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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钓鱼岛：中国领土，岂容他人买卖？
10:36:00 | By: xiaoluyouyou ]
一、钓鱼岛自古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一）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并利用钓鱼岛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简称钓鱼岛）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1403年（明永乐元年）出版的《顺风相送》中就明确记载了“福建往琉球”航路上中国的岛屿“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
中国明清两代朝廷先后24次向琉球王国派遣册封使，留下大量《使琉球录》，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钓鱼岛地形地貌，并界定了赤尾屿以东是中国与琉球的分界线。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明朝册封使陈侃所著《使琉球录》是现存最早记载中国与琉球海上疆界的中国官方文献，明确记载了“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意即琉球人乘船过了赤屿（即今赤尾屿），看到古米山（即今久米岛）后便认为到达琉球。这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非琉球国土。
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清朝册封副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明确记载：八重山是“琉球极西南属界”。从福建到琉球，“经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入琉球那霸港。”这里所谓“界上镇山”，即琉球西南海上边界的主岛。当时琉球的权威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中对此也有相同论述，时间上还早于《中山传信录》。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琉球对两国海上疆界和相关岛屿归属的认识十分清楚，且完全一致。
（二）中国对钓鱼岛进行了长期管辖
早在14世纪即明朝初年，中国海防将领张赫、吴祯便先后率兵在东南沿海巡海，驱赶倭寇，一直追击到“琉球大洋”，即琉球海沟。此时，钓鱼岛已成为中国抵御倭寇的海上前沿，被纳入中国的海防范围之内。
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1621年（明天启元年）茅元仪绘制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入中国海疆之内。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
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郑舜功受明朝政府派遣赴日本考察撰写了《日本一鉴》。书中绘制的“沧海津镜”图中有钓鱼屿，并写道“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所谓“小东”，即当时台湾别称，说明当时中国已从地理角度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还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1871年编写的《重纂福建通志》进而确定钓鱼岛隶属于台湾噶玛兰厅（即今宜兰县）。
（三）中外地图证明钓鱼岛历史上属于中国
1579年（明万历七年）中国册封使萧崇业所著《使琉球录》中的“琉球过海图”、1863年（清同治二年）的“大清壹统舆图”等，都明确载有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
日本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当属日本仙台学者林子平于1785年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图中标绘了钓鱼岛等岛屿，并将其与中国大陆绘成一色，意指钓鱼岛为中国一部分。1876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的《大日本全图》、1873年日本出版的《琉球新志》所附《琉球诸岛全图》、1875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1877年出版的《冲绳志》中有关冲绳的地图等，均不含钓鱼岛。
1744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t）受清政府委托，于1767年绘制出《坤舆全图》。该图在中国沿海部分，用闽南话发音注明了钓鱼岛。1811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明确钓鱼岛为中国领土。1877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香港至辽东湾海图》，将钓鱼岛看作台湾的附属岛屿，与日本西南诸岛截然区分开。该图在其后的国际交往中被广泛应用。
由此可见，中国至迟在十五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将其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这一事实是承认的。这说明钓鱼岛绝非“无主地”，日方所谓依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的说辞，纯属欲盖弥彰的历史谎言，不值一驳。
二、日本窃取中国钓鱼岛非法无效
（一）日本染指钓鱼岛始于十九世纪末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立即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钓鱼岛。1884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声称首次登上钓鱼岛，发现该岛为“无人岛”。1885年9月至11月，日本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上岛调查，认为这些“无人岛”与《中山传信录》记载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应属同一岛屿，已为清国册封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
1885年至1893年，冲绳县当局先后三次上书日本政府，申请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划归冲绳县管辖，并建立国家标桩。当时中国国内对日本的上述举动作出了反应。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申报》指出：“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日本政府对此不得不有所顾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致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的信函中认为，“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因此日本政府当时未批准冲绳县当局上述申请。这些事实在《日本外交文书》中均有明确记载。这说明，当时日本政府虽然开始觊觎钓鱼岛，但完全清楚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因顾忌中国的反应，不敢轻举妄动。
（二）日本利用甲午战争非法窃取钓鱼岛
1894年7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同年11月底，日本军队占领中国旅顺口，清政府败局已定。在此背景下，同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久场岛（即黄尾屿）、鱼钓岛（即钓鱼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如附件，特先与您商议”。日，陆奥宗光回函表示支持。1月14日，日本内阁秘密通过决议，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归冲绳县所辖。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府既未在钓鱼岛等岛屿上建立任何国家标桩，也未在日本天皇关于冲绳地理范围的敕令中载明钓鱼岛等岛屿。同年4月17日，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包括钓鱼岛。日本从此时起至1945年战败投降，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钓鱼岛回归中国
日，中、美、英三国发布《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年7月，中、美、英发布《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苏联加入），其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日本投降书》第一条及第六条中均宣示“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据此，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与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四）美国与日本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法理不容
