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教版小学美术三年级上册全册教案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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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中自画像　
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现代爱尔兰著名抒情诗人和作家。本世纪初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由于 他的“始终如一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因为他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 民族的精神”而获得 1923 年度诺贝尔文没奖。他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主要 代表，对现代英语诗歌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镜中自画像自传·日记·回忆录自传①　　　　　　　　　　　　　　　一 我开始读罗斯金的《时至今日》②，它增加了我对心灵研究及神秘主义的兴趣，这惹恼了我父亲——他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③的信徒。一天夜里， 因罗斯金我们争吵到这步田地：为把我弄出房间，他将我的后脑勺抵到了镜 框上，打破了上面的玻璃。另一夜，我们又为罗斯金或是神秘主义争论起来， 争的什么现在已无法记起，他追着我直到楼上我和弟弟同住的房间。摆开架 式。要跟我拳击。我说我不能跟我自己的父亲打，他答道：“我看不出你有 什么不能。”我弟弟这之前已上床睡了，他蓦地起来，情绪恶劣，因为我们 扰醒了他。我父亲一声未吭地溜了。弟弟转向我说：“记着，一句话也别搭 理他，除非他道歉。”尽管父亲和我都很健谈，但是那几天是在沉默中度过 的，后来要么是我开了口，要么是他道了歉。　　每一件事在我都成了某种道德的形式，在街上走着，我曾相信我可以准 确无误地指明几世纪前的不良激情或道德空虚，这些造就了建筑物上的每一 丑陋的细节。给我带来快乐的建筑只有汉普顿宫、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和新法 院；我很难在它们中间分清彼此——我是个彻底的浪漫派——尽管新法院的 体积、具有压迫感的重量曾使我一下午心情沉重。经过舰队街去拜访一位出 版商时，我突然想：一颗最强有力的心如何抵抗重量和体积？那时我在心灵 的眼中，唤起一个遍布青苔与荒草的伦敦、一个在远远的田野里祈祷的修士， 我对自己说：“正义的声音能再次把伦敦清除一空”。许多年之后我也不能 肯定。或许那时我对道德热情和道德激励估价过高，而这便是我父亲恼怒的 原因。礼拜日晚上，我去克姆斯各特厅（Kelmscott House）听社会主义演讲。经常去听讲的人组成了个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常被邀请到那高大 的陈设简单的房间吃晚餐，房间的一面墙和天花板的一部分覆盖着一张美丽 的波斯挂毯，另一面墙悬挂着加布里耶尔·罗赛蒂①的《石榴》。我没再读过《地上乐园》（The EarthlyParadise），在我 17 岁时它曾使我快乐，而莫里斯②还没写出那些几年之后将使我快乐的浪漫散文。有些时候我认为自己是 个社会主义者，并且更多地把莫里斯看作一个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初 次相见，他的某些举止让我想到我的祖父，这种印象消逝之后，我发现他身 上有种孩子气的快乐的东西，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我心中的领袖。这些青年 社会主义者有个行动计划。大概是一项什么使命要去巴黎，于是开了个法语 班，我参加这个班学习了两三周，我非常用功，进步很大，作为老师的得意 门生，我信心十足：我会很快拿下法语。然而我在家里谈到这个班时，父亲①
在本《自传》前面，叶芝写到：“私人的。回忆录粗略的第一稿，作于
年，其中的大量内容现在，如果不是永远，不适合发表。回忆截止于 1896 年或其前后，W．B．Y，1921 年 3 月”。②
罗斯金（），英国政论家、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被认为对维多利亚时代公众的审美观点 产生过重大影响。③
穆勒（），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认为感觉是唯一的实在。①
罗赛蒂（），英国画家，诗人，先拉斐尔派创始人②
威廉·莫里斯（），英国诗人，美术设计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诗集《地上乐园》等。建议我的姐妹们也去参加。我找了种种借口，父亲发怒了，所以我只有离开， 让她们进来，我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为什么这事使我不能学下去。再也没 有了夸奖，没有了那些陌生面孔带来的令人激动的新奇。我又一次成为家庭 生活喜剧中的一个角色，不久便懒散而淡漠起来。　　我的一个妹妹在梅·莫里斯那里做刺绣女工，就在克尔姆斯各特厅工作。 她生性幽默、善于观察，在她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里，莫里斯是个坏脾气、可 爱而无助的人。她描述莫里斯下午与送奶工吵架，那人总是在莫里斯睡觉的 时候把围栏上的铁罐弄得当当响；还有那只鹦鹉，当他翻译荷马高声诵读时， 它总是楼上楼下地跟着他摹仿那些低沉的诗行。“他老是怕”，一次她说， “他做的事哪不对头，而他一般来说正是这样。”　　几个月过后，我已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辩论会时我总要解 释说，“我必须学习讲话，在爱尔兰一个男人必须知道怎样讲话，正如旧时 代的男人必须佩剑。”我不喜欢那些工人革命家，他们的永无休止的夸夸其 谈，最重要的是，他们对宗教的攻击，终于在听了他们中间的一个做了同样 夸张不实的关于变化迟缓和财产平等的全部观念依赖于基督教的演讲之后， 我不再参加这类的辩论会和演讲会。我的第一本书《奥依辛的漫游》这时已 经发表，莫里斯在霍伯恩（Holborn）高架桥与我偶然相遇时曾夸赞说：“这 是我写的那种诗”。他本可以说得更多些，可这时他一眼发现了一根带装饰 的铁制灯柱（我想这些灯柱是联合公司那时才新建起的），他发狂地冲着灯 柱挥舞起雨伞。如果我对他的那些工人革命家更耐心一点，我现在可能会从 诗人和艺术家方面来理解他了，尽管当时的我困于那些抽象的概念而无法估 计他的全部价值。　　　　　　　　　　　　　　二 我初遇奥斯卡·王尔德①是在哪一年？记得他似乎觉得我在伦敦只是孤单一人，因为他叫我去他家去吃圣诞晚餐。他漂亮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还有那葛德文②设计的美丽房间，让我快活。他拥有一间白色的餐厅——这样的房 间我第一次看到——椅子、墙壁、垫子都是白的，而餐桌中央却饰以红布桌 心，中心有一尊赤陶雕塑，它的上方是一盏红色吊灯。我从来没有也不会再 遇见有谁能够比得上王尔德的谈话。因为缺少镇定自若的风度、随意而谦恭 的谈吐，我自惭形秽，茫然不知所措。我惊异于这位学者身为尘世之人却如 此完美。那时他还没有写出一部成功的剧作并且仍是个穷人，我看不到那也 许是日后才养成的傲慢。“啊，叶芝，”他在那个圣诞之日说——他一直在 给我读他尚未发表的《说谎的堕落》的校样——“我们爱尔兰人太诗意了以 致不能成为诗人；我们是一个富于光荣失败的民族。”无论当时还是后来我对他所写的东西都不很在意，我在意的是那种机智——我仰幕的是这样的人：他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勇气，他对智性如此地忠诚。 “他是我们的错生在这个世纪中的 18 世纪的决斗士”，我常常对某些诋毁他 的舞文弄墨的青年谈到他，当这种诋毁在我们中间成为时髦的时候；“在骑 兵冲锋的队列中，他会是一个出色的先导”。或者我当时会这样说：“他像①
