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托市效果无起色，救市的口子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坐不住了。尤其是深圳二手房指导价上调3%-5%这个动作，完全可以理解为修复市场情绪的发令枪，楼市政策导向标、一线城市深圳都动了，政策态度的表达已经十分清晰，允许大力救市，楼市航船方向一定要稳！行内人都清楚，这个时间点深圳的动向信号意义之重大，要比郑州19条里的货币化棚改，哈尔滨救市废除2018年的行政调控令，福州放开限售等重磅救市举措都更有风向标意义。这是一个态度释放，是在看到郑州，哈尔滨等地救市效果不及预期之后，想要进一步提振市场预期，修复市场信心，才会有的这么一个决定。2022年年初百轮救市之后的楼市现状每月国家统计局发布70城楼市数据时候，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房价环比同比涨跌之上，费劲思考力去分析楼市的现状，想找出有无回暖迹象，其实只要看看一线城市新房的成交数量，就能对目前楼市的真实冷暖程度一目了然了。3月份至今，北京新房成交量同比下跌31%，上海同比下跌43%，广州、深圳等地跌幅同比也在30%以上。杭州，宁波，南京，青岛等大城市，同比去年跌幅超过50%。这些可都是楼市坚挺的大城市，楼市行情可见一斑。网上很多人说自己所在的板块楼市如何涨价，新盘开盘如何热销，就会觉得一线城市已经跳脱了整体楼市的行情，已然复苏了，这就真的错了，新房成交数量啪啪打脸。整个房地产市场仍在缩表出清，这个已经是共识，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去金融化，减负债，调结构真的不是短短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之所以有个别核心板块出现上涨的情况主要就是城市行情在持续分化，这恰恰说明了经济相对疲弱，有钱人在把财富更多地投向有价值的高端房产，用它来固化财富，而不是去投资项目以赚取收益，因为这部分人认为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投资扩产的收益无法保障，反倒不如一线核心区房子保值。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也不是楼市复苏的正常表现。以往在我们的认知里，房产主要具有投资价值，拉动投资规模扩大的基石是人们的信心，撬动房产投资的杠杆是银行的金融信贷。如今楼市信心崩裂，金融信贷萎缩都已成现实，楼市行情在下滑，房企在求生，需求端塌陷，这些负向趋势都是有惯性的，目前的政策能够阻止住这些惯性，都算是成功，暂时不要指望什么扭转趋势！话语虽然耸人听闻，但却是事实。叠加上疫情的影响，失业率的冲击，人们收入锐减而负债高企。所以，想要救楼市，真的很难！这也是进入2022年以后，救市的步子迈得越来越大，力度越来越强的原因。截止今日，全国超60个城市发布了稳楼市政策超过70次，叠加部委发布的政策已经超过了100次。但是，房子还是卖不掉！这很明显已经不是政策维度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经济环境中，人们的就业压力、收入压力以及对未来经济预期下滑的问题了。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在消费力上。有了钱才敢去消费，有了预期才敢加杠杆消费。如今是没钱也没预期，债务还被透支，甚至有的城市居民杠杆率破百，城市杠杆率破200，意味着城市GDP收入还不到城市负债的一半。楼市真的救不动了！房地产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绝不能硬着陆从2021年下半年央行及相关部门态度转变开始，到今年百余次密集政策的出台，都无法拉住楼市在下行的轨道上狂奔。但是，楼市决不能硬着陆。这将会是拖垮经济的支柱性要素。想想看现在的经济环境，外贸出口势能减弱，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地缘政治紧张，俄乌危机严峻，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疫情冲击不断，内需萎靡，投资不振·····所以，核心支柱产业房地产不能倒，这不仅关乎千万人住房问题，还关联着无数上下游企业和千万人的就业吃饭。在经济决策者看来，房地产和20年前一样，在今年，依然要承担起拉动内需和投资的火车头。这么说会让很多人觉得难受，因为生活中太多人被房价拖累，也有很多人因为仰视房价而觉得毫无生活的尊严。所以国家开始大力整治楼市之后，很多人心里会觉得痛快，看着很多投机客被套牢而感到幸灾乐祸，认为投机客活该······国家的一系列打压态度让大多数人对楼市产生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于这种偏见成为了全民共识。那就是：楼市拖累了经济，吹大了金融泡沫，是民众生活压力大的根源，是压垮生育率的大山，是一切高负债的元凶，是处之而后快的痼疾。这些观念令很多人坚信不移，从各大楼市媒体平台的留言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楼市，对于高房价的怨念有多深！只要不干系到自己的房子，很是愿意冷眼旁观高负债开发商暴雷或躺平。越是经济差的城市，越是负债高的城市，人们对楼市的怨念就越深。这个观念，就和当初坚信房子就是财富的象征，房子买到就是赚到的心理不相上下。但是，我们忘了，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人们财富之所以快速累积，和房地产行业的拉动分不开关系。在中国福利房时代，国家发展基调是重工业优先，住房建设被界定为“非生产性建设”。1955年“一五计划”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并要求降低包括住房建设在内的非生产性建设标准，“先生产，后生活”成为城市建设纲领。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长高度波动，工人工资增长缓慢，城镇化停滞。1978年以前经济增长大起大落，1958年GDP同比增速高达21.3%，1961年则降至-27.3%，随着户口登记制度的建立，叠加“上山下乡”人口逆流动，1960-1977年城镇化率由19.8%下降至17.7%。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受限，外忧内患并存，且当时生育水平偏高，住房数量及标准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加。在1955年，北京工人家庭人均居住面积4.51平方米，计划体制下，住房供给效率低下，居民居住环境恶劣。