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有悔？无悔？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
　　编者按：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至刚过去的2008年，已整四十年。那是一段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记的岁月。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40年。一个人寿命的一多半。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
　　年轻人的决绝，震动了北京。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了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鸡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鸡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长寿的后半生，受一番话影响很大，他工厂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体验，劝慰他：“小李，你的个性不能搞政治，锋芒太露。现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安心吧。”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在十几年的闯荡之后，他阅尽人生，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坚持在城区边缘的七宝古镇住了下来，已经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李长寿常说：“我们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国家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丁惠民却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并连带知青因此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拨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
　　三十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一个个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运输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三十年后，三位老工人远赴重庆，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头的车流中，无所适从的他们被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知青们大哭。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当年，李长寿在熄灯后睡不着觉，抱着曼妥林(一种乐器)在木堆上唱歌。连长是退役军人，哗啦一声便端起枪来：“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这剑拔弩张的一刻，留在记忆中很多年。那个晚上，李长寿同宿舍的三名知青听到动静，揣着砍刀摸到了连长家的后门，如果枪响，他们打算砍了连长的老婆孩子。
　　连长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样，在农场老去。三十年后，李长寿听知青战友说：连长的老伴去世一年了，连长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觉得自己太亏欠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几十年后，李长寿感慨说：“出生在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所有需要人去承担和承受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住房动迁后不久，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节，当年的纠察队长李长寿，面对丁惠民希望筹集捐款的想法时说：“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马上把兜淘干净！”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战友重病或有困难时，帮助联系买药、运送，尽可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来做维权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来，李长寿曾对丁惠民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的父辈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那时候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丁惠民没有吭声。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丁惠民，在将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过程中，选择了前一种姿态。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请愿九十天中结下的情谊，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刘先国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他从上海赶回，未事声张，料理丧事。此前，在知青问题上虽已话不投机，却不知丁惠民从何处得到消息，赶来守灵两天。
　　几天后刘先国返沪，临走前来到丁惠民家时，丁正在与一群老知青谈话。
　　刘先国静静地呆了一会，离去。
　　(刘晓航《我们要回家》一书，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鸣谢)(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来源：南方周末)
“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
&&& 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有时时间就像砂纸，会把记忆中最为光彩的部分也打磨得暗淡模糊。
　　北京三里河白沙沟小区10号楼，《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92岁的赵凡相对而坐，一点一点回忆30年前的线索。有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又没有材料可以参考，老人就仰身靠在沙发上，叹息道：“现在没人研究这些了。”
　　1978年12月，时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受中央派遣到云南调查国营农场的知青问题，当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赵凡原名赵有成，1937年参加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学兵队”，1945年8月到当时的北平做地下工作。1949年6月起，他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赵凡被关押了整整10年，至1978年3月恢复工作。
