姓氏。姓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为重要。初次接触，人们都要先问“您贵姓？”姓前加上一个“贵”字，足见中国人对姓氏的重视。“季梁”其人，史书又作“季良”。清人梁玉绳对此曾有考证。他在《人表考》中说：梁、良古通。如《水经注》亦作季良，其他如王良，荀子正论、论衡命义等并作王良。那么季梁或季良姓甚名谁？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可能很怪，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季梁，顾名思义，就是姓季名梁，还用多问吗？例如在随州就有 “季子梁”的说法，认为季梁姓“季”，名“梁”。不过，我们要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季梁之“季”肯定与季姓有关，然而他本人却不姓“季”，“梁”也不是季梁的“名”，而是“字”。季梁不姓“季”岂不是奇谈？其实奇谈并不“奇”。原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姓和氏最初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范畴。姓氏是合成名词，包含姓与氏二者，不能理解为姓即是氏，或氏即是姓。在历史上它们其实是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姓，起源于母系社会，是族号；氏起源于父系社会，是姓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其氏，妇人称其姓。姓氏各有不同的功能：姓是用来区别婚姻的，因此有同姓、异姓、庶姓的区别。氏同而姓不同的，可通婚姻；姓同而氏不同的，不可通婚姻；氏是区别人的贵贱的。贱者有名无氏。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都是用来区别婚姻的，不再用来区别贵贱。考之《左传》，我们即可知此言不虚：《左传》所记载的男子是不书姓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原姓》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男子可以书“氏”，当然，这是贵族的特权，平民连氏都不书。可见季梁并不姓 “季”，“季”可能是“梁”的这位随国贵族的“氏”，而不是他的姓。季梁虽然不姓“季”，但却与季姓有历史渊源。随州季氏梁祀附近的地名就与季姓有关。此处现无季姓人家，但在清代以前，此地就叫“季家湾”。1978年附近农民在此建房，仍取名为“季家湾”。真是“季氏虽离祖居地，此地仍留季家名”。清代时，此地有季姓人家，《随州志》有记载。季姓人家迁居何地，无考，但是他们却留下了与季梁有关的地名，留下了在随州的季姓由季梁演绎而来的证据。季氏族谱是这样追溯其季姓起源的：春秋时，鲁庄公的弟弟季友平定庆父之乱，子孙以他的字命姓氏，称为季孙氏，在鲁国执政。季友的孙子季孙行父执政时，举贤任能，分财济贫，受到国人爱戴，谥号季文子。季孙氏，后来简称为季氏。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三代执掌国政，当时几代鲁君都昏庸无能，以至于出现了人们只知道季氏，不知道有鲁君的情况。季氏后人以季为姓。《中国古今姓氏大辞典》写道：季姓“乃以次为氏。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以王父（祖父）字为氏。行父是季友之孙，故为季氏，又为季孙氏也。季氏自行父至季孙疆并称季孙氏，以传家故也。如季公鸟、季公亥之类。凡支庶，并称季氏以别其族。”但是，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季氏最初系鲁桓公之子季友之后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早在鲁桓公之前，就有季梁其人，由此足证，季氏的起源早于鲁桓公之子季友。季姓至迟应该追溯到季梁时代，季梁当为季姓的始祖级人物。季梁的“氏”又是怎么来的呢？有可能由继承而来。有人推测“季”作为“氏”，最初是指排行即从排行为氏。《史记　周本纪》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即仲雍，《史记　吴太伯世家》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司马贞《索隐》说：“伯、仲、季是兄弟次第之字。”说明季为周太王三子中排行最末者。那么，季氏源于何人呢？据《世本》记载分析，季氏可能源于周之八士之一的季随，出土文物也表明季氏确系周族后裔，而季梁也很可能是季随的后代。可见随国大夫“梁”的“氏”与其排行有关。当然这些只是猜测，我们的研究目前也只好停留在猜测阶段。那么，季梁究竟姓什么？