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为什么需要关注十八大？中国改变世界的八个看点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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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高盛：看好中国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增长的故事 _ 财经频道 _ 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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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看好中国 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增长的故事
　　●我是中国的长期投资者，而不是短期投资者，会为自己和孩子投资中国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采取很有效的政策，且执行能力让全世界叹服
　　●出售工行股份，并不是对工行或有看法，而是监管者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　　又见贝兰克梵。上次上证报记者采访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尔德?贝兰克梵已是2007年。“这仿佛就在昨天。”贝兰克梵说。　　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爆发前，他预见到金融市场风险，提前处置了高盛所持风险仓位，这也是确保高盛在危机中并未受到较大损害的重要原因之一，且预言“市场没有足够大的‘降落伞’来应对危机”。　　危机爆发以来，华尔街大型投资倒闭破产、高管“走马灯”似的轮换等事件让市场看得眼花缭乱，而贝兰克梵则一直稳坐在高盛“掌舵人”的位置上，带领高盛在全球投行业屹立不倒。2012年高盛以净盈利74.8亿美元交出一份超市场预期的财报，且全年兼并收购数量全球排名第一，在股权和股权相关发售及普通股发售中排名第一，债券承销净营收19.6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新高。　　对此，贝兰克梵只是说，“去年盈利还不错，但并没有危机以前好”，现在面对各种监管、法律、股东和公众的问题，还有美国经济复苏但弱于预期、欧洲复苏仍需较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等，并不是有利于投资银行营运的好环境。　　在被记者询问到沽清所持工行股份是否意味着高盛在华战略调整时，贝兰克梵坚定地说，高盛在华战略是持续投资、与中国共同成长。他说，“并不是对工行和中国经济没有信心，而是我们的监管有更多资本金要求”，“出售工行股份是温和的、持续的，选择并不会损害工行声誉的时点”。　　自1982年加入高盛，贝兰克梵在高盛工作长达31年，他笑称“我从未认为我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么长时间，每年、每天，我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直到有一天当我看日历发现我已经在这里工作30多年了。”　　目前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时点　　整个世界都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此时中国经济体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世界经济很多增长动力都来自中国　　“我经常会来中国，每年都会来好几次，去会见监管层、重要政治人物、以及企业CEO们。”记者与贝兰克梵的对话轻松开场后，他马上就提到了中国经济。“我认为目前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时点，它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　　“整个世界都处于经济复苏阶段，此时中国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世界经济很多增长动力都来自中国。我在全世界行走发现，中国的增长故事已不仅仅受到中国自身的关注，现在全球每个国家都在关注中国，比如与中国有业务的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机构等。”　　当记者问到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他认为市场关注的是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政策，期待了解最新改革议程，想知道改革的优先项是哪些，关注点在哪里，这些改革实施起来是会容易还是困难。　　贝兰克梵说自己是中国的长期投资者，而不是短期投资者，会为自己和孩子投资中国。当被问到认为短期中国经济风险在哪里的时候，他回答说，这包括新一届政府对经济和改革的态度、全球经济风险对中国的传导，经济过热、经济增速放缓会对中国形成的压力等。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采取很有效的政策，且执行能力让全世界叹服。中国有着受过良好教育、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人才，所以长期来看，我是看好中国的。”　　“经济变化存在周期，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短期的经济发展更难判断。就像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不是每年都是美国年。你能拥有21世纪，但是未必每年是中国年。”贝兰克梵说。　　出售工行并不意味战略调整　　出售工行股份，并不是对工行、或中国经济有看法，而是监管者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要求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更为强劲　　“高盛在中国的战略是持续在中国投资，与中国共同成长。在这一原则下，我们持续增加投资、扩大业务范围。(出售工行股份)这不是对工行没有信心，也不是对中国战略的改变。”在被上证报记者问到5月底沽清所持工行股份，是否意味着高盛将调整中国战略时，贝兰克梵如此解释。　　今年5月下旬，高盛通过场外方式减持工行H股、套现约11.2亿美元，这是高盛第六次减持工行H股，在本次减持后，高盛不再持有工行股份。　　高盛2006年投资工行，且双方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多个领域有合作关系。根据相关减持记录，高盛此前5次减持分别发生在2009年6月、2010年9月、2011年11月、2012年4月及2013年1月。