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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戒毒中病亡&戒毒所3人员被停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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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岁的榆林人刘某在延安柳林强制隔离戒毒所病亡，家属质疑戒毒所延误治疗，并称曾按要求给所里3人私人账户打过9000元，25日华商报报道了此事。目前，该所私自收钱的3名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接受调查。
　　据了解，此事经报道后，延安市司法局高度重视，当日上午即召开党组会，研究决定成立调查组展开调查。同时决定对涉嫌严重违纪的柳林戒毒所一大队大队长靳东、教导员王海军、警戒科门卫刘建军采取停止执行任务、接受组织调查的措施。
　　昨日，柳林戒毒所发文作出初步处理意见，靳东、王海军、刘建军3人违反规定私自接受学员请求，造成了不良影响，经所党委会研究决定，对3人采取停职调查措施。
　　据延安市司法局相关领导介绍，调查组要求柳林戒毒所尽快妥善处理死亡人员刘某的善后工作，在全所开展纪律作风整顿。对于私自收钱的靳东等3人，将尽快调查作出处理。
　　宝塔区检察院有关人员表示，对于刘某死亡及靳东等人收钱的行为将尽快调查，依法处理。(记者 刘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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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丽、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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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戒毒理念 治病救人兼顾(图)
　　沙盘心理测试
　　戒毒人员在图书馆挑选图书
　　心理宣泄
　　用音乐作心理疏导
　　静心阅读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日趋严重的毒品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灾难，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摆脱毒品之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于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禁毒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禁毒法》实施3年多来，我国的禁毒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一大批制毒、贩毒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网，受到严惩。然而，禁毒形势依然严峻。根据国家禁毒委公布的数字，2010年，我国吸毒人数为100余万人。
　　《禁毒法》赋予劳教系统强制隔离戒毒的新职能。本市加大禁毒力度的同时，强化强制隔离戒毒，投资4000多万元,改建、扩建了市劳教局所属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市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等4个强制隔离戒毒所。配置了现代化的强制隔离戒毒设施、仪器及专用软件等，收治规模达到3000人，实现了所内戒毒成功率100%。
　　在国际禁毒日前夕，本报记者来到市劳教系统的几家强戒所采访，所见所闻更让我们相信：戒毒与禁毒都要打人民战争，都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
　　毒品危害&&令人震惊
　　记者在市劳教局及所属强制隔离戒毒所采访，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毒品的罪恶令人发指。
　　市劳教局局长张志刚介绍说，毒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非常严重，不仅危害神经系统，使人极度亢奋或抑郁，产生幻觉，觅死觅活，而且危及心肺肝肾等许多人体器官功能。吸毒者均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疾病，包括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疾患，严重的已丧失劳动能力。
　　记者在市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看到，一个32岁的男子，身高1.82米，曾经是一名运动员，却被毒品害得成了“纸人”。刘警官说，刚来时，进行入所体检，他的身体很糟糕，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反应能力等都非常差，而且，患有心脏病和肺结核，整个人被毒品“掏空”了。
　　42岁的黄某，曾经是个“成功人士”，公司年创利润百万元。他却沉溺于毒品，把企业“吸”破产，最后，汽车卖了、房子卖了、老婆跟他离婚了……他说，毒品害得我一无所有，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毒品毁了我的家，也毁了我的一生！他请记者告诉外面的人，千万别吸毒！发了财头脑别发昏，你就是趁一座金山，也能“吸”光了，太可怕啦！
　　在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年龄最小的戒毒者只有16岁，有许多是不足20岁的姑娘，看着这些本应充满朝气的生命，本应在课堂读书的孩子，被毒品害得这般可怜，真让人心灵震颤，阵阵发酸……
　　强制戒毒&&以人为本
　　在实施强制戒毒的过程中，民警们以“治病救人”为宗旨，坚持以脱毒为基础、除毒为关键、康复为根本、回归为目标。他们说，就是要尽最大努力，帮助戒毒人员回到社会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市劳教局领导说，《禁毒法》对我国现行戒毒体制和旧有工作模式做出了重大改革和调整，赋予劳教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新职能。我们认真履行新职能，积极做好思想准备、警力准备、场所设施准备和规章制度准备，日开始收治第一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积极探索强制隔离戒毒执行工作的新特点、新思路和新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实现了所内戒断率100%和“四无”目标。
　　强制戒毒与以往的劳教戒毒有本质区别,其关键是矫治双方角色的定位和转变。《禁毒法》赋予的强制戒毒，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吸毒人员一般具有：违法者、病人、受害者三重属性。既要对其惩罚，更要教育和救治。关心他们毒瘾的深浅程度和治疗难度。在管理模式上以治病、脱毒康复为主，更加体现了戒毒工作的人性化。
　　心理矫治&&精神关怀
　　心理上的安抚，情感上的接纳，这是强制隔离戒毒所对每名戒毒人员进行生理脱毒、心理矫治的一大特点。市劳教局戒毒专家说，对戒毒人员的管理既要区别于医院的“单纯治病”，也要不同于对罪犯的监管。因此，我们积极创新戒毒理念，力推人性化管理，把教育贯穿于每位戒毒人员脱瘾治疗、体能康复、心理巩固的全过程。
　　记者看到，4个强制戒毒所均配有心理咨询室、心理宣泄室、音乐治疗室、心理沙盘调适室等专业设施。走进音乐治疗室，宛如步入阳光明媚、风景优美、辽阔宁静的海滩，听着舒展平缓美妙的乐音，戒毒人员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特定“情境”，暴躁、不安、抑郁、绝望的心情得到程度不同的缓解，逐渐平静……
　　在心理沙盘调适室，戒毒人员在心理咨询师的指导下，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沙盘游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知自身的心理状态和特点，主动进行自我心理调适，逐步走向心理康复。
