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说博洛尼亚的老城保护，还是十年前在《汉声》杂志工作期间。每次夏铸九教授来北京，和我们这些小编辑们酒过三巡后，总要谈一谈博洛尼亚的故事。这个名字好像一个圣地一般，牢牢印刻在心中。
今年春节期间去意大利旅行，到博洛尼亚的时候赶上天降大雨。它的老城区有着长达30多公里的拱廊街道，我走在拱廊之下，丝毫不用打伞，算是切身体会到了历史保存对实际生活带来的便捷和愉悦。这是意大利保护最好的历史老城。
走在它的街道上，曾经遥远的“圣地”符号逐渐变得清晰、真实。但这眼前古老与现实和谐交织的景象，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当我翻阅文献，仔细阅读博洛尼亚老城保护的故事后，才发现它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值得去发掘的种种。
1972年的一天，意大利博洛尼亚市发生了一次游行，反对市政府刚刚出台的一项历史中心区的规划。邻里委员会威胁到，如果不终止规划，就“退出意大利共产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反抗政府，威胁的却是“退出意共”？要理解这个奇怪的逻辑，要从博洛尼亚的老城保护规划说起。
二战后，尤其是1960年代后，欧洲许多城市的老城区域人口不断外迁，老城区留下的大都是穷人，形成了“贫民窟”。于是，对老城区建筑的维修和升级成为城市复兴的主要手段。但这种方式带来另一个极端的问题是“贵族化”——老城改造后产生巨大的商业价值，地价飞升，原来居民由于生活成本的提升而被迫搬到城市外围，有些住进了政府建造的集体住宅，市中心则成为富人的地盘，人口性质发生了变化。
但博洛尼亚却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建筑要维修，人也要留下！在当时的欧洲，它几乎以一己之力抵抗着来势汹汹的“贵族化”大潮。
这座城市曾在1955年制定过一个规划，意图增加人口，搬迁市中心人口到北部郊区的新城。但进入60年代后，博洛尼亚市政府否定了1955年的思路，以“反发展”作为其规划理念。他们认为：这座城市不适合速度过快的发展，一切城市开发都应以尊重历史为前提，并首次提出了“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即“整体性保护”——不仅要保护建筑，更要保护生活在建筑中的人，让他们的集体记忆能够保留下来，维持既有的社会肌理。
这里的集体记忆，是哪个集体呢？是工人阶级。博洛尼亚拥有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在老城区的生活和记忆是规划聚焦的核心。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居住在老建筑中，需要被保护的人，百分之八十都是租户。保护的不是业主，而是租户，这是博洛尼亚规划的亮点，也是最难点。这是后话。
1969年，意大利规划师柴费拉提（Cervellati）主持制定了古城保护规划，细化了“整体性保护”方案，划定了13个保护区，基础是保护低收入阶层的根本利益。规划将老城区的建筑分为四个类型，并设立了三组修复准则，具体规定出了建筑物可改变的类型、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建筑的功能。这个方案跳出了仅从建筑学和美学层次评估建筑价值的拘囿，强调建筑的时间、文化意义和社会使用方面的价值；同时强调，真正赋予历史城区价值的，是那些外表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的建筑。
博洛尼亚的“反发展”理念和“整体性保护”方案，已成为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经典范例。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实际上就是今天我们强调的“社区”。以致今天每每看到打着保护遗产的幌子将原居民搬迁的行径，文化遗产工作者会谈及“博洛尼亚经验”。在很多人看来，博洛尼亚的计划，最亮点便是针对无良房地产商的“斗争”。
如果仅仅这样看待博洛尼亚计划，未免太过简单了。诚然，把人和房子一起留下，听起来如田园诗般优美。但更值得我们思索的，是“整体性保护”方案如何实施，以及这座城市之所以能够提出这套方案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认识它的成功与失败，也不枉其“斗争”一场。
大量保存下来的柱廊是博洛尼亚老城区的特征
一个规划理念，一套城市规划方案，如果只考虑what而不考虑how，还能取得成功，那是游戏《模拟城市》。博洛尼亚不是模拟的，而是实际的。这个世界上，最实际的两个要素，一个是人，一个是钱。
这两个问题，在1969年的时候基本无解。对建筑进行修缮，当然没问题。可是，谁出钱？把居民保留下来，让他们生活在原地，没问题。可是，要求房主不能提高租金，你要是房主，你干么？市政府无力支付高额的维修费用，也没有权力强制私人房主冻结租金上限。当时看来，规划只是个甜蜜的梦。
老城居民区交通限制（井盖右侧是地锁，由图左的收费器操控）
事情在1971年有了转机。当年意大利颁布了《住房改革法案》，允许政府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征收私有土地，目的是在城市周边可以建造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集体住宅，也可以集中力量将历史街区中的私有空间改造为公共空间。