1981年的政府报告指出：“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片面强调基本建设，忽视人民生活”，后来形成了宏观图景——要打开经济增长，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人口流动的新局面。后来，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想要实现弯道超车，对比国际市场之后发现，重工业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而中国当时最缺的就是钱，中国只能转向，先结合自己的劳动力优势，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典型的“两头在外”，也就是外资投资建厂，中国提供劳动力，然后生产的产品再返销世界大市场，这中间，中国只赚了个劳务费，利润的大头还都在海外投资商手里。那么在中国工业水平和西方差半个世纪的前提下，中国拿什么去追赶？没有钱去购买大量的设备支持制造与研发，只做“血汗工厂”就能实现经济腾飞么？居民生活就能得到改善么？中国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必须有个稳定而强有力的引擎，既能带动国内产业链条发展，实现经济腾飞，又能改善居民生活水准。199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来，加上当时推动中国加入WTO十分艰难，国内高层在研究过国内产业机构之后，找到了这个引擎，就是房地产。首先，房地产产业链长，覆盖面广，涉及行业非常之多，建材，钢铁，化工，家电等行业都会受益。其次，可以激活国内消费力，为国民消费找到了新的端口，有效提振金融危机冲击下疲弱的内需。最后则是在央地税费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得到保障，通过财政补贴稳定外贸的同时，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土地收入资金，可以有效拉动地方基础建设。彼时的房地产行业让多方受益，所以20多年后，房地产发展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这个过程中，房地产行业贡献了天量的财政税收，有效补充了我国重工业发展的资金缺口，带动了无数中小企业发展，保障了数亿人的就业和收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居住水平。如今，房地产行业到了转折的关键节点。救市刻不容缓行业悲歌初起之时，金融机构抽贷，购房需求萎缩，行业陷入恐慌，前途充满迷雾，撑不下去的房企索性躺平，对大力度的救市也不为所动。看此情形，国家一再喊话，不要误读房地产去金融化，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各个城市救市开始刻不容缓。国家六部委也纷纷出来站台，表明要“积极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财政部：今年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金融委：研究和提出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应对方案。发改委：要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央行：坚持稳中求进，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证监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有力有效化解房地产企业风险。外汇局：配合有关部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台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相比于2018年以来全国落实的全面楼市紧缩调控，这次六部委的联合表态可以说是史诗级的政策宽松信号。这两天，又有一个重磅信号比较招眼：央行叒一次针对货币政策和房地产行业表态了。3月30日，央行召开2022年货币政策例会，开篇先是对经济环境做了定性：当前国外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国内疫情发生频次有所增多，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地缘问题，叠加国内外的疫情形势，“三重压力”是摆在眼前的。再次强调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主动应对，提振信心，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的支持，稳定宏观经济大盘”。这说明了在美联储加息、外资流出的情况下，下阶段国内货币政策仍会趋于宽松，购房利率仍有下探的空间，甚至放款周期仍会进一步缩短。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原话是：“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这说明了什么呢？央行强调住房是一种消费行为，不是投资行为，住房消费力需要得到大力保障，关于房地产行业的合理融资需求银行要更好的满足，以促进房地产经济良性循环。什么是良性循环呢？房地产行业循环流程是这样的：土拍，拿地，施工建设，客户买房，这四个环节涉及到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开发商资金循环，刚需购房者按揭需求，还有上下游数十个行业的链条拉动，这个循环要稳住，要良性运转。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有放松限购，全面降息之类的政策刺激需求端，还需要稳住房企的资金链条。因此，下阶段的按揭放款速度，房企间收并购贷款，正常开发贷，投资建设等资金需求会得到更好的金融支持。可以预见的是，救房企，将会是一个悄然无声的动作。因为银行等金融系统必然存在一定的抗性，资本厌恶风险是本能，晴天送伞，雨天撤伞才是银行的常规动作，如今这是让银行出血堵房企的窟窿，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前段时间，各项金融统计数据指标显示，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严重空转，其原因就是在经济下行的前提下，金融机构出于规避风险考虑，放款积极性不高，社会企业贷款意愿也不强，导致资金运转效率低下。