根据季氏族谱，季氏，姬姓。例如，江苏省邳州市宿羊山镇季楼容德堂的《季氏族谱》之“谱序”说：“季源出于姬姓”。而《郑通志·氏族略》云：季氏“姬姓，鲁桓公季子友之后也，亦曰季孙氏。”山东省汶上县、河南省偃师市《姬氏志》对此是认同的，它说季氏“源出姬姓，系出鲁桓公子季友之后。”考古资料证明季氏族谱季源于姬之说是正确的。应该说，到现在为止，随州地区并没有有关季梁的直接资料出土，但是关于季梁思想的间接资料，或与“季良”有关的资料已有发现。 1979年，随州农民在季氏梁祠的西侧发掘出一座古墓葬，出土了编钟、容器、马衔、戈、干器等随葬物品40件（下图是其中部分文物）。其中有两件戈，均有铭文。主要内容是：（1）“周王孙季怡孔藏元武之用戈。”（2）“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 （工）尹，季怡之用。”从这两则铭文中，我们知道季梁与随侯同姓，都是“周王孙”。因此，他是“姬”姓后代。随州学者胡立志曾作考证说，季梁姓姬。理由是“季姬同音，通用，‘姬’乃‘季’之演变。”胡立志先生说，季梁姓姬是对的，但是他以“季姬同音”为由，推断“季”即是“姬”，有失牵强，难以成立。二、身世之谜前面，我们讲了季梁的姓氏，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季梁的身世。季梁在随国或者曾国有十分显赫的身世。我们还是从分析上面两个铜戈的铭文开始。铜戈的主人叫“季怡”，铭文所记亦与“季怡”有关。对这两则资料，我们有必要做如下说明：一是铭文（2）中的“穆侯之子”，相关人员在写出土报告即《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中，原为“穆王之子”，李学勤认为“穆王”当为“穆侯”，今从李说。二是铭文中出现了“西宫”一词。何谓“西宫”？按：“西宫”是指国君妃嫔居住的地方。《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年》：“西宫者何？小寝也。小寝则曷为谓之西宫？有西宫则有东宫矣。鲁子曰：以有西宫，亦知诸侯之有三宫也。”《春秋》僖二十年：“西宫灾。”《注》 ：“西宫，公别宫也。”《公羊传》僖二十年：“西宫者何小寝也。”《注》：“《礼》，诸侯娶三国女，以楚女居西宫。……夫人居中宫，少在前；右媵居西宫，左媵居东宫，少在后。”显然铭文（2）里的“西宫”是指随侯的妃嫔。她虽然不是“中宫”，但是曾侯对她很是宠幸，让她的儿子成了一代随侯，而其孙“怡”又是曾国的“大工尹”。有人猜想：“季怡”可能就是“季梁”，然而在《左传》中，“季梁”出现的时间甚早，在春秋早期。而铜戈大约是春秋中期制作的，因此二季不是同一人，此“季怡”非彼“季梁”也。可是，既然铜戈是在季梁墓区出土的，且铜戈主人与季梁同姓同氏，那就说明铜戈主人是季梁的后代。不过，季怡是不是季梁的直系后代，我们现在无法考证。因此，这两则铭文也就成了研究季梁思想的间接资料。通过这两则资料，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季梁其人的如下信息：（1）季梁是周王孙，姬姓。因为铜戈铭文称季怡为“周王孙”，它同时说明季梁是周室的宗支。因此，季梁的思想，就其主要成分来讲，属于周文化。文献中季梁所用的“忠”、“信”、“亲”以及“天”等概念显然属于周文化的范畴。其“民为神主”的观点，当由周人伐纣时期所提出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念发展而来。（2）季梁与随侯或曾侯有血亲关系。季怡与季梁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但是他们有着怎样的血亲关系着实值得研究。我们已经说过，“季怡”是 “曾穆侯”的儿子。如果季梁与“曾穆侯”同辈的话，那么季粱比曾穆侯年长，当季梁为元老时，曾穆侯却很是年轻.因为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季梁对随侯的劝谏的口气就像长辈教训晚辈似的。如果季梁与曾国的“西宫”同辈的话，那么“曾穆侯”就是季梁的侄子，而“季怡”也就是季梁的“侄孙”了。季梁可能不仅辅佐了穆侯的父亲，而且还辅佐了他的先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季梁是随国某代君侯的兄弟，或者说是某代随侯的没有继承王位的儿子。因为季梁是随国或曾国的“公子”，并且因为他德才兼备，所以在《左传》中，他是德高望重的。三、名字之谜从季梁的姓氏与身世中，我们可以判断“梁”或者“良”并非季梁之名， 何以季梁之“梁”也可能不是其名？道理很简单。在春秋时期，国君之子能成为国君的都有谥，其不成君者无谥，但有字。例如楚共王有五子，其成君者皆谥，康王、灵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无谥而后字之，子干是也。他国亦然。在春秋时期，受尊重的人是讳其名的，而属于“贼”这类大恶之人则应该直书其名，所谓“贼也，则名之”是也。