1972年，以《住房改革法案》为契机，博洛尼亚向市议会提交了《经济公共住房规划》，具体针对13个保护区的5个作为试点，对其内600座住宅进行维修，受影响的人口约为6000人，严格按照原地点、原形制、原材料的原则，并要求原住户在修缮完成之后回来居住。（在修缮阶段，原住户被安置在250个由公共空间改造的临时居所中）这个计划需要多少钱呢？初步估算是3.1亿里拉，而博洛尼亚市可以拿出的钱是1亿里拉，又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机构筹措了资金。无论如何，钱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那么有了法律作为尚方宝剑，看来博洛尼亚市政府也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了？答案是否定的。《住房改革法案》虽然赋予了政府低价收购土地的权力，但没有赋予其“强制征收”土地的权力。最初的《经济公共住房规划》中，博洛尼亚市提出的方案是“征收”。这个方案一出，立刻招致强烈的抵抗，主要抵抗者是房产的业主。
在一些中国学者的分析文章中，这些反对者多以“敌人”的形象出现，是无良的房地产商，只知谋求利益，不知历史保护；而当地民众则是政府的支持者，怀有高尚的历史情怀，同房地产商进行着斗争。这就未免陷入“好人/坏人”的二分论断，过于片面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房产的业主很多也是最普通的居民，生活条件并非富贵，房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要求冻结租金上涨，只允许租户支付约占家庭收入百分之十五的租金，当然是对房主利益造成了伤害。还是那句话，换做是你，你干么？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房主非但不是恶贯满盈的资本家，反而也是较为贫穷的工人阶级。这些人在选举中是博洛尼亚执政党——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支持者！对，你没看错，博洛尼亚的执政党是意大利共产党，整个博洛尼亚保护计划的推动者就是意大利共产党。这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具体历史背景稍后详谈。
简而言之，这些本来依靠自己拥有产权的小型住宅赚点小钱的房主，认为意共已经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利益，故而奋起反抗。而对立面的那些租户大都也是工人阶级，当然也是意共支持者，参与到了争论中来。在一次媒体主办的聚会中，两个群体发生了正面冲突，一则记录这样写道：“在这次聚会中，你可以亲眼见证城市规划的后果——租户和地主真实上演了一出“阶级斗争”。”
政府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支持者发生内讧。因此，他们删除了最初方案中关于征收住房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临时性的“合约”，即政府与业主达成某种约定，业主承诺不上涨租金，而政府对业主给予贷款利息上的优惠，以及一定的补贴。最开始，很多业主对这项“合约”机制深表怀疑，他们对政府提供的所谓优惠和补贴不感兴趣，也因为担心有朝一日政府会以更低价格强行征收房产，所以纷纷将房产按市值卖给了政府。逐渐的，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相信政府，参与到了修缮计划之中。
租户呢？通过政策干预，政府允许租户权利可以在同一家庭内继承。这些房屋象征着博洛尼亚工人阶级的集体记忆，仍旧由原先的住户居住，这些人有一半都是单身的老工人。看起来，时间似乎就此定格，美好的历史留在了城市中。但实际上，许多贫穷的老人仍然负担不起房租，要让他们留下，市政府仍需要对其进行补贴。
由于没有足够公共财政支持，私人又根本不愿资助，博洛尼亚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最初划定的600户住房。如上文所说，整个博洛尼亚历史中心区划定了13个区域，共计15000多处住房。600和15000相比起来简直是九牛一毛。尽管在这600户实行了房租管制，但剩下的那些可不受限制，房价可以随着市场而肆意飞涨。
另外，通过“合约”的方式与房主签下协议，只是当时政府为了尽快推动规划的权宜之计，却不能保证其可持续性。这种“合约”一般年限是10-15年，合约期满后，房主依旧可以将其放入市场。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出钱帮你修了房子，换来你若干年的妥协。
更为吊诡的是（或是更为符合市场经济逻辑），恰恰由于历史中心区的保护更新计划，让博洛尼亚市中心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地价迅速增长，博洛尼亚的市中心区域一下子成为了意大利最贵的土地。尽管老居民得以留下，但有能力负担高额房租的精英阶层也不断涌入，人口持续增加，反而导致博洛尼亚市中心区的人口发生了更为激烈的“贵族化”现象。
劳工阶级可以低房租住在城中心修缮好的住宅中，也可以住在市郊的廉价公共住房中；精英阶级可以来这里以高租金居住。那么，谁是贵族化的真正受害者呢？是那些没有钱，也没有资格住在廉价公共住房的人——学生。市中心高昂的租金他们支付不起，只得搬到低收入住宅的边陲。他们手中没有选举权，因此在1977年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抗议政府，甚至造成了一名学生的死亡。