　　1978年的云南则是一片躁动，要求返城的知青们阻拦火车、到昆明请愿。就在赵凡与云南省负责人赶到昆明的第三天，一个知青请愿团也到达了北京。
　　赵凡带领的国务院调查组于日到达昆明，日回京。在此期间，他们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就解决知青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
　　除提高农场工资等内容外，报告建议：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国务院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知青返城之门从此正式开启。
　　2003年，赵凡受四川知青邀请到成都做客。知青们后来寄给他一本厚厚的画册，贴满他们在成都相处的照片。空白处写着敬语，第一条就是“建设兵团知青之父”。
　　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肇始于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写道：“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从那时起到70年代末，全国国营农场先后接收了290万知青。不过随着政策的松动，到1978年底时已经走掉了130万人。剩下的160万人，心中的烦躁与渴望让他们像一股方向不明的滚烫岩浆。
　　1978年10月中，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能在中央的帮助下返城。
　　知青们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要求并非偶然。10月31日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即将开幕，知青们都希望会议能够彻底解决返城问题。
　　这次会议却迟迟没有闭幕。到11月时，又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结果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即所谓“橄榄坝事件”。不过知青们仍寄希望于北京正在召开的会议，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12月10日，持续43天的会议终于闭幕了，会议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而且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这就是著名的《知青工作四十条》。
　　上百万翘首以待的农场知青失望了。12月16日，云南农场的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12月18日，丁惠民带领第二批上访代表徒步北上。12月24日晚，第一批上访代表在昆明火车站登车未果，开始卧轨。
　　刚刚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赵凡和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接到国务院值班室通知，立刻去云南处理此事。赵凡赶到机场时，安平生乘坐的专机已经发动。
　　李先念说知青这个事情是四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邓小平也说要解决知青问题。政治局、国务院开了几次会，但是不好解决。去云南，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临危受命。我是农垦局长，国营农场知青闹事，我责无旁贷。
　　我到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然后和各层级的同志开会。省里有的同志说知青造反，要公安解决，我说中央没有这个精神。后来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5个人：我，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国务院知青办的副主任许法。第四天开始和知青代表开会。上午有四个知青发言，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我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内部矛盾。现在国务院发了三条指示，又派了调查组，不只要解决你们在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我也是知青家长，一定会关心你们的问题。下午来了两个知青代表。我说，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
　　调查组有农林部、农垦总局的同志，还有四川、上海、北京的同志，他们那里的知青最多。晚上我们和省市同志开会，报告说又有六个知青代表不见了，就是去北京了。调查组里四川的同志说，只要和云南商量好，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这是最早一个让知青回去的省。
　　云南的同志说，主要是上海的问题，还说上海来了一万多农民，不明白为什么跑到云南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说，如果真是农民就必须回去。谈完了，知青代表情绪都很好。到云南的前五天，就是做这些工作，要和知青代表谈，稳定他们。
　　中央讲的是大道理
　　中央发给云南省革委会并转各国营农场的三条指示也是在12月25日发出的，第一条要求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第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第三是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
　　在和知青代表交涉后，调查组分成两路到事态严重的西双版纳、德宏进行详细调查。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最多时有3万人罢工。西双版纳的书记汇报说，闹事的分成四种人：自觉自愿参加罢工的骨干，有64人；随大流的，这样的人多一些；上工受围参加罢工的；不参加罢工但是请病假、事假在家不出来的。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那时候边境紧张，铁路断了，公路断了，事态很严重。
　　我们又分了八个工作组去八个农场。我向这些农场的书记、场长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中央讲的是大道理。也有痛快的办法，动用军队，但那是“四人帮”的做法。
　　我做工作以来，从来没遇到这样的事，狗咬刺猬，没法下手。但是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跟他们说，有冤假错案由落实政策小组解决，这个小组可以有知青参加。
　　我去农场，知青住的房子都要倒了。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六两肉，不到三两油。东风农场说一个女知青偷东西，押着游街。知青到了农场，管理不好，又有人违法乱纪，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矛盾很深，这不是坏人可以煽动起来的。结果1月8日，告诉我们勐定农场绝食了，知青一天就发了200多封电报，让我们去。我们从晚上8点出发，跑了一夜一天，终于到了勐定。
　　1月10日上午，我们和知青代表谈话，他们说，您见见大伙吧，我说那就见见吧，把中央的政策说清楚。
　　那是下午4点，好像在农场招待所前边。那一大片孩子啊，都跪着，有好几百人。他们哭，我也哭。我来晚了呀！我打了几十年仗，解放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有这样的情况！