所以像季梁这样的王公贵族并且是备受尊重的政界元老级人物，《左传》的作者是不会直呼其名的。“梁”可能是季梁的“字”。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季梁的“字”或许就是“季”，那么“梁”可能就是季梁的“名”。因为根据胡适的考证，“《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并且，他引用《正义》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然而，这样情况或许不符合季梁，因为季梁的后人“怡”的前面也是一个“季”，如果这位“怡”也“字”“季”，那岂不没有讳忌其先辈吗？看来，认“季”为“梁”的“氏”更稳妥一些。我们说过，“梁”又作“良”，而“良”可能含有“贤能”之意。《左传》中有“季氏之良”的说法。此处的“良”显然有“贤能”之意，所以我们可以说，称季良为大贤之说在春秋早期就已经存在，不过，我们要提醒读者的是，季梁不仅是“贤者”而且是“能者”，是春秋时期生活在随国的大贤大能之人。四、官职之谜《左传》记载季梁时，并没有说明其官职，但《随州志》却称季梁为“随大夫”，所据无考。此说可能是根据周制中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其下为“大夫”而作出的猜测。随国之爵为“侯”，当然只有国君才是侯。季梁不是国君，所以当为“大夫”。如果仅限于左传资料，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并无不妥。然而考古资料说明季梁是某代随侯之子，既然他是某代随侯之子，那么他就可能不是随之“大夫”，其官职是否超出了大夫？如果从《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季梁显然属于“坐而论道”的人；既然“坐而论道谓之王公，”那么论道的季梁应当位列“王公”，而不是“大夫”。作为“王公”，季梁掌管了曾国的什么权力？有一个著名的“殳季良父壶”（弁季良父壶），它或许对我们了解季梁的官职有所帮助。其出土时间及地点不详，不过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有人临摹上面的文字，说明它出土很早了。是西周晚期的。它高14.3厘米、口纵9.4厘米、口横14厘米，重2.38公斤。托放形，上有方圈形捉手，下有长子口。盖边饰对称的垂冠回首鸟纹，云雷纹填地。子口壁铸铭文42字（其中重文2），（如右图，此条幅为民国时期的 罗振玉于1924年所临，条幅幅长 133 厘米，宽 31 厘米，乃其书迹中精品。现藏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杨鲁安藏珍馆）：铭文释文为：事季良父乍（作）□始□（姒尊）壶，用盛旨酉（酒），用亯（享）孝于兄弟、□顜（婚媾）、者（诸）老，用□（祈）勾□□（眉寿），其万年令冬（终）难老，子子孙孙是永宝。这个壶“用盛旨酉（酒）”，说明它是一个盛酒器。铭文中的“季良”显然是指人。它是否与随国的季良有关？值得探讨。从年代上看，季良的政治活动出现在春秋早期，“殳季良父壶”（弁季良父壶）则是西周晚期的，因此，铭文中的“季良”与《左传》中的“季良”具有时间上的吻合性；再从内容上看，这则铭的内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源先生分析与祈福有关，祈福对象是祖先，而祈福时，兄弟、婚媾、诸老都要参加，所谓 “用享孝于兄弟、婚媾、诸老”，是指祭祀祖先时举行燕飨。 这就具有了“亲其九族”的意味，因此铭文与《左传》中的“季良”的主张在思想上也具有吻合性。综此二点，我们产生一个想法：“殳季良父壶”可能与《左传》中的随季良有关。既然这个“殳季良父壶”是祀祖用的盛酒器物，那么它就说明季梁掌握着随国或曾国的神权，可能是随国或曾国的“祝史”总管。为什么说季梁掌握了曾国的祝史大权？因为西周晚期的“神”并没有彻底摆脱祖先崇拜的范畴，祭祀祖先实即祭祀神灵，而祭祀祖先是国家大事，不是一般官员所能承担的。五、季梁其人与曾随之谜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随文化”不能不涉及一桩悬案，这就是“曾随之谜”。考古资料显示：从春秋初年到战国前期或中期，在随枣走廊始终存在一个姬姓的曾国，然而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却完全找不到存在于随枣走廊姬姓曾国的资料。《左传》诸书对汉水以东各小国以及楚国在该地区的发展情形记载甚详，但没见“曾国”字样。能够与“曾国”相对应的文献中的侯国被称为“随”，但是在有关这一时期的地下文化遗存中却完全找不到“随国”的材料，特别是在曾侯乙墓中，没有“随国”字样。曾与随是不是同一个侯国？怎样破解这个历史之谜？李学勤、石泉等人所提倡的“曾随合一” ，即“文献中的随国就是考古学中的曾国 ”。