　　在戒毒效果检测室，戒毒人员进入模拟的歌舞厅环境，看到模拟的毒品……通过仪器对他们的心理波动进行检测，以验证其戒毒效果，进而采取相应的治疗和巩固措施。
　　这些极富人性化和科学化的戒毒设施、手段和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吸毒人员普遍有“海洛因人格”，这也是导致其吸毒及复吸的最重要因素。针对戒毒人员的心理行为特点和矫治需求，市劳教局精心挑选了近百名民警参加心理咨询师的资格培训,83人通过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考试，有35名民警取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具备了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水平。板桥所的小黄，已经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他却不肯去当律师，愿意从事心理咨询，通过师生式指导、家庭式关怀、朋友式交流，帮助戒毒人员重新构建平等、尊重、互信、和谐的人际关系，彻底戒除毒瘾，最终成功回归社会。
　　提高警惕&&莫入陷阱
　　记者了解到，每个吸毒者，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原来职业身份有多大差别，统统对染上毒品后悔莫及。有的人，为了与毒品一刀两断，剁下了自己的手指，还有的人，因难以摆脱，痛苦万分，试图自杀……青泊洼所的高某说，千错万错，就错在当初的第一次，毒品呀，沾上了，再甩掉它就难死了！
　　劳教局戒毒专家说，一个吸毒人员沾染上毒品，主要有如下几种诱因：
　　其一，好奇心。许多年轻人就是因此吸上毒的。几个职校的学生，结伴到迪厅放松，跳得开心，有人送上像口香糖似的“糖块儿”，说嚼了感觉更妙。由摇头丸到冰毒，几个孩子越陷越深。
　　其二，精神痛苦。一些女性因为情感遭受挫折，被男友抛弃或者父母离异，蒙受沉重精神打击，又无处宣泄，得不到抚慰。到公共娱乐场所排解忧愁，极易被毒品贩子或以毒养毒的吸毒者盯上，成为受害者。
　　其三，被人诱使、陷害。有的是被竞争对手挖了“陷阱”，在吃喝玩乐中被人“下毒”。有的是被欠债人谋害，以毒抵债后不能自拔。
　　其四，疼痛或疲劳。有人因受伤或患病后，疼痛难忍时吸上了毒。有的在疲劳时，为了“解乏”吸上了毒。
　　无论哪种原因吸毒，最终都将付出惨重的代价。戒毒专家提醒说，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增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高度警惕毒品危害，在公共娱乐场所，不要接受陌生人的敬烟，不要饮用陌生人给的饮料、酒水等。尤其要教育青少年，对毒品要有恐惧心，不要有好奇心，千万不要有“试一试”的侥幸心理。
　　人民战争&&社会责任
　　为什么有些吸毒者回到社会后，经不住诱惑，又会复吸？
　　针对记者的提问，市劳教局领导解释说，除了吸毒人员自身的原因和毒品的成瘾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有的戒毒制度不够完善，有所缺陷。脱毒治疗仅仅是对躯体戒毒症状的治疗，而脱毒后期的稽延期症状、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人格障碍、人际关系损害、家庭功能损害等都不可能自动康复。一旦身体不适、心理渴求、毒品环境等外界因素刺激，复吸将是难以避免的。所以，《禁毒法》要求有针对地建立起集生理脱毒、身心康复和重返社会融于一体的戒毒康复“三位一体”新模式。使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紧密衔接的完整过程，帮助戒毒人员一步紧接一步地完成戒毒，最终戒断毒瘾，回归社会。
　　目前，市劳教局建立了包括戒毒人员基本信息沟通机制、职业技能训练机制、教育矫治质量评估体系、帮教衔接体系、过渡性安置工作等九个方面的创新性管理举措。不断创新法律援助、特困救助、就业指导等机制和办法，加快戒毒康复中心的建设步伐。依托板桥强制隔离戒毒所成立了天津滨海阳光培训中心，作为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前的适应场所，发挥中途岛、转运站的作用，实现了本市解教人员衔接率100%。目的就是巩固戒毒成果，减少复吸率。
　　禁毒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诸多管理部门，吸毒人员从生理脱毒到戒毒康复、回归社会，需要公安、司法、民政等多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需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和戒毒人员及家庭的共同努力。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共识，就一定能够帮助吸毒人员彻底摆脱毒魔，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让他们的生活充满和谐而幸福的阳光。
　　为了帮助艾滋病患者戒毒
　　——来自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报告
　　“世纪瘟疫”艾滋病，令许多人谈之色变。有这样一群民警，每天都与艾滋病病毒感染人员打交道，对他们进行管理、教育和有效的救治。他们就是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专管大队的劳教人民警察。
　　吸毒与艾滋病传播密不可分。吸毒人员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高危人群。
　　表面看，这里和其他管教大队没什么两样，实际上，每一位民警都清楚肩负的责任有多么大，工作稍有闪失，就可能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给工作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面对每天可能出现的危险，他们默默坚守着，他们说：“这是我们的职责！困难再多，风险再大，总是要有人去做！”
　　刘某某自恃有艾滋病，民警拿他没办法，不参加集体活动，还向民警挑衅，口出脏话，气焰嚣张，是公认的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大队领导和民警轮流找他谈话，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却没有得到半句回应。但是，民警们却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绝望、恐惧、愤恨的情绪，感受到在这张冷漠的脸庞下，隐藏着暴风雨来临前的沉寂。
　　果然，一天夜里，刘某某发难了。值班民警小章通过监控看到正在睡觉的他突然起身，用力拍打着门窗，歇斯底里地咆哮：“快点给我拿白粉，我要白粉！”
　　小章迅速走到楼道内查看详情，没想到刘某某恶狠狠地说：“你不给白粉，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反正我也活不长了！”闻声赶来的原大队长大张和民警小杨一同用言语制止其无理行为。但是，情绪失控的刘某某瞬间将床单撕开并打成结，快步登上洗漱室窗台企图上吊自杀，并威胁说：“谁进来我就咬谁，让你们都给我陪葬！”
　　一个被恶魔控制的躯体带着冷酷、阴森的狞笑，疯狂地叫嚣，空气瞬间凝结，令人窒息。没有时间去穿隔离服，去戴防护镜了。危急关头，民警们毫不退缩，一起冲了过去，合力将刘某某拖下窗台。没有得逞的刘某某极力反抗，拼命撕扯小杨的衣服，企图用双手抓破他的皮肤。大张见状立即扼住其手腕，穷凶极恶的刘某某又突然转身，张开嘴企图咬伤大张的胳膊，并不断冲他吐口水，边吐边骂。大张扳住刘某某的头，大声说：“怕死我们就不进来，怕死我们就不是人民警察。这个屋子里，只有你才是真正怕死的人！”一句话直捣刘某某的心窝子，他忽然痛哭流涕，说：“队长，快救救我吧，我活不长了，我真的好害怕！”
　　看到刘某某停止了攻击行为，大家才长长地舒了口气，轮流出去洗手、洗脸，消毒衣物。此时，时钟已指向凌晨一点。大张决定抓住刘某某情绪释放的机会，连续作战，彻底攻破其心理防线。他动手泡了方便面，端到刘某某面前说：“趁热吃吧，多吃点儿。把身体养好了，你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刘某某捧着热乎乎的面，边哭边说：“队长，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们。”
　　那一夜，他们长谈了三个小时。心贴心、面对面，从毒品的危害谈到艾滋病的治疗，温暖的话语，关爱的眼神，亲人般的呵护，温暖着一颗冷酷的心……凌晨四点了，楼道里静悄悄的，大张为刘某某盖好被子，看着他踏实地、甜甜地睡着了，才放心离开。