　　我跟知青们说，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说这个话是从内心里说的。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我跟孩子们说，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现在要大治了
　　就在国务院调查组到云南的时候，知青代表也于12月27日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给他们安排了医疗、食宿，每人还发了崭新的军大衣。知青代表提出希望见到邓小平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日，他们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邓子华。
　　王震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定的无政府状况出现了。
　　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
　　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我们和所有调查组负责人、农场负责人开会。我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调查组开会，就是上海、北京、四川这些个知青多的地方的同志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问题。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志谈话。他说云南省委有办法解决知青问题，就是需要下个决心。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我们就给中央打了这个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我们当然希望多留知青，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这个就是我们调查组的意见。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我们和上海、北京的同志谈，开始他们有担心，但是事情就在这里，必须让知青回去。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后来又开了两次常委会，开始谈怎么安排知青离开农场。需要有时间安排，需要有手续，分批走。
　　在昆明给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开会。我说这个会本来是应该集中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实现工作中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出现了更迫切的问题。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吃透，振奋起来。我这次来，还带了规划组、机械化组，我们还是要办好国营农场。
　　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到了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我总结说，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中心转移都有困难。
　　不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卫生部长陈竺知青生活：土坯房里夜读熏黑蚊帐
陈竺当年在信丰居住过的房子
1973年重阳节，山香村的上海知青一起爬信丰笔架山时的留影,其中站的最高的那位是陈竺
　　日，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这是35年来继科技部部长万钢之后，第二位担任国家部委正职的非中共人士。从一名知青到现今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有着非同寻常的经历。其中在江西信丰当知青的3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段时间，他是如何度过的？当地群众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带着一串串疑问，记者来到了信丰县小江镇山香村，试图了解他在这里的点点滴滴。
　　土坯房里过清苦生活
　　1日，记者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信丰县山香村老圳头小组的一间土坯房前，看到房子墙壁上还留有一些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时的标语。村民告诉记者，这就是陈竺当年住的房子。
　　“农村生活是枯燥无味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干活、吃饭、睡觉——一日三部曲。”村民江道富说，当年陈竺做完农活后，喜欢独自一人在房子的小阁楼里看书，很少和别人闲聊。在这里，读书成了陈竺平淡知青生活中的调料。
　　经常挑灯夜读 蚊帐熏得乌黑
　　江道富向记者回忆道，1970年5月中旬，陈竺和另外4名青年作为第二批知青来到山香村老圳头小队(现叫老圳头小组)插队落户。陈给群众印象最深的是，每逢收工后，就立即捧起书本呆在家里看，常常是就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就会起来读英语，随后就参加劳动。
　　当年曾和陈竺住在一起的知青沈立(现就职于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这样评价陈竺：他对学习有一股孜孜不倦的精神。“双抢”的时候，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出工，晚上要等到七八点钟才能收工，但他仍坚持每晚在蚊帐里学习几个小时。“我们五个知青中，他的蚊帐熏得最黑，有一次差点烧着了。”
　　通过写信向父母学英语
　　据报道，陈竺的英语非常流利，逻辑非常严密。当年和他在一起的知情者称，这都与他早年努力学习英语有很大关系。“陈竺学英语时的精神真令我佩服。”沈立感叹道，当时在农村学习英语，条件非常艰苦。陈竺总是见缝插针地找机会和其他知青用英语对话。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他每隔一段时间就用英语给父母写信，然后由父母(父母英语水平比较高)逐字逐句地修改，再寄回来。他的这种“笨”方法，坚持了两年多。
　　沈立告诉记者，陈竺在当知青时，不仅注重学习医学知识，而且还广泛涉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这对于他开阔视野有很大帮助。他认为，陈竺能当上卫生部部长，与他早年的不懈努力、博览群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善处理人际关系 为人严谨有分寸
　　在与陈竺相识近20年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院长李宏为眼里，陈竺是一个非常有领导才能的人，注重团队合作。“这在他当知青时就体现出来。”江道富说，当时陈竺和另外4名知青是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上肯定有些小摩擦，但每次陈竺都会主动去调解。
　　沈立介绍道，他们是实行轮流值班，即每天安排一个知青值班，负责挑水做饭，其他4名知青则外出劳动。可是有一次，有一名知青起床太晚了，等他们 4人劳动回来，又累又饿，发现这名知青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气就不打一处来。一些人说了些不中听的话，双方发生了争吵。陈竺知道后，马上去调解，并主动承担起了当天的值班任务。
　　沈立说，他们5名知青中有4名是同班同学(包括陈竺)，平时是无话不谈。但陈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严谨。他平时不会轻易和别人开玩笑，即使开玩笑，他也会非常注意分寸的。