例如石泉认为，文献中的随国和考古资料中的曾国，时限一致，地望（特别是今随州一带）重合，族姓相同，在现有的曾器铭文和有关随国的史料中又从未见此二者的名称并存，只有将曾与随理解为同一诸侯国的不同名称，才讲得通。我们同意石泉的解释，要补充的是春秋时期曾器铭文中的“曾国”人物和文献中的“随国”人物具有重合性，季梁其人就是突出的代表。文献中的随国大贤 “季梁”与考古资料中的曾国“季怡”同葬在“季氏梁古墓群”。我在前面已经分析：季梁属于春秋早期的随国人物，可能近于春秋中期早段；而在考古资料中，季怡墓中的青铜器具有春秋中期特色，他可能是生于中期偏早的曾国人物。因此，季梁和季怡虽然不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有血亲关系。同一个季氏家族，在文献中是“随国”显官，在考古资料中则为曾国的公族，这不正好说明随国和曾国是同一个国家吗？所以研究季梁为解破曾随之谜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第二章& 季梁其事研究季梁其事迹首先必须整理相关资料。历史上介绍季梁事迹的资料可能有很多，或者随国的“史”官对季梁的事迹与言论可能做了很多的记录，但可能因时间的漫长而遗失或者因战火的纷飞而毁灭，现在我们无法找到这些原始资料了。对季梁的事迹及言论，《左传》中仅仅记录了两次；《随州志》的《学校》、《古迹》、《墓域》、《兵事》、《耆旧》、《艺文》等卷都分别对季梁作了记载，有人统计多达二十多处，但基本内容属于功德评价，且仅为只言片语。近年来，人们在随州地区，具体地说在季梁墓区亦做出了一些与季梁有关的考古发现，可以作为研究季梁思想的基本资料。各种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季梁的“本事”。一、 季梁论祀神《左传》记录季梁事迹的记载有二条，这是记载季梁事迹、研究季梁思想的原始资料。第一条出现在《左传·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主要内容是：武王侵随，使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蠃，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肥，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蠡也，谓其备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对这一条内容，有人概括为“季梁劝修政”，也有人概括为“季梁论祀神”，我们以为这两种概括都较为准确，前者侧重于季梁的事迹，属于“立功”的范畴；而后者则侧重于季梁的思想，属于“立言”的范畴。其实季梁的思想体现在其事迹中，立功与立言是一个整体。这里有个关键性句子，我们先做点说明，它就是“天方授楚”。有人将此句译成“天意正在帮助楚国”，我以为不妥。理由如下：首先看“方”字。在汉语中“方”的确与时间有关，是“正在”意思，但在此处，我认为“天方”就是“上天”意思。“天方”一词亦可见之于《诗经·大雅·抑》：“天方艰难，曰丧厥国”，意思应该是“上天降灾，丧亡你国。取例不远，昊天无偏心”。按：“方”字除了与时间有关外，还指“方向”和“方位”。在甲骨文，“方”是“帝”“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相当于我们所知道的方向和方位，”“方”是上帝“特有的成分”，帝是由上、木和方组合而成的。当我们要突出帝中的“方位”成分时，就称“上帝”、“上天”，或“天方”，有“在人之上”的意思。相对而言，人即是“在天之下”者。“天下”这个概念可能由此而来。因此“天方”其实就是“上天”。我们不要小看了“天方”这个称呼，它实际上暗示了季梁所认同的宇宙结构：宇宙的一方是“天”，另一方是“人”，天即天方，而人则是人间。二者之间不能混同，沟通二者的则是鬼神。在天一方，鬼神是天的信使，而在人的一方，它们实则为民之仆人。所以，这个“方”字透露了季梁以鬼神为中介的天人二方的宇宙观念。其次看“授”字。“授”是会意字，从手，从受，受声，本义为“给予”、“交给”，这表明天人关系中，天是主要的，而人是被授命方。所以译之为“帮助”实际上降低了“天”的地位，因之，我们认为此句的意思当为，“上天将福分给予楚国”，或者 “上天保楚国”。这样一来，季梁论祀神一事可以做出这样的翻译：楚武王发兵入侵随国，先派章与随国人谈和，把军队驻在瑕地以等待结果。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斗伯比对楚武王说：“我国在汉水东边不能达到目的，（原因）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大军队，装备武器，用武力逼迫汉水东边的国家，他们由于害怕而结盟来对付我国，所以就难于离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盟）。在汉水东边的国家中，随国最大。