　　回到办公室，大张思绪翻腾，不禁有些后怕。小章的孩子尚在襁褓中，小杨的孩子也还在牙牙学语，刘某某的牙龈在出血，如果真的一口咬下去，或者被他抓破了皮肤，毁的不只是我的好兄弟，更是一个个幸福的家庭啊！刹那间，他惊出了一身冷汗，不敢再往下想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那是一个长长的不眠夜……
　　青泊洼强制隔离戒毒所三大队是全市唯一专门集中收容、收治男性艾滋病劳教人员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管教大队。15名民警中，最年长的53岁，最小的22岁。2006年筹建工作初期，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集中管理还是一个空白，面对上级领导的重托，他们立下军令状，以“拼命三郎”的劲头，很快摸索出一套依法管理与教育关爱相结合，行为养成与心理矫治相结合，医疗救治与戒毒康复相结合的教育矫治模式。用人格的力量和人间的温情，把法治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点点滴滴渗透到了管理、教育、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受疾病影响，许多艾滋病人存在压抑、恐惧、悲观绝望等心理问题，具有自杀倾向的人员较多。“身体零距离，更要心灵零距离，要让感染者有尊严地接受教育矫治”。这是专管民警对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按规定，每一位民警都配有防护服、防护手套等,以防突发事件导致的职业暴露。这些特殊装备只有在突发情况时才派上用场，更多的时候，他们为了拉近与艾滋病人员的距离，消除心理障碍，一般不会穿防护服，以免使艾滋病人员产生反感情绪。
　　面对艾滋病人员，管教民警长期在紧张、压抑、高危险的职业环境下工作，他们反倒成了“高危人群”。许多人都曾在夜里做过“被艾滋病毒感染”的噩梦。大多数民警至今还瞒着家人和朋友，不愿透露自己的工作。他们顾虑重重，是怕家人不理解，造成矛盾，不忍心让家人为他们担心，也害怕一旦亲朋好友知道了，会疏远自己。
　　这是多么艰难的工作，这是多么让常人难以理解的处境。为了帮助艾滋病患者戒毒，他们以人民警察的忠诚、信念和执著，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以求唤醒艾滋病人员对生命的渴望和重获新生的决心。
　　本版撰文：肖秋生&&通讯员：李绍强
　　·律师信箱·
　　什么人要接受
　　强制隔离戒毒？
　　读者来信：
　　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因为交友不慎，沾染上毒品，给他及全家人带来极大痛苦，家庭生活蒙上阴影。他听说天津有强制隔离戒毒所，但是，不知道什么人要接受强制隔离戒毒。他们家想送孩子接受强制隔离戒毒，孩子也有戒毒的愿望，可以接受强制隔离戒毒吗？
　　读者&&郝炜楠
　　律师解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做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您朋友的孩子属于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经本人申请和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所进行戒毒。自愿戒毒人员应与强制隔离戒毒所签订自愿接受戒毒治疗协议，确定戒毒期限，服从和遵守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相关管理制度。
　　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为二年。&
　　执行强制隔离戒毒一年后，经诊断评估，对于戒毒情况良好的戒毒人员，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提出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
　　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前，经诊断评估，对于需要延长戒毒期限的戒毒人员，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延长戒毒期限的意见，报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机关批准。强制隔离戒毒的期限最长可以延长一年。&
　　知识链接：
　　新型毒品危害大
　　在社会上某些场所或人群中，流传着摇头丸之类毒品不容易上瘾的说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错误的说法。散布这类传言的人，大多是别有用心的贩毒者，千万要当心！
　　所谓新型毒品，是与传统毒品相对而言的。传统毒品主要以海洛因为代表，还有大麻、可卡因等。新型毒品主要是指冰毒、摇头丸等，这些新型毒品比传统毒品毒性更大，欺骗性也更大，成瘾性比海洛因还要强烈，其戒除毒瘾的难度也更大！须知：毒品，哪怕是偶尔尝试一次，也可能上瘾！一旦成瘾之后，就很难彻底戒除掉，这是毒品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它的危害性所在。必须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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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网站由天津北方网版权所有　　这几天，温州某论坛上一网友的爆料引起围观，爆料帖中称：瑞安戒毒所内出了个“内鬼医生”，他收受吸毒职员的好处，制造吸毒职员生病假象，从而放了吸毒职员。
　　发帖人在帖中还夸大，一般来说戒毒所内的看管制度都比较严格，因此不排除所里其他职员也参与了作案。
　　事情真如网友说的那样吗？昨天，记者向瑞安公安进行了求证。
　　网友爆料：
　　打了一针，戒毒职员患上假心脏病
　　出现在网络上的网友爆料看上去煞有介事：上周，瑞安戒毒所内的一名医生，收了吸毒家属万元以上的现金。之后，他就对一名收监职员进行了“技术处理”，以“患有心脏病不适宜收押”为由，将吸毒职员监外执行。
　　网友还说了所谓“技术处理”的内幕：就是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给收监的吸毒职员注射一种能引起心脏异常的药物，随后，便以“患有心脏病不适宜收押”为由，向戒毒所治理层提出病人需要开释。
　　网友还爆料，这名“内鬼医生”已经事发。由于他在收取一名吸毒职员家属的数万元后，用同样手段给吸毒职员注射药物，但是吸毒职员心脏却没有出现异常，照样被收监。之后，家属告发了他，于是丑事暴光。
　　帖中还很神秘地分析，一般来说戒毒所的看管制度比较严格，因此不排除戒毒所其他职员参与作案。
　　瑞安公安回应：
　　嫌疑人已被刑拘，只是个人行为
　　昨天，记者就帖中所爆内容向瑞安公安部分核实情况。有关负责人表示，网帖的大部分内容属实，但他们早已知情并作出了处理。
　　记者了解到，2月17日瑞安公安得到了相关线索，显示戒毒所有医生接受贿赂。瑞安公安立即进行了调查，查出戒毒所的陈姓医生有嫌疑。当天，瑞安公安就将案件转交到了瑞安检察院。
　　第二天，犯罪嫌疑人陈某被刑拘。
　　记者了解到，今年37岁的陈某是湖南人。2003年，他以医生的身份到瑞安戒毒所工作，并非公安内部职员。
　　警方基本查明，陈某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接受吸毒职员家属的贿赂后，使用药物制造吸毒职员病症假象，导致这些戒毒职员所外执行。
　　记者继续追问：是否像网友分析的那样，该起事件有其他人参与？
　　对此，瑞安公安明确表示，这是陈某利用职务之便的个人行为，并没有其他人参与作案。
　　至于陈某到底收受了多少贿赂，瑞安公安表示，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具体案情将在第一时间公布。
　　警方提醒：
　　戒毒所内是科学戒毒，不是受苦
　　记者了解到，陈某之所以有机会接受吸毒职员家属的贿赂，主要由于不少家属以为吸毒者在戒毒所内太“受苦”，因此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捞”出来。
　　“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吸毒职员在戒毒所内戒毒，不仅是法律上的规定，更是一种科学的戒毒方法，更有利于吸毒者早日摆脱毒瘾。”一位民警表示，在戒毒所内有心理医生也有医护职员，对吸毒者的生活起居和药物治疗等，都有科学的判定。而在戒毒所外戒毒，假如吸毒者意志力不强，不仅戒不了毒，而且在社会上很有可能再次接触毒品，复吸的可能性更大。