最终国家在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要求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央行上缴1万亿利润给财政部用于减税降费等领域，这才往中小实体企业释放了一波水。由此可见，想通过救房企来稳楼市，真的很难！银行有米不愿下炊就是个大问题。所以，此次央行的表态极其关键，可以视为银行下阶段动作的态度表现，也是各大城市又一轮宽松调控政策的起点。货币之水，会更大一些，调控政策的掣肘，也在减少，只是在过往看来力度极大，效果极佳的救市动作，譬如放松限购限贷，全面降息等举措，目前来看收效甚微，楼市暂时还未看到走出寒冬的迹象。绝大部分城市的成交，依然没有恢复到2021年上半年同期水平。主要原因，是预期，是购房者的信心。可是“信心和购房者的就业保障，收入保障以及国内经济基本面有关，又该如何修复呢？不让出现烂尾楼？暴雷房企交付得到保障？房企得到资金补充，这些问题自然就会消失。但是法拍房还在剧增，《中国新闻周刊》3月15日报道说，过去5年，全国每年挂牌的住宅数量由18.6万套，增加至34万套，翻了将近一倍。截止目前，全国法拍房的总拍卖量已经超过170万套。大家应该都有见到那个新闻，说是有个90后小伙在燕郊买两套房，1年缩水了一半，小伙熬不下去直接断供，半年后房子被银行拿去法拍，200多万的房子最后100万成交，法拍完房子没了不说，还倒欠银行20万。小伙个人的银行卡被冻结，移动支付账户冻结，出行限制，消费限制······人生开始坠入下滑道。这个是极端案例，但是170多万套法拍房的背后，都是相似的人生故事。2022年，房地产人，互联网大厂人，中小企业主等等·····很多很多人在疫情中失去工作，失去收入保障，这些人曾是高收入人群，是房地产行业消费主力军，如今他们的仓皇退出，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狼藉。分享完，感谢阅读，欢迎关注观众席上的阿景（头条，公众号同名）}

内容提要
货币流通速度是货币数量理论的核心内容，其变动对一国经济发展状况、物价水平走势等有重要指示意义。文章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出现上升或快速下降两种情况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会增加。从货币流通速度的视角，回看美国在疫情初期的货币过量宽松政策，及其导致的高通胀困境，对我国货币政策制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启示意义。
一、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胀：内在逻辑与变化规律
（一）货币流通速度概念回顾
货币流通速度的概念源于货币数量方程式M·V=P·T，其中货币流通速度V表示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货币流通速度越高，单位时间内货币的周转次数越多；反之亦然。20世纪60年代后，货币数量方程式的收入形式普及，即M·V=P·Y。以一个国家为研究单位时，名义收入PY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总货币量用广义货币供给M2衡量。因此，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GDP/M2。实际上，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是结果指标，其走升或走低反映了一段时间内一经济体名义货币供应相对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或减少。从货币价值创造的角度，GDP/M2即一单位M2对实体经济GDP贡献度，当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时，广义货币供给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小，更多的货币供给仅带来了较少的经济增长。
（二）货币流通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基于货币数量理论，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之间存在对应关系。从货币数量方程
来看，当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不同的状态时，货币供应、实际经济产出和物价水平之间将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其一，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降态势，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并不必然被抬高。其二，如果货币流通速度相对稳定，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可能会被推升。其三，如果货币流通速度上升，则在货币供应增长快于实际经济产出增长时，物价水平会被推动抬升。因此，相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当其处于平稳或上升走势时，一经济体发生通货膨胀的风险概率增加。
（三）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规律
总的来看，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都处于变化之中。一是各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不同。例如，2021年日本的GDP/M2数值为0.46，欧元区为0.84，美国为1.13，货币流通速度越低的国家，每单位M2增长对GDP增长贡献越低。二是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处于下行趋势中。2000年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呈不断走低态势，但不同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下行速度存在差异。三是2020—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经历了快速下降然后上升走势。新冠疫情暴发初期，美国等加快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货币流通速度出现快速下降，直到2021年在高企的通胀压力下美国转而实行快节奏的紧缩货币政策，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