　　乐于助人 为人着想
　　陈竺不仅善于处理同伴之间的矛盾，而且还乐于助人。该村一位江姓村民告诉记者，知青在田里劳动累了，一般会到田埂上歇息片刻。可他却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回到住处，将冷水和西瓜亲自送到劳动现场，为同伴送去一片清凉。
　　陈竺处处为他人着想，体现在他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据村民江承清介绍，当时各小队出工时，每次都要队长吹哨子召集知青，可是有时候仍无法通知到所有人。陈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赶紧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家人，让家人寄来了一台收音机。从此，只要一放收音机，知青就知道出工的时间到了，从此再也没有耽误过出工，还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千里寄钉子感动村民
　　而陈竺等5名知青留给村民印象最深的，还是要算“千里寄钉子建仓库”。谈起这件事情，不少村民深深感叹。
　　据村民们介绍，当时，山香村准备修建一间仓库，仓库的地基都已经打好了，可是由于当地钉子供应非常紧张，不得不停工。陈竺就和知青们一起商量，让家人在上海排队购买。由于当时物资短缺，上海市民一年也只能买到极少量的钉子。于是，他们的家人就分多次寄来钉子。最后，终于凑齐了修建仓库的钉子。
　　知青生活加深 对农民的感情
　　1973年11月，陈竺离开信丰时，当地群众以不同形式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陈竺临走时，木匠师傅江锦明特意连夜赶做了一个樟木箱(在当地象征着丰衣足食)送给他，以作纪念。一些村民还赠送了笋干。
　　在离别当天，一位郭姓村民把陈竺的行李从山香村一直挑到铁石口圩镇上，步行了二十多里路，连脚都磨出了血泡。后来，陈竺还来过信丰，多方打听这位好心的村民，可是这位郭姓村民已离开了人世。
　　“其实，我是当年千百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的普通一个。”自16岁从上海到江西插队落户，陈竺有整整5年时间一直呆在农村。回顾那段经历，陈竺曾说，知青生活加深了他对农民的感情。同时，也使他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
　　记者刘太金 文/图 来源： 大江网-信息日报
宗庆后：15年知青生活曾挖盐种茶
&&&& 实业家宗庆后 永远不退休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宗庆后，1945年生。1963年落户浙江舟山。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要见到宗庆后，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倒不是因为他有意的“低调”，而是他忙，真的很忙——在中国所有称得上企业家的人群里，宗庆后可能是最勤奋的一个。一年365天，有200天的时间在市场一线奔走、考察。2002年，宗庆后曾创下了12天跑遍大半个中国的纪录。
　　见到他的时候，已是4个月之后了，正值他到北京参加两会。然而，在会议和各种新闻发布会的间隙，他依然见缝插针，有空就在北京的市场上巡视、调查。
　　沉默，温和，带着些许的浙江口音，说话不紧不慢，语言平实而朴素。即使是记者不断动用“老派”、“保守”、“独裁”等等具有挑衅性的词语，他也是抱之以温和淡定的微笑。虽然甚少高谈阔论，他的回答却有一种化繁为简、直达问题核心的尖锐。谈得多了，在他谦和恭顺的外表之下，也会微微地流露出一点深藏着的骄傲与自负。
　　42岁开始创业
　　这是一棵中国饮料行业最老的“常青树”。19年来，健力宝，乐百氏，旭日升……一个个曾经辉煌的名字，或人仰马翻，或“朱颜已改”，或昙花一现，或惨淡经营。只有娃哈哈一直稳稳当当地带队领跑，在宗庆后的不懈努力下，已成为国内饮料企业的航母和世界第五大饮料企业。在中国市场被“两乐”(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虎视眈眈之时，娃哈哈所生产的产品一直牢牢占据着广大的中国市场。
　　宗庆后的家族曾显赫一时，祖父曾在张作霖手下当过财政部长，父亲则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员。待到解放之后，家庭变得异常贫困，父亲没有工作，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一份微薄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宗庆后去了舟山一个农场，几年后辗转于绍兴的一个茶场。再后来，大批知青相继下乡，宗庆后可以说是知青中的先遣人员了。
　　在海滩上挖盐，晒盐，挑盐，在茶场种茶，割稻，烧窑，那时的宗庆后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失落少年。就像任何一个年轻人，“脑袋里有过各种各样的梦想”，“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然而，在被命运之神遗忘的农村，宗庆后一待就是足足15年。逃避灰色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四处找些书来看。
　　1978年，随着知青的大批返城，33岁的宗庆后回到杭州，在校办厂做推销员，10年里辗转于几家校办企业，依然郁郁不得志。待到他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是一个42岁的沉默的中年男子。
　　42岁时还踩着三轮车，在杭州的街头巷尾叫卖棒冰和笔记本，棒冰卖一根赚一分钱。谁能够想象，这个寡言少语的中年人有一天还有功成名就至今日之地步的可能。
　　尽管对于娃哈哈管理模式的可持续性和发展路径，争议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就宗庆后个人修为而言，这近乎一个“完人”，无可指摘，勤勉敬业，生活俭朴，乐善好施，从不知道享受为何物，过着如同清教徒般的生活。正值冠盖满京华的两会期间，这位身家67亿的富豪却悄悄住在一家每天两百元的标准经济旅馆里。
　　精明、务实、坚韧，这些浙江商人的生命基因，在宗庆后身上都得到传承。然而，草根出生为主的浙商“散、小、乱”的遗传病，却有幸突破。因为，宗庆后是个不知满足的人，以自己独有的理解和方式，不断挑战自我，挑战所有随他奔跑的人——下属、伙伴和他的对手。
　　大器晚成
　　从创业至今，从未向银行贷过一分款，到今天银行里还存着娃哈哈近40个亿的真金白银，这让宗庆后颇感自豪。在这个大谈资本运作的年代，宗庆后依旧一分钱一分钱地做着自己的实业，老派得有些“落伍”。19年来，他带领娃哈哈所创造的财富，相较股市造就的多少“纸上富贵”，坚硬、踏实得如同娃哈哈在各地的厂房、机器，沉默地矗立。
　　在所有的企业家中，宗庆后最推崇李嘉诚，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对此，他信心十足——“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的大。”然而，造化弄人，起跑开始，宗庆后比李足足晚了23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句《孟子》被后人常引以励志到滥用的名言，确是宗庆后大半辈子苦难人生的真实写照。
　　对多数人而言，42岁已是到了被生活磨得心疲力竭、转而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岁数了。在被命运遗弃了大半生之后，这一次宗庆后紧紧抓住了命运给予的一丝可能。像一个工作狂似的，风里来雨里去，骑着三轮车到处送货，要把过去所有耽误的时光都追回来。
　　这是一段异常艰辛的岁月。宗庆后刚刚承包校办工厂的时候，企业又穷又小，什么都没有，中午十来个人蒸饭吃，还受人家的气。即使如此，有了人生寄托的宗庆后工作中再没有感到过失落：“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