　　民警表示，即使吸毒者在戒毒所内戒了毒，出来后也需要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力和家人的关爱，这样才有机会彻底摆脱对毒品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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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所内集体吸毒至少43人染上艾滋
更新时间： 16:16:00　|　文章来源：搜狐健康
　　●内部文件显示至少查出43名戒毒者感染
　　●戒毒者在戒毒所内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53岁的李安桦没有想到，与儿子的重逢会是这样。
　　两年没有见过面了，当母亲就要见到儿子时，心里惴惴不安。几天前，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打断了她对不争气的儿子发下的誓言：“不戒掉毒，就永远不见面。”
　　陌生人告诉她，她的儿子——32岁的赵峰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他在戒毒所里感染了艾滋病。“阿姨，我跟你说的是真话，你不去，以后就没机会了。”这个自称是和赵峰一起戒毒，刚刚期满解教的年轻人急切地说。
　　电话那头的母亲六神无主，“一下子哭了。”
　　几天后，她见到戒毒所管教干部。但对她儿子的病情，所有的人都说：“不清楚。”当她心怀侥幸，穿过两道铁门，终于见到儿子时，侥幸心理即刻烟消云散：“儿子不说一句话，低着头，他在那边哭，我在这边哭。”
　　一个月内，至少20个家庭在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以下简称戒毒劳教所)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根据记者调查，自2004年4月，该戒毒劳教所内至少有39名戒毒者感染了艾滋病，而据该所的上级部门——福建省司法厅的内部文件显示，至少有43名戒毒者被发现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目前有17人还在戒毒劳教所内关押，其他人期满解教，保外就医或转往其它戒毒所。
　　准确的感染数字至今还是个谜。感染者介绍，在2004年9月，全部戒毒人员接受检查之前，已经有些戒毒者被解教，或者被转送到其它戒毒所，而这些人即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可能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去年1－10月，福建省新增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190例，如果按43名计算，仅戒毒劳教所一个单位就“贡献”了全省的四分之一弱。
　　令家属更为惊讶的是，无论是他们的家人，还是福建省司法厅都承认，戒毒者共用注射器吸食毒品，是这次艾滋病病毒快速、集中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严密的戒毒劳教所高墙内，究竟发生着什么？
　　　两次检查
　　抽检查出六例阳性三个月后，一千多名戒毒者全部采集了血样，80多人接受复检，但依然没有人告诉他们，结果是什么
　　感染者们都不能确认，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戒毒劳教所里出现这种病。
　　记者采访的13名感染者中，最早被确认感染的是梁灿迪和另外五名戒毒者。
　　2004年6月上旬，戒毒劳教所从11个中队共一千多人中，每队抽2－4人接受血液检查。梁灿迪和其他二十多人一起接受了检查。
　　二十几天后，梁和另外五人被通知接受复检。医生又到戒毒所里，从每人身上抽走了一针筒血液。梁悄悄问给他抽血的省防疫站医生，检查什么内容，医生回答他：“查艾滋病。”
　　梁灿迪说，他问医生，自己是不是感染了，医生让他问管教干部，因为这次检查是由戒毒劳教所委托的，他们将把结果通知给戒毒劳教所。
　　对这次检查的起因，戒毒者和戒毒劳教所有不同的解释。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介绍，这次抽检是在专家建议下开展的，因为近几年艾滋病感染人数逐渐增加，只是一次普通的检查。
　　戒毒劳教所所长俞宏秋承认，在这起事件之前，全所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几乎是“无知”，对入所人员，从来没有检查hiv，只有当个别人出现奇怪的症状，才会请专业人员前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让人吃惊，在二十多人中，发现有六例抗体呈阳性。
　　实际上，在2004年3月，就有多名戒毒者发现自己身体开始出现不正常现象。他们都到戒毒所的医务室看过病，医生的回答总是：“没事，没事。”
　　一直到9月22日，福建省防疫站的医生再次光临戒毒劳教所，与以往不同，这次光载医生的车就来了好几辆。戒毒者被通知，这一次，所有人都要接受检查。
　　从早上9点开始，医生们连午休也没停下，一直到下午4点，终于给一千多名戒毒者全部采集了血样，其间有人偷偷问医生检查什么，医生回答：“查艾滋病。”
　　8天后，医生再次来到戒毒劳教所，80多个人接受复检，在检查的同时，医生还向他们提问最后一次性活动是在什么时间，是否有同性性伙伴，近期是否注射过毒品等问题。
　　俞宏秋2月2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他们得知抽查结果后，立即向省司法厅汇报，于是组织了这次普检。
　　检查结束后，依然没有人告诉戒毒者，结果是什么。
　　但有细心的人发现，一些改变悄悄出现了。
　　以前，每个中队的一百多人共用一把电动剃头刀，现在增加了三四把，其中的一把专门给参加复检的人用，甚至几个要好的也可以出钱合买，自己保管；医务室的注射器从以前的玻璃针筒换成了一次性针筒，而且打针的人也从戒毒者变成了正式的穿白大褂的人；两栋以前做医务室的三层楼房，正在粉刷，床和家具一天天搬进去……
　　感染者的保外就医 　　五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这一次“保外”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
　　复检结束后，戒毒劳教所表面上的平静很快被打破。
　　10月1日，已经是第二次进戒毒劳教所的张铁发起了高烧。在被送进医院治疗10多天后，戒毒劳教所通知家属，因肺结核病情严重，即刻接他回家治疗。张铁的母亲第二天把他接回家。据张铁介绍，回家时他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至今不知道是期满解教还是保外就医。
　　2002年12月，张铁刚进戒毒劳教所一周，就发现有人吸毒，他免费“扎了一针”。张铁说，这是他第一次注射吸毒，所内“货”少且贵，用烫吸方法太浪费。2004年6月起，张铁发现脖子上长了一些小指指肚大的淋巴结，一直发低烧，医务室开了两次药，但都无效。
　　2004年9月普检与复检的名单上，张铁都榜上有名。从10月离开，张铁回家3个多月了，还没人告诉他，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昨天，记者向戒毒劳教所询问张铁的情况，一名负责人询问工作人员：“他死了没有？”在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这名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张铁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日，记者见到张铁，他已基本痊愈，但他的这次高烧给其他感染者留下了深深的恐惧，他们纷纷传说，张铁已经病死了。
　　在张铁病重回家治疗的同时，日，厦门市同安区防疫站及当地居委会给钱飞的姐姐打电话，让她去一趟。在防疫站，钱飞的姐姐看到一份由福建省防疫站发的传真，称钱飞和另外三人感染了艾滋病，钱飞的妻子和女儿应尽快检查。
　　一周后，钱飞的姐姐去看望弟弟，管教干部说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钱飞病情的通知，还叮嘱她，见面的时候不要提艾滋病的事情，以免刺激钱飞。
