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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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日-日），男，湖南人。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副委员长。国&&&&籍民&&&&族出生地出生日期1909年（年）8月26日职&&&&业政治家，，军事家信&&&&仰党&&&&派性&&&&别男
耿飚耿飚日出生于县一贫苦人家。7岁随父母逃荒到。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在水口山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积极参加工人罢工斗争。1925年5月加入。
1926年，随着湖南革命形势进入高潮，耿飚同志按照党的指示，同其他同志一道，从敌人的兵工厂秘密运出一批枪支，武装水口山工人赤卫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不久受党派遣回醴陵，组建并率领农民赤卫队参加醴陵暴动和十万农军攻长沙。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后，他几经辗转，于1928年4月回到浏阳，找到党的组织，并担任浏(阳)、醴(陵)游击队队长，积极开展游击斗争，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28年8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9月，耿飚同志奉党的指示，率领游击队参加红军，历1军团第3军9师参谋、师干部教导队队长、作战教育科科长。1933年春，任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漳州战役等重大作战。他机智果敢，英勇善战，率领部队打了许多硬仗、恶仗。红军长征中，他率部担任第2师前卫，攻克古陂，激战，夜渡潇水河，奔袭道州城，血战边，沿途斩关夺隘，屡破强敌，有力地掩护了和主力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首夺天险，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同志。
1935年1月，会议后，耿飚同志任红1军团第1师参谋长，率部参加、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为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战略转移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继又率部通过彝族地区，抢渡，配合兄弟部队夺占，使中央红军再次摆脱险境。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直罗镇战役和。在攻打时颈部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
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任第4军参谋长。他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消除错误路线的影响，为加强红军内部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同志任385旅参谋长、副旅长兼副，率部驻守，保卫陕甘宁边区。
耿飚1941年7月入延安学习。
1944年9月任军区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部长。
1945年8月，他指挥部队向盘踞在张家口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一举收复被日军占领多年的这座塞外重镇。
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1月至8月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兼交通处处长，在同志领导下，同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一期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解放战争时期，耿飚同志回到，任参谋长。他先后参与组织了、青沧战役、。在战略进攻阶段，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石家庄战役。
1948年5月，任第2兵团(后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即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调耿飚同志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外交生涯。至1971年，他先后担任中国驻大使兼驻、芬兰公使，驻大使，外交部党委委员、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中，耿飚同志同、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林彪、“”对中央外交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他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遭受残酷迫害。他在逆境中仍然坚贞不屈，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
1971年1月，耿飚同志任部长。他顶住压力，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一大批干部解放出来，从“”调回部里恢复工作，并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坚决纠正“四人帮”在对外交往工作中“左”的错误做法，积极恢复和扩大我党对外交往工作。他向中央提出恢复同和其他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并同各国社会党、民族民主政党建立联系和交往的建议。
