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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判刑中没有死刑的原因如下：
我国的刑法明确指出：凡是构成拐卖儿童罪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没收所有财产。
人们抱着“杀一儆百”的态度认为拐卖儿童判死刑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此类事件犯罪率。
但是，如果拐卖儿童罪一律判处死刑会发生什么的状况呢。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这样的刑法出台以后，由于人贩子的减少孩子的价格上升，在这种高利的诱惑下，任然会有部分人群铤而走险，并不能有效的抑制此类事情的发生。
其次，一旦人贩子发现自己暴露，走投无路之时他们会觉得反正都是死不如拉几个垫背，而选择和人质同归于尽。
所以，我们不但没能救下孩子，反而将他们至于更危险的境地。
《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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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蓝树山拐卖妇女、儿童案
6.杨恩光、李文建等拐卖妇女案
7.李侠拐卖儿童、孙泽伟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案
1988年9月，被告人蓝树山伙同同案被告人谭汝喜（已判刑）等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将被害人向某某（女，时年22岁）拐带至福建省大田县
，经林传溪（另案处理，已判刑）等人介绍，将向某某出卖。1989年6月，蓝树山伙同黄日旭（另案处理，已判刑），经“邓八”（在逃）介绍， 将被害人廖某（男，时年1岁）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县拐带至大田县
，经林传溪介绍，将廖某出卖。此后至2008年间，蓝树山采取类似手段，单独或伙同他人在广西宾阳县、巴马县等12个县，钦州市、凭祥市、贵港市、河池市等地， 先后将被害人韦某某、黄某某等33名3至10岁男童
拐带至福建省大田县、永春县，经林传溪、苏二妹（另案处理，已判刑）和同案被告人郭传贴、涂文仕、陈建东（均已判刑）等人介绍，将其出卖。蓝树山拐卖妇女、儿童，非法获利共计50余万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蓝树山为牟取非法利益，拐卖妇女、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虽然蓝树山归案后坦白认罪，但其拐卖妇女、儿童人数多，时间长，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极大，情节特别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被告人蓝树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蓝树山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核准蓝树山死刑。罪犯蓝树山已于近日被执行死刑。
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我国司法机关历来坚持从严惩治的方针，其中，偷盗、强抢、拐骗儿童予以出卖，造成许多家庭骨肉分离，对被拐儿童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精神伤害与痛苦，在社会上易引发恐慌情绪，危害极大，更是从严惩治的重点。本案中，被告人蓝树山拐卖妇女1人，拐骗儿童34人予以出卖，不少儿童被拐10多年后才得以解救，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众多家长为寻找被拐儿童耗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其中有1名被拐儿童亲属因伤心过度去世。综合考虑，蓝树山所犯罪行已属极其严重，尽管有坦白部分拐卖事实的从轻处罚情节，法院对其亦不予从轻处罚。
2006年至2008年，被告人马守庆伙同被告人宋玉翠、宋玉红、宋空军（均已判刑）等人，以出卖为目的, 向侯会华、侯树芬、师江芬、师小丽（均另案处理，已判刑）等人从云南省元江县等地收买儿童，贩卖至江苏省连云港市、山东省临沂市等地。其中
马守庆作案27起,参与拐卖儿童37人，其中1名女婴在从云南到连云港的运输途中死亡 。马守庆与宋玉翠、宋玉红、宋空军共同实施部分犯罪,在其中起组织、指挥等主要作用。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马守庆等人的犯罪所得22.6万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马守庆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马守庆参与拐卖儿童37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且系主犯，应依法惩处。据此，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马守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宣判后，马守庆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经依法复核，核准马守庆死刑。罪犯马守庆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本案是一起由拐卖犯罪团伙实施的特大贩婴案件。本案犯罪时间跨度长，被拐儿童人数多达37人，且均是婴儿。在收买、贩卖、运输、出卖婴儿的诸多环节，“人贩子”视婴儿为商品，缺少必要的关爱、照料；有的采取给婴儿灌服安眠药、用塑料袋、行李箱盛装运输等恶劣手段，极易导致婴儿窒息伤残或者死亡，本案中即有1名婴儿在被贩运途中死亡。实践中，不法分子在贩运途中遗弃病婴的情形亦有发生。人民法院综合考虑马守庆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对其依法判处死刑，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
2004年10月至2012年1月，被告人孙同山伙同张祖斌、田学良等17名被告人（均已判刑）以出卖为目的，通过居间介绍或强抢等方式，贩卖婴儿共计14人。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同山以出卖为目的，居间介绍贩卖儿童7人， 强抢儿童并贩卖7人（1名婴儿系从亲生父母处强抢，其余6名系从同案被告人处抢得）