　　10月中旬，袁健强的母亲、姐姐和妹妹到福建省建新医院(福建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陪他体检。袁健强干咳、低热的症状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交了800元后，做了胸透、b超和血检三项检查，前两项结果很快出来，都正常，验血要等到下午才出结果。
　　检查期间，姐姐看见弟弟下巴下有个肿块，用手摸，有黄豆大。袁健强对姐姐说，在腋下和大腿根还有很多这样的肿块。弟弟悄悄对姐姐说：“让姐夫和妹夫来看我，有些话不方便对妈妈和你们讲。”
　　母亲和姐妹没有等血检的结果，中午就回了福清。临别前和管教约好，第二天她们打电话问结果。回家后，姐姐把弟弟的症状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第二天，姐姐与管教通电话，“对方说仪器坏了，结果还没出来。”姐夫回家后脸色沉重，他上网查询过，很严肃地对妻子说：“问题大了，可能很严重，我马上去福州。”姐姐一天呆若木鸡。
　　袁健强见到姐夫，告诉他自己确实得了这个病，他没有其它要求，只让他们千万不要告诉患有高血压、56岁的妈妈。
　　进入11月，越来越多的家属获悉消息，而感染者们，发现他们的症状日益严重。
　　11月11日中午，戒毒者吃过饭回宿舍休息。梁灿迪在床上辗转反侧。他下颌、后脑和大腿内侧的淋巴结已经连成一片，抽了几次血却都没结果，“如果感染了艾滋病，不仅没有药吃，每天还要和以往一样出工‘上班’，我越想越气。”
　　他抓起六七厘米长的指甲剪吞进嘴里，“开始卡在喉咙里，然后‘咔吧’一声，感觉掉下去了。”随即，他被送到了建新医院。
　　梁灿迪说，11月里，像他这样吞异物以求住医院的戒毒者还有七八个。
　　两天后，家住福州的郑明文被解教。17日，他到福建省防疫站查询9月复检结果，医生答复他，复检名单上确实有他的名字，但不能告诉他结果。郑明文想重新做次检查，要收500元检查费，他的口袋里只装了78元，只好回家。
　　两个月后，郑明文和他的朋友在大街上再次被警察抓住，郑对警察说自己可能有艾滋病。警察送他到防疫站检验，检查结果为阳性，这时，郑明文才第一次被正式告知，他感染了艾滋病。他被放了出来，他的朋友则被送进了戒毒所。
　　从11月底至2005年1月，戒毒劳教所先后有六名确诊感染者因咽喉炎、皮肤病、吞异物被送进福建省建新医院。
　　1月24日，管教干部到病房里，告诉梁灿迪和其他五名住院的感染者，他们可以回家了。其中只有一人是期满解教，另外五人都以保外就医的方式被放了出来。
　　在五份保外就医证明上，都写明因患有丙肝，由家属领回就医。证明上盖有“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公章，但是文件上都没有填文件号。
　　这一次“保外就医”不需要家属办理任何手续，这让当事人和家属颇感意外。在放行前，六个人都签了一份这样的“告知书”：“你在健康体检中，经卫生部门确认，你的血液艾滋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我所根据司法部、卫生部有关文件规定，现向你告知。希望你出所后，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加强自我医疗保健。”告知单位是“福建省强制戒毒劳教所”。
　　据称，这是戒毒劳教所第一次正式告知戒毒者，他们感染了艾滋病。其后解教的感染者，都会收到这样一份告知书。
　　谁传播了艾滋？
　　所方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共用注射器偷吸毒品；医务室的玻璃针筒和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共用的剃头刀以及自制的文身机也成了戒毒者质疑的对象
　　获得消息后，家属们都想弄清楚，在高高的围墙里，他们的亲人怎么能感染艾滋病。
　　回到家里的感染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让家属们大吃一惊。通过他们的描述，家属们发现以往印象里的戒毒所和现实中的戒毒大不相同。
　　2月28日，记者来到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戒毒所位于福州市马尾区儒江村内。这里高墙、铁门与警察随处可见，看不出有何特别之处。
　　戒毒者把质疑集中在医务室的针筒和剃头刀上。戒毒者说，医务室一直使用玻璃针筒，而且打针的人都是与他们一样的戒毒者，打完针，很少消毒，导致艾滋病通过针头传染。
　　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国家并没有规定不能使用玻璃针筒，而且医疗室消毒比较严格，“绝对有保障”。至于戒毒者给戒毒者打针，这也“并不奇怪，为一千多人看病，医生数量跟不上。所以劳教人员里表现不错、懂得一点卫生常识的人，在医生的指导下协助医疗所的工作。”
　　俞宏秋说，自从9月检查后，这些“协助员”都被下课，全部由医生打针。
　　感染者们还把矛头指向了电动推头刀，他们说，每个中队只有一把，一百多人共用，理光头很容易划破头皮，导致感染。
　　俞宏秋并不排除电动推头刀传染的可能，“但这种传播的几率很小，我们认为主要传染途径是戒毒者小团体内偷吸毒品，感染者主要出现在平时联系紧密的小团体内。”
　　毒品如何流入戒毒所内？戒毒者们向记者描述了全过程。
　　要买到毒品，首先要有现金。在戒毒所内，每名戒毒者有一张类似储蓄卡的磁卡，家属把生活费直接寄到每张卡的账户里，消费只能刷卡。
　　“和管教干部关系熟，就可以让家属把钱打进管教的银行卡，他们取了钱，再把现金交给我们。这样‘转账’一次，管教要按汇款总数20％至30％收‘手续费’。”几名戒毒者都说出了弄到现金的办法。
　　戒毒所所长俞宏秋表示，目前还没发现有民警有上述行为，“照规定是要被开除的。”但他也不排除，可能有个别民警，在不知情下帮戒毒者传递物品，导致毒品流入戒毒所。
　　拿到了现金，把钱交给即将解教的毒友，由他们出去后购买毒品，再想办法送给委托的人。　　
　　毒品流入戒毒所的途径五花八门。
　　“我们这里有拉泔水的杂工，他们通过解教的人员，一点一点弄进来的。”戒毒劳教所副所长刘登铭介绍，“有从后面的围墙，把绳子扔出去，外面的人绑上毒品，‘钓鱼’钓进来；用弹弓将钓鱼的尼龙丝打出去，晚上还绑上一个会发光的二极管，外面的人找到二极管，就把毒品捆在尼龙丝上拉进来。”
　　刘登铭介绍，戒毒劳教所的管理逐步完善，当发现现金不易管理后，改用磁卡消费；以前见面可以送物品，完善管理后规定不能再送任何物品给所内的戒毒者，“有人甚至把毒品贴在邮票上，寄信进来。我们正在考虑购买缉毒犬，购买探测设备，以防止毒品流进来。”
　　在戒毒劳教所，毒品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十几倍。
　　一名戒毒者说，在外面用50元可以买到“一分半”(一分为0.1克)白粉，在里面“一分”毒品分成五针，每针的价格是150元。“还要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
　　刘登铭掌握的情况是0.01克毒品的价格为145元，“这么高的价格正能说明我们打击毒品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否则，价格不会那么高。”
　　注射器比白粉体积大，更难偷带进戒毒所，所以就特别珍贵。“几个、十几个人轮流用，用完用热水烫一下就算消过了毒。”一名戒毒者说，“在外面注射，一块钱就能买到，每次只用自己的注射器，在里面只好共用。通常是好几个人围在一起等一支针头，针头弯了还要反复修理，实在不能用了才扔掉。有一次看见垃圾桶里丢了一根，偷偷地捡回去，放到床铺下。”
　　钱飞提出了另一条传染途径。在戒毒劳教所里，曾经学美术的他给别人文身。他说，生意非常好，要文身的人得排队、托熟人才轮得上。每月他有四五千元收入，这些钱最终都被他吸毒用掉。两年多时间里，他自称给两百多名戒毒者文过身。
　　钱飞向记者展示了他用圆珠笔和电动剃须刀改造的文身机。接通四节电池电源，马达就带动针头上下缩动。“文身出血，有时候不小心扎到自己手，很容易就感染了。针钝了磨一磨接着用。”钱飞说，他当时一点都不懂预防艾滋病常识，要不然也不会做那么多单活。
　　家属的行动 　　两次上访失望之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是寄给媒体的
　　俞宏秋介绍，在2004年6月抽检发现六例艾滋病感染者后，该戒毒劳教所向福建省司法厅汇报，引起高度重视，决定组织普检，把感染者的伙食标准从每月115元提高到200元，为民警配发防护器材，请专家讲课培训，以及改造隔离室，以集中管理。
　　家属们却并不满意，在频繁的跑动中，他们慢慢熟悉起来，互相联系，商量对策。
　　12月15日，一名感染者和家属见面时，要求家属们“一定要在外面告状，让更多的人知道”。
　　“家属要求知道真相，但没人告诉我们。”袁健强的姐姐对记者说。
　　从2003年10月起，就有家属向儒江戒毒劳教所询问艾滋病感染情况，戒毒所的管教干部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不清楚、还没接到通知。”戒毒者从管教和所里医务室医生那里，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