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耿飚同志当晚奉党中央之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掌握了被“”长期控制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他在担任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期间，为消除“四人帮”在宣传舆论战线的破坏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
1978年3月，耿飚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并分管民航总局、旅游总局和军工部门的工作。
1979年1月，他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80年7月，他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
1981年3月，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1982年5月，任。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起，耿飙担任常委会副委员长，亦是中顾委常委。
1983年6月，耿飚同志当选为第六届副委员长，并兼任主任委员。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他坚持，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积极开展工作。
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
1997年，成为中共第十五大特邀代表。
耿飚同志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多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有关经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建议。他十分关心人民疾苦，多次为贫困地区和灾区群众捐款捐物。他热心老龄事业和。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日，耿飙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耿飚认真贯彻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中国老一辈
外交家的崇高风范。他作为中国派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大使，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促进中国同驻在国的友好关系，努力宣传中国的内外政策和建设成就，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他与、丹麦、芬兰三国的经贸部门及经贸界人士积极交往，创造了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契机。在任驻巴基斯坦、缅甸大使期间，耿飚同志积极推动中巴、中缅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专门向耿飚同志颁发勋章，以表彰他对增进的功绩。缅甸政府领导人也多次赞扬耿飚同志为发展中缅友好合作关系所作的贡献。
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协助副总理兼外长处理了大量涉外案件，参与或主持起草了一批重要的外交文件。在任驻大使期间，他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见。他以身作则，忘我工作，勤于钻研，善于思考，深得外交部干部、职工的好评。在使馆工作期间，他把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与使馆工作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外交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得到提高。耿飚是中共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是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毛泽东称赞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给毛主席送老虎、给特务送药
1949年，赵兰香同耿飚在太原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联谊’重任的父亲，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父亲回国述职时，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说：“我父亲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读过私塾，背过诗文。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游方郎中。耿飚的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差点被选入皇宫。因为使过皇上赐予的，有“双钩大侠”的美称。后来回乡，先后学过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
1909年出生的耿飚，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他7岁随父母逃荒到常宁县，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飚却身体健壮，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耿飚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他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红军的骨干之一。
