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
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
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
（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
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
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
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
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
（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
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
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
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
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
（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
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
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
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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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旭提要：经过70年的变迁，我国的货币政策渐趋完善，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显现。货币政策在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维持物价与经济稳定、提高就业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稳定、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抑制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形成从而保持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货币政策一般指的是中央银行运用各种工具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实现其特定经济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具体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规则、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我国的货币政策也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变迁。货币政策的变迁历程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基础在石家庄组建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作为法定本位币，新中国成立之初完成了全国货币的统一，建立起了统一、垂直领导的国家银行体系。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兼负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既是行使货币发行、金融管理职能的中央银行，又是从事信贷、储蓄、结算、外汇等商业银行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信用、金融在经济生活中居于从属、次要的地位，虽然实际上也存在有关货币政策这样性质的问题，但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政策。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货币政策”这个词也极少提及。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转轨，同时金融体系也开始朝着机构多元、门类多样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职能与具体金融业务的分野日渐清晰。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以加强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从此开始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管理框架。特别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我国基本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随后，针对经济金融领域不断变化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货币政策又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调整和创新。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此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资料图片：石家庄中华北大街的“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诞生。）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确立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信用总量、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备付金率”。1995年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沿用了“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表述。在这一时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逐渐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逐季发布三个层次（M0、M1、M2）的货币供应量数据。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开始注重采用间接工具和国际通行的政策工具来进行宏观调控。1994年10月开始办理再贴现业务，再贴现逐步成为一种常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自此以后，中央银行通过增减贴现额度、放松或收紧再贴现条件、调整再贴现率、选择再贴现对象等手段灵活地进行货币量调控。同时，中央银行开始进行公开市场操作，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收放货币供应和调节利率水平，包括1994年4月开始的外汇公开市场操作、1996年4月开始的国债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后来的政策性金融债、央行融资券等证券的公开市场操作。除此以外，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已有的中央银行贷款制度和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的新特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经济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这在客观上要求货币政策进行主动适应和转型调整，由此导致货币政策呈现一些新的特征。其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多元且相机变化。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单一目标”取向，但在近年的实践中，我国货币政策追求的最终目标却较为多元，包括维护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推动改革开放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等等。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不同目标的相对重视程度会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相机调整。例如，当通货膨胀压力较大时，会调高物价稳定的权重；当外部冲击来临时，会调高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权重；当资产价格大幅变动时，会调高金融稳定的权重等。其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中央银行主要盯住广义货币量（M2）、社会融资规模、新增贷款及其增速等数量型中介目标。随着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日趋复杂化，中央银行跟踪监测、准确调控货币信贷数量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货币信贷数量与经济增速、通货膨胀、金融稳定之间的相关性也在逐渐弱化，所以，提高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存贷款利率上下限管制放开之前，中央银行关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主要是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利率管制放开之后，充当中介目标的主要是货币市场利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其三，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创新。中央银行当前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中，数量型工具（如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和再贴现等）与价格型工具（如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超额准备金利率等）并存。从2013年开始，中央银行先后创设了多种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等；同时，中央银行还多次使用了定向降准、定向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定向降低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等结构性工具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科技创新领域的信贷投放。其四，货币政策传导以银行信贷渠道为主。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以及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也变得更为多元和复杂。但截至目前，银行信贷渠道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也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最重视的一条渠道。这是由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客观事实决定的——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所占的比例长期在70%以上。特别是，随着居民部门资产和负债的积累，“资产价格渠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资产价格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正在引起重视。货币政策的转型方向经过70年的变迁，我国的货币政策渐趋完善，货币政策的作用日益显现。货币政策在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维持物价与经济稳定、提高就业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稳定、保持汇率相对稳定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抑制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形成从而保持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不容回避的是，在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现在的货币政策仍然面临着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挑战。一是金融市场发展和科技进步导致支付手段和储蓄理财手段日趋多样化，货币的内涵与外延边界发生演化调整，导致货币政策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靠性降低。