这也意味着，在金融危机最糟糕的时期，高盛并未大规模减持工行，而是将减持行为选择在经济逐步复苏阶段，且每次减持规模较温和、在13亿股至30亿股H股不等。　　贝兰克梵说，“我们出售工行股份，并不是对工行、或中国经济有看法，而是我们的监管者对我们有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要我们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更为强劲。”他续称，“对我们这样的银行来说，永久性持有工行成本很高，而且，作为一家银行来持有另外一家银行的股份，也会使得我们这部分资产风险提升。”　　按照在减持时间点的工行港股价格粗略估算，高盛对工行的投资累计获益98.2亿美元。贝兰克梵也坦率地告诉记者，“投资工行很成功”。然而，“随着全球监管机构都在要求银行收紧资产负债表，持有更多资本金，我们清楚意识到了这种压力。今天上午我还和工行的姜建清董事长会晤，讨论下一步高盛与工行的合作关系。而且，在出售工行股份时，我们也采取温和的方式，持续、逐步出售所持工行股份，而且选择不会损害工行声誉的时机出售。”　　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时点不明　　政策、经济都要回归正常化，量化宽松政策最终也需要结束。至于退出的时点，究竟是今年9月、还是明年，时点的选择还是要看美联储　　就在本月初，美联储以全体一致的表决结果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III，这意味着美国银行业从明年开始逐步采用更严厉的资本金标准，其中，将核心资本比率提升到至少7%，一级普通资本充足率将至少提升到4.5%，并设立2.5%的一级普通资本留存缓冲。　　此外，美联储官员还表示，希望在未来几个月采取行动，针对美国八大银行提出四个单独的提案。据海外媒体报道，这些措施可能包括对银行业务融资规模即杠杆比率设定严格上限，并追加资本金。这些银行被视为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包括高盛集团、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公司等。　　贝兰克梵告诉记者，巴塞尔协议III对高盛的影响“立竿见影”。尽管巴塞尔协议III的相关内容真正执行和落实，仍需要多年时间。但是在美联储批准巴塞尔协议III执行后，市场、股东的期望就开始随之调整。　　“市场、股东希望我们能够较快满足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我们需要向他们汇报我们的执行进展情况。”贝兰克梵称，“因此巴塞尔协议III对高盛的影响马上就发生了，当这项条款被通过之后，市场、股东会期待机构能够马上满足这项要求，他们要求的速度甚至比监管者要求的速度还要快。”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有关减购国债计划、以及根据经济情况判断退出量宽政策时机等言论，在美国股市、债市、汇市等引发了一系列的波动。在被记者问及有关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计划所产生的影响时，贝兰克梵表示，如果刺激政策结束，市场会开始担忧目前的经济复苏和增长能否持续的问题，而这也是金融机构需要担心的内容。　　“但是，政策、经济都要回归正常化，量化宽松政策最终也需要结束。至于退出的时点，究竟是今年9月，还是明年，时点的选择还是要看美联储。”贝兰克梵说，如果美联储减少购买国债，这也是对美国经济复苏和健康发展有信心的体现。　　在全球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监管者们都无一例外关注影子银行的风险问题。而这是否会是另外一场巨大金融风险的起源，贝兰克梵告诉记者，存在这种可能，不过也应该看到，为了避免相应的风险，很多高标准、高资金要求的监管条款已经设立。　　“如果没有风险的话，也就不需要对此加强监管了。”贝兰克梵说，“但是我并不是说这就会引发另外一场危机。金融机构受到美国证监会、以及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因而风险相对较小；还有一些非银行机构是没有受到这些监管的，我并不是说风险会来自他们那里，但是他们确实存在较高的风险。幸运的是，这些机构规模较小，如果他们暴露风险的话，后果不会很大。”　　新兴市场增速放缓而非衰退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变得更好，发达国家经济体衰退了，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变小，他们只是经济增速放缓，而不是跟着衰退”　　在谈到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差距在逐步缩小时，贝兰克梵认为，下一代人仍然会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在持续增长，并最终赶上发达国家，但这个过程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存在风险。　　“新兴市场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但其内部存在较多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新兴市场内各个经济体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入和回撤等现象，尤其是当投资者从风险规避型转向风险倾向型之后。新兴市场本身存在较多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对此焦虑不安，则有可能会回撤资金。而且新兴市场内各个经济体之间也会存在不成比例的经济增长。”贝兰克梵说。　　纵观其他时代和经济周期可以发现，任何经济体的增长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贝兰克梵表示：“我要说，新兴市场并没有脱离发达经济体而存在，的确，新兴市场拥有独立的经济增长驱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脱离世界。因为他们生产的最终产品、销售的商品会出口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形成影响。”　　不过，贝兰克梵强调，这也并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美国一打喷嚏，新兴市场国家就感冒”的时代了。“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正变得更好，发达国家经济体衰退了，新兴市场国家受到的冲击变小，他们只是经济增速放缓，而不是跟着衰退。”　　至于说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贝兰克梵说：“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他们一直都存在，而这也正是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处于‘发展中、始于低水平状态’的原因，也正是这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投资机会、增长机会的原因。”　　