　　戒毒劳教所的做法被家属指责为封锁消息。副所长刘登铭告诉记者，戒毒所按规定办事，只能在感染者离开戒毒所时通知本人，感染者的家属由各地防疫站通知。
　　“既不告诉我们真相，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每个人都很害怕。”一名解教人员对记者说。家属们更迫切地要知道实情，包括亲属有没有得到治疗，每顿饭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戒毒所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只能靠他们用上访、吵架，托关系，甚至发脾气才能一点一点得到答复，但更多的疑问都像泥牛入海。
　　1月17日，七名家属一起到戒毒劳教所。一名家属说，他们从10点等到11点，终于有一名干部出面和他们谈话，家属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1.为什么不通知他们；2.要求公布应对措施，限期明确答复。这名干部回答，两个月前就已经开会讨论，还没结果。
　　回到家后，失望的家属们决定给有关部门写信。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家属请了一名高手代写，写好后打印120封，在1月19日寄了出去。这封信发给中央和福建有关部门及他们所能想到的媒体，因为担心别人知道亲人得了这种病，信上没有署名。
　　三天后，一名感染者给他的妈妈打电话，说隔离房盖好了，他正收拾东西准备搬过去。
　　不放心的家属们约好一起到实地探望他们的新环境。这一次戒毒所颇为配合，派人带他们参观了新的隔离生活区，“两栋三层小楼，第一层是活动室，二、三层住人，每间宿舍有三张架子床，每层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一名家属说，当时里面总共住了19个人。
　　就在参观前一天，家属们刚去过福建省信访局、公安厅、省委、司法厅上访，除了在一个部门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月29日，家属们第二次到福建省有关部门上访。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边打扫雷游戏，边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一名家属询问接待人的姓名和职务，被轰出了办公室。但上访也有些收获，家属见到了司法厅一名副厅长，家属要求尽快治疗，副厅长告诉他们，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应对措施。
　　在上访失望之余，2月2日，家属们打印了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基本一样，不过在信的末尾，12名勇敢的家属署上了他们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两天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都是寄给媒体的。
　　几天后，一名负责人承诺，家属可以随时进大门，任何时候找他都一定热情接待。但家属们关心的治疗等问题，还是没有答复。
　　家属介绍，包括所长在内的四名管教干部曾亲自到福清市，住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与部分家属“沟通”了两天。
　　一名参加过“沟通”的家属回忆，“沟通”时戒毒劳教所的管教们要求每次只和一名家属谈，但7名家属要求一起谈，最终“沟通”没有任何结果。
　　对家属的怒气，戒毒劳教所的负责人们表示可以理解，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无法接受，“他们究竟在哪里感染的艾滋病，最终要由专家鉴定。如果因偷吸毒品而感染，责任主要在当事人自身。我们依法办事，继续做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向人大、政府、政协、媒体等单位说明情况。”
　　毒品的通道 　　一名愤怒的家属说，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所长介绍，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在这件事之前，感觉艾滋病离我们很远，对它我们几乎是无知的，也没有明确的防范措施。”接受采访时，俞宏秋反复说这句话。“每名看押感染者的民警很担心被感染，我们让每个人写决心书。后来知道即使一起吃饭都不会传染。”
　　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关押的戒毒者，都是有六年以上吸毒史的长期吸毒者。吸毒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戒毒所例行的体检项目里却没有hiv检测。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一名愤怒的家属说。在他们看来，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
　　儒江戒毒所把戒毒者编制成11个中队。入所队由刚进戒毒所的人员组成，他们每天出操、锻炼，恢复身体，其它中队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到“车间”里“上班”。
　　戒毒者把戒毒所比作是“工厂”，他们就是“工人”，每天超时“上班”。
　　多名感染者介绍，每个中队有大体分工，其中一中队主要生产镜框，二中队生产织带，三中队和七中队组装、包装钟表，四中队操作电动缝纫机，五、六、八中队生产手表和电子表。实际的生产情况经常改变，“所里联系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戒毒所负责人承认，每名戒毒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矫正一切恶习的重要手段。”戒毒所专设负责联系生产的部门，从附近的工厂联系生产活动，但劳动强度适当。
　　戒毒者劳动创造的价值去了哪里？
　　戒毒者说，他们享受的额外福利是，每月可以从戒毒劳教所领到8元钱，以购买日用品。
　　对此，俞宏秋介绍了“利润”的主要用途用于补贴戒毒者的伙食花费，“国家规定每人每月标准是115元，但财政拨款每人只有90元”。其次，给劳动的戒毒者发放适当的工资，幅度从5元至10元，用于购买日用品。再次，经费还用于戒毒所场所建设和发放编制外人员工资，如水电工人、厨师、驾驶员等。
　　生产也成为毒品的通道之一。
　　每家厂家都会安排技术指导员在戒毒所里指导戒毒者生产，他们自由出入高墙内外，戒毒者买通他们，捎带毒品。运输原料的汽车也变成毒品流入的渠道，藏在汽车隐蔽部位，就可能随车进入戒毒劳教所。
　　俞宏秋说，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对这次事件，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戒毒劳教所在管理上确实负有责任，将加强管理，加大硬件建设，掐断毒源。
　　家属的行动 　　两次上访失望之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是寄给媒体的
　　俞宏秋介绍，在2004年6月抽检发现六例艾滋病感染者后，该戒毒劳教所向福建省司法厅汇报，引起高度重视，决定组织普检，把感染者的伙食标准从每月115元提高到200元，为民警配发防护器材，请专家讲课培训，以及改造隔离室，以集中管理。
　　家属们却并不满意，在频繁的跑动中，他们慢慢熟悉起来，互相联系，商量对策。
　　12月15日，一名感染者和家属见面时，要求家属们“一定要在外面告状，让更多的人知道”。
　　“家属要求知道真相，但没人告诉我们。”袁健强的姐姐对记者说。
　　从2003年10月起，就有家属向儒江戒毒劳教所询问艾滋病感染情况，戒毒所的管教干部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不清楚、还没接到通知。”戒毒者从管教和所里医务室医生那里，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
　　戒毒劳教所的做法被家属指责为封锁消息。副所长刘登铭告诉记者，戒毒所按规定办事，只能在感染者离开戒毒所时通知本人，感染者的家属由各地防疫站通知。