1940年，陕甘宁边区正兴起“大生产运动”，耿飚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父亲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他们把兽皮剥下来，去城里卖钱。父亲将一只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耿莹边说边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英勇善战。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这在战争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亲足智多谋。当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发现有个经常跟踪他的特务几天没露面，一打听原来是生病了。耿飚就买了药去看他。特务被感化了：“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我，反倒是你们共产党来照顾我。”
在长征途中，耿飚居然每天写日记。“父亲有一架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力于父亲的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的还是父亲的作品。”
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日，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组建反劫机警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1]
“香港驻军”事件
在驻军这个问题上，这个高度敏感、高度关注的问题上，耿飚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结果引发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日起，耿飚参加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参加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按照这次会议精神，耿飚对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认真进行了会议发言准备，对需要审议的提案拟好了建议。此后就忙于出席世界议联大会和接待“议联”会员国来华访问的代表团。然而，在六届二次会议上一次突如其来的采访，却使耿飚陷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关于香港回归后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两会”期间，香港记者到处采访，打探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立场、决定。据时任香港回归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一书中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前外交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华持同样看法，他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说：“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集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耿飚就是在劈头盖脸的提问中出了纰漏的。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回忆： 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作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报纸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一时间，满城风雨。有的认为，关于香港是否驻军问题，中国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的不算了。 　邓小平大发雷霆的时候，耿飚还一无所知。大会结束后，他按计划去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时，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到另一个地方就餐去了。耿飚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便车，只身赶到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到北门等他了，看来事情十分紧急。耿飚疾步穿过大会堂，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耿飚：小平同志发火了。 彭真对耿飚说，香港的报纸发表了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情…… 当彭真把这一情况告诉耿飚后，他第一个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与彭真说了10来分钟的话，这时闻讯赶来的警卫参谋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赶到大会堂北门广场。 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因为司机知道，首长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下赶过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黄华也在当天知道了邓小平对他的批评。据他回忆： 事后，一位在场的同志告诉我上述情况。我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小平同志的秘书王瑞林同志说：请你转报小平同志，我以我的党性担保，我没有向香港记者说过不驻军的话，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个正直讲信义的人，他随后向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郑重说明，黄华没有说过香港回归后不驻军的话，并说：我错怪了黄华同志了。包玉刚先生与我甚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亲自向我说了小平同志对他讲的话。小平同志还向陪同他会见外宾的外交部的同志作过同样的说明。