，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孙同山归案后主动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罪行，并有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表现，可予以从轻处罚。 依照刑法等有关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孙同山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他17名被告人分别判处十五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宣判后，孙同山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交叉结伙贩卖儿童的共同犯罪案件，涉案人数众多，且互相介绍、互为依托、共享信息，使该团伙的拐卖“供需”网络不断扩大，买卖双方“交易”成功率上升，导致买卖地拐卖儿童案件高发，社会危害性极大，且容易滋生新的犯罪。特别是本案被告人不仅通过收买后贩卖的方式作案，在拐卖团伙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出现强抢儿童予以贩卖的现象。犯罪分子不仅从“人贩子”手中强抢婴儿，亦从亲生父母手中强抢，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进一步升级。因此，在加大对此类犯罪团伙打击力度的同时，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父母的安全防范意识，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2011年9月，被告人邢小强的妻子陈某怀孕，经检查是一对双胞胎。邢小强想将孩子卖掉，后经他人居间介绍，约定孩子出生后，以2.5万元的价格卖给婚后未生育的石某某、龙某某夫妇。 同年12月19日，陈某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婴，邢小强即将两个孩子抱走，交给龙某某，得款2万余元。
2012年12月，陈某再次怀孕。被告人邢小强还想将孩子卖掉 ，主动找人介绍，寻找买家。经联系，约定若是男婴，便以1万元的价格卖给婚后未生育的孔某某、党某某夫妇。2013年1月，陈某生下一名男婴。邢小强让孔某某的父亲将小孩抱走，得款1万元。
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邢小强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3名亲生儿子，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邢小强经人居间介绍，
出卖亲生儿子，在共同拐卖儿童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邢小强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本案居间介绍的其他多名同案被告人，均以拐卖儿童罪分别判处五年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或者被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
本案是一起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构成拐卖儿童罪的典型案例。当前，在司法机关严厉打击下，采取绑架、抢夺、偷盗、拐骗等手段控制儿童后进行贩卖的案件明显下降，一些父母出卖、遗弃婴儿，以及“人贩子”收买婴儿贩卖的现象仍多发高发。对于父母将子女私自送给他人收取钱财的案件，如果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就应该以拐卖儿童罪论处。本案中，被告人邢小强先后两次将3名亲生儿子卖给他人，且均是在孩子出生之前即主动表示要卖出孩子，联系居间介绍人要求帮助寻找买家，并且明码标价，收取数额较高的钱财，孩子出生后即按事先约定将孩子卖出。根据上述事实与情节，足以认定邢小强并非因生活困难、无力抚养才被迫将孩子送养，而是将孩子作为商品，将生孩子出卖作为牟利手段来获取非法利益。人民法院据此认定邢小强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对参与犯罪的居间介绍人，根据各自地位、作用、责任大小，分别判处轻重不等的刑罚，体现了人民法院对于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卖亲生子女犯罪坚决依法惩处的鲜明态度。
2010年11月、2013年12月，被告人王宁宁以收养为名，先后通过互联网联系3名未婚先孕且不想抚养孩子的妇女到山东省临邑县待产。 3名妇女产子后，王宁宁单独或伙同周长峰、邵金环（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将3名男婴分别以每名儿童3万余元至4万余元的价格卖给他人。
山东省临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宁宁以收养为名，将从亲生父母处骗来的婴儿出卖，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王宁宁拐卖儿童3人，应依法惩处。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王宁宁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是一起利用孕妇并通过互联网贩卖婴儿的典型案例。近年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不法分子不断变换手法，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实施拐卖犯罪。比如，事先联系好“买主”，物色、组织孕妇到“买主”所在地，待孕妇临产后即将其所生子女出卖获利，以此逃避长途贩卖、运输婴儿过程中被查缉的风险。此类犯罪手段的变化已引起司法机关的关注，本案的依法审理，是对犯罪行为的有力震慑。
被告人杨恩光、李文建伙同田沈忠、张兴祥、李春飞等人（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
先后以嫖娼为名，在云南省河口县一些宾馆、酒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将越南籍妇女被害人阮某桃、阮某恒等17人带至云南省富宁县、砚山县、广南县、马关县等地，通过赵阿林、何万周（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联系，转卖给当地村民。
