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样就很好。走在街上大家都对我笑，打招呼，就连哑巴都冲我打招呼，很有意思的。他们还叫原来的那些称呼：董事长，季老总，老爷子……包括农民。有的小孩子很好玩的，就叫季克良。听到了我就很高兴和他笑啊。——季克良国酒茅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可撼动金奖茅台，千年传承、百年荣耀，十年问鼎。这一切的一切、一切的背后，是什么？是人，是人做出来的，是人制造出来的，是人创造出来的。这其中，绝对离不开一个人，他叫季克良。季克良先生不仅仅是在推进茅台的发展，更是在守护着中华的一缕酒魂。从满头青丝到一头银发，季克良先生半个世纪的茅台时光，浓缩成了一杯醇香的老酒。季克良先生说，是茅台成就了他。抑或，这也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命运。季克良的职业生涯中，留下太多的荣誉和称号：茅酒领袖、酿酒名师、国酒先生、茅台掌门人……在这本《季克良：我与茅台五十年》书里，也许你又能看到另外不同视角的，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的季克良。季克良：我与茅台五十年封面这些角度丰富的文章，为季克良过去五十年的职业生涯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总结与梳理。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观点集纳与成长折射，更是贵州经济史上一个值得收藏的文献。对于读者来说，透过这部书稿，可以便捷地了解一个知名品牌领军者的成长与思索。这里，摘出几段文字，和诸位读者先睹为快。关于50年前茅台之艰苦：“那时候，窖期里还要下乡背粮食，还要踩曲子，还要去包装。生产时间里曲子自己拉，红粮自己背，工用具自己领，维修自己干，酒自己交，窖泥自己挖，自己运，火自己发，毛草自己拔，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动手!酒运出去靠人工背，领导出去开会是坐马车到遵义，后来有了汽车，但没有公共汽车。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才有了公共汽车，但也三天才有一趟公共汽车到遵义。而从茅台到遵义需要在长岗住一晚上，第二天才能到遵义，夏天住一夜须对付空中的蚊子，床上的臭虫。冬天是煤气熏天，饥寒交迫。当时的党委书记（十三级高干）柴希修同志也是这样过来的，厂长刘同清同志也是这样过来的。一直到一九七五年，省委书记鲁瑞林批了一辆武汉五座吉普，一辆八座武汉吉普才算改善了。当时住的条件也很差，书记柴希修同志是住在用茅台酒瓶砌的墙、油毛毡盖顶的砖木结构房屋，面积也很小，一家五口约有三十平米，刘同清厂长住的是粮库，用火飘板隔成几间住的。窦厂长是住在三车间制曲发酵室里，王绍彬厂长、罗庆忠厂长是和工人住在一起。有的工人为了节约，甚至在家里床底下还养猪。办公条件也很差，我来时，办公楼是一幢三层楼砖木结构房，很拥挤，要挤出一部分作招待所用房，那时三个副厂长挤在一间办公室里。邹开良书记调进厂来时长期拎一个包，随时随地都在办公，前后共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柴希修书记、郭景德书记、周高廉书记兼厂长都是在一间既是会议室又是宿舍的屋子里办公。生活就更艰苦了，吃的是杂粮，一九七八年时我记得还吃高粱（红粱面），有时还有红苕干，苞谷成了主粮。猪肉很少，凭票……”关于先生和茅台第一次亲密接触：“我至今清楚记得，一九六四年，当我得知被分配到茅台酒厂工作时，内心不免对这有着国酒之誉的茅台酒有了几分期许。我一路颠簸到达遵义，吃饭时看到饭店里有茅台酒卖，一问，竟然贵到三毛六分钱一杯，但最后，还是一咬牙买了一杯，要知道，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那天，平时根本不喝酒的我，小心翼翼地捧着那杯茅台酒细细品尝，当时的心境至今难以忘怀。我想，这大概就是普通人消费茅台酒时的心态吧。直至后来在茅台酒厂一干就是四十六年，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告诫同事：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和信任，要做真正的好酒，就要把自己当作消费者对待，为自己酿造每一滴美酒。”关于先生的专业、职业和事业：“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六年，我参加了原轻工部主持的茅台酒试点研究，学习了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因此，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揭示茅台酒传统工艺的奥秘，成了我毕生的追求。一九六五年，我所写论文《我们是如何勾酒的》科学总结了茅台酒的勾兑工艺，为提高酱香、浓香、米香、清香、兼香等香型白酒质量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标准。已故的老技术厂长李兴发在一九六四年提出了茅台酒三种典型体的科学划分，成为中国白酒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主管茅台酒的生产技术期间，我不断总结和继承茅台酒传统工艺，提出了《提高酱香酒质量的十条措施》，科学完善了茅台酒的酿造规程，极大地稳定提高了茅台酒的生产质量，为茅台的规模化生产提供了技术保障；提出《提高茅台酒质量的九条经验》，系统地规范了茅台酒的生产工艺，为茅台酒质量的持续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茅台酒与其他白酒的生产工艺完全不同，是茅台人智慧的结晶，否定了茅台酒系‘外来’一说；归纳提出了茅台酒的十大生产工艺特点。”《季克良：我与茅台五十年》，不仅呈现给我们一个企业家的成长侧面，它同时也是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生动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