原来，黄华在此之前确实接受过香港亚洲电视台的采访，谈论香港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就驻军的问题发言。邓小平批评黄华时，采访过黄华的亚洲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就在场。她说，她听了邓小平那段话，害怕得连麦克风都举不起来，以为邓小平四川口音很浓的那番话，是指他们发播的新闻“胡说八道”。 邓小平的讲话起到积极的作用。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它澄清了中央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立场，让“炒作”耿飚答话的香港媒体不得不重视报道。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为通栏大标题，在头版发布消息。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英国人相当震动。在邓小平发怒的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驻华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中方谈判团团长周南。 周南回忆说：伊文思那天表现得挺紧张，说话都有点磕巴。 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某某先生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害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已经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
日，经过反复的回忆和思考，耿飚为此写出了检查。写道：“费了两天时间，仔细考虑，我确实讲了‘解放军不需要进驻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军费’。这是毫无根据的。一点也没有考虑后果，是一次严重的失言。由于我说了错误的话，政治上影响很坏，使党和国家蒙受严重损失。小平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我真诚地拥护。今后一定从头学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业业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评当做座右铭。请丕显同志转彭真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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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革纪实：重庆驻军的故事
重庆文革纪实：重庆驻军的故事
节选自社会纪实小说：
（全文阅读）
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凸显出军队在中国的重要性。而林彪在替代彭德怀上台后，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在军队里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等极“左”的一套，深受毛泽东的赏识，使得军队在中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毛泽东甚至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文革”开始后，各地的党政机关、公检法都被砸烂，社会陷入动荡、混乱之中，此时军队又受命“支左”，控制政局，维持治安，在某种程度上实行“军管”，可见毛泽东对军队的信任和器重。但即便如此，由于复杂的政治因素，“文革”中部队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这场大动乱。
我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
1、尽管当时毛泽东需要军队来支撑其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保持军队的稳定，所以明确宣布野战军等正规部队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搞运动。但是他又对部分高级将领不满，加之林彪、江青两大极“左”集团势力也想打倒军队中的老干部，以夺取军队的领导权，煽动军队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军队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刘、邓在军队内的“代理人”、“军内一小撮”，而一些军队的干部也想借“文革”这个乱世当“英雄”，所以造成了军队（主要是机关和院校）的内乱。
2、林彪、江青集团对“文革”领导权以及“文革”果实的争斗，通过其各自支持的造反派组织，演变成两派的武斗。在江青集团的暗中怂恿支持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组织公然袭击部队，抢夺枪支弹药，打死打伤军官和士兵，全国不少地方均发生了此类事件。
而军队在没有得到上面的明确指示前，为避免落下“压制革命群众”的罪名，一度命令官兵“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出去制止武斗时不得携带武器，只能带上一本《毛主席语录》，结果许多官兵被那些名为“造反派”实为暴民群氓的人打得头破血流。
以重庆为例，当时的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曾是林彪手下的一员猛将，赫赫有名的38军军长。重庆驻军54军也是从红军时期就创建起来的一支部队，其军长丁盛后来曾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还和“四人帮”沾上了什么关系。
重庆的两派中，“8.15”与54军的关系较好，因此54军在“支左”的时候，就有些偏袒“8.15”。而“反倒底”的后台、当时四川掌权的“革命干部”刘结庭和张西挺夫妇是江青、张春桥一伙在四川的代言人，与成都军区的关系不好，导致54军与“反到底”派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在1969年54军和云南的13军换防之前，重庆多次发生“反到底”派袭击部队、甚至将54军副师职干部打伤、截去一条腿的恶性事件。
● 内乱