二、从货币流通速度看持续通胀的成因
（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现状及其成因
近年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出现较快下降，显示其经济增长与货币供给出现了脱节与失衡。货币超发引致需求拉动型通胀，是本轮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高通胀的起因。通胀的需求拉动理论认为，大量货币供给会导致经济中对商品服务的总需求超过现行价格水平下的总供给，拉动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自2021年5月起，美国CPI一路走升，在2022年6月达到9.1%。2023年3月，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的CPI同比高达5%、4.3%、10.1%和6.9%。
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美国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量量化宽松”，以解决面临的经济衰退问题。由于信奉现代货币理论（MMT），美联储在短期内增加了大量货币供给。2020年3月开始，美国M2货币供给量在12个月内增加了24%左右。比较而言，为了修复2008年次贷危机创伤，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M2在2008年8月至2009年8月期间增加8.3%左右。从M2供给同比增速来看，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M2供给同比增速月均值高达22%，加拿大、英国与欧元区也出现不同程度的货币供给增速加快，较2019年末水平均翻了约一倍以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构成其通胀水平持续高涨的需求拉动因素。
此外，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格是以生产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的利润构成，因此供给侧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推动原油、天然气等国际能源价格迅速上涨，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导致能源、原材料的生产成本上升，引发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当前欧美等国持续的高通胀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由“需求拉动”引发，叠加“成本推进”，即供求混合理论。
（二）GDP/M2的“V”型走势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2020—2021年，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冲击，美国经济增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后反弹回升的态势（2020年美国经济增速为负增长，GDP同比仅为-1.5%）。量化宽松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GDP/M2衡量）也经历了先急速下降（2020年为1.13，环比降20.4%）。比较而言，次贷危机时期，美联储执行QE量化宽松政策，2007—2009年美国GDP/M2降12.7%。
第一，货币流通速度快速下降会对通货膨胀带来滞后效应。一方面，新冠疫情初期，美国等经济发展受到冲击，商品服务总供给能力有所降低，而大量货币供给刺激总需求上升，货币流通速度骤然降落。代表存在“过量”货币供给，引致价格水平上涨。另一方面，“过量”货币供给对之后的持续通胀带来滞后效应。2021年中旬，货币流通速度快速降低的滞后效应显现，4月美国物价水平便开始持续走高，CPI同比由2.6%涨至4.2%，到2021年底已升至7%。直到2022年，通胀依旧高烧不退，6月美国CPI同比高达9.1%，创下近四十年新高。超发的货币量未被美国经济增长全部吸收时，便在实体经济中滞留，为通胀埋下隐患。
第二，货币流通速度的上升会助推物价水平抬升趋势。2022年美国货币供给增加减缓，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上升，通胀水平持续在高位徘徊。从MV=PY看，在一定的真实产出下，当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时，即使M2增长放缓，也会推动价格水平上升。加拿大、英国和欧元区也经历了相似情形，通胀水平的飙升发生在其货币流通速度的回升阶段。
此外，由于价格具有“粘性”特征，易涨难降，因此即使2022年美联储减少货币供应，物价依旧高位徘徊。为了抑制严重通胀，2022年美国开启了力度极大的紧缩货币政策，全年加息七次共425个基点，创下了近28年来幅度最大、节奏最快的加息纪录。2022年美国快速收缩资产负债表，以期给“高烧”中的通胀降温，引发了全球大部分非美货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三、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阶段走势与新情况
（一）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呈阶段性下降态势
中国的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持续走低阶段，1990—2003年间，GDP/M2从1.23降至0.62，降幅近50%。这一阶段中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走低，主要是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对新增货币产生了稀释作用。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发展，人均可持有的资产价值不断增加；此外，金融复杂程度的提升，令人们可以选择多样化金融业务持有资产，造成适应需求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以GDP/M2衡量的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