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②
葛德文（Edward William God win，），建筑家及舞台设计家。切利尼①一样，发现不可能与米开朗基罗抗衡，便在他艺术的自尊中摒弃了众 人的喝彩。王尔德被斯温伯恩和布朗宁吓倒了。”然而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 王尔德也曾向佩特②学习，但在他那里节奏变得过于细腻和肿滞，措词也欠一 些准确，在那篇他为我读过的充满智慧的奇幻之作中，他从哈姆莱特那里获 得了德国哲学的悲观主义，当他读到“世界变得悲伤，因为有只小狗曾经忧 郁”，我说：“你为什么换了一个词，悲伤和忧郁不是一样吗？”他所能说 的就是他想要一个饱满的声音来结束这一句。　　他说话时带有一种深思熟虑的缓慢，有人告诉我，这种慢吞吞的语气是 从沃尔特·佩特那里摹仿来的，而这已成为一种艺术常规，使他获得了语言 上的更大自由。话说得高兴，他便尽情发挥，一点没有做作的感觉。“我不 喜欢《李尔王》，给我《冬天的故事》——‘黄色的水仙先己到来，在燕子 有此胆量之前’。《李尔王》讲的什么，只是那蹒跚于雾霭中可怜的生命？” 不一会这种想法就遭到敏捷的反驳——机智漩涡般的随意涌流。“无论游向 何处，我都要带着佩特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这是我的宝书，不过最后的号 声应该庄它写成的那一刻吹响——这是真正的颓废之花。”“但是”，有人 说，“你原本就没给我们时间读它，不是吗，王尔德先生？”“噢，是的。 以后有的是时间，不管在哪个世界”。　　　　　　　　　　　　　　三 我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通神论者，已转离都柏林炼金术研究会（HermeticSociety）。如同社会主义者。他们很少考虑到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们，滔滔不绝于他们所谓的唯物主义。他们坚信，所有有益的工作，不论实际的或艺 术方面的，都是为改进人类这一自觉目的而做的，他们对达到那种目的有着 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我要说，生命的大部本无目的，它只是它自己。那时经 常举办的是争论晚会，我开始以论辩的方式看待一切，并对我的诗歌才能感 到忧虑。我是这个组织的秘传小组成员，这是由一些虔诚的门生组成的骨干分子小圈子，每周聚会一次，研究东方象征主义的谱系。人体的每一器官在天上 都有其对应物，天空中的七大原素①使得人的心灵与肉体应和着七种色彩、七 个星体及音阶的七种音符。我生活在无休止的讨论之中。作为象征体现在这 七大原素中的一种上面的就是靛蓝，它以某种特殊方式提取于能产生这种颜 色的植物。我费了些周折弄到一瓶靛蓝，并以身体的不同器官做试验：将属 于这些器官各个不同的精神在瓶上加以混合，然后随之游荡。它们得到山野 的感觉，我于是依据那七种原素将性质不同的地貌分门别类，这样在我念及 它们之时便可从星际逃离。
我一直渴望得到证据，但又羞于承认这种渴望，我从西布刊的《星占学》 读到，如果把花烧成灰烬，将这些灰烬放在月光下的钟形罩下边，花的幽灵 就会在你面前升起，于是我说服我们小组中的那些生活得比我更孤单的成员①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其《帕 尔修斯》雕像被认为是米开朗琪罗之后佛罗伦萨最杰出的雕刻作品。②
沃尔特·佩特（），英国散文作家，唯美主义批评家。①
土星、木星、火星、太阳、金星、水星、月亮。来做这个试验，他们可以不被打扰地烧掉许多花瓣。不久我被叫到小组中一 位管事那里，这位管事非常礼貌地让我离开。在某种程度上我搅扰了这里的 平静。我说，“传授一个抽象体系而没有实验和证据，你会使弟子们成为只 懂背教义的呆子，使他们脱离生活。你的弟子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与生活的 普遍联系，与所有的别的东西相比，这种联系更能丰富他的心灵。他们不结 婚，这对他们的禁欲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是一个聪明人，曾自修不少数 学知识并写过大批平庸的诗，他承认我说的一切，但又说“勃拉瓦茨基夫人① 告诉他们，1897 年某个周期或别的什么完结之后，再不会有超自然的救助降 临。个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须向世界推行他们的宗旨，直至那个日子来 临”。我脱离了这个组织，后来发现那个管事是在一位狂热的女人催促下行 事的——女人在抽象事物面前一向神志不清。　　我像崇拜威廉·莫里斯一样崇拜勃拉瓦茨基夫人，其中的缘由是一样的。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具人性，至少很难被猜透，不合常理、难以把握。或许当 我走近他们时，便可逃离内心的焦虑。整个晚上她就坐在那儿和每一来访者 交谈。她身材庞大，体形欠佳，永远转动着手中的纸烟，幽默而沉静，时时 透露出一个诚实的超越了所有人的心灵。这跟那些有关她的说法很不一样， 我曾仔细地读过心理研究会认为她是变魔术的骗子的指控。亨利②告诉我说： “她是个超凡的人物，而超凡之人一定会干点什么——萨拉·贝恩哈特③就睡 在她的棺材里。”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觉得那些言之凿凿的指控与我的所 见所闻不相符合，我焦躁不安地等待着一种新的解释。对她的信徒来说，她 绝非常人——某人告诉我他如何常常在夜半时分听见她那教主之铃的响声， 铃声虽柔细悦耳却震动了整个房屋；另有一个向我耳语道：“她根本就不是 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真身 30 年前已在什么战场发现”。我 记不清那战场的俄文名称。我从未见她鼓励狂热，却见她劝阻某些狂热行为。一天夜里她去海峡的一个岛上察寻空气的变化，回到家后坐在她那绿呢台面桌前的椅子里——她 在那儿永远表现得非常耐心，打开一个棕色庄包着的大包裹。“这是送给我 的女仆的礼物”，她说着拿出一本大大的《圣经》家庭读本。一个在场的女 人议论道：“还是没有注释过的呢”。得到的回答是：“唉，我的孩子，送 柠檬给想要桔子的人，有什么用呢？”另一个夜晚我发现她情绪低落，因为 无法劝服那个女仆让她的孩子受洗。她时常警告我不要过度的信仰或实践。 一夜我静坐于一群正在交谈的人们中间，注意到一束奇异的红光落在我通过 折门能够看到的一间屋子里的一幅画上。我走向那幅画，而当我走近时红光 悄失了。我回到我的位置，她说，“那是什么？”“是’一幅画，”我说。 “叫它离开。”“它已经消失了。”“那就好，”她说：“我原以为是显灵， 不过是超视力”。“有什么不同吗？”我说。“如果是显灵，尽管有你它也 会留在那里。当心点，那是一种执迷，我曾经经历过”。
有时我觉得她做梦时醒着，当她谈论某个灵魂或躯体的历险时，正睁着 眼睡觉。”一次”她说，”我的膝盖疼得非常利害，医生说我会终身残废。①
勃拉瓦茨基（Blavalsky ，），俄国女通神学家，著述家。②
威兼·欧内斯特·亨利（），诗人，《民族观察家》编辑。③