随国要是自高自大，就必然抛弃与其他小国（的联盟）。小国与随离心，对楚国有利。少师这个人很骄傲，请君王隐藏我军的精锐（力量），而让他看到我们是在以疲弱的士卒出战，助长他的骄傲。”熊率且比说：“（随国）有季梁（这样的人）在，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斗伯比说：“这是为下一步打算，由于少师能得到他们国君的信任，（所以少师的话可以影响随侯的决策）。”于是楚武王故意把军容弄得疲疲塌塌，在军中来接待少师。少师从楚国回到随国后，（向随侯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楚军疲疲塌塌的情况，并）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同意了少师的请求，季梁劝阻说：“上天保楚国（因此楚国的国运昌盛很是强大），（现在）楚国军队显出的疲塌样子（一定是伪装），目的是引诱我们。君王您何必急于出击？臣听说弱小之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而大国君主沉溺于私欲。所说的‘道’，就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神明。在上位的人想到对百姓造福这就是忠；主持祭祀的史官真实不欺地祷告，这就是信。可是现在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个人享乐，庙祝和史官浮夸功德来祭祀，臣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成功（抵抗大国）。”随侯说：“我祭祀用的牲，都既无杂色，又很肥大，作祭品的黍稷也都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明？”季梁回答说：“百姓，是神灵的根本。所以圣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致力于神灵的事，因此他们（给神灵）奉献牺牲的时候祷告说‘牲口又大又肥。’这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足，表示牲畜肥大而且生长旺盛，并没有得病而瘦弱，又有各种优良品种。在奉献黍稷的时候祷告说‘洁净的粮食盛得满满的。’这是说明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百姓和睦而五谷丰登。在奉献甜酒的时候祝告说‘又甜美又清香的美酒。’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德而没有坏心眼。所谓的祭品芳香，就是人心没有邪念。因此春、夏、秋三季都要努力于农耕，修明五教，敦睦九族，用这些行为来祭祀神明，百姓便和睦，神灵也降福，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现在百姓各人有各人的想法，鬼神没有依靠，君王一个人祭祀丰富，又能求得什么福气呢？您暂且修明政事，亲近兄弟国家，或许可以免于祸难。”随侯听了很是害怕，从而决心修明政事，楚国也就没敢来攻打随国。我们在前面从“殳季良父壶”猜测季梁的官职与祀神有关。《左传》记季梁之事的第一条就是论“祀神”，看来“祀神”是季梁的“本事”。只是，与那个时代的同类官员相比较，季梁的思想更先进，他更深刻地认识到“祀神”的实质应该是取信于神明，而取信于神明的关键在忠于百姓。这样他在思想上完成了从神到民的转换。二、季梁论兵第二条出现在《桓公　八年》即公元前704年。主要内容是：随少师有宠。楚斗伯比曰：“可矣，仇有衅，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门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这条内容主要是讨论军事问题，或者说，它是季梁对随侯提出的军事建议，所以，我们概括为“季梁论兵”。此条有两个关键句子值得注意：一是“季梁请下之”。有人译成“季梁建议随侯向楚国表示投降”，把季梁说成投降派，这是十分错误的。此句的关键就是“下”字，应该联系上下文来理解。此句之前讲的是楚借机伐随，而后面讲的是季梁的应对之策：“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联系前后之言，我们不难看出，季梁的“请下之”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以向敌“示弱”最终以克敌的手段。所以对这一句，我们可译为“季梁请求随候向楚示弱求和”，妥协求和并不是“投降”，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如前苏联曾与德国人妥协求和，但是它并没有向德国人投降。二是 “秋，随及楚平”。此处的“平”应该作“平息战争”即“谋求和平”解。