我父母所在的第七军医大学及其三个附属医院（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和大坪医院），由于不属于野战部队，“文革”开始不久就陷入了动乱，大学和医院的一些低级行政干部、教员、医生、护士、学员和工人纷纷开始造反，造反组织如雨后森林里的蘑菇一样遍地都是。这些造反组织的名字各有特色，大多数都以“红”字打头，什么“红总”、“红联”、“红大”、“红工”，还有以成立时间命名的，如“10.1”、“10.5”，还有一些就千奇百怪了，什么“战黑风”、“斗恶浪”、“平型关”、“破私立公”、“杀气腾腾”，还动不动就是什么“总部”、“兵团”，甚至还有夫妻两个人联手成立的。同时还有一些比较保守的干部、医务人员和学员成立了所谓的“保皇”派组织。
一开始，局面还在校、院党委的控制之下，造反派做的事也就是贴大字报、和保皇派辩论，但是到1966年秋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造反派开始揪人、抄家
造反派夺权后发生分裂，其中大学的“红色造反者总队”（简称“红总”）、“红色造反者大队”（简称“红大”）、“10.1”等和地方上的“8.15”是一派，而“10.5”、“杀气腾腾”等和地方上的“反到底”是一派，他们不仅内斗，还都积极的参与了地方上的武斗，有个别学员当场被打死。
● 冲击档案室
“文革”开始以后，军医大学和西南医院也渐渐卷入其中，造反的主要是学员，但“保皇派”组织“捍卫”兵团的力量也颇强大。初期的局势也还平静，除了有一些大字报，还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辩论外，最热闹的就是群众出于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跳“忠”字舞、自己动手用有机玻璃制作毛的像章和“破四旧”、“立四新”，烧书、砸胶木唱片等等，大学和医院的工作还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着。
1966年秋冬之际，一天中午，午休还没结束，医院的大喇叭里忽然响了起来，而且破天荒的传出政治部的一位领导急促的声音，他说医院的档案室现在正受到坏人的冲击，要求全院的干部、党、团员以及革命群众尽快赶到，保护档案室！
医院档案室就在我家后面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那儿有一个小广场，广场四周围着一圈儿平房，医院的院办公室、政治部等等部门就在这里。档案室的隔壁是医院的图书室，那时我们经常去图书室借书，看到的档案室始终是大门紧闭，后面的窗户也有铁栅栏，颇有些神秘色彩。如此机要重地，居然有人敢冲击，令我们惊诧不已。听到广播后，我的父母亲以及他们的同事纷纷走出家门，朝档案室聚集，我们也跟着跑去看热闹。
等我们到政治部广场时，只见那里红旗飞舞，喊声震天，整个广场全是军人：医院的一些干部、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几道人墙挡在档案室的前面，而一些大学的学员（造反派）则拼命往里面冲，双方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一时也僵持不下。
在档案室的后窗，是一些中年女护士组成的“防线”，我母亲也在其中，她们手挽着手，一遍又一遍的唱着毛泽东语录歌，抵抗着那些曾经恭恭敬敬的称她们为“老师”的年轻人。也许是觉得那个被铁栅栏封死的窗户很难突破，也许是觉得对这些中年妇女下不了狠手，也许是要显示造反派的力量，那些年轻力壮的学员始终在冲击档案室的正门，后窗这里相对还比较平静。
那时的人们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冲突时也就是推推搡搡，相互叫骂，造反派们似乎拿那几道人墙也没有办法，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但不断有医院的工作人员被人架着挤出人群，显然力有不支了。突然间，造反派实行了新的一轮突击，只见十几个学员在“战友”的帮助下猛的跃上人墙，踩着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人头窜到了档案室的门前，医院的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愤怒的指责，却毫无作用。人墙开始松动，随后就被冲开了一道缺口，学员们蜂拥而入，领头的几个人用榔头、撬棒打开了档案室的大门，造反派们顿时欢呼起来，那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是中年人，和那些学员们对峙了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已经精疲力竭，见大势已去，他们只好无可奈何的散去，档案室前剩下的就是那些兴高采烈的学员和一些支持造反的干部、医生（后者在学员们冲击档案室的时候非但袖手旁观，还对那些组建人墙阻拦学员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冷嘲热讽）。
造反派们取得胜利之后，还采取了一个“革命行动”，他们将医院政治部主任刘**抓起来，给他扣上一顶白纸糊的高帽子，让他站上一辆板车，他手里还提着一面锣，几个学员拖着板车慢慢前，四周围着十几名学员和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包括我）。刘主任被勒令一面敲锣，一面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围观的人群中不时发出阵阵笑声，曾经让这些学员畏惧的医院政治部主任此时确实十分狼狈。而刘的小女儿（小名叫“狗狗”，那时大概是8、9岁的样子，长得还满可爱的）则一直跟在板车的后面，满脸惊恐的嚎啕大哭，可能是担心爸爸被人抓走回不来了。那些学员们对“狗狗”还比较客气，没有赶她走。
不过刘主任不久就被放回来了，他还算运气，没有遭多少皮肉之苦，可能那些造反派学员只是因为是他下令医院的干部群众保卫档案室而对他进行一下“惩罚”吧，后来他好像就被“靠边站”了。
● 被击沉的巡逻艇
在当时那种公、检、法被“砸烂”、整个社会“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军队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中央下达了由军队负责稳定地方的秩序、对抢夺战士武器人在鸣枪示警仍然无效可以击毙的指示以后，军队有了底气，开始理直气壮的采取行动。那时重庆的道路上时不时的可以看到一队军车（其中有些车子还是缴获的美国制造的中吉普、“道吉”牌十轮卡车，有些则是苏制的“嘎斯”牌卡车）驶过，上面端坐着一些全副武装、表情严肃的军人，这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出的武装巡逻队在巡逻。为了确保航运畅通，长江上也有部队的快艇巡逻。
这个措施对压制一些小规模的武斗有一定的作用，社会环境也相对平静了一些。民众对此拍手称快，但对那些已经打杀成性的“武斗狂人”来说，却对这种作法恨之入骨。