　　“既不告诉我们真相，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每个人都很害怕。”一名解教人员对记者说。家属们更迫切地要知道实情，包括亲属有没有得到治疗，每顿饭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戒毒所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只能靠他们用上访、吵架，托关系，甚至发脾气才能一点一点得到答复，但更多的疑问都像泥牛入海。
　　1月17日，七名家属一起到戒毒劳教所。一名家属说，他们从10点等到11点，终于有一名干部出面和他们谈话，家属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1.为什么不通知他们；2.要求公布应对措施，限期明确答复。这名干部回答，两个月前就已经开会讨论，还没结果。
　　回到家后，失望的家属们决定给有关部门写信。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家属请了一名高手代写，写好后打印120封，在1月19日寄了出去。这封信发给中央和福建有关部门及他们所能想到的媒体，因为担心别人知道亲人得了这种病，信上没有署名。
　　三天后，一名感染者给他的妈妈打电话，说隔离房盖好了，他正收拾东西准备搬过去。
　　不放心的家属们约好一起到实地探望他们的新环境。这一次戒毒所颇为配合，派人带他们参观了新的隔离生活区，“两栋三层小楼，第一层是活动室，二、三层住人，每间宿舍有三张架子床，每层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一名家属说，当时里面总共住了19个人。
　　就在参观前一天，家属们刚去过福建省信访局、公安厅、省委、司法厅上访，除了在一个部门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月29日，家属们第二次到福建省有关部门上访。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边打扫雷游戏，边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一名家属询问接待人的姓名和职务，被轰出了办公室。但上访也有些收获，家属见到了司法厅一名副厅长，家属要求尽快治疗，副厅长告诉他们，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应对措施。
　　在上访失望之余，2月2日，家属们打印了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基本一样，不过在信的末尾，12名勇敢的家属署上了他们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两天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都是寄给媒体的。
　　几天后，一名负责人承诺，家属可以随时进大门，任何时候找他都一定热情接待。但家属们关心的治疗等问题，还是没有答复。
　　家属介绍，包括所长在内的四名管教干部曾亲自到福清市，住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与部分家属“沟通”了两天。
　　一名参加过“沟通”的家属回忆，“沟通”时戒毒劳教所的管教们要求每次只和一名家属谈，但7名家属要求一起谈，最终“沟通”没有任何结果。
　　对家属的怒气，戒毒劳教所的负责人们表示可以理解，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无法接受，“他们究竟在哪里感染的艾滋病，最终要由专家鉴定。如果因偷吸毒品而感染，责任主要在当事人自身。我们依法办事，继续做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向人大、政府、政协、媒体等单位说明情况。”
　　毒品的通道 　　一名愤怒的家属说，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所长介绍，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在这件事之前，感觉艾滋病离我们很远，对它我们几乎是无知的，也没有明确的防范措施。”接受采访时，俞宏秋反复说这句话。“每名看押感染者的民警很担心被感染，我们让每个人写决心书。后来知道即使一起吃饭都不会传染。”
　　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关押的戒毒者，都是有六年以上吸毒史的长期吸毒者。吸毒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戒毒所例行的体检项目里却没有hiv检测。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一名愤怒的家属说。在他们看来，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
　　儒江戒毒所把戒毒者编制成11个中队。入所队由刚进戒毒所的人员组成，他们每天出操、锻炼，恢复身体，其它中队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到“车间”里“上班”。
　　戒毒者把戒毒所比作是“工厂”，他们就是“工人”，每天超时“上班”。
　　多名感染者介绍，每个中队有大体分工，其中一中队主要生产镜框，二中队生产织带，三中队和七中队组装、包装钟表，四中队操作电动缝纫机，五、六、八中队生产手表和电子表。实际的生产情况经常改变，“所里联系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戒毒所负责人承认，每名戒毒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矫正一切恶习的重要手段。”戒毒所专设负责联系生产的部门，从附近的工厂联系生产活动，但劳动强度适当。
　　戒毒者劳动创造的价值去了哪里？
　　戒毒者说，他们享受的额外福利是，每月可以从戒毒劳教所领到8元钱，以购买日用品。
　　对此，俞宏秋介绍了“利润”的主要用途用于补贴戒毒者的伙食花费，“国家规定每人每月标准是115元，但财政拨款每人只有90元”。其次，给劳动的戒毒者发放适当的工资，幅度从5元至10元，用于购买日用品。再次，经费还用于戒毒所场所建设和发放编制外人员工资，如水电工人、厨师、驾驶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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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家厂家都会安排技术指导员在戒毒所里指导戒毒者生产，他们自由出入高墙内外，戒毒者买通他们，捎带毒品。运输原料的汽车也变成毒品流入的渠道，藏在汽车隐蔽部位，就可能随车进入戒毒劳教所。
　　俞宏秋说，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对这次事件，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戒毒劳教所在管理上确实负有责任，将加强管理，加大硬件建设，掐断毒源。
　　家属的行动 　　两次上访失望之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是寄给媒体的
　　俞宏秋介绍，在2004年6月抽检发现六例艾滋病感染者后，该戒毒劳教所向福建省司法厅汇报，引起高度重视，决定组织普检，把感染者的伙食标准从每月115元提高到200元，为民警配发防护器材，请专家讲课培训，以及改造隔离室，以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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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5日，一名感染者和家属见面时，要求家属们“一定要在外面告状，让更多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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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3年10月起，就有家属向儒江戒毒劳教所询问艾滋病感染情况，戒毒所的管教干部们的回答都是“没有、不清楚、还没接到通知。”戒毒者从管教和所里医务室医生那里，得到的也是相同的答复。
　　戒毒劳教所的做法被家属指责为封锁消息。副所长刘登铭告诉记者，戒毒所按规定办事，只能在感染者离开戒毒所时通知本人，感染者的家属由各地防疫站通知。