公元前704年夏季的那场战争使随国的元气大伤，它不能经受长期的战争之苦，所以在现实面前随侯终于清醒了，接受了季梁的谋求和平之策向楚求和；楚国当时虽然不情愿与随国讲和以平息战争，但是长达数月的战争也极大地消耗了楚国的国力，致使它在战争中无法咬紧牙关“坚持最后五分钟”以灭亡随国，所以楚国不能不接受随国平息战争的建议。因此这一条这样翻译：随国的少师深得随侯的宠信。楚国的斗伯比（对楚王）说：“（讨伐随国）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敌国的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机会不可以失去。”夏季，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的军队。黄国和随国不参加会盟。楚王派章去责备黄国，他自己亲率大军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淮水之间。季梁建议向楚国示弱求和。（他说）如果楚国不同意我国的请求，然后出兵抵御他们的入侵，这样就能激怒我国军队的士气而使敌军懈怠。（但是）少师对随侯说：“（不应该求和）必须迅速出击，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丢失战胜楚军的机会。”随侯率军抵御楚军，在远处看望楚国的军队（的部署情况），季梁对随侯说：“楚人的风俗是以左为尊，他们国君一定在左军之中，（出击时）不要和楚王正面作战，姑且先攻击他的右军。右军没有好指挥官（因而是楚军的薄弱环节），（攻打这个环节，楚军）必然失败。他们的偏师一败，其余楚军就会四处崩溃。”少师反对说：“不与楚王正面作战，就表示我们不能和他对等，（这有损自己的威严）。”随侯又没有采纳季梁的建议。结果随军和楚军在速杞开战，随军大败。随侯逃走。斗丹俘获了随侯的战车和车右少师。秋季，随国谋求与楚国平息战争。楚王（开始）不同意。（但是）斗伯比（对楚王）说：“上天已经铲除他们讨厌的少师，（我们目前）还没有彻底消灭随国的（实力）。”于是，（楚王）就同随国订立了盟约而回国。三、季梁“本事”的蕴含以上两条资料构成了季梁的“本事”。从叙事方式上看，它们是一个整体。第一条讲了楚人制定征服汉东之国策略的经过，第二条讲的是楚人实施征服之策的结果。语气是楚人的，可以视之为楚语的辑录，但其主要内容则是季梁本事的记录。《左传》作者在叙述季梁本事时采用了“微言”式的叙述方式。试析如下：（1）季梁在当时的国际“名望”。作者通过随之敌人之口，说明季梁有过人的治国才能。例如，楚国欲征服随国，但是楚国的决策者认识到，只要有季梁在，此愿望就不能实现，“季梁在，何益？”一语是也。这样看来，《左传》作者向后世读者透露出季梁的智慧与才能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公认，他是随国有“国际性影响”的人物。（2）季梁是敢批君恶但招随侯厌恶的随国大贤。从资料上看，季梁之贤表现为资料将季梁与少师对举。季梁与少师都是对随国举足轻重的官员，他们对随国的政局都有很强的影响力。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对季梁，《左传》记其美称，未明其名其职；对少师，《左传》记其官职，不明其氏其字。季梁的官职如何？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少师是什么官？顾炎武的《日知录》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说：少师，古之官。有职异而名同者，“太师”、“少师”是也。比干之为少师，《周官》所谓“三孤也”。《论语》之少师阳，则乐官之佐，而《周礼》谓之“小师”者也。故《史记》言纣之将亡，其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奔周，而后儒之传误以为微子也。由此看来，“少师”是乐官。因此《左传》中与季梁对举的那个“少师”就是随国乐师里面的“教头”。乐官在我们今天可能是“闲职”，然而在以礼乐为基础的春秋时期，它却是显官。况且少师还是善于钻营的人，极能取悦于随侯，在某种意义上，他是随国的“奸臣”。这一点楚人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们说“少师得其君。”《左传》的作者也据此说“随少师有宠”。随侯既然宠少师，那就说明当时的随侯已经沉湎于乐而荒废了国事，说明奢“乐”已经成为当时随国政局不振的重要原因，《左传》作者借楚人之口称“少师”为随国政治之“疾”。随侯对“少师”很是“宠爱”，那么对季梁又是怎么样的呢？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季梁敢于面对面地批评随侯“逞欲”。季梁的话能令随侯“惧”而修政，并且，随侯能让季梁对他的批评之语记录于历史，所以季梁在随国是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人物，随侯对季梁很是“敬重”。