二是稳中有降阶段。2003年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降幅减缓，且在2007年和2010年前后出现货币流通速度的走升，物价水平也显著抬高。金融危机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启动“四万亿量化宽松救市”，以货币供给增加刺激实体需求，货币流通速度自2008年的0.67快降至2009年的0.57。同时，中国CPI物价水平也显著抬升，同年2—4月均在8%以上；此后回落。2012年后，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缓慢走低，但并未再出现严重的物价上涨。2015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首次降至0.5以下，达0.495。
三是相对稳定阶段。2015—2022年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走势相对稳定。通货膨胀压力下，英国、欧洲等不得不跟随美联储的节奏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以遏制高通胀。而中国选择了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走出了独立稳健道路。因此，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未出现明显波动，物价也维持在相对较低且基本稳定的水平。2022年国际地缘冲突加剧与疫情持续发酵，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为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执行合理充裕的货币政策，全年M2同比增长月均值为11.2%，货币流通速度降至0.5左右。
（二）货币流通速度整体处于下降趋势的原因
第一，经济货币化进程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主要是指从纯粹的实体经济运行，逐渐演变为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交融运行。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加深，各种金融工具的不断发展以及信用的普及，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支撑，导致经济体的货币流通速度走低。大多发达经济体已于20世纪中期完成了经济货币化进程。
第二，虚拟经济与金融深化对货币流通速度走低的影响。当虚拟经济不断发展时，需要更多货币以支持业务交易、价值衡量等。实体经济增长放缓时，仍会有很大部分货币供给增加被虚拟经济部门所吸收，也不会导致货币超发。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扩大，也会导致导致广义货币量相对于实体经济的比例不断提高，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第三，数字经济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日常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了极大影响。数字信息技术革新了经济生产与交易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利用率，促进了商业模式创新等，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也带来了更多货币需求与供给。当数字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所需的货币量时，便能对GDP/M2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有负向影响。
四、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第一，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应以欧美等经济体的高通胀处境为鉴，关注货币流通速度指标的变动趋势，尤其关注其对物价水平的潜在影响。2023年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升高，滞胀风险上升，我国要注重把握货币供给节奏，权衡好稳增长与稳物价之间的平衡关系，做好潜在风险防范。
第二，灵活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控制好货币供给总量增长“不过度”，灵活运用MLF、SLF等短期货币投放工具，少量多次、精准供给，以多样化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推动社会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兼顾防范通货膨胀与促进实体需求。
第三，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货币刺激总需求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效用有限，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是促发展的关键环节。从供给端改革出发，优化实体经济结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这对有效保障经济发展的高水平供需平衡、维护物价水平保持基本稳健有重要意义。
作者：吴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梁曼恬，中国进出口银行贸易金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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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樱桃小财女（ytxcn8）