萨拉·贝恩哈特（），法国女演员，曾饰小仲马《茶花女》中玛格丽特，以嗓音优美，表情 动人著称。但是半夜里主来了，双手之中有一条活着被劈开的狗，他把狗放在我的膝上 让内脏覆在膝盖上，到了早晨我就好了。”她具有丰富的中世纪的知识，一 种为中世纪的医生们所知的疗法，带着他们关于生命力转移的观念，可能已 在她的一个梦中浮现——除那些实际的梦之外，曾经的真实事件，在精神世 界中徘徊不去，或许就成了治疗的工具。或许她的那些现代奇迹，其中有人 为的迹象，就是梦的作品，或是被梦一样的景象所攫获的心灵的作品。“她 会为我做出一项奇迹。”“噢，不是”，当贝让特夫人要求她做时她说，“要 从记忆中回忆”。　　有时——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也跟我谈文学、谈她年轻时的事情， 好像那些经常谈论的话题已使她厌倦。一天晚上她说，“我像那个永世流浪 的犹太人一样不停地写。我曾经责备并同情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们，现在我 只有同情他们——他们那样做是为让别人站在他们一边。”于是就谈起缪塞①，她认识他但不喜欢；谈起巴尔扎克②，她见过他但只有一面；还有乔治·桑③，她曾与她一起涉猎魔术，“我们两个谁都不懂那东西怎么回事。”尽管我 听说，关系到她的活动时，她会无情地让人们放弃工作而将他们派往天涯海 角，她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慈爱和宽宏。我记得她如何关心身边的年轻人不要 工作过量。我曾远远地听到她对一个粗鲁地指责我活太多的陌生人说：“不 要这样，不要这样，他很敏感。”　　　　　　　　　　　　　　四 我被引见给希伯来神秘哲学信徒麦克格莱格·马瑟斯，好像是在费茨罗伊大街的一个工作室，那时他尚未娶哲学家柏格森的妹妹为妻。接受他的邀请，我加入了基督教神秘教义者教派的 “炼 金术研习生”（Hermetic Students）。尽管很少参加活动，我现在仍是这个教派的成员，很看重充满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象征主义的仪式，当然这仪式增加了后来的内容。一 个人上下求索之后所追求的智慧仍遥不可及，这里不会有什么告诫来提醒他 注意尊严，也没有任何抽象教义使心灵的神经失去感觉。“我们仅仅给你一 些象征”，麦克格莱格·马瑟斯曾这样对我说，“因为我们尊重你的自由”。 那时我有个令人好奇的发现，为仪式所动，我心里出现了一些计划，我要采 取各种行动，我希望回爱尔兰去为公众做些工作。由于刚从秘传小组退出， 我并没有什么欲望，只是为了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讨论。那时我还学会了一种沉思冥想的形式，一种方法，这或许是对我的生活产生主要的影响的智性活动，这种影响大约持续到我 40 岁的时候。麦克格莱 格这时已经结婚，是离伦敦不远的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我的一个朋友，也 是这一教派的成员，她去拜访麦克格莱格带回一个绝妙的消息。他让她将注 意力固定在某个象征物之上，经过一段她无法描述的过程，她面前升起一片 海滩和飞翔的海鸥。后来轮到我去拜访他。我被要求观看一个彩色几何形体， 然后闭上眼睛，用心灵的眼睛再度观看。他引导我如何随那象征物的暗示让 自己的幻想任意漂流。我看见一片沙漠，一个巨大的黑人在巨石中间抬起他①
缪塞（），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②
巴尔扎克（），法国作家、《人间喜剧》系列小说的作者。③
乔治·桑（），法国女作家，以浪漫主义小说及风流韵事闻名。的头和肩。就我的判断而言，此象征物的内涵不足以唤出这样的结果，假如 它与意念有关联，这些意念也是极细微而不能察觉的。经观察我发现这位神 秘教义者的几何象征体是一个系列，根据四大元素和古人所称第十五元素及 其亚属我可以把这个系列加以分类。　　现在我开始自己试验，发觉许多人将注意力固定在象征物之后并不像我 那样有幻想漂过，而是或部分或整个进入催眠状态。我后来发现这种状态足 以使他们产生合乎我的意愿的视像——如果我在自己的心灵之目唤出这样的 象征物。我的心灵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心灵。我注意到激发、指令或者祈求的 各种不同的体系更为有力，因为这诸种体系比那些彼此孤立的象征物要求更 长久的注意力。我还注意到我可以在那些按我的转令出现的象征物中间偶尔 我到某种我从未听到过的东西，尽管这种东西有着历史的根基，不会是毫无 缘由的。我任凭心灵从形象漂到形象，这些形象开始影响我的写作，使之更 有感觉、更有生气。我相信，伴随着这些形象，更深沉久远的灵魂之境终将 到来。而这就活在没有结果的希望中。　　　　　　　　　　　　　　五 父亲把我引见给他的一个老朋友，画家兼诗人艾德文·艾利斯。他是我父亲“兄弟会”中最年轻的一个。那些 60 年代后期的青年画家发现自己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死了，另一个无力诞生”。他已大约 50 岁。他的 画毫无趣味，学院派的形式，不是色彩缺少魅力，就是线条没有意味，而且 常常有些俗气，大大的眼睛和平常的美貌。我发现，他的心灵丧失了力量和 真诚，这种丧失与其接近日常环境、接近观察到的客观事物的程度恰好一致； 然而，当这个心灵游于以象征或是抽象形式表达出的诗意或是哲学的直觉中 时，就变得敏锐与深邃，比我所见所闻的任何人都要迅捷、都要丰富。他有 时谈到他自己说：“我是个没有数学的数学家”。他还具有巫师的敏感，在 人开口之前，他总能察觉别人的想法或感觉，凭借着绝对的洞察力，他常常 能说出似乎已超出对他人内心的纯粹理解的东西。他有一个半疯的外国妻子，她的猜忌如此之强使他长期以来如果没有她的陪同就不能走出他家窗子的视域。他总是陪我最远走到我回家必经街道拐 角处的那个邮筒，说：“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我妻子要生气的”。他没有多 少钱，大约每年一百，而她有几百的样子；他常常谈到一个男人对比他富有 的妻子的责任，间或也解释说她曾聪颖过人，但被一次高烧毁掉了。他的第 一个妻子是从一位美国丈夫身边拐来的，那位美国丈夫在他们私奔后把艾利 斯说成最愚蠢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而他的第二个妻子曾守候在第一个妻 子临终的病榻前。在第一次婚姻之前，他有过不少次随随便便的经历——和 那些模特及城中别的女人。他的极其机智的谈话全都是有关宗教与性的。然 而一旦涉及女人的品格，这是他屡次谈及的话题，他就十分明显地用他现在 的妻子评判所有的女人。在他的眼中，她是个标准的女人。他如此心满意足， 总是设法让人明白：在这位夏娃的创造物之前，他应当别无所求才是。　　他在房子的顶层有一间工作室，尽管艾利斯夫人时常说：“多么遗憾呀， 艾德文不会为生活增加色彩”，他在那里也还能够有一些自己的生活。艾德 文还是一名攻读艺术的学生时，吉尔克里斯特（Gilchrist）受罗赛蒂影响发　　表《生命》，他成了威廉·布菜克的热心研究者。①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同样 的热情。在那间工作室翻阅一本侍集时，我发现一张纸条上记着伦敦不同街 区的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特点，它们一一对应着人的不同官能和命运。我认出 那些基本点的某些特点，我在神秘教义者那里曾听到过。于是艾利斯和我开 始了四年几乎从未中断的研究，其结果就是我们对预言书 （Prophetic Books）的神秘主义哲学的解释①。　　凭着年轻人对家庭互尊互让的藐视，我成了这位上了年纪的男人的保护 者。他每天都必须有大量时间用于工作，他必须得到自由以便去大英博物馆 借阅书籍。如此等等。有时我几个礼拜才露面，艾利斯和我就不得不在大英 博物馆附近的充气面包店（Aera-ted Bread Shop）那类的地方会面。艾利斯 最长的一次放逐，是在他妻子忽然确信我给她施了魔咒之后——我有为脑子 里想的诗句打拍子的习惯，而这对她竟如同那些象征物发挥的作用。这时我 便受到原谅，还能享受涂有杏仁酱的丰美蛋糕，这既不合我的口味，也不利 于消化。神志清醒的时候，这种清醒似乎伴着疲惫，她具有理解力和某种令 人担忧的善意。一次在我比平常经济更为窘迫之时，收到一份未具名的礼物： 两英镑，几年以后我才发现是她送的。　　那四年却是对我们自身的神秘真实的连续发现。②我们相信，他感到有神 力相助，他自己就经历了各种奇异的境界而不断上升。一次，我们探究布莱 克关于两性起源的理论而得不到任何结果，他放下调色板和笔，说：“我们 到街上去吧，我必须来回走动一下”。