　　大半世的消磨，余下的只能以夸父追日般的付出，以弥补往日所有的遗憾和壮志未酬。
　　“我这一辈子都很坎坷。”回忆过去，宗庆后依旧平静：“可能，这使得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什么东西都能够忍受，命运能给我什么机会，我就去做什么。”
　　40多年在社会底层卑微的生活，使得宗庆后格外珍惜社会对他的尊重和认可。他非常爱惜自己的名誉，极要面子。难以想象，2003年11月，在接受杭州市政府的300万元奖励时，早已是亿万富豪的宗庆后最后还是没能忍住眼泪。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朴实如宗庆后的人的作秀之举。“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赞扬，这对他来说，才是最大的荣誉。”一位员工称。
　　人物周刊：您觉得您的人生价值是什么？
　　宗庆后：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
　　人物周刊：不提您现在的身家，作为一个普通人，有必要如此刻意地节俭吗？
　　宗庆后：做事业的时候，没有功夫去考虑这个问题。你说有钱，我能吃多少用多少？我的消费还不如我的员工呢，而且我也不太在乎。
　　我现在就是穿得土里吧唧的，人家也不会看轻我的，你说是不是？等你做到我这个份上，你说不定也会和我一个样。
　　“保守”的决策者
　　失败往往惊人地相似，成功却无定律可寻。纵观近20年娃哈哈的成长路径，宗庆后的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对中国消费者透彻地理解和把握，并有对中国市场资源的整合能力，借此与强大的国际巨头对抗。另一方面，他选择了一条企业现代化道路，把国内其他企业甩在了脑后。
　　宗庆后曾戏称自己是决策管理的“感觉派”——“我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面跑市场，我相信我的个人市场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娃哈哈市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本土的企业家中，他是少数最早具有营销意识的人，被西方媒体称为市场网络的“编织大师”。至今，他所一手独创的“联销体”营销模式，仍然是娃哈哈最具核心竞争力的地方。如今遍布全国的80多家公司，几千个一级批发商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二级、三级批发商和销售终端，共同筑就了娃哈哈在中国饮料行业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
　　营销意识已经渗透在宗庆后生活的每个细节。在采访现场，他一边好脾气地拿着矿泉水瓶子配合一名日本记者拍照，一边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产品做起了推销：“你可以帮我们把产品推销到日本去。我的产品要比你们的便宜多了。在日本，一瓶饮料的价格大概是150日元，相当于一块多美金，就是8块多人民币。”拍完照片，又建议对方说：“可以在刊出的照片下面写上‘宗庆后希望日本人民都喝中国最好的水——娃哈哈’。”
　　尽管经常被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典范，宗庆后并不认为娃哈哈那么“土”，更否认二三线城市才是娃哈哈的势力所在，“我们只是在几个最大的城市表现比‘两乐’稍差一些。现在，我们在上海的市场已经恢复了，销售量在慢慢爬起来，二月份产品一下子就卖了60万箱，而且还没有开始启动超市这一块市场。”
　　当宗庆后把目光放到更高端的一线市场，可口可乐也开始展开低价策略，猛攻娃哈哈多年的堡垒——农村市场。对此，宗庆后似乎并不当回事，“不是这么容易”。他也坦承，在和“两乐”竞争中也曾犯过重大错误。
　　各行业都战战兢兢地大谈如何与狼共存，宗庆后难掩傲气。“现在，我还不考虑和外资合作呢。在中国市场上，我的实力一点都不比他们差，可能还更强。娃哈哈就是坚持做一个绝对的民族品牌。”
　　1996年，与达能开始长达十年的合资，宗庆后有足够的资本——“跟达能合作并没有太大的收获。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是不符合中国国情。我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该做什么事情，他说反对的，我们坚持做了，都成功了”。通过合资吞并乐百氏，赶走元老何伯权的达能，即使拥有合资企业 51%的股权，面对宗庆后的强硬，始终只能是个出钱和拿分红的主。
　　60岁的宗庆后仍然顽固而且强势，保持着对咨询、顾问公司的怀疑和不屑，对外界对娃哈哈的各种评论和非议，宗始终毫不理会，他更相信自己近20年“用脚量地”的经验和直觉判断。
　　稳妥，是宗庆后的一贯作风，“现在靠我吃饭的人多了，更不能轻易地有闪失了。”从不高谈战略，对于种种时髦的理论和响亮的口号，始终保持着适度的距离，频率使用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有什么用呢”。
　　从童装“试水”多元化，他只浅浅一尝；众目睽睽的国际化，到目前为止，也只是一些国外经销商上门要求作代理，“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要看时机成熟不成熟，不是为了面子，为了争什么世界500强去走国际化，就算争到了，企业却倒闭了，有什么用呢？”上市？他是真没有兴趣，尽管这对娃哈哈而言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让企业和个人财富在短时间迅速膨胀——据一名员工透露，这让他的手下对老板颇有怨言。
　　莫非，一贯大权独揽的宗庆后担心，一旦上市变成公共企业会丧失部分控制权吗？“我们不缺钱，去圈钱干吗？就是上市，也是因为他们看中宗庆后的信誉来投钱的，是要企业经营得好，不是说要把我赶走。圈了钱，就要讲对股东负责，是要讲资本的回报率的。就现在的状况，把利润既要分给股民，又要分给原来的股东，钱不是更少了吗？”
　　虽然，顽固、保守而且强势，但宗庆后强调自己并不固化：“我一直在看，在听，在学，在琢磨。”他已经清楚认识到饮料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利润空间日趋微薄，所以，这两年他频频出国，希望能为娃哈哈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只要是我们有能力、有发展机会的，都可以。现在要搞的就是大项目，如果一年一两个亿(的投资)，对我们根本就不起作用。”
　　“看准了，我的动作是很快的。只是在下判断这一步，我会很小心。”
　　永远不退休
　　在娃哈哈内部，随处可以感受到宗庆后无法撼动的权威。19年来，宗庆后事无巨细、不辞辛劳地掌管着娃哈哈从高端到低层的一切。
　　多年来，娃哈哈一直是高度集权制的机构。这个在全国27个省市建有70余家合资控股、参股公司，拥有员工近2万名，总资产达76亿元的庞大企业，至今只设一个董事长和一个总经理，都由宗庆后一人担任，没有董事会。
　　有一个得到宗庆后本人证实的说法，一个产值上亿的分公司要买一辆电瓶车，需要宗庆后批条子。更有夸张的传言，买个扫把都需要“老板”的签字。
　　宗庆后一直推崇“开明的专制”。他自言，娃哈哈已经开始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将人治色彩浓厚的娃哈哈转向更加制度化的管理，并尝试着“分级授权”。但是所有的大权，他依然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后宗庆后时代”，宗庆后的接班人问题，是目前最让观察家关心的话题。而61岁的宗庆后本人却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精力比年轻人还旺盛”。他强调自己还在不断地学习。举一个例子，“对于公司的机器设备，我比公司里的工程师懂得都多，出了问题，我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该怎么解决。”
　　2004年5月，宗庆后在娃哈哈内部激情洋溢地提出了“第三次创业”。旗帜鲜明地将2004年定义为娃哈哈的“修整年”。目标针对宗庆后提出的三大危机：“销售危机”、“精神危机”、“大企业病”。
