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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雅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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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雅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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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优良道德传统。这些优良道德传统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丰富源泉。
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概括和表述，由于受历史和认识的局限，往往会有不尽相同的概括和表述。在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罗国杰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把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推崇 “仁爱”原则和人际和谐；提倡人伦价值，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尽的道德责任；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参见该书308-316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007年修订版、2008年修订版）中，根据时代的要求，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作了新的概括和阐释。在这里，把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概括和表述为六个方面，即：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谐；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重视道德践履，强调修养的重要性，倡导道德主体要在完善自身中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下面我们就主要依据这一概括并吸收上述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罗国杰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的有关内容，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
“”是中国传统道德发展演化的一条主线。在公私之辩中，把“公义胜私欲”作为道德的根本要求，乃至把“公”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主张克己奉公。两千多年前的《诗经》已经提出“夙夜在公”（《诗经·召南·采蘩》）的道德要求，认为日夜为公家办事，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书经》（《书经》即）也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书经·周官》）的思想，认为朝廷官员应当以公心灭除自己的私欲，这样就可以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依附。西汉初年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一种为整体而尽忠、献身的精神。宋代的在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思想家曾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即个人）的思想。时著名的禁烟派领袖曾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这些高尚境界，都显示了强烈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而献身的精神。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爱国爱民，为民族为社会舍小家顾大家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在“义”和“利”（一般来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说的“义”，主要是整体利益的原则，而“利”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强调要“见得思义”和“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反对“重利轻义”和“见利忘义”。这种提倡“先义后利”和反对“见利忘义”的思想，不但在中华民族的长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提高我国当前的道德水平仍有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所强调的整体精神，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在批判继承这种整体主义思想时，应当明确，这种整体精神同的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整体主义，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整体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维护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在特定的情况下，又往往把维护封建王朝的利益同所谓国家、社稷的利益混为一体，成为维护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封建关系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则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唯一目的的道德原则。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特别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问题上，应当坚持辩证的观点，剔除其消极的、腐朽的为维护剥削阶级统治服务的糟粕，吸收其注重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积极因素。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一直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崇尚“”原则，主张“仁者爱人”，强调要“推己及人”，关心他人。儒家伦理思想的创始人，以“仁”作为自己伦理思想的核心，并第一个把“仁”同“爱人”联系起来，即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之一，即所谓“仁者爱人。”孔子从各个方面对“仁”作了全面的阐释。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施加于别人，以免别人受到伤害；我希望达成的事情，也要允许和帮助别人能够达成。孔子不仅在处理人我关系问题上这样从正面立论，还从反面理论，主张“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认为在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尽量不要损害别人，力求不妨碍别人的利益，凡是我不愿意别人施加于我的一切事情，我都应当自觉地不加于别人的头上，以免别人受到伤害。他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则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出发，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最根本就在于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他人的同情、怜悯、关心和慈爱之心。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认为人和人的相处中，应当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强调，“仁者自爱”。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人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纠纷、祸乱，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而引起的，即不相爱而引起的，因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墨子认为，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从仁爱精神出发，我国古人主张“和为贵”，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强调社会和谐，讲求和睦相处，倡导团结互助，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秉承强不执弱、众不暴寡、富不侮贫的精神。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仁爱”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是自觉考虑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人本主义。“仁”不但是一种处理人我关系的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理论，而且又是实行这一人本主义思想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同一个类，他们在最基本的方面，就必然有着共同的情感、欲望、要求和志趣，因此，只要拿自己作比喻，就能够真正实现对人的同情与爱护，就能够真正实现“爱人”的目的。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孟子说“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上》），就是对这一方法论的言简意赅的概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往往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并成为麻痹劳动人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但是，从总的社会效果来看，这一人本主义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家庭、社会的各种人际关系，应当说，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人本主义原则，以特有的民族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宋代张载的“民胞物与”发展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启蒙主义思想，说明这种人本主义原则在社会发展中，既能够成为协调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思想，又能够由强调整体利益而成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力量。
