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秘密。这世上的秘密，只要你曾经告诉过一个人，就不能再称之为秘密。真正的秘密只能自己知道，如果实在憋不住，就告诉树洞，或者墙洞。
当年，杨开慧就把自己的心灵笔记用油纸包好，塞进了墙洞。这处“秘密”，没被敌人发现，当然，也没被亲人发现。要不是1982年和1990年的两次修缮，或许这处“秘密”永远都会沉睡在那孔墙洞里。
1982年，人们在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时，意外地发现墙缝里的“秘密”，打开一看，里面有杨开慧留下的七封信。1990年，当人们再次修缮她的住宅时，在她的卧室内，又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上，记录着杨开慧对毛主席深沉的爱，以及她对人生情感的追求，读完潸然泪下。
遗憾的是，收信人始终没有读到，甚至不知道有这样一封信的存在。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毛主席和杨开慧之间的感情故事，体会那封信上深沉而又厚重的爱……
板仓初识，潇洒旷达的少年，爱上聪颖俊秀的少女，家长很欣慰
杨开慧和毛主席的自由恋爱，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但两人到底是几时开始互相吸引的，说法不一。
杨开慧和毛主席相识于1916年，
1916年暑假，时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的杨昌济先生，偕妻女回板仓冲下屋场休假。
板仓冲是一个秀丽无比的山冲，四周丘陵起伏，冲岔相接，青松茂林，翠竹丛生，站在山包上向远处眺望，可以看见高高耸立的影珠山和飘峰山遥遥相对，一条长沙通往岳阳的古道，弯弯曲曲地绕过山脚。
因为板仓的秀美和静谧，每逢假期，杨昌济先生总会带着家眷离开喧闹的城市，回到这里小住。
杨昌济先生，是毛主席颇为崇拜的老师，他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一师，杨昌济非凡的学识和民族气节，得到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的爱戴。同时，他也以睿智的目光，注意到了来自农村的高个学生毛泽东。
这次回板仓度假，杨昌济特意邀请了时年23岁的毛主席去浏览他的藏书。杨先生藏书颇多，毛主席早就有瞻仰一番的心愿，现在有了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
暑假没过几天，毛主席便穿着一双草鞋，步行140里，来到板仓杨宅。
板仓杨宅是一座古老的平房，始建于清乾隆六十年。那一年，杨昌济的高祖父从长沙蒲塘迁至板仓，后人陆续添砖加瓦，至1901年杨开慧出生时，板仓杨宅已经是上、中、下三栋房屋，外加东西两厢住房，中间有天井，居住面积近700平米，俨然一户大户人家。
那天，毛主席到达板仓时，已是掌灯时分。见到自己的得意门生，杨昌济乐满心怀，连忙吩咐小女杨开慧奉茶，并安排厨房加菜。
说话间，茶饭已上桌，师生平起平坐，总有说不完的话。入夜，毛主席翻阅恩师的藏书，爱不释手。
在板仓的这几天，是毛主席和杨开慧第一次长时间的接触。毛主席渊博的学识，潇洒的风采，深深地藏在少女杨开慧的心底；杨开慧的聪颖俊秀，也深深地触动了毛主席那根情感的心弦。
几日后，毛主席离开板仓时竟有些恋恋不舍，他对杨开慧说：“我的老家韶山冲上屋场和这个下屋场差不多，门前也是一块土坪，一个小池塘，塘中生满了荷花。”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邀，到北京大学担任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迁至北平，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同年8月，毛主席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了北京。
对于毛主席的到来，杨昌济一家感到非常高兴，热情地帮助他安排好在京的生活。
不久，在杨昌济的推荐下，毛主席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馆员，并因此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领袖人物。
那时，毛主席住在景山东街，离杨家不算远，师生之间的往来也十分频繁，也就在毛主席和杨家的接触中，17岁的杨开慧和25岁的毛主席开始了真正的初恋。
一个是少年英发，潇洒旷达；一个是豆蔻年华，光艳风华。在这短暂而又心照不宣的思想情感交流中，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情的火花。
1919年3月，毛主席接到家里的一封信，说是母亲病危，他不得不赶回湖南。分别时，两人相约互通书信。
回到长沙后，毛主席以长沙市修业学校主事的身份为掩护，领导了湖南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这一年，毛主席给杨开慧写了不少信。
“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个朋友——知道他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
杨开慧说的这位朋友，就是从长沙到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
杨昌济病危，将表送给毛主席，说：“你和开慧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
1919年年底，毛主席又心急如焚地赶往北平，因为他的恩师杨昌济病危，正在北平德国医院住院治疗。
一到北平安顿下来，毛主席就匆匆赶往病房看望老师。杨昌济明显消瘦了许多，但精神很好，见到钟爱的学生，脸上露出了笑容。
有一天，杨开慧发现毛主席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衫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不料，这件事被妈妈向振熙看到了，就把此事告诉给了杨昌济：
“开慧给毛先生补衬衣，她还没补过衣服呢！”
杨昌济听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这样，杨开慧和毛主席的婚事，相当于在杨家内部确定了下来。
后来，杨昌济先生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一天，他把毛主席叫到床边，颤颤巍巍地拿出一块表，说：“润之，这块表跟了我多年，现在送给你，你和开慧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