“当经济发展很美好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忽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而当经济出现放缓、衰退时，人们就会看到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迹象。”贝兰克梵说，这些是弱势，也正是机会。因为投资者知道这些国家会在他们薄弱的领域加大投资，这能够带来经济增长机会，提供工作机会，创造财富。　　中国经历结构性调整是必然　　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有效措施，银行增加了信贷供给，有助于中国渡过危机，维持经济稳步增长。而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结构性调整，是一个必然过程　　“还有一个月，就距离雷曼兄弟倒闭整整5年了，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经过去很长时间。”贝兰克梵感慨道。“这段时间里，美国金融机构做了很多去杠杆作，机构自身想要去杠杆，监管者、市场、股东都要求机构去杠杆，这使得他们感觉更安全，也意味着机构需要提升资本金、缩减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够赚取更多盈利，这很重要。”　　过去5年来，全球监管者都出台了很多有关降低分红、提升资本金的法规，股东也要求机构更严格地自我管理。“但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在过去5年一直在推进，而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他说。　　同样地，中国目前也在经历去杠杆化的过程。“你必须注意到，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经济不会保持在杠杆化过程中一样的增速。”贝兰克梵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刺激政策，这也是业杠杆率提升的原因之一。　　贝兰克梵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表现，政府出台有效措施，银行增加了信贷供给，这些都有助于中国渡过危机，维持经济稳步增长。而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中国也在经历结构性调整，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当前并不是投行的最好环境　　美国经济在复苏中，但弱于预期，欧洲经济复苏仍需较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并购业务、交易类业务都相对较少　　2012年高盛交出了一份靓丽的财报，以净盈利74.8亿美元远超市场预期，且在全球投行中继续保持领军地位，全年兼并收购数量全球排名第一，在股权和股权相关发售及普通股发售中排名第一，债券承销净营收19.6亿美元、为2007年以来新高。　　“我们只是努力要做得和过去一样好，去年的盈利也还不错，但是并不是历史最好的，并没有金融危机以前好，危机前平均每年ROE为20%，现在则约11.5%水平。”贝兰克梵说。　　究其原因，贝兰克梵表示，“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多流动性，使得我们各项业务更安全。同时，美国经济在复苏中，但弱于预期，欧洲经济复苏仍需较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等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并购业务、交易类业务都相对较少，这对投资银行来说并不是最好的环境。”　　此外，“我们仍需面对一系列的监管、法律问题，客户也对经济不确定性存在担忧而减少交易。一些新的监管法规如此之新，以至于它们有些内容甚至都尚未公布或予以实施。我们也还在调整过去存在的问题。”　　对于危机以来，高盛所发生的变化，贝兰克梵说，高盛需要募集更多资金，面临更多监管要求，也受到更多的业务干预，需要在公众和高盛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　　“我们没有零售银行业务，但是危机之后因为公众对我们业务的关注，我们了解加强与他们的沟通的重要性。危机以来，我们还未完整地经历一个经济周期，经济步入衰退、之后复苏，但尚未进入繁荣期。”　　以上都导致金融机构竞争方式的调整。贝兰克梵说，监管转向全球性监管，去杠杆化要求机构收窄业务，过去数年来信息科技的进步，这些都对金融机构带来挑战，“我们花费很大精力来满足监管、公众、股东、客户的要求，我们需要变得更透明、监管约束更严格。”　　而高盛需要通过与客户加强联系来保持竞争优势。贝兰克梵说，危机以来，很多机构改变了商业模式，比如开始从事零售业务、或者从国际扩张转向国内市场，但是高盛并没有改变战略。　　“我们仍专注于投行业务。我们的运营仍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大战略并没有改变。”贝兰克梵强调。　　近期，高盛陷入了“操控铝价”(参见封六海外版)的市场丑闻当中，被指利用转移铝库存来拉高铝市场价格。同时，也有报道称高盛正在寻求出售其金属仓库，这距离其充满争议性地进入这个行业仅有3年时间。　　贝兰克梵表示，金属仓储业务是非常好的业务，确实有一些报章讲述了很多相关所谓的“故事”，但是他强调“高盛在金属仓储业务上没有丑闻”。　　至于是否会出售高盛的金属仓储业务，贝兰克梵说，如果市场有好的机会，会选择出售；但如果没有好的价格，高盛会选择持续拥有。高盛视其金属仓储业务为一项投资，如果最终出售，那会是基于对这项投资的考虑。
(责任编辑：DF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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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讲话引起全球关注。1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卫报》网站报道：“习近平发誓在反腐运动中既打‘老虎’也打‘苍蝇’。”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习近平再度展示反腐决心。”并引用分析人士的话指出：“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
　　全球为何如此关注中国反腐？
