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普选，1954年出生于内蒙古固阳县忽鸡沟乡，父母是农民。1977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并在该校电路与系统专业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原北方交通大学）任教，副教授。被2004届毕业生评为最受尊敬的老师，所在教学团队曾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主编过两本本科生、研究生教材。2014年退休。

刚刚看完2009年的电影《高考1977》，不禁感慨万千、夜不能寐，往事一幕幕，恍如昨天发生的一样，展现在眼前。

发生在1968年的“反标”事件

1968年，文革开始的第三年，我当时所在的忽鸡沟小学校停课了。我那时14岁读到了五年级。本来学校就破破烂烂的，停课后就更乱七八糟了，孩子们帮家里做完家务，拔了猪草回来，就到学校玩。

学校由于没人管理，几乎所有的教室门窗都破碎了。那一阵子，老师们没事就写写大字报，所以教室的讲台上放了不少墨汁瓶和毛笔，这下可好了，一群毛孩子乱写乱画，好不开心。

过了大约个把月，突然县军管会来人，说教室里出现反动标语，这可把大家吓得够呛。于是乎这帮毛孩子就成了疑似对象，还卷进来没有离校的三位老师。他们也有可能写反标。

很快两位老师被排除了，原因是他俩的字和反标的字相差甚远，一位是小学毕业拿惯了锄头来教书的，一个是复员军人。只留下一个男老师黄老师。

这帮小毛孩子可就乱套了，整天对笔迹，吓得够呛，晚上老做噩梦，成了小反革命目标。

过了不久，从包头公安局传来指令，只有三个孩子有可能，其他排除了。这三个孩子中当然就有我了，而且我最大，那俩都比我小。于是乎，连那个老师在内，四个人经常被叫到公社，在报纸上写大字，模拟反标。

过了几个月，那俩小子没事了，就剩下我和黄老师了。妈呀，这可不得了了，老杜家那个小子可能是反革命，迅速传播开来。

让人不解的是，我只是疑似，笔迹一直得不到确认。

在1969年给“内人党”平反时，意外的发现我最敬佩的语文老师马老师，给我写了黑材料。由于我姐姐当时被打成“内人党”，平反时收拾材料，发现了马老师的这份材料，这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想象，材料里东拼西凑、凭空杜撰、捕风捉影、胡编滥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是我心目中憨厚、朴实无华的马老师，突然变成了一个向自己的学生，一个14岁孩子下毒手的魔鬼，而且心术之深令人不寒而栗。据说我的班主任老师一家经常被批斗，也和他直接有关。我当时在忽鸡沟小学学习很好，我的班主任老师生病时经常让我帮她讲课，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高龄。她老公李老师也很好。

那个马老师书教得不错，在大家的印象里为人朴实，勤勤恳恳，后来不知怎么弄的当上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有可能是写黑材料上去的)。

在我大学毕业那年即1982年，老爹去北京返回的火车上遇到了马老师，他握住了老爹的手久久不放，很激动，是良心发现了吧。

他写材料时1968年，那年我14岁。材料内容如下（附影印件）：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一 杜普选的家庭社会关系政治状况对他的影响

1 他父亲杜二当过土匪，现在也不好好劳动。

2 他姥姥家是大地主，住在包头市。解放前后一直以经济上接济杜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舅舅曾用一辆小胶车，拉来半麻袋很沉重的东西（2个人还抬不动），村里贫下中农都怀疑这是把金银财宝等物寄存在他家，杜普选和他的姐姐经常不断地去包头住姥姥家。

3 杜普选的伯父杜七斤是一贯道的“坛主”，思想十分落后，前几年经常说书封建反动故事，借以毒害人民。

4 我公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内人党”分子曹禄真是他的姑舅姐夫，对杜普选的影响也很大。

家庭和他亲属所对杜普选有极不好政治影响。平时杜普选表现得不关心政治，不参加集体劳动，自私自利。文化大革命中虽然经过同学们多次动员，但杜普选都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不参加革命，种他家的小片荒地（自留地）拔猪草。但非常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语文知识算数知识是全校第一个，超过同学好多倍，他的钢笔字和毛笔字比教师黄彦亭、刘奋成、董美兰都好得多。另外回家还看了不少黄色小说，就是不问无产阶级政治。

