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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 《青春之歌》出版波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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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羽和陶国鉴的意见，是“删削掉一些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健康思想情感的地方”，以避免作品产生“副作用”，而欧阳凡海的意见，则是“增加法”，增加具体的细节，来具体地刻画主人公性格中相互矛盾的两种“阶级来源”的斗争和正面性格的发展。中青社对欧阳凡海的意见当然是很尊重的。日，张羽把《青春之歌》初稿和欧阳凡海的审读意见送给了杨沫，并对杨沫说:“稿子很好，我们都很喜欢，希望你在意见的基础上，好好改吧，我们觉得欧阳的意见很好，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改，由你自己决定，你改好了，我们就出。”
欧阳凡海的意见等于基本否定了这部作品。杨沫起初还是很尊重欧阳凡海的意见的，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决心改好它。凡海同志的许多意见是极宝贵的。但目前我没有力量，我想多酝酿一下，准备好再执笔。”但她当时疾病缠身，真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修改，又实在力不能及。她给中青社打电话，想再与责任编辑交换一下意见，却一直没有回应。看来，专家的意见对中青社起了作用。她只得把这部书稿放进抽屉，打入了冷宫。
事情忽然有了转机。杨沫之子马波在《杨沫与〈青春之歌〉》一文中这样记述:
4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上要百花齐放，学术上要百家争鸣。报纸广播立刻整天宣传双百方针，声势铺天盖地，如潮如涌。一时间，出版空气变得宽松。杨沫在沮丧中，看到了一线希望。杨沫就与张克联系，想把书稿请老战友秦兆阳看一看。
1942年杨沫在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时，秦兆阳当时是美术系的教员，彼此就认识了。从1943年起，两人都在冀中十分区工作，秦兆阳是黎明报社社长，杨沫在黎明报当编辑，两人关系变密切。他的爱人张克，还是杨沫给介绍的。自从进北京城后，秦兆阳的名气越来越大，而杨沫却还是个一般干部。从1949年到1952年，杨沫曾去看过秦兆阳几次，但他一次都没来看过。很敏感，以后就没再找他了。
1956年春，杨沫把稿子给了秦兆阳。请他过目，如无大问题，拜托他把稿子介绍给作家出版社。过了些天，秦兆阳来了电话，说稿子看过了，挺好，没什么大毛病，他已经把稿子转给了作家出版社。
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的副主编，他的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果然非常重视，经过认真阅读后，认为这部手稿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想尽快出版。5月底，责任编辑任大心把此消息通知了杨沫，并表示只需对个别的一两处地方做些修改即可，因为要落实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但事情发展到现在，杨沫并不着急发表。她根据凡海同志的意见，经过反复思索，认真写出了一个修改方案。任大心把修改方案拿回去研究了之后，同意了杨沫的意见，也认为还是争取尽量修改得好一些好。为表诚意，作家出版社还预支了杨沫一千块钱稿费。
杨沫的体力发生了奇迹，她竟能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样改了二十多天，如期在约定的时间6月20日前完成。全书约四十万字。
据江晓天回忆说:“1955年5月，我先去重庆、武汉、广州约稿，回来后就临时抽调出搞‘肃反’、审干。不久，萧也牧突然急匆匆地从外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碰到《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秦说，他们最近收到一部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稿，早知道萧调中青社就转给他了。萧也牧问明情况后，告诉我，稿子已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放下电话，急忙拨通‘人文’当代文学编辑室，告诉他们《青春之歌》是我们的约稿，回答说他们已发排了，毫无商量余地。”显然，秦兆阳是无意地把《青春之歌》推荐给了作家出版社，而杨沫则是很有用意的，因为出现中青社的交涉后，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任大心曾和她商量，最终的裁决权在作者手里，她还是决定给作家社出。为此，她给中青社写了一封道歉信:
也牧、张羽同志:
首先向你们道歉，那部稿子文学出版社已经发稿付排了，他们计划七月发稿完毕。以前我对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后他们来人说到这些情况，我想算了，哪儿全是一样。