　　首先，对于各国尤其大国反腐话题，全世界始终关注。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让腐败绝迹，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确保零腐败。目前，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这个理论、这些制度能够有效预防惩治腐败吗？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治好的腐败这个“社会癌症”，中国能开出更好的药方吗？有的人不以为然，有的人信心不足，有的人冷眼旁观，更多人在拭目以待。
　　其次，世界对十八大后的“中国新政”极为期待。十八大后，中国“风向明显变化”，各国普遍对中国“新风”紧密观望，而“铁腕反腐”即为“新风”之一。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些未必公允的政府廉政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并不靠前。中国此次反腐，能否改变这种格局？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中国能否确立新的“反腐自信”？这个答案，中国关注，世界也期待。
　　第三，世界看到了中国“铁”的决心，更期待中国“铁”的行动。开弓没有回头箭，言出必行。海外媒体热议习总书记讲话时，频频强调其中透露出的 “动真格”、“出实招”、“逮老虎”等强烈信号。
　　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动真格。“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只有动真格，才能赢得民心，消解民怨。最近，对于群众反映的腐败问题，既有数十小时就给出“秒杀”式反馈的“霹雳手段”，也有拖了月余迟迟不公布调查结果的“烂尾工程”。要动真格，“烂尾工程”必须根治，而不是拖拉应付。对此，各地各部门必须有心理准备。
　　世界关注中国如何出实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打铁还需自身硬，抓“老虎”需要“铁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制度，就是实招。只有出实招，才能让各级领导干部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这个实招，尤其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世界关注中国如何逮“老虎”。“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日前，中共对李春城等省部级官员的查处，就向世界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决不是一句空话。
　　中共十八大后，从省部级官员的落马，到网络反腐接力，反腐既有新动作，也有新成效，引发了人们的新期待，这当然也包括海外舆论在内。相信，中共有决心也有能力，会让人们的期待更扎实地落地。（严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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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什么应该关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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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英国天空新闻网12月24日载文《为什么你我应该关注中国？》，摘要如下：
　　当你打开圣诞礼物，不妨看看产地。它们很可能来自中国一个距离如此遥远、文化如此陌生的国度
英国天空新闻网12月24日载文《为什么你我应该关注中国？》，摘要如下：
　　当你打开圣诞礼物，不妨看看产地。它们很可能来自中国一个距离如此遥远、文化如此陌生的国度。其令人瞩目的崛起或许难以理解，但这个国家以及它的命运关系到我们所有人。为什么?以下是几个原因：
　　&人口。中国人口占世界1/5，人口过百万城市多达160个，而在英国只有伦敦和伯明翰。单是这点就足以令人惊叹。而在中国，世界之最远不止这些。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潜力惊人的国家。人们常说中国人有朝一日将主宰整个世界。这种说法或许离谱，但这个国家人口众多，日益强大、富裕和发达，今后中国人必将会在全世界发挥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这样了。
　　&经济。来看一些数字：世界80%的拉链产自中国一个小地方，60%的纽扣是中国造，你脚上穿的袜子有1/3可能出自中国小镇。但如今，中国绝不仅仅只是生产袜子、纽扣和拉链，其电子工业发展迅猛。突然之间，中国制造未必意味着价廉物美。&
　　&目前，西方多数国家经济一瘸一拐，中国却在飞奔。中国人在非洲大肆采购，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买家，他们收购英国公司，超过400家中企拥有英国一些公司全部或部分股份。同时，西方对华投资也越来越多。若一切按预期发展，到本十年末它将成世界最大经济体。&
　　&西方完全离不开中国的成功。中国若继续飞速发展，那就没事，但若是东方泡沫破裂呢?我们大家都得跟着遭殃。&
　　&环境。北京每天有超过1000辆新车上路。把这与中国城市数量相乘，就能明白该国空气为何如此糟了。它还是世界工厂，这也是造成可怕环境问题的原因。&
　　&中国需要许许多多原材料，用以制造卖给我们和自己消费的产品。中国在亚洲和非洲大片地区开采挖掘，把原材料运往中国，驱动工厂运转。这造成了城市污染和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到我们大家。&
信息引述：纽约时报中文网,纽约时报英文版,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华尔街日报英文版,bbc中文网,bbc英文网,朝鲜日报中文网,澳洲日报,加拿大中文网,CNN,英国泰晤士报,今日美国报,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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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环球人物,廉政t望,t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周刊,财经,参考消息,新华网络电视,中国社会科学网李铁：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城镇化中的商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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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静（凤凰财经主持人）：李主任很荣幸，在达沃斯现场把你请到了凤凰财经演播室，其实作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城镇化方面的专家学者，而且有这种政策，决策层的这种背景，您在达沃斯，我想应该会被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改革，关注中国城镇化的国外的，无论是企业界还是学界的嘉宾问到你很多问题，我想知道他们问你最多，他们最好奇的问题是什么？