三 1968年暑假期间杜普选经常提着箩头在校园和学校周围拔猪草，休息下回学校空教室玩耍。而且在发生“反标”前几天那个教室里他在墙上写过许多字。

自从固阳军管会来调查后，以后杜普选表现的沉默寡言、萎靡不振，一个人躲在碳房内、河沟里痛哭过。晚上睡觉也哭，有时从睡中哭醒来。精神极不正常。近来连会也不敢来参加。

四 党的政策是，儿童有犯罪行为采取正常教育，而不实行法律制裁。这个问题办一个儿童学习班进行正常教育就可能解决，澄清问题。但这样简单的问题现在被搞得复杂化了。没人讲政策，一味的咋唬。这样做案的人就不敢承认了。几次会把问题强调得玄乎而又玄乎，严重而又严重。但具体政策一条也没有讲，这是失败的做法。

尽管已经大白天下，有人写了无中生有的黑材料，但一直没有结案，好像头顶老有一把剑悬着。

直到1973年，我在固阳中学读高中，传来了最终消息，经过北京市公安局确认，报送的嫌疑人都不是反标的作者。最后抱回来几大捆写大字的报纸，烧开了一大锅水。我的反革命嫌疑终于排除了，那年我19岁。之后我申请了多年的入团被批准了，成为了团员。

其实正如马老师所说的，问题确实复杂化了。

教室里所有的字都有人认领，唯独那个“反标”没人认领，那个反标究竟是什么呢？说来让人笑掉大牙，那个反标是两层，上层是“打倒刘少奇”，下层是“保卫毛主席”，偏偏上下层错位了，“毛主席”头上有“打倒”二字，而且这两层出自两个人之手。那些心怀叵测的人，马上就立功了，发现了“反标”，居然军管会郑重其事地调查了5年，笔迹鉴定从包头到了北京，你说神也不神，当时那些当官的就是认为有反革命，这样才能展示自己的忠心。

怎么就那几个字没人认领，但又鉴定不出来呢？说来完全是荒唐，在教室里写字的不止这几个毛孩子，还有其他毛孩子，还有大人。据我猜测，写下层字的那个毛孩子在调查之前回父母那去了，父母家不在内蒙古。他根本不知道调查“反标”这件事，也没人知道是他写的二层，这个是我的猜测。上层应该是一个大人写的，邻村的后生，调查期间人家去毕克齐参加修飞机场去了，哈哈哈，你说是不是无中生有，荒唐至极。这事尽管是猜测，但算是一个答案，这场“反标”闹剧最后不了了之，本来就是一场荒唐剧，没有把哪个人害惨，算是不幸之中大幸。

我的初中（16岁-18岁）

我读初中是在村里，忽鸡沟中学，学校没有桌椅，只有一间破房。第一批初中生16名，学生坐在木头上，膝盖上放一个三合板。教材是：语文基础知识、数学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1、2，农业基础知识、政治、音乐。其中工业基础知识1是物理，2是化学。

16名学生来自全公社，我们村占了一半，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

师资却是阵容庞大整齐，语文是杨老师，陕西人，师专毕业。数学赵老师，山西人，物理化学周老师，乌兰察布盟师专毕业，政治老师由语文老师兼，农业老师由数学老师兼，有一位来自县文化馆的陈老师任音乐老师，此人吹拉弹唱，样样都行。就这样16名学生有四位老师，四位老师还身手不凡，整整两年，学到了不少知识。我的成绩一直最好，尽管当时教育体制和教材都左得要死。

我的高中（18岁-20岁）

初中毕业后，除了有4位女同学没有继续读高中，其余的12个男生按片划分进入县里的一个高中学习。当时县里三个高中，一个最牛的在县城，叫固阳中学，一个在新建公社，叫新建中学。一个在白灵淖公社，叫白灵淖中学。

非常奇怪，我们公社离县城最近，不过24公里，有包头到白云鄂博公路直通。但是把我们分配到了距离我们有80公里远的新建中学。翻山走也至少50公里。于是大家的父母到县教育局闹，结果很意外，把我们12人从新建中学调到固阳中学。前后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还算不错。

当时正是邓小平复出，教育回潮席卷固阳中学，学生学习非常努力，半夜了还点上蜡烛攻读，各种竞赛层出不穷。

那一届固阳中学高中12个班，每个班约50人，共600多人。我们12人好像每班一个，我在5班，邻村的曹俊在7班。教师队伍是迄今为止最厉害的，比如我的语文老师梁老师，是老右派下放来的。我的数学老师也是班主任王老师，师专数学系毕业。我的物理老师高晓峰，是著名的右派，就读于燕京大学，是出名的学霸，当时国民党政府派他们几个人出国留学，没想到他爹给他找了童养媳，死活不让他出国，于是他就留在北京任教，后来成了右派，就发配到固阳教书了。我的化学老师王老师（唯一的女老师），好像来自北师大，也是右派发派到固阳，音乐老师黎老师，据说也是北京某大学来的，我的老师个个业务顶尖，所以我们狠狠地学了两年，几乎每星期都有考试或者竞赛，学习气氛至今不能与之匹敌。