　　这一次，他把目标定在了1000亿。
　　人物周刊：现在的娃哈哈，其实还是宗庆后的娃哈哈？
　　宗庆后：只能说主要靠我吧。我们现在培养了很多，博士、硕士都有。在生产这一块，现在我不管也是无所谓的。现在，我们在全国有80多家公司，除了青海、宁夏、西藏没有我的生产基地、公司，现在如果全部让我来管，我根本管不过来。但是，在决策、在市场，他们还是欠缺的，还得由我来管。
　　其实，别的企业一个副总经理管的就是财务；而我一个财务部长，做的就是他们财务副总经理的事情。我手下也有十几个副总，虽然名义上只是部长。管理减少了层次，效率是不是会更高些呢？”
　　人物周刊：可是很明显，这些部长和您在权力上还存在着很大落差。在娃哈哈权力的高层，还是只有您一个人。
　　宗庆后：落差是肯定的。在娃哈哈里我认为是不能干的，到了外面被重用的很多。我们的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到外面就去别的公司做销售总监。这可不可以说明，我们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笑)。
　　人物周刊：但也可以理解为，在娃哈哈您给这些人的机会不多，这个机制没有把一个人的能力全部焕发出来。
　　宗庆后：也有这个可能(笑)。但是，我现在确实在想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现在，我做事效率要比以前低多了——我会先让他们做，如果做得不对，我会给机会让他们再做。如果自己做，我肯定很快就做好了。
　　人物周刊：可是，您还是把营销大权牢牢抓在手里。
　　宗庆后：营销是很重要的。一个企业营销抓得不好，产品卖不出去，别的做得再好，也没有用。
　　人物周刊：您还是不放心？
　　宗庆后：嗯，还在培养吧。往往别人都认为是很不错的人，我看他还是有缺陷。我手下的人，都认为我太强势。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从娃哈哈出去的人，从不会说我们的坏话。
　　人物周刊：您想把娃哈哈做成百年老店吗？
　　宗庆后：当然了。如果我还活着，看到这个，我会感到很欣慰。虽然，不在世了，也奈何不了。但是，至少我活着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能让娃哈哈倒下去。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您永远不会退休？
　　宗庆后：我是公司的股东，就是干不动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我始终是有权利参与的。
聂卫平：插队北大荒曾因打架被铐
&&& 棋圣聂卫平
　　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聂卫平，1952年生。1969年插队北大荒。中国棋院棋手。
　　下午四点，北京崇文区东四块玉南街31号，聂卫平围棋道场。
　　“你俩谁是白棋？……哦，你是。你觉得白棋形势好吗？……不好，对，是不好，那你忙了半天为了什么，为了把形势搞坏？！”
　　面红耳赤的孩子对面，是一头乱发的老聂，大眼镜儿已经滑到鼻子尖上，边框挡住了眼睛。忽而有眼光翻过那边框，“啪”的一下落在你脸上，使人一震。
　　道场的孩子们似乎已经适应了他的麻辣教学，遭批的脸红不语，围观的掩口偷笑，一老众少之间有熟稔自得的欢快。
　　“好，今天就到这里！”坐在他身边的小男孩不过六七岁，戴副小眼镜，老聂揉他的小脑袋，逗他，“我讲得对吗？”不待孩子回答，自己哈哈大笑两声。
　　“我的性格啊，太急！不适合教小孩，真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早就开打了！”下了课的老聂更加随意，他仰倒在沙发上，几乎滑落下去，眼睛半闭，喃喃自语。
　　在他发胖的已经重达160多斤的身躯上，手依然纤细秀气，“生活上我是个弱者，什么都不会做，”他开始自己的知青回忆，脱口而出的是，“要是我留在那里不回来，恐怕早就死了。”
　　那些帮我洗衣服的女生
　　1969年9月，17岁的聂卫平极不情愿地去往北大荒，火车开了三天三夜，“我跟谁也没讲话，闷坐到嫩江，再坐车到山河农场。”
　　那时他刚刚一百斤。父母被打倒，围棋作为“四旧”被取缔，常去的北京棋社被查封，启蒙老师雷溥华先生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从小就免修体育课的他来说，农场好比刑场，“那时候就觉得这一去恐怕是回不来了”。
　　他在家大哭了一场，然后上路。即将到来的分别和磨难，是说得出口的理由，说不出口的，是苦楚比甜蜜来得更快的初恋。
　　丫丫，是去年10月认识的女孩儿，彼此的好感一见面就萌生了，很快地，一天不见都不行了。然而1969年3月的一天，丫丫忽然失踪，辗转打听，方才知道她已经被家里送到东海舰队当兵了。
　　16岁的少年为了找到心上人，向父母撒谎，取道山西太原，一路寻到青岛，“我们谈了很久，我抱怨她走时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她却不停地跟我讲大道理，什么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以前那样无所事事了。听她这么说，我心里难受，我说我希望你说清楚，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们到底要不要保持联系？
　　“她没正面回答，只是说你应该回学校复课闹革命，别在外面来回晃了。我一听心就凉了半截，我历尽艰辛千里迢迢来看她，却落了个‘在外面来回晃’！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她现在进入了革命者的行列，而我则成了游手好闲的人，感觉完全不对了。我心里的失望、难过、羞愧就甭提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感情上遭受的第一次严重打击。”
　　“到农场之后，我给她写过很多信，”寄一封信需要八分钱邮票，因为农场停发他的工资，八分邮票钱都成问题，他宁可少买一个镘头，也要坚持给她写信，“但她一封都没有回，后来我也就不写了。”
　　爱情被封存起来，放在心底最经不起触碰的角落，青春的梦想和尊严也全都打包扔向茫茫荒原。
　　因为不会干活，他是场领导最不待见的人，“没有办法啊，是笨啊，别人看我都觉得又可笑又着急。”
　　因为父母是黑帮，政治上的歧视他逃不掉。“指导员叫人的方式我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舌头打个卷儿，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我才听明白是‘我说！’这2个字，叫谁都来这么一句，我们是没有名字的。完全是劳改犯一样的待遇。”
　　到农场一年之后，因与送水的鸡西知青打架，他被铐起来，这个经历让他至今心有余悸，“戴手铐啊，这是坏人才有的‘待遇’吧。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我不是坏人啊！我在那里还进过学习班，在当时，也都是流氓才能进去的。”
　　就这么一个“看着挺傻、心眼不坏”的人，偏偏得到许多女知青的垂青，“好多女生给我洗衣服。当时哪个女的帮你洗衣服，就说明你们俩不是一般的关系。有个女生来你宿舍送衣服，别人看着也是件自豪的事情呢。”
　　成名之后，他又多次去过那个让他吃尽苦头的地方，“一直想去找找这些给我洗衣服的女生，可惜都不知道她们去哪里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她们为什么喜欢我，也许人家都知道我不能干活，愿意帮助弱者吧。”
　　肚子总比大脑饥饿
　　1973年春，由周恩来总理提议、邓小平副总理批准，中国国家围棋队重新组建。聂卫平入选由三十多名全国各地的高手组成的集训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聂卫平的时代，他横扫中国棋坛，且创造了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连胜11场的惊人纪录。
　　声名远播之后，三年农场生活对于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影响被一再放大，传说甚多：徒步千里到另一个分场与程晓流对弈三天 ；自己左脑执白、右脑执黑，左右互搏，练成绝技；以及千里山河对他棋盘大局观的影响等等。