　　“既不告诉我们真相，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每个人都很害怕。”一名解教人员对记者说。家属们更迫切地要知道实情，包括亲属有没有得到治疗，每顿饭的营养够不够，以及戒毒所究竟应该负什么责任。这些问题，只能靠他们用上访、吵架，托关系，甚至发脾气才能一点一点得到答复，但更多的疑问都像泥牛入海。
　　1月17日，七名家属一起到戒毒劳教所。一名家属说，他们从10点等到11点，终于有一名干部出面和他们谈话，家属们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1.为什么不通知他们；2.要求公布应对措施，限期明确答复。这名干部回答，两个月前就已经开会讨论，还没结果。
　　回到家后，失望的家属们决定给有关部门写信。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家属请了一名高手代写，写好后打印120封，在1月19日寄了出去。这封信发给中央和福建有关部门及他们所能想到的媒体，因为担心别人知道亲人得了这种病，信上没有署名。
　　三天后，一名感染者给他的妈妈打电话，说隔离房盖好了，他正收拾东西准备搬过去。
　　不放心的家属们约好一起到实地探望他们的新环境。这一次戒毒所颇为配合，派人带他们参观了新的隔离生活区，“两栋三层小楼，第一层是活动室，二、三层住人，每间宿舍有三张架子床，每层还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浴室。”一名家属说，当时里面总共住了19个人。
　　就在参观前一天，家属们刚去过福建省信访局、公安厅、省委、司法厅上访，除了在一个部门受到热情接待，几乎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1月29日，家属们第二次到福建省有关部门上访。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边打扫雷游戏，边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一名家属询问接待人的姓名和职务，被轰出了办公室。但上访也有些收获，家属见到了司法厅一名副厅长，家属要求尽快治疗，副厅长告诉他们，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应对措施。
　　在上访失望之余，2月2日，家属们打印了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的内容基本一样，不过在信的末尾，12名勇敢的家属署上了他们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两天后，127封情况反映信再次寄出，比第一次多出的7封，都是寄给媒体的。
　　几天后，一名负责人承诺，家属可以随时进大门，任何时候找他都一定热情接待。但家属们关心的治疗等问题，还是没有答复。
　　家属介绍，包括所长在内的四名管教干部曾亲自到福清市，住在一家三星级酒店里，与部分家属“沟通”了两天。
　　一名参加过“沟通”的家属回忆，“沟通”时戒毒劳教所的管教们要求每次只和一名家属谈，但7名家属要求一起谈，最终“沟通”没有任何结果。
　　对家属的怒气，戒毒劳教所的负责人们表示可以理解，但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却无法接受，“他们究竟在哪里感染的艾滋病，最终要由专家鉴定。如果因偷吸毒品而感染，责任主要在当事人自身。我们依法办事，继续做家属的宣传、教育工作，并向人大、政府、政协、媒体等单位说明情况。”
　　毒品的通道 　　一名愤怒的家属说，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所长介绍，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在这件事之前，感觉艾滋病离我们很远，对它我们几乎是无知的，也没有明确的防范措施。”接受采访时，俞宏秋反复说这句话。“每名看押感染者的民警很担心被感染，我们让每个人写决心书。后来知道即使一起吃饭都不会传染。”
　　福建省强制戒毒劳动教养管理所关押的戒毒者，都是有六年以上吸毒史的长期吸毒者。吸毒人群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戒毒所例行的体检项目里却没有hiv检测。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被感染。”一名愤怒的家属说。在他们看来，戒毒所没有全力帮助吸毒者戒断毒瘾，却专心“搞生产”。
　　儒江戒毒所把戒毒者编制成11个中队。入所队由刚进戒毒所的人员组成，他们每天出操、锻炼，恢复身体，其它中队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到“车间”里“上班”。
　　戒毒者把戒毒所比作是“工厂”，他们就是“工人”，每天超时“上班”。
　　多名感染者介绍，每个中队有大体分工，其中一中队主要生产镜框，二中队生产织带，三中队和七中队组装、包装钟表，四中队操作电动缝纫机，五、六、八中队生产手表和电子表。实际的生产情况经常改变，“所里联系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戒毒所负责人承认，每名戒毒者都必须参加劳动，“劳动是矫正一切恶习的重要手段。”戒毒所专设负责联系生产的部门，从附近的工厂联系生产活动，但劳动强度适当。
　　戒毒者劳动创造的价值去了哪里？
　　戒毒者说，他们享受的额外福利是，每月可以从戒毒劳教所领到8元钱，以购买日用品。
　　对此，俞宏秋介绍了“利润”的主要用途用于补贴戒毒者的伙食花费，“国家规定每人每月标准是115元，但财政拨款每人只有90元”。其次，给劳动的戒毒者发放适当的工资，幅度从5元至10元，用于购买日用品。再次，经费还用于戒毒所场所建设和发放编制外人员工资，如水电工人、厨师、驾驶员等。
　　生产也成为毒品的通道之一。
　　每家厂家都会安排技术指导员在戒毒所里指导戒毒者生产，他们自由出入高墙内外，戒毒者买通他们，捎带毒品。运输原料的汽车也变成毒品流入的渠道，藏在汽车隐蔽部位，就可能随车进入戒毒劳教所。
　　俞宏秋说，去年抓获了五名偷运毒品的工厂技术指导员，已全部移送公安机关。
　　对这次事件，福建省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洪永开表示，戒毒劳教所在管理上确实负有责任，将加强管理，加大硬件建设，掐断毒源。
　　他们的生存现状
　　日，彭路的母亲第三次主动把他送进戒毒劳教所，但没想到儿子的毒瘾没戒掉，还感染了艾滋病
　　2004年11月，任方在厦门市疾病防控中心，看到了自己hiv抗体为阳性的化验单，“头脑一片空白，第一个想到的是女朋友怎么办？谈了六年了，准备等我出来就结婚的。”
　　头脑“一片空白”的还有其他感染者。
　　昨天，罗红发现身上长出了一片一片的红色斑点。自从解教后，他住在老房子里，只有母亲来看望他，经过一段调养，他的体重增加了7斤，但昨天突然出现的红斑点又让他感到了绝望。
　　梁灿迪回到家里，没有人欢迎他。几天后，父母搬家只剩他一个人。“他跑到亲戚家要‘收埋费’，堂姐给了2000元，堂哥给了3000元，他一个月就用光了，现在又向大家要。”梁的父亲说，他还看见儿子常领女孩子回家。
　　钱飞靠做装修生意，曾经也是百万富翁。现在他回到厦门，一个人住在一栋即将拆迁的房子里，骨瘦如柴，每天姐姐给他送一点稀饭。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四肢哆嗦：“走到大街上，看到繁华的城市和身边的人群，感觉自己与这个世界无关了，这种感觉特别强烈。”
　　28岁的彭路从1996年开始吸毒，每天要花300元买毒品。为了戒毒，他在1999年和2000年两次自愿到戒毒所戒毒。
　　2002年2月和11月，他的母亲看他毒瘾难戒，主动报警，两次把他送进了戒毒劳教所。日，彭路获得自由的三个月后，他的母亲再次报警，第三次主动把他送进戒毒劳教所，这一次，他的劳教期为两年。
　　彭路的母亲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儿子送进戒毒劳教所，一时成了中央、地方众多媒体描述的英雄。
　　但这一次，彭路只呆了不到一年就被保外就医。
　　他的母亲说，每次儿子被送进戒毒所后，自己一边上电视，一边流泪，同时也在期待着儿子健康地走出戒毒所。没想到毒瘾没戒掉，还感染了艾滋病。
　　她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名均为化名)
　　毒品这样流入戒毒所
　　购买毒品的途径
　　通过管教干部转账拿到现金→→→把钱交给即将解教的毒友，由他们出去后购买毒品，再想办法送给委托的人
　　毒品流入的几种途径
　　１、买通指导戒毒者生产的工厂技术指导员捎带
　　２、由拉泔水的杂工带入
　　３、从后面的围墙用绳子“钓鱼”
　　４、贴在邮票上，寄信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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