李铁：在达沃斯，因为涉及城镇化的有，今天有两个闭门会议，明年还有闭门会议，这个闭门会议他实际涉及到参会的人，大概是整个达沃斯论坛的，有全球都市指导委员会，这个都市指导委员会他聚集了一批全球的企业家，五百强和大量的国际的专家，今年这个闭门会规格高是超出以往的，我没想到今天来了这么多大市，全世界大势的市长，比如说伦敦市长，纽约市长，亚特兰大市长，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市长，马德里时针，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等等等等，我记不住，太多的市长了。
在整个大家在探讨全球城市发展的时候，当然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对中国城市化问题，我想可能很多市场，他们自己的公共内容来讲，他只是好奇，但是他也觉得，从媒体上来看，中国城市化存在的问题很多，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跟国际的媒体国际的企业家在打交道，和一些城市市长打交道，他们最关注中国的城市发展，他们第一个概念是有七亿多人口，将来消耗多少资源。
权静：他们关心这个问题。
李铁：消耗多少资源，会对世界带来什么，会对他们带来什么，认为全球是竞争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这种竞争的关系，就意味着占领市场，占领资源的分配，这种资源分配的这种格局被中国的城镇化打乱以后，意味着他原有的资源份额大大减少，直接会影响他们自己的公共福利水平和国家的收入水平，所以这是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你七亿多人的城镇化，两万个城市，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中国还有，就叫小城镇，国外是城市，这两万多城市，你是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你这两万城市企业，什么样企业？你资源是消耗型的吗？是粗放型的吗？还是集约型的？他们最关注的你们这些工业主导发展模式对碳排放的产生影响，而这种碳排放他会造成温室效应，会对温室效应目前存在这种威胁是给他扩大了还是减少了。
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发展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一个城镇化也关系着全球化气侯问题，这个他也非常关心，第三个在接触过程中，就是更关心的作为很多企业家的利益，关心的是中国的市场，到底给他们多大机会，因为在我们每个闭门会议期间，包括在和各类的国际的企业家，包括各类官员和各类学界打交道的时候，有很多公司他都有在中国投资的背景。
他们很关注，中国的两万个城市，他们有哪些投资机会，哪方面可以进行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回报，会有什么样的政策，所以这个我想无论是在达沃斯所有的国际嘉宾中，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第四，是进行经验的借鉴和交流，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提到，比如雾霾问题、交通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甚至管理体制问题，大家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问中国以什么办法，中国刚刚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也确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目标，你们这些具体的城市怎么来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
在我们小组，大家直接问的就是，你把你们的解决方法告诉我，从另一方面，作为全球都市指导委员会，他也希望我们把全世界各国的一些经验会告诉你，甚至希望帮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有些捷径可以更快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最有意思是印度的一个董事长，他在谈到印度和中国的对比的时候，他说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效率太低，由于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在讨论任何一件城市发展的项目的时候，很难能通过，大量的时间是争论和讨论中，所以几乎没有效率，他说我们也特别希望，我们来提高我们的效率，怎么样来提高效率，实际上就是对现有的制度提出一种质疑和批评，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权静：其实我听完之后我特别想反问一个，印度他们担心的可能是他们决策过程过于民主，导致没有效率，中国会不会有一个另外相反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决策过程过于集中的话，又会带来这种论证不够科学的这种风险，其实说到这大家最近也在关注到，国内过去的这一年好像城镇化特别火爆的一个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热度下降了，您有没有这个感受，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李铁：我觉得第一个，过去热度比较高是大家对城镇化认识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企业家的理解，对地方政府官搞城镇化这种做法，包括一些学者这种批判质疑的态度，和中央政策始终迟迟没有出台，所以讨论的热度特别高，第二很多地方政府，听到城镇化这个名词，他为他们大搞一些城市建设，投资和一些审计工程等等等等。
也充分利用这个名词，来给他所谓大量的短期行为来创造条件，“三年大变样”等等这种做法在全国到处都是，所以在这个理解这种偏差和已经形成这种建设的这种结果，确确实实带来很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旦进入了讨论阶层，讨论的层面上，肯定就会导致热度的升高，有批判的有质疑的有谩骂的，等等等等。
权静：还有渴望的。