转了两三圈后，他说：“如果我在房 间呆得再久一点，就会进入昏睡状态，这种状态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的 亲属们就会知道，那样我们的合作也就完了。”傍晚时分，我又提起那个问 题，谈话当中我的思路变得格外清晰。我感到很有信心。此时光线昏暗，艾 利斯躺在沙发上听着。我注意到天花板上有微弱的光影摇动，意识模糊地纳 闷是什么东西，这时艾利斯夫人进来了，问道：“你们为什么黑乎乎地坐着？” 艾利斯说：“为什么？天黑了，我躺了下来，我想这之前我一直是在这光线 明亮的屋子里坐着的”。我将我对于神圣幻景和上帝的本质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保佑我研究活生生的经验——归功于艾利斯同我做过的多次讨论，他的头脑非常清醒， 但我觉得这种清醒紧挨着癫狂，或许我诗中的神秘也归功于他。在我为他赢 得的自由里，他写作并发表大量诗歌，这些诗我现在看来仍旧有着非同寻常 的美和智慧。他写作从来速度极快，如果你指出某个错处，他就会把已经完 成的全部推翻以全新的方式重写。他不会修改自己的东西，然而对别人作品 技巧的批评却是深刻的，对于他的哲学，没有任何细节是微不足道的。而我 的思维习惯仍然有些褊狭，想象力固定于大作品以致忽视细节。——我的《奥 依辛的漫游》不过是第一篇完整的长时期传奇（Legende des Siecles），如 此等等——然而我却第一次认识到，我可以在音调的安排方面找到完美的自①
亚历山大·吉尔克里斯特的布莱克传记于 1863 年面世。布莱克（1757— 1827），英国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生前未引起足够重视，死后一百多年来声誉日渐隆盛。重要作品有诗集《诗的素描》、《天真之 歌》、《经验之歌》等。①
《诗，象征与批评：威廉·布莱克作品集》，E．J．艾利刊斯和 W．B．叶芝编辑（伦敦，伯纳德·科 里奇，1893。②
原文含义不明。我表达。他抱怨说，我早期诗作中的一句，“门前的羞怯”（Shy in the doorway）令人厌恶，因为“Shyin”是一个中国佬的名字。尽管我没有修改 这句诗，却更敏感地注意到声音。　　　　　　　　　　　　　　六 由于挣不到钱，我陷入困境。我本应进艺术学校，但一想到都柏林的那些艺术学校，事情就被推迟了。我想干点什么，能马上弄到钱，因为家境贫穷，我看见父亲时常阴沉地坐在炉火旁。然而我根本没有挣钱的本事。后来 我们的邻居约克·鲍威尔愿推荐我去做我想做的《曼彻斯特信使报》的助理 编辑，为此我考虑了几天。这意味着立刻有一笔收入，但那是一家统一党的 报刊。最后我告诉父亲我不能接受这个职位，他说：“你让我松下一口气”。 父亲建议我写小说，一部分在伦敦，一部分在斯莱戈①——我住在舅舅乔治·波 莱克斯芬那里②——我完成了《多亚》（Dhoya），一篇英雄时代的幻想故事。 父亲不满意地说，他指的是一种写现实人物的小说，于是我开始写作《约翰·谢 尔曼》（John Sherman），小说倾注了我对斯莱戈的怀念与渴望。写作的那 段时间里，我走在河滨路上，经过一家商店，橱窗里一个小球在水流的喷射 下不停地跳动。我想到斯莱戈的水，空然感到一阵激动，这便形成了《茵纳 斯弗里岛》③。为了钱的缘故，我最好在研究我称之为“爱尔兰传统”的同时挣钱，我编辑了流行的卡尔顿系列故事④，还有一卷爱尔兰神话故事⑤——现在想起 来，卡尔顿的故事挣了七个畿尼，神话故事得到十二个畿尼。我常常从贝德 福德公园（Bedford Park）步行到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不花钱 溜进去做我的事情，省出几先令，下午好喝杯咖啡。我差不多都是把午餐装 在衣袋里带去。记得我把长袜染黑以便遮住靴子上的裂缝。然而我并不在意 这些裂缝或长途行走，因为我已定下以苦行主义为理想。不管变得多么富有， 我坚信我会一直走着去工作、极少吃肉、穿旧衣服。我像纨绔子弟那样有意 选择贫穷。我在感觉方面遇到很多麻烦，因为我没有与生俱来的纯洁而且我还年轻。我认识的那些年轻人过着艾德文·艾利斯告诉我的那种生活，而我却从 浪漫主义诗歌里获得一种完美的爱情理想。也许我永远不会在教堂结婚，但 我会终生爱一个女人。我给凯瑟琳·蒂楠写了许多书信。她是个很普通的女 人。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有人说，她是那种会因为男人弄得她自己极为不快 的女人，我开始怀疑她是否爱我，我是否有义务娶她。往往当她在爱尔兰的 时候，我在伦敦会想我或许该娶她，然而一旦她过来呆在我身边，或者我去 爱尔兰看她，事情就又变得不可能了。尽管如此，我们总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没有理由认为她会把我想成别的什么。我同自己感觉的斗争，使我俱怕谈到性的问题，每当艾利斯开始说起他①
斯莱戈（Sligo），爱尔兰斯莱戈郡海港和首府。②
）波莱克斯芬，叶芝的舅舅（）：“一个忧郁的男人／他结束于他呼吸开始的地方。”③
叶芝早期代表作之一，见卷一袁可嘉译作。④
卡尔顿（William Carleton，），爱尔兰作家，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爱尔兰农村生活。⑤
《爱尔兰农民的神话和民间故事》——叶芝编选（伦敦，汪尔特·斯科特。往日的那些经历，我总试图改变话题。我常常被艾利斯夫人弄得不舒服，因 为我很瘦弱，她便假定我生活放荡。一次约克·鲍威尔正开始介绍几个朋友， 我也在他们中间，一些法国著名演员拙劣地模仿着巴黎夜生活的派头，我离 开桌子，在房间的一端踱来踱去。而女人让我充满好奇，我的心灵似从不渴 望逃离我那被搅扰的感觉，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的头脑里满是罗赛蒂的神 秘女性和伯恩-琼斯①的艺术撞那些迟疑不定的面容，她们似乎总热切期待着 长长的旅行完结之时会遇到某个复仇精灵（Alastor）。而在我几乎承受不住 的紧张的感觉之上，我又进一步确信，我既不勤奋，又缺少意志。看见父亲 从早画到晚，日复一日，我也试图去工作，时间不如他那样长，一天只四、 五个小时。只是最近几年，尽管工作很稳定，然而一旦创作超过两小时，我 的神经几乎立刻就垮了。几乎我家的每一个人都多少有些神经脆弱。　　　　　　　　　　　　　　七 我总是觉得自己什么地方无用或许甚至是极不可靠。一旦我赞同某些人，我在这些人中间便不能坚持我的观点——如果他们对这些观点盲他们的看法。我总是指责自己对某个不在眼前的朋友不忠实。我似乎有一种不可思 议的怯懦。这种怯懦时常变得莫明其妙，现在回忆起来仍令我费解和痛苦。 一个周日，某位研究 17 世纪法国诗歌的学者，叫我和他一起在圣殿（the Temple）①吃早餐，在座的还有他同屋的一位牛津大学的青年。饭后我却无法 让自己离去，尽管我想走，尽管他和他的朋友为暗示我，开始聊起教堂，对 此他们也许并不喜欢；我痛苦不堪，可就是走不了。我曾拜访某位妇人，一 位我父亲的老朋友，发现她的安排满得像个委员会。我明确感到不应留下， 然而我的话却说个没完，甚至做起象征或是别的什么试验，等聚会——不管 是什么——结束，起身离开之时，我觉得难过极了。此后我不敢再去登门。 当时有一件事，由于固执的良心不肯放过，在我的记忆里仍旧最令我痛 苦——甚至现在要写到它时，我还希望把它放在最后。我发现，一种痛苦的 思想在它进入意识之前，或无须进入，将不时地影响人的心灵——它像月亮 或太阳那样影响着我们，还处在地平线的下面，就向上投出它们的光亮。我 曾介绍一位都柏林朋友加入我所属的教派，他是我在艺术学校时的同学。被 接纳之后，有人告诉他，需交几英镑的进入费。他说：“好吧，如果一个人 接受一样东西，我想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然后把钱放在小桌上。我知道 他穷，而穷人从不被要求付钱，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就像一个恶梦中的人， 渴求动一下而不能。我同那个收钱的女人很熟，只要我一句话。钱就会被退 还，但我没说。夜间，那一刻在我的思想里一次又一次地复现，带着苦涩的 自我责备。我不停地想象他在巴黎的情景（他要去那儿学习艺术），因为那 次损失而肖吃俭用。我想给他寄些钱，但是我从未有过两英镑，而最近我听说他死了。八①