同时也应当指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以“仁爱”思想为主要标志的“思想”与人们所说的西方的人本主义是有根本区别的。西方历史上的人本主义，是指时期兴起的一种理论和社会思潮。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它高扬人的地位和价值；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重视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上，它反对禁欲主义。而在孔子和孟子那里，“仁爱”基本上还是一种道德原则，没有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在孔子那里，对人的爱是有等差的，墨家才主张“兼爱”，爱无等差。儒家的“爱有等差”的思想，是与其重视人伦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起码在后儒那里是从属于人伦关系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贱”的思想，宋代的主张“民胞物与”。这些都说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有一定的人本主义思想因素，但它们都是从属于整体主义、等级主义人伦关系的。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谦敬礼让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谦敬既是个人自身修养的美德，也是对人处事的道德要求。谦即自谦，虚以处己；敬即敬人，礼以待人。谦敬与礼让是联系在一起的，“恭敬之心，礼也”。中国传统道德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也是人的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左传》上也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中国传统道德在提倡谦敬礼让的同时，提醒人们“事思敬”、“不居功”，“择善而从”。老子曾以江海处下而为的事实，告诫人们不要。
在中国古人看来，诚是指一种真实无妄、表里如一的品格。诚既是天道的本然，也是道德的根本，故“养心莫善于诚”。信是指一种诚实不欺、遵守诺言的品格。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思想，而且认为“民无信不立”。荀子则进一步将信推行于选贤治国，使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伦理的规范，而且扩至一切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中国传统道德认为，诚信的内容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是以诚为本，取信于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人思诚，信以行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诚信之德在于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究信用，遵守诺言。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人禽之辨、理欲之辨、义利之辨中，在灵肉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都十分看重人的精神生活，追求精神境界，尊崇道德人格。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在于人有道德，道德是人的一切精神需要中最高尚的需要。孟子的 “人禽之辨”就是讲这个道理。道德需要，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他人、对社会作贡献的向往。在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认为“为学的目的”就是要“改变气质”，以达到“成圣”、“成贤”的目的，把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作为学习的根本要求。孔子主张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应当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生活，并把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孔子称赞在“德行”方面最满意的学生颜回时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追求崇高道德的要求，就可以克服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孟子则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淫，过度的；放纵）的大丈夫精神。儒家认为，人格是自己所有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强调 “匹夫不可夺志”，认为保持高尚的人格才是真正的价值。道家更崇尚精神境界，把无私无欲的“真人”、“圣人”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墨子“尚贤”，推崇“圣王”、“贤人”，把为大众谋利的牺牲精神作为人生最值得的追求。中国传统道德对这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总是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人生哲学相联系，总是同“发奋忘食”、“乐以忘忧”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持生态度共同发展的。尽管中国传统道德所提倡的这种精神境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容易达到的，但是，人们仍然应当抱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诚挚态度，孜孜不懈地不断追求。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理想人格结构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过分贬低物质生活的意义，同时过分夸大精神生活的意义，带有明显的禁欲主义色彩。二是在精神生活结构中，过分强调道德生活的意义，而对精神生活的其他方面重视不够。诚然，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 “仁、智、勇”三主德，但这里的 “智”主要是道德知识和道德智慧（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孟子把智看成是判断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认为“是非之心，智也”），而科学精神和科学理性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
中国历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都认为，在树立起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奋发志气、切磋践履，养心修身、变化气质，以达到最高的理想人格的目的。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立定志向，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他就不会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论语·里仁》）。孔子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能动作用，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 （《论语·里仁》），认为“仁”这一最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对人们来说，并不是遥远而不可达到的；只要人们能够坚持不懈地修养，就一定可以到达这种最高的道德境界。孔了认为，人们之所以不能够达到道德理想的最高目的，主要是因为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半途而废而不能执著追求的结果。人们应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荀子认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影响，把“所染”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在提出道德境界的理论时，也都认为人们的道德境界，有着不同的层次，在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时，也必须要经过不同的阶段，但他们都一致强调，人们应当遵循不同阶段的不同要求，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直至最终达到道德的高峰。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认为，道德修养是成就高尚道德人格的途径，主张 “修身为本”，而且提出了包括 “立志”、 “为学”、 “存养”、 “克治”、 “践履”等在内的一整套道德修养的方法。这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是看不到的。中国传统道德强调要“克己”、“内讼”、“养心”、“慎独”，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强调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严格要求。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三人行必有我师”，“见善如不及，见不善为探汤”。孔子的学生曾参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强调每天都要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检查，以求在道德上能够不断地进步。孟子讲“养性”、“养气”，认为通过自己的“持其志”的修养功夫，可以涵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够经得住各种考验，就可以临危不惧，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宋代的思想家朱熹强调“道问学”和“尊德性”的统一，他根据《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思想，认为“修身之要”就是要“言行忠信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认为，人们的道德理论、道德意识，必须与自己的道德行为相一致，因此“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就成为道德修养的根本要求，他认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反对道德理论同道德行为的背离。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人性善恶的理论，尽管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但从其最终目的来看，大都是为了给道德修养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儒、墨、道、法各家中，前三者中的绝大多数思想家都以某种方式对人具有向善的可能性作了论证。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他们虽然在人性论上各执一端，但是一个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一个主张“涂之人可以为禹”，他们从两个极端，采取了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走向了同一个目的。一个是“反身而诚”，一个是“教化习修”，最终所追求的则是一种共同的理想人格。
