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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国民党一开始并无意消灭新四军
第1页: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第2页: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
第3页:情势危急，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
第4页:形势千钧一发，中共却并未察觉
第5页: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顾祝同于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只待蒋一声令下，便“彻底肃清匪巢”。
　　然而，对北移路线中共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没有明确方案。蒋介石的意思是新四军原地直接北渡，顾祝同也让李品仙做出了放行的姿态，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的顾虑。毛泽东在27日的电报中肯定了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提醒叶项“仍需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
　　但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并不乐观。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称“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据党史专家杨奎松分析，这个论断源于12月25日周恩来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团军关于分区清剿计划的情报。事实上，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防止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但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他坚持最好分批走苏南北渡，这与叶挺的方案不谋而合。
　　然而，走东线北移，即经苏南北渡是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因为中共之前打了曹甸，新四军也有小股部队参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为防新四军借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实，早就派两个师把守了东去的道路。
　　形势千钧一发，中共却并未察觉。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方案电告中央。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动。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茂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顾祝同等调动部队的初衷是：如果新四军不遵命令北移便进攻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没想到新四军出其不意走南线，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叶挺和项英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喋血
　　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6日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的第四十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下令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项英曾数次发报给延安，要中央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并无相关回应。1月9日，刘少奇给毛发电问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10日，新四军总部向毛报告：“支持四个昼夜的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后，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
　　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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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文化中心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作者：人民网吕峥，原题：《：国民党一开始并无意消灭新四军》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后来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新四军直接领导）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正如陈毅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多方调解下，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情势危急，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12月9日，蒋介石发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曹甸战役炮火连天，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新四军）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12月16日，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受此鼓舞，国民党军方领导人想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应付非常事变”。白崇禧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不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事实上，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是基于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而苏联与日本此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但他毕竟没有十成的把握，为此，他不得不尽力限制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胡宗南的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计划批准后，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蒋介石明显感觉事情会闹大。