1967年8月3日，重庆驻军某部的一艘小型巡逻艇正在长江上巡逻，当行驶到“反倒底”派的一个重要据点、其“金猴”战斗兵团在重庆的武斗中“赫赫有名”的望江机器厂附近江面上时，突然传出几声炮响，巡逻艇随即冒出火光，发生爆炸，转眼间便沉入江底。目睹此情此景的人都目瞪口呆，没有人想到光天化日之下，竟有人敢炮击军队的巡逻艇！
过了几天，巡逻艇才被打捞了上来，从报纸刊载的照片上可以清晰的看见艇身上被炮弹击中形成的大洞，艇上的一名班长和两名战士牺牲。
这种丧心病狂、肆无忌惮的行为令大多数重庆市民震惊和愤怒，包括“反到底”的头头以及许多支持、同情“反到底”的群众，都对此事表示谴责。这为查清此事、惩办凶手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氛围。在中央调查组的干预下，重庆警备司令部很快查明血案为望江厂“金猴”兵团所为，凶手随即被逮捕关押。
“四人帮”垮台后，帮派爪牙被清理，重庆的那几个已经成为“市领导”的造反派头头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逮捕，那些犯有“打砸抢烧杀”罪行的人被清算。1977年，我在重庆的报纸上看到了揭发当年击沉军队巡逻艇事件真相的材料：凶手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后来进望江厂当了工人，后来成为“金猴”兵团的“战士”。为了报复解放军，在摸清了解放军巡逻艇的规律后，他用高射炮平射，将毫无防护能力的巡逻艇击沉。据说，凶手事后还得意洋洋的炫耀：“老子一炮就把它打沉了”。此人被逮捕后一直关押，但这次他没有躲过去，被判处死刑。
此时，距那三名解放军战士牺牲，已经过去差不多十年了。
● 车队遇袭
1967年8月22日，一个由3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上清寺方向朝重庆警备司令部驶去。那时重庆的机动车不多，这样的车队一定大有来历。事实也的确如此，这个车队是54军的，车上坐的是54军的几位高级军官，他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关于迎接中央派来制止重庆武斗的调查团的会议，现在要回到部队驻地去。
由于那时从上清寺回驻地要经过由“反倒底”控制的两路口地区，而“反倒底”又对54军十分敌视，因此车上的人都做好了应付突然情况的准备，但他们又觉得没有人有这个胆子，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部队的军车。
当车队行驶到两路口、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前面时，忽然传出一声枪响，紧接着几个不同的方向都闪动着射击时枪口喷出的火光，车队果然遭到了伏击！
第一辆车虽然中弹但仍然冲了过去，跟在后面的车见势不妙，赶紧掉头，飞驶而去，从另一个方向，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才回到驻地。
第一辆车上的司机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坚持将车子开回54军军部大院的，车上的一个处长被打死。后面一辆车上有54军的一位副师职干部，他的腿部中弹，伤势很重。送往医院后，据说医生是个同情“反倒底”的人，故意拖延治疗时间，等到动手术时，宣布伤口已经出现坏死，为了挽救伤者的生命，必须截肢。54军的一位领导就这起事件气愤的表示：这支部队从井时期建立以来，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历经大小战斗无数，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才是一名营职干部，没想到“文革”中居然有副师职的干部差点儿被打死，还给锯了一条腿！
“反倒底”承认此事乃他们所为，但他们辩解说，当时并不知道车队是54军的，也不知道车里都是些什么人，以为是“8.15”来偷袭，所以进行了伏击。这件事好像当时没有处理，也无法处理。
“四人帮”垮台后，两派几个主要的头头（后来好象都是重庆市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被逮捕，经过调查、审讯，弄清了当年很多的事情，这起严重袭击军车的恶性事件也真相大白，那是“反到底”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伏击，目的就是报复54军，同时也给中央调查团一个下马威。
这次行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终究还是受到了正义和法律的严惩。
● 歌乐山军校血案
1967年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们大学“红总”设立的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忽然传出了悲壮的乐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一首歌曲的前奏）。凭经验，这一定是“红总”又要宣告什么人“牺牲”的消息了。然而，这一次乐曲不停的放，却没有说什么，搞得我们很纳闷。
中午，我们听说大学门口早晨来了好多卡车，运来了许多满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的人，鲜血从车上流下来，洒得满地都是，据说是位于歌乐山上的总参通信兵工程学校（当时的番号是总字412部队）昨天晚上发生了武斗，送来的都是该部队和“红总”一派的那个组织的人。有人还说昨天夜里的确听到歌乐山上隐隐约约传来了枪声。
歌乐山是一道南北走向、高低起伏的山岭，我们大学所在的高滩岩在歌乐山的东面，相距并不遥远。虽然那一座座青黛色的山峰天天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却只在“文革”前的一个星期天，由父母带着我和我哥哥，徒步去过山上一次。那次的目的好象是要去看当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墓地—林园，但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就累得要命，结果半途而废，但在一个山岙里看到了一片很美丽的云海，算是那次远足给我留下的美好的回忆。