我和曹俊在年级中学习都挺好，那位化学王老师，一张伶牙利口，经常拿我俩打压别人。

我们紧学慢学，反击右倾翻案风在1974年初开始了，马上校园里变成了大字报的海洋，这半年就此泡汤，1974年7月，在一片敲锣打鼓声中，返乡闹革命去了。

我的返乡生活（22岁-24岁）

从生产队—大队—公社的三级跳

当时在乡里，高中生就是最高学问了，所以我们还是香饽饽，我很快就成为了大队会计，同时兼任大队药房会计，大队油坊会计，大队加工厂会计。

那时知青出现了，大批的知青从全国各地涌来。我们大队最多，我家多余的一眼窑洞还住了6位女知青。

那时学习小靳庄的热潮此起彼伏，天天下工后要上政治夜校，早请示晚汇报，赛诗会热闹非凡。

知青到农村来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是下乡，我们这些高中生是返乡，是乡下人，位置颠倒，所以我们成了教育知青的，他们成了被教育者。

我在大队干得风生水起，在公社小有名气，在一起处理知青偷大队果园果子的事件中，由于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脾气暴躁，持枪对着那几个知青时下不来台，尤其是一个小伙子宁死不屈，导致当时连在场的公社副书记也下不了台，因为是他的小舅子（也是我的同学）抓住了毛贼。

恰巧我也在现场，于是，我出面理智地教育了那几个知青，没有把矛盾升级，那倔小子心服口服，不再反抗。给在场的大队以及公社的干部解了围，下了台阶。这件事在公社领导那传得沸沸扬扬。于是在1976年6月，我入了党，8月一跃成为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半脱产干部。那年我22岁。

同年9月，固阳县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上马了一个劳民伤财的大项目——羊渠水库。水库工程浩大，县财政无力支撑，于是乎全县集资，匆忙上马。县委赵书记亲自坐镇，县革委会王副主任（我们大队的民办教师，因为流动上课，每天跑路二十多公里，十年如一日而知名）亲自指挥，县水利局李局长任副总指挥，带了不少技术人员驻扎水库工地。

我很快就被派往水库为我公社民工带队，民工大部分是知青，少数是当地人。带队难度可想而知。

那时的我血气方刚风华正茂，身体力行，干活不记工分，所以特别受民工喜欢，我走到哪儿，哪儿的民工兴高采烈，因为我为他们干活时给他们记分，那时干活不是大锅饭，计土石方量的，有补助。我小伙子一个，单手能把8吋水泵提起来，所以很受民工欢迎。

很快我被调到指挥部，由于我干过会计，所以派我管理施工材料兼水库现金出纳。现金出纳是个危险活，每月要到县银行给民工提补助，那时的钱小，最大的面值10元，所以每次提一个大提包，满满当当。水库到县城有近50多公里路程，要坐公共汽车，所以提包里有一支左轮手枪，子弹是上了膛的。

1977考大学之报名障碍

1977年初冬，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要恢复高考了！顿时工地乱了套，知青们和我们纷纷申请报考。我家最积极的是我大姐，她在铁路中学当会计，是包头铁路工程技术学校毕业的，我大姐是“内人党”，平反后当了公社妇联主任，后来推荐上了铁路中专。大姐不断给我寄复习资料和各种模拟考卷，可是当时水库很忙，没时间复习，大家要求给点时间，这时候县委赵书记愤怒了，召开大会，指名道姓训斥我们几个在指挥部工作的报考者，“这山望着那山高，你们还想不想干了，想反天！”指挥部报名的县教育局那个小杨受不了了，再加上有当护士的未婚妻，他退却了。只剩下我一个和一群知青民工。大家议论纷纷，不知怎么办才好。

幸好县委副书记并兼任武装部部长苏副书记来了，告诉大家，这是党中央的决策，谁也无权干涉。于是我们就获准高考了，但是别想有复习时间，只能下工之后晚上在屋里赶快看看书，做做题。其间也就不超过一个月就到了考试的日子了。

到了考试那天，水库指挥部武装部的张参谋开着大拖拉机，拉着近20人赶往距水库约5公里的考场。这位张参谋是个正直的好人，当我们报名受到打压时他也是支持我们的，不幸的是，1978年暑假，我回到水库处理出纳业务时才听说，他得了食道癌去世了。