毛主席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鞠了一躬，说：“老师，师母，你们放心吧。”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在北京去世。巨大的悲痛袭击着杨开慧一家，毛主席亦沉浸在悲痛中，他以半子半婿的身份，帮助杨家料理后事。
元月下旬，在毛主席的安排下，杨开慧兄妹扶灵柩南下，将杨昌济葬于故乡板仓。
随后，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的关照下，来到长沙福湘女中读书。
福湘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规定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当时女同学习惯留长发，但杨开慧却带头把长发剪了。
校长是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这个北平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是“过激派”。
对此，杨开慧轻蔑地回答说：“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在那之后，杨开慧干脆把头发剪得更短，作为回答，她还在《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了一些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文章，要求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杨开慧的行动，彻底触怒了校长，还扬言要开除她。后来因为李肖聃出面保护，才留了下来。
1920年，毛主席仍在长沙当教员。那时，他给杨开慧写了一首《虞美人》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毛主席的第一首情诗。杨开慧在女中接到这首词后，心神摇颤，忍不住将这首词送给同窗好友李淑一看。
1920年下半年，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为建党做好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毛主席决定创办“文化书社”，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书刊。
但是，在筹办的过程中，毛主席遇到了困难，首先的问题就是经费问题。为了筹集经费，毛主席四处奔走，甚至还把自己所有的薪水和存款都贴进去了，然后经费仍然不足。
杨开慧目睹了这一切，她心急如焚。
怎么办呢？杨开慧想到父亲病逝前，北京的朋友曾赠送过一笔祭奠费，这笔钱除了安葬父亲时用了一些外，还有一部分剩余。
但杨开慧又犹豫了，因为父亲的病逝，家里断绝了经济来源，这笔钱是千万不能用的。可是，一想到毛主席因为经费奔波而日渐消瘦，杨开慧又下定决心同母亲向振熙商量一下。
那天，杨开慧对母亲说：“润之现在遇到了难处，他为了办书社，把自己的薪水都搭进去了。”
“那现在凑得怎么样？”向振熙关切地问道。
“唉，要是你爸爸还在世就好了，他一定会想办法资助一些的。”
“妈，爸爸去世时，北京的朋友赠送了一笔祭奠费，现在还剩下多少？”杨开慧看着母亲，试探性地问：“”是不是可以拿出来帮一下润之？”
向振熙面露难色，这些钱可以说是他们家的救命钱，但想到“女婿”正在做的事，是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于是她一咬牙，还是把钱给了出来。
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主席创办的文化书社不断扩大，在长沙城内就有7个贩卖部，书社同全国有业务往来的报社就有70多家，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都是书社的“信用代表”。
文化书社为在湖南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列主义和初期建团、建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夫妻一同工作，奋斗革命。杨开慧为毛主席生下三个儿子
1920年冬季，毛主席和杨开慧在一师附小结婚，他们的婚礼不坐花轿，不带嫁妆，既没有媒妁之言，也没有豪华的仪式，是自由地和毛主席在一起。用杨开慧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不作俗人之举”。
为了适应革命需要，1922年年初，毛主席在清水塘22号租了一栋三开间的木板平房，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秘密机关。
毛主席把小家搬到清水塘，以掩护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工作，杨开慧还把母亲向振熙一起接了过来。
那时候，毛主席忙于工作，杨开慧便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除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外，她还协助毛主席收集资料，抄写文章，夫妻常常工作到深夜。
这年10月4日，毛主席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在湘雅医院出生了，也就在这一天，毛主席领导的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毛主席给儿子取派名远仁，大名岸英，意为社会主义彼岸的英雄。
次年，杨开慧又生下了毛岸青，她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
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革命斗争的继续，毛主席成为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眼中钉，1923年4月开始下令通缉毛主席。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调他去上海机关工作，昔日聚在清水塘的那些革命青年都要分开，杨开慧也不得不离开那里。
1924年1月20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国共两党的精英，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的礼堂内，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期间还被指定为章程审查委员之一。
在会上，毛主席多次发言，受到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30日上午，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其中就有毛主席。