李铁：希望是期待更多的项目，对地方更希望，包括企业家希望有更多的项目机会，但是当中央城镇化会议开完之后，中央态度非常明确，至少使地方政府明白了原来粗放型发展模式，见物不见人的发展模式恐怕应该校正了。
对项目渴望的心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第二因为我们知道，城镇化也是个改革的问题，特别总书记强调的以人为本，对于这种批评质疑，知道了中央的声音之后，他也就不再去对这个事情来进行较真。
权静：是说放心了吗？觉得没有走错的方向。
李铁：至少他对中央的政策目前来看是暂时他不会提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原来他以为中央城镇化和地方搞的是一样的，现在中央已经要走一条以人为本，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这件事情，我想从总书记讲话，从城镇化工作会的公报都给了明确的解答，也打消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疑虑，这就是所谓的热度降低。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城镇化是个百年大计，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也没有必要把他推的热度过高，因为一旦热度高了，在中国的后果就是大跃进时那种发展模式，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他一旦形成短期的大跃进那种是，要出现这种热度，什么事情都是搞坏的，所以总书记也在讲，如果我们搞不好，会对子孙万代带来巨大的沉重负担。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期，降低热度，是非常必要的。
权静：我总结您刚才三个方面的观点，一方面那些渴望着很多项目工程大拆大建，当时有担忧的，有质疑的人，现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中央的态度，有点放心了，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批评的声音了，中央的态度是说，把这个过程要拉得更长，不希望在短期内有什么过激的行为，或者是有过于反应激烈的一些效果出现。
综合来讲的话，您觉得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中央，他对于城镇化这件事情的理解跟态度到底是什么样？
李铁：我觉得第一件事目标很明确，所谓明确目标叫新型城镇化，重质量不重数量，重集约不重出发扩张，这两条实际上是核心问题。
这个目标一旦确定以后，现在还能做的是先告诉你们不能做什么，有些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违背城市发展规律的这些事情大量的政绩的短期行为，形象工程，那种赶操的心理，急功近利的心理和行为要一定受到遏制，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告诉你什么不能干，至于什么能干，这件事情需要检验，需要实践，需要试点，因为我每知道城镇化是经过30年的积累，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罢很多别的国家几百年城镇化矛盾都积累在30年，集中爆发。
这个集中爆发，他所带来体制的问题，利益格局的问题他不是一个政策就能一蹴而就，就能把他解决的，有些这种利益格局，不仅仅涉及到政府官员，涉及到企业家，还有涉及到更广大的城乡居民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通过短期的那种政策的释放，一定会带来更多的负面效果，比如说户籍制度，已经积累了五十多年，59年，五十多年的历史形成了户籍制度的利益格局。
一个政策之内，三五年之内把他解决是不可能的，在这五十年历史中，又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他有很多转变成福利，是把这种利益格局固化了，一旦固化以后，你想去突然之间打破，他不是说像打破某一个少数阶层，大部分的城市居民，他可能他在原来的这种城市福利的蛋糕，要切到一大块去分给别人，他这种心理的抵触情绪，他转化社会的一种情绪。
所以这种矛盾尽量避免发生的，第二个土地制度，土地制度是一个问题，更复杂，涉及到城乡土地通权（音），农村的土地可不可以流转，但反过来，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低价征用土地，也是中国形成世界工厂一个低成本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城市这3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资金来源。
一旦你把土地这个根给断掉了，同样也会影响到原有的这种投资渠道，没有新的这个渠道的替代，也会发生断裂，断裂的结果就会造成城镇居民的利益会受到损害。
同时我们也知道，也会存在大量的遗留问题，过去低价征地的时候，那种遗留问题，在未来土地制度变化之后怎么解决，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你怎么来看，城乡这种居民这种利益交换，包括你进行了变更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约束他新的行为，恐怕不是一个政策就可以解决的。
权静：您刚才用了很多问句，其实我听您的论述，能听出两个核心关键的因素，城镇化你面最重要的，包括之前跟您的专访当中你也说到，其实是人的城镇化，是改变农村进程的一个身份转换的问题，所以这个最为核心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户籍，您刚才也逐渐分析了，但在分析的过程中更多是以问句的形式抛出了很多问题。
我想某种程度上听一些您的回答，比如说我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出来之后，中央很多改革的措施逐渐有一些细则出台之后，您觉得这两个问题现在的破局，或者这种改革的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李铁：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第一，我们明确地讲，无论这个土地问题，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包括人的问题，融资的问题，债务的问题等等，他都不是一个政策可以解决的，就是你不要期望改革在一夜之间使中国发生变化，如果你想到一夜之间发生变化的，它会带来更大地负面影响，负面作用。所以在这个时候提出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想，就是你得尊重大家的认同，就是因为改革政策大家不支持你，那你的政策发了也没用，那么这种认同需要实践经验的总结。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到底怎么改，也有人说一次放开就完了，但是放开以后带来很多负面后果谁来承担呢？那你又不能再往回收。所以我们讲整个改革要积极稳妥有序的进行，也是针对国情的条件下，适时做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明智的选择。