日，美国及一些国家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与日本缔结《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等交由联合国托管，而以美国作为唯一的施政当局。同年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旧金山和约》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是绝对不能承认的。而且，该和约所确定的交由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并不包括钓鱼岛。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布《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第27号布告），擅自扩大美国的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裹挟其中。美国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日，美国与日本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又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诸岛和钓鱼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表示了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中国领土钓鱼岛划入“归还区域”，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对此，美国政府公开表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施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施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同年，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施政权交还日本，在中日双方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中的任何一方。直到近年，美国国务院仍一再重申：“美国的政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钓鱼岛纠纷开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体双方是台湾地方当局与琉球地方政府。1971年日美签订冲绳归还协定，大陆与日本才超越台湾与琉球而成为钓鱼岛纠纷的主体双方。当时正值大陆外交政策大转折，试图联合美、日对抗苏联，以获取国家安全的外交保障。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有关钓鱼岛问题才逐渐形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原则。
（一）、为确保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恩来提出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
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记载，日，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举行会谈时表示：“钓鱼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和恢复邦交这个大问题相比，它就算不了什么问题嘛。”首次表明了“搁置争议”的基本想法。
日，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谈话时，再一次重申了中方暂时搁置钓鱼岛问题的讨论态度。据曾担任外交部顾问、深度参与中日邦交恢复工作的日本问题专家张香山回忆：“关于这个（钓鱼岛）问题，是在（中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谈起的，双方只是表个态就不谈了。当时田中首相说：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态度如何？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首相说：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周总理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作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总理也说：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田中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载《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
日本霞山会出版的《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辑录的周恩来谈话资料，与张香山的回忆大致相同，周恩来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日本方面似乎也不愿意因为纠缠于钓鱼问题而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外相大平正芳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作为外相在中国逗留了一周，领土问题没有被提出。中日双方都没提出领土问题。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二）、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方继续谋求“中日同盟反苏”。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事实：它实际上分了两步走，1972年两国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延至1978年，又签订了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什么有了一份《声明》还不够，还要有个《条约》？为什么《声明》和《条约》不能合二为一？为什么二者签订的时间相差六年之久？
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来访者时又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毛泽东的“一条线”策略，实际上是想构筑一条联合反苏的同盟，以此抵御苏联的对华威胁，日本则是这一构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换句话说，《联合声明》起到的是确立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作用；《友好条约》的作用，则是确立一种“中日对苏同盟”。
（三）、日方无意共同反苏，更有日本政客以钓鱼岛问题相逼迫，邓小平再提“搁置论”。
《友好条约》迟迟不能签订，恰恰在于日本认为其中的“反霸条款”有以“中日同盟”的姿态直接针对苏联的嫌疑。如滩尾弘吉就曾公开声言：“条约中写进反霸条款与迄今为止政府的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的主张相悖”；“日本卷入中苏对立将导致亚洲的不稳定和紧张”。日本政府基于同样的理解，在谈判中坚持认为不应该把日中和约变成“对苏防卫条约”。中方则竭力解释“反霸条款”没有针对苏联的意思，坚持要将其全部写入条约；日方转而要求在条约中明确解释反霸条款“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中方则表示“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坚决拒绝日方的建议。
在漫长的谈判期间，钓鱼岛问题也成为日本政府用来逼迫中国让步的筹码，滩尾弘吉就曾坚持要求把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作为签订《友好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在中国方面，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条线”构想的实施实际上已经停顿，中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已获得较大的腾挪空间。1978年重开谈判后，中方基本接受日方要求——把反霸条款列入条约的同时，明确写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迅速签订。
如日本国内呼声所愿，日方谈判代表日在北京确实提到了钓鱼岛问题。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则重复了周恩来1972年的搁置论：“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搁置它 20 年、30 年嘛！”
稍后的10月25日，访日的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尖阁列岛”归属问题。邓小平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 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 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 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据日本霞山会出版《日中关系基本资料集：1949年-1997年》）
（四）、当时的媒体普遍认为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相当明智。
与今天许多人批评“搁置争议”耽误了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不同，70年代的港台媒体普遍认为，“搁置争议”策略是相当明智的选择——这当然是因为当年的媒体身在其境，了解当日的事件背景的缘故。香港《明报》日曾以《邓小平谈钓鱼岛》为题发表社论，其对“搁置争议”论的评价相当中肯。文章说：