过去，这稿子我一直希望由青年出版社来出，中间虽耽搁很久，我都在耐心等待。可是，等欧阳凡海同志看过了，总该最后决定它的命运了，然而出版社方面却缄默起来，一直没表明态度。当时，对于一个作者，这确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作品我整整花了四年的时间，几乎把整个生命的力量全放了进去的。说这些也不是埋怨，只是叫你们了解这些情况，我确实由于这稿子没了办法，才拿给秦兆阳同志，而由他拿给了文学出版社的。
因为你们两位曾对这稿子费了精力和心血，所以我总觉得有些抱歉，但是事已至此，只好将来再补偿吧！
杨沫的这封信说是道歉，其实是把稿子跑到人文社的责任差不多全推给了中青社。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中青社之所以痛失后来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的《青春之歌》，其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没有眼力，而实在是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挨批判之后，对处理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作品慎而又慎，生怕犯政治错误，才一再要杨沫请专家担任书稿的外审。而时任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推荐的欧阳凡海，早年留学日本，1937年冬就到延安，曾任鲁艺的文学研究室主任以及华北大学教授等，是研究鲁迅著作的专家。他对《青春之歌》提出的意见，又把“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林道静作为书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中心人物和小说的中心线索”当作了“此稿最大的第一个缺点”，他们怎能不将书稿送回杨沫，请她好好修改呢？尽管张羽对她说“你改好了，我们就出”，其实他心里也明白，真正要按欧阳凡海的意见把稿“改好”，几乎是另写一部作品，其实是不可能的。张羽晚年，就在一份手稿中这样回顾:那时候，“中青社出版的东西都是教育青年的，教育青年要热爱斗争，如果里面有太过庞杂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东西，那是不行的。我本人以及其他的人(当时)都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尽量(选)描写工人、农民、战士的作品，《青春之歌》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萧也牧本人就是因为写青年知识分子才被打了一棒子，成了右派，受到了批判。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我个人看了后，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对‘一二·九’运动也比较了解，但是修改后究竟会怎么样，符合不符合当时的阶级政策呢？”
其实，在秦兆阳将《青春之歌》推荐给作家出版社后，因纸张供应短缺，直到1957年1月，也未能将《青春之歌》列入当年的出版计划。为此杨沫心中不快，便又去找了秦兆阳，询问既然缺纸，可不可以少印一点，先把书弄出来呢？秦兆阳说:“情况确实如此，赶到了这个时候，谁也无能为力。《人民文学》每期19万都不够卖，可现在因缺乏纸张，每期要少印3万册。”而萧也牧闻讯后，立即表示，他完全有办法解决纸张问题。他先托海默告诉杨沫，如果作家出版社不出杨沫的稿子，中青社有能力出。几天后，柳溪去找他谈书稿时，他又请柳溪转告杨沫:“要和作家出版社谈好、砸死，如果他们不出，我们出！”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秦兆阳是一个既懂理论又有创作经验的编辑大家，对《青春之歌》思想和艺术质量的判断，是充分信任的。他是多么希望这朵香花早日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开放啊！
杨沫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人文社之所以对《青春之歌》大放绿灯，其主要的原因是赶上了政治气候的“清朗”时期。正如她在6月28日的日记中所说:“看起来，什么都是一阵风。现在是赶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机上了，否则这小说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1958年1月，难产的《青春之歌》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影很快将它搬上了银幕，周恩来总理看了片子，大为赞赏。一下子，《青春之歌》和杨沫都红了。杨沫不仅成了单位的先进工作者，还成了全国人大代表，继而从北影调到了北京市作协，成了专业作家。功成名就的杨沫在日的日记中不禁感叹:“人生的际遇，变化无常。随着社会的需要、机遇，和人们的认识，一个庸人可以变成英豪，一个英豪也许成了庸人。陈学昭的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刚一出版就被打回去了。而我呢，则万般幸运……同是写知识分子的作品，而遭遇却大不相同。天命乎？人意乎？看来，际遇该是何等的重要！”