　　一段甚为抒情的文字这样描述，“聂卫平说，我一到黑龙江，就有一种‘天高地阔’的强烈感受。无垠的荒原，无遮无盖的蓝天，和瑰丽的日出日落景象，给我强烈的震动。当我重新坐在棋盘上的时候，感到棋盘更广阔了。”
　　率性、真实的老聂为本刊给出了彼时真相，“这些都是夸张，把我文学化了。能想围棋就说明干活还不累，吃了东西，稍微擦把脸，赶紧就得睡了，那个时候的口号是‘早起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基本上一有空就睡啊，哪有空去想棋啊。”
　　棋力真正增长是在1972年至1973年间，1971年冬他跟许多知青一样，趁着农场的冬歇期偷偷跑回北京，他不想再回去空耗时间和精力，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黑龙江农场局驻京联络员，安心下棋的梦想渐成现实。
　　他经常跑到北京第三通用机床厂，那里聚集着以陈祖德为代表的围棋“七君子”。“白天拼命下棋，晚上再把白天下的棋摆出来反复研究，思路一钻进棋里，就忘了一切，下完棋骑车回家，不是闯了红灯就是骑错了路。”
　　国家集训队成立之后，他下棋更是几近疯狂，“对别的棋手来说，一周三四局正规比赛已经相当累了，但远远满足不了我。星期六我都不回家，只要有人奉陪，我能从早上一直下到深夜。”
　　集训队里的高手最怕被聂卫平缠住下棋，因为赢了，聂卫平不肯放他们走；输了，自己又不甘心，所以经常下个没完没了。“我敢肯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的局数，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的总数。”
　　他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擂台赛上他先后战胜了当年日本棋界几乎所有的超一流棋手，连续三次从悬崖边上拯救了中国围棋队，使中国队获得了前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最后胜利。
　　如果我留下，肯定早死了
　　棋盘外的诸多事务最终还是影响了他的精进，他的好友兼桥牌伙伴沈君山有一次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呀！”
　　沈君山为此曾特意写信给老聂的朋友，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像大漠英雄，但京城浮华世界，灯红酒绿的力捧，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后来在1989年新加坡首届“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语不幸而言中。
　　“应氏杯”决赛上功败垂成，成为聂卫平围棋生涯的又一重大转折点，沈君山说，“至此，他作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
　　老聂自己却似乎从未认输，他收古力等人为徒，盼着弟子代他实现世界冠军之梦；他开围棋道场，耐着性子教小娃娃们下棋，希望这些小苗子养性怡情，能从黑白天地间觅得个中玄妙；而他自己，正式非正式的比赛也都不曾中断，他仍然好胜，仍然牛气，“只要我不出昏招，谁也下不赢我！”这话是坊间流传的，向他求证，他笑着说，“是啊，本来就这样嘛！”
　　两年前老聂听说当年一起下乡的一个朋友去世了，“他是北京知青，没有回城，跟一个鸡西女知青结了婚，留在农场当农工。”
　　这个死讯令他震惊，因为这一对知青在当时都是劳动好手，尤其是绰号“野狐狸”的鸡西知青，在当时孱弱笨拙的他看来，实在是偶像级的人物。“当时割豆子，我最多割900米，最后动弹不得，她很厉害，几个小时割一万米，谁都比不了她，一万米啊，简直是天文数字。”
　　下次再去农场，他想去看看她，“那里条件太苦了，如果我留下，肯定早就死了！”
　　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灾难，他摇头说不清楚，“没有这段生活，一直专心下棋，成就能大过现在吗？农场的很多知青，都生活在意志崩溃的边缘，挺过来了，对忍耐力、意志力的锻炼是巨大的。”
　　沉吟片刻，他的语气变得坚定，“对个人来说，可能是种积累和磨砺，但是作为一项政策，肯定是个失误！几百万人下乡做知青，太荒诞了。”
　　对于一些知青倡议筹建“北大荒知青纪念馆”，他坦言“我没兴趣”，“这是历史造成的错误，不必多驻足。有什么啊，都对自个儿过去过于留恋了，过去就过去了呗。”
知青：那些损失掉的光阴
&&& 前门大碗茶，和青春有关的日子
　　“大碗茶，二分钱一碗，不好喝，不要钱。”1979年6月，北京前门月亮湾，一处低矮的木棚里，27岁的返城知青王秀辰高声吆喝着，与她一起的是20多名从大栅栏街道办“派来”的待业青年。
　　“一开始没想过卖茶水，更没想过卖茶水会有什么前途，那年月，我们这些人需要活着，就得有份营生。”如今已是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王秀辰，提起往事不禁感慨。
　　“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
　　1978年，大量知青开始返城，迎接他们的是不一样的生活。
　　知青返城后，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的最高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应该到广阔的农村去，要上山下乡”，千百万年轻的初高中毕业生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被送到各地的农村从事“光荣的劳动”。
　　3年后，17岁的初中毕业生王秀辰成了“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河北高碑店的一个小村，成了她的落脚点。
　　“那时候很瘦，而且从来没有做农活的经验，实在干不动，”王秀辰回忆，“在那里心情不舒畅，因为心里头老不认同，生活特别单调。”
　　1977年，“下乡”8年的王秀辰通过一个亲戚的关系，在当地医院办了一个假的病退，当年6月，终于如愿回到北京大栅栏的老家。
　　可是，在王秀辰的眼中，北京变陌生了，“当时觉得比别人矮半截，离开北京前的玩伴都有了正式工作，组建了新的家庭，可自己20多岁了还什么都没有”。
　　待业在家的日子，王秀辰每天都做很多家务，尽量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也不再去找曾经的好友。
　　“很理解她的心态，在农村漂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城了，急于获得一种安稳的生活。而稳定生活的前提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什么工作最稳定，当然是国家的职工。”王秀辰后来的同事王建辉说。
　　在王秀辰看来，成为一名国营工厂的职工是当时所有待业青年的理想，可是机会太难得了，“工厂的招工指标太少，一个指标有几十、数百人在抢，有关系有门路的才能拿到，而且还要排队。”
　　街道办院子里，站满找工作的人
　　其实，回城后苦闷的，不止是王秀辰一个人。
　　1978年，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文革”中要求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当时称为病退、困退)。
　　作家梁晓声把当时知青返城称为“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了知青返城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百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这一年，40万的就业大军涌回了京城，一个新的名词“待业青年”悄然诞生。
　　但他们回城的欣喜很快被现实的严峻所淹没：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其中，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个，约占10%。