12月25日，他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担心，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并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顾祝同于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只待蒋一声令下，便“彻底肃清匪巢”。然而，对北移路线中共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没有明确方案。蒋介石的意思是新四军原地直接北渡，顾祝同也让李品仙做出了放行的姿态，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的顾虑。毛泽东在27日的电报中肯定了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提醒叶项“仍需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但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并不乐观。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称“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据党史专家杨奎松分析，这个论断源于12月25日周恩来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团军关于分区清剿计划的情报。事实上，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防止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但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他坚持最好分批走苏南北渡，这与叶挺的方案不谋而合。然而，走东线北移，即经苏南北渡是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因为中共之前打了曹甸，新四军也有小股部队参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为防新四军借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实，早就派两个师把守了东去的道路。形势千钧一发，中共却并未察觉。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方案电告中央。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接到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动。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茂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顾祝同等调动部队的初衷是：如果新四军不遵命令北移便进攻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没想到新四军出其不意走南线，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叶挺和项英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喋血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6日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的第四十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下令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项英曾数次发报给延安，要中央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并无相关回应。1月9日，刘少奇给毛发电问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也不知道。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10日，新四军总部向毛报告：“支持四个昼夜的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周恩来在13日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为时已晚。中共中央电告叶挺：“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由叶军长、饶漱石（东南局副书记）二人总负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在失去星潭突围这一最好战机后，叶挺组织部队分批突围，以保存实力。14日，在饶漱石的建议下，为营救被困在山上的部队，叶挺下山与敌谈判，结果被扣入狱。9000余人的皖南新四军部队，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两千人。饶漱石见叶挺迟迟不归，感觉凶多吉少，便组织部队分头突围，历经险阻，终于在17日下山脱离危险。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离开部队后，见满山都是敌人，又折回来随大部队行动。袁国平受伤后，为了不拖累战友而自杀。3月12日，项英一行近两个月的转移和隐蔽，到了赤坑山上的蜜蜂洞。洞较小，只能住下四人，就住了项英及副官刘厚总、周子昆及警卫员黄诚。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带着大量作为新四军军费的金条，却引来了杀身之祸。13日凌晨，刘厚总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又对黄诚打了三枪，取走了他们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黄金、银元和金表，下山向国民党投降去了。刘厚总隐姓埋名，“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52年被人认出，随即被逮捕枪决。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互相指责。3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中共毫不退让，进行回击。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虽然在各界的努力和斡旋下，两党暂时达成了和解，但由此引发的国共关系的重大改变，却不是这种妥协所能消弥的。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至少名义上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形式上使用着统一的货币，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军事上的磨擦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切断了与中共军队的一切联系。中共政权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从此调和两党关系之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本文内容于