作者：樱桃房地产与金融密不可分，本质上，房地产小周期是由信贷决定，所以樱桃必须关注金融界的大事。今天央行行长更替，让我们一起聚焦新行长易纲。易纲曾在2003年出过一本书《中国的货币化进程》，时代较为久远，我为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做了点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下，同时对易纲2018年的货币政策思路做下解读。1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一、基本事实1、中国经济改革并没有按照一个定义清晰的并具有时间一致性的目标模式行事，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没有目标，然而改革的目标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一直在不断地调整。2、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一个设计好的蓝图，虽然国务院制定了多个改革方案，然而由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可行，或是由于技术上的不可操作性，结果方案都无一实施。3、中国的经济改革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进行。按照双轨制进行。是一个按照走走停停循环进行的演进性过程。4、中国的经济改革没有剥夺任何主要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但是改变了其既得利益的实现方式。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看起来或多或少像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没人知道路在何方。二、中国是如何采取渐进式改革的？1、时不我待，时代的问题。2、无人知道路在何方。不论是领导层，还是经济学家，改革之初都不知道路在何方，只知道变革是必须的，之所以一直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中国不清楚河的对岸在哪里。3、无人知道如何改革。地方被授权进行局部改革，是因为中央也不知道如何改革。4、没有人有权威实施设计好的改革方案。具有改革意识的权威当局的缺位是80年代数个综合性改革方案失败的原因之一，官僚人员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地位来操纵改革过程以满足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一项大胆的改革方案转化为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5、无人愿意承担大的风险。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当中，改革要同时冒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大风险。机械地套用马克思的说法，失败将不仅摧毁改革，还将摧毁改革者本人，这使得改革者在作出改革决策时非常谨慎，仅仅因为其风险太大，提交的许多改革方案被延迟或取消，改革者的风险规避态度有助于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其他特点，包括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改革试验性质和地方政府主导。三、中国的渐进改革是如何成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者探讨的热门话题，80年代的主流观点是，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率应该降低，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因为高增长必然会产生通胀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执行改革政策，然而，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本身有助于改革，而不是阻碍改革。理由是，给定僵化的经济关系，成长经济的市场化比停滞的经济的市场化更容易。2超发货币去哪了？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广义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也就是M2持续高于真实GDP增长率与CPI之和，那么这些货币去哪了呢？易纲的书中对此作出了探讨。他分析的主要是1979-1984年期间，中国经济因迅速货币化，从过去的计划经济，突然解放了生产力，表现为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兴起，个体经济的发展，使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大大增加，因为农民、个体户、乡镇企业过去都没有什么信誉，要使商业顺利进行的有效方式就是迅速积累现金，因此这一时期虽然超额货币供给，但是通胀率却很低，表明超额货币供给的绝大部分都被新货币化的经济所吸收了。易纲认为，超额货币并不真正是“超额的”，它被用来满足新货币化了的经济需要。中国的M2与GDP之比为什么迅速增长？易纲认为，该比值迅速提高，一方面是改革中金融深化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的储蓄主体由国家变为老百姓，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是，老百姓金融资产投资的选择不多，银行储蓄一直是主渠道，这主要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滞后造成的，这不是经济主体的自然选择，而是现有体制和政策的制约下不得已而形成的。我们平常简单地用M2总量减去GDP得出超发货币多少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现在的M2是一个累积的数字，货币的多少，还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货币化全面深化有关，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直接融资规模小，M2总量就会大。美国M2/GDP比值较低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美元供给数量相对较少，而只是因为其商业信用发达，有相当规模的美元信用是由银行以外的主体创造出来的，并不计入货币统计。