我经常站在山坡边上，遥望着对面的歌乐山发呆，想象着山那边会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夜幕降临，歌乐山隐没在黑暗中，但却有寥落的灯光彻夜长明，和天上的星星混在一起。在我的眼里，歌乐山是美丽而又神秘的。想不到，就在歌乐山上的一所部队的院校里，竟然发生了一场解放军屠杀解放军的惨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地方上的一些“反倒底”派到该学校去慰问“战友”，晚上还有文艺演出（演出地点就在该学校警卫连的院子里的篮球场上）。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连“样板戏”电影都还没有），何况又是在歌乐山上那样一个封闭的地方。因此，当演出开始以后，该学校的一些“8.15”派成员和地方上的一些群众也跑去观看。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由于对有些节目的内容不满意（可能是攻击了“8.15”吧），“8.15”派的那些人就起哄、喝倒彩（也可能是蓄意的），“反倒底”派的人被惹恼了，便派该学校的警卫连（“反倒底”派）驱赶“8.15”派的那些人，双方从口角发展到打斗，演出提前结束，“反倒底”派的人纷纷离开，“8.15”派成员和那些群众在现场滞留了一会儿后也开始离去。就在这时，已经埋伏在球场两侧的警卫连战士突然向人群射击，一阵枪响过后，院子里的空地上倒下一片，其余的人惊叫着四散逃命。一些警卫连的战士在连长胡文斗（我至今还记得这个名字）的指挥下冲出院子，追杀那些逃出去的人，还有人就在院子里，朝那些受了伤，在呻吟、哭喊、挣扎的人补上一枪。
等到院子里已经听不见声音，出去追赶的人也都回来以后，胡文斗带领着那些参与了行凶的战士，携带着枪支弹药，匆匆的跑出学校大门，消失在歌乐山沉沉的夜色之中。
逃出去的“8.15”派的那些人都躲了起来，直到天色微明、确信没有危险以后才胆战心惊的走出藏身之地，来到凶杀现场，抢救伤员，把还有呼吸的人抬上卡车，送到西南医院。这次杀戮，共有30余人死于非命。
当天下午，为了向人们“控诉”“反到底”派的“血腥凶残的罪行”，血案的现场开放参观，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事件发生地、位于歌乐山南端的那个山中小镇—山洞。我和我哥哥在母亲的带领下，裹在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的人流中，怀着探险般的心情，沿着曾经走过的那条公路，第二次徒步走上了歌乐山。
惨案发生以后，“反到底”派的人可能已经跑掉或是躲起来了，我们看到的都是“8.15”派的那些军校学员，他们在维持秩序，但看上去情绪低沉，显然这个事件对他们的打击很大。
参观分三个部分。一个是惨案发生的现场：警卫连大院。那是个不大的院子，三面有平房，中间好像是个篮球场，地上有一滩滩已经变成黑色、四周有粉笔画出轮廓的血迹。院子里有一些没有戴袖章的军人，有的在拍照片，有的在议论着什么，据说他们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派来调查的。还有一个图片展，放大的黑白照片上再现了当时发生的可怕一幕。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人趴在一个水沟里，文字说明说他是逃出院子、躲在这里，被对方发现后打死的。还有一张是地上的一团东西，文字说明说那是死者一块被子弹打飞的连着头皮和脑浆的头骨！最恐怖的是看“烈士”遗体：在一间大屋子里面有一个水池，水池里面并排躺着10来具尸体，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只在身上盖着一块大油布，遮住脖子以下、小腿以上的部位，最后一具尸体还是一个短发的姑娘。这些尸体面目完整，神态安详，看上去就像在熟睡。人们列队从水池前面走过，所有的人都捂着鼻子，不少人还在流眼泪，但并不是因为伤心，而是被那一大池子福尔马林散发出来的浓烈气味熏的。
长期以来，中国人没有“少儿不宜”的概念，但也有一些东西只能是成年人才能了解、参与，比如说“性”，对孩子就绝对讳莫如深。可是，对有些血腥恐怖、对儿童的心灵足以造成严重伤害的场面，却从不禁止未成年人观看，比如杀鸡、杀猪、车祸现场等等。别的孩子如何我不知道，但那一次我是被吓得不轻。晚上睡觉的时候，电灯一关，屋子里一片漆黑，白天看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一幕幕清晰的浮现在我的眼前。幽暗中，躺在另一张床上、早已入睡的哥哥越看越象一个死人。极度的恐惧中，我只好用被子蒙住脑袋，但很快又憋得透不过气来，只好再把被子掀开一个洞，让自己呼吸到新鲜空气。折腾了大半夜，最后才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后来从当时的报纸上得知了事件后续的一些情况（这件事报纸上刊登过连环画）：当天晚上，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接到报告后，当夜即派出部队对胡文斗和跟他一起逃走的士兵进行围捕，据说那些人本想逃出去“打游击”，“坚持革命”，但几天以后就在重庆某个郊县被全部抓获。胡文斗好像是被处以极刑，指导员虽然没有参与此次屠杀，但也受牵连被开除军籍，那些士兵如何处理的我记不清了。
2005年的国庆节，我利用假期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交通十分便利，去歌乐山的汽车很多，有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就是林园。我便和妻子一起坐上了车，去追寻往昔的痕迹。
万万没有想到，公交车的终点站就在总参通信兵工程学院的大门前！当年这所军校的大门是什么样子我已经没有印象了，但现在看到的这所军校的大门非常气派。也许是节日放假，进门时哨兵并没有阻拦我们。这个军校地处山坳里的一块平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山坡。夕阳下，操场上有人在踢足球，有人在放风筝，有人在跑步，还有人三三两两的坐在草地上聊天，欢声笑语，一片宁静祥和。
我努力寻找当年看到的那些房子，但却没有找到，办公楼、教学楼、宿舍楼等等都是新建筑。看来，三十多年的时代变迁，已经将这所军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校园深处，就是已经被列为文物的抗战时期蒋介石、宋美龄以及国民政府的一些机构在歌乐山的住宅和林森的墓。来看这些文物的人不多，山上静悄悄的。参天的大树十分繁茂、石阶上长满了青苔，夕阳映照着老式的建筑和已经有些荒芜的庭院，幽静中又透出一种无法用文字描述的苍凉。60多年前，这里曾是何等的一番景象。故园依旧，斯人何在？
离开时，望着大门口那些进进出出、穿着时髦、笑得十分灿烂的年轻人，我很想问问他们：知道当年这所美丽安宁的校园里曾经发生过的那起轰动全市的血腥惨案吗？
当然我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因为我怕他们认为我在胡说。的确，如此疯狂的事，今天的年轻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和理解的。我想，当年那些佩戴着红袖章、满脸悲戚的造反队员，是再也看不到了。怀着一丝遗憾和更多的欣慰，我离开了山洞，离开了歌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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