12:25:26 被小编N编辑
这就是你说的敢死队的打法？敢死团，敢死师，敢死军？你的敢死队规模够大的。只要是正规作战都是敢死队的打法？三大战役也是这么打的，是不是三大战役都该以排的编制分散了打才是正道？陈赓是直接救过蒋的命，又是在养伤时被抓，涉及两党之争，是一本糊涂帐。叶挺则不能放，因为放了就等于让蒋从根本上就皖南认错，仅此而已。至于项英，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这些项英执行了吗？他不是山头主义是什么？不要说他才革命，肃反、反托、纯洁运动，哪一个不是打着革命的旗号？
美军在历次战争中的阵亡数字和敌方的统计数字经常出入很大，动不动就1：3或者1：4的，在金日成那里还有1：25的离奇统计差距。不仅是人员消耗，就连战机，军舰，装甲车什么的战损率也是低的惊人，尤其和战场清扫记录及维修记录对比之后。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护佑着美军呢？答案就是美军独特的阵亡统计制度。简单了说，就是想阵亡，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是有勇气为国家牺牲就可以堂堂正正的阵亡了~~~~（汗......想死的有名头也不容易啊）首先这第一条：必须是在与敌人的正面交火的作战过程中被敌军的炮火直接击中而当场毙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1. 必须是正面战场，也就是说负责穿插的，佯动的，敌后偷袭的，秘密渗透的......在执行这些任务过程中牺牲的，不叫阵亡。阵亡的将士叫casualty，这种的比较惨，叫victim（遇难者）。本来我对这个说法是质疑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为国效命啊~~~可是美国国防部网站上的大量越战老兵的投诉信告诉我，这是真的。2. 必须是在作战过程中，一旦脱离了作战环境，什么伤亡都和阵亡无关。朝鲜战争时，几个美军大兵因伤刚被替下来后就被中共的榴弹炸死，结果与光荣的阵亡失之交臂；越战时有50来个美国大兵正在开party，忘了是酒吧还是看脱衣舞了，被北越的迫击炮弹击中，里面的人非死即伤。结果死的人全部被记为“事故减员”~~~3. 被敌军的炮火直接击中，间接的都不成！在朝鲜战场上曾有过地堡里的大兵被射进来的子弹反弹击毙的事，在索马里也有被游击队炮火轰塌的墙压死的，全都不是阵亡，而是“意外事故减员”。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理解的，就是被友军给做了，美国人常干这事，前两年就把英国人给灭在伊拉克了，还有海湾战争的时候战损的M1A1全部是被艾布拉姆斯做的~~~可怜了这些冤魂，死后不得升天，连阵亡都不是......难道美军内部搞无间道？4. 要求当场击毙，隔会儿断气都不行！哪怕刚上担架就死掉也要被算进“其他原因死亡”，还不如非战斗减员呢。这是一个大前提，这就是阵亡的条件了？还差得远!战争是残酷的，战场的血腥远超出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的想象，很多人上了战场连个骨灰都不剩。那怎么证明你就是烈士呢？要么你死得漂亮一点，拼命的护住脸，让打扫战场的兄弟们能一眼认出来。那要是面目模糊，死无全尸，或是尸沉大海，那怎么确定身份呢？很简单，身份标牌。在美军的装备上很多位置都可以标明使用者的身份，从枪械到服装都可以作为证明。有人问了，人都炸得成渣子了，那里去找完整的标牌？这就更简单了，列进“失踪名单”，一切都战后再说了。我在正面战场作战时被敌人一枪毙命，证件齐全，这下可以“阵亡”了吧？等等，谁可以证明啊？人证呢？这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得有人证明你是符合以上条件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战场上命由天定，搞不好派出的小分队全军覆没，没人能出来证明，只能列入失踪名单。混不上阵亡不说，没准国内的媒体还会有什么“叛国投诚”的评论。朝鲜战场上美国第八军的沃克中将为了躲避志愿军的炮火，驾车失误摔进山沟身亡，美国人就是给面子，给了他和巴顿将军一样的待遇：车祸。之所以定出这么苛刻的几乎没有人性化的规定，这是和美国人的价值观相关联的。有一个笑话很典型：一家有美国政府背景的保险公司在即将出征的部队兜售保险。有大兵怒吼道：“我买一万美金就可以保证敌人的子弹打不倒我的脑袋吗？我买十万美金就可以保证我不缺胳膊断腿吗？”保险商狡猾地一笑：“你想政府面对买了一万的保险和买了十万的保险的士兵，会把谁退往更前线？”事实呢，其实也就是这样。听说有可能被编入和威廉王子一个战斗小组的士兵们都狂买保险，求的就是在战场上位置的后撤。在美国，不同的战场记录决定战士的下半生。如果记为阵亡，家属会得到大笔抚恤金，同时烈士会被追加荣誉，往常我们看到的托运回国的盖着国旗的棺材就是这批烈士。而如果算为victim，待遇就大为不同了，不仅抚恤金少，不会有荣誉，甚至战绩也会被人们质疑。从节省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阵亡数量和质量当然要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在美西战争的时候，有一批美军向西班牙投降，但是没有对外公布，以至于美国给这些人的家属予以烈属的优厚待遇。在很多年以后，这些投降士兵从古巴回过要求加入美国国籍，这才使国防部下决心大力改革没有“竞争力”的阵亡统计制度。对那些可算可不算的阵亡一律严查，加强对战场证据的收集和整理，严密堵住“挖资本主义墙角”的行为。同样的道理，美国的飞机啊，舰艇啊，都没那么容易算进战损名单的~~好像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飞机非战斗损失居然是战损的三倍！！！汗......如果洛克希德马丁把生产水平保持住，F-16就得一戳就碎了。所以，在美国，想当阵亡的烈士不简单~~~看完后，大家对米军统计的阵亡数字还有什么意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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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08 被vonco编辑