伯恩-琼斯（Burne Jones ，），英国画家，工艺设计家，绘画风格受罗赛蒂影响。①
圣殿，位于伦敦舰队街，因圣殿骑士团而得名。　　我开始在经常光顾大英博物馆的人中结交朋友。某些时候，麦格雷戈·马 瑟斯跟我一起去惠登饭馆昏暗的烟雾弥漫的屋子喝咖啡（这家饭馆早已不在 了），他那棕色的棉绒夹克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早在我们会面之前就已引起我 的兴趣。另一些时候，一起喝咖啡的则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身份 是莫里斯的秘书，并和梅·莫里斯订了婚。他常说：“她很美，莫里斯也这 么说。”有时是欧内斯特·里斯，爱好空想、和蔼可亲、意志薄弱，他老是 说：“我在伦敦已经十年了，我离开采矿工程转向写作，可是一本书也不曾 动笔。”莱昂内尔·约翰逊住在附近，但我想他从没进过这个图书馆——所 需要的书在他那位于费茨罗伊大街的长长的低屋顶房间里似乎都有。他有一 笔私产，所以他的藏书不断增长，为数众多。他说：“当一个人四十岁的时 候，他应读完世上所有的好书，那以后，有六、七本就可以满足了”。他已 经极其博学，我们常谈论他精通多少种语言。书将构成他的世界，他对此感 到满足。　　在朋友——大概是欧内斯特·里斯——的建议下，一天下午五点钟我第 一次拜访约翰逊，开门的是一个男仆。后来成为研究波 提切利①的伟大权威 的霍恩，现在是斯莱德教授的塞尔温·伊米奇还有建筑师麦克莫多，同约翰 逊共用这座房子和仆人。“约翰逊先生在吗？”我问。“在，先生。”“我 可以见他吗？”“他还没有起来，先生。”“他病了？”“噢，不是，先生。” 好像被主人的功绩感动而生景仰，他以带些感情的语调说：“他总是七点起 来吃晚餐”。约翰逊的这种习惯始于失眠，而现在却是有意去做了。整个欢 愉的白天他都在睡觉——这时一个人可能会被女士们的谈话或公园的绿荫所 引诱，等我们全都上床时，他便开始工作。他时常在七点到十一、二点之间 接待我们，而我常常感到这样见面不公平，一天的工作已使我疲劳，另一个 头脑正处于早晨的充沛状态。几年里他是我最密切的朋友。吸引我的是其精神上的某种优雅气质，这优雅看来与他小巧的体态正相吻合，相貌平平之中却透出希腊雕塑的个性特 征。他是我见过的沃尔特·佩特的第一追随者，他从沃尔特那里借来的话对 我来说意味深长：“生命应是一种仪式”，它的“壮丽”和那全部的“神圣”。 我们应加以珍重。他对我的思索不以为然，尽管对于引发这些思索的焦虑深 表理解，因为所有这些己被探讨了几个世纪，所有能被了解的在书中全有记 载。“我需要在荒芜中呆上十年”。他常对我说，“而你需要在图书馆呆上 十年”。一次，发觉我心情不快，误解了他此后的用意，他援引据我所知并 非天主教圣贤的话说：“上帝对即便最高尚的灵魂也一无所求，他要求的只 是专注”。他还不是天主教徒，我也还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宗教，虽已向那儿 接近——我想那不过是文字上的装模作样。那时我已成立诗人俱乐部（Rhymers’club），每周或两周侍人们在 切希尔乳酪店的一间楼上的房间 聚会一次。在一次聚会中，有人说：“我听说，约翰逊是个新天主教派”。 我问那是怎么回事，回答是“没有上帝，圣母玛利亚是他的母亲。”
正是在俱乐部的聚会上我认识了与我同时代的那些人。阿瑟·西蒙斯① 获得了我的友谊，以后的几年里，那时约翰逊听从医生的建议为治疗失眠症 喝起酒来，成为一个落落寡合的醉汉，我与西宁斯间的友谊便日益坚固。最①
波提切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作品有《春》、《维纳斯的诞》等。①
西蒙斯（），英国诗人、评论家、著有《象征派文学运动》（1899）。初我遭到西蒙斯的拒绝，其中原因，就我从《马里厄斯》（Marius）中“安 尼姆拉·瓦古拉”（AnimulaVagula）一章所做的表面推论而言（我认为《马 里厄斯》是我们时代的唯一经典），他在文学中别无所见，只是一个印象的 系列。在我看来，他那精心取自音乐厅及爱情冒险经历的诗句，应该具有种 种的生动印象。与约翰逊厌恶一切有关性的思考不同，我不反对西蒙斯的性 爱描写。我知道生命对我有多么艰难，然而我知道那种最伟大的文学是激情。 我寻求激情，尤其是宗教激情，视之为生命中的至善，我平素怀有一种隐秘 的希望，能亲历某种神秘的入教仪式。他想尽其生涯，目前看来是艺术生涯， 制造毫无瑕疵的银镜，而我想见到它熔化、发光。我们彼此相知是几年以后 的事了，那时他己放弃他的理论，力图获得激情的表达，我们终于情深意笃。 关于欧洲大陆文学我所知道的无不是从他那里学来，因为这方面约翰逊除古 典作品外没有读过什么。他有女性的同情心与理解力，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倾 听者，但他只是到后来才走进我的生活。　　约翰·戴维森②，比我们都年长，戴着假发以隐瞒些年岁；欧内斯特·道 森③，对约翰逊和西蒙斯比对我更亲密；艾德文·艾利斯经常来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一共有十二个固定成员。一些我们敬佩或容忍的人物偶尔也来这 里。记得，我熟识的奥斯卡·王尔德来过一回，霍恩则来得很勤。我们朗读 自己的诗作，彼此批评，但谈话缺少生气，这样，熟悉巴黎及其善谈者的西 蒙斯渐渐地不来了。一种观念上的怀疑倾向——也许是我自己俱怕抽象的一 种形式——以及所有那些令人兴奋的真假半掺、偶然而发的言论开始激起不 信任。谈话只有由爱尔兰成员——希勒（Hillier）、罗尔斯顿①或者我—— 引导时才令人兴奋；而约翰逊不以为然的沉默常使我们觉得自己是褊狭的乡 下人。一次沉闷不堪的晚间聚会之后，我听到约翰逊说：“啊，是的，非常 沉闷，不过倒也有趣。”当晚间聚会结束我回家去睡觉时，一种生动得多的生活才开始。一天我听说，欧内笋特·道森和阿瑟·西蒙斯被从驿站赶了出来，因为在车夫们的 眼里道森太不体面了。　　　　　　　　　　　　　　九 W．E．亨利②是我的主要雇主。他位于贝德福德公园不远处的那所房子聚集下一伙朋友，我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周还是两周一次打开他的大门？），这伙人日后成为他的《苏格兰观察家》及《国民观察家》的同仁。他给我的 警策、留下的印象与那般被称为亨利的年轻人的完全一样，即便今日与这些 人中的某位相遇——或许已显露老年的最初迹象——我们立刻就能认出当年 将彼此联结在一起的印记。就好像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秘密：我们认识一个人， 他的力量他人无法知晓，因为这种力量还未找到言词上的表达。我从不在意②
戴维森（John Davi dson，），苏格兰诗人和剧作家。③
道森（Ernest Dows Dn，）19 世纪末英国颓废派的杰出诗人。①
罗尔斯顿（Thomas William Roll eston，），希腊、德国和爱尔兰文学学者。②
亨利（William Ernest，）、英国诗人、批评家。在爱丁堡主编《苏格兰观察家》，后移至伦 敦出版，改名《国民观察家》，曾刊登哈代，萧伯纳、威尔斯、巴里和吉卜林的早期作品。亨利的诗；旱期那些带着维永①的特点的欢快诗句除外，我知道那些诗句的魅 力在于与另一人的面貌酷似。我认为他的言辞激烈而且过于用心，但是与其 他所有的人一样，我已做好准备在此人直率的目光中检验我自身和我的所做 所为。我极少赞同他的观点，而后来我听到他对人说，“我不知道叶芝是在 上升还是下降，”弄得我也搞不憧自己了。他的迟疑可能是因为他的鉴赏力 从来没有欺骗过他，如果他希望谁走运就不会是奉承。这并不能丝毫改变我 与他在判定其他人方面的分歧。除 《有福的达 莫泽尔》 （ The BlessedDamozel），罗赛蒂的作品他一概看不上，从不谈论佩特，很可能不 喜欢他，赞扬印象主义绘画，而这对我尚无意义，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但与我 不是一派，他还创建了帝制拥护者报刊中的雄辩派。因梅毒而致残，总是苦 恼不安，由于不能自然地驾驭书面语言，他或许试图在我们身上找到他的表 达方式，因此几乎把我们爱得如同他自己。