那么另一方面呢，要放长身段，你不能说我一下子都改，你要知道30年的高速城镇化的结果是矛盾和成果集中的累积，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无论改革，还有无论是发展，他是长期过程，他要逐步把他的能量释放出来，他才能达到稳定发展和改革的一个综合效果。
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或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等等等这些改革第一方面你要有个明确地总体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使原来的政府资源主导力量转变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力量，那么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导力量，那你就要解决政府体制上存在的问题，那么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还有一些和广大社会居民，更多的立足体相关的事情，恐怕要经过试点推进，稳步的检验他的政策效果，根据具体情况再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因为中国现在还有个情况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的政策可能是从中央颁布的，但是全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东部有东部问题，西部有西部问题，发展快有发展快的问题，慢有慢的问题，还有地理条件的差异，民族文化等等等等。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那你就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然后允许地方在一些改革的关键问题上进行试点探索，来稳步推进。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那如果你认定了中国的改革发展城市化进程是个长期过程，那你千万不要抱有说一次性的就解决问题。当然我现在感觉到了，大家看到中央政策出台了，为什么不能马上呢？就大张旗鼓，轰轰烈烈搞一场改革大运动呢？
不能这么做，这么做的话他出发点是好的，但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对于城镇化的改革，无论是其他方面改革，一定要注意一个长期过程，分批解决的过程。
权静：您这个论述让我特别想到一个成语叫治大国如烹小鲜，其实大家表面上会觉得治大国如烹小鲜显得这个事很容易，但是我的理解是因为小鲜很容易烂，就是你不能使劲地去大火，或者翻它，你必须要有耐心一点一定的顿，如果不是很有耐心的，一点一点去做的话，他可能小鲜就会被破坏掉，被弄烂了，就没有办法再吃了。
李铁：现在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和历史上不一样，历史上我们知道有很多朝代他叫休养生息政策，只要你不给老百姓添麻烦，你这个社会自然而然会稳步向前推进。当你给提出更多复杂的要求，提出各种苛捐杂税，那老百姓就要造反。现在的中国也不像过去农业国，他面临的问题特别复杂，有国际问题，有国内问题，有区域问题，有城镇化的改革问题，还有一系列其他改革问题。那么这种矛盾，几十年的矛盾积累到一起，它就不是一个烹小鲜的问题，他需要考虑到更多复杂的因素，如何来制定相应的政策，有些政策可能是中央制定的，有些可能掉给地方制定。但是前提是你要明确导向，明确目标，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你还要让大家知道整个的操作过程和操作办法。你比如我们制定一个改革政策，我也不知道操作过程和操作办法。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传统的方式，那么他就可能把你那种好的做法变了味去实施，结果会造成相同的效果，比如说城镇化，大家支持农民进城，很多地方强迫农民进城，制订了强迫的、行政的，多少年完成行政化指标，最后强迫农民上楼，大量农民被上楼、被集中、被搬迁，那么严重地损伤农民利益，这也是中央必须要看到的。
权静：我听您的论述，让我想到我采访另外一些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他的观点会跟你的很不一样，就他会觉得，那你就交给市场，其实市场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您还是要会更多的考虑政府要逐步的去实施，考虑这个政策的可行性跟操作过程当中有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这个是你跟他们最核心的矛盾所在吗？
李铁：这个矛盾所在于你对于中国的国情是否了解，很多人说中国没国情，走市场就完了，那为什么印度现在发展不起来？那么另一方面，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些政策是政府制定的，1959年使用的户籍管理制度和1956年的合作化到今天，我们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括我们现在行政管理体制都是政府制定的，怎么交给市场
权静：就是政府放开。
李铁：你放开的话，你还会有新的问题，就是说过去的利益结构不像现在的利益这么复杂，他每一项政策不是一个凭空政策，他都牵涉到一大部分人的利益，不是市场能解决一切的，比如说法国，他搞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他的福利过高，他想把这个套解开，基本上居民上街游行，他有他的表达权利。那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自由发展经济学家来讲，法国就别搞了，你就交给市场，那不行，那你政府就下台。
不仅你在法国，在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包括日本，包括美国。
权静：您可以说说印度，比如说您刚才也说到在城镇化这个问题上你举到印度学者的例子，你觉得他们认为自己的政府效率呢？