大会结束后，毛主席被派往上海参加工作。1924年6月，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带着两个儿子，经汉口坐船到达上海，毛主席亲临码头迎接。
杨开慧母子到上海后，夫妻俩又可以一同工作。那时，杨开慧的身体很好，尽管照顾两个孩子，但仍可以挤出时间做很多工作。
由于夜以继日的工作，使毛主席心力交瘁，病倒了。经中共中央同意，是年年底，毛主席偕妻子杨开慧等回湖南“养病”。
1925年春节前夕，毛主席回到长沙，在板仓杨开慧老家过了一个春节。1925年6月，又偕妻儿回韶山休养。
在韶山，毛主席发现湖南农民特别富有战斗力。于是，他发动李耿侯、庞叔侃等进步知识分子，创办了20多所农民学校。
“五卅运动”爆发后，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声响遍全国，毛主席抓住机会，提出“打倒列强，洗雪国耻”的口号，以农民为中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20多个乡村雪耻会。
随着农民运动越来越声势浩大，让不少地主胆战心惊，他们无耻告密，使毛主席再次受到赵恒惕的通缉。毛主席和杨开慧不得不离开韶山，先后到达广州。
1926年3月，毛主席开始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他亲自给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带领学生到农村调查。
这年的下半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主席离开广州到武汉。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电邀毛主席回湘指导工作。毛主席和杨开慧又回到长沙，住在麓园。这时，杨开慧怀上了第三个孩子，他们请了一个叫陈玉英的人做保姆。
1927年4月4日，杨开慧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毛主席不在家，是保姆陈玉英陪杨开慧去的医院。
那段时间，毛主席简直太忙了，他一脸歉意地对妻子说：“霞（杨开慧的乳名），这么多天，我都没来看你，真对不起。”
望着一脸疲惫的丈夫，杨开慧眼里闪烁着无限爱意，她幸福地说：“这不要紧，你在工作，我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孙嫂（指陈玉英）在这里，她会照顾我的，你放心。”
然而，就在杨开慧生下毛岸龙后的几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7月15日，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事变。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毛主席受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指派，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
毛主席是1927年8月12日回到长沙的。此前，杨开慧和保姆陈玉英已经带着孩子回到了板仓。毛主席到板仓时，已经暮霭沉沉。
毛主席一生去过4次板仓，第一次是1916年暑假；第二次是1921年春节；第三次是1925年2月；第四次是1927年8月，也就是这一次。
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去板仓，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杨开慧。
杨开慧面对敌人：“要杀就杀，死不足惜。要我杨开慧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办不到！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一个人在板仓的日子，杨开慧十分想念毛主席，她经常写信给毛主席，但那时形势不明朗，寄信，送信都需要漫长的时间。有些没寄出去的信，或者自己写下的笔记，便会藏在墙缝墙洞中。
1930年10月24日拂晓，几十名匪徒突然包围了板仓下屋场，将杨开慧和她的孩子，以及保姆陈玉英抓走。先关在长沙警备司令部10天，又转清乡司令部监狱关10天，最后转押至长沙北门外的司禁湾陆军监狱署。
杨开慧被捕后，叛徒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果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何键下令秘密审判杨开慧。
1930年10月29日，长沙《大公报》报道了杨开慧被捕的消息，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打电报，要求何键无罪释放杨开慧。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敌人把杨开慧“请”进了客厅，声称只要在报上登个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
但杨开慧坚决拒绝，她说：“要杀就杀，死不足惜。要我杨开慧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办不到 ！牺牲小我，成功大我！”
随即，敌人又以杨开慧的孩子做文章，想借此“打动”她，但杨开慧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其实，杨开慧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试问，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杨开慧也是一个母亲，但同时，她还是一名共产党人，她爱她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北风哀号，阴云密布，几个刽子手来到监狱，提押杨开慧。
杨开慧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她用手理了理额前的短发，昂首挺胸，大步走出牢房。
身后，8岁的毛岸英嚎啕大哭，使劲抱住妈妈的腿，不让她走。杨开慧缓缓弯下腰，双手搂住孩子，说：“好孩子，将来告诉你父亲，我死不足惜，但愿革命早日成功。”
这天，杨开慧在长沙市浏阳门外的识字岭就义，英年29岁。
1930年12月，正在江西苏区领导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毛主席，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杨开慧殉难的消息，十分哀痛，他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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