美军在历次战争中的阵亡数字和敌方的统计数字经常出入很大，动不动就1：3或者1：4的，在金日成那里还有1：25的离奇统计差距。不仅是人员消耗，就连战机，军舰，装甲车什么的战损率也是低的惊人，尤其和战场清扫记录及维修记录对比之后。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护佑着美军呢？答案就是美军独特的阵亡统计制度。简单了说，就是想阵亡，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是有勇气为国家牺牲就可以堂堂正正的阵亡了~~~~（汗......想死的有名头也不容易啊）首先这第一条：必须是在与敌人的正面交火的作战过程中被敌军的炮火直接击中而当场毙命。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1. 必须是正面战场，也就是说负责穿插的，佯动的，敌后偷袭的，秘密渗透的......在执行这些任务过程中牺牲的，不叫阵亡。阵亡的将士叫casualty，这种的比较惨，叫victim（遇难者）。本来我对这个说法是质疑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为国效命啊~~~可是美国国防部网站上的大量越战老兵的投诉信告诉我，这是真的。2. 必须是在作战过程中，一旦脱离了作战环境，什么伤亡都和阵亡无关。朝鲜战争时，几个美军大兵因伤刚被替下来后就被中共的榴弹炸死，结果与光荣的阵亡失之交臂；越战时有50来个美国大兵正在开party，忘了是酒吧还是看脱衣舞了，被北越的迫击炮弹击中，里面的人非死即伤。结果死的人全部被记为“事故减员”~~~3. 被敌军的炮火直接击中，间接的都不成！在朝鲜战场上曾有过地堡里的大兵被射进来的子弹反弹击毙的事，在索马里也有被游击队炮火轰塌的墙压死的，全都不是阵亡，而是“意外事故减员”。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理解的，就是被友军给做了，美国人常干这事，前两年就把英国人给灭在伊拉克了，还有海湾战争的时候战损的M1A1全部是被艾布拉姆斯做的~~~可怜了这些冤魂，死后不得升天，连阵亡都不是......难道美军内部搞无间道？4. 要求当场击毙，隔会儿断气都不行！哪怕刚上担架就死掉也要被算进“其他原因死亡”，还不如非战斗减员呢。这是一个大前提，这就是阵亡的条件了？还差得远!战争是残酷的，战场的血腥远超出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的想象，很多人上了战场连个骨灰都不剩。那怎么证明你就是烈士呢？要么你死得漂亮一点，拼命的护住脸，让打扫战场的兄弟们能一眼认出来。那要是面目模糊，死无全尸，或是尸沉大海，那怎么确定身份呢？很简单，身份标牌。在美军的装备上很多位置都可以标明使用者的身份，从枪械到服装都可以作为证明。有人问了，人都炸得成渣子了，那里去找完整的标牌？这就更简单了，列进“失踪名单”，一切都战后再说了。我在正面战场作战时被敌人一枪毙命，证件齐全，这下可以“阵亡”了吧？等等，谁可以证明啊？人证呢？这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得有人证明你是符合以上条件的。不过话说回来了，战场上命由天定，搞不好派出的小分队全军覆没，没人能出来证明，只能列入失踪名单。混不上阵亡不说，没准国内的媒体还会有什么“叛国投诚”的评论。朝鲜战场上美国第八军的沃克中将为了躲避志愿军的炮火，驾车失误摔进山沟身亡，美国人就是给面子，给了他和巴顿将军一样的待遇：车祸。之所以定出这么苛刻的几乎没有人性化的规定，这是和美国人的价值观相关联的。有一个笑话很典型：一家有美国政府背景的保险公司在即将出征的部队兜售保险。有大兵怒吼道：“我买一万美金就可以保证敌人的子弹打不倒我的脑袋吗？我买十万美金就可以保证我不缺胳膊断腿吗？”保险商狡猾地一笑：“你想政府面对买了一万的保险和买了十万的保险的士兵，会把谁退往更前线？”事实呢，其实也就是这样。听说有可能被编入和威廉王子一个战斗小组的士兵们都狂买保险，求的就是在战场上位置的后撤。在美国，不同的战场记录决定战士的下半生。如果记为阵亡，家属会得到大笔抚恤金，同时烈士会被追加荣誉，往常我们看到的托运回国的盖着国旗的棺材就是这批烈士。而如果算为victim，待遇就大为不同了，不仅抚恤金少，不会有荣誉，甚至战绩也会被人们质疑。从节省政府支出的角度来看，阵亡数量和质量当然要严格控制。另一方面，在美西战争的时候，有一批美军向西班牙投降，但是没有对外公布，以至于美国给这些人的家属予以烈属的优厚待遇。在很多年以后，这些投降士兵从古巴回过要求加入美国国籍，这才使国防部下决心大力改革没有“竞争力”的阵亡统计制度。对那些可算可不算的阵亡一律严查，加强对战场证据的收集和整理，严密堵住“挖资本主义墙角”的行为。同样的道理，美国的飞机啊，舰艇啊，都没那么容易算进战损名单的~~好像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飞机非战斗损失居然是战损的三倍！！！汗......如果洛克希德马丁把生产水平保持住，F-16就得一戳就碎了。所以，在美国，想当阵亡的烈士不简单~~~看完后，大家对米军统计的阵亡数字还有什么意见吗？
各种信息摆在面前的时候，如何判断和愿意相信什么那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这就是你说的敢死队的打法？敢死团，敢死师，敢死军？你的敢死队规模够大的。只要是正规作战都是敢死队的打法？三大战役也是这么打的，是不是三大战役都该以排的编制分散了打才是正道？陈赓是直接救过蒋的命，又是在养伤时被抓，涉及两党之争，是一本糊涂帐。叶挺则不能放，因为放了就等于让蒋从根本上就皖南认错，仅此而已。至于项英，正如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这些项英执行了吗？他不是山头主义是什么？不要说他才革命，肃反、反托、纯洁运动，哪一个不是打着革命的旗号？
放放再说。
共产党方面：想在那里巩固势力，想法也太跃进了，早撤江北就没事情了，至少光头暂时会没了借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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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能证明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就是正确的吗?分散突围呵呵,项英想办没办成的事情,多年后,卫立煌做到了,他在沈阳不就带着卫队分散"突围"了么?往前后,国军中分散"突出重围"的将领实在太多了,当然,张辉赞属于分散成功突围不成功的对吧.项英何许人,叶挺何许人?项英是杀一百个不用蒋过问的人,叶挺是蒋敢捉不敢杀的人.党内军内社会各界谁不知叶挺将军?蒋军围攻新四军军部能成功,有无数偶然机会.别的不说,就算此前项英对军情一误再误,但如果队伍真在叶挺手下,凭他的指挥能力,无论转战突围还是齐心固守个十天半月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真是那样,援军就到了.援军,何为援军?是国共合作形式下的国内国际舆论.前面我讲了,蒋就是围住一百个项英,打上一百天,中外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打的是什么事儿.但在那种背景下,围住叶挺部血战,只要一传出去,从政治上舆论上对蒋都是极为不利的,项英一无名之人,可以安一千个罪名给他,但叶不同,保卫孙中山安全的国民党老将,北伐名将,抗日英雄,这么一个巨大光环,带着几千人被国军围住,要传出去,只怕蒋做梦都要会求基督别让叶挺被流弹打死,因为他说不清.不仅向社会说不清,向国民党老人儿说不清,向李济深等老四军的老将们说不清,向美国人也说不清...可惜了,项英先用小山头争权夺利,架空主帅,又用猪脑子一再贻误战机,最后把部队打得七七八八了,自己又临阵脱逃,没本事跑出去又回来散布失败情绪打击士气,怎么看怎么向叛徒卧底,当然,可能明代的监军们估计都会比他强.打死他的那一枪,实在是为军部数千将士报仇.什么见财起意,呵呵,那些枉死的军魂,哪一个不想给他一枪?
查一下美国国会的拨款记录，就知道所谓国民党的后台美国到底给了国民党多少钱啦，到底给苏联人多少钱啦！
项英是王明的人，已接到命令让他把政委一职交给胡服也就是刘少奇后到延安去开七大，这是项英无法接受的。他有一个三山计划，想打出一个大根据地可以和8路军华北地区相提并论。还有这场事变是8万包围9千人的战役，结果却让傅秋涛带着1000多人部出了重围，上官云相的指挥能力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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