李铁：因为主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权力很小，他调动不了资源，那等于他政府做不了什么，做不了什么他就是缓慢的发展模式，所以他整个城镇化的发展速度，经济的发展速度落后中国很多很多，原因就在于他的政府没有办法去调动资源和力量，那么他已经完成市场化了，按理讲市场化可以很好，但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不能把市场话作为完全决定的因素，中国这三十年为什么能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理讲，他背负的包袱比任何国家都重，最大的人口报复。那么为什么他能发展那么快？那么你不能不考虑到他有他的优势，就可以通过低成本的方式，通过集中的调动资源，通过集中的迅速的决策，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到30年后今天，我们遇到新的问题就是，高速增长，高速决策还会带来很多弊病，那么这个弊病就需要有质的因素，就需要我们重新来认识，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或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分配之下，我们怎么样更多的来发挥市场的作用，当然这个发挥市场作用是通过政府的手怎么来引导市场力量进一步去发挥，还不至于导致我们经济速度这么放缓，还不至于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格局。
权静：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说，有一位经济学家他也曾经论述过，他说中国城镇化的比例达到目前的50%，之前这30年的过程其实没有政府的引导，也没有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参与，去推动，但是他随着经济的发展，他自然而然我就达到了这个程度。所以不认为说城镇化是需要政府在里面做些什么事情。
李铁：我听过，他认为整个是市场作用。但是他可能不了解，土地谁给的，你到其他国家，一个工业企业，去跟农民去谈判用地，你问他能谈判下来么？谈判的成本特点高，中国他是政府调动资源，反正两种公有制，政府可以把农地征为国有用地才能进行开发，这个效率是极高的，尽管损伤了一部分农民的利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会牺牲一部分作为代价，但是恰恰由于这种低成本，就导致了我们企业高度的积累，企业家的积累过程是通过低成本来实现的。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过程。
权静：但这不是实现的财富向少数人的聚集吗？它其实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李铁：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均衡的，也有一个国家发展是完全理想化的，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再根据这些问题再去逐步寻找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每一个国家是在发展中不断解决问题才走向他的增长和一个目标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批评政府的时候很容易，当然他不知道在你批评的同时，政府也在逐步的去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好政府还是坏政府，当你看到这个政府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相信他是个好政府，如果这个政府不解决问题，不去试图进行改革，任其自由发展，任其社会收入两极化这种现象继续蔓延，那我认为他是个坏政府，但是到今天你看，这些问题，社会上反映强大的纪律问题，政府都在逐步去解决，都在考虑怎么去解决，用什么方式去解决。当然解决也不我们想象那么容易他也要涉及到利益结构的调整，所以这些恐怕都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
权静：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在刚才的论述当中您谈到说，我们回到达沃斯现场，世界各国很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他们也在讨论说，中国的城镇化会带来哪些社会机会，那您对这个思考是什么？无论是对国内的企业来说，还是对国外的企业来说，这里面还有哪些机会，怎么样去把握？
李铁：所谓机会，我想城镇化大市场7亿人进城，我们有2亿多的农民，还有7000多万的城市间流动人口，他未来可能要解决基本公共服务问题，那么基本公共服务会带来什么东西？几亿人进来他要解决社会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要解决居住条件的改善，包括基础设施投入。那么你这个要分布在不同的城市，而城市交通设施的改变，联系方式的改变，那么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进行转型，来更多地利用现代技术，信息产业，互联网的发达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商机。你的城市还要实行可持续发展，你要解决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雾霾问题，清洁能源，清洁材料问题，有些技术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是有些就是我们没有，我们还得引进西方国家先进的经验和技术，管理经验、治理经验等等等等，这都是机会。因为这种需求，7亿人需求，比如今天下午我见了两个，大众公司和汽车公司总裁，谈到中国市场机会的时候，他们非常关注城镇化给他们带来什么。很简单一套，7亿人是欧盟人口综合还增加两个亿，在欧盟内部他哪有那么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而且他们现在是解决汽车更新的问题，我们在汽车的占有率还没有，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这么大的市场难道不是机会？
权静：所以其实总结一下，我在无论是达沃斯还是很多场合在跟很多嘉宾，各行各业，谈到中国经济的宏观前景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乐观态度最强有力的一条支持说是中国还有长达15年的一个城镇化的历程，这里面的机会还足以概括中国经济在持续的一段高速的增长，您是不是也捍卫这个观点，同意他呢？
李铁：但是前提得改革，得反腐败，就是不要在这15年之中无所作为，导致这种社会矛盾在加剧。第二，要怎么样利用好中国的低成本优势，把一些制度带来的高成本，带来的资源的浪费，通过制度的改革让他更加节约，更加高效，使得资源很少得到浪费。那另一方面，怎么样来通过社会收入分配的改革来调动中低收入人口发展的积极性和消费的积极性？通过城镇化的改革来解决空间上资源分配的问题，解决农民进城会带来的，他们整个消费倾向的改变，也会解决农村发展中由于人均占有资源过多，现代要素投入不进去，造成农村发展长期滞缓的原因。所以整个城镇化所带来这种利好，我相信一定要通过改革才能推进，而不能无所作为。所以15年、20年，我们是这种判断，只要我们不做错，我们能有2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做，很难说发生什么。
权静：谢谢李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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