以上是对以儒家为主要内容包括墨、道、法等各家的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基本概括。从这六个基本方面出发，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可以衍生出许多德目，这些德目，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已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爱国爱民、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艰苦朴素、勤劳节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重道、敬业乐群，等等，都一直为人民所传颂并实行，应当在今天继续得到发扬。除了这些具体的德目之外，从这五个基本方面出发，还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民爱物、奋发图强的人生哲学和持生态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已经深入到全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中华民族虽然历经无数磨难与困苦，但始终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当说，是同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的道德传统的作用分不开的。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良莠混杂，瑕瑜互见。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中逐步形成、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中巩固和发展的。汉代以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化，成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因此，科学地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仅要把握和肯定其优良方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其陈腐方面。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陈腐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王权主义。君王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对君王的服从是臣民的最高道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父为其纲”是这种宗法等级伦理的集中表现。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上的迂阔倾向。儒家在一些问题上表现了迂阔倾向，割裂了道德与物质利益的联系。春秋时期，许多人讲“三事”，即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兼重精神文明和与物质文明。应当肯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强调正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对于利用和厚生却重视不够。比如，孟子就强调“何必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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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崇尚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和立志报国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的民族气节。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敌入侵，国破则家亡，使人们的爱国之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并升华成为国献身的情操和精神，因此出现了岳飞的“精忠报国”、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爱国主义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二、主张建立和谐协调的社会人伦关系。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调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的人伦关系。主张“义以为上”，“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要求“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义”是指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利”是指个人利益。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这是一种植根于社会文化的群体精神，进而扩展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倡导“仁爱”的人道主义精神。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这种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遗产。　　四、提倡身体力行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人生理想的步骤和模式。这种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共同生活的起码的行为准则。它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是人类社会道德关系的具有科学性的优秀的遗产。　　传统道德一般都是在社会稳定时发挥作用，而社会剧烈变动时则缺少用武之地，正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历史证明，儒家伦理往往在太平盛世发挥它稳定社会、缓和矛盾、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功效。当代中国已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中国的大局。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其中，道德建设无疑是重要的精神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抓手。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道德建设水平的如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　　　　加强道德建设必须承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道德从来就是现实性与历史性的统一。社会主义道德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是传统美德的延续和升华。承接中华传统美德，就是要以中华传统道德的背景为基础，把传统道德中的这些符合时代要求，有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容承接下来，推广到全体人民中去。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曾说：“中国要想建设一个新国家，必须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于旧时的中国人，必须要具备几个条件，最必须的条件就是公德。”在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变革推动下，当今社会的道德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领域、新趋势。进行道德建设既要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优秀传统，也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道德建设的优秀成果，还要激发人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道德、新观念。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发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道德。中国传统美德规范、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精神追求，同时又在新时代人们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必须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惠及全体人民，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和谐社会不会凭空而至，也坐等不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和谐美好的社会，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奋斗，需要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各司其职，承担起自己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各守其则，具有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自觉遵循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人人有行动，人人有贡献，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和谐。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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