记得开考时，意外地发现当年的公社武装部长张部长，居然是考场总指挥。他看到我点点头说，你没问题。

第一天上午考数学，拿到考卷，第一题就不会，当时就傻眼了。愣了一会儿，张部长进来巡视考场，走到我身边，瞅了瞅“怎么啦，不会呀，全不会？”他这一句全不会提醒了我，往后看。果然很快发现我最喜欢的解析几何题目赫然在列，于是乎哗哗做了三道题，再往前看，还有会的。就这样考完了数学。

考完数学自己理了理，突然觉得很伤心，在我学习的历史上，数学从来没有今天差，当时估计也就70分吧。由于对高考没概念，觉得丢人，就和那帮知青嚷嚷“不考了，太差了”，有一个女知青小武，来自包头东河区，在大庙公社插队。她问问我的估分说“你真不懂呀，高考这成绩就很不错了，别以为在高中。半拉走人太丢人，回去不让赵书记骂死才怪呢。”她的话提醒了我，不能回去，硬着头皮考完。

下午好像是考政治，政治嘛好对付，哗啦哗啦做了，对不对鬼知道。第二天语文感觉不错，尤其是作文“谈实事求是”，那是我的拿手好戏。

考完准备返回水库，看到通知“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的，迅速来修改志愿，清华大学取消内蒙古的招生名额”。小武一看问我“你不是第一志愿清华吗，快去改吧”，我笑了笑“考成这样，还改什么，不去改了”，小武乐了“我帮你去改吧，我也第一志愿清华大学”。就这样别人替我修改了第一志愿，回来后小武告诉我，改为“北方交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我问她“北方交通大学在哪儿？”，她说“不知道，可能是太原吧”。小武跑来跑去，不少人以为我俩谈对象呢。

其实我报的志愿全是北京院校，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钢铁学院。

考完后回到水库张参谋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太差了”，他说：“没关系，好好干就行了，赵书记不会把你怎么样。”

大姐写信问我考试情况，我说肯定不行了。我大姐要面子，当她的那些给我找复习材料的同事问起，你弟弟考的怎么样？她居然说“没考，水库不让考”，哈哈哈，面子真要命！

我认为我考得最好的是数学，其次是语文政治，最后是物理化学。实际上也是如此。后来真是老老实实干活，高考这件事也就扔在脑后了。

突然有一天，在教育局上班的小杨去领工资，回来说“你的政审出问题了，你赶快去教育局看看”，他告诉了我具体办事人员及所在办公室，于是我马上到路边等公交，直奔县教育局。晚上八点终于赶到了教育局，找到了那个办公室，办事人员正准备锁门回家，我赶快问了情况，原来我所在公社把公章盖错了，政审需要党委的公章，公社张秘书误把革委会的公章盖上了，不合要求。于是把我的政审表就扔下了，不准备带走。我说我马上回公社重弄，办事人员说表是不能拿走的，除非你把公章拿来加盖。但他马上说来不及了，明早八点出发送往包头市招生办。除非你7点半之前来我这里重盖章。

我答应一声，马上跑了出去。县里距公社24公里，而且是晚上了，怎么办？我突然想到了班主任王斌，我跑到王老师家已经是9点多了，我敲开了门，王老师已经睡了，爬起来问我什么事，我说要借自行车用，明早还你，我说了下情况，王老师马上把车钥匙交给我，嘱咐我路上小心。

这24公里大半是山路，还有几公里爬坡，我疯狂地往家赶，直到11点多赶到了公社。一问才知道张秘书今天下生产队开会，估计半夜回来。我等呀等，12点多了才听到张秘书回来了，我马上说明情况，张秘书把公章交给我，嘱咐我弄完务必马上送回来。

我拿上公章骑车回到了家。父母早睡觉了，我敲了半天院子栅门，父亲被闹醒了开了门，吃了一惊，马上妈妈起来给我做窝瓜粥，累死我了，吃了饭，上了闹钟倒头就睡了。五点半闹钟响了，我爬起来出门骑车奔往县城。回城是下坡，很快，但很冷，内蒙古的12月，我家又处高原，零下二十几度。

大约七点半，我赶到了教育局，那位办事人员很好，在屋里跺着脚等我，装材料的手提包就在旁边，我的政审表就在桌子上，拿出公章，很认真地盖好。松了一口气，办事员马上把我的表装进了提包，出发赶往包头。

我累瘫了，马上去县中学，给王老师还了自行车，到了街上吃了口饭，这公章怎么办呢？最后我实在累了，不想回公社了，于是到邮局寄了挂号信，把公章里三层外三层包起来寄走了。走到长途车站，买了回水库的票，瘫坐在长椅上。