二是利率传导渠道不够顺畅，近年来屡次出现的“央行下调政策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随之下行，但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降”的不利局面。三是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传导环节增加，传递链条加长，货币资金总体使用效率下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释放的流动性中的一部分淤积于金融体系内部，未能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的投融资，其中流动性向中小微民营企业和三农部门的传导尤为不畅。四是传统上各国中央银行依赖和盯住的通货膨胀指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降低，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重要性凸显，而将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因素纳入货币政策框架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五是尚未形成符合我国经济金融实际的、相对透明、可追踪、可检验的量化货币政策规则。（资料图：1997年——201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基于此，有必要推动我国货币政策的适时转型：第一，推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由多目标向双目标过渡，最终确立以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为核心的货币政策双目标制。除这两大目标以外的其他目标应主要由其他部门通过其他政策工具来实现。因此，一方面，要优化CPI、PPI等通货膨胀统计指标的篮子选取、指数设计、权重设定、动态调整工作，使通货膨胀指标能更及时、客观地反映物价变化，提高统计数字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的关注，注重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与宏观审慎工具“双支柱”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应侧重逆周期调控，宏观审慎政策应侧重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第二，稳步推进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一方面，在货币政策实践中加快形成官方明确、外部公认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推动利率走廊机制走向成熟；另一方面，要根据货币金融体系的变化及时完善既有的货币信用指标体系，调整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等统计指标的口径，优化统计方法，增强可靠性，在调整统计口径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透明、公开、可追溯、可对比，避免信息紊乱干扰金融市场情绪。第三，在货币政策工具层面，一方面，在协调搭配、综合运用好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价格型工具的作用，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由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向以价格型工具为主的转型。另一方面，密切跟踪研判新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在理论基础、机制方法、政策效果等多个层面加强研究，科学判断、及时调整优化、合理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发挥预期的作用，更加注重运用前瞻性指引工具，通过发布政策报告、统计数据解读、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与金融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以及更广泛舆论的沟通，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第四，基于提高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引导市场预期、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需要，应在充分研究和实践检验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实情的货币政策量化规则。因此，需要着力解决数量型规则与价格型规则的兼容问题，潜在产出水平、潜在通胀率、自然失业率、自然利率等隐含经济变量的测算问题，相关统计体系和统计数据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将资产价格与金融稳定因素纳入量化货币政策规则问题等。第五，多管齐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特别是要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增强利率渠道的货币政策效率，包括疏通“政策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疏通“政策利率-信用债利率”的传导机制，疏通短端利率向长端利率的传导机制，硬化国有部门的预算软约束，提高商业银行在资产端的效率识别能力和风险定价能力。同时，还要重视资产价格渠道的作用，加强跟踪监测并善于利用货币政策经由资产价格渠道对消费、投资、工业生产等经济行为产生的影响。（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经济货币化的含义主要指：相对于自给自足的物物交换而言，货币的使用正在日益增加，也就是指交易过程中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部分的比重越来越大。近年来国内外学者都把经济货币化作为研究重点，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高斯(S．Ghosh)、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施瓦茨(Anna J．Schwartz)等经济学家就60年代主要国家经济货币化的比重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结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一、我国经济货币化的计算及其悖论 根据我国目前的常用方法，即采用M2／GDP的方式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我们得出计算结果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标(96) 36．1 40．8 46．0 48．9 51．8 57．8 54．5 61．4 64．1 62．2 经济货币增长率(%) 13．1 12．7 6．3 5．9 11．6 -5．7 12．7 4．4 —3．0 同上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64．6 82．5 89．5 95．4 100．7 100．4 103．9 112．1 122．2 132．1 146．1 3．9 27．7 8．5 6．6 5．6 -0．3 3．5 7．9 9．0 8．1 10．6 资料来源：根据各期《中国统计年鉴》及《1999年中国统计公报》编制。 从该计算结果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增长态势十分显著，换句话说，货币关系作为经济关系的存在形式在我国已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深化与泛化，但当我们对比亚洲其它国家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发达的中国在经济货币化指标上竟然丝毫不逊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和地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也是相当高的，以1998年为例，美国仅为0．67，而我国已经是1．32。由此我们得出一个事实：我国的经济货币化发展呈现非常不正常的态势。 二、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如前所述，一般来讲，经济货币化水平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正比，因此我们还可以从计量经济角度来分析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因果关系‘由于我们用M／GDP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指标，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时，我们必须采用与M、GDP无关的指标，笔者在此采用的是居民消费水平指标，具体的想法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实际体现即为居民消费水平。我国的相关结果数据如下： 我国经济货币化指标与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13 1．20 1．00 1．06 1．12 0．94 1．13 1．04 0．97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7 1．14 1．11 1．10 1．11 1．17 1．23 1．33 1．14 1．26 年份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经济货币化指数 1．04 1．28 1．08 1．07 1．06 1．00 1．03 1．08 1．09 1．08 居民消费水平指数 1．13 1．08 1．16 1．21 1．27 1．33 1．26 1．19 1．09 1．0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整理而成，其指数采用的是环比数据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是识别一组变量(x，y)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基本思想为：如果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那么x的变化应当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就认为x变化是y变化的原因。具体表述为：“对于服从平稳随机过程的两个变量x和y，如果用x、y各自的过去值和现在值预测y，比不用x的现在及过去值预测y所得的预测值较为优良，那么就存在x到y的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具体方法如下：对于两个平稳时间序列{xt}和{yt}，其中t＝1，2……T。要检验x是否为引起y变化的原因，构造以下两个模型： 无限制条件回归： (1) 有限制条件回归： (2) 其中，εt是白噪声，n是滞后阶数(可以任意选择)。 设假设H0：β1＝β2＝……＝βn＝0，分别对模型(1)和(2)进行回归，得到各自的残差平方和SSRu与SSRr后构造F统计量。 F(n，T-2n)＝[(SSRr-SSRu)／n]／[SSRu／(T-2n)] 如果F(n，T-2n)＞Fα(α为显著性水平)，那么我们就拒绝：“x不是引起y的变化的原因”的假设。然后，检验“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的原假设，做同样的回归估计，但是要交换x与y，检验y的滞后项是否显著不为0。要得到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单向的因果关系)的结论，我们必须拒绝原假设“x不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同时接受原假设“y不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为了检验经济货币化水平与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令原假设H10：经济货币化水平不是引起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的原因；原假设H20：居民消费水平不是引起经济货币化水平变化的原因。利用上文所述的有关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如下： 原假设 n＝1 n＝2 n＝3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F统计值 概率(Prob) H10 1．34339 0．26456 1．05617 0．37800 1．39280 0．30696 H20 1．96959 0．18917 2．79044 0．10112 1．81143 0．19833 在上式中，从检验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竟然与居民消费水平不呈显著的因果关系。这实际上就很令人费解，毕竟居民消费水平与经济货币化指标从国外经验与常识来看，都应该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从因果关系来看，我国表面上很高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实际上并不代表同样水平的居民消费水平，这种指标是很不正常的。参考资料：http://lw.chinacfa.cn/bank-and-montary/bank/2006-09-30/15bc5703cafdcd1cd0823302691bc77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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