他修改我的诗就像他修改吉卜林的早期诗句一样，尽管我不认为我是一 成不变地接受他的实际语言，但我总是知道他已发现某个错处。他的政治见 解中带有他本性的宽容，我总有这样的感觉，他反对我寄托于爱尔兰的一切 希望，但这种反对丝毫没有损害我的尊严。我记得他说：“不是我认为爱尔 兰不适合于自治，它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适合”——爱尔兰不适合之说是他 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帝国。有必要劝诫那 些年轻人，这个伟大事物必须存在下去。”这样一位才智之人的态度使人感 到慰藉，而且他能够跟我一样去欣赏海德①才发现的那些民间传说和民歌，还 准备写一写巴涅尔②，“他在这个国家面前已经 18 年，我们只知道他高傲， 对他的性格却一无所知，”他还这样描述过，如果我的记忆没有欺骗我，巴 涅尔对大英帝国的憎恨是“高贵的”。他想在爱尔兰创办一份报纸，碰碰机 会。我不怀疑我被他吸引了：他的贵族态度，他对于大众、对于逻辑现实主 义的憎恶——后者只是大众修辞，可以说，冰冷而僵硬。我没帮他写那种评 论和社论性文章，那类文章在单纯敏感的写作者及公众趣味的奉承者中间， 我们相信将会引起、或许已经引起极大的惊慌，因为以我 20 多岁时的清教徒 式的习惯，我反对匿名；但我为他写了不少诗和有关爱尔兰的随笔，并逐渐 感觉到，有必要将所有的评价清除出去，以此作为我写作创造性散文的第一 戒律。《梦回仙境的人》③发表后，记不起他对谁说过：“我的那些年轻人中 的一个写了一篇多好的东西，你看见了吗？”我在他家第一次遇见 R．A．M·斯 蒂文森，他是小说家斯蒂文森的表子，大家习惯于把他视为王尔德的谈话对 手。他毫无哲人的机智，他那快乐的，奇异的智慧总是消失在他的声音里， 而他毫不自我中心；在王尔德逼迫他人的地方他使用魅力，所有人几乎都暗 地里想法让他把谈话继续下去之时，却看不出他有垄断谈话的意思。亨利常 常得意于沉默，满足于他那不可分解的天才；使所有他近旁的人保持紧张， 送走所有那些因长时间贡献他们的精华而耗尽精神的人。就是在那里我第一 次遇见王尔德，后来他对我说，“我得拉紧每根神经才能最终与那个人抗衡”，①
维水（F．Villon， 以后），法国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①
海德（Douglas Hy de，），诗人、翻译家、学者，盖尔人联盟的缔造者和第一任主席，爱尔 兰总统（）。②
巴涅尔（Charle Stewart Parnell，），爱尔兰自治党领袖：“爱尔兰的无冕之王”。③
刊于《国民观察家》，1891 年 2 月 7 日。而实际上王尔德自己说出了所有那些非同寻常的事情——亨利除了听就没干 什么。谈论他已是我的习惯：“他是个派演糟糕角色的伟大演员。萨尔维尼① 在台上，谁还去看别人呢？即便他说的只是个廉价文人写出的台词”。我也 常常谈论他，我发现他是个梦游者，而这正是我对于伟大的检验方式，我引 用维克多·雨果对滑铁卢之后被囚的拿破仑的描述：在梦中回到了战场。十　　我 23 岁时生活的烦恼开始了。从约翰·奥利里（John O’Leary）的姐 姐奥利里小姐的信中，我曾一次又一次听到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因为都柏林 民族主义离开了总督府的社交圈。以后的几年里，我使自己相信，第一次读 到她的名字②我便感觉到一种预兆性的激动。现在她驾车来到贝德福德公园街 的我们家，带着约翰·奥利里给我父亲的引荐信。我从来没想到会在一个活 着的女人身上看到这样超凡的美。这样的美属于名画，属于诗，属于某个过 去的传说时代。苹果花一样的肤色，脸庞和身体有着布莱克称为最高贵的轮 廓之美，因为它从青春至老年很少改变，而体态如此绝妙，使她看上去非同 凡俗。她的举动同她的体形恰好相合，我终于懂得为什么古代诗歌，在我们 爱上某位女士谈到面容与体形的地方，吟诵她的步态有如女神。我想不起她 说过的话，只记得她因赞美战争惹恼了我父亲，她也热衷浪漫主义运动并形 成一套不容置辩的维多利亚式的推理方式，这似乎使所宣告的那么光辉的未 来有点灰暗，我感到那些日子里她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因为那时我看到的 只是表面上的东西——一种适中的浅谈色调，宛如缅甸皿型钟的声响，一阵 不可抗拒的骚动，带着丰富的悦耳的共鸣。她请我去伊伯里（Ebury）大街她的房间吃饭，我想，在她逗留伦敦的大约九天里我几乎每天和她一起吃饭，她似被什么充盈得那样饱满，自然每一 时刻都应四处洋溢她的丰足。她听奥利里谈论过我。他夸赞了我，她自然就 应对我任情褒贬。她的生活被一笼笼数不清的唱歌的鸟儿包围着，她走到哪 儿，这些鸟儿就跟到哪儿，即便是短途旅行，现在这些鸟儿和她要回巴黎的 家去了。她跟我说起她希望在都柏林演的一部戏。有人曾建议她演托德汉特①的《海伦娜在特洛阿斯》（Helena in Troas），他不同意。我给她讲了个故事， 那是我编《爱尔兰农民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时得到的，并主动要求为她写一 部我称之为《凯瑟琳伯爵小姐》的剧作。当我告诉她我希望成为爱尔兰的雨 果，是出于全部的真诚吗？——因为尽管一卷雨果诗集的糟糕译本伴随了我 的学生生活，我曾以极大的艰辛使自己变得简单，在她的桌上我看见一本《莱 昂尼斯的特里斯特拉姆》（Tristrarm of Lyoness），还有一本《沉思录》（Les Contemplations），面对这样的书，为博得好印象我自然要自称具有 真正的社会才能，因为她的美，就我那几天的理解，看来与隐秘的个人生活 是不能相容的。①
萨尔维尼（），意大利演员、以演奥赛罗著称。②
1889 年叶芝爱上了毛特·岗，他的第一部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以岗为原型的、此剧初次上演时．由岗 扮演主角。①
托德汉特（John Tod hunter，），诗人、戏剧家、学者。　　像我一样，她接受了戴维斯②的政治传统外加一些奥利里的强硬及英雄主 义。谈到威廉·奥布赖恩——他在狱中为反对穿号衣进行了长期斗争，她说： “曾几何时人们为了国家牺牲他们的生命，而现在他们牺牲他们的尊严。” 同对人类生活中永恒事物的这种感觉混合在一起的是某种雄辩的——拉丁语 的贬义用法——或许甚至是不知羞耻的东西。她说到她对权利的欲望，显而 易见是为了权利自身的缘故，而当我们谈起政治时，涉及的主要是纯粹效果 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赢得这次那次的选举。我想，22 岁的她曾仿效法国布朗 热主义的（Boulangisi）冒险家和报界上的暴发户。这些人她见得太多了， 她已经出于他们的利益在俄国有过那么一次政治旅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安 尼姆拉·瓦古拉”那一章，一位年轻的婆罗门来都柏林时，我曾恭聆其中的 内容，“只有手段能够证明目标的正确”。照她的意思，她的目标不含私欲， 但她所想的几乎全是以成败论手段。我寻求的是不同的东西：她，某种值得 纪念的行动以便最终奉献她的青春，而我，到头来不过是去发现和传达一种 生存的状态。或许即便在政治上最后也就是满足于曾经热切地生活过、思想 过，并且像奥利里一样，拥有一颗值一枚罗马钱币的脑袋。　　关于我的精神哲学观我说了许多。这一切在我是何等的重要，鉴于她可 能丝毫不差地思虑那个时代的所有重大问题，我有什么本不应给予的呢？一 切都已模糊不清，只有那一刻除外：当时她走过窗前，穿着白衣裳，去修整 花瓶里的花枝。十二年后，我把那个印象写进诗里：花已暗淡，她摘下暗淡的花 在飞蛾的时节，把它藏进怀里。我感到我面对的是一种伟大的宽容和勇气，一颗不宁的心灵，当她和她所有 那些唱歌的鸟儿离去，我的忧郁已不单是爱的忧郁。我的那种曾认为是“具 有洞察力的”知觉，现在能够看清了，只不过是某种对即将临头的灾难的浅 显推断。我曾给一个美国出版商编一本爱尔兰小说家的选集，现在我仍记得， 故事里主人公们的所有苦难唤起我的只有那个畏惧。依照维多利亚早期的写 作风范，他们也常被丢弃在这个谎言的世界上，没有父亲、母亲或保护人， 并且他们也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已陷入 爱情，但不曾谈起过爱字也从来无意谈起，几个月过后，我又可以主宰自己 了。“她能成为什么样的妻子，”我曾想，“在一个学生的生活里她能占据 什么样的位置？”