历史业已证明，《青春之歌》是一部在当代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长篇小说，秦兆阳、萧也牧是培植这朵文艺香花的好园丁。可是，就在《青春之歌》出版后不久，秦兆阳、萧也牧相继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了党籍。他俩受难之时，正是《青春之歌》炙手可热之日，千千万万的读者，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相信他俩为《青春之歌》的出版所起的巨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章来源: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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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小说中的知识分子身份归属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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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中国政治为什么没有崩溃？--兼评孙立平的&加速溃败论&
章节列表：
第1章 书前
第2章 精华篇第四章 抒情性作品
当前位置：前沿信息第3卷　第4期　　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1年12月
时代的“零余者”　灵与肉的冲突
―――谈郁达夫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深层内涵
张立群1 张蔚里2
(1.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辽宁沈阳　.沈阳教育学院党委宣传部,辽宁沈阳　110015)
&&& [摘 要]: 长久以来,对于郁达小说创作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塑造一直有所争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说明由于当时的社会压迫,“理”、“礼”束缚等造成青年知识分子的“零余者”身份,使得他们由极度的失落以至心理上曲扭变态。揭示了他们在挣扎中觉醒,在觉醒中毁灭的深层次精神心理内涵。
&&& [关键词]: 郁达夫
抒情主人公
“时代病”
“零余者”
&&& [中图分类号]: Ｉ206 6　
&&&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1)04-0048-04　
&&& 郁达夫是“五四”新文学发展初期拥有最多读者的优秀作家之一。五日,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的出版,“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1]立刻就引起了文坛的强烈反响。尽管从第一篇小说开始,郁达夫就受到了旧势力的攻击,但是,他以鲜明的创作个性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立刻吹醒了当时无数青年的心”。[1]此后,郁达夫又在十余年的创造生涯里,相继写了五十余篇小说,其中有不少篇章产生较为重大的影响。今天,当我们再次研读郁达夫小说,探寻它们在当时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能够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时,不难发现,这种共鸣是与几乎贯穿郁达夫全部小说中的众多独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青年知识分子密不可分。在这些形象刻画中,郁达夫既运用了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揭示了他们不满时代现实,但却找不到生活出路的“时代苦闷”;又以浪漫抒情的手法,描绘了一群在边缘徘徊挣扎的“零余者”形象,暴露黑暗世界给青年的沉重精神苦难。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这些主人公形象身上强烈的反封建、反抗旧传统的精神打动了那么多读者,但与此同时,在他们身上也有无法否认的消极颓废与感伤。于是,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挖掘出其背后的深层涵义,成为研究郁达夫小说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自叙传”的方式　强烈的自我意识
&&& “五四”时期,是个性解放思潮十分强烈的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变得很强烈。而当这种思潮投射到文学上,就使得“五四”的新文学要求表现自我,实现自我。新文学不再代圣贤立言,而是自我立言,从而充溢着强烈的自我意识。郁达夫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小说家之一,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文学风气、时代风气的熏染,加之他早年留学日本,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并吸收了年间风靡日本的“私小说”的创作方法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手法。