其中，杨恩光参与作案6起，拐卖妇女12人，李文建参与作案7起，拐卖妇女14人。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杨恩光、李文建等人采用暴力、胁迫的方式绑架妇女后出卖，其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均应依法惩处。在共同犯罪中，杨恩光、李文建提起犯意，具体负责联系买家交易及分配赃款，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杨恩光系累犯，应从重处罚。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杨恩光、李文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拐卖妇女罪分别判处田沈忠、张兴祥、李春飞等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其他同案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五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罚金。宣判后，杨恩光、李文建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被害人身份特殊，均系越南籍妇女，且多数在我国境内从事卖淫活动，本属依法整顿治理的对象，但被害人的特殊身份并不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对拐卖妇女涉案人员的定罪量刑。本案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死缓，三名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彰显了我国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遏制一切形式拐卖妇女犯罪的决心。案发后，我国司法机关依照我国缔结和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积极履行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将被解救妇女妥善安置，并及时与有关外事部门联系，提供司法协助和司法救助，将被解救妇女全部安全地送返国籍国。
2013年5月21日20时许，被告人李侠发现左某某带领孙子陈某某（不满2周岁）和孙女在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世纪广场玩耍，遂趁左某某不注意时将陈某某盗走。
后李侠冒充陈某某的母亲，在网上发帖欲收取5万元钱将陈某某“送养”。被告人孙泽伟看到消息后与李侠联系，于5月23日见面交易。在未对李侠及陈某某的身份关系进行核实的情况下，经讨价还价，孙泽伟付给李侠4万元钱，将陈某某带至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家中。公安机关破案后，已将陈某某解救送还亲属。
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侠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幼儿，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孙泽伟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拐卖儿童罪判处被告人李侠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判处被告人孙泽伟有期徒刑七个月。
拐卖儿童造成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社会危害巨大。收买被拐卖的儿童行为，客观上诱发、助长“人贩子”铤而走险实施拐卖犯罪，造成被拐儿童与家庭长期天各一方，社会危害同样不容忽视。本案中，被告人李侠偷盗幼儿出卖，法院以拐卖儿童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体现了依法从严惩处。作为具有正常社会阅历、经验的成年人，被告人孙泽伟应当知道李侠携带的幼童可能系被拐卖，但未对双方关系进行任何核实即对幼童陈某某予以收买，其行为已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人民法院对本案“买主”依法定罪判刑，再次向社会昭示：我国法律绝不容忍任何买卖儿童行为，抱着侥幸心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抚养”，最终不仅会“人财两空”，还要受到法律制裁。
被告人王尔民因妻子不能生育而欲收买妇女为其生子。
2013年6月，王尔民以1万元从张正见、武仲廷（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处将被害人杨某（女，患有精神分裂症）收买回家。为防止杨某逃跑，王尔民将杨某关在家中杂物间，并用铁链锁住杨某的双脚，将杨某的一只手锁在一块大石头上。其间，王尔民多次与杨某发生性关系。同年7月12日，杨某被公安机关解救。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尔民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后非法限制其自由，明知该妇女患有精神病，还多次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分别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非法拘禁罪和强奸罪，应依法并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
对王尔民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
本案是一起因收买被拐卖的妇女被判刑的典型案例。实践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不仅侵犯了妇女的人格尊严，还往往滋生出非法拘禁、强奸、伤害、侮辱等其他犯罪，严重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社会危害不容低估，一些群众对“买主”盲目同情的错误观念亦应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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