十一 某次去斯莱戈的途中，我一定是在都柏林耽搁了一段时间。我那帮老明友、老相识，一度因她屈尊来到他们中间而受宠若惊，开始起而攻击。甚至老约翰·奥利里也表示愤怒。威廉·奥布赖恩和约翰·狄龙才劝服与土地持 有者争吵的蒂珀雷里市民在临近地带建一座新城，而又发现那个老土地持有 者，凭契约上某项被遗忘的条款，一定程度上仍旧控制着新城，还可把他们 逐出新居。奥利里自己在老城拥有财产，但即便没有他也肯定同样不喜欢这②
托马斯·戴维斯（），青年爱尔兰运动领袖，出版于 1842 年的《民族》的创办者之一。项冒险，因为他最恨那两个政客。“他们此时想影响英国舆论，他们认为一 项住房制度法案会在他们被识破之前出台。他们是在用别人的生命赌博。” 他常这么说，或诸如此类。毛特·岗曾参加新城的开城仪式。“她根本不是 我的门生，”他说，“她去那儿为的是炫耀她的那些新帽子。”另有人传说 她去巴涅尔委员会时像个伤感的英国同情 者，绿色的礼服缀着白花酢浆草①。还有一个爱尔兰自治反对者散布另一种传闻——我气愤的是，它同样令人 难以置信——说她身着薄纱去猎捕水獭，不久便满身污泥。　　在都柏林我家的朋友中有一位艺术家，萨拉·珀泽小姐。如此聪明的一 个女子使人艰难相信却是一个蹩脚的画家。她总是随身携带她的家族荣誉： 拥有过几位伟大学者，但未发表任何著作；几位因思想明澈、广有建树而著 称的科学家，但未做出任何发现。她自己，尽管动心之时宽厚而善解人意， 以残忍为双翼来传播那不大的、家传纯正的才智。她画过一幅毛特·岗的肖 像，而这幅肖像看来只是大路思想的象征化。当时某个叫玛丽·巴什克特赛 夫的日记由于格拉德斯通的举荐刚刚走红，那里面表现的是一个女孩充斥着 自我中心、耸人听闻的种种想法，没有什么让人感到兴趣的才情。而珀泽小 姐的肖像画在姿态与表情方面都是对那本日记的卷首插图的不自觉模仿。她 见到我时说，“所以，毛特·岗就要死在法国南部，而她的肖像画只能廉价 出售了，”接着又谈起她如何在巴黎与毛特·岗共进午餐，在座的有一位身 材十分高大的法国男子——我想她是看在我的份上才着重谈到有这么个男人 的——还有一位医生，这个医生曾告诉她，“他们俩个都会在六个月内死去。” 到达斯莱戈的时候，我陷于那般爱尔兰自治反对者之中。某个迟钝而并 非刻薄的年轻房主说他如何从旅店的窗子窥视一次被称为支持房客对抗他的 公众会议。听众席有人叫道，“枪毙他，”讲台上的一位漂亮姑娘，他相信 她就是毛特·岗，却拍起手来。我的舅舅乔治·波利克斯芬，不愿说我任何 一个朋友的坏话，显然很不情愿地暗示道，他自己了解到的某些事情对她很 不利。“有一次我看见她”，他停下来解释他怎么去的都柏林，“在格雷沙 姆旅店的大厅里和威廉·雷德蒙说活。为了名声女人什么事干不出来？”他 认为议会下院中的所有民族主义者都不能为社会所容忍。所有这些传闻令我愤怒不已，此时我便默诵布莱克的《玛丽》：她想不起人类那有如天神的面容。 所有的面容是妒忌，可爱的玛丽，只有你的不同； 你的面容是绝望的甜蜜的爱慕， 你的面容是温柔的忧伤和眷顾； 你的面容是无边的敬畏和恐怖，　　　　　　　　　　　　　　　　　　　　　　①永远不会平静直到安睡在坟墓。我得知，实际上她病倒以前一直与民族同盟（NationaI Leagtue）的各个成员，特别是与它的书记蒂姆·哈林顿协同工作，并且成为有影响的人物。十二①
白花酢浆草，爱尔兰国花。①
《全集》（Comp lcle Writings ），凯恩斯编，第 429 页。几个月以后我再次回到爱尔兰，听说她在都柏林。我前去探望，在纳索街一家小旅店的一问朝向学院公园的房间里等她（这个旅店已不复存在）。 一见她走进房门，高大的身材似乎把门填满，我便被一种感情、一阵陶醉的 怜惜压倒了。再也不见了美丽，她面容憔悴，骨格凸起，举止间全无生气。 我们的谈话变得亲密随便起来后，她隐隐地说到她的某种不幸和幻灭。过去 的那股回应他人时的强硬气势已经不见，她已变得柔和、与世无争了。我又 一次陷入对她的爱而再也不想抗拒。我再也不去想这个女人会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妻子，想的只是她所需要的保护和安宁。　　然而第二天，我还是离开都柏林，和一位我那都柏林老学校的才华横溢 的学生查尔斯·约翰斯顿还有他的哥哥一起去奥奇林·厄尔斯特的某个地方 呆了一周或十天，做火气球（fire balloons）玩。我们用棉纸做成这些火气 球，然后在田野里追逐它们，随着制造技术的提高，我们的追逐变得越来越 长久。看来我没有——完全没有——被俘获；然而不久来了她的一封信，信 中略微触及到她的忧伤，诉说她梦中的某一过去的生活。她和我是兄妹，住 在阿拉伯沙漠边上的一个地方，一起被卖为奴。她还留有在茫无边际的沙漠 中长途跋涉的印象。我立即返回都柏林——那天晚上仅仅相见几分钟之后——求她嫁给我。现在回想起来感到不可思议。我走进房间，脑子里装着那件事，没顾上看她一眼也没想到她的美，坐在那儿抓着她的手激动不已地说着。 她一直没有抽回她的手。我停止了讲话，默默地坐着，突然感觉到她离我这 样近，感觉到她的美。我一下子意识到我的信心消失了，不一刻她便将手抽 走了。不，她不能嫁人——有种种理由——她永远不会嫁人；只是用语言， 没有通常使用的戒指，她请求得到我的友谊。我们在豪斯的山崖小路上度过 第二天的时光，在贝利灯塔附近的农家小屋用餐，她的老保姆住在那儿，我 无意中听到那个老保姆问她我们是不是已经订婚。一天下来我发现我花掉了 十个先令，这对我来说可是笔大数目。我和她天天见面。我给她读我尚未完成的《凯瑟琳伯爵小姐》，注意到她被这段话打动了：“那失去欢乐、放弃一切抵抗的欢乐──有一种欢乐 在丢掉希望，在失去欢乐 在放弃一切抵抗的时侯　　我想，她已被责任感压得疲惫不堪。我告诉她，自从在伦敦见到她，我 开始懂得那个故事的含义：一个女人卖掉她的灵魂买食物给一个快要饿死的 人。这个女人象征着所有为政治事业或是失去宁静、或是失去优雅、或是失 去精神之美的那些灵魂，而主要是她的灵魂、它看上去那样的不能安宁。那 一段时间她没有任何政治工作或计划，我们得以持续相见。突然她被召回法 国，她悄悄告诉我，她加入了一个秘密政治社团，尽管她认为其成员都是些 自我追求的冒险家，但她无法违抗它向她发出的第一声明确的召唤。我继续 留在爱尔兰，多半是在斯莱戈和我舅舅乔治·波利克斯芬在一起，完成《凯 瑟琳伯爵小姐》的写作，它已成为象征我那怜惜之情的歌唱。这时来了一封 悲哀欲绝的信，她告诉我，三年前她曾收养一个小孩而现在这孩子死了，在 她断断续续的悲诉当中，穿插着对一只死去的鸟的叙述，它生病的那天还在　　啄育儿室的窗子，及她如何一眼见到之后连忙一个又一个地请医生。
十三 她和巴涅尔的遗体同船回到爱尔兰，早晨六点多抵达金斯敦。我去码头接她，一起去她住的旅店，在那儿我们吃了早饭。人们觉得她为巴涅尔穿的 丧服过于正式，觉得她太夸张。我们说到那个孩子的死，她建了一个纪念室， 用去她一些资金。“钱现在对她还有什么用？”后来我从另一个人那里得知， 她将该子尸体做了防腐处理。那天和以后的几天里，她再次谈起孩子死的细 节——谈话对她是一种解脱。很明显她病得不轻。她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由于悲伤她有几天丧失了讲法语的能力——她的法语几乎讲得与英语一样 好，同时养成依赖氯仿入睡的习惯，后来费了好大力气才克服掉。我们一直 守在一起，我的精神哲学对她明显是一种安慰，我们常谈到死的境界，很清 楚，她在想着她的“乔其纱”（Georgette）的灵魂。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我在基尔代尔街艺术学校时结识的朋友，他就是乔 治·罗素。他已放弃艺术，现在是一家布店的会计，因为他意志脆弱，情感 性的职业会使之更加脆弱。他见到过许多幻象，其中的一些幻象蕴含的信息 后来得到事实的证实；然而，尽管他个人的启示能力常常具有原创性而且作 同寻常，他还是在主要方面接受了通神论的结论。他谈到人的再生，毛特·岗 问他：“一个孩子要多久才能再生？如果再生，在什么地方？”他说：“可 能就在同一个家庭。”我能看出，毛特·岗被深深触动了，而我却让我那更 具怀疑的心智缄默不语，就像我在她面前常常做的那样。