于是,以生动的小说形象把个性自由和表现自我作为写小说的创作方法就自然成了郁达夫的创作原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唯一原则。对此,郁达夫曾说过一句创作名言:“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2](Ｐ 1)在此原则指引下,从《银灰色的死》到《出奔》五十余篇小说中,属于“自叙传”性质的竟将近十分之九。在这些篇章中,尽管主人公的名称时而是“我”,时而是于质夫抑或郁文等,但是,透过这些主人公不幸的命运,苦闷的情绪,再联系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就可以发现:他们的最初原型就应是郁达夫本人,甚至连他们所穿的衣服,也常常是我们在《血泪》、《茑萝行》中看到的那套非常熟悉的“香港布长衫”。当然,完全将这些主人公与作家本人等同肯定是片面的,关于这一点,连郁达夫本人也一再警告说,不要把我的小说当成《五柳先生传》来读。
&&& 既然作家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情感与意绪,自然作家的笔触要深入主人公的内心,集中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内心矛盾。因而在郁达夫笔下,既不注重对人物的外部行动描写,也几乎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冲突,相反,他只是注重突出人物的自我感觉与内心矛盾,强调主观情感和一览无余的暴露主人公自我的心绪。所以,当我们欣赏其作品时,总会感到抒情主人公那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为他们那执着追求个性解放的感情热流所震惊。这种特征在郁达夫早期作品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沉沦》中,他毫无掩饰地反复呼求着理想和恋人与真正的爱情。
&&&&&&&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 如果说《沉沦》只是对“爱”的渴望,那么在《南迁》中,主人公伊人的追求意识则更进了一步,他毫不隐讳地声称自己追求金钱、爱情、名誉,具有浓郁的个性主义色彩。同时,由于这种追求是在他“各方面地位都受到压迫的前提下提出的”,因而又使作品具有了对黑暗社会的抗争与控诉倾向。至于郁达夫的中后期小说,凡属于“自叙传”形式的,基本上主人公都有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
&&& 综上所述,郁达夫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是在带有强烈的人性解放和人的意识觉醒的基础上,毫无遮掩地袒露了自己的胸襟。这符合“五四”时代的潮流,自然引起了这一时期许多仍在爱情、经济、理想等方面还处于“苦闷压抑”状态的青年读者的“共鸣”。与此同时,也迅速招来了传统卫道士们的“钟鼓齐鸣,群起攻之”。正如郭沫若所评述的那样:“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1]
二、“时代病”的折光　失落的感伤
&&& 长期以来,关于郁达夫小说的评价一直是有争议的,而争议的焦点恐怕就是他笔下主人公的病态描写,然而这些病态描写却正是他小说创作的显著特色之一。在郁达夫的笔下,这些主人公常常被赋予感伤的性格,苦闷的心灵,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程度的颓废与变态的心理言行。郁达夫似乎对笔下的主人公的这种病态描写十分“醉心”,并一直将这种手法延续到30年代初期。
&&& 那么,郁达夫小说中主人公的这种病态情绪,是否就是一种不健康的群像展览呢?当然不是,相反,郁达夫正是通过主人公身上的这种病态揭示了一种“时代病”。在“五四”的时代大潮里,广大小资产阶级青年奋起打倒旧传统,他们举着个性解放的大旗,反封建礼教,歌颂对爱情、对事业的执着追求,渴望建筑自己的美好的理想。然而,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靠个人奋斗的结果只有失败。于是当“五四”的高潮过后,旧势力依旧猖獗,个性解放的理想相继幻灭,那些看不到光明与出路的青年们,就患上了一种普遍彷徨苦闷的“时代病”。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的种种病态,正是揭示了这种时代的产物,因此,这就使得这些形象不但具有悲剧色彩,而且更具有了反封建、反旧传统的进步意义。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郁达夫笔下的种种“时代病”,其实质是来自于沉重的社会压迫。为了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如下几个例子:先是通过描述个人悲剧和家庭悲剧来揭示这种压迫的《茑萝行》。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首先通过主人公家庭的不幸,抨击了封建包办婚姻对青年一代的残害。作品中“我”和作为妻子的“你”是在父母主张包办下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这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我”一开始就表示反抗,竟至于留学在外8年不肯回家。这中间“异乡的红灯绿酒的沉湎,荒妄的邪游,不义的淫乐”,“终究把我的天良迷住了”。其次,作品又通过个人的悲剧抨击了青年一代在政治、经济、职业等方面的压迫。“我”26岁,又在外国国立大学卒了业,本该施展才华报效祖国,但是等待“我”的却是失业。“我”的脾气因而越来越坏,甚至近乎变态,终于使作为妻子的“你”无法容忍,闹到了投水自杀的程度。再如《沉沦》的“忧郁”,《南迁》中的宗教自我麻痹等等,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