而中国商业信用发展相对滞后，使银行信用在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直接导致了M2/GDP比率较高。周小川在他的书中《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说，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一旦有了股票、债券、期货，就需要一定的货币供应量来支持金融市场对流动性的要求。小川同志把最大的货币蓄水池房地产给写漏了，所以这些年，中国的M2增长这么快，我们的CPI却保持很低，就是这个原因，多出来的水，都跑去买房子了，房子吸收了多余的货币，所以没有通胀问题。32018年的货币政策书的内容就不多摘取了，大家感兴趣的自己去买了看吧，文章写长了又看着累。最近央行旗下杂志《中国金融》刊发了易纲题为《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 》的文章，对2017年货币政策工作作了全面回顾，并对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与政策思路进行了清晰阐释。易行长的表达比较学术化，看起来很累，我根据个人的理解通俗的翻译下2018年的内容。1、国际国内背景从国际上看，全球将进入加息周期，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外需回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与此同时，因为经济复苏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暖，可能对中国CPI带来上行的压力，而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可能会让我们的货币政策受到更大的紧缩压力。从国内看，随着制造业产能出清，行业集中度提升，企业利润改善明显，已经能够看到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提高，经济结构优化的趋势，2018年中国GDP保持平稳增长没问题，但主要还是依赖于出口带动的复苏，内生的消费增长还是不够，离转型成功还早的很，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和杠杆还很高，房地产的泡沫还比较大，金融监管还要继续整下去。2、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当前，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当更注重经济的发展质量，而非一味地追求增长速度，已不再适宜粗放式的增长模式，不能依靠货币信贷的“大水漫灌”来拉动经济增长，所以想要像09年和2015、2016年那样的大放水是不太可能了，2018年人民银行将做好总量调控，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不会出现2013年的钱荒，不会让流动性枯竭，让货币保持不紧不松的格局。3、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我以前一直搞不懂什么是宏观审慎监管，后来在彭文生的《渐行渐近的金融周期》书中有所理解。在08年以前，国际上主流国家的央行的货币政策，一般都是通过利率来调控，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总量，比如加息，就属于货币政策。而宏观审慎的着力点在于结构，两者是互补的。怎么理解呢？比如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部门，进行监管，就属于宏观审慎的一种，因为债务问题是结构性的，在同一个时间点，不大可能所有部门都出现高负债的情况。比如对房贷首付比例要求，也是属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一种工具。易纲的文章提高，2018要探索将影子银行、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金融等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总之，可以理解为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相结合的组合拳，对于具体行业来说，影子银行和房地产，将是重点调控的领域。4、适当发挥货币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人民银行将落实好对普惠金融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标准的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的相关工作。我只看到这一句重点，今年有可能继续对农商行定向降准哦。5、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人民币汇率有条件继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另外关于易行长上来后对房地产的影响，我妄自揣测一下。易行长是海归派，也是改革派，但他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宜主动刺破。但当下的资产泡沫警报尚未解除怎么办？依然只能控制住货币的总闸门，让银行减少房地产贷款，让成交量降下来，比如上海，深圳，调控以来横盘一两年的时间了，其实价格并没有明显降多少，但成交量降了不少，这期间不少刚需又可以积攒几十万的首付了，时间可以消化泡沫，假如再横盘两三年，让收入跟上来，那就可以化解风险，这对银行和领导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深圳目前市场回暖了，不过我觉得行情只是短暂的，下半年估计又会因为没有额度重回冷淡。房地产只是央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要如何调控，终究还是看中央想如何调，央行是需要配合中央的，懂吗？中央说放松，那央行就放水，中央说收紧，那央行就减少贷款，哦，我不能再说多了。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樱桃大房子（ytdfz8），专注研究房地产十年，通过深入研究宏观经济走势，为读者把握房地产涨跌的短周期，不唯空，不唯多，只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