我现在回想起来， 感到一阵良心的刺痛。难道我不该说出“灵魂再生的全部说法都是假定的。 它是对世界的一种听起来最有道理的解释，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能说什么 呢？”或类似的话？我己做出决定，不表露我的怀疑主义。她此时向我讲述一个女幽灵的事，那幽灵穿着灰色的衣服，灰色的面纱遮住脸的下半部分，这形象在她童年时 就曾出现过。也许一个人在恋爱时头脑不清醒，否则也许能看穿——凭着突 来的直觉——面纱后边的东西。我决定让这个女人随意念显现出来。我开始 相信，她是个邪恶的鬼魂，暗中打扰毛特·岗的生活，削弱爱的情感而最终 制造追求权力和刺激的欲望。不过，如果它得以显现，它就会讲话，它就会 把它的诱惑形诸言语，那样她就可以用她的理智面对它，并最终将它破除。 依据我所属的教派规则，我制作了一件象征物，将那鬼魂认作是带有另一从 属原索的第十五原素的居民，几乎同时鬼魂便显形了。我当然除了头脑中的 一个不确定的印象什么也看不见，但毛特·岗几乎活灵活现地看见了它。它 讲述它的身世，继续着大概是她沙漠之梦后来发生的事情。它是她过去的一 部分存在，现在正寻求同她重新合并。她曾在埃及某处的一座神庙做过女祭 司，在某位曾是她情人的祭司的影响下为了钱发布假神谕，为此，其生命的 那一部分存在便从这个灵魂分离出去，保留一个半死不活的影子。我原本会 将这一切看作仅仅是一个象征事件，表达了一种心理状态或精神（这难道不 是威廉·布菜克的“不朽之邦”雷哈布？），仅仅是一种巧合。在通神会（Theosophical Society）的秘传小组（EsotericSection）时，我学过的秘 传之一是，一个与此相同的被分离、半死不活的人形会去纠缠已获新生命的 灵魂，寻求那一定是屡遭拒绝的重新合并，我那时还不具备我现在具备的根据，一种最深奥的认识：对于所有穿过我们的心灵以及甚至我们与之极少联 系的那些人的心灵的一切，对于他们的那部分存在我只知道，他们是无形的， 难以捉摸的，或许充满着窃窃的笑声，除此我一无所知。　　看来她开始需要我了，我毫不怀疑，这种需要会变成爱，它已经在变了。 我看着她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残酷的感觉，好像我是个猎手，捕获了某种美 丽的野生动物。我们去伦敦加入了“炼金术研习生”，我开始构想我们的献 身于神秘主义真理的生活计划，并跟她谈到尼科勒斯·弗拉梅尔和他的妻子 珀尼拉。在一个秘密的、专门寻找最深奥微妙的心灵的传道组织看来，超凡 的美对他人会是，正如对我总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和神秘的。我注意到，一 天晚上我对她说了些恭维话，她的脸色变得暗淡下来。她回巴黎去了，她的 表亲，一个年龄与她相仿的年轻女子，在街上碰见我，问我“我为什么不在 巴黎”。我没钱。在爱尔兰我花光了我的全部收入，我现在不是尽快地多挣 些钱，而是把多半时间花在给她写信上面。可以肯定，如果我把我所有的思 想、我所有的希望和志向都告诉她，她就永远不会离开我。　　我的确知道，精力还会恢复，我必须为她安排一些工作——一个秘密的 神秘宣传机构是不够的。而今巴奈尔①的死，如我所想，已给我指出那工作会 是什么。我还是同父母在伦敦的时候，这个想法就伴随着我：“哪天回来发 起某种类似青年爱尔兰的运动，尽管直接的政治色彩较少。那时我没有想出 具体内容，在伦敦的几年里我开始想到某些团体和运动用以鼓励荒诞的文 学，或在没有它的地方把它创造出来——艺术家不总是寂寞的吗？——然而 现在我想建立团体、影响报纸。我开始对那个新的虚假自我为这项计划辩护， 说爱尔兰，它不能支持一种批评性报刊，必须找到替代，不一刻那个新的自 我又会使我认识到自己的虚伪，指出我是在寻找一种不会败坏人心的工作， 如我所认为的那样，即使最必要的政治也不是为了所有人，而多半是为了她——对她的灵魂，我部分是基于她体貌之美来判断的，部分是知道那是高贵的和微妙的。凭着一种感觉，似乎从外部进入我的内心，来得如此突然，我 知道爱尔兰公众生活的浪漫气氛已经失去，青年人，也许在未来的若干年里， 将寻求民族感情的某种非政治形式。我偶尔给索思沃克的爱尔兰青年男女的一个爱国会演讲，听者大部分是职员，以及他们的姐妹和情人。我约见他们中一个精力最旺的人，向他讲述 我的新计划。他非常愿意参与，因为他的社团已停止活动。女人喜欢在演讲 会上嘻嘻哈哈——她们总是这样，演讲她们听得太多了——而没人能做出另 一种演讲。我邀请那些男人在贝德福德公园我的书房会面，谋划一个新的宣 传机构，我还邀请一个人与他们相见，我是在都柏林遇到他的，当时他在编 辑《都柏林大学评论》。他实际上是在我的提议下被委以此任的，我曾看过 他的令人赞佩的翻自德语的译文。他的体形美也曾给我留下印象，就像希腊 雕塑。这个人，T．W·罗莱斯顿，结果是罗素（Russell）所谓“亲密的敌人”； 没有激情，尽管在心灵和体格方面他看起来是盛放烈火之用的容器，我开始 用本·约翰逊的后来考虑他，“一个空虚的形象”，然而在 25 年之后我不断 地默念他的诗句，“在一片平静的灌溉的国土”。他是爱尔兰文学协会的真 正创建者——尽管最初的大略设想是我的——懂得所有有关决议与修正案之 类的东西。①
参见卷一《巴奈尔》一诗的注释。　　我有个计划，像戴维斯的老民族书库那样，出一套丛书，而且我发现查 尔斯·戈文·杜菲爵士曾向一两个青年“索思沃克爱尔兰人”建议过一个类 似的计划。我们决定把这两项计划并在一起，并通过伦敦的爱尔兰文学协会 和将在都柏林建立的类似协会组织销售。我派罗莱斯顿去那里，而他召集了 一帮学者，许多是我们的政敌，他们决定真正需要做的一件事是为他们从属 的某个学会筹集更多的钱。我没有考虑过学者，激怒之中来到都柏林，我找 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黄油商，他的名字我在索思沃克就已得知，一个协会便在 一只黄油桶上酝酿出来，这就是民族文学协会，如今这个组织以其持久与沉 闷苦恼着我，与它那如火的青年期相去甚远。
十四 对我将要工作的领域我部分上是熟悉的：那些我离开都柏林前在我父亲的工作室或在青年爱尔兰协会以及奥利里的家遇见过的民族主义者，那些总体意义上的新教徒，还有现在第一次见到的稍年轻一辈的许多天主教民族主 义者。最重要的、确实必不可少的一个人，是约翰·奥利里自己，对于他的 支持我确定无疑。他的长期监禁、他与过去的那些著名人物的联系、他的高 尚人格以及或许是他那杰出的头脑都曾给了他极大的权威。我不会觉得他是 个容易得到的同盟者，也许我根本就不该让他成为同盟者，假如他不曾建议 我在那破旧的 18 世纪房子里订一处同样破旧的住所。在那里我常用整天的功 夫让他相信我想要协去通过的某项决议的正确性，以及我希望出版的某部书 稿的合乎需要。他那曾经激情洋溢的心灵，在监禁与放逐的隔绝状态下，似 乎已干枯、硬化成某些不断重复的程式，岩石般地缺乏灵性，当然这些程式 终归是他自己的，是他生活经验的结果。我很少否认这些程式的真实，然而 它们的实施问题把许多天浪费在争论中。在重要性方面排第二位的是他的门生，雄辩家 J．F．泰勒①，一个瘦削、笨拙的人，他的头脑永远被热烈的争论占据着，在有关民族事业的正义问题 的争论中，他表现出渊深博大的历史学识。他似乎以数学的方式看待这个世 界，由于不善妥协，他恨而且会继续恨爱尔兰的那些实际领导者。如果不是 奥利里比他所有的同事都长寿并成为另一代批评家，他们的友谊是不可能 的。他具有一种神秘的信念，来自天主教正统观念，逻辑上达到了它最后的 极端。他愤怒于——他有时看起来生活在愤怒里——我引用布菜克的话：“那 些不能为真理辩护的人注定要为错误辩护——热情和生命也不能让此事停 住。”①错误不会有任何正当理由。他对诗或绘画一窍不通，尽管他看来能够 背诵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以及弥尔顿所有比较有名的片段，而且精通 18 世纪 文学。他懂得的只有雄辩木，一种激情洋溢的抗辩。有时他给我一种精神不 正常的印象。
当时还有约翰·奥利里的朋友西格森大夫，他年轻时编过一份爱国主义 报纸并因为他的某些神学观点失去了病人。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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