要理解博洛尼亚古城保护规划，必须跳出简单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框架，从更高层面回顾计划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是博洛尼亚？如果把答案简单化，则只需要六个字：意大利共产党。
意大利共产党自二战时反抗纳粹政权赢得大量民心，在意大利北部的劳工阶级中一直具有很高的支持率。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老牌工业城市，最初以丝绸作坊起家，到19世纪，劳工阶级已在城市中占据了主要比例。这些人支撑着意大利共产党在博洛尼亚执政很多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博洛尼亚市郊的廉价集体住房，租户以工人阶级为主
市中心广场上的意共反法西斯游击队的纪念墙，标志着博洛尼亚的红色记忆
博洛尼亚工业博物馆，记录这座城市工业时代的辉煌
在与右翼势力的斗争中，意共的最大诉求便是“文化”。 尤其是要与当时意大利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相抗衡，意共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他们要向世人证明：共产主义将以保存人民的文化价值作为执政方针，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则是摧毁文化价值。
从某种程度而言，博洛尼亚宛如一个试验场，是意共的政党理念的一种实践，以赢得更多民心。同时也要看到，博洛尼亚规划的实验性质不仅局限于一座城市。意共也有意将其树立为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杆，即如何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施行共产主义政策，抵抗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记忆的丧失。
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72年计划受到抵制之后，意共并没有选择继续推进土地征收策略，而是选择了妥协。一方面，共产党也要在选举中和其他政党凭借选票相竞争，失掉民心，意味着选票的流失；另一方面，意共也必须获得其他政党的支持，在全国层面获得更大的施展空间。
但是，制约意共大规模推动博洛尼亚规划的，恰恰是其最重要的支持者——工人阶级。许多意共的支持者对历史城区的保护缺乏真正的兴趣，这项计划更是损害了其中不少人的根本利益。规划“保护”了一部分意共支持者，却也伤害了另一部分支持者。这不是简单的民众与房地产商的斗争，而是更为复杂的政治理念与利益的纠结。
完全依赖公共财政的城市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性，没有资金支持和民众支持，理想也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中关于福利国家的左翼倾向逐步被右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取代。政府不再会像1970年代一样投入大量公共财政支持住房、教育以及遗产保护，这类公共事务的私有化、市场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博洛尼亚的建筑保留了下来，但人却还是不得不面临“贵族化”的困境。
用保护人来抵抗贵族化，用社会价值抵抗经济价值，用共产主义抵抗资本主义，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抵抗吗？如果以“抵抗贵族化”的目标来衡量，的确如此。但是，博洛尼亚计划的真正意义，在于一种对理念的探索。“把人和建筑一起保护”已经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关注建筑本身价值之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也是博洛尼亚规划留下的珍贵财富。博洛尼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历史街区的更新，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一定以搬迁原住户为代价。
博洛尼亚计划的另一个间接影响，是让人们意识到，住在历史城区（而非在这里开店）是一种高层次的生活审美。虽然这导致了老城区人口的变化，但也保证了新搬入的居民至少对文化遗产是尊重的，而不是毫无修养的人。在这里，不同时代的记忆互相叠加、交织，形成了新的博洛尼亚文化记忆。
博洛尼亚计划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已并不重要。我们看它，不能简单看它的文化遗产保护，毕竟这是在宏大的政治、社会背景下的一场颇具勇气的实验，也必须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中思索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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