“邓小平于十九日接受美国合众国际社二十五位编辑和发行人的访问时，谈到了许多当前的中国及世界大事一。…….最引起海外华人关注的，相信是下面这几句话，他说，日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两国已同意押后，在商讨和约时不讨论这一问题。中国认为，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
“我们十分欢迎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表示了如此明确的态度，邓小平的声明，……认为日本的主张站不住脚，那自然便是说，中国对于钓鱼岛享有主权的说法站得住脚；两国暂时不讨论该群岛的主权问题，那也很好，国际间的领土争议是长期性的事，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最短期间急谋解决，何况该群岛上并无人居，尽可在适当时机，以和平方式谋取合理解决。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邓小平既有这样明确的表示，那就令人满意了。中国政府决不会放弃本国的领土。
“他说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那是甚么意思？邓小平没有详加分析，也没有暗示为甚么很容易解决。在一般情况下，国际间的领土争执极不容异解决，除了兵戎相见，在战争上一决胜败之外，单靠谈判实在很难取得协议，而中日之间，虽然绝无为钓鱼岛打上一仗之意。猜想起来，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中极可能会想，比之中苏大战的胜败，钓鱼岛实在微不足道。”
（五）、日方从不承认与中方就“搁置争议”达成过任何共识。
虽然邓小平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但日方并不认为这等同于“搁置争议”。日，日本民社党议员佐佐木良作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上，曾就“搁置争议”问题质询日本外相宫泽喜一。
佐佐木：平泽（的）论文说，在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中，已达成默契，即关于尖阁群岛(指我钓鱼岛等岛屿)问题，在条约中不谈及，而把它搁置起来。请问外交当局，情况是否如此？
宫泽：关于平泽论文所作的结论，我们不能同意，这是自不待言的。关于刚才你指出的尖阁群岛问题，平泽论文的认识，与我们不同。从我们来看，那是错误的认识。下述事实是不存在的，即：以(把尖阁群岛)搁置起来的形式进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佐佐木：在日中间进行的谈判中没有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是这样吗？
宫泽：尖阁群岛从明治二十八年以来就是我国的固有领土，现在仍置于我国有效的施政权下，因此，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换言之，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并不认可中方的“搁置争议”；只承认在谈判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日本外务省官员日的公开讲话态度则更明确：“（邓小平对钓鱼岛的意见）的确讲得非常清楚。不过，只有搁置起来这句话是多余的”，日本《产经新闻》认为：这表明外务省人士“担心今后围绕这一讲话将在国内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事实上，这一影响已然产生，日本政府及民众在今天已经无法再像70年代那样，无视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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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美英三国发布了《开罗宣言》。宣言严正声明：“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中，“台湾归还中华民国”是在1945年8月15日9月2日9月9日10月25日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单选题&|&来源：2014-浙江省宁波市高三上学期期末考试历史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日，中美英三国发布了《开罗宣言》。宣言严正声明：“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中，“台湾归还中华民国”是在1945年”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本题考查对基本史实的识记能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的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10月25日，日本驻台湾总督将投降书递交给中国政府，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故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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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中美英三国发布了《开罗宣言》。宣言严正声明：“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中，“台湾归还中华民国”是在1945年”相似的题目：
（19分）近来，钓鱼岛事件影响持续发酵，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危机，不禁让人回想起历史上的中日关系的曲曲折折。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国际公认的战争罪大致分为三种：①反和平罪，即计划、准备、发动、实施侵略战争。②常规战争罪，即违反战争法规、惯例，杀害、虐待被占领地的平民和战俘。③反人道罪，即在战争或战争中杀害、灭绝、奴役平民与其他对平民的非人道行为。（1）根据材料一所列的三种战争罪类型，指出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侵华期间犯有哪几条罪行，并各举一例说明。（6分）材料二&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自交战以来……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此朕所以饬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日本天皇停战诏书》（2）驳斥材料二中日本对美英两国宣战的理由。（2分）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被迫接受联合公告的原因。（4分）材料三&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兵力分配表&&&&&&&战争爆发时&&&&&& 1942年&&&&&日本投降时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东南亚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印度洋战场中国战场太平洋、印度洋战场35个师团10个师团7个师团37个师团15个师团111万多人不到10.9万人（3）材料三说明了什么问题？（2分）材料四：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结合l9世纪末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两次侵华战争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说明材料四中恩格斯观点的合理性。(5分)&&&&
“日本鬼子野心狼，侵略中国逞凶狂。全国军民齐抗战，打得日寇投了降”此童谣反映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主要原因是A取得了海外华侨的支援&&& B进行了正面战场的抵抗C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D实行了全民族抗战
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日本在沦陷区是怎样做的？扶植汪伪政权以战养战奴化教育“清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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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坚强守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中华民国(转载)收藏
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上篇回顾：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盟国方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年，中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空前绝后之举。〕　　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图为2003年11月份菲律宾空军航拍的我南沙群岛美济礁建筑群。 （环球网/图）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日到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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