&&& 同时,还应着重指出的是,这些主人公在表现“时代病”的时候,往往也表现了祖国的贫困。《沉沦》、《南迁》都指明了主人公是留日的“支那人”,由于弱国子民的地位而备受欺凌。所以《沉沦》的主人公一面决心“复仇”,一面又热切期盼祖国的强大。在自杀之前,“他”还大声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其爱国之心十分感人。再如《茫茫夜》、《空虚》(原名《风铃》)、《杨梅烧酒》等篇章,均表现了在渴望个人解放的同时,又渴望祖国富强的心愿。然而,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毕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多有老人般的理智,青年般的感情和小孩子程度的意志。”[4](Ｐ 133)这些使他们在反抗的同时又表现出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脆弱,因而,他们在表现“时代病”的时候,往往“症状”比较复杂,甚至会发展成为“性的苦闷与性变态”,这就使郁达夫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又具有了新的内涵,即为―――
三、灵与肉的冲突　多层内涵的性苦闷
&&& 对于郁达夫笔下主人公的“病态的性苦闷”,长久以来的评价一直是毁誉不一的。为了能全面公正地透视现象、把握本质,不妨先将这些主人公的“性苦闷”加以逐层分析,然后再一一分析说明问题。第一类:“性苦闷”。如早期的《银灰色的死》、《沉沦》、《空虚》、《怀乡病者》等篇;第二类:“性变态”,如《茫茫夜》、《秋柳》等篇;第三类:具有同性恋与性的变态报复倾向的,如《落日》、《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当然,这种分法也未必确切,因为像《茫茫夜》等少数几篇小说本身既有性变态的倾向,又有同性恋的倾向。此外,还有像《迟桂花》这类表达情欲净化与升华,以及升华后的迷惘的篇章。这类小说渗透着作者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因而将在本节最后单独评述。事实上,以上提及的这些描写主人公灵与肉的冲突,性的苦闷的小说在其刚刚发表之初,就受到了许多旧势力“诲淫”、“不道德文学”的责骂。解放之后,尽管许多研究者指出其作品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特色,但也指出其中又有许多消极不健康的倾向。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郁达夫笔下抒情主人公的这种异端性与恶魔性呢?这就需要我们联系当时的时代特点。“五四”时期的青年人是迫切渴求自我的,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却阻碍了他们的梦想。这些时代风潮对于接受了较多西方文学传统,同时又活跃于中外文化圈交错处的小说探索先锋郁达夫来说,是不易控制写作的心理平衡的。加之他那一贯主张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方法的指引,这些“生的苦闷”、“时代的苦闷”终于从灵与肉的冲突和性苦闷的突破口渲泄而出。具体说来,这些主人公赤裸裸的情欲背后,首先隐藏着为挣脱传统文化的“理”或“礼”束缚的功罪兼杂,七情六欲齐备的自我。在他们身上印刻着生的意志与客观黑暗现实的尖锐冲突,这是一种对扼杀爱情、埋灭人欲的社会的惊世骇俗的反叛,也是个人意志的深刻又带有某种畸形化的觉醒。《沉沦》开篇即发出对爱的渴求,但弱国子民的地位使这种渴求难以实现,偷窥少女裸浴和偷听一对男女的谈情私语后,更使“他”痛苦万分,在妓院里本来招呼“他”的侍女在隔壁与别人调笑更使他觉得一无所得。他最终带着对祖国的希望投海自杀,而在此过程中,他又再三骂自己“行为”的可耻。《怀乡病者》与《秋柳》都是写“质夫”(两篇主人公名字一样)在苦闷无处发泄时来到了妓院,然而,“质夫”又对同处于被污辱命运的上海女子或是妓女海棠充满着一腔同情和可怜。因而,上妓院非但不能解脱“他”的苦闷,反而增添了“他”无尽的烦恼,于是当“他”最后从妓院出来的时候,或是感到“连自家的身体都忘记了”,或是感到“四周都是黑沉沉的夜气”。由此可见,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是在现实的极度压迫下才失去精神的平衡而醉色醉酒,自虐自怜的,而且这种行为又往往联系着祖国的贫困与对受苦难的人民的深刻同情。其次,这些性的苦闷又是主人公们想要急切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但又没有找到新的理想的失控表现,是当时社会环境压迫下逆反心理的报复行为,隐含着初步觉醒者的人格障碍。《茫茫夜》写于质夫在政治学校任教,由于政治耿介,不免处处碰壁。现实的腐恶让他疯狂地上街寻找女人,并最后向一个卖烟的女子要了一块手帕和旧针,回来“狠命把针子向脸上刺了一针”,直到“淌出血来”而得到快意。至于《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是由于孤单脆弱和嫉妒而与李文卿同性恋,并最后由于贫困和苦闷找人姘居而惨死。这个故事更是透露出作者对自己笔下脆弱的主人公的批判和解剖。
四、“零余者”的形象　挣扎与觉醒