　　“工厂根本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当时没有实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终身制，父亲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动顶上去，一个工厂根本腾不出指标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如今74岁的齐宾，曾是大栅栏街道办知青科的科长，当时她主要管着知青返城的档案管理与工作安置，“当时来街道办申请工作安置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
　　齐宾说，许多知青把美好的青春都交给了各地的农场，千方百计回到城市以后，发现其他同龄人工作、住房什么都有了，而自己是一无所有，心理很难平衡，给当时的社会治安也带来了隐患。“有一个30多岁的返城知青找到我，说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他要么自杀要么就去犯法了。”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日，邓小平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3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政府的意见是，能安排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没有永久的工作就找临时的，没有临时的就带着这些人自谋生路。”齐宾称，街道办的任务很重，政府拨付的经费很少，当时区里要求他们必须设法解决辖区的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本报记者黄玉浩实习生朱柳笛北京报道
　　-新观察
　　那些损失掉的光阴
　　传统的历史书写里，总是一些功成名就者的身影在晃动。知青史本来不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它借助文学的形式，以伤痕为内容，以控诉为目的，至少记录了一些小人物被卷进荒诞运动之后的悲惨命运。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记录突然改变了方向。那时候知青一代正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当年的控诉者中不少人变成了成功人士。他们回眸历史时，觉得与其把自己的青春描绘得凄凄惨惨，还不如打扮得壮怀激烈。于是一股“青春无悔”的热潮席卷全国，“伤痕文学”中的苦难记忆，被成功人士的温情怀旧取代。
　　我并不是要批评这些成功人士的记忆。任何历史都是叙述者的建构，每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中“话说当年”都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色彩。遗憾的是，那些失败者往往没有发言的机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也“青春无悔”。
　　历史有时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当年“上山下乡”的那上千万知青，个个都成了知名作家、著名导演、企业老总，事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混淆个人记忆和社会反思、审美立场和制度规范。在个人记忆中，任何人的青春，无论何种处境中，都可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但是从社会发展上看，那无论如何都是一场荒唐的运动。具体地说，“上山下乡”是以一代人的青春来应付“文革”中破坏生产、“红卫兵”组织斗争导致社会混乱及大量失业的危机。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学业被中断，去到陌生的农村，为农业生产出的力，跟农村为了安置他们付出的努力比起来，当是得不偿失。而他们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回城之后也没有用场，被认为是损失掉的光阴。
　　这一代人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回城之后的拼搏奋斗，为了“夺回”这些损失掉的光阴，他们付出了加倍的努力，使整个国家都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亢奋状态中。他们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二十多年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奇迹时代。
　　但是这些并不能归功于他们在“文革”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证明，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会更好。
　　那一场运动的开始，很多年轻人怀着“满腔革命热情”主动去到农村，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被政策强迫驱赶。值得注意的是，当一个人的整个青春年代都被绑架了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对绑架者产生感情和依赖。
　　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今天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一些阻碍正好来自当年的“知识青年”。他们以为彻底反思“文革”就会否定自己的青春岁月，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老卡
　　民间记忆
　　女儿曾觉得父亲卖茶丢人
　　关于父亲尹盛喜和大碗茶扯上联系，女儿尹智君是偶然知道的。如今已是老舍茶馆总经理的她，依旧记得当初对于父亲的不理解。
　　小学5年级左右，新学期开学了，所有报名的孩子都要填一份表。当时，尹智君还是在父亲工作单位一栏上，按惯例写上大栅栏街道办事处，但是，老师跟她说写错了，要写“大碗茶”。“我当时就愣了，后来才知道父亲已经带领着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们卖大碗茶去了。当时觉得特别丢人，自己的爸爸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当，要去卖大碗茶呢？感觉特别没有面子，后来我从不跟同学提起我父亲是干什么的。父亲摆大碗茶的地方，离我们家、学校还有同学的家，都特别近，但是我每次远远地看着他在吆喝卖茶的样子，都会觉得害羞，宁愿绕道回家也绝不经过茶摊。”当时尹家家境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之前父亲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工资虽然不算太多，但至少是旱涝保收，不像卖大碗茶时，每天的收入不固定，风险大。“当时家里有3个孩子等着他挣钱给交学杂费，母亲对父亲辞公职很反对，有一天，父亲在茶摊忙到了半夜两三点才回家，敲了老半天门，母亲愣是不让我们给他开门，以此作为对父亲更换职业的抗议。”尹智君回忆。
　　在尹智君看来，“当时社会上的人对于父亲带领返城知青创业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态度。
　　大家都明白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既解决了青年的待业问题，又解决了前门没有茶水铺的难题。但是大家在那个时代会有很多偏见，比如就有人直言：做买卖先富起来的人肯定不怎么清白。“
　　□本报记者黄玉浩实习生朱柳笛
来源:人民网、南方新闻网、瞭望东方周刊、大江网、新京报、新浪网
(责任编辑：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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