但是被宠爱的，不一定能得到敬重，而被敬重的，则往往是不可爱的。从公元前704年的楚子伐随，随侯多次不采纳季梁之策而听信少师这一点来看，随侯并不喜欢季梁，甚至厌恶他。所以《左传》作者通过少师的“得其君”和季梁的批君恶的对比，显示了他对季梁的看法：季梁谏臣，并且是贤臣。（3）说明了季梁思想对当时社会及历史进程的影响。“随侯惧而修政”，说明季梁思想促进了随侯亲政治国，而“楚不敢伐”则表明，随国运用季梁的思想治国，使楚对随有“惧”的感觉，从而滞缓了楚国对汉东之国的征服过程。随侯宠少师而疏季梁，虽然使楚子伐随获胜，但是季梁在随国仍然有影响力，随侯最终还是采用了季梁的求和战略，这使楚人认识到“随未可克”，于是接受了季梁的结盟之策。最后，以上两则资料的本身就存在一个对比性问题：第一则资料说明随侯用季梁思想，国家安全，让敌国害怕；第二则资料说明，随侯不用季梁思想，几乎亡了国。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季梁的思想十分伟大。那么，季梁本事之中究竟包含哪些值得注意的思想蕴义呢？概括一下，我们可以从中清理出关于季梁思想的如下要点：福为天授神降；小之能敌大；道即忠信；上忠于民；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以故生辞；夫民，神主；民和年丰；民和而动则有成；民力普存；先和不许而后战，怒我而怠寇；避实击虚。这些题涉政治、军事、哲学诸多领域的论点，构成了季梁的思想精粹。它既是季梁的行事之基，又是季梁的立言之据。从立言的角度看，其中的多数论点，在中国子学时代都有详尽的发挥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称季梁为中国春秋早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而他的论道、轻神、忠民之言是发先人之未发，所以我们可以说，季梁是我国春秋早期思想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第三章& 历代文献中的季梁（一）文献资料中的季梁诸子之书中提到季梁的颇多。例如《荀子·成相篇》：“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祥。”《庄子·则阳篇》：“季子闻而耻之曰：‘筑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则又坏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乱人也，不可听也。’”但是这里所说的季或季子都比随季梁晚。《释文》：“季子，魏臣。”《荀子·成相篇》中的“季”被认为是《庄子·则阳篇》中的“季子”，此“季”非彼“季”也。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恐怕是第一个明确提到随季梁，并对他作出评价的人。他在《说疑》中说：“若夫关龙逄、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此六人者，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言听事行，则如师徒之势；一言而不听，一事则不行，则陵其主以语，待之以其身，虽死家破，要领不属，手足异处，不难为也。如此臣者，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话。它向我们透露出如下信息：季梁好“辩”，他靠激烈的争辩来胜过自己的君主。其言如果被随侯听从，那么他与随侯之间的关系就像师徒关系；如果没有被听从，那么他将一件事也做不成。但是为了辩胜随侯，他与关龙逢、比干一样，他不惧豁出自己的身体向君王进谏，即使身死家破，腰斩两段，手脚各被丢在一边。这样看来，季梁在随国并不得志，甚至可能不为随侯所容。所以随州民间有季梁被随侯谋杀的传说。韩非子在写这段话时，可能参看了《左传》之外有关季梁的更多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可能早已散失，今天的研究者难得一见了。《汉书　人表考》将从传说中的伏羲到汉代以前的人物分为上中下三等，而每一个等级中又分上中下三品。如上上为圣人，太昊、炎帝是也，上中为仁人，女娲、共工是也，上下为智人，仓颉是也。季梁在此表居中，属于“中上”之人，而他的政敌少师则表居下等。按：此表对传说或历史人物的分类品评没有理由，全凭制表人个人好恶，所以不具有科学性，但是它反映了制表人对这些人物的看法是无疑问的。就季梁而言，汉人的看法已经很明显了：贤臣，几乎近于“上”这个等级中的“仓颉”。 “仓颉”是传说中创造文字的“智人”，季梁在汉人看来也是“智人”这个范畴的，这就将季梁当作思想家来对待了。