&&& 谈及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不可不先谈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因为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的气质多是受了屠格涅夫小说的影响。对此郁达夫曾说:“在许许多多的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我的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的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5]尽管19世纪的俄国“多余人”与“五四”时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历史观念和阶级本质上都不同,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对于郁达夫的从俄国“多余人”身上找到自己和一代青年的影子,塑造中国“零余者”形象就不足为怪了。
&&& 那么,到底何种形象是“零余者”呢?有的学者曾经对此有所概述:“‘零余者’(即‘多余的人’),他们头脑清楚,对黑暗的现实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身受社会的压迫,有着不满和痛苦;但他们缺乏勇气和毅力,不敢斗争也不想去斗争。可他们又十分孤傲,常常以为自己不同凡俗,结果是用亲手造的茧把自己封闭了起来”。[6](Ｐ 87),再进一步说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大都是下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被挤出社会的小人物,因此尽管这些人有才能,但在腐败的社会里却找不到实现他们理想的地方。《落日》中的两个失业青年,无聊枯寂之极,每天只好瞎逛去消磨时光。他们常常哀叹于“这茫茫的人海中间,哪一个是我的知己?哪一个是我的保护者?……我只觉得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其他如《诗人》、《纸币的跳跃》、《烟影》、《离散之前》、《空虚》、《杨梅烧酒》、《微雪的早晨》等作品,也大都是通过“零余者”贫困生活的描写,诅咒了罪恶的社会现实。同时,郁达夫在描述“零余者”的形象时,并不仅仅将视野局限于资产阶级的个人小圈子中,《春风沉醉的晚上》正是通过“我”和一位工人陈二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事实”,从阶级和阶级压迫的角度反映了“零余者”社会地位且扩展了“零余者”的范围。郁达夫还写出了他们反抗的性格,表现了作为时代“零余者”叛逆的一面和他们正直、坦诚、富于同情心的美好心灵。再看《薄奠》的结尾,送葬中的“我”也想放声大骂:“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从而体现了“零余者”正直坦诚之心。而在《十一月初三》里,郁达夫更是在“零余者”身上寄托了不甘心沉沦,希望能找到出路的愿望。但是由于郁达夫本身的生活经历和时代局限,使得这些“零余者”们在反抗的同时,又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苦难挣扎与脆弱动摇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病,和“名士派”的落后思想意识,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时应当注意的。
&&& 最后,还需说明一点,尽管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有这样或那样的性格矛盾,从而造成了这些主人公的形象复杂性与他人评价的褒贬不一,但是郁达夫作为“五四”新文学小说的探索先锋,他的探索可能是更加新鲜一些,激进一些。而且他毕竟开创了自我抒情的一派小说,又赢得了那么多读者。因此,郁达夫不愧是与鲁迅一样伟大的作家,他笔下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的深层内涵在今天仍具有开掘价值,而这些就足以让我们去研究与珍视了。
[参考文献]:
&&& [1]郭沫若.论郁达夫[Ａ].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Ｃ].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 [2]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Ａ].辛宪锡.郁达夫的小说创作[Ｍ].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 [3]伊扶:即圣经故事中上帝创造的女人夏娃.
&&& [4]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5]郁达夫.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以前[Ａ].郁达夫文集[Ｍ].卷六.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1983.
&&& [6]张恩和.郁达夫小说欣赏[Ｍ].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任 仲 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