不知不觉过了年到了三月初，高考的事早就抛脑后了。二号那天傍晚，回教育局领工资的小杨突然冲回来，拿着一个信封对我说“你的录取通知书”。啊，我被录取了，大吃一惊，赶快打开信封，可不是嘛，北方交通大学无线通信专业的录取通知书！

小杨说，你的通知书没人送，就扔在教育局桌子上，他随意瞅了一眼，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马上搭车往回赶。太感谢小杨了，两次都是他及时救驾，要不就黄了呀！他虽然没参加高考，但是他儿子很优秀，到北京读了本科、研究生，留在了北京。

当时内蒙古录取比例为17:1，全国20.9:1。水库二十几人报考，就考上了俩人，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下湿壕插队的女知青，她上了中专，护士学校。

打开一看傻眼了，3月4日、5日到北京报到，不是说太原吗？怎么是北京。哈哈哈，高兴！多亏了小武！

今天是3号，妈呀，来不及了。于是马上找水库领导，不巧的是领导都不在，只找到了两个指挥部成员，和我一样的，协商怎么办？

很快决定临时找人替我，找谁呢？县城新城小学来这里劳动锻炼的韩賀民，这个小伙子据说和校长打架，发配到水库改造。

我连夜结账，临时冻结，等假期回来再核对，几个人忙乎一晚上，移交结束。我吃了早饭，打好行李，由包头市电视台的记者老朱骑侧三轮摩托把我送到了县城。我迅速买了回家的车票，不到中午回了家。

你知道那时去报到有多麻烦吗？需要把自己后几个月口粮卖到粮食局，才能办粮油关系，于是把粮食装了麻袋（那时农村很可怜，一年口粮300多斤，是粗粮，土豆5斤算一斤粮食），迅速赶往县城，走的时候嘱咐父母，下午把我的行李搬到公路边，等我乘坐的长途公交到达时，把行李搬上去，我就不下车了。

于是我带着粮食迅速赶往现成。到了县城，扛着麻袋先去卖了粮食才办好了粮油关系，接着跑到组织部办理组织关系，这一切办好了马上赶到长途车站，买了去包头的票。大约下午两点左右，到了忽鸡沟，父母早已等候在路边，把行李搬上车，和父母道别，就往包头去了。

到了包头火车站，买了去北京的车票，行李办了托运，记得是264，晚上7点多开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乘公交到了二姨家，二姨在东河区复成元巷4号院，一进院我说要去北京读书了，二姨大吃一惊，居然说，你家已经出去了一个，应该让你舅舅家考上一个，哈哈哈，这也能这样说。二姨说她上午刚去了大姐的学校，大姐说你没考，咋就考上了呢？

在二姨家吃了饭，我就赶往火车站。第二天二姨急匆匆赶往大姐的学校，大姐很奇怪，二姨昨天刚来，怎么又来了？二姨笑这说普选考上大学了，昨天晚上已经去北京报到去了，我还给了20元。大姐欢天喜地，早就忘记了她跟别人说我没有高考，到院子里四处溜达，逢人就说，我弟弟考上了，去北京了。大家乐了，你不是说你弟弟没考吗？二姨被遗忘在一边，只好自己进屋做口饭吃。

第二天，也就是五号下午到了北京，取了行李，北京站广场有校车接站，顺利到校了，行李是我在水库的行头，哈哈哈，没法说，凑乎用。

马指导员告诉我，是我录取的你，你是党员，又是干部，就当班干部吧。

我在老家好歹算一干部，每月有25元津贴，我几乎一分没用，走的时候全部留给了妈妈，大约500元。就这点钱，妈妈省吃俭用了几年。

我走的时候 24岁，妈妈53岁，父亲63岁。

上学了，我每月有助学金22元，大姐每月寄我10元，我就够用了。后来大姐买了葵花子，母亲炒熟了，到学校卖给孩子吃，一小碗5分钱，补贴家里开销。父母最牵挂的就是我没有对象，急也没办法，够不着了。

上学后第一个暑假，我回到了羊渠水库，小杨子已经结婚了，老婆小李子直后悔，说她耽误了小杨子的前程，据她说小杨子学习并不比我差！

小武这次没考上，已经回公社了，不在水库了。

1979年，羊渠水库彻底停工，劳民伤财，据说集资款还了好几年才还清。2016年我开车回去，特地到水库工地看了看我当年亲手挖的窑洞，残垣断壁，荒凉一片，多少宝贵的资金洒在了毫无声息的土地上，多少青春在此地被挥霍，民工和知青们流血流汗，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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