由南朝梁萧统 （501～531） 编选的《昭明文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书中多处收录了季梁的言论，这说明南朝时期文人们对季梁是很重视的，而且重视的是其“言”。文选中流露出的编者对季梁的看法可视为南朝时期的文人对季梁的看法。如《文选》卷七：“民力普存，祝史正辞。左氏传，季梁曰：上思利人，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谓人力之普存也。”“左氏传，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所谓馨香无谗慝。杜预曰：栗，谨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传，季梁奉粢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人和年丰也。郑玄周礼注曰：登，成也。左氏传曰：致其祀，于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卷第二十六：“左氏传，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而卷第四十一：“季梁犹在，强楚挫谋。左氏传曰：楚王侵随，随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随贤臣也。”这则资料显然来源于《左传》，但是与《左传》又有区别。例如，“季良奉酒醴以告”、 “季梁奉粢盛以告”，在这里季梁似乎就是与神灵相接的神职官员。《左传》虽然没有记载“季良奉酒醴以告”，但却记录了他对神事的解释，说明他对神事具有解释权。萧统这样选编是否另有资料来源？我们无从考证。不过这些资料中也透露了选编者对季梁的评价如“季梁，隋贤臣也”，而“季梁犹在，强楚挫谋”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因为根据此说，季梁让“强楚挫谋”时，其年龄可能很大了，《左传》只说“季梁在”，而萧统却在“在”前加了一个“犹”字，这让人觉得当时的季梁已经很老了。是随国老臣，或者是元老级的人物。萧说根据何在，我们同样无考，但是此说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季梁的参考资料。成书于唐宋时代的《孝经注疏》对季梁的评价很高。它说“《左传》云：‘伏死而争。’此盖谓极谏为争也。若随无道，人各有心，鬼神之主，季梁犹在，楚不敢伐，是有争臣不亡其国。”按：“鬼神之主”中“之”字有误，据《左传》当为“乏”字。《孝经注疏》评价季梁为谏争之臣，并且认为随国之所以在公元前704年不亡，就是因为“季梁犹在”，所谓“争臣不亡其国”是也。我们有必要谈谈随州地区在纪念季梁时所留下来的资料。因为季梁是随国的史官之学中立德立功立言的“学人”，所以他的事迹在《随州志》中有许多记载。我们这里所引用的《随州志》是指始纂于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继修于熹靖十六年（1537年），重修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的《随州志》，此书除了辑录《左传》关于季梁的资料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资料值得我们重视。《艺文下》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序》：“夫汉东之国，圣人所出，神农之后，季梁为大贤。”此句将“神农”和“季梁”视为出现在随州这个区域社会中的两大精神个体，“神农”被评为“圣人”，而季梁则被评为“大贤”。宋人对季梁是否有评论，《随州志》没有记载，但对元人的评价，它做了记载。例如元蒙谷子之《安轩颂》写道：“季梁拒楚邺侯，多书山泽之气，通荆襄民俗之风。”“随为大国，古称义阳，圣生炎帝，贤出季梁。”这则资料除了述李白之言外，还评季梁“通荆襄民俗之风”，说明在季梁的思想中有楚文化的元素，季梁是善于吸收各种文化营养的学人。如果说，唐人、元人将季梁与炎帝神农并称，那么，明清两代则将季梁与欧阳修并列，并且谈季梁成了随州人的热门话题，不过研究性的文章极少，更多的是评价性的杂谈。明人赵贤在其《重建随州儒学碑记》中说：“随居汉东，表介周楚是厉山氏之遗墟也。其时季大夫欧阳子声称甚伟，国初尤蒸蒸。”被人称为“汉东学者，以先生为第一”的清人朱奇生曾作《邻贤堂记》：“昔东门内有二贤祠：一祀春秋季子梁，一祀宋欧阳修，由来久矣。自有祀以来，凡里中人出入二贤之门，遵循于二贤之路，周旋于二贤之左右者，虽欲不谓之邻，不可也。”“季子谋国修政和民，庐陵为文变今复古。”此文最后表达了作者“士希贤，贤希圣”的愿望，季梁和欧阳